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另一种出路
“通钢事件”在当代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这一事件表明,“国企改制”已经走向它的反面,阶级冲突全面展开,社会经济系统失控。如果不改弦更张,那么整个社会必将陷于巨大的社会经济危机。这一事件敦促我们寻找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的可能路径。
一、改制的本质
所谓改革,应该是在事物性质不变的基础上的改善和提高。起初,国有企业的改革的确是在国有经济体制内部进行,如建立健全规章规章、厂长负责制的建立、责权利下放、优化组合、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等等。随后,开始实行厂长承包制、企业关停并转、允许倒闭等。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假“改革”之名进行的所谓“改制”开始走向了反面:
——国有企业改制不是壮大而是在削弱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实力,不是强化而是弱化了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控制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统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产值份额1985年为64.89%,2006年下降到31.24%;
——国有企业改制不是保护而是在损害工人阶级利益,如买断工龄、下岗分流、取消公费医疗等等。国有企业的改革主体——工人阶级被排除在改革之外;
——不是改进而是否定乃至摧毁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体制,侵害国有财产权利。比如微观企业改革有“产权改制”、“管理者收购”,“股权转让”等各种手法,宏观层次出现了“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的私有化浪潮。在这个过程中,有高层管理者利用权力化公为私;或是企业管理者借股份制改革为名,利用“金蝉脱壳”的形式,把优质的国有资产剥离出来,成立股份制公司,由自己直接掌握;还有在外资购并国有资产中,低价出售国有资产;更有管理者利用MBO(管理者收购)的形式,低于正常价格买下国有资产;还有在国有资产转让和出售过程中,暗箱操作、低估漏估国有资产,低价转让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腰包。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的国有资产每年至少流失800-1000亿元。
(1)大量国有企业在各种名目的“改革”中消失,而更多各种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改革”不是保护而是在损害民族工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2)外资现在已经基本控制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大豆产业,甚至开始控制粮食和水。(3)
哪种经济实体的改革是为了消灭自己呢?如果“改革”的结果是导致改革的主体消失,那么这个“改革”的实质就已经发生变化,成为某种来自于另一个权力核心的变革。而目前中国的变革的途径就是私有化,这个变革的核心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这个事实并不会因为在口号、理论等符号中还留有社会主义的痕迹而被遮掩。
一个宏观系统要实现对整个系统运行的控制只能通过对子系统的直接控制来完成,如果子系统的意志与宏观系统的意志不一致,子系统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改变宏观系统导向,甚至取代宏观系统的意志作为宏观系统的意志,那么这时的宏观系统实际处于失控状态。
由于大量国有企业消失,国民经济系统的主导力量已经是私有经济成分,他们掌握了微观经济系统的权力,实行资本主义,利润分配向所有者倾斜,资本实力得到极大提升,进一步扩张和收买更多政治权力,更有能力设法规避宏观经济监管;由于经济命脉开始由资本家操控,整个社会的发展更加依赖私有资本经济系统,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传播职能部门无不要看资本家阶级的脸色,讨他们的欢心,为他们培养接班人,任他们呼风唤雨。
这样的“改革”正在剥夺人民政府的核心控制力,剥夺人民的民主权益,整个社会经济系统陷入失控,导致的主要后果是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生产过剩、失业现象严重、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危机、企业道德危机。
二、新势力
目前的资本家阶级数量已经达到640万人,正好是解放初的16万人的40倍,这是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集团。这个集团的存在必然有这个集团的利益要求。一方面他们在争取得到执政党的保护,并通过进入执政党获得更多政治权力和资源,同时也可以改造执政党为其所用。根据全国性抽样调查,早在中共党章尚未规定允许资本家入党之前,1993-2001年私营企业主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已悄悄地由13%上升到近30%;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已经开始逐渐形成新的政治派系,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2003年6月,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人物举行“民间修宪座谈会”,要求在宪法中取消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条文,同时明确提出要取消“主体经济”与“非主体经济”的区分,规定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等等,会后已将意见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修改宪法时,有些人在会上正式要求在宪法中列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文。(4)
当党和政府不能满足资本家不断增长的利益的追求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见,他们一定会支持新的政治核心,创立新的政党或势力,建立新的政治决策中心。“西山会议派”的出现、《零八宪章》的发表就是明确的信号,资产阶级自由派已经试图将国内外的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妄图夺取政权,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正是由于有一股势力在后面撑腰,建龙集团对吉林通化钢铁厂的私有化重组改制才能那么有恃无恐,才会有周国君的狂言:“我要在三年之内让通钢姓陈!”,“等我上台,所有通钢原来的人一个不留,全滚蛋!”(5)
为什么此人胆敢放出狂言呢?
因为他们已经看到,这个国家患上了“私营经济成瘾症”,中国在资本主义路径上积重难返、骑虎难下,国民经济的所有层面包括 GDP、就业、投资、外贸等等都维系在资产阶级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国家已经不得不依赖资产阶级的恩惠,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沦落到没有私有经济,国家就要垮、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难以保证的地步;
他们也看到,在思想、文化、舆论、教育等各条战线,资产阶级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观念、制度、理论已经广泛渗透并占领人们的头脑,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观念都已经属于资本主义性质,“自私自利、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系统中不成文的规则,这就为他们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
然而,砸在陈国君身上的工人阶级的“铁拳”已经告知我们,如果私有化继续下去,那么一切违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革都将失去无产阶级的支持而丧失合法性,社会将陷于动乱。
三、穷途末路
“国企改制”还要怎样继续深化呢?无非是两条路,一是继续走向私有制,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并且出售的规模更大,甚至仿造美国彻底消除国有企业。另一条就是回归到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体制的道路上来,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不断扩大国有企业规模,继续发挥国有企业在经济系统的主导作用。
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指引的是走向私有制的道路,其结果导致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企业所有者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大幅度裁员,更多人失业,市场萎缩,事关国计民生的投资无人问津,而利润率高的行业则趋之若鹜,导致价格疯涨,成本居高不下,并且由于市场萎缩,投资无法收回,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则由投资机构向金融业蔓延,金融业资金冻结,使得中小企业没有资金支持而陷于停顿,进一步加剧生产资料市场萎缩,失业则加剧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市场萎缩,经济实体陷于全面紧缩。中国人口多,经济基础薄弱,资源贫乏,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则必将导致众多社会问题,引发社会政治动荡与危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揭示,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症结在于生产资料私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生产资料掌握在私有手中,投资盲目,产业导向的控制往往是无效或是低效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是获得超额利润,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得不到发展,人民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分配由于受到所有者支配呈现两极分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导向难以控制。
国家干预能不能在私有经济系统主导的宏观系统中解决经济系统失控的问题呢?不能。国家干预虽然可以向资本主义企业提供政策指导性建议,限制过度竞争,给予资金支持,但是,国家的职能不能替代企业的决策和执行;其二,国家不能强迫企业从事非盈利的产业,因为私有经济实体的目的就是要赢利,因此不能根本上阻止私有经济部门对高利润的追逐;其三,国有资金是国民收入的一个部分,受到国民收入以及所有者收益制约,并不占国民收入份额的主导地位,因此,它的再分配也只能局部地短时间地缓解两极分化的程度,而不是彻底地解决国民收入整体的失衡,只有从初次分配入手,根据劳动以及各种要素的作用进行分配,才能彻底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于是,要解决私有化的所有弊端只能走第二条路——回归到社会主义公有制轨道上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体制。
四、历史经验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基于以下客观必然的联系:
a不断适应人民新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b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c须不断提供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自由、全面、健康发展的条件;
d不断探索改善国有经济适应性生存和发展的道路,适应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组织、技术、资源等各层面、各要素变化的需要;
e须不断提高效率,降低物质能量消耗,不断改善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f不断调整系统内各种不同要素之间的失衡关系,达到动态的均衡;
g满足农工商、重工业与轻工业等等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有机联系的需要;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体系是否健康发展巩固的枢纽。没有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就无法满足上述各种需要。
当然,国有企业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国有企业在历史上以及现实运行中的确存在一些弊端和薄弱环节,然而现在看来,这些国有企业的弊端正是私有化意识的惯性、社会主义尚比较幼稚、缺乏客观技术条件,或者超越客观条件急躁冒进造成的。如:
社会主义觉悟不高、私有化意识强一直是困扰经济体制的一个阻力,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权力存在地方化和部门化甚至私有化的情况严重,没有形成“全国一盘棋”,这就客观造成地方、部门与企业各行其是,追求政绩、投资狂热的条件,因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会产生供过于求、经济比例失衡的危机。一旦加强管理和控制则消极对待,无所事事,主动性和创造性下降,这就形成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
人民民主程度不高,人民缺乏民主训练,主人翁地位不高,国有企业职工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机制不健全则导致政府和企业信息披露不充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机制不完善,这个后来被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的各种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客观上国民经济计划规模庞大、信息处理量巨大,周期长,导致了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存在较大的主观成分,周期较长,对经济需要的适应性较差,灵活性不高,决策程序复杂,国有企业内在的活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由于经济效益意识不强,超越客观物质条件制定政策目标,追求过高的国有企业比例则导致对丰富多样化的需要的适应较为迟缓;投入产出责任感不强,效益不高;
管理体制的落后也会导致国有企业的适应性下降,如多头领导,责权利不清,反应不灵敏,主观性强,责权利不统一;
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现象也一定程度上存在,这跟意识上过于强调思想品德,忽视经济利益动机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而对劳动的价值认识不清,劳动计量和统计在技术上的局限性,使得按劳分配的程度还不高;
经济发展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比较完整全面的认识,过分夸大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导致企业发展中对自然资源的开采过度,环境破坏严重等等。
这些问题恰恰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系统在人民民主政治、人民民主专政体制、科学的计划经济调控体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等各种机制的历史阶段性和不协调造成的,我们所依据的现有的客观物质条件和文化传统是历史遗留的,也是人民对社会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存在阶段性和片面性、科学技术发展存在阶段性和局限性的反映。这些主客观的历史阶段的局限性,也是在历史发展可以被克服的,而非社会主义本质的缺陷。
五、新设想
国有企业改革应当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系统的本质规定性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系统的高度,遵循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自身发展规律,寻找新的可能的路径。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应包括:
企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稳定;国有企业系统整体协调性良好,子系统对宏观系统要求能及时调整;所有职工对企业负责,并具有一定主动性;需求信息响应迅速;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益良好;经济系统规模限度可控,循环生产,对自然环境友好,不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国有企业职工职业生涯稳定,收入分配公平、福利良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具有持续改进的动力和创造性。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确定必要的前提:
A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其宗旨应当是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系统协调性和适应性;
B国有企业的改革依赖不断涌现的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社会主义新人,其任务之一是不断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一定专业职业技能、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新人;
C国有企业的总和所有权和决策权属于全体人民,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来完成,发挥人民民主政治的主动性、创造性,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得到人民的批准和支持方可实施;
D全国的国有企业资源不分地区和部门由一个中心决策机构统一调配,满足国民经济系统整体有计划按比例生产的需要。人员、资源和信息流动基于一个共同的流转平台;
E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满足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要求,国有企业的总规模是弹性的有限度的,适应人口、自然、环境的约束;
F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合理、高效、可持续地采集利用资源,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在此前提上,国有企业可结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情况,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管理中的行之有效的观念、方法、体制、制度的优点,运用现代最新的科学技术超越以往传统的国有企业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管理经验。
1、“人——自然关系”维度
新型的国有企业应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抛弃无限度发展的模式,根据自然条件的可持续利用要求来安排人口总量、经济总量和国有企业规模;
抛弃以GDP为核心的效率评判标准,引入综合经济评价体系,衡量经济系统对自然、环境、安全、福利、社区相关因素影响;
实现资源的循环使用。
2、“个人——企业”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依赖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培养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骨干来带领国有企业职工进行生产和管理,国有企业搞不好通常是没有社会主义新人进行管理,自私自利、贪污腐败分子侵吞国家资产,挖了国有企业的墙角,因此,必须大力选拔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来进行生产和管理;
应当建立一整套民主机制,通过逐级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选拔符合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管理者要求的社会主义新人担当管理职责;
国有企业职工对企业内部的重大事项包括预算、决算和项目都有知情权、建议权和表决权;各级政府直至国有企业应建立国民经济系统的重大事项和预算决算公开制度,择其要者逐级向全国国有企业员工公布,实现民主监督。
管理者只能执行经过批准的预算、决算和生产计划,没有最高决策权,更没有将国有资产处置的权利,只在突发时机中掌握临时处置权。
国有企业提供充分的就业和培训机会来培养职工的专业技能;个人应可以在国有企业中自由流动;
国有企业应逐步实现工作时间弹性管理。在需要减少、劳动力投入较大的时候缩短工作时间,安排更多人就业,当需要增加、劳动力投入较小的时候延长工作时间。
3、从“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系统”关系来看:
应实现“全国一盘棋”, 所有国有企业的资源、人才、信息的互联互通,政府根据国民经济规划和预算进行统一管理,资源、人才在国有企业间可以无障碍调动,以实现人、财、物使用的高效益和规模化,打破权力的私有化、部门化、地方化;地方的发展也应该服从统一的计划,从而打破条块矛盾;
各企业应实现一定程度的“竞优”机制,参与需求订单的招标,获得招标许可证的企业根据订单进行生产,以保证国有企业不断争取适应社会需要,增强适应性和活力;
国有企业原则上不应出售,相反应逐步扩大其对国民经济的覆盖面,逐步把国民经济纳入到计划调节的范围。
4、从“供——需”关系来看:
要彻底消除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国有企业应根据需要进行生产,这样才能消除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的弊端。所以,应建立全国的“需求信息采集系统”,实现需求信息采集的现代化,目前的国际互联网已经为这一系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淘宝”等B2C交易模式,已经展现出“按需生产”的宏大前景;
国家应根据需要兴办国有企业,企业之间应进行竞优。质量效益优胜者存,而处于末尾,质量效益低劣者通过“关、停、并、转”加以改造,始终保持国有经济的适应性和活力;
设备和人员的通用化,逐步实现生产“柔性化”,以适应“小批量、多品种”的趋势;
应建立全国性的信息和物流系统,服务于所有国有企业,实现信息和物质流转的规模化。
5、从“收入——分配”关系来看
应建立劳动计量标准和体系,根据产品服务数量与质量、劳动强度、劳动时间、智力注意力强度、心理压力强度、工作经验、知识储备等多因素权重综合计量劳动,劳动产品根据劳动量进行计量和分配,消除分配中的“两极分化”,防止“平均主义”;
建立劳动者的劳动业绩记录信息系统,实现国有企业之间劳动产品和服务按劳动量分配和交换;
建立以劳动量为计量标准的国民收入、国民财富的计算体系;
国民收入的分配应兼顾公共开支、公共积累、劳动者消费、劳动保障、医疗、教育、环境保护,确定分配比例。为了保持对私有经济体的竞争优势,可适当提高积累比例;
实行企业与国民收入结余对劳动者按劳动业绩实行“社会主义分红”的机制,将劳动者个人与整体利益相挂钩。
六、结语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系统将长时间与私有经济系统并存。一方面,国家应扶持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对规模较大、关系到广大劳动人民切身需要的经济领域都逐步实现国有化,应将国民经济的80%左右的部分纳入到“有计划、按比例、可持续、协同化”的轨道;另一方面,可以将私有经济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补充人民对个性化消费的需要,安排没有意愿参与国有经济发展的个人就业。
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并存也使得在两种经济体系之间保持商品交换将是长期的,但国有经济应逐步在系统内部实现计划调节,逐步扩大计划调节的范围。国有经济系统内部可以逐步实现按劳动量相互进行产品、资源、服务的交换与调配,核算经济总量。国有经济可以通过货币与劳动量的折算,与私有经济进行系统外交换。
我们可以想见,这个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是相当漫长的,任务长期而艰巨。从战略上,国有经济发展,应遵循“先易后难、先粗后细、由外而内、不断改进”,通过不断否定和改善,国有企业就能不断更新换代不断进步,超越私有企业。
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保证是人民,人民之中蕴藏着无穷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人民可以自我团结起来,发展国有企业。依靠人民、组织人民、团结人民,国有企业就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注释:
1、 国资内参:《国有资产流失——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乌有之乡,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909/106343.html
2、新华社《内参选编》,http://www.yeshu.com/xinwen/read.aspx?id=937&funcid=35
3、《中国海关总署发布预警:外资正加强控制中国粮食领域》http://www.sqagri.gov.cn/service/ShowArticle.asp?ArticleID=794;
《外资欲控制中国水务》,http://mnc.people.com.cn/GB/8281159.html
4、参见李成瑞《大变化》
5、《吉林通钢事件始末》,搜狐新闻,2009.8.4,http://news.sohu.com/20090804/n26570628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