七千人大会及其它

七千人大会及其它

黄克白

七千人大会就是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从中央到县委一级负责干部，还有重要厂矿和军队的负责干部。这是我党中央空前大规模的一次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
     一 大会的起因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大跃进造成全国粮食全面紧张。中央下大决心精简城市人口一千万人，但粮食仍满足不了城市的最低需求。农民生活极端困难，国家粮库降到最低点。国外进口粮食计划已打满。各省、市上调粮食供应津、京、沪能否实现也是一个问题。邓小平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中旬的中央落实粮食征购任务的会议上说：今年上调粮食数字无非60亿，搞好70亿，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乌呼哀哉。接着邓小平提出一九六二年中央上调粮食数字，无非是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三个方案。120亿斤，就得进口不少粮食；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
面对如此严峻局面，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首先发言，他赞成150亿斤，但华东上调数字太大，一下子完成那么多不可能。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邓小平将此建议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认为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毛泽东强调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已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毛泽东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参见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1页）就这样，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就敲定了。
   
二 大会召开的根本原因
当时经济极端困难，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大跃进闯下了祸。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竞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领导上的瞎指挥风，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造成了一九五九年开始的全国范围粮食恐慌。工农业生产战线过长，破坏了综合平衡，企业管理混乱，轻、重工业受到重创，产量直线下降。其次，国民经济的调整，遇到重重困难，人民公社政策调整和落实也有个过程。
在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单位也好，地方也好，容易发生分散主义。邓小平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要讲理想，讲全局，要向他们提出有没有志气的问题。这样的小天地，分散状况，等于全党没有志气，没有前途，翻不了身。口里讲志气是假的，不愿吃点亏，斗争目标是中央。向中央讲策略，搞后手，好象中央是个大财主，集中目标攻击，这日子能过呀？现在有点被困难吓倒了，没有希望。
面对干部队伍认识不一，党和政府的工作问题多多，都需要中央回答。几级干部问：三面红旗对不对？人们问：这几年有什么经验教训？什么原因造成浮夸、造假？还问：这几年产生的缺点错误是什么性质？“共产”风为何纠正不了？甚至问：产生困难的原因，“天灾”和“人祸”何者为主？还问：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搞社会主义？
再次，我们遭遇苏修的压力和挑战。一九六一年十月中下旬，苏共中央召开二十二大，周恩来率团参加。此时赫鲁晓夫的地位已巩固，权力达巅峰，卖力地推行其和平共处国际路线。他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赫鲁晓夫遂向中国发难。他在二十二大上尖锐抨击了阿尔巴尼亚，从而首先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他自已也承认：“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版第675页）周恩来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就是说我们国内的情况有困难，修正主义利用这个，想把我们压下去。”（参见《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7页）赫鲁晓夫的挑衅激怒了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不被赫鲁晓夫利用，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心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迅速恢复和调整国民经济。
    三 起草大会报告
毛泽东说：“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同上第21页）正确地总结了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包括教训），就有希望掌握中国社会主义的规律，也就有可能完成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鼓足干劲便是总结经验的目的。
为召开七千人大会，全面开展了准备工作。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报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这几年工作中有一些错误、缺点，其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委。”“总的说来，毛主席历次反映我们根本路线、政策的议论，是正确的，但我们有若干具体政策措施，与指导思想相违背。”（同上第37页）
十二月二十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很好的形势！这就更强了，不是更弱了。这是一。民主革命时期还有一条经验，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一整套完整的具体政策，不然，人家不相信，不能把事情办好。这是两条很重要的经验。”（同上第38页）毛泽东谈到过去的错误时说：“是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另外还有供给制、食堂。他又说过搞供给制，搞食堂现在看来，这是很可笑的事。（参见同上）周恩来对国内形势的概括是“形势已在好转，农村先于城市，困难仍然很多，城市大过农村。”（《周恩来传》）第四册第1613—1614页）
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他说：毛主席的出发点是这样：只讲过去我们错误的责任，应该是中央第一，省第二。。。。。。各省去传达，就不肯讲中央有责任，自已担起来了，主席说，这不合实际，所以，主席要我们书记处专门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文件，系统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研究的结果，编了两个本本，一本是毛主席在这个阶段的语录，这是确定我们党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没有错误。。。。。。。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这个毛病就很多了。许多毛病是出在这上面。。。。。。而这一部份，说到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邓小平进一步说：“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研究的结果，。。。。。。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刘少奇插话说：总路线是不错的，是执行的错误，。。。。。。执行的结果，与总路线相反，中间有很多主观主义。（参见同上第39页）
邓小平在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明年（一九六二年）工作的方向，说：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下。
在七千人大会上报告起草过程中，刘少奇对起草人员有交代：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改正。他重申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方针，仍是七千人大会的指导方针。刘少奇特别嘱咐：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头了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同上第41—42页）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日，大会报告的第一部分“形势与任务”修改后，邓小平审读通过，随后刘少奇审读，刘认为把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估计得太轻了，遂对报告大动干戈。下发大会报告基本体现了刘少奇的精神，对国内形势的判断认为“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是严重的。一九六一年国家的财政收入锐减，通货发行过多，市场供求紧张，人民的吃、穿、用都感不足。”“我们又遇到了困难，而且困难相当严重。”                                                    刘少奇对形势的估计基本符合事实。但仅仅这样说还不够，因为只说现状。应该怎么说？起码要指出这种困难的发展趋势，如毛泽东和周恩来那样。一个病人体温摄氏四十度，这是现状。如果是由四十二度降下来的，病情在减轻，如果是三十七度升上来的，病情在恶化。不同的发展趋势治疗方法也就不同。应该还要指出这种困难的性质是什么？共产党的错误及其所造成的困难是靠自已、靠革命本身能矫正能克服的，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而且错误已经认识到等于克服了一半，完全不用惊慌失措。

        四 对大会报告意见分歧初露端倪
一月十日上午，毛泽东看完大会报告的第一、二部分，作了批示：“此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建议“推迟3天做报告。在此3天内（1月11，12，13），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参见同上第47页）这两个问题是大会程序中已经安排要进行的。
一月十一日大会如期进行，本来决定由刘少奇作报告的，议程变成以省为片、以地区为单位，阅读和讨论报告。毛泽东在十日上午批示后，还改变主意，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召来，说报告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个报告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立刻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各种意见的发表，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
这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没有想到。对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毛泽东在大会上有解释。他说：“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毛泽东的话透露出一个信息，刘少奇报告不尽人意，相信与会者比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希望寄托在大会身上。
十一日，中央办公厅组织35人派往各组收集意见，以将会议动态迅速反映给中央常委各同志。十二日，大会对报告果然议论纷纷，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晚上刘少奇化整整4个小时听取各组汇报。
十三日，鉴于大会思想动态，毛泽东决定延长会议时间，以小组讨论为主，对报告进行充分讨论；报告定稿后直接发给大会；少奇同志在大会作报告，不念稿子，只对报告稿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减少官僚气，接近下面广大干部，增加民主活泼气氛）
一月十五日，中办主任杨尚昆从各组简报中看到一个较大的动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这个意见主要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这向大会主题提出了挑战。毛泽东在一月十日还说：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参见《杨尚昆日记》下册第110页）在这样的情势下，毛泽东当晚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讨论大会如何进行的问题。他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并决定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对于报告不论大问题小问题都可讨论，不合理的都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这样大会主题转变了，由反分散主义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毛泽东这个决定也是吸取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两次郑州会议的经验作出的。他多次讲，那两次会议（都是纠正“左”的错误的会议——引者注）干嘛那么匆匆忙忙就结束了呢，如果开的时间长一些，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来的事情就会好一些。（参见《七千人大会始末》第52页）这次会议，毛泽东就决不匆匆忙忙结束，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了。大会一再顺延，直到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才作大会报告。
刘少奇讲话之后，毛泽东随即宣布：大会准备在三十日结束，最迟三十一日结束。二十八到三十日，三天时间一天到一天半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大会上讲一讲，其他时间分组讨论，大会通过报告后会议就结束。
刘少奇在讲话中，讲了这样的话：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参见《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31页）恐怕是刘少奇的讲话起了作用，在干部进行讨论、总结经验时，比较畅开了。其中冒尖的说法就有：下次开党代表大会，他就不选谁。（参见同上第332页）这就公开提出要撤换领袖了。刘少奇在大会闭幕后整理口头报告时，除说“要上书的”之外，还说“要下罪已诏的”,言下之意，毛泽东犯了罪，必须下台无疑。（参见《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85页）
看来，正如毛泽东多次讲过的，我们有些同志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尚缺乏精神准备。不但对于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缺乏思想准备，认识跟不上，而且对于干社会主义崭新事业的艰难也缺乏精神准备，遇到困难和挫折容易丧失信心，迷失方向。列宁说：“我们第一次干新事业，哪里会有智慧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们曾随波逐流，因为那时不能把正确成分和不正确成分区别开来，要办到这点是需要时间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71页）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只是马克思主义者明知有艰险也总坚定地向着共产主义前进。
一月二十九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63页、64页）林彪讲话时毛泽东在主持大会。他当时就称赞林彪这个讲话，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 ”（ 参见《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46页）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又看了林彪的讲话，批示：“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件，看了很高兴。”
林彪讲话的方向是符合党的总路线的，这是基本的。也有缺点，如说我们事情出毛病是因为毛泽东的意见“受到很大干扰”， “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就把毛泽东的意见当作绝对真理了，这就错了。但在当时，能象林彪那样讲出那么些看法，在高层几乎没有。我们党经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挤掉党的整风，一九五八年违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搞大跃进，此后连续三年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造成的后果暴露得比较清楚了。尽管毛泽东已经认识到这几年的错误，主动承担了党中央和他的责任，但在党的高层仍感孤立。所以有林彪这样的军界重要首脑和中央常委给予有力支撑，显得特别可贵，怎能不让毛泽东高兴！毛泽东从不争个人之权，但必争共产党之权、无产阶级之权、人民群众之权！
在这里必须指出，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从他主观世界看，属政治投机行为。这是从林彪建国后直到他去世的全部表现中才辨别出的。林彪这个人智商很高，城府很深，精于心计，暗藏野心。回首观察，这是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就开始戴着面具浮出水面的。他从事投机事业所用的方法，一是迎合毛泽东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需要,以获取毛泽东的信任,政治上往上爬。二是吹捧领袖，往往用形而上学绝对主义的语言，说过头话，就是说搞极“左”。
一月二十九日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向大会宣布，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毛泽东又一次改变了主意，会议又一次掀起了高潮。
   
五　开出会的必要性
七千人大会开了这么长时间，毛泽东为什么还特别要开出气会呢？毛泽东这样解释：“现在，要解决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已。你自已不批评自已，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已来批评自已。”“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我建议让大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参见《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53页）毛泽东将问题提得很尖锐，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没有民主。这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或者说党内存在着官僚主义体制。这是党发生蜕变的一个重要根源。问题非同小可。我们党虽然经过一九五一年的三反运动、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官僚主义不仅没有遏制住，而且在发展。毛泽东一贯重视防止和解决执政党内的官僚主义，但直到一九六二年仍未找到一条克服官僚主义的可靠的道路，还是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层面上。
这次开出气会，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层中开展的又一次整风，目的是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毛泽东率先垂范。他在一月三十日七千人大会上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96——297页）
这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报告的的主题思想。这是毛泽东从苏联党和国家变质变色中总结出的基本经验。这是向党内官僚主义提出的宣战书。这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还必须指出，毛泽东上述重要思想的提出，还有当时现实斗争为基础。他曾同来访的外国同志回忆过七千人大会时的斗争情况，说一九六二年一月“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参见《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81页）
六　出气会简况
     七千人大会几次变更议程、方式和延长会议时间，越开越紧张。开出气会十分紧张。毛泽东一面叫出气，什么话都可以讲，一面又怕省委领导、大区领导坐不信，想不开自杀。所以布置大会保卫工作人员每天反映会议动态，防止自杀事件发生。其中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等都受到严肃批评，硬是摸了一次官僚主义老虎屁股。
     毛泽东在一月三十日大会讲话中就批评曾希圣不民主，说：你早晚要“霸王别姬”呀。（参见《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04页）
  在出气阶段，安徽的会，刘少奇每天去。当时的批评会就同斗争会一样非常紧张。但总的气氛还是比较好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但在政治上是严肃的。刘少奇在安徽的会上说：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压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30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参见《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37页）在出气阶段，曾希圣被免职，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任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
虽然刘少奇痛免曾希圣，但还是表示：安徽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中央有责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圣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圣同志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参见《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39页）
          
                     七　西楼会议
     一九六二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的一年。一九六二年基本任务是进一步贯彻执行总路线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办法，以调整为中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完成国家计划，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进一步协调起来，使整个国民经济活跃起来。新年伊始党中央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七千人大会，对统一和提高全党的认识，团结全党，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国家计划，意义十分重大。为了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二月二十一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史称西楼会议。
     在西楼会议上唱主角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同志。他是党内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当时国民经济困难所在，提出了有效地克服困难的办法。他在会议上指出当时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有五点：
一．农业近几年有很大减产。一九六一年的产量同一九五七年相比，粮食大约减少八百多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少很多。粮食不够吃。。。。。。肚子里缺少油水，身上缺少穿着。
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
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
    大批钞票流向农村，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这些钞票。。。。。。农民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就有农民不愿继续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的危险。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
五点困难中，一、二点是基本的，其它三点是从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克服困难的办法，陈云同志提六点意见。
第一点，把十年经济计划（当时曾设想过一九六三年后十年的计划——引者注）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要有更多的集中；另一条是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
第二点，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
   要精减的职工，不单是来自农村的人，还有一部分城市的人。。。。。。。现在减有困难，将来减更困难，两个困难比较起来，我看还是现在减为好。
第三点，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
大体有四种办法：
一是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
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要从重工业方面转移一部原料、材料给轻工业，再进口一部分原材料，增产日用品，回笼货币。。。。。。只搞高价商品，老百姓是要骂娘的。
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作斗争。
第四点，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第五点，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这是一条根本大计。
一是除增产粮食外，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
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
三是拨出一部份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第六点，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陈云说“我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陈云这个讲话精神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00—205页）
陈云同志提出的克服当时困难的办法中，包含着诸多智慧。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将国民经济的恢复阶段和发展阶段分开。当前主要是恢复。这样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恢复上，当然恢复也会有发展，但明确了重点，就不再提调整为中心，或提调整和恢复。
    二，面对严重经济困难，大胆提出减少城市人口。一九六一年已减少城市人口一千多万人，一九六二年又减少一千二百万人。再困难、压力再大也要下决心精减，这是多么伟大的气魄！唯其如此，社会主义崭新事业才能转危为安。周恩来当时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
三，制止通货膨胀方面，陈云同志出了一着妙棋：高价商品、高价馆子。有钱的人可以吃高价餐饮，用此措施回笼货币。社会上货币多、商品少（特别是粮食不够吃），社会不安，人心不稳。有了这一招，资本家可以减少生活上的不满，对干部可以适当照顾一下。这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好处，特别是回笼了货币，是制止通货膨胀的重要举措。
四，突出农业，把恢复农业摆在国家计划工作的第一位上，在国家计划工作上体现出毛泽东关于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的原则。毛泽东的原则由陈云具体地提出了落实的措施，将毛泽东光辉的符合中国国情乃至东方各国国情的经济工作计划原则，在中国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五，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突出的和优先的，必有压缩的乃至砍掉的，在国民经济结构上必有重大的调整。这就是陈云说的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伤筋动骨”，“要痛痛快快地下来。”（周恩来插话：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参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10页）
八　包产到户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当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党内容易产生“左”的急躁情绪。当社会主义事业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容易出现“右”的惊慌情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党内惊慌情绪在经济上的表现便是包产到户问题的提出。
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农村一些群众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这不难理解。农民本有两重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自发倾向于资本主义的消极性。问题是农民的自发的包产到户受到了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刘少奇等的积极支持。
包产到户最初出现在一九五六年浙江永嘉县、四川江津县、广东中山、顺德县等地方。后因受到批判而停止。
一九五九年河南洛阳地区，此外江苏、甘肃、湖南、湖北和陕西等省第二次出现包产到户。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说：“包产到户是极端落后、倒退、反动的做法，凡是这样做了的地区，不止在生产上造成了损失，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都引起了严重的后果。”“洛阳地区临汝县富裕中农姚长坤等，在当地实行包工包产到户以后，就用砖刻上名字埋在地界上，并且说这就是“土地还老家”。富农和部分富裕中农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一时又猖狂起来。”党报一篇文章就把第二次包产到户压了下去。
一九六零年末，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农村进一步明确了生产队包产、包干、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又正处于灾难性饥荒的压迫下，第三次出现了包产到户。这次最初出现在安徽农村，并得到省委的支持。不久，河南、广西、湖南、浙江、陕西、甘肃、贵州等省部分地区也相继出现了。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期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安徽省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并在会上作了介绍。当时毛泽东表示可以试验。在这一期间，安徽有百分之八十、全国有百分之二十的农村先后实行了包产到户。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重视了这个问题，到安徽考察，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确定了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从此以后，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采取否定态度了。因为党和毛泽东已找到了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模式，即人民公社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其优越性表现之一，生产队已是一个经济实体，规模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易管理，农民对自已的物质利益关心得到也看得到，适应农民的觉悟程度；表现之二，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队成为提高农村公有化水平的起点，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提供了广阔空间和现存的公有化形式，使农民始终看得清楚自已的奋斗目标。它可以随生产力发展逐步向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然后生产力再提高了，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再由公社集体所有制向公社全民所有制过渡，如此前进，一直到共产主义。所以人们称人民公社为走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它又为东方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经济模式。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不再搞包产到户的试验而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了。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派到湖南调查，得出结论：包产到户在当前具有优越性，对于解救已经遭到破坏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是有利的和必要的。五六月间他在上海向毛泽东作汇报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赞成。毛泽东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参见《陈云传》第1321页）
当时陈云也在上海，看了田家英调查报告后，说“观点鲜明”。此后陈云找姚依林、陈国栋等人谈话，表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姚依林表示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参见同上第1321——1322页）
六月下旬，陈云回京，就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先后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周恩来等交换看法。刘、林、邓都表示同意，周总理说耕牛农具等已经合了，不应再散。”（参见同上第1322页）
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一日两个上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总后礼堂作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到会听报告的有少校以上干部三千余人。总政副主任肖华将干部听报告后的反映报告给毛泽东。有些人提出了怀疑：一、觉得这个报告“有情绪”。有的干部对他所说的“过去象我这样的人也不敢讲话”很不满意，认为这样讲影响不好。二、对报告中说单干也有一定的优越性，不少同志认为不妥当。三、报告对农村形势的分析使人感到农村问题成堆。四、说农民的自留地、小开荒、借地将要增加到不超过耕地总积的百分之二十，这和中央文件规定不一致。也有些同志“很欣赏这个报告”，赞扬他“敢讲话”，“思想很解放，很大胆”，“很有风格”。毛泽东批示将肖华这个材料即发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同志，毛泽东还写了批语：“看来，单干论在我们的军事干部中还有一点市场，但不占多数，占绝对多数的同志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159页）
七月二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恢复农业，群众中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整，。。。。。。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参见同上）
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请见，当夜毛泽东召见。对于陈云的意见，毛泽东当时未表态。第二天早晨，毛泽东以严厉的口吻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参见同第1322——1323页）
七月七日，小平同志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发表讲话，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一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页）
这里需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群众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什么？这是崇拜群众自发性。对群众自发性活动要作阶级分析和科学分析。崇拜群众自发性就不作这样的分析。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共产党的领导呢？这不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和领导责任吗？第二，不管黄猫黑猫，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就支持。对群众积极性也要作分析，是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是资本主义积极性？凡社会主义积极性就支持，反之则反对。只要能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就好，不合法的让其合法，为什么不分析走不同的道路发展生产力对谁有利？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不是至高无上的判断是非得失的最高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定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最高法律，当然也是最高标准。
七月份，田家英回京，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吩咐田家英把田的意见在秀才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并嘱田家英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参见《刘少奇传》第908页）
在刘少奇同田家英谈话后几天，毛泽东回京，听了田家英汇报，问他：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答：是个人意见。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同刘少奇谈话时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还说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参见《刘少奇传》第909页、《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34页）
七月十八日，刘少奇接见中央下放干部讲话中，一方面说到农村工作要“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表示“必须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61、463页）显然刘少奇实际上仍支持包产到户。就在这一天，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当天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据杨尚昆记载，毛主席谈话要点：1是走集体路线，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杨尚昆日记》（下）第196页）
六、七月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先后到军委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直属机关下放干部大会、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大力宣传包产到户，“要向社员放权，建立生产责任制，实行分片包干，大活包到组，田间管理包到户，种菜、种果树、种茶包到户”“必须包产，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因为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参见《邓子恢传》第554—555页）
邓子恢还说：“中央决定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生产大队是生产队的经济联合组织。经济联合组织，就是合股公司，生产队是老板，生产大队是管账先生。管帐先生是老板聘请的，是为老板服务的，有什么上级、下级？联合经济组织，就是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的职权取消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生产队服务。”（参见同上第555页）
邓子恢在这里提出了三个观点：1，包产到户和产量相结合；2农村土地是集体的，包产到户不是单干；3，取消公社和大队领导权，他们只为生产队服务。
先看第一个观点。所谓包产到户和产量相结合，也就是刘少奇说的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农民的收获交给国家的、留给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已的。这样的农村经济制度同小农时代交了公粮都是自已的制度有何本质区别？没有。都是农民私有经济制度。包产到户就是解散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再看第二个观点。因为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包产到户不是单干。也就是说，只要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农民包产使用，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和分配单位，单干也是集体劳动。这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照他的理论，如果土地等生产资料是国家所有的，农民就是国家农民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当晚，苏维埃政权就在《土地法令》中规定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全部土地收归国有，交给劳动农民使用。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上劳动的农民是否就是国家农民了呢？不。列宁仍明确指出：“农民在经济上是分散的。他们一方面是私有者，一方面是劳动者。”（《在全体义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第468页）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条件下，将农业生产经营权、土地等生产资料使用权交给农户私人，集体农民又回到个体私有者，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也就名存实亡了。
最后看第三个观点。邓子恢主张公社一级党委和政府不再是党委和政府，大队一级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也烟消云散都变成生产队这个经济实体的服务机构。这是明目张胆地取消中国农村公社及其以下各级党政领导权，这样做，资本主义的复辟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邓子恢的报告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小看的。例如中央高级党校向中办发的简报称：“邓老很接触实际，抓农业较稳妥、内行。我国农业如果让邓老抓，不会出那么多问题。中央应考虑启用邓老来抓农业。。。。。。”（参见《邓子恢传》第555页）
七月十七日，邓子恢将他的包产到户主张向毛泽东当面陈述，认为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包产到户）是唯一正确的管理办法。毛泽东后来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九月二十五日会议上说：“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3页）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往北戴河开会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象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
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围绕形势、阶级、矛盾的问题发表多次讲话。
关于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的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所谓外交、外事工作方面右的苗头，主要指中共中央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三和一少”。王稼祥向中央提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就引起了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毛泽东批评中国代表团犯了错误，脱离群众。王稼祥还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则要求：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7——128页）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一年就说“我们要尽量给这些比我们更落后和更受压迫的人民”以援助，帮助他们去“实行民主和社会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62页）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国家尽量给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援助了。而王稼祥打着“实事求是”的旗号（现在形形色色的骗子往往打着“实事求是”的旗号行骗）要求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要“量力而行”，这就意味着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和小资产阶级的落后心理。毛泽东将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要少一点，并称之为“修正主义的路线”，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因为如不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各国革命力量分散的斗争一定会遭到共同的失败。
关于党内出现右的苗头，即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认为，七千人大会末开出气会，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象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
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毛泽东认为当时单干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41页）
如果搞单干，集体农民变成个体私有农民，那么中国农民就倒退到一盘散沙状态。有人想搞小资产阶级当权小资产阶级专政也搞不成。出现的则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无政府主义。这可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农村这股势力包围了城市，城市的无产阶级专政必被颠覆，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这个斗争归根结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个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在会上对邓子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八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毛泽东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参见《邓子恢传》第562页）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九月二十四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51页）
毛泽东为什么那样地提出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是否复辟资本主义、是否倒退，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社会主义社会有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工人和农民结成联盟，还有什么阶级斗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理论上作出了分析。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3页）“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成份有没有呢？有。”（同上第445页）毛泽东又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同上第446页）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新发展。
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突出批评农村单干，因为，单干风冒出来说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农民还不可能就成为社会主义者，他仍然是现实主义者。正如列宁所说：“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几代人的事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5页）“在一个农民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作为资本主义残余和小生产的上层建筑的政治影响，必然会。。。。。。存在着。”“还存在着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有时甚至还会复苏）。”（《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第165——166页）
实践证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个体农业变为集体农业，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失去了经济基础，受到了严重打击，但决不会马上消失，因为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农民小私有者的思想和心理克服了、压下去了，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复苏，重又冒出来甚至泛滥成灾。农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只是消灭了经济形态农民阶级，其政治形态农民阶级和思想形态农民阶级带进了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一种排斥社会主义的力量。这就是所谓“身体进入新社会，脑袋留在旧社会”的现象。集体农民的脑袋里残留着私有观念、私有心理和封建主义政治影响。其表现便是形形色的自发倾向，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无纪律状态。要抓住它治理它相当困难。党领导和教育下的农民既有社会主义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精神，又有资本主义消极性即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自发倾向，“自发势力”就是“没有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6页）这两者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社会，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形态资产阶级，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也消灭了。但政治形态资产阶级和意识形态资产阶级依然存在。它们对自已的经济基础有相对独立性。
它们存在于何处呢？存在于工人中间、农民中间乃至共产党员中间。列宁形象地说：“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资产阶级政治影响和意识形态在人民内部和共产党内部发生作用，企图促成其经济基础重新恢复。其过程，首先产生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官僚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等等。他们可以一批一批地、神不知鬼不觉地产生出来，有的还可以挂着共产党员和领导人员的招牌。他们实际身份是什么呢？是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代言人，是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代理人。他们要干什么？促成执政的共产党演变为修正主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然后，第三步，通过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来瓦解社会主义经济、恢复资本主义经济。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却胜过了硝烟弥漫的战争。这些都被苏东演变所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