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与改革开放

从明治维新到平成维新（之四）　　

文化革命与改革开放　　

郞咸平对大陆的经济学家们诟病有加，甚至质疑改革开放的前景；同样是香港学者的张五常却对中国的成就赞扬横生，但是他只是承认后3 0年。对于生活于西方语境的人们，希望他们不至于瞎子摸象，毕竟难。

一、辩误：　　

现代大陆的主流经济学家，其经济学固然得之于西方，但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又常常自处于旧民主主义的文化氛围之中——除了他们所受教育的局限性，更主要的是文革的波涛把他们的思想推出新民主主义的范畴。

现代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大多是曾国藩意识的传人，现代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基本上是晚清洋务运动的继续。当我们有这样的界定的时候，现代中国经济学对国家经济有效的促进，以及种种经济政策对民生的损害，作为旧民主主义的两翼表现无遗。

对大陆经济学家的诟病并没有必要，因为洋务运动作为中国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桥梁是有效的。洋务运动在晚清没有显著的成功，在现代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郞咸平对改革开放前景的质疑，或是张五常对前3 0年的漠视，同样没有意义，因为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文化从旧民主主义形态向新民主主义形态的转移是必然的。于是必须正视文化大革命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或者说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源于前30年，尤其是文革；而未来中国的进步却必须有一个文化上的大革命，它也不能不源于文革。

尽管现在的人们诟病文革，但是对于社会演变的本质性的认识却告诉我们，文革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尽管不完善，却也是不能否定的，它决定了现在，也昭示着未来，历史毕竟是历史。

二、惘然。　　

对于文革的发生，中国政界、知识界的主流是惘然的，在文革中的不知所措，以及其后出现的伤痕文学，包括现在的漠视，都是意识惘然的表现。

现在，我们当然能够意识到，虽然“五四”运动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划了一道鸿沟，但是概念并不能代替现实，旧民主主义时代的意识仍然浸泡着现代中国，对文革的惘然是旧意识形态的产物。

也许，90年时间对于历史而言是太短了；也许，毛泽东说的，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的观点值得商榷。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认定，旧民主主义――曾国藩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渊源，或者说，它才是中国文化演变的主流。作为旧时代的文化或人性终究是存在于逐渐的消磨中，对它的认识和批判是一类理性的判断――仅仅只能减少或避免它为社会制造的阵痛，它的消磨却如同潺潺流水，遮不断，理还乱。

08年度，南方新闻网有一篇文章【刘少奇与《评〈海瑞罢官〉》】，记录了中国政界、知识界的主流对于文革发生的惘然和不知所措。

记者问到：

“你们完全不知道，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划批判《海瑞罢官》吗？姚文元在上海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长达八个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少领导都知道这事。”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答：

“我们这里完全不知道。”

记者问到：

“《评〈海罢〉》发表后，少奇还是不知道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发动‘文革’么？”

王光美答：

“少奇他不知道。岂止他不知道，彭真就讲过，他也不知道。”

当其时，彭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在总书记休息时，代总书记工作。”属于坐镇中央书记处的一线前沿人物，密切协助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中央常务。彭真不知道《评〈海罢〉》的策划与撰写，就等于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都被蒙在鼓里了。

一切都显得神秘反常，中国革命的第一代人，也许对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俄罗斯文化，有许多丰富和深刻的认识，但是对于中国自身的文化却了解太少，也许并不知道旧民主主义代表着什么，他们的“立”也就显得如此迷离；

一切都显得神秘反常，中国的这一代文化人，也许对中国的文化有许多了解，但是他们的立足点仍然在中国文化本身，并不能从人类大变革的立场上看待正在发生的事实，他们的“立”本来就缺乏思想基础。

于是就剩下毛泽东了，一个先知先觉者，一个举着雨伞的、独行踽踽而无发无天的托钵僧。

人们感慨，中国能够多几个毛泽东就好了，如果“六亿神州尽舜尧”，那就更好了。但是历史说，不可能。因为历史说，没有大众的启蒙――文化的革命，要走出旧意识是不可能的。

三、海瑞问题　　

史载：

1962年夏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江青就要求陆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罢官》，被陆当场拒绝。

1964年，毛泽东亲自把《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却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

人们不明白应该从那一个层面上认识海瑞：

其一、把海瑞问题看成是一个政治问题，例如吴晗于1964年应周恩来要求，写了正式报告，说明《海瑞罢官》绝无影射意图；

其二、把海瑞问题与现实事务挂钩，例如，当《评〈海罢〉》于　1965年11月10日　发表后，陆定一认为，此文牵强附会联系“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制。(陈清泉等：《陆定一传》)

其三，把海瑞问题和文革的联系看成是一件偶然触发的事件，例如，彭真生前透露：“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

胡乔木也说：“如果没有这篇文章(指《评〈海罢〉》)，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他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他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人们对文革的惘然是文化上的惘然，尽管毛泽东把这一场运动命名为文化大革命，但是很少能有人从中国文化的演变中去认识这个问题。

从信息上说，知道文革的发生，对于这些高层人物来说其实不成问题，史载：

《评〈海罢〉》临近发表，张春桥已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透过风；

毛泽东也在1965年9月，当众“点”过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陈丕显回忆录》)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于《评〈海罢〉》发表后两天，即离京赴沪，于　11月17日　抵沪，以坐镇沪上的姿态，亮明了他对《评〈海罢〉》的支持态度——毛在沪丝毫不曾批评姚文元的越轨行为。(逄先知等：《毛泽东传》)

人们的迷离很大程度上置身于旧民主主义意识中，旧文化仍然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于是一种落差造成的冲击也就出现了：

彭真等人把《评〈海罢〉》“视为”与毛无关之事，进行着“合法”抵制；

彭、陆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报不转载《评〈海罢〉》。

于是孤独的毛泽东大发雷霆了，他怒斥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强调，他的愤怒源于：“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

人们不知道，中国人需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没有经过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同样没有进行了日本式的明治维新以实现对西方的学习，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变革的需求是如此急迫。

海瑞问题，反应了皇权与仕权的冲突，反应的是仕权内部的冲突，这些政治冲突的载体即明中、晚期的文化，海瑞自喻于对联“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很能说明这种文化的特性，它是曾国藩意识的先导。

四、文化变革的重要性在于：　　

没有新时代的人性――文化，新时代的建设难以发生，更难以持续，或者说新的社会只是建立于沙滩之上。

这一点，在经过了现代非政治的经济变革之后，显然得如此明白。尽管邓小平竭尽全力论证先富与共富的关系，但是丝毫没有能够阻挡贪赃、黑恶势力的形成，更不能改变制造两极分化、愚民欺民的理论和行为的主流化。　　

中国的进步只能建立新文化的基础之上：

当毛泽东把文革作为自己一生的二大事业之一看待，社会是应该从文化的意义上认识文革。从现在看，文革可以认为是失败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本来就是反复的，但是中国人批判旧文化并且建立新文化，却是无法推诿的任务――事实上，这是一个社会自然演变的进程，推诿，只是增加变革的痛苦。

天下大乱达于天下大治，深悉阴阳学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泽东自然胸有成竹。没有人比毛泽东更钟情于共和国的建设了，但是他却在动摇共和国的稳固，只是因为他明白这种动摇更有益于共和国基础的巩固。

现代中国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就建立于这样的、巩固的基础之上，无论多少愚民欺民的理论盛行于世，最终只能导致民众对毛泽东的更强烈的信仰，这种信仰正在形成新的中国的民族性。从文化上说，我们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中，30年前的文革运动带有人为的痕迹，而现在的文革却发生于民众自我意识的启发，这是一种自然形态的社会演变。　　

这种演变或许能够继续，它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存在形态上有许多不同，但是就本质而言却完全一致，这是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伟大进程，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乐观的判断。　　

如果说，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摧毁了中国而撕裂了东亚。人们或者能够预见，立足于新文化的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成功，并且让平成维新相形见绌，而东亚――西太平洋经济圈的形成有了可靠的保证。

壶公评论写于09－11　于麒麟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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