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断秦桧是金国派到南宋的奸细的部分证据！

推断秦桧是金国派到南宋的奸细的部分证据！
　　
　　——推断秦桧是汉奸的部分证据！

     秦桧（1090-1155年），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秦桧出生于一个下级官吏家庭。
　　
　　据说这个秦桧倒也是个人才，生得脚长如竿，眼有夜光，“常嚼齿动腮，谓之马啖。相者谓得此相者可以杀人。”
　　
　　南宋初年的奸相汪伯彦未中进士时，曾接受徽州（今安徽歙县）祁门县令王本的聘请，到当地开馆教学，秦桧和他的兄弟都拜汪伯彦为师，在汪伯彦的门下读书。
　　
　　秦桧小时就“天资狡险”，又在汪伯彦那里学到了一套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的本领。所以，当他在做太学生时，便阴一套、阳一套，表面上有时也乐意为大家做些事情，同窗要去出游，必“委之办集” ，但在暗地里又“善干鄙事” 。同学们觉察到他有这种两面派的行为后，都瞧不起他，称他为“秦长脚”。
　　
　　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秦桧考中进士，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县）州学教授，后又中宏词科，由李邦彦“荐入馆职”。秦桧进入官场以后，可说是平步青云，一帆风顺。
　　
　　
　　（附注：秦桧考中的仅仅是进士，并非是状元！宋代一批进士有上百甚至几百人之多，其中的第一名才是状元。秦桧当时考中的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进士而已，连前十名都没有进，根本就不是什么“状元”！所谓的秦桧中“状元”之说完全是网上的某些不学无术的欺世盗名之徒的杜撰缪传！）
　　
　　北宋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底，金军再次包围了宋朝都城东京汴梁（今开封）。不久，东京便被攻破。金国女真兵纵火烧杀抢掠，把汴京城内的金银财宝搜括一空。最初，他们并不以搜括金银财宝为满足，还想夺取北宋王朝而代之，但又“惧民不听”，也顾虑悬军南下，占领州、县过多，“兵力不周，是自贻患也”，所以才不敢这样做。但是，又恐怕“他日赵氏必复兴”，于是又有“就城中别择贤人之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金人为要另立异姓，便把徽宗、钦宗、亲王和后妃等人都扣押起来。
　　
　　靖康二年（1127）, 金国女真皇帝下令废徽、钦二帝。在‘君为臣纲”的封建时代，士大夫把忠君的思想言行，看为是最高的道德准则，所以一听到二帝被废而要另立异姓的消息，同知枢密事孙傅便立即发动文武百官写了一封呈文送往金营，陈述当时在中外异姓中没有合适的人选，如果仓促册立，不但四方必然不从，而且宋金双方还会因此而造成兵连祸结，争斗没有止息之期，况且汴京经过两次搜刮之后，“公私所有，各已罄竭”, “难以立国”，请求金军班师，让北宋朝廷“退守偏方，以备藩屏”, 如能准许钦宗复位，所有“称呼位号，一听指挥”。但这个呈文并没有送到宗望、粘罕那里，孙傅自己便又写了一封呈文，再次向粘罕等人请求，力主要是不允许钦宗复位，就在皇族中“择一贤者立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
　　
　　这就是“存忠”赵氏的主张。很明显，这个主张，是把一个国家的存亡，看作是一姓之兴废，只要能保住赵氏的皇位，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向金国女真人屈辱称臣，甚至永为藩属。
　　
　　尽管这样，金国女真人还是置之不理，金军统帅直接指令北宋投降派吴幵、莫祷等人催促百官，要他们“督举异姓” 。其实，要百官推举异姓也不过是一种形式，金国女真兵统帅粘罕他们早就看中了前宰相张邦昌，要立他作为金国女真人的傀儡皇帝。
　　
　　金将还要北宋群臣一同拥立张邦昌为帝，如有人敢持异议或藏匿赵氏者，以军法严惩。敌人虽然气势汹汹，但北宋许多官员仍不屈服于金军的威胁，当时要求辞官者就有四十余人，他们宁愿弃官，也不肯拥戴张邦昌为帝。
　　
　　金军统帅粘罕等人见用硬的一套行不通，便改用欺骗与武力威吓相结合的办法来逼使百官就范。他们命北宋吏部尚书王时雍为汴京留守，要他到处张贴榜文说：“金人许推择赵氏贤者”为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并要他请文武百官到秘书省商议这一事情。
　　
　　当北宋文武百官到达后，秘书省的大门即被关闭，周围布满了全付武装的金国女真兵。在这森严而恐怖的气氛中，范琼出面宣布：金国要立张邦昌为皇帝。文武百官这才知道上当受骗了。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唯唯而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也有不肯俯首就范的，其中有个太学生就说：“某等所见，意殆不然”。范琼怕其他的人也跟着他起来反对，‘即抗声折之”。王时雍更怕拖延时日，夜长梦多，又看到大家不肯写推举状，他就带头签写，于是文武百官也只好跟着他签写了。
　　
　　起初，虽有人流泪悲叹，但又不敢提出异议。后来，奉直大夫寇庠才严然厉声地说：“吾乃异议者，请如所令”。接着，朝请郎高世彬也悲愤地说．“吾请同行”。他们的抗议在同僚中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监察御史马伸当场对众官说：我们“职为争臣”, 怎么能够“坐视不吐一辞”？我们应当共同写一篇反对状，要求保“存赵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
　　
　　秦桧这时官为御史中丞，秦桧看见文武百官的反对态度，也听到属下马伸等人的慷慨陈词，自己作为御史台的长官，当然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就独自地写了一纸状文送到金营。
　　
　　秦桧在他写给金国女真人的状词的开头，首先表明：他秦桧写此状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尽忠于赵宋王朝，也是为了替金国女真人着想，并帮助你们金国女真人权衡利弊。
　　
　　秦桧还说：值得金国女真人注意的是，赵宋建国已有一百多年，统辖地区辽阔，子孙蕃衍，“号令一统”。张邦昌作宰相时，只不过是一个“附会权幸之臣，共为蠹国之政”, 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如果把他立为皇帝，天卞的英雄豪杰必然会“共起而诛之”，最终还是不能成为金朝的屏障和藩属。金国女真人如果不顾一切，一定要立张邦昌为帝，那么“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
　　
　　所以，他秦桧衷心地希望金国女真人要深思熟虑，最好还是恢复宋钦宗之位，让宋钦宗当个傀儡皇帝，这样“实大金万世之利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
　　
　　这就是秦桧后来所一再吹嘘的，他在靖康末年如何不顾安危，“存忠”赵氏的事实真相。
　　
　　实际上，秦桧在状文中虽然已申明，他的反对状“非特忠其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但在当时仍是迷惑了不少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认为秦桧能“存忠”赵氏，就是一个难得的忠臣，假“使会之（秦桧的字）诚有此，而无绍兴再相，擅国罔上，专杀尚威，则谓非贤可乎”? “倘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挥麈后录》 卷2）
　　
　　当时金国统帅粘罕虽然没有接受秦桧的建议，但对秦桧能设身处地地为金国女真人的利益着想，却已经产生了好感，并“心嘉其忠”（《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
　　
　　金国女真人为要灭宋，在靖康二年（1127）三月就扶立投降派的头目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命他统治黄河以南的宋朝旧域，统治了一百六十八年的北宋王朝至此灭亡。到同年四月，金军才北撤。北撤时掳走了徽、钦二帝、后妃、嫔御、亲王、宗室、文武百官共三千多人，还运走了搜刮来的大量金银、珠宝、古器物、天下州府图籍、图书、浑天仪以及百工、技艺、僧道、医卜、平民等约十万人，满载北去。这就是“靖康之祸”。
　　
　　金国女真人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也只是权宜之计。他们打算先巩固对辽东和黄河以北地区的统治后，再作南侵，所以在他们北撤时，还“取秦桧及太学生三十人、博士正录十员” ，并明白地告诉他们说：“金国不要你们作大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在太学生中，有些无耻之辈就争着拿起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人攻战据取之由以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当时金国女真兵统帅粘罕等人之所以特别指名要秦桧前往，从表面上看其理由是说他“以废立异议，故取之”。但实际上，其实是因为粘罕看了秦桧写的状书以后，不仅“自喜其为人”（《大金国志》卷13） ，而且“心嘉其忠，与之俱归”（《大金国志》卷13）。
　　
　　同时，使金国统帅粘罕对秦桧产生好感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后来秦桧对人家所说的：他在靖康末年，与莫俦同在金营，当时由于粘罕怕赵氏他日复兴，要将赵宋宗室全部抓去，来个斩草除根，但又顾虑到“搜寻宗室，有所未尽”，忧心忡忡，不知怎么办？
　　
　　于是莫俦就先向粘罕献计，要他到“宗正寺取玉牒（皇族的谱牒），其中有名者尽行根刷，无能逃矣”。
　　
　　当时秦桧也在旁，秦桧则认为：莫俦这个计谋不好，因有的人家宗族繁多，大家虽有宗族之亲，但情谊却很疏远．有的人虽同姓，但他们的恩情还比不上异姓，他们平时既然不能共富贵，一旦有了祸患，就想“与之均，以人情揆之，恐无此理”。
　　
　　秦桧的确是老谋深算，乍听起来，秦桧好像是不同意莫俦的意见，而其实秦桧是在婉转地指点粘罕：以单纯根刷宗室的办法，是不可能防止赵宋政权的复兴的。粘罕当然也听懂了秦桧的意思，所以才说：“中丞之言是，由此异待之”（《挥麈后录》卷3）。
　　
　　
　　金兵北撤时，被俘去的北宋大臣，除御史中丞秦桧外，还有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何樐、同知枢密事兼太子少傅孙傅、资政殿学士签事枢密院事张叔夜等人。就这几个人来说，他们对待抗金和被俘的态度，也不尽同。
　　
　　被俘前，张叔夜是个抗战派。在金兵第二次包围汴京时，张叔夜曾带兵前往保卫汴京，当时“勤王之师，无一致者，独叔夜以孤军入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到汴京后，他一连四天与金兵大战，英勇杀敌，“斩其金环贵将二人”（《宋史》卷353，《张叔夜传》）。钦宗对张叔夜打胜仗，非常高兴，把他的事迹写好藏在腊丸内，派遣使者送到各地，号召各地官吏派兵入卫京师，但是“迄无赴者”。汴京城被攻陷时，张叔夜虽受了伤，“犹父子力战”（《宋史》卷353，《张叔夜传》）。当钦宗出城到金营乞和时，张叔夜也极力劝阻。当粘罕要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时，张叔夜还写信给粘罕和宗望，请求“立太子以从同望”（《宋史》卷353，《张叔夜传》）。张叔夜被俘北去时，沿途宁愿挨饿，也不食金军的粮食，只是饮些汤水，以维持生命。走到宋金交界的地方，有人告诉他就要过界河了，张叔夜悲愤至极，“乃矍然而起，仰天大呼”，以后再也不说话了，到第二天，“扼吭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张叔夜以死来抗议金军的侵略暴行。
　　
　　何樐在宋金战争发生后，最初曾与抗战派一起，提出反对割地的主张。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一主张坚持到底，当汴京城被攻陷后，他轻信敌人许和的诡计，和钦宗一起到金营求和，结果自己也成了阶下囚。当他被俘到金国后，总算还有点骨气，“仰天大恸，不食而死”（《宋史》卷353，《何樐传》）。
　　
　　孙傅在钦宗被扣押到金营后，辅助太子留守京师兼任少傅，曾冒死一再上书给金人，反对立张邦昌为帝。当金将来索取太子时，孙傅也表示：自己是太子的师傅，应当和太子同生死，金国女真人这次指名要我去，我当然要和太子一起前往，希望去后求见金国二帅，当面斥责他们，或许事情还可转机。孙傅的儿子闻讯前来看望孙傅，不料却遭到孙傅严厉的斥责。孙傅说：叫你不要来，你又来了，我为国而死的决心己定，你再来也没有用了7 。孙傅被俘到金国后，“终以不屈，卒于金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
　　
　　秦桧过去装模作样地表示反对割地，也反对立异姓为帝，但这些都是为了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掩饰。秦桧“始陈此议，特激于一朝之谅”（《鹤林玉露》 卷5，《格天阁》）。
　　
　　所以当秦桧一旦当了俘虏，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秦桧也就开始脱去伪装，原形毕露了。
　　
　　秦桧“既至虏廷，情态遂变”（《鹤林玉露》 卷5，《格天阁》） ，变节投敌，当了金国女真人的狗奴才。
　　
　　其实，金国统帅粘罕本来就看中了秦桧，对秦桧早已有好感，而今就更加信任他了。所以，秦桧到金国后，自然能够享受其他俘虏所不能得到的礼遇。
　　
　　当时，连徽、钦二帝和其他宗室大臣在被俘北去的时候，都受尽了金兵的折磨。燕王赵俣因绝食死在路上，金兵用马槽来收敛他，马槽不够长，“犹露双足”。宋徽宗在途中口渴，也只能“摘桑堪食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北宋的皇室宗亲被押解到燕山府（今北京市）后，金国女真人怕赵宋宗室人多势众，难以对付，便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命宗室一千八百多人留在燕山府，按人口配给粮食，监视很严，使“宗室之死甚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至于徽、钦二帝以及其余的人，都被押送至金国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原来位极至尊的徽、钦二帝，当成了阶下囚时，一切都得俯首听命，任人摆布。
　　
　　徽、钦二帝被迫穿着素服去跪拜金太祖庙，又到乾元殿去叩见金太宗。金太宗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重昏侯。这种封与被封之间，意味着君主与臣属的关系，而这些封号，对徽宗、钦宗更是莫大的讽刺。
　　
　　徽、钦二帝在备受凌辱之后，被“移居韩州”。宗室晋康郡王赵孝骞等九百余人，也徙“至韩州同处”。金国女真人对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百般凌辱，而且在生活上也极为苛虐，“仅给田十五顷，令种莳以自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在当时的宋朝俘虏中，只有秦桧是唯一能享受特殊待遇的人物。
　　
　　由于金国统帅粘罕的推荐，金国皇帝对秦桧极为赏识。在流放徽、钦二帝及其他赵宋宗室大臣时，惟独秦桧不被流放，惟秦桧“不与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并将秦桧赐给金国元帅左监军挞懒为“任用”, “任用者，犹执事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秦桧得到这样的知遇，自然受宠若惊，感恩戴德，便卑躬屈膝地投靠了金国女真人，依金国权贵挞懒“以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谄事挞懒，顷心为之用”（《鹤林玉露》 卷5，《格天阁》）。挞懒也优待秦桧，“亦厚待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金太祖的四太子完颜兀术（即小说书中的“金兀术”），还专门宴请秦桧，而左右侍酒的人，也都是“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金佗续编》卷20 ，章颖：《鄂王传》之4）。
　　
　　秦桧变节投降后，和金国女真统治者的交情打得十分火热，他们主奴之间一场可耻的政治交易就这样开始了！
　　
　　自从金兵北撤以后，张邦昌的傀儡政权遭到宋朝朝野内外的唾弃，也无法支撑下去。一般未被金兵俘去的北宋臣僚，仍希望重建一个赵氏政权。可是，在汴京的宋朝皇室都被俘走，只有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此时还在济州（今山东巨野县）, 他是北宋皇室中仅存的近支，北宋巨僚们当然也就把他看成是赵宋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了。张邦昌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只好自请退位，于是仅存三十三天的傀儡政权，在一片唾骂声中垮台了。
　　
　　靖康二年（1127 ）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重建赵宋王朝，改号建炎，也就是后来继续了一百五十二年（1127一1279年）的南宋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史称为宋高宗。
　　
　　宋高宗即位的消息传到金国，宋徽宗得知后非常高兴。宋徽宗在被俘北去的途中，就希望康王能重建赵宋政权。他还在衣领中写了密信，交给宣赞舍人曹勋，要他秘密地从小道去找康王，要康王此后真的能够登上帝位，即“来救父母”，并要曹勋告诉康王，如果他有“清中原之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就放手进行，不要以他为念。
　　
　　但是事实上，宋徽宗并没有真正放弃他历来的投降主张，只是由于捱受不了痛苦的俘虏生活，才希望康王能够北伐，能够救他出苦海。所以，宋徽宗又以康王登位作为向金乞和的资本，借机写信给金国统帅粘罕，与约和议。
　　
　　宋徽宗这封求和信，是由秦桧代笔的。秦桧也供认不讳，他后来说：“向在北庭，代徽宗作书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9）。
　　
　　在这封写给金国统治者的求和信中，秦桧以五代时契丹的耶律德光为例，认为他攻入汴京，灭掉后晋，把石氏宗室北迁，这样做的结果，契丹反而守不住中原地区，但得利的倒是刘知远建立了后汉。
　　
　　秦桧希望金国女真统治者从这一历史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最好的办法，还是派一名被俘的宋廷旧臣南归，带着宋徽宗的亲笔信，劝说宋高宗“子子孙孙”向金国女真人称臣纳贡，这样才是金国的“万世之利”（《三朝北盟会编》 卷211 ，引《北狩行录》）。
　　
　　金国统帅粘罕虽没有接受宋徽宗的求和，但对代笔人秦桧能这样竭智尽虑地为金国女真人着想，却非常赞赏，“粘罕喜之（秦桧），赐钱万贯，绢万匹”（《三朝北盟会编》 卷220，《中兴姓氏录》）。
　　
　　而粘罕之所以重赏秦桧，当然也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宋高宗赵构为要再次表示自己的降顺之意，于建炎三年(1129）九月，又派奉议郎直龙图阁张邵使金。张邵为使去山东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和金国元帅左监军挞懒会见，见面时挞懒却要他行下拜之礼。张邵反驳他说：你我都是南北朝臣，没有相拜之礼。但挞懒恼羞成怒，就把他扣押起来，送去密州（今山东诸城）。
　　　　
　　当时和张邵形成鲜明对照的反面事实是，秦桧在投靠金国女真人以后成了挞懒军中的座上客，在张邵会见挞懒时就亲眼见到“前御史中丞秦桧在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8）。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在宋高宗赵构接连向金国最高统治者们上书乞哀之际，金国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大军，还带上在燕、云、两河等地强征的剃头签兵，分兵数路，再次大举南侵攻宋。
　　　　　　
　　在这次侵宋战争中，金国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负责淮南战场，完颜兀术（宗弼）负责江南战场。
　　　　　　　
　　这次南侵，挞懒带兵攻取淮东。过去秦桧为御史中承，又是南方人，对南宋的情况很熟悉，挞懒就利用这条走狗，“命桧以任用偕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
　　　　
　　秦桧不满足于独身前往，还想带他的妻子王氏一同随行，似又摸不透金将的底蕴，夫妻俩便假装争吵。王氏故意大声地叫嚷说：“大金国以汝为任用，而弃我于途中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 因挞懒的住所和秦桧的住址相邻，挞懒的妻子一车婆听见争吵后，便过来相问。王氏把争吵的缘由告诉了她，一车婆即安慰她说：不用顾虑，金国的法律允许家属随军。一车婆回家后，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挞懒。
　　　　
　　挞懒要利用秦桧，对他当然不同于南宋的一般降将，也用不着扣留他的家属作为人质，所以就准许了王氏随军而行。于是，秦桧夫妻两人，便一同地为挞懒的侵宋卖力。秦桧在挞懒军中为“军事参谋”，兼充“随军转运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
　　　　
　　这次，挞懒先攻打楚州（今江苏淮安）。当时南宋的徐州守臣赵立，因在徐州城中势孤粮缺，就带领部下救援楚州。沿途遇上不少金军，且战且进，接连打了七次胜仗，才进入了楚州城。进城时，赵立的嘴为流矢所伤，不能说话，但他仍坚守岗位，以手指挥。将士们极受鼓舞，奋勇力战，其时楚州城内的军民总共不满万人，而挞懒所率领的金兵却有几万，一连攻城四十多天，仍不能攻下。敌人没有办法，只好退守孙村大寨，命骑兵抢掠杀害城中出来购买粮食和柴草的老百姓，并企图以这种做法来困死赵立的军队和城中的老百姓。
　　
　　江南战场的金军分兵两路侵宋。西路军由完颜拔离速、耶律马五等指挥，在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由黄州(今湖北黄州)渡江，先后攻入江西、湖南和湖北三路，一路烧杀劫掠，然后北撤。驻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刘光世军闻风逃窜，致使金军在西路的一支偏师得以横行几千里。只是南方一些村民自动组织抵抗，才使那些金兵遭受一些损失，而有所忌惮。
　　　　
　　金兵西路军攻打江西、湖南，想活捉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的隆裕太后（宋哲宗废后）。这路金兵的一支打到抚州时，抚州守臣即秦桧的岳父“王仲山以城降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金人得到这条鹰犬，非常高兴，马上命王仲山（秦桧岳父）的儿子王涣“权知州事，令括管内金银赴洪州送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当金兵进犯袁州（今江西宜春）时，袁州守臣即秦桧岳父王仲山的哥哥“王仲嶷亦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
　　　　
　　在南宋军民浴血奋战抗金的时候，不仅秦桧夫妻，而且连同秦桧妻子王氏的一家人，都成了这一抗金斗争洪流中的汉奸败类，当了金国女真人的狗奴才。
　　
　　再说楚州被金国女真兵围攻了一百多天，城中情况极为困难，初时还有“野豆、野麦可以为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 ，后来这些都吃光了，只有食草木、榆皮。但城中军民仍然毫不气馁，斗志昂扬。赵立和士卒同甘共苦，每次作战，必先士卒。而且，军纪严明，在战斗中如果有人临阵退缩，他立即就大声疾呼，飞马而来．将其斩首。因而“众畏服，亦乐为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全城军民在赵立的指挥下，都誓死保卫楚州。
　　　　
　　金军围城久攻不下，金军统帅挞懒万分着急，汉奸秦桧则替他出谋划策。秦桧以自己贪生怕死之心来度楚州军民之腹，认为城中粮尽援绝，劝降的鬼计必定可行，于是秦桧为挞懒写了一道“檄文”，企图劝说楚州军民投降（《大金国志》卷13）。但楚州军民，誓死不降。他们决心战斗，与城池共存亡。
　　　　
　　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中旬，楚州知州兼镇抚使赵立被金兵的炮石打碎头颅，壮烈牺牲。赵立临死前感慨地说：“我终不能与国灭贼矣！”城中军民虽失去了主帅，但毫不动摇，又共推参议官程括为将，继续守战，一直坚持到九月底，终因寡不敌众，城被攻陷。
　　　　　　　　
　　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下旬，金兵攻进楚州城。但楚州军民仍是宁死不屈。楚州军民的抗金斗争，真是可歌可泣！ 楚州军民按照赵立生前的部署，每个巷口都设立砖垒，扶伤巷战，使金兵付出了伤亡几千人的惨重代价。楚州城中烈火烛天，有的妇女甚至拉住金兵，一起沉溺河中，“抑痛扶伤巷战，虽妇人女子，亦挽贼俱溺于水”（《挥薼后录》卷9）。一些号称“千人敌”的民兵首领，如万五、石琦、蔚亨等，则奋勇突围而出。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秋，在宋高宗赵构接连向金国最高统治者上书乞哀之际，金国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大军，还带上在燕、云、两河等地强征的剃头签兵，以完颜兀术（汉名宗弼）和完颜挞懒（汉名昌）为统帅，分兵数路，再次大举南侵攻宋。
　　
　　到了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军进犯江南地区，长途奔袭，战线过长，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
　　
　　同时，在金军主力进攻江南的时候，中原沦陷区内的原宋朝军民也纷纷聚众抗金，“江北之民，誓不从敌，自为寨栅，群聚以守者甚众”。
　　
　　种种迹象表明，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金国女真贵族们于是放弃了在短期内消灭南宋政权的不切实际的计划，要转回头去，去倾力经营已经占领的中原和华北各地。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秋，在江南战事结束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大金国志》卷7)。金国女真人企图通过这一新策略，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实现目的。
　　
　　金人所谓的 “和议”其实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国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为了辅助“攻战”。
　　
　　为了实施“以和议佐攻战”，金国女真人还准备派内奸打进南宋朝廷。为此，金国女真最高决策者于天会八年（1130）在“黑龙江之柳株”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即是商讨如何才能灭亡南宋的问题 。
　　
　　会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远房侄子陈王完颜兀室，担心“宋氏之再隆”，可是单凭军事力量又“不可以威取”，于是认为要想方设法从南宋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又进一步地分析了南宋大臣们的情况，认为张浚等人“志在于复仇”，韩世忠等人“则习于兵事”，这些人“势难先屈”，也不可能为金国女真人所利用(《大金国志》卷24)。
　　
　　于是有人提出：只有派遣在金国的宋臣先归，对南宋进行威吓，使之归顺，我们“佯不从而勉强听之”。大家都觉得这条计谋很好，但派谁合适呢？
　　
　　有人提出派遣张孝纯。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不妥，他说：“此人在河东失节，人谁不怨，便去如何得位，得志，只有桧可用”(《大金国志》卷24，还可参见《脚气集》)
　　
　　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秦桧有见识，又能“尽忠”于金国女真人。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还说：我喜欢秦桧这个人，所以才把他“置之军中”，不到半年，“其言皆验”，秦桧他不仅已经投靠了我们，而且还提出了“南自南，北自北”的策略。“若纵其归国，必是得志，可济吾事”。其他人也觉得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所说的话有道理(《大金国志》卷24，还可参见《脚气集》)。

　　
　　而秦桧自卖身投靠金国女真人后，的确不断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是真心实意为其金国主子服务的。在楚州之战时，秦桧为挞懒劝降宋将的目的虽未达到，但秦桧的行为却表现了对金国主子的忠心。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在经过多次对秦桧“试之以事”之后，认为“南臣贫薄，唯桧温实”。也就是说，他们对秦桧经过多次考验以后，对秦桧是完全信赖得过的(《大金国志校证》卷13)。
　　
　　同时，金国女真统治者们还认为秦桧在靖康末年，给金国上书请存赵氏，成为俘虏，在南宋朝廷里也留下了“忠义”的名声，是以“天下高之”。有了这件迷人的外衣作伪装，送秦桧回去，就容易掩盖其内奸的真面目，而且还能取信于南宋朝廷。
　　
　　所以，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就把决策告知秦桧，“阴以桧约”，要他回南宋后，“俾结和议为内助”（《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即是要秦桧南归充当内奸，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事业。秦桧当然非常乐意，结果女真统治者也就“纵之南归”了。
　　
　　为了使秦桧能安全回到南宋，金国女真统治者还作了一番筹划。秦桧的岳父王仲山有别业在山东济南，金人就在王仲山的产业中取了一部分给秦桧，作为路费使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而且还帮秦桧准备好船只，叫秦桧“乘船舰全家厚载而归”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十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以及亲信高益恭等一班随从，乘船满载着丰厚的财宝，从刚刚被金兵攻陷不久的楚州（今江苏淮安）登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涟水(今江苏涟水)，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的巡逻兵抓住，并要杀他。秦桧说：“我是御史中丞秦桧。这里有没有秀才，应该知道我的姓名。”有个卖酒的王秀才，不认识秦桧，但装作认得秦桧的样子，一见就作个大揖说，“中丞劳苦，回来不容易啊！”大家以为王秀才既然认识秦桧，就不杀他了，而以礼相待。

　　为了蒙混过关，秦桧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他是如何如何地杀掉了“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把自己装成一副英雄汉的架势。
　　
　　但是丁襈的部将对秦桧的回来颇有怀疑，认为宋金两军正在对战，秦桧怎么可能带着全家人并且还带着这么多的财宝平安无事地从金国回来呢？所以，定然是金国女真人暗中派遣秦桧回来当奸细，“宜速诛之，以绝后患”。

　　
　　宋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都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极力保护秦桧，认为秦桧是宋钦宗时的中丞，如果杀掉了他，将来南宋朝廷追究起来，对丁撰军实为不利。这样，秦桧才免了做刀下之鬼，被送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
　　
　　秦桧回到南宋朝廷之后，继续捏造自己如何从金国逃回南宋的谎言。但对秦桧的谎言，当时南宋朝廷的许多官员都表示怀疑。南宋大臣们提出了种种疑问，认为：
　　
　　第一，当初，何樐、孙傅、司马朴和秦桧一起被金人押到北方并遭到拘禁，何樐、孙傅、司马朴三人都不能够回来，为什么秦桧能够单独回来？
　　
　　第二，从燕山府（今北京地区）到楚州（今江苏淮安）将近三千里路，在这样漫长的地带怎么会没有金人防禁呢？秦桧又怎么能够逾河越海而又不被金人觉察呢？
　　
　　第三，秦桧自称是随军至楚州后乘金人不备而逃走回来的，那么最多也只能是他一个人逃脱，但是他却能够带着妻子王氏以及许多随从一起逃回。
　　
　　第四，秦桧说在涟水军时宋将要杀他，是为要贪图他的“囊橐”之财，既然他有“囊橐”之财，既然他带着那么多金银财宝，又怎么会是逃回来的呢？
　　
　　对于这一连串的疑问，秦桧是无法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的（参见《宋史》卷473《秦桧传》）。
　　
　　南宋朝臣们在议论纷纷之后，大家一致推测说：莫非秦桧在金国“尝倡和议，而挞懒纵之使归”乎？
　　
　　这些疑问和推测，都说明了不管秦桧是如何巧妙地伪装，终究也瞒不住人们雪亮的眼睛。
　　
　　而这些疑问只有秦桧的密友时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秦桧辩解，范宗尹还不遗余力地举荐说秦桧忠于赵宋王朝。但疑团却并没有消除。
　　

        不久，在秦桧的密友时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等人的推荐之下，秦桧步步高升，一直坐到右宰相的位子。

       在秦桧归宋之前，南宋朝廷虽多次派使者与金国谈判，但仍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而一心一意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际是从秦桧为相开始的。因为秦桧在金国时，首倡和议，所以他南归后，就成为金国女真贵族的代理人。

       当时，和秦桧一起为相的还有吕颐浩。吕颐浩也是在绍兴元年（1131）九月，即在秦桧为相后的一个月，才被任命为左相的。和吕颐浩共掌朝政，秦桧却不能容忍。

       秦桧为相后，竭力结党营私，培植私人势力，把他的亲信也安插到南宋朝廷的各个重要部门。当私人势力培植起来之后，秦桧又唆使其党羽向宋高宗建议，将吕颐浩外调。

     秦桧把吕颐浩排挤出朝廷还不满足，又在绍兴二年（1132 ) 奏请宋高宗设置修政局，“自为提举，参知政事翟汝文同领之”，设置修政局，秦桧美其名是为要“更张法度”，但实际上，修政局的所作所为，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当时的监察御史刘一止就指出：“宣王内修，修其所谓外攘之政而已”，如今修政局所做的，竟是“簿书狱讼，官吏差除，土木营缮”。但这些事，都不是当务之急。屯田员外郎曾统更是直言不讳，他对秦桧说：“丞相事无不统”，还要设置这个修政局来干什么？但是，对于这些意见，秦桧一概置之不理。秦桧自己当然心中有数，设修政局“实欲夺同列之权”。为了达到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桧就把自己的党羽“刻薄之士”，安插在修政局里。所以，后来才有人“议废修政局以摇桧者”，正是这个道理。

        秦桧过去所写“存忠赵氏”的状文，已成为他的护身符，也成为他欺世盗名的资本。正因这一缘故，所以当时不少有名望的所谓贤士，才肯与秦桧合作。

        但是，秦桧为相后的胡作非为，不仅大失众望，而且，南宋朝廷的很多官员也甚为不满。和秦桧同领修政局的副宰相翟汝文，虽由秦桧推荐，但他为人刚直，不愿屈从，他对秦桧前几年被俘南归的历史，颇有怀疑，把秦桧看作金人的奸细。而且，他对秦桧的所作所为，也十分愤慨，认为秦桧做宰相后，“四方奏请填委未决，吏缘为奸”。在宋高宗召见翟汝文时，翟汝文也向宋高宗奏请惩“治堂吏受贿者”，其实就是要惩处秦桧及其党羽。对于翟汝文的言行，秦桧既恨且怕，于是，秦桧就在宋高宗面前弹劾翟汝文“擅治吏”。翟汝文受到秦桧的弹劾，便“力求去”任，言官方孟卿又迎“逢桧意”，上章攻击翟汝文不该“与宰相不协”。结果，翟汝文被迫离开了参知政事（副宰相）之位。
　　　　　　
　　当时反对秦桧的不仅是翟汝文，起居郎王居正也请求宋高宗质问秦桧：当初他曾自夸，如能任他为相，“数月，必耸动天下”，至今他所做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事？

       而且，当时许多朝臣也把秦桧的所作所为归为二大罪状：一是秦桧“不知治体，信任非人”，专以“苛刻为务”，使得“人心大摇”, 怨声载道；二是把秦桧自己的私党，“布列要路”，同党之间，互相吹捧，异己之人，“力肆排摈”。看来，众朝臣直接抨击的虽是秦桧，但实际上也间接地斥责了宋高宗，因如果不是高宗做他的后台，秦桧哪里敢如此专横。
　　　　　　
　  后来，连宋高宗也察觉到秦桧独断专行、党同伐异、培植党羽等行为的潜在危害。绍兴二年（1132）四月，宋高宗下了一道“以戒朋党”的诏令，并告诫臣下以后如有“朋比阿附，以害吾政者”，定要“严置典刑，以诛其意”。
　　
　　可见，秦桧的植党专权，已发展到和宋高宗的专制统治也产生了矛盾，因而也引起了宋高宗对秦桧的不满。而且，在宋金媾和的问题上，秦桧也没有能够像宋高宗原来所期望的那样，迅速地达成和议。同时，南宋将领吴玠等人，在西线战场上又取得了许多新的胜利，军民抗金斗争的情绪也非常高涨。

       因而，当秦桧“以河北人还金国，以中原人还刘豫”的计策一出笼，南宋朝野立即群情大哗．“天下之人，无贤愚，无贵贱，交口合辞，以为不可” 。
　　
　　 南宋广大军民对秦桧所提出的所谓二策，都纷纷反对。正是由于民情激动，宋高宗怕因此而激起民变，所以他才丢车保帅。加之，由于此时左相吕颐浩已经回朝，他也怨恨秦桧把白己排挤在外，于是就和朱胜非、黄龟年等人结为一党，反击秦桧。
　　
　　 绍兴二年（1132）八月，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接着，黄龟年又上书揭露秦桧自做宰相以来，“乃不顾国家，盗威福在己”, “阳为面从，退恃明比之奸，阴谋沮格”, “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议”，犯下了“欺君私己”之大罪。
　　
　　 正是迫于臣民群起的反对形势，宋高宗才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贬他为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
　　　　　　　 　
　　  在罢免秦桧时，宋高宗也不得不列举了秦桧的罪状：
　　
　　 一是阳奉阴违。罪责秦桧和范宗尹共同执政时，秦桧明知许多事情不完善或不妥当，但从来不和范宗尹争议，而是‘私言于朕”。而且近来，朝廷任命权邦彦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朱胜非为提举醴泉观兼侍读，日赴朝堂议事，秦桧对于这些人的任命，皆“面从而称善”，但退朝之后，却“与其党力攻之”。
　　
　　二是植党专权。罪责秦桧“凭持其党，排根所憎，进用巨邻”。
　　
　　三是没有政绩。罪责秦桧自夸要是任他为相只要有几个月，就可以耸动天下，但至“今无闻”。
　　
　　四是和议误国。罪责秦桧拜相时所献的二策：“一则与南北士大夫通致家信；一则纠率山东、河北散群之人，愿归乡土者，差官管押前去，此何理哉”？
　　
　　 宋高宗为要表明自己并不赞成秦桧所提出的主张，还专门召见了兵部侍郎兼直学院士綦崇礼，并对他说；秦桧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也是北人，那么叫朕将到那儿去呢？

        綦崇礼听后“请御笔付院，上即索纸书付崇礼”。綦崇礼才把高宗所列举的秦桧罪状，写成“制词”, “播告中外”，以示宋高宗“终不复用”秦桧。
　　　　　　
　　但是，宋高宗和秦桧的政见难道真的不同，真的“终不复用”他吗？不是的。
　　
　　上述宋高宗所列举秦桧的前三点罪状，都是朝臣们早已指出而无法否认的事实．宋高宗只不过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加以承认而已。
　　
　　至于第四点的和议问题，后来的史实已作了回答，而且在绍兴十八年（1148）八月，宋高宗在一次和秦桧的谈话中，也完全说出了当时自己的心里话。他说：我记得你初从金朝归来，曾对我说，如想天下太平无事，必须实行“南自南，北自北”，这和我原来的想法是一样的，当时只是“梗于众论”，才没有马上实行。这倒是实话。这些话，也暴露了宋高宗本人的两面派的丑恶面目。

　　
　　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宋高宗赵构一面让宋军将士抵抗金国、伪齐联军，同时又派魏良臣、王绘等大臣前往金军统帅挞懒处求和。临行前宋高宗嘱咐他们：“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宋高宗还要他们向金人解释，南宋派岳飞收复襄阳诸郡，没有其他用意，只因伪齐“李成侵犯不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
　　
　　 在赶往金军大营的路上，魏良臣、王绘等人在大仪镇遇到韩世忠所部。韩世忠命令部下装出要收拾行李南撤的样子，同时把宋高宗命令他撤到长江以南的手诏拿出来，让魏良臣等人看看。魏良臣等人走后，韩世忠马上命令部下在大仪镇摆好五阵，设下埋伏二十多处。
　　
　　 南宋使臣魏良臣、王绘等人过了大仪镇，首先见到作为金军先锋的金将聂儿孛堇。聂儿孛堇质问他们：皇帝何在？韩世忠何在？宋朝有多少兵马？还别有用心地问到“秦中丞何在”？王绘回答说：皇帝现在在临安，韩世忠正在从大仪镇南撤，秦桧现“带职奉祠”。聂儿孛堇立即责问说：听说秦桧当了宰相，又被罢职。秦桧是个好人，你们为什么要罢免他？王绘又告诉他说：秦桧是当过宰相，但过了一年，他“坚欲求去”，并非有其他原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秦桧被罢官的消息虽然让金人不高兴，但是韩世忠正在从大仪镇南撤的消息却让金将聂儿孛堇喜出望外。聂儿孛堇马上率领金军的先头部队赶往大仪镇，另外一个金将挞孛也率军前往。
　　
　　 挞懒派团练使宵揭录、少监李聿兴来接头。会见时，魏良爪等又按照高宗卑躬屈膝乞和的旨意，不敢自称南宋，而只是说江南，言下之意无非是表明南宋愿意奉金国为上国，白己仅是要求作为属国而苟存。因此，他们首先声言此来的目的是，“江南欲守现存上地”，每年愿意向金朝贡纳“银、绢二十五万匹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
　　
　　 然而，和前次聂贝勒一样，宵揭录也特别问起“秦中丞安否”？并特意认为秦桧“此人原在北军中，煞是好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魏良臣等人对他的回答如前。
　　
　　 南宋派他们出使，宋高宗虽然也愿意屈膝称臣，但是金国女真人此时还不愿意立即与之和谈，所以过了一个多月，挞懒就打发魏良臣、王绘回南宋，临行时又再三地加以责难，指责南宋缺乏讲和诚意，“一面讲和，又一面令人来掩不备”, “终为将臣所误”。而且，还特意交代他们说：“本朝事体，秦桧皆知，若未信，且当问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
　　
　　 魏良臣、王绘这次出使金国，先后见到过三个金将，他们三人都异口同声地问起秦桧，并别有用心地赞扬秦桧。
　　
　　 聂贝勒质何南宋朝廷之所以罢秦桧相，是否是因为他从金军回去而对他有所怀疑；
　　
　　 宵揭录有意褒扬秦桧是个大好人，挞懒更是要挟南宋必须信任熟知金朝情况的秦桧。
　　
　　 所有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事。他们“数问桧，且称其贤，乃知桧之策出于虏意也”（《三朝北盟会编》卷220）。这就表明了金国女真人对秦桧的下落极为关心，一再打听，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宋高宗罢免秦桧为相的不满。
　　
　　 因秦桧被罢相，对于金人推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儹逆诱叛党”的策略，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他们一见到南宋的使者，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并特意褒扬秦桧。很明显，这是向南宋朝廷施加压力，要宋高宗重新任用秦桧为相，否则，宋金和谈就休想成功。

          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魏良臣、王绘回到南宋，在平江（今苏州）晋见宋高宗，立即转达了金国权贵挞懒等人的意见，宋高宗当然非常重视。
　　
　　 绍兴五年（1135）正月，宋高宗下诏令秦桧等人条陈“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 。到二月，就令秦桧为资政殿学士。 　
　　　　　
　　  秦桧被罢相后，人虽在温州闲居，但贼心不死，仍在伺机有朝二日，图谋东山再起。有一次，宋仁宗朝宰相富弼之孙富直柔去见秦桧，在言谈中偶尔说及富弼为相时，曾离开朝廷，出使河北，不料被人乘机进了谗言，等等。秦桧听后大有感触，忽然离开客人，掉手入内，很久之后，出来再三感谢富直柔说：蒙“荷见教”。富直柔一时摸不着头脑，就问他见教何事？秦桧才说：“处相位，原来是不当起去” 的。只此一语，即暴露了秦桧的心思。他时时都在研究如何耍弄权术，图谋再得相位。“后来所为，皆得之于此”。
　　　　　　
　　秦桧被起用为资政殿学士，这就为其东山再起迈出了第一步。于是，秦桧就乘机而动，立即上了一道奏章。为了蒙蔽抗战派的耳目，便故意投其所好，认为金兵擅长弓矢，应该“多造强弩神弓臂，以备攻讨。”果然，宋高宗马上就赞扬他说：“桧虽在宫祠，不忘朝廷” 。
　　
　　 但是，狐狸的尾巴终究是隐藏不住的，就在上述之言的余音犹在的时候，秦桧又上疏陈说：自从宋金交战以来，“言战者专欲交兵，而彼己之势未必便；言和者专事恳请，而军旅之气因以沮。皆非至当之画”。

       大家知道，秦桧过去专主和议，反对抗金，才受到南宋朝臣的弹劾而被罢相。这回秦桧虽改变了一些言词，不敢公然重弹过去的老调，但还是攻击了抗战派，认为他们的主张亦“非至当之画”。　　
　　　　　
　　然而，什么才是“至当之画”呢？秦桧认为：“为国者自有正理”，并大言不惭地认为他过去所说所做的事，就是“正理”。这是明目张胆地在为自己过去的罪行翻案。
　　
　　秦桧还说：他从金国回来，就命刘光世写信给金帅，说明利害关系，“得地则归豫，失好则在金”人，没过多久，“敌果退师”。后来，他又派益恭去向金国说情：“河南之地，自非金国所欲者，渊圣（指宋钦宗）所割河朔，既亦有盟约，岂敢睥睨？”

　　
　　 秦桧不仅故意把金国与伪齐说成是毫不相关的两个政权，抹煞了他们之间所存在的主仆关系，而且还把侵略成性的金国女真统治者，美化为非常通情达理的恩人。只要他秦桧将自己的意见和双方的利害关系向金国统治者陈述清楚，金国统治者就会采纳，不会南侵，南宋也无须用兵抗金。同时，秦桧还别有用心地警告宋高宗，河朔地区，原是钦宗就割让给金人，双方订有盟约，不能收复。
　　
　　 所以，在秦桧看来，现在刘豫和金将“提兵南向”，应该只伐伪齐，不可抗金，以“安慰强敌”。他的做法是，利用所俘金人，叫他们写信给金将，讲明南宋朝廷“止欲讨叛，而不敢轻犯大国”，只要金朝知道南宋“志在讨叛，而意不得已”，他们就会加以愿谅的。　
　　　　　　
　　　秦桧所陈述的意见和主张，正合宋高宗的主意。所以，就在秦桧上了这道奏章后的第二个月，即绍兴五年（1135）六月，秦桧又被任命为观文殿学士、知温州。在秦桧知温州期间，尽管他十分无能，“碌碌无治声”，可是宋高宗仍要再提升他。

        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宋高宗下诏，名义上是要秦桧来平江（今苏州）奏事，实际上是要晋升秦桧的官职。当时，南宋朝廷的右相张浚与左相赵鼎争权，张想把赵排挤出朝，再推荐别人来辅政。张浚志大才疏，喜欢专断，又为秦桧过去的表现所迷惑，认为秦桧温和，好控制，同时在“靖康中，建议立赵氏，不畏死，有力量，可与共天下事”。所以张浚就极力推荐重用秦桧。于是，在绍兴七年（1137）正月，秦桧又被任命为枢密使，授“恩数”,“并依现任宰相条例施行”。

        秦桧任枢密使后，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蒙上骗下，拨弄是非，乘机捣鬼，从中破坏抗金斗争。

          在淮西战役中，刘光世作战不力，临阵退却，平日又沉缅酒色，治军不严，右宰相张浚对他很不满意，要罢免他的职务。左宰相赵鼎反对，因而辞去相位。刘光世知道后，就主动上奏要求解除自己的兵权。宋高宗也批准了，并决定把他属下的官兵五万二千多人，马三千多匹，拨归岳飞统领。这样，就使岳飞的军队，一下子增加了很多，岳飞因此异常兴奋，亲自向高宗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北伐收复中原的大计。

       宋高宗的决定和岳飞的北伐大计，秦桧却非常震惊，“忌其成功，沮之”。秦桧探知高宗历来猜忌和防范武将，为要达到“沮之”的目的，便在高宗面前奏称“合兵为疑”。这话果然生效，宋高宗听后马上改变了主意，于是本来要把刘光世的军队拨给岳飞指挥的事于是不了了之，合军不成，岳飞的北伐大计，便不能实现。同时，岳飞对宋高宗君臣的出尔反尔十分不满，愤而辞职，于是岳飞与宋高宗之间的矛盾深化了。

        不久，发生淮西兵变，刘光世的几万军队倒戈投靠伪齐去了。当时之所以发生这一贻误军国的重大事件，作为宰相的张浚当然负有处置失当的责任，但秦桧却在暗中搞鬼，不过当时出面处置的不是他，而是张浚，所以张浚则被迫辞去了相位。秦桧从中既破坏了抗金斗争，又迫使主战派张浚下台，这就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绍兴七年(1137年)，张浚要求离开右相的职位。宋高宗问他：“谁可代替你呢?”张浚不说。宋高宗赵构又问：“秦桧怎么样?”张浚张浚也直言不讳地说：“近与共事，始知其暗” 宋高宗赵构说：“那就用赵鼎。”赵鼎接替了张浚的宰相职务。后来张浚受到迫害，要被安置在岭南，赵鼎就约同事解救，与面奏宋高宗，每人都千言万语为张浚求情，唯独秦桧一言不发。

       原先，赵鼎、张浚很合得来，张浚先任宰相，竭力引荐赵鼎。他们曾讨论过人才问题，张浚曾经激动地称赞秦桧“善良”“温和”。赵鼎则指出：“此人若得志，我们就无所措手足了”。张浚却不以为然，后来还也引荐过秦桧，再后来知秦桧阴暗卑鄙，就不再推崇他了。

       秦桧因此怀恨张浚，用挑拨手法告赵鼎说：“皇上想召用你，而张浚拖延扣留。”这就激怒赵鼎去排挤张浚。秦桧在枢密院只听赵鼎的指使，而赵鼎素来就讨厌秦桧，经他这一拨弄，赵鼎反而对他深信不疑，最后赵鼎、张浚相互倾轧，最终又都遭到秦桧的排挤，被流放外地。赵鼎与张浚晚年在福州相遇，谈及此事，才知道彼此都被秦桧出卖了。

       在绍兴八年（1138）十月，宋高宗把赵鼎罢相，令他出知绍兴府。
　　　　　
　　和张浚一样，赵鼎原先也是轻信了秦桧，和秦桧打得火热，经过这一段时期以来的共事，他对秦桧的为人才有所认识，但己为时太晚了。他对于秦桧的饯行，也只能以“不为礼，一揖而去”，即以此来表示自己对他的憎恶而已！
　　　　　
　　赵鼎既去，“桧独专国”。南宋的朝政大权完全由秦桧一人独揽了。
　　
　　 自宋高宗登位至绍兴八年（1138）的十二年内，“所用相凡十人，执政三十三人”，其中不论是主战派李纲、张浚，还是投降派黄潜善等人，都是很快就被罢相，“皆不久而去，规模数易”。
　　
　　 惟独这次秦桧独揽相权，因既得到宋高宗的特别信任，又有金国主子作为后盾撑腰，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时为止，都一直窃踞着相位，秦桧这次专权前后持续了十九年。在秦桧专权任相这样长的时期里，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气焰极度嚣张，政治也极为腐败。

      绍兴八年（1138）十月，金国派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肖哲为明威将军，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和谈。
　　
　 他们进入宋境后，要求所经过的州县守臣，不仅要象迎奉宋帝诏书的礼节那样，“具礼迎其书”，而且到了临安，还要高宗象金朝臣子那样，“再拜亲受之”。这对南宋不仅是极大的侮辱，而且也充分地暴露了他们议和的实质。
　　　　　　
　　然而，对于宋高宗来说，只要能够与金国媾和，就顾不得卑躬屈膝的耻辱。
　　
　　秦桧早已成为女真贵族的代理人，当然也唯主子之命是从。但是，对当时朝野的舆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为了试探群臣的反应，也为了议和之后要由台谏群臣来分担受谤和分任其咎，秦桧便建议高宗先下一道诏书。
　　
　　不久，宋高宗果然下了一纸手谕，内容除了重弹过去所谓梓宫未还以及兄弟宗族未得聚会等儒家孝悌之道的老调外，还装出一副关心人民的嘴脸，说什么不得已才屈己求和，讲和后老百姓从中也会得到好处，虽“常赋亦蠲减，以宽百姓”。
　　　　　　
　　宋高宗虽然装出伪善的嘴脸，但是仍然欺骗不了南宋群臣和老百姓，全国立即再次掀起了反对议和的广告，斗争比前次更为激烈。
　　　　　　
　　先是，南宋朝臣们愤怒地揭露了金国对南宋的侮辱。殿中侍御史张戒朝见宋高宗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金使不称宋国而称江南，无非是袭用当年宋太祖对待南唐李氏的办法，把南宋看为藩属。李纲也责问说：金国不称通问，而称诏谕，这究竟是什么礼节？
　　
　　 当时群臣都极为愤慨，如司勋员外郎朱松、馆职胡珵、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人，他们在上疏中义愤填膺地说：敌人要挟陛下行磕头之礼，自公卿、大夫、军队，以至全国老百姓，没有不扼腕表示愤怒的，那里肯听陛下做敌人的臣下呢！“天下将有仗大义，问相公（指秦桧）之罪者”。

       再如，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更是认为，现在“正当主辱臣死之时”，他“愿效死节，激昂士卒，率先迎敌”！
　　　　　　
　    在群情激怒的同时，南宋臣僚们还痛切地规谏宋高宗。他们认为：敌人用一个“和”字玩弄我们已经十二年了，他们就是用这个和字推翻了王室（北宋），松弛了边防，疲竭了国力，瓦解了将士的斗志。今天无非又是假讲和，实际上不仅是重兵压境，以兵势威逼，而且还有贪婪无厌的需索，以耗费我们的财力，将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困毙，方为大举”，到时悔将何及！
　　
　　 枢密院编修胡铨更是慷慨激昂，他怒谏宋高宗说：国家是祖宗的国家，陛下所居的皇位，是祖宗的皇位，为什么要把祖宗的国家，变成敌人的国家，为什么要把祖宗的皇位，变成藩属的皇位呢？…… 即使没有知识的三尺儿童，要他向仇敌下拜，他都不肯而发怒；如今我们一个堂堂的大国，却相率而拜仇敌，连儿童的羞耻都没有，难道陛下能这样做吗？… … 如果陛下还不觉悟，费尽人民的膏血而不恤，忘记国家的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辱，把我们的国家当作敌人的仆从也心甘情愿，“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

       这些“名正言顺”的严词，不仅揭露了敌人所谓议和的伪善，而且也戮穿了高宗所谓孝悌之道的实质。
　　　　　　
　　如果说，群臣囿于君臣之礼，对宋高宗的规谏在言词上还有所拘束，那么人们对于秦桧就毫不客气了。他们不但面斥了秦桧的奸相言行，而且还与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例如，权尚书礼部侍郎张九成向来就坚决反对议和，秦桧却厚颜无耻地劝诱他说：“且同桧成此事如何”？张九成反驳他说：事情如果是好，我怎么会反对呢？我始终以为“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秦桧又搬出他的投降哲学对他说：“大抵立朝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张九成当众指责他说：“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这一句话，气得秦桧的脸色都变了。
　　　　　
　　又如，枢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六次面奏高宗，表示坚决不在议和文件上签押。无耻的秦桧就与他争论，王庶以严词讥刺他说：“公不思东都抗节存赵氏时，而忘此敌耶！”这一句话，更是揭露了秦桧变节为奸的嘴脸。
　　　　　　
　　再如，秘书省正字范如圭也写信给秦桧说：靖康以来，女真贵族所杀戮的，不是将士的父兄，就是他们的子弟，将士们和金兵有血海深仇，恨不得将其肉“脔而食之”，而你对他们反而“爱信之如天属之亲，万口藉藉，扼腕忿怒，莫不归罪于相公”，你知罪吗？但秦桧却无耻地扬言说：他自己“欲济国事，死且不恤，宁避谤怨”？
　　
　　 范如圭不但直截了当地驳斥了他的这些无耻谰言，而且还严厉地警告他说：你如果犯了众怒，陷君主于不义，那么你的遭遇恐怕不只是“怨谤而已，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
　　　　　　
　　 胡铨上疏要求宋高宗应当斩秦桧的头。他的上书稿写好后，知道因此会招来横祸，犹“迟疑未上”，先拿给亲友们看，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其亲友有些胆小怕事的人，就劝阻他说．你有老母在堂，怎能做这样的事，“以其稿寸裂之”。但也有伸张正义的，就鼓励他说：你的书稿内容，“外间已籍籍传诵，庙堂计亦知之矣”，既然“书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书上而得罪，其去光华，不上而得罪，其去暖昧，且其祸恐甚于不上也”。
　　
　　 胡铨听了这些意见，更坚定了上书的信念，抱着舍身的决心，把母亲、妻子“托其所亲厚”，毅然上书宋高宗。
　　
　　 胡铨在上疏中说：王伦本是一个无耻的狎邪小人，市井无赖，正是由于“宰相无识”，使王伦出使敌国，诱使陛下效法刘豫。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众口一词，恨不得要吃王伦的肉。
　　
　　 不过，王伦本不足道，秦桧身为心腹大臣，却想“导陛下为石晋”。而且，孙近也是由于趋奉秦桧议和，而做了参知政事。胡铨决然疾呼：“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
　　
　　 请求陛下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之首，悬挂街头，然后扣留金使，，责备敌人无礼，随即出兵问罪。那么，三军之士不用作战而自然勇气百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
　　
　　 胡铨的奏疏，义正词严，正反映了广大臣民的心声和愤慨。当时，宜兴的一位进士吴师古把他的奏文版刻出来，大量印发，杭州的吏民争相传诵，都人喧腾，数日不定。全国反对议和的呼声，更加高涨！
　　　　　　
　　宋高宗和秦桧却惊怒交加。宋高宗对秦桧说：“朕本无黄屋心，今横议若此”。秦桧怕众怒难犯，也急忙“上表待罪”。但高宗那里会罪责秦桧呢？为了安抚秦桧，他还急忙下诏：“无罪可待”。
　　　　
　　但胡铨的上疏，正象一篇铿锵有力的讨敌檄文，影响极大。它不但在南宋境内轰动一时，四处传诵，而且也传到金国，“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阴遣桧归之谋也’。”
　　　　　　
　　金国不打自招，南宋的确也大有人在。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不仅胡铨写出了“为中兴第一，可与日月争光”的疏文，而且，金国统治者“阴遣桧归”为奸的阴谋，又被南宋臣民所揭露。
　　
　　 当时，御史中丞常同也面奏高宗说：秦桧自金国回来，“受其大帅所传密谕，阴为金地，愿陛下察其奸”。
　　
　　 而且，还有人在树上贴出了一篇榜文说：“秦相公是细作”。但是，死心踏地要和金国乞和的松高宗，却高踞皇位的宝座，内奸秦桧，又独揽了相权。南宋臣民们的正义斗争，反而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秦桧先进行威逼利用。如礼部侍郎曾开上书反对和议，抨击秦桧。秦桧就把他召来，先“慰以温言”，后引诱他说：“主上虚执政以待”，企图以高官厚禄来诱逼他就范。但曾开立即反驳秦桧说：士大夫“所争在义，苟非为义，高官厚禄弗顾也”。同时，曾开还进一步怒斥秦桧：你的职责应当是“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古谊折之”。但恬不知耻的秦桧，却反口相讥：“侍郎知故事，桧独不知耶”？过后，秦桧还抬出宋高宗来威逼曾开说：议和之事，“圣意已定，尚何言”？不但如此，他还要倒打一耙，恶毒攻击曾开反对和议，是为要“取大名而去”。曾开迫不得已，只好又上疏高宗，请求对金要“严于为备”。秦桧却不肯罢休，故意散布危言耸听，公然扬言讲和“事大，系安危”。此时，曾开已忍无可忍，就厉声怒斥他说：“丞相今日不当说安危，止合论存亡牢！”秦桧听后，不禁失色。
　　　　　
　　 又如吏部侍郎晏敦复当时也“力诋屈己之非”，秦桧怕他“不附己”，就指使心腹“啗敦复以利”。并对敦复说．“公若屈从，两地旦夕可至”。利令智昏的秦桧，以为晏敦复必然也能为其利所动。可是秦桧万万没有料到，晏敦复也当场反击他的心腹说：“吾终不以身计而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复言”！秦桧一伙，始终都没有能够逼使他屈从。
　　　　　
　　　然而，秦桧以高官厚禄的引诱手段，也勾结了一帮无耻之徒，来为他的投降活动效劳。这帮无耻小人们奴颜媚骨地奉承秦桧，无非“姑为一身进取之资”。如起居舍人勾龙如渊，就附和秦桧“主和议，力赞屈己之说”。

          当“外论纷然，群起以攻之，桧大惧”时，勾龙如渊却要助纣为恶，他向秦桧献谋说：“相公为天下大计，而群说横起，何不择人为台官，使尽击去，则相公之事济矣。”这条计谋的确非常毒辣，他要秦桧改组御史台，一拉二罢，把赞成议和的人拉进，把反对议和的罢官。于是，“桧大悟”，立即采用他的毒计，罢免了反对派的台官张戒等人。

          同时，秦桧又升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由于施廷臣一向力赞和议，也升为侍御史；由于莫将曾上疏附会和议，也“由寺丞而擢右史”。这些人升官后，其职位“皆据要地”。
　　　　　　
　　　当任命下达后，“人皆骇愕”, “众论沸腾，方且切齿”。兵部侍郎张焘立即上奏章揭露秦桧改组御史台的阴谋，他认为：勾龙如渊、施庭臣是庸人，莫将是奸人，秦桧把这些人选入御史台，以致“一台之中，长贰皆然，既同乡曲，又同心腹，惟相附会”。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变乱是非”，“紊国家之纪纲，蔽陛下之耳目”。

       张焘还认为：秦桧把这些人升为要职，尤其把莫将“由寺丞而擢记注，则自祖宗以来所未有”，要是此例一开，那些奸邪之徒，为求得高官要职，“倡和邪谋，终危社稷”。末后，张焘还请求宋高宗把这些人“特加斥逐” 。当然，宋高宗是不会采纳张焘的建议的，但秦桧勾结奸党的阴谋，已被彻底揭露，公诸于众，因此，“秦桧患之”。

        秦桧为了进一步打击和迫害那些不肯屈从的众官，使出更为恶毒的手段，他诬加各种罪名，将他们罢官或流放。总而言之，秦桧之所以要逼害异己，勾结奸党，党同伐异，“大则窜逐，小则罢黜，虽举朝非之而不顾，至有一言迎合，则不次擢用” ，其罪恶目的无非是为了奉行对金国的投降政策。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在秦桧和完颜挞懒（汉名昌）的主持下，宋金双方第一次达成和议，宋高宗和秦桧不顾南宋朝臣和军民的普遍反对，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不久，宋使王伦又奉命出使金国。当时兀术就秘密地对金熙宗说：河南之地是挞懒和宗磐割与南宋，他们必定与宋廷有勾结，现在宋使到来，“未可令过界”。

       此时，金国企图撕毁和议的阴谋，已是昭然若揭。当时，王伦的“云中旧吏”，隶属在兀术帐下，也秘密地来见王伦，告诉他兀术要图“谋挞懒”等情。

        于是，王伦就把这些情况向南宋朝廷报告，“乞令张俊守东京，韩世忠守南京，岳飞守西京，吴价守长安，张浚建都督府尽护诸将，以备不虞”。
　　　　
　　宋高宗把王伦的建议拿给宰执大臣看，秦桧坚“持不行”，也不作防守准备，只是急催王伦北去。
　　
　　后来，王伦到了金国，又被女真统治者扣留起来。因此，南宋朝臣们又纷纷上疏，要求加强战备。御史中丞廖刚建议：“请起旧相有人望者，处之近藩重镇”，以加强防御。
　　
　　秦桧把朝臣们的上疏，诬为“外间有匿名书，诽毁朝廷”，妄加以罪。他对于廖刚的建议，更是暴跳如雷地说：你“是欲置我何地耶？”廖刚因这一建议，得罪了秦桧，被赶出了御史台。
　　　　　　
　　此时，连原先在签署和议时被秦桧所利用的李光，也已觉察到秦桧的阴谋，尤其当秦桧“议撤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时，李光更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并与秦桧力争，认为敌人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撤，桧恶之”。李光还多次在高宗面前和秦桧争论这一问题，并直言不讳地揭露：秦桧“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不可不察”。
　　
　　 秦桧老羞成怒，必欲把李光赶出朝廷而后快，子是就指使其推荐的殿中侍御史何铸出面，弹劾李光“狂悖失礼”，逼使李光辞去了参知政事之职。
　　　　
　　尤其使南宋臣民更为愤慨的是，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
　　
　　 绍兴九年（1139）正月，金国“知宿州赵荣以城来归”，接着，“知寿州王威者，亦以城来归”。金国女真统治者对于这两个人不等到割地就先归顺宋朝的行为非常恼火，“必欲得之”。秦桧知道后，立即就把他们遣送回金国，交给金人处置。
　　
　　 韩世忠对秦桧这种为虎作伥的罪恶行径十分愤慨，立即写信责问秦桧说：赵荣、王威不忘本朝前来归顺，他们在金朝的父母妻子，已“悉遭屠灭，相公尚忍遣之，无复中原望耶？”。
　　
　　 无恶不作的秦桧，却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但他又怕韩世忠再次阻挠，赶紧谋令“荣、威自六合趋淮西而去”。

       事后，秦桧还煞有介事地上奏送高宗说“外间颇有异论”，请求高宗下诏压制反对遣返的舆论。为要“箝制人言”，宋高宗果然下了一道诏令，反诬赵荣、王威“屡抗官军，及驱掠两州之罪。
　　　　　
　　宋朝军民对秦桧卖国求荣的滔天罪行，极为悲愤，“故老含泣而望绝，黄河呜咽以流悲”。人们无不痛心疾首，切齿痛骂，“桧之肉其可食呼”！
　　　　
　　在宋金对立的形势下，事实果然不出人们的所料，一纸和约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委屈求全也决不会使敌人放下屠刀。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七月，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 金国主战派右副元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领三省事完颜斡本(汉名宗干)等发动政变，先后诛杀领三省事完颜蒲鲁虎(汉名宗磐)、领三省事完颜讹鲁观(汉名宗隽)以及由左副元帅降任行台尚书左丞相的完颜挞懒(汉名昌)等主和派。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升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兼掌金国的军政大权。完颜兀术(宗弼)在给其侄子金熙宗的密奏中，将“诛挞懒”和“复旧疆”联成一体，金国统治者决定再次发起对宋的侵略战争。

        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与此同时,进攻京西、淮东、陕西的金军也分别为宋将岳飞、韩世忠、吴璘所部击败，此时，各路宋军相继向北挺进，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正式出兵北上。在接连获胜的形势下，岳飞打算联合义军、配合友军，进而乘胜收复中原。

岳家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与此同时，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武装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袭击金军， 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内外交困：高层先后经历了两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接连失去昔日的盟友，而且还先后与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女真统治者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他们在原辽国辖区内的残暴统治和压迫掠夺，又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

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

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兀术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

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仅仅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

毕竟，岳飞当时已经被解除了兵权，后来又被罢官，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经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曾经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

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所以，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达成议和之后，金人会不会很快变卦，还是一个未知数。

很显然，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即使暂时不用岳飞，而只是让他呆在家里赋闲，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

但是，有两件事却直接导致了岳飞的遇害：

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所以，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据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的考证，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曾经揭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给南宋的信件，兀术在信中要求一定要杀害岳飞，然后才可以达成和议，金国才能归还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兀术的信对于岳飞的遇害，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

当岳飞遭到陷害，被投进冤狱之时，宋金彼此间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非常频繁。

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原以为大兴岳飞冤狱，宋金就可以签订和约，就可以偷安于东南了。宋高宗对秦桧说：『边事既息，可以弥兵，卿为相，亦当效曹参之清静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绍兴十三年(1143年)，金熙宗喜得贵子，大赦天下，允许宋朝使者回归，洪皓与张邵、朱弁等都在被赦之列。 不久，被金国扣留十几年的宋使洪皓被回到南宋，见到秦桧后，洪皓不冷不热地对秦桧说：“室捻让我带他向你问好！”

 洪皓一语道破天机，秦桧听后脸色立变，秦桧马上意识到洪皓明白他的底细，所以秦桧对洪皓既痛恨又畏惧，秦桧很快就指示党羽将洪皓弹劾出朝廷。（金国将领室捻曾经是金国最有权势的统帅粘罕的亲信，当初秦桧在金国时投靠粘罕，室捻与秦桧因此熟识）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洪皓归自金国，名节独著，以致金酋室捻语，直翰苑不一月逐去。室捻者，阁，粘罕之左右也。初，粘罕行军至淮上，桧尝为之草檄，为室捻所见，故因皓归寄声。桧意士大夫莫有知者，闻皓语，深以为憾，遂令李文会论之。”

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金国贞佑二年(1214年)，金国中书舍人孙大鼎向金宣宗上书言事。孙大鼎在他的上书中提到了金国以前派遣秦桧作奸细，打入南宋朝廷内部，让金国通过和议得到了金军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并破坏南宋的抗金力量，残害南宋爱国将领（如岳飞等人），进而为金国立下大功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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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南宋四大权奸（秦桧、韩陀胄、史弥远、贾似道）之首的秦桧，远不只是皇帝的一条狗这么简单！
　　
　　宋代野史、正史中关于秦桧架空宋高宗的记载不胜枚举：
　　
　　《宋宰辅编年录》：
　　
　　法寺禁系公事，并不遵用法律，唯视秦桧一时之私意，死则死之，生则生之。笞、杖、徒、流， 一切希望（秦桧）风旨。故桧权益重，势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命官犯罪，勘鞫已经成，具案奏裁。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将上取旨。
　　
　　同书：
　　
　　知有秦桧，而不知有朝廷
　　
　　生杀废置，惟己所欲
　　
　　
　　《戊午谠议序》：
　　
　　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
　　
　　《宋史·刑法志》
　　
　　诏狱本以纠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见。……
　　
　　（绍兴）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卨 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云及宪于市。……
　　
　　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隙，源奏舜陟脏污僭拟，又以书抵桧，言舜陟讪笑朝政。桧素恶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于狱。
　　
　　飞与舜陟死，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此，故不备录云。
　　
　　《四朝闻见录》
　　
　　秦桧欲胁君固宠金人，又藉之以坚和好，盟书所载，不许以无罪去首相，故诬以侮兵云。
　　
　　《吕中大事记》
　　
　　(帝)亲近儒生之时，桧虑其有所浸润，于是以熺兼侍读，又以巫伋为说书。除言路者，必预经筵，以察人主之动息”。
　　
　　《林泉野记》
　　
　　“御前诸处，奏到绝少，乃是桧意。”
　　
　　《齐东野语》
　　
　　桧暮年，颇有异志
　　
　　《朱子语类》
　　
　　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恶之人，秦引而用之……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摈去之，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
　　
　　秦桧初试得手，即开始着手结党营私。秦桧自立门户，收揽奸佞，排除异己，陷害忠良，架空宋高宗赵构，独掌朝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于桧，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则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间。”整个国家机器围着秦桧一人运转，不知还有一个皇帝。秦桧还派人监视宫中，甚至收买了宋高宗赵构的内侍以及御医王继先，窥伺宋高宗的举动，宋高宗赵构的一举一动都受秦桧掣肘。
　　
　　宋高宗赵构原先以为秦桧无一兵一卒，虽贪点捞点，但终成不了大气候，等到发现秦桧之奸时，局势已变化了，“殿堂之上，莫非秦氏朋党；朝野冲要，无不桧贼爪牙”。再看看自己，“中兴班底”或杀或贬，削剥已尽，特别是杀害岳飞，令海内失望，士民崩心，当年相州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场面，再不会出现了。
　　
　　秦桧“性阴险如崖阱，深阻不可测”，权倾中外、咄咄逼人，对宋高宗赵构压迫不止。宋高宗赵构畏惧秦桧，有时见面竟至慌张不能自持，甚至天天在靴中藏一把匕首以防不测，表面上还得对秦桧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宋高宗赵构懊悔不已：倘韩世忠、岳飞有一人在，秦桧安敢如此猖狂？好在秦桧没有篡位自立的社会基础，宋高宗赵构心里多少有点儿慰藉。
　　
　　熬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秦桧病重，赵构登门探视，实则是查看真假虚实。秦桧已病得口不能言，惟流涕淋浪。秦桧儿子秦熺狂妄不知深浅，奏请代居宰相为谁，赵构气不打一处来，丢下一句：“此事卿不当与。”说罢拂袖而去。回到大内，赵构立刻令人草诏，抢在秦桧断气之前，将秦桧祖孙三代全部免职。秦熺正在指使大臣奏请自己为相，闻诏大惊失色。当夜，秦桧病死，年66岁。这一年赵构46岁，岳飞被害已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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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桧晚年“颇有异志”，——也就是有图谋篡夺皇位，只是因为宋高宗也不是无能之辈，加之秦桧不得人心，缺少篡位的社会基础，故虽然秦桧及其党羽控制了南宋朝政大权，但是还是不敢轻举妄动！
　　
　　秦桧其实很想效法西汉的王莽，所以他千方百计地阻止宋高宗立年长而又英明的赵瑗（即后来的宋孝宗）为皇太子，——秦桧是想等宋高宗驾崩之后，由他秦家找个几岁毛孩当傀儡皇帝，然后再一步步地取而代之！——可惜秦桧活不过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宋高宗，秦桧的阴谋最终落空！
　　
　　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在专权期间，秦桧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拼命榨取民脂民膏，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及其同党就是一群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他们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秦桧还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在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和议时，宋高宗和秦桧曾向人民许下宏愿：休兵之后，一切从省，减免常赋，以宽民力。然而和议之后的结果却是花费浩大，加重赋税，国困民穷，“饿死者众”。
　　　　
　　　　在和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了刮尽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还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是“监司郡守”,“刻削苛细，进献羡余”，这些财物除了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
　　　　
　　　　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秦桧家里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此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在他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
　　　　
　　　　秦桧城府深似海，心眼特多，极其善于玩弄权术。在宋高宗面前论事，秦桧往往用不着疾言厉色多加争辩，只用一两句就将对方置于被动地位。秦桧诬陷别人往往都不要什么事实，随便找几句话，指为“诽谤朝廷”，或“指斥圣上”，或“心怀怨望”，或“结党营私”，或“沽名钓誉”，或“目无君上”，或“无人臣礼”，便可达到目的，反正高宗对他言听计从。因此，秦桧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顺者昌，逆者亡，干尽了坏事而长期处于不败之地。
　　　　
　　　　久而久之，南宋的忠臣良将，如岳飞、赵鼎、李光等被他诛锄殆尽。而被秦桧重用的则多为毫无主见的卑鄙无耻之徒，这帮人又为虎作伥，以陷害善类为功。他们唯恐不能巴结讨好，谁还敢揭露秦桧的贪污罪行? 偶尔出现一两个忠义之士，如胡寅、张九成、张孝祥等，也只出面弹劾他害贤误国之罪，又很快被他打下去。越是到晚年，秦桧权势越大，越是残忍毒辣，屡兴大狱。秦桧临死前还想置张浚、李光、胡寅等人于死地，赵鼎被迫害致死仍不放手，还要陷害其子孙，令其死党诬遇害。如果不是秦桧提前死去，那些仅存的忠臣义士定然在劫难逃。
　　　　
　　　　秦桧不但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法，诛锄异己，还继续为奸，为了媚奉金国主子，秦桧及其党羽拼命地榨取民脂民膏，祸国殃民，做尽了坏事。宋高宗、秦桧为了媚奉敌国，讨好金人，对于绍兴和议中所规定的“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都一一如期交纳。交纳时，还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如要由枢密院差使臣四员管押银纲，户部差使臣十二员管押绢纲，并于前一年十二月下旬送至盱眙军的岁币库，然后再差将官一员部押军兵三百人，防护过淮交割。在交割前，先要拿出银、绢式样三份，“一份往燕京，一份往卞京漕司呈样，一份留泗州岁币库，以备参照。虽然呈交了银、绢式样，但在正式交割时，还要受到百般刁难，“初交绢，十退其九”，其原因是“金人秤尺无法，又胥吏需索作难之故”。只有向他们行贿，“通支金人交币官吏，靡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金三十五两”，其余布、帛、酒等共折银六百二十两，对其“所需如欲，方始通融”。但还不是按原物照收，仍要“十退其四五”，结果宋廷又要 “贴耗银二千四百余两”。
　　　　　　
　　　　此外，南宋皇太后奉送金国皇后的礼物，年年“亦以钜万计”。金主还经常派人来索取“金珠靸工之类”，宋高宗亦“令有司悉与”。甚至有些稀少的动物，如“白面猢孙及鹦鹉、孔雀、狮子猫儿”之类，只要金人有所索求，高宗均令“搜访与之。
　　　　　　
　　　　　　南宋每年还要派使者往金贺正旦、生辰，贺礼需要金茶器千两、银酒器万两、锦绮千匹，使者有正使、副使及三节人（上、中、下三等随从人员，上，中节各十人，下节三十人）。同时，南宋朝廷还要赏给他们的行装钱，正使一千缗，副使八百缗，银、帛各二百两匹。下节银、绢共三十两、匹，中节二十五两、匹，下节十五两、匹。这些人除领取薪棒外，还“日给五百钱，探请俸二月”。
　　　　
　　　　金国使者来南宋时，南宋沿途的地方官不但要迎送，而且还要大排筵席。他们到临安后，更是没完没了的盛宴款待。为要使这些使者能在金帝面前说些好话，高宗还以“密赐”的办法，进行贿赂。正使银一千四百两，副使八百八十两，袭衣（衣物的全套）金带三条，三节人皆袭衣涂金带，上节银四十两，中、下节银三十两，“自是以为例”。金使在临安要买物品，即从内库拿出钱万缗，作为他们购货之用，也“自是以为例”。
　　　　
　　　　 南宋地方官吏迎送金使时，执礼都要必恭必敬，如果稍有怠慢，立即就受到惩处。平江府守臣直秘阁周葵在郡内宴请金使时，由于“饮食腐臭，致行人有词”，秦桧即“怒葵不己”，将他罢官。吏部侍郎陈康伯为接伴使，由于不肯屈从金使宗永的无理要求，与他争执拜受之礼，宗永就抱怨说：“接伴慢我”。高宗、秦桧得知后，“惧生事”，立即以“酬对辱国”之罪，把陈康伯降职。对于宋高宗、秦桧的媚敌丑行，许多官员都很不满。“时聘使往来”, “凡过盱眙，例游第一山”，游山时还“酌玻璃泉题诗石璧以记”,时日长久，往来者多，“镌刻题名几满”。宋使郑汝谐见此，难以压抑心头的怒火，则写了一首辛辣的讽刺诗说：“忍耻包羞事北廷，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无人勒，却向都梁记姓名”。
　　　　
　　　　 绍兴和约签订以后，由于宋金之间暂时休战，宋军不作战备而军费有削减，但由于宋廷要花费以上种种巨额开支和过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如为了把临安经营成为富丽繁华的安乐窝，在那里广造宫殿，大造宫邸，修湖凿山。尤其是秦桧，为要“夺上心，粉饰太平，沮砾士气，今日行某典礼，明日贺某祥瑞”，而对于战备之事，却是“士马销亡不问，干戈顿弊而不修”，使得那些“士大夫豢养于钱塘湖山歌舞之娱，无复故都黍离麦秀之叹。此桧之罪，所为上通于夭，而不可赎也”。正是由于贡纳巨额的岁币给金朝和南宋君臣“上下宴安，以“钱塘为乐国”,其结果必然是要加重人民的负担。
　　　　
　　　　 秦桧及其党羽为了收刮民脂民膏，还不断思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百姓责要缴纳绵、绸、税捐、茶捐、杂钱、白米六色，和别科米麦，“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京西地区，根据隐田，“增添租米，加重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托钱，醋息钱、麦引钱，各色不一。”总之，“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并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于是“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从上述种种迹象来看，自绍兴和约签订之后，南宋百姓生活不但没有改善，税收非但没有减少，反倒进一步贫穷，进一步增加。
　　
　　　　 如此残破黑暗景象。，真亏得某些网友有胆量公然宣称的“秦桧能够使残破的宋朝有机会修养生息，使宋朝的人民体验和平、富足的生活上百年”！
　　
　　　　 由于秦桧的黑暗统治，当时百姓也纷纷起来反抗，当时只福建各地的农民起义，就有“数十百部，部数千至数十百人”；有管天下、伍黑龙、卓和尚、何白旗．满小红、朱明领导的义军。还有宣州(安徽宣城县)的摩尼教徒在俞—的领导的起义，而当时宣州知州不是别个，正是秦桧之弟秦梓！

　　　　 此外，还有江西刘花、何花等人的起义。起义波及广东的循州、梅州、潮州、惠州等地。接着，海南岛的“琼、崖、詹、万四州”百姓、浙江台州地区的百姓），江西传州的摩尼教徒，福建建州颐宁县的饥民，浙江衡州的饥民，江西吉州地区的农民，都纷纷揭竿而起，杀富济贫，屡挫官军。
　　
　　　　 自绍兴六年岳飞平定杨幺以来，至议和之前，南宋境内，有过如此规模的起义么？没有！那些认为议和带来和平，从而给百姓带来福泽的人，难道你们不想想，为何这些起义，不在战事最激烈的绍兴十年前后发生，而在议和之后发生呢？这其中，又意味着什么呢？
　　
　　　　 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若以后世南宋的繁荣，来为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的屈辱和议辩护，真是张冠李戴，教人发笑了。秦桧祸国殃民，罪证如山，纵巧舌如簧，纵难洗其罪名矣。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
　　　　
　　　　人们珍视和平，但是绝对不能把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须知由于南宋小朝廷的偷安妥协,致使当时的中国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文化惨遭摧残,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区因为属于宋金两国交界区而长期处于荒凉状态。
　　　　
　　　　在宋金达成和议以后，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国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忍受来自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又要承担金国对蒙古战争引起的各种负担, 大批汉人壮丁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强征戍边,在金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国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金国把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是第四、第五等）
　　　　
　　　　
　　　　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是中国北方社会奴隶制成分扩张的时期，这当然是严重的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个女婢颊刺“逃走”两字，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范成大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行为，表示义愤。
　　　　
　　　　而南宋自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南宋官府对南宋人民的横征暴敛不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不断加重.真正能够享受和平的只有金国女真贵族和苟且偷安的南宋君臣,少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贫困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看看《宋史》编者对秦桧生平主要事迹的概括总结（参见《宋史》卷473《秦桧传》）：
　　　　
　　　　 “桧两据相位者，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
　　　　
　　　　 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其矫诬也，无罪可状，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
　　　　
　　　　 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伺上动静。郡国事惟申省，无一至上前者。桧死，帝方与人言之。
　　　　
　　　　 桧立久任之说，士淹滞失职，有十年不解者。附己者立与擢用。自其独相，至死之日，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柔佞易制者，如孙近、韩肖胄、楼照、王次翁、范同、万俟禼、程克俊、李文会、杨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跻政地。既共政，则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听桧弹击，辄以政府报之，由中丞、谏议而升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阅月，或半年即罢去。惟王次翁阅四年，以金人败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论，桧德之深也。
　　　　
　　　　 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桧阴险如崖阱，深阻竟叵测。同列论事上前，未尝力辨，但以一二语倾挤之。李光尝与桧争论，言颇侵桧，桧不答。及光言毕，桧徐曰：“李光无人臣礼。”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术。
　　　　
　　　　 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