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秦桧是汉奸，——至少有十六大证据！

      确定秦桧是汉奸，——至少有十六大证据！

        秦桧是汉奸铁证如山，请看下面这些：
　　
　　（一）、自宋高宗登位至绍兴八年（1138）的十二年内，“所用相凡十人，执政三十三人”，其中不论是主战派李纲、张浚，还是投降派黄潜善等人，前后十几任宰相，都是很快就被罢相，“皆不久而去，规模数易”。因为，宋高宗也不是无能之辈，他担心宰相专权，所以才不断更换宰相。唯独秦桧有金国主子撑腰，因而在议和之后，秦桧能当上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没有金国首肯，宋高宗不敢罢免秦桧。
　　　　
　　惟独秦桧绍兴八年（1138年）再次当宰相，独揽相权，因既得到宋高宗的特别信任，又有金国主子作为后盾撑腰，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时为止，秦桧都一直窃踞着相位，秦桧这次专权前后持续了十九年。在秦桧专权任相这样长的时期里，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气焰极度嚣张，政治也极为腐败。
　　
　　
　　（二）、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在专权期间，秦桧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拼命榨取民脂民膏，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及其同党就是一群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他们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南宋臣民对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恨之入骨， 秦桧在南宋不得人心，如果没有大金国撑腰，秦桧别说当终身宰相了，他能再当个两三年也就不错了！正因为如此，秦桧才拼命地讨好金国，因为只有大金国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而宋高宗也不必担心战争不断、必须提拔重用武将，致使位高权重的潜在风险，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三）、在秦桧第二次当宰相之前，南宋朝廷虽然也不断派遣使者去金国谈判，但并没有一味地屈膝求和，而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
　　
　　 而在秦桧第二次当宰相之后，宋高宗纵容秦桧把持南宋的朝政大权，于是开始一味奉行屈膝求和政策，甚至不惜大肆出卖国家领土主权，通过割地称臣纳贡，不惜一切代价地向金国奉行屈膝投降政策，换来了丧权辱国的屈辱和议。

           （四）、秦桧过去装模作样地表示反对割地，也反对立异姓为帝，但这些都是为了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掩饰。秦桧“始陈此议，特激于一朝之谅”（《鹤林玉露》 卷5，《格天阁》）。
　　　　
　　　　所以当秦桧一旦当了俘虏，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秦桧也就开始脱去伪装，原形毕露了。
　　　　
　　　　秦桧“既至虏廷，情态遂变”（《鹤林玉露》 卷5，《格天阁》） ，变节投敌，当了金国女真人的狗奴才。
　　　　
　　　　其实，金国统帅粘罕本来就看中了秦桧，对秦桧早已有好感，而今就更加信任他了。所以，秦桧到金国后，自然能够享受其他俘虏所不能得到的礼遇。
　　　　
　　　　当时，连徽、钦二帝和其他宗室大臣在被俘北去的时候，都受尽了金兵的折磨。燕王赵俣因绝食死在路上，金兵用马槽来收敛他，马槽不够长，“犹露双足”。宋徽宗在途中口渴，也只能“摘桑堪食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北宋的皇室宗亲被押解到燕山府（今北京市）后，金国女真人怕赵宋宗室人多势众，难以对付，便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命宗室一千八百多人留在燕山府，按人口配给粮食，监视很严，使“宗室之死甚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至于徽、钦二帝以及其余的人，都被押送至金国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原来位极至尊的徽、钦二帝，当成了阶下囚时，一切都得俯首听命，任人摆布。
　　　　
　　　　徽、钦二帝被迫穿着素服去跪拜金太祖庙，又到乾元殿去叩见金太宗。金太宗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重昏侯。这种封与被封之间，意味着君主与臣属的关系，而这些封号，对徽宗、钦宗更是莫大的讽刺。
　　　　
　　　　徽、钦二帝在备受凌辱之后，被“移居韩州”。宗室晋康郡王赵孝骞等九百余人，也徙“至韩州同处”。金国女真人对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百般凌辱，而且在生活上也极为苛虐，“仅给田十五顷，令种莳以自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在当时的宋朝俘虏中，只有秦桧是唯一能享受特殊待遇的人物。
　　　　
　　　　由于金国统帅粘罕的推荐，金国皇帝对秦桧极为赏识。在流放徽、钦二帝及其他赵宋宗室大臣时，惟独秦桧不被流放，惟秦桧“不与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并将秦桧赐给金国元帅左监军挞懒为“任用”, “任用者，犹执事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秦桧得到这样的知遇，自然受宠若惊，感恩戴德，便卑躬屈膝地投靠了金国女真人，依金国权贵挞懒“以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谄事挞懒，顷心为之用”（《鹤林玉露》 卷5，《格天阁》）。挞懒也优待秦桧，“亦厚待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金太祖的四太子完颜兀术（即小说书中的“金兀术”），还专门宴请秦桧，而左右侍酒的人，也都是“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金佗续编》卷20 ，章颖：《鄂王传》之4）。
　　　　
　　　　秦桧变节投降后，和金国女真统治者的交情打得十分火热，他们主奴之间一场可耻的政治交易就这样开始了！
　　
　　
　　
　　 （五）、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宋高宗赵构为要再次表示自己的议和诚意，于建炎三年(1129）九月，又派奉议郎直龙图阁张邵使金。张邵为使去山东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和金国元帅左监军挞懒会见，见面时挞懒却要他行下拜之礼。张邵反驳他说：你我都是南北朝臣，没有相拜之礼。但挞懒恼羞成怒，就把他扣押起来，送去密州（今山东诸城）。
　　　　　　
　　　　当时和张邵形成鲜明对照的反面事实是，秦桧在投靠金国女真人以后成了挞懒军中的座上客，在张邵会见挞懒时就亲眼见到“前御史中丞秦桧在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8）。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在宋高宗赵构接连向金国最高统治者们上书乞哀之际，金国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大军，还带上在燕、云、两河等地强征的剃头签兵，分兵数路，再次大举南侵攻宋。
　　　　　　　　
　　　　在这次侵宋战争中，金国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负责淮南战场，完颜兀术（宗弼）负责江南战场。
　　　　　　　　　
　　　　这次南侵，挞懒带兵攻取淮东。过去秦桧为御史中承，又是南方人，对南宋的情况很熟悉，挞懒就利用这条走狗，“命桧以任用偕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
　　　　　　
　　　　秦桧不满足于独身前往，还想带他的妻子王氏一同随行，似又摸不透金将的底蕴，夫妻俩便假装争吵。王氏故意大声地叫嚷说：“大金国以汝为任用，而弃我于途中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 因挞懒的住所和秦桧的住址相邻，挞懒的妻子一车婆听见争吵后，便过来相问。王氏把争吵的缘由告诉了她，一车婆即安慰她说：不用顾虑，金国的法律允许家属随军。一车婆回家后，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挞懒。
　　　　　　
　　　　挞懒要利用秦桧，对他当然不同于南宋的一般降将，也用不着扣留他的家属作为人质，所以就准许了王氏随军而行。于是，秦桧夫妻两人，便一同地为挞懒的侵宋卖力。秦桧在挞懒军中为“军事参谋”，兼充“随军转运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
　　　　　　
　　　　这次，挞懒先攻打楚州（今江苏淮安）。当时南宋的徐州守臣赵立，因在徐州城中势孤粮缺，就带领部下救援楚州。沿途遇上不少金军，且战且进，接连打了七次胜仗，才进入了楚州城。进城时，赵立的嘴为流矢所伤，不能说话，但他仍坚守岗位，以手指挥。将士们极受鼓舞，奋勇力战，其时楚州城内的军民总共不满万人，而挞懒所率领的金兵却有几万，一连攻城四十多天，仍不能攻下。敌人没有办法，只好退守孙村大寨，命骑兵抢掠杀害城中出来购买粮食和柴草的老百姓，并企图以这种做法来困死赵立的军队和城中的老百姓。
　　　　
　　　　江南战场的金军分兵两路侵宋。西路军由完颜拔离速、耶律马五等指挥，在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由黄州(今湖北黄州)渡江，先后攻入江西、湖南和湖北三路，一路烧杀劫掠，然后北撤。驻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刘光世军闻风逃窜，致使金军在西路的一支偏师得以横行几千里。只是南方一些村民自动组织抵抗，才使那些金兵遭受一些损失，而有所忌惮。
　　　　　　
　　　　金兵西路军攻打江西、湖南，想活捉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的隆裕太后（宋哲宗废后）。这路金兵的一支打到抚州时，抚州守臣即秦桧的岳父“王仲山以城降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金人得到这条鹰犬，非常高兴，马上命王仲山（秦桧岳父）的儿子王涣“权知州事，令括管内金银赴洪州送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当金兵进犯袁州（今江西宜春）时，袁州守臣即秦桧岳父王仲山的哥哥“王仲嶷亦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
　　　　　　
　　　　在南宋军民浴血奋战抗金的时候，不仅秦桧夫妻，而且连同秦桧妻子王氏的一家人，都成了这一抗金斗争洪流中的汉奸败类，当了金国女真人的狗奴才。
　　　　
　　　　再说楚州被金国女真兵围攻了一百多天，城中情况极为困难，初时还有“野豆、野麦可以为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 ，后来这些都吃光了，只有食草木、榆皮。但城中军民仍然毫不气馁，斗志昂扬。赵立和士卒同甘共苦，每次作战，必先士卒。而且，军纪严明，在战斗中如果有人临阵退缩，他立即就大声疾呼，飞马而来．将其斩首。因而“众畏服，亦乐为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全城军民在赵立的指挥下，都誓死保卫楚州。
　　　　　　
　　　　金军围城久攻不下，金军统帅挞懒万分着急，汉奸秦桧则替他出谋划策。秦桧以自己贪生怕死之心来度楚州军民之腹，认为城中粮尽援绝，劝降的鬼计必定可行，于是秦桧为挞懒写了一道“檄文”，企图劝说楚州军民投降（《大金国志》卷13）。但楚州军民，誓死不降。他们决心战斗，与城池共存亡。

            （六）、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到了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军进犯江南地区，长途奔袭，战线过长，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
　　　　
　　　　同时，在金军主力进攻江南的时候，中原沦陷区内的原宋朝军民也纷纷聚众抗金，“江北之民，誓不从敌，自为寨栅，群聚以守者甚众”。
　　　　
　　　　种种迹象表明，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金国女真贵族们于是放弃了在短期内消灭南宋政权的不切实际的计划，要转回头去，去倾力经营已经占领的中原和华北各地。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秋，在江南战事结束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大金国志》卷7)。金国女真人企图通过这一新策略，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实现目的。
　　　　
　　　　金人所谓的 “和议”其实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国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为了辅助“攻战”。
　　　　
　　　　为了实施“以和议佐攻战”，金国女真人还准备派内奸打进南宋朝廷。为此，金国女真最高决策者于天会八年（1130）在“黑龙江之柳株”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即是商讨如何才能灭亡南宋的问题 。
　　　　
　　　　会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远房侄子陈王完颜兀室，担心“宋氏之再隆”，可是单凭军事力量又“不可以威取”，于是认为要想方设法从南宋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又进一步地分析了南宋大臣们的情况，认为张浚等人“志在于复仇”，韩世忠等人“则习于兵事”，这些人“势难先屈”，也不可能为金国女真人所利用(《大金国志》卷24)。
　　　　
　　　　于是有人提出：只有派遣在金国的宋臣先归，对南宋进行威吓，使之归顺，我们“佯不从而勉强听之”。大家都觉得这条计谋很好，但派谁合适呢？
　　　　
　　　　有人提出派遣张孝纯。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不妥，他说：“此人在河东失节，人谁不怨，便去如何得位，得志，只有桧可用”(《大金国志》卷24，还可参见《脚气集》)
　　　　
　　　　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秦桧有见识，又能“尽忠”于金国女真人。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还说：我喜欢秦桧这个人，所以才把他“置之军中”，不到半年，“其言皆验”，秦桧他不仅已经投靠了我们，而且还提出了“南自南，北自北”的策略。“若纵其归国，必是得志，可济吾事”。其他人也觉得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所说的话有道理(《大金国志》卷24，还可参见《脚气集》)。
　　
　　　　而秦桧自卖身投靠金国女真人后，的确不断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是真心实意为其金国主子服务的。在楚州之战时，秦桧为挞懒劝降宋将的目的虽未达到，但秦桧的行为却表现了对金国主子的忠心。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在经过多次对秦桧“试之以事”之后，认为“南臣贫薄，唯桧温实”。也就是说，他们对秦桧经过多次考验以后，对秦桧是完全信赖得过的(《大金国志校证》卷13)。
　　　　
　　　　同时，金国女真统治者们还认为秦桧在靖康末年，给金国上书请存赵氏，成为俘虏，在南宋朝廷里也留下了“忠义”的名声，是以“天下高之”。有了这件迷人的外衣作伪装，送秦桧回去，就容易掩盖其内奸的真面目，而且还能取信于南宋朝廷。
　　　　
　　　　所以，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就把决策告知秦桧，“阴以桧约”，要他回南宋后，“俾结和议为内助”（《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即是要秦桧南归充当内奸，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事业。秦桧当然非常乐意，结果女真统治者也就“纵之南归”了。
　　　　
　　　　为了使秦桧能安全回到南宋，金国女真统治者还作了一番筹划。秦桧的岳父王仲山有别业在山东济南，金人就在王仲山的产业中取了一部分给秦桧，作为路费使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而且还帮秦桧准备好船只，叫秦桧“乘船舰全家厚载而归”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十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以及亲信高益恭等一班随从，乘船满载着丰厚的财宝，从刚刚被金兵攻陷不久的楚州（今江苏淮安）登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涟水(今江苏涟水)，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的巡逻兵抓住，并要杀他。秦桧说：“我是御史中丞秦桧。这里有没有秀才，应该知道我的姓名。”有个卖酒的王秀才，不认识秦桧，但装作认得秦桧的样子，一见就作个大揖说，“中丞劳苦，回来不容易啊！”大家以为王秀才既然认识秦桧，就不杀他了，而以礼相待。
　　
　　　　为了蒙混过关，秦桧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他是如何如何地杀掉了“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把自己装成一副英雄汉的架势。
　　　　
　　　　但是丁襈的部将对秦桧的回来颇有怀疑，认为宋金两军正在对战，秦桧怎么可能带着全家人并且还带着这么多的财宝平安无事地从金国回来呢？所以，定然是金国女真人暗中派遣秦桧回来当奸细，“宜速诛之，以绝后患”。
　　　　
　　　　宋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都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极力保护秦桧，认为秦桧是宋钦宗时的中丞，如果杀掉了他，将来南宋朝廷追究起来，对丁撰军实为不利。这样，秦桧才免了做刀下之鬼，被送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
　　　　
　　　　秦桧回到南宋朝廷之后，继续捏造自己如何从金国逃回南宋的谎言。但对秦桧的谎言，当时南宋朝廷的许多官员都表示怀疑。南宋大臣们提出了种种疑问，认为：
　　　　
　　　　第一，当初，何樐、孙傅、司马朴和秦桧一起被金人押到北方并遭到拘禁，何樐、孙傅、司马朴三人都不能够回来，为什么秦桧能够单独回来？
　　　　
　　　　第二，从燕山府（今北京地区）到楚州（今江苏淮安）将近三千里路，在这样漫长的地带怎么会没有金人防禁呢？秦桧又怎么能够逾河越海而又不被金人觉察呢？
　　　　
　　　　第三，秦桧自称是随军至楚州后乘金人不备而逃走回来的，那么最多也只能是他一个人逃脱，但是他却能够带着妻子王氏以及许多随从一起逃回。
　　　　
　　　　第四，秦桧说在涟水军时宋将要杀他，是为要贪图他的“囊橐”之财，既然他有“囊橐”之财，既然他带着那么多金银财宝，又怎么会是逃回来的呢？
　　　　
　　　　对于这一连串的疑问，秦桧是无法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的（参见《宋史》卷473《秦桧传》）。
　　　　
　　　　南宋朝臣们在议论纷纷之后，大家一致推测说：莫非秦桧在金国“尝倡和议，而挞懒纵之使归”乎？
　　　　
　　　　这些疑问和推测，都说明了不管秦桧是如何巧妙地伪装，终究也瞒不住人们雪亮的眼睛。
　　　　
　　　　而这些疑问只有秦桧的密友时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秦桧辩解，范宗尹还不遗余力地举荐说秦桧忠于赵宋王朝。但疑团却并没有消除。
　　
　　 不久，在秦桧的密友时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等人的推荐之下，秦桧步步高升，一直坐到右宰相的位子。
　　
　　 在秦桧归宋之前，南宋朝廷虽多次派使者与金国谈判，但仍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而一味奉行屈膝求和政策，甚至不惜大肆出卖国家领土主权，通过割地称臣纳贡，不惜一切代价地向金国奉行屈膝投降政策，实际是从秦桧为相开始的。因为秦桧在金国时，首倡和议，所以他南归后，就成为金国女真贵族在南宋的代理人。
　　
　　 而正是由于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国统治者认识到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所以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他们想派一个得力的奸细混入南宋朝廷，进而作为他们的代理人，来为他们服务。这才有了秦桧的归宋奸计！

           （七）、回到南宋以后，在秦桧的密友时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等人的推荐之下，秦桧步步高升，一直坐到右宰相的位子。
　　
　　 秦桧第一次为相时，竭力结党营私，培植私人势力，把他的亲信也安插到南宋朝廷的各个重要部门。当私人势力培植起来之后，秦桧又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企图独揽朝政大权。
　　
　　 秦桧过去所写“存忠赵氏”的状文，已成为他的护身符，也成为他欺世盗名的资本。正因这一缘故，所以当时不少有名望的所谓贤士，才肯与秦桧合作。
　　
　　 但是，秦桧为相后的胡作非为，不仅大失众望，而且，南宋朝廷的很多官员也甚为不满。
　　
　　 秦桧的植党专权，已发展到和宋高宗的专制统治也产生了矛盾，因而也引起了宋高宗对秦桧的不满。而且，在宋金媾和的问题上，秦桧也没有能够像宋高宗原来所期望的那样，迅速地达成和议。同时，南宋将领吴玠等人，在西线战场上又取得了许多新的胜利，军民抗金斗争的情绪也非常高涨。
　　
　　 因而，当秦桧“以河北人还金国，以中原人还刘豫”的计策一出笼，南宋朝野立即群情大哗．“天下之人，无贤愚，无贵贱，交口合辞，以为不可” 。
　　　　
　　　　 南宋广大军民对秦桧所提出的所谓二策，都纷纷反对。正是由于民情激动，宋高宗怕因此而激起民变，所以他才丢车保帅。加之，由于此时左相吕颐浩已经回朝，他也怨恨秦桧把白己排挤在外，于是就和朱胜非、黄龟年等人结为一党，反击秦桧。
　　　　
　　　　 绍兴二年（1132）八月，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接着，黄龟年又上书揭露秦桧自做宰相以来，“乃不顾国家，盗威福在己”, “阳为面从，退恃明比之奸，阴谋沮格”, “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议”，犯下了“欺君私己”之大罪。
　　　　
　　　　 正是迫于臣民群起的反对形势，宋高宗才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让秦桧外调赋闲。
　　
　　
　　 （八）、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宋高宗赵构一面让宋军将士抵抗金国、伪齐联军，同时又派魏良臣、王绘等大臣前往金军统帅挞懒处求和。临行前宋高宗嘱咐他们：“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宋高宗还要他们向金人解释，南宋派岳飞收复襄阳诸郡，没有其他用意，只因伪齐“李成侵犯不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
　　　　
　　　　在赶往金军大营的路上，魏良臣、王绘等人在大仪镇遇到韩世忠所部。韩世忠命令部下装出要收拾行李南撤的样子，同时把宋高宗命令他撤到长江以南的手诏拿出来，让魏良臣等人看看。魏良臣等人走后，韩世忠马上命令部下在大仪镇摆好五阵，设下埋伏二十多处。
　　　　
　　　　 南宋使臣魏良臣、王绘等人过了大仪镇，首先见到作为金军先锋的金将聂儿孛堇。聂儿孛堇质问他们：皇帝何在？韩世忠何在？宋朝有多少兵马？还别有用心地问到“秦中丞何在”？王绘回答说：皇帝现在在临安，韩世忠正在从大仪镇南撤，秦桧现“带职奉祠”。聂儿孛堇立即责问说：听说秦桧当了宰相，又被罢职。秦桧是个好人，你们为什么要罢免他？王绘又告诉他说：秦桧是当过宰相，但过了一年，他“坚欲求去”，并非有其他原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秦桧被罢官的消息虽然让金人不高兴，但是韩世忠正在从大仪镇南撤的消息却让金将聂儿孛堇喜出望外。聂儿孛堇马上率领金军的先头部队赶往大仪镇，另外一个金将挞孛也率军前往。
　　　　
　　　　 金军统帅挞懒派团练使宵揭录、少监李聿兴来接头。会见时，魏良爪等又按照高宗卑躬屈膝乞和的旨意，不敢自称南宋，而只是说江南，言下之意无非是表明南宋愿意奉金国为上国，白己仅是要求作为属国而苟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然而，和前次聂贝勒一样，挞懒亲信宵揭录也特别问起“秦中丞安否”？并特意强调指出秦桧“此人原在北军中，煞是好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魏良臣等人对他的回答如前。
　　　　
　　　　 南宋派他们出使，宋高宗虽然也愿意屈膝称臣，但是金国女真人此时还不愿意立即与之和谈，所以过了一个多月，挞懒就打发魏良臣、王绘回南宋，临行时又再三地加以责难，指责南宋缺乏讲和诚意，指责南宋一面讲和，一面抵抗金军，还罢去“大好人”秦桧的官职，“一面讲和，又一面令人来掩不备”, “终为将臣所误”。而且，挞懒还特意交代南宋使者说：“本朝事体，秦桧皆知，若未信，且当问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
　　　　
　　　　 南宋使者魏良臣、王绘这次出使金国，先后见到过三个金将，他们三人都异口同声地问起秦桧，并别有用心地赞扬秦桧。
　　　　
　　　　 聂贝勒质何南宋朝廷之所以罢秦桧相，是否是因为他从金军回去而对他有所怀疑；
　　　　
　　　　 宵揭录有意褒扬秦桧是个大好人，挞懒更是要挟南宋必须信任熟知金朝情况的秦桧。
　　　　
　　　　 所有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事。他们“数问桧，且称其贤，乃知桧之策出于虏意也”（《三朝北盟会编》卷220）。这就表明了金国女真人对秦桧的下落极为关心，一再打听，同时也表明了金人普遍对宋高宗罢免秦桧为相的不满。
　　　　
　　　　 因秦桧被罢相，对于金人推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儹逆诱叛党”的策略，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他们一见到南宋的使者，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并特意褒扬秦桧。很明显，这是向南宋朝廷施加压力，要宋高宗重新任用秦桧为相，否则，宋金和谈就休想成功。

       （九）、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魏良臣、王绘回到南宋，在平江（今苏州）晋见宋高宗，立即转达了金国权贵挞懒等人的意见，宋高宗当然非常重视。
    
     绍兴五年（1135）正月，宋高宗下诏令秦桧等人条陈“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 。到二月，就任命秦桧为资政殿学士。

     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宋高宗下诏，名义上是要秦桧来平江（今苏州）奏事，实际上是要晋升秦桧的官职。当时，南宋朝廷的右相张浚与左相赵鼎争权，张想把赵排挤出朝，再推荐别人来辅政。张浚志大才疏，喜欢专断，又为秦桧过去的表现所迷惑，认为秦桧温和，好控制，同时在“靖康中，建议立赵氏，不畏死，有力量，可与共天下事”。所以张浚就极力推荐重用秦桧。于是，在绍兴七年（1137）正月，秦桧又被任命为枢密使，授“恩数”,“并依现任宰相条例施行”。

     秦桧任枢密使后，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蒙上骗下，拨弄是非，乘机捣鬼，从中破坏抗金斗争。

     秦桧还装出一副老好人的模样，玩弄两面派手段，挑拨离间，让左宰相赵鼎、右宰相张浚相互倾轧，最终将他们排挤出朝廷，张浚、赵鼎先后被罢相，接着，秦桧开始第二次当宰相，“桧独专国”。从此，南宋的朝政大权完全由秦桧一人独揽。

     自宋高宗登位至绍兴八年（1138）的十二年内，“所用相凡十人，执政三十三人”，其中不论是主战派李纲、张浚，还是投降派黄潜善等人，前后十几任宰相，都是很快就被罢相，“皆不久而去，规模数易”。因为，宋高宗也不是无能之辈，他担心宰相专权，所以才不断更换宰相。唯独秦桧有金国主子撑腰，因而在议和之后，秦桧能当上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没有金国首肯，宋高宗不敢罢免秦桧。

   
   （十）、秦桧以高官厚禄的引诱手段，也勾结了一帮无耻之徒，来为他的投降活动效劳。这帮无耻小人们奴颜媚骨地奉承秦桧，无非“姑为一身进取之资”。如起居舍人勾龙如渊，就附和秦桧“主和议，力赞屈己之说”。

     秦桧为了进一步打击和迫害那些不肯屈从的众官，使出更为恶毒的手段，他诬加各种罪名，将他们罢官或流放。总而言之，秦桧之所以要逼害异己，勾结奸党，党同伐异，“大则窜逐，小则罢黜，虽举朝非之而不顾，至有一言迎合，则不次擢用” ，其罪恶目的无非是为了奉行对金国的投降政策。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在秦桧和完颜挞懒（汉名昌）的主持下，宋金双方第一次达成和议，宋高宗和秦桧不顾南宋朝臣和军民的普遍反对，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不久，宋使王伦又奉命出使金国。当时兀术就秘密地对金熙宗说：河南之地是挞懒和宗磐割与南宋，他们必定与宋廷有勾结，现在宋使到来，“未可令过界”。

     此时，金国企图撕毁和议的阴谋，已是昭然若揭。当时，王伦的“云中旧吏”，隶属在兀术帐下，也秘密地来见王伦，告诉他兀术要图“谋挞懒”等情。

     于是，王伦就把这些情况向南宋朝廷报告，“乞令张俊守东京，韩世忠守南京，岳飞守西京，吴价守长安，张浚建都督府尽护诸将，以备不虞”。
        
     宋高宗把王伦的建议拿给宰执大臣看，秦桧坚“持不行”，也不作防守准备，只是急催王伦北去。
    
     后来，王伦到了金国，又被女真统治者扣留起来。因此，南宋朝臣们又纷纷上疏，要求加强战备。御史中丞廖刚建议：“请起旧相有人望者，处之近藩重镇”，以加强防御。

 秦桧把朝臣们的上疏，诬为“外间有匿名书，诽毁朝廷”，妄加以罪。他对于廖刚的建议，更是暴跳如雷地说：你“是欲置我何地耶？”廖刚因这一建议，得罪了秦桧，被赶出了御史台。

      此时，连原先在签署和议时被秦桧所利用的李光，也已觉察到秦桧的阴谋，尤其当秦桧“议撤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时，李光更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并与秦桧力争，认为敌人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撤，桧恶之”。李光还多次在高宗面前和秦桧争论这一问题，并直言不讳地揭露：秦桧“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不可不察”。
    
      秦桧老羞成怒，必欲把李光赶出朝廷而后快，子是就指使其推荐的殿中侍御史何铸出面，弹劾李光“狂悖失礼”，逼使李光辞去了参知政事之职。

     （十一）、尤其使南宋臣民更为愤慨的是，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

      绍兴九年（1139）正月，金国“知宿州赵荣以城来归”，接着，“知寿州王威者，亦以城来归”。金国女真统治者对于这两个人不等到割地就先归顺宋朝的行为非常恼火，“必欲得之”。秦桧知道后，立即就把他们遣送回金国，交给金人处置。
    
      韩世忠对秦桧这种为虎作伥的罪恶行径十分愤慨，立即写信责问秦桧说：赵荣、王威不忘本朝前来归顺，他们在金朝的父母妻子，已“悉遭屠灭，相公尚忍遣之，无复中原望耶？”。
    
      无恶不作的秦桧，却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但他又怕韩世忠再次阻挠，赶紧谋令“荣、威自六合趋淮西而去”。

     事后，秦桧还煞有介事地上奏送高宗说“外间颇有异论”，请求高宗下诏压制反对遣返的舆论。为要“箝制人言”，宋高宗果然下了一道诏令，反诬赵荣、王威“屡抗官军，及驱掠两州之罪。
          
     宋朝军民对秦桧卖国求荣的滔天罪行，极为悲愤，“故老含泣而望绝，黄河呜咽以流悲”。人们无不痛心疾首，切齿痛骂，“桧之肉其可食呼”！

    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内外交困：高层先后经历了两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接连失去昔日的盟友，而且还先后与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金国女真统治者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他们在原辽国辖区内的残暴统治和压迫掠夺，又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

    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事实上，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困境。而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的，绝不止洪皓一人，其他一些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人也多持此观点，他们普遍认为：『敌主懦而将骄，兵寡而怯，又且离心，民怨而困，咸有异意。邻国延颈以窥隙，臣下侧目以观变。寇盗外起，亲戚内乱。加以昔之名王良将如粘罕、挞懒之徒，非被诛则病死，……内有羽毛零落之忧，外失刘豫藩篱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复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难乎！』

而自从金国废黜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内的整个北中国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金国女真人已经无法控制。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的困境。金国兵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金人想要继续用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

而在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下旬岳飞大军班师之后，没过多久，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使宋汝为就向南宋朝廷上书说：『女真乘袭取契丹之锐，枭视狼顾，以窥中原。一旦长驱，直捣京阙，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机而速发，由是猖獗两河，以成盗据之功。既而关右、河朔豪杰士民避地转斗，从归圣朝，将士戮力，削平群盗，破逐英雄，百战之余，勇气万倍。回思曩昔，痛自惭悔，人人扼腕切齿，愿当一战。加以金人兵老气衰，思归益切。是以去岁顺昌孤垒，力挫其锋，方其狼狈逃遁之际，此国家乘胜进战之时也。惜乎王师遽旋，抚其机而不发，遂未能殄灭丑类，以成恢复之功。』(参见《宋史》卷399《宋汝为传》)

宋汝为还指出：『兀术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谋者，叛亡群盗而已。去夏诸帅各举，金人奔命败北之不暇，兀术深以为虑，故为先发制人之动，所恃者不过自能聚兵合势，料王师以诸帅分军尔。今计其步骑不过十万，王师云集，其众数倍，合势刻期，并进戮力，何忧乎不胜？若以诸帅难相统属，宜除川、陕一路，专当撒离喝，权合诸帅为两节制，公选大臣任观军容为宣慰之职，往来调和诸帅，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则势既合不为贼所料矣。不然，分军出陈、蔡，直捣东都，贼必首尾势分，复以重兵急击，然后以舟师自淮繇新河入钜野泽，以步兵自洛渡怀、卫入太行山，以袭其内。舟师入钜野，则齐鲁摇，步兵入太行，则三晋应，贼势虽欲合而不分，亦难乎为计矣。』(参见《宋史》卷399《宋汝为传》)

早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中，宋汝为全家都被金兵杀害。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使原本就是忠臣义士的宋汝为更加义无反顾，“汝为思报国家及父兄之仇”。南宋政权建立不久，宋汝为奉命带着国书出使金国。在出使金国的路上，宋汝为遇到了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兀术劫持了宋汝为并把他捆起来加以侮辱，想迫使他屈服，但是宋汝为毫无惧色、宁死不屈。看到文人宋汝为坚强不屈，兀术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山东忠义之士啊！”接着，兀术放了宋汝为，并且想让他去投靠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但是宋汝为坚决不同意。不久，宋汝为被金人强行送到刘豫那里，并被刘豫扣留。

在被伪齐和金国扣留期间，宋汝为秘密地结交其他一些被金人扣留在北方的宋人，然后暗地里派人把有关伪齐和金国的各种机密情报通过蜡书送给南宋朝廷。后来，伪齐和金国接连发生动乱，政局不稳，宋汝为趁机逃回南宋。宋汝为在伪齐和金国呆了很多年，他十分熟知金国的情况，故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很透彻。宋汝为在给南宋朝廷的上书中指出“金人兵老气衰”，又称“王师遽旋”（即岳飞班师），于是没能“成恢复之功”。

再后来，有人向金国统治者告发宋汝为通过蜡书秘密地给南宋朝廷送机密情报之事，于是金人到处搜查，想捉拿宋汝为，但是却找不到。

公元1141年，在秦桧的主持下，宋金开始第二次议和，金人得知宋汝为已经逃回南宋，于是就要求南宋奸相秦桧把宋汝为遣送给金国处置。在得到金国主子的指示之后，原本就是金人派到南宋的卧底的奸相秦桧立即下命令，派人去捉拿宋汝为，要把宋汝为遣送给金国。有人给宋汝为通风报信，宋汝为得知消息后赶紧改名换姓、乔装打扮，然后一路奔波流离，逃到了四川。在四川，宋汝为被一个与他志同道合的爱国人士杨企道收留，在寺庙中住了下来。

十几年后，祸国殃民的奸相秦桧病死的消息传了出来，天下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在听到这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之后，已经隐姓埋名多年的宋汝为高兴地说：“现在这个大害虫死掉了，估计恢复中原将指日可待。”忠臣义士宋汝为回忆起往事，感慨自己过去挺身而出，立志报国复仇，为收复故土而不畏艰险，但是遭到误国权奸秦桧的迫害，如今国恨家仇未报，自己却已经老了！不久，宋汝为郁郁而终。（《宋史》卷399《宋汝为传》记载：『桧死，汝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复有日矣。」企道劝其理前事，汝为慨然太息曰：「吾结发读书，奋身一出，志在为国复仇，收还土宇，颇为诸公所知，命缪数奇，轧于权臣，今老矣，新进贵人，无知我者。」』）

（十二）、秦桧还不遗余力地破坏宋军的抗金斗争，想方设法地阻止宋军彻底击垮金军（如果那样的话，秦桧就将失去后台，失去权势，失去他在南宋朝廷中的特殊地位）。
　　
　　 在宋金对立的形势下，事实果然不出人们的所料，一纸和约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委屈求全也决不会使敌人放下屠刀。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七月，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 金国主战派右副元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领三省事完颜斡本(汉名宗干)等发动政变，先后诛杀领三省事完颜蒲鲁虎(汉名宗磐)、领三省事完颜讹鲁观(汉名宗隽)以及由左副元帅降任行台尚书左丞相的完颜挞懒(汉名昌)等主和派。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升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兼掌金国的军政大权。完颜兀术(宗弼)在给其侄子金熙宗的密奏中，将“诛挞懒”和“复旧疆”联成一体，金国统治者决定再次发起对宋的侵略战争。
　　
　　 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与此同时,进攻京西、淮东、陕西的金军也分别为宋将岳飞、韩世忠、吴璘所部击败，此时，各路宋军相继向北挺进，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正式出兵北上。在接连获胜的形势下，岳飞打算联合义军、配合友军，进而乘胜收复中原。
　　
　　 岳家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与此同时，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武装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袭击金军， 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内外交困：高层先后经历了两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接连失去昔日的盟友，而且还先后与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女真统治者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他们在原辽国辖区内的残暴统治和压迫掠夺，又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
　　
　　 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根据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显然具有全胜的可能。这也是岳飞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之后却继续率军向北推进的原因。
　　
　　但是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岳飞接连收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班师诏令。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宋高宗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向来担心武将功高震主，唯恐武将做大，为尽快解除诸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而奸相秦桧则卖国求荣，“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急于用北伐将士的战绩作资本去与敌国议和。
　　
　　对于宋高宗来说，当初金国女真统治者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之时，他害怕南宋政权会遭到灭顶之灾，担心自己会落到无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但是现在，宋军既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权，与金国女真人重新议和也有了资本，要是继续再打下去，不仅会惹怒金人，而且也会使本来就深得军心民心的抗金名将岳飞等人功高权重，宋高宗唯恐南宋诸大将会有震主之威，对武将们的猜忌也由来已久。
　　
　　而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如果这次宋军抗金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这是秦桧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桧就不择手段地破坏宋军的这次北伐。
　　
　　为要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桧当然知道，首先，必须牢牢地掌握相权。前任宰相赵鼎虽然被秦桧用奸计排挤出南宋朝廷，但在金人败盟南侵以后，他立即“上书言时政”。秦桧马上指使其党羽王次翁诬告赵鼎：“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撰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且犯有“乾没官钱十七万缗”等罪。因而，赵鼎再次遭到贬官降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
　　
　　其次，秦桧严密控制南宋朝野舆论，不许百官上书条陈抗金大事。秦桧一而再地逼害赵鼎，就是要杀鸡给猴看，“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但是，当时的右承事郎陈鼎却不畏惧，陈鼎上书宋高宗说：“敌今日败盟，乃朝廷之福，未败则他日之祸，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为自治之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戊午）。秦桧知道后，大为恼怒，立即把陈鼎降官贬窜，以图惩一警百。
　　
　　尤其是，秦桧为要在军事上破坏抗金战争，从顺昌战役开始起，他就想尽一切方法使南宋诸大将失利。
　　
　　早在绍兴十年五月底，宋将刘锜率军在顺昌府屡次挫败金军前锋的进攻，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十多万大军自东京汴梁直扑而来。秦桧却为宋高宗起草手诏，命令刘锜“班师”，从顺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女真骑兵在原野上追歼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刘锜身处险境，深知可战而不可却，故拒不撤退。刘锜激励将士，誓与顺昌城共存亡。接着，刘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热天气，以逸待劳，以少击众，终于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
　　
　　当时，韩世忠派人把宋军抓到的金国俘虏押送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秦桧害怕俘虏供出金国的虚实，即请求宋高宗下令让诸将“今后获敌不必解来”。这个鬼主意，连宋高宗都觉得不对头，宋高宗听后马上对秦桧说：“不然，须令押数人来问之，庶得虚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绍兴十年七月乙丑）。
　　
　　对于在顺昌战役中积极支持刘锜而立有战功的顺昌府知府陈规，秦桧又故意把他调离前线，让他改知庐州(今安徽合肥)，“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己亥）。
　　
　　在顺昌大战之后，刘锜的左右军随即奉命撤退到长江以南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的兵力所剩不多，由于兵力不足，故刘锜余部长期龟缩在顺昌城内，没有继续向金军发起进攻。
　　
　　绍兴十年六月中旬开始，宋将张俊、王德所部首先攻克宿州，接着又兵不血刃地开进毫州。六月二十六日，南宋朝廷前此派出的前往张俊军中“计议军事”的枢密都承旨周聿把宋高宗和秦桧所谓的“兵不可以轻动，宜且班师”的“密旨”交给了张俊，张俊心领神会。于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的最后一天，张俊、王德等人率军从宿、毫地区班师，将军队撤到淮河以南。
　　
　　秦桧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桧完全知道东线的韩世忠和西线的吴璘，对金军只是起到遥相呼应和牵制两翼的作用，当时直接与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的金军主力对阵的，只是中线战场的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大将。现在先把刘锜、张俊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中线战场的岳飞孤军深入，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让金军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势孤无援的岳家军，进而借金军之手，来消灭岳家军。但是，秦桧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岳飞虽孤军作战，仍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接连取得了如前所述的几次大战役的辉煌胜利。
　　
　　 宋高宗赵构对战争的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北伐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沦为金人的阶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宋高宗赵构始终对金军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宋军的力量估计过低，绍兴元年以来宋军取得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赵构的“恐金症”。 此外，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
　　
　　岳家军节节推进，远在后方的宋高宗赵构却在深宫中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嘱岳飞，要避免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大军决战，要“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
　　
　　面对岳家军持续推进、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一心想要破坏抗金斗争的奸相秦桧心急如焚。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秦桧唆使他的党羽罗汝楫向宋高宗奏请说：现在“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赵构的下怀。于是，宋高宗赵构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或稍后，即大致在郾城之战进行之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
　　
　　
　　绍兴十年七月十一日，在收到岳飞于七月二日发出的克复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捷报之后，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急于见好就收，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草率的班师决定，想阻止岳飞大军继续挺进，以避免和金军进行大决战。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收到了宋高宗七月十一日自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此时岳家军已经向北挺进到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的朱仙镇。
　　
　　当宋高宗于七月十一日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已经接连在七月八日的郾城大战、七月十四日的颍昌大战以及七月十八日的临颖之战中大获全胜，并且已趁胜进军至朱仙镇。而岳飞此前发出的关于郾城大捷、颍昌大捷以及临颖大捷的捷报还在路上传递，还没有到达远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南宋朝廷暂时还不知道岳家军接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的情况。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收到宋高宗十天前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的当天，岳飞经过很剧烈、很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被迫做出了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奉召班师！岳飞遭受了自绍兴七年以来的又一次政治打击，而这次打击的份量要沉重得多。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面向东南方，朝着“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所在的方向再拜，悲痛地说：
　　
　　『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
　　
　　岳飞终于领悟到了一个真理，由宋高宗赵构和权奸秦桧把持的南宋朝廷是决不允许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下令班师。
　　
　　
　　岳飞虽然把全部身心精力都贡献在抗金事业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宋高宗、秦桧掌握着南宋朝廷的朝政大权，而岳飞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朝廷指挥，故岳飞坚持抗金的北伐大计不可能实现也就势所必然了。
　　
　　宋高宗、秦桧葬送了绍兴十年的岳飞北伐，这不仅使岳家军将士通过浴血奋战而攻克的颖昌、陈州、蔡州、郑州等广大中原要地，又相继失陷，而且也使岳飞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
　　
　　岳飞明白，自己在抗金战场上驰骋了半生，己为“秦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过去自己费尽心机，兴师动众，好不容易才收复了一大片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因而，岳飞也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念头。宋高宗、秦桧对岳飞抗金的打击，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这是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而岳飞的消极态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对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又进一步地恶化了。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是通过一方跪拜求和就能得到的。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真正原因。
　　
　　在女真民族封建化之前，北方沦陷区内的百姓绝对不会轻易屈服于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淫威之下。而宋朝要获胜，关键就是要抢在女真民族完成封建化之前，收复失地。可惜，绍兴和议，加上自毁长城，杀害岳飞，终于让本来不应长期出现的南北分裂对峙局面，成为了现实。

      （十三）、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
　　
　　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兀术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
　　
　　南宋初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权力增重，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时钟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南宋朝廷为了压制武将，不惜放弃收复失地，偏安江南，甚至曲膝求和。
　　
　　秦桧为人阴险歹毒、暴戾苛酷，在秦桧专政期间，淫刑毒罚之滥，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不用说抗战派，即使是秦桧的党羽，秦桧也动辄反目成仇。
　　
　　秦桧与岳飞在和战问题上，自然是势不两立的。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在秦桧的主持下，宋金达成第一次绍兴和议，南宋向金国称臣纳贡。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岳飞到临安(今杭州)朝见宋高宗，岳飞不但痛陈『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而且还指责秦桧『谋国不臧，恐诟讥于后世』(《宋史》卷365《岳飞传》)。于是，秦桧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图谋陷害岳飞。
　　
　　绍兴九年岁末，宋高宗御笔书写历史上曹操、诸葛亮、羊祜屯田足食的故事，颁赐岳飞。宋高宗将屯田列为保守半壁江山重要措施。岳飞虽然拥护加强屯田，但不赞成以此作为对金求和的资本。绍兴十年正月初一日，岳飞写跋文回答皇帝。在回答皇帝的跋文中，岳飞指责曹操『酷虐变诈』，隐含指责秦桧之意。岳飞还认为诸葛亮、羊祜『德过于操远矣』，隐约将自己比作诸葛亮、羊祜，希望宋高宗能让他施展才能，恢复故疆。睚眦必报的秦桧知道后更加痛恨岳飞。
　　
　　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一向主战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撕毁和约，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宋金第一次议和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再次开战。一手操办和议的奸相秦桧当时的处境尤其狼狈不堪，因他做尽了坏事，不但民怨很深，而且朝臣也义愤填膺。不久，秦桧的亲信张巨山为秦桧出谋划策，让秦桧引用『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朱子语类》卷131《中兴至今日人物》)之类的话语来为自己过去的误国行为辩解。岳飞看到秦桧奏章中所引“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认为此言“饰奸罔上”，气愤地说：『君臣大伦，比之天性，大臣秉国政，忍面谩其主耶！』于是岳飞和秦桧之间的仇隙更深(《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然而，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却不亚于岳飞。绍兴八、九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进而破坏宋金和议，虽因部将告密而未成功，却使秦桧切齿痛恨。按秦桧的盘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韩世忠，后杀岳飞，这两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敌。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与其党羽党羽王次翁、范同密谋，，策划解除南宋将帅的兵权。秦桧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
　　
　　秦桧对付南宋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即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再利用张俊陷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仅仅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
　　
　　毕竟，岳飞当时已经被解除了兵权，后来又被罢官，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经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曾经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
　　
　　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所以，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达成议和之后，金人会不会很快变卦，还是一个未知数。
　　
　　很显然，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即使暂时不用岳飞，而只是让他呆在家里赋闲，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
　　
　　但是，有两件事却直接导致了岳飞的遇害：
　　
　　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所以，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据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的考证，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曾经揭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给南宋的信件，兀术在信中要求一定要杀害岳飞，然后才可以达成和议，金国才能归还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兀术的信对于岳飞的遇害，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秦桧及其党羽万俟卨等人，伙同见利忘义的小人张俊，编造谣言陷害岳飞，接着又设下一些列陷阱来陷害岳飞。
　　
　　秦桧十分痛恨岳飞，加上又有金国主子的命令，故秦桧想害死岳飞，同时，秦桧参与策划陷害岳飞，并指示其党羽万俟卨等人伙同张俊，一手制造岳飞冤狱。
　　
　　但是，尽管秦桧想杀岳飞，如果没有宋高宗的首肯，秦桧也不肯能实施他的阴谋。《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
　　
　　当岳飞遭到陷害，被投进冤狱之时，宋金彼此间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非常频繁。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
　　
　　人们珍视和平，但是绝对不能把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须知由于南宋小朝廷的偷安妥协,致使当时的中国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文化惨遭摧残,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区因为属于宋金两国交界区而长期处于荒凉状态。
　　
　　在宋金达成和议以后，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国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忍受来自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又要承担金国对蒙古战争引起的各种负担, 大批汉人壮丁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强征戍边,在金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国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金国把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是第四、第五等）
　　
　　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是中国北方社会奴隶制成分扩张的时期，这当然是严重的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个女婢颊刺“逃走”两字，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范成大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行为，表示义愤。
　　
　　而南宋自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南宋官府对南宋人民的横征暴敛不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不断加重.真正能够享受和平的只有金国女真贵族和苟且偷安的南宋君臣,少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贫困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十四）、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在专权期间，秦桧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拼命榨取民脂民膏，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及其同党就是一群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他们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秦桧不但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法，诛锄异己，还继续为奸，为了媚奉金国主子，秦桧及其党羽拼命地榨取民脂民膏，祸国殃民，做尽了坏事。
　　
　　宋高宗、秦桧为了媚奉敌国，讨好金人，对于绍兴和议中所规定的“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都一一如期交纳。交纳时，还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如要由枢密院差使臣四员管押银纲，户部差使臣十二员管押绢纲，并于前一年十二月下旬送至盱眙军的岁币库，然后再差将官一员部押军兵三百人，防护过淮交割。在交割前，先要拿出银、绢式样三份，“一份往燕京，一份往卞京漕司呈样，一份留泗州岁币库，以备参照。虽然呈交了银、绢式样，但在正式交割时，还要受到百般刁难，“初交绢，十退其九”，其原因是“金人秤尺无法，又胥吏需索作难之故”。只有向他们行贿，“通支金人交币官吏，靡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金三十五两”，其余布、帛、酒等共折银六百二十两，对其“所需如欲，方始通融”。但还不是按原物照收，仍要“十退其四五”，结果宋廷又要 “贴耗银二千四百余两”。这些都是给南宋人民强加的巨大负担！
　　
　　此外，南宋皇太后奉送金国皇后的礼物，年年“亦以钜万计”。金主还经常派人来索取“金珠靸工之类”，宋高宗亦“令有司悉与”。甚至有些稀少的动物，如“白面猢孙及鹦鹉、孔雀、狮子猫儿”之类，只要金人有所索求，高宗均令“搜访与之。
　　
　　南宋每年还要派使者往金贺正旦、生辰，贺礼需要金茶器千两、银酒器万两、锦绮千匹，使者有正使、副使及三节人（上、中、下三等随从人员，上，中节各十人，下节三十人）。同时，南宋朝廷还要赏给他们的行装钱，正使一千缗，副使八百缗，银、帛各二百两匹。下节银、绢共三十两、匹，中节二十五两、匹，下节十五两、匹。这些人除领取薪棒外，还“日给五百钱，探请俸二月”。
　　
　　金国使者来南宋时，南宋沿途的地方官不但要迎送，而且还要大排筵席。他们到临安后，更是没完没了的盛宴款待。为要使这些使者能在金帝面前说些好话，高宗还以“密赐”的办法，进行贿赂。正使银一千四百两，副使八百八十两，袭衣（衣物的全套）金带三条，三节人皆袭衣涂金带，上节银四十两，中、下节银三十两，“自是以为例”。金使在临安要买物品，即从内库拿出钱万缗，作为他们购货之用，也“自是以为例”。
　　
　　南宋地方官吏迎送金使时，执礼都要必恭必敬，如果稍有怠慢，立即就受到惩处。平江府守臣直秘阁周葵在郡内宴请金使时，由于“饮食腐臭，致行人有词”，秦桧即“怒葵不己”，将他罢官。吏部侍郎陈康伯为接伴使，由于不肯屈从金使宗永的无理要求，与他争执拜受之礼，宗永就抱怨说：“接伴慢我”。高宗、秦桧得知后，“惧生事”，立即以“酬对辱国”之罪，把陈康伯降职。对于宋高宗、秦桧的媚敌丑行，许多官员都很不满。“时聘使往来”, “凡过盱眙，例游第一山”，游山时还“酌玻璃泉题诗石璧以记”,时日长久，往来者多，“镌刻题名几满”。宋使郑汝谐见此，难以压抑心头的怒火，则写了一首辛辣的讽刺诗说：“忍耻包羞事北廷，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无人勒，却向都梁记姓名”。
　　
　　秦桧还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在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和议时，宋高宗和秦桧曾向人民许下宏愿：休兵之后，一切从省，减免常赋，以宽民力。然而和议之后的结果却是花费浩大，加重赋税，国困民穷，“饿死者众”。
　　
　　在和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了刮尽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还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是“监司郡守”,“刻削苛细，进献羡余”，这些财物除了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
　　
　　绍兴和约签订以后，由于宋金之间暂时休战，宋军不作战备而军费有削减，但由于宋廷要花费以上种种巨额开支和过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如为了把临安经营成为富丽繁华的安乐窝，在那里广造宫殿，大造宫邸，修湖凿山。尤其是秦桧，为要“夺上心，粉饰太平，沮砾士气，今日行某典礼，明日贺某祥瑞”，而对于战备之事，却是“士马销亡不问，干戈顿弊而不修”，使得那些“士大夫豢养于钱塘湖山歌舞之娱，无复故都黍离麦秀之叹。此桧之罪，所为上通于夭，而不可赎也”。正是由于贡纳巨额的岁币给金朝和南宋君臣“上下宴安，以“钱塘为乐国”,其结果必然是要加重人民的负担。
　　
　　秦桧及其党羽为了收刮民脂民膏，还不断思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百姓责要缴纳绵、绸、税捐、茶捐、杂钱、白米六色，和别科米麦，“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京西地区，根据隐田，“增添租米，加重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托钱，醋息钱、麦引钱，各色不一。”总之，“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并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于是“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从上述种种迹象来看，自绍兴和约签订之后，南宋百姓生活不但没有改善，税收非但没有减少，反倒进一步贫穷，进一步增加。
　　
　　如此残破黑暗景象，真亏得某些网友有胆量公然宣称的“秦桧能够使残破的宋朝有机会修养生息，使宋朝的人民体验和平、富足的生活上百年”！
　　
　　由于秦桧的黑暗统治，当时百姓也纷纷起来反抗，当时只福建各地的农民起义，就有“数十百部，部数千至数十百人”；有管天下、伍黑龙、卓和尚、何白旗．满小红、朱明领导的义军。还有宣州(安徽宣城县)的摩尼教徒在俞—的领导的起义，而当时宣州知州不是别个，正是秦桧之弟秦梓！
　　
　　 此外，还有江西刘花、何花等人的起义。起义波及广东的循州、梅州、潮州、惠州等地。接着，海南岛的“琼、崖、詹、万四州”百姓、浙江台州地区的百姓），江西传州的摩尼教徒，福建建州颐宁县的饥民，浙江衡州的饥民，江西吉州地区的农民，都纷纷揭竿而起，杀富济贫，屡挫官军。
　　
　　自绍兴六年岳飞平定杨幺以来，至议和之前，南宋境内，有过如此规模的起义么？没有！那些认为议和带来和平，从而给百姓带来福泽的人，难道你们不想想，为何这些起义，不在战事最激烈的绍兴十年前后发生，而在议和之后发生呢？这其中，又意味着什么呢？
　　
　　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秦桧的祸国殃民之罪，实在罄竹难书，本文也只是略举一二，未尽全貌。

       （十五）、 绍兴十三年(1143年)，金熙宗喜得贵子，大赦天下，允许宋朝使者回归，洪皓与张邵、朱弁等都在被赦之列。 不久，被金国扣留十几年的宋使洪皓被回到南宋，见到秦桧后，洪皓不冷不热地对秦桧说：“室捻让我带他向你问好！”秦桧听后脸色立变，秦桧马上意识到洪皓明白他的底细，所以秦桧对洪皓既痛恨又畏惧，秦桧很快就指示党羽将洪皓弹劾出朝廷。（金国将领室捻曾经是金国最有权势的统帅粘罕的亲信，当初秦桧在金国时投靠粘罕，室捻与秦桧因此熟识）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洪皓归自金国，名节独著，以致金酋室捻语，直翰苑不一月逐去。室捻者，阁，粘罕之左右也。初，粘罕行军至淮上，桧尝为之草檄，为室捻所见，故因皓归寄声。桧意士大夫莫有知者，闻皓语，深以为憾，遂令李文会论之。”

     （十六）、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金国贞佑二年(1214年)，金国中书舍人孙大鼎向金宣宗上书言事。孙大鼎在他的上书中提到了金国以前派遣秦桧作奸细，打入南宋朝廷内部，让金国通过和议得到了金军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并破坏南宋的抗金力量，残害南宋爱国将领（如岳飞等人），进而为金国立下大功的事例。

      《宋史》编者对秦桧生平主要事迹作出如下概括总结（参见《宋史》卷473《秦桧传》）：
　　　　
　　　　 “桧两据相位者，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
　　　　
　　　　 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其矫诬也，无罪可状，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
　　　　
　　　　 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伺上动静。郡国事惟申省，无一至上前者。桧死，帝方与人言之。
　　　　
　　　　 桧立久任之说，士淹滞失职，有十年不解者。附己者立与擢用。自其独相，至死之日，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柔佞易制者，如孙近、韩肖胄、楼照、王次翁、范同、万俟禼、程克俊、李文会、杨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跻政地。既共政，则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听桧弹击，辄以政府报之，由中丞、谏议而升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阅月，或半年即罢去。惟王次翁阅四年，以金人败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论，桧德之深也。
　　　　
　　　　 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桧阴险如崖阱，深阻竟叵测。同列论事上前，未尝力辨，但以一二语倾挤之。李光尝与桧争论，言颇侵桧，桧不答。及光言毕，桧徐曰：“李光无人臣礼。”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术。
　　　　
　　　　 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