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白求恩同志逝世七十周年

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白求恩同志逝世七十周年

曹为平

今年是白求恩大夫逝世七十周年。对于白求恩大夫的事迹和优秀品质人们都说了不少了。我准备说的是，白求恩大夫是一个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是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在现在，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和白求恩大夫简直不能比较，可谓天上地下。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正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相比之下，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连自己的国家都不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好好建设。我在八十年代电视中看到了白求恩同志的家，简直豪华到了使我眼花缭乱的地步。本来他完全可以在这样的家里，加上他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的职业，舒适地度过他安逸的一生。可是他不但不留恋这样的生活，反而离开了自己的家，跑到了当时世界上最最穷的山沟里，和最穷的党、最穷的军队以及极端贫困几乎一无所有的农民中来，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战争。领导上考虑到他是外国的专家，给他每月100元的生活费，伙食中有鸡。这个待遇对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来说虽然也不容易，和他在加拿大能够得到的比实在不能算高，可是他这一些都不要。他和我党、我军和广大人民共甘苦，每天不过吃一点土豆加点盐。而工作起来却不要命，在前线屡屡在极端危险，日本鬼子快要打来了时还坚持抢救伤员，常常几十小时连轴转。除了给伤病员医治以外还得帮我们培训医务人员，写教材，向国外写信呼吁对中国人民抗日的支援，筹集医疗器材和药品。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在中国工作一年多，身体健康大为下降，好像已经七十岁，年龄一下子老了二十年。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怎么样呢？许多人贪图安逸，他们只会指责自己的祖国落后，甚至夸大其词加捏造，经过建国二十多年的建设，我国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可是他们还是指责自己的祖国一穷二白，却从来不准备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出一点力。不但不愿到贫困落后的农村中去，有的人让他们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沿海到内地，甚至从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到一些省会去就要骂娘。什么话都说得出，什么“发配”啊、“充军”啊、“流放”啊云云。
由于精英在办教育时脱离实际，不按照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办，许多国家已经满足的人才，学校仍然一批批地培养出来，而国家急需的人才却没有得到培养，以至于许多大学毕业生，尤其尖端科学的不能不改行。另一方面，国家需要大办地方工业和实行农业机械化以及农村工业化，落后的农村也需要普及教育和社会发展，这方面急需要的人才却很少培养。
本人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学的复旦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是1958年大跃进时办的，当时是结合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办的。具体说就是结合我国需要建立原子能事业而办的，为国家的原子能事业出了很大的力。最早的毕业生，在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有人得了红色蘑菇云奖章。可见大跃进办校是结合实际的、有贡献的。但在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取得了一定成就后，已经人员爆满——毕竟原子弹不能当饭吃，可学校却不能按照国家的需要停办原子核物理专业，改办其他国家需要的专业。因此在1964年我进复旦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时，该年的毕业生已经分配不出去了，而我们还是照样一年三十多人地进入学校，这样就决定我们注定改行。
也正是如此，文革中批判了精英后，我们的前途只有“四个面向”——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这是命中注定了的，是国家的需要，不得不改行是旧教育方针带来的必然恶果。任何人只要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着想，都应该明白，这是最最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安排。如果说许多大学生不能不改行是一个损失，那么应该追究罪责的不是别人，正是在办学方针上脱离实际的精英路线。这种损失在文化革命前已经造成了。而且应该明白伟大的无产阶级WG中断了这种脱离实际的教育方针是一个大功劳。可是他们对精英没有一点怨言，却对党中央、毛主席、四个面向的方针、WG以及具体从事毕业分配的周总理横加罪责。——对周总理，他们还把明目张胆的指责隐藏着，却把和毕业分配毫无关系的“xxx”拿来顶缸，实际矛头指向好像惟有他们才敬爱的周总理。
最最稀罕的是有的人毕业后分配到自己的家乡，也是对口的，居然也破口大骂起来。比如我毕业后自己选择到了离家几千里的一个地区农业机械厂，就看到不少学机械的大学生，是本地人。他们应该各得其所了，可居然也大为不满。我根本就不要谁为我抱不平，可他们却常常拿我来说事，假惺惺地为我抱不平，说把我这个学原子能的分到了机械厂屈了才。还硬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我头上，硬说我自己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也没法为自己辩解。如果为自己辩解，他们还会说你虚伪。另外我还看到这么一个人，她是学小水电的，本来学了小水电就应该到农村去办小水电，可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办法，不去建设小水电，而是先得以分配到县供电局，又设法调到机械厂。原本是她自己使得自己不对口的，居然也对毛主席充满了极大的仇恨，说什么：“要死不早点死”。——这种人为数不少。我真不知道他们要的究竟是什么？
在七十年代，毕业后专业不对口是大学生中间经常性的话题。可是到了“私有化市场化”，1978年进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到1983年毕业后也大批地不对口，还有许多早期毕业的大学生，工作对口并且已经多年，可是也纷纷跳槽改行下海去了。我的同学中在1978年很有一些回到原子核物理去进修的，但还是没有一个搞核物理专业。八十年代末期，原本天之骄子的核物理等尖端科学分配不出去了，要学生自谋职业引起了恐慌（统一分配原本也是攻击的对象，现在对许多大学生来说，毕业即失业求之不得）。本来这应该证明文革中的批判没有错，复辟以后恢复文革前一套使得我国的教育再一次地陷入脱离实际误人子弟的地步。但对此他们倒没有任何意见。2000年我跟一个同学说到此事，我说当初他们指责不对口，现在也没有能够对口，甚至就是他们自己不要对口的。到这个时候，这位也曾经为我抱过不平的同学再也不说什么对口不对口了，相反说：“不是什么对不对口的问题，而是政治。”什么政治，大家自明！！！
拆穿了讲，这些人不就是要当个精神贵族吗？什么专业不对口等等都不过是借口。
许多事情本来是一目了然的。比如大概1980年前后，那时正在大规模地控诉WG使得许多大学生不对口，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因此是打击知识分子。许多大学生参与了。但也正是这个时候，《参考消息》登了一则消息，埃塞俄比亚的大学尖端科学的人才培养了太多，而实用的比如工业上需要的人才培养太少。我问他们，埃塞俄比亚该怎么办？他们的一致回答是：只有改行。所以如果让他们到埃塞俄比亚去安排大学毕业生的工作，除非他们存心要把埃塞俄比亚搞垮，否则一样要把学原子核物理的分配到机械厂或其他普通的厂里去的。那就轮到他们挨骂了。
不能说在毛泽东时代，这些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建设和社会发展都没有出一点力，但也很难说国家——不要学费、免费医疗、不少人提供助学金、师范和地质等专业还供应伙食——培养出了这些人不是培养错了对象，养出了一些白眼狼。国家办大学就是应该培养真正愿意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人。而那些人考大学，不就是为了图谋一个好的待遇、一个贵族的地位、一个社会上令人羡慕的位置，而决不是为国家做出贡献。如果真是后者的话，那么在学校的教育脱离了实际不得不改行后他们应该理解，为什么那么不满？就是不满也应该把仇恨对向脱离实际的教学制度。至于毕业后在自己的家乡专业对口的人更不应该有什么意见了。
认真来说，有的人也没有什么本事，不过是学校中的一些劣等货，原因就是他们不是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努力学习，而是把自己的心思用在获取精神贵族的地位上了。就以我在上面说的一些人来说。众所周知，在WG前，像我们这样的原子核物理专业是受人尊敬的，而学机械是不受重视的。不是机械对国家不重要，其实国家更需要机械方面的人才，尤其经过无产阶级WG，我国地方工业大发展，机械厂以超指数建设起来。其他工厂如矿山、化工（主要是化肥和农药）、钢铁、电力，农业机械等等，哪一样不需要机械方面的人才？但在WG前，考机械专业的人被认为没有本事、考不进尖端科学的差等生不得不将就的专业。这当然是偏见，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种偏见占了统治地位，许多学机械的也确实是些差等生。还有那个学小水电的，据说是中专，也许是中等技术学校吹为中专。小水电在文化界历来为本科出身的知识分子们所看不起。此人不考大学去考小水电，只能理解为水平太差，是个劣等货，考不进大学，只好考个小水电将就。
我不是说考机械的一定没有水平高的，也不是说考小水电的一定没有水平高的。也许有的人是立志发展祖国的机械工业和小水电事业而考这些专业的，但是绝对不是上面我说的那些人。如果他们是这样的人，就应该非常高兴地到机械厂来、到农村去搞小水电，何止于怨气冲天称之为迫害呢？拆穿讲，即使在毛泽东时代，许多人考虑入哪个学校、哪个专业，也不是从国家的需要出发，而是从自己的个人利害出发。自知水平不高的不得不到被人们看不起的机械学院去，再不行就去学小水电。总算进了学校，还不知足，不掂量一下自己却嫌自己地位还不够高，于是把怨气冲向毛泽东时代。我在《王立群不老实》里说到过：

1958年全国大办学校，初高中生、大学生包括大专招生都大幅度增长。许多成绩极差，40几分、30几分的也“考进”了大专。那一年的大专生大多如此。因为大跃进中国家急需人才，凡成绩及格能够进入大学本科的都进入了，大专就只好吸收这些大跃进前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大专门槛的劣等生。
我们厂里就有几个1958年的大专生。有一次他们在说大跃进如何如何，对待出身不好的又如何如何。我实在听不得，就插了上去说：“你们实际是大跃进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问：“我们怎么是大跃进的既得利益者？”我回答说：“你们自己知道。”他们立即就不开腔了。——他们当然明白，自己原本就是劣等生，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大专门槛，靠了大跃进才得以上大专，这岂不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如果还要说什么我就要掀他们的老底了所以只好闭嘴。1978年厂里考全面质量管理，只有我一个人做了开平方的，本来这是初中生的作业。我实在没有想到，厂里平时夸夸其谈的先生们水平会这么低。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

首先，从王立群的讲话里我们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王立群从头到尾贯穿着一个心态——他必须事事享受最高的待遇，社会必须给他提供最高的待遇，如果没能使他享受最高的待遇，那就是对他的迫害。这在所有的反对毛泽东时代的人中是一种普遍心态。凡是对毛泽东时代做出种种控诉的人大抵是这路货色，而且往往还要夸大其词，夸大对自己的“迫害”，也不自量力夸大自己的能力，极其缺乏自知之明。
…………
社会上确实有不少人，不自量力，缺乏自知之明，过分地抬高自己。自认为自己就有权利事事享受最高的待遇，如果没能使他享受最高的待遇，那就是对他的迫害。这种人又以自认为自己属于高人一等的贵族家庭的居多。他们是天生的贵族，社会必须满足他们作为贵族的一切愿望，不然就是亏待了他们，就是什么迫害。

也正是如此，有些人动不动地说自己没能考入初中、高中、大学或者没能考入地位较高的专业，说成是排斥出身不好的。其实在WG以前根本就不存在大学排斥出身不好的事，剥削阶级出身的在社会上占了极少数，在大学里占了很大部分，甚至大多数。我亲眼看到过这种现象，有的人家子女没考进大学，关起门来打。开了门，人家问他们孩子考大学结果如何，他们说因为家庭出身所以没能考进，别人问他们：那么为什么要关起门来打孩子？他们才不得不承认考得“不太好”，还忘不了补充一句，如果不是家庭出身本来是应该录取的。——不好就是不好！什么不太好？还有现在有的人动不动就说WG不让他们读书，实际上通过WG我国的教育大普及，高中生增加了十倍，初中生三倍。全国到处办起了中学。
需要补充的是，有一些家庭出身工农的也把毛泽东时代让他们进入大学看成是“机会均等”地混入贵族阶级。这些人的贪欲也是无限制的，也是人心不足、受恩不报的。他们一样地对毛泽东时代、对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WG怨气冲天。按理说国家把他们从一个普通的工农子弟培养成为一个大学生，目的就是为了让工农阶级掌握文化，他们就应该为自己父老所在的阶级效劳。如果不是解放，他们那来的资格进入大学门？我父亲虽然也是个工人却从来没有领过助学金，而他们中许多人还是靠助学金长大的。但是他们自认为自己已经登上了进入贵族阶级的云梯，下一步就应该进入贵族阶级了。
有的人过高地估计自己，把自己抬到极其可笑的程度。1980年我们厂里来了两个大学生，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丝毫不知道掂量一下自己，给厂里提出了极其荒唐可笑的条件。他们自以为有知识，要求一进厂，厂里就必须先给他们两万元钱（当时物价才开始涨而尚未暴涨，两万元一般工人一辈子才能挣到。就是在物价几十倍暴涨的现在，大多数工人的年收入也没有二万元钱。）多少平方米如何规格的住房，担任什么职务，至于工资，必须在200元以上。当时我进厂十年也不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厂里领导说：“我们庙小，养不起你们，请另请高就。”后来他们也不得不乖乖地来报到了。
他们实在是被所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吹昏了头，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对社会极端地不了解，所以有如此幼稚可笑的行为。不但厂里的领导这样说，不但工人们嘲笑他们，就是进厂多年的老知识分子们也嘲笑他们不自量力。不过在他们到厂里报到后，厂里并没有亏待他们。他们进厂不过四年分到的住房就比我好，还让他们带薪去进修，等到他们学有所成后就飞了。一度有一个人扔下的房子说要分配给我。厂里许多人说他们忘恩负义，他们忘恩负义也决不是进厂以后。我不知道他们的家庭出身，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享受过助学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哪一年进入大学，本科还是专科。如果专科，那么他们绝对水平低不得不将就，如是本科那么他们是1975年进校的工农兵学员。即使他们出身不好也一样受了毛泽东时代的恩泽。解放前出身地主资本家的也绝少能够读到大学，尤其不可能几乎不要学费就上小学、上中学、一直到上大学。
这些人可笑到了顶点，除此以外包括嘲笑他们的人难道就没有可笑之处了？而白求恩大夫却放弃了悠闲舒适的生活，到了中国的穷山沟，给他100元工资他不要，用于伤员，给他鸡他不吃，仅仅吃点土豆加盐。他们能够做到吗？
如果要进入贵族阶级，没有人比白求恩同志更容易了，他的家庭本身就极豪华，他已经成了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安乐窝里平安、富有、受人尊敬、地位高贵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可是他选择了中国的穷山沟，和世界上最最穷、最最困难的军队在一起，和一群长满虱子的农民在一起，全身心地为大家服务。他一个外国人尚且如此，而我们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却连为自己的祖国改变面貌都不愿意。不要说到偏僻的穷山沟，连到稍微小一点的城市，甚至在自己的家乡就怨气冲天。——讲穿了，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当精神贵族，其他全是假的。没有让他们当精神贵族就是对他们的迫害。
现在这种可笑的人大为减少了，那是因为“私有化市场化”以来，中国许多先进的工业和科技被毁了。中国已经按照帝国主义和他们的殖民地如南朝鲜的需要成了殖民地的殖民地，中国人民成了国内外资本家剥削的，世界上最最庞大又最最廉价的劳动力。许多大学毕业生的待遇也很低，除非你有门路。1995年我们厂里来了一批大学生，工资130元，只能买104斤米，而我进厂时42.5元，可买300斤米。我们那个时候工资当然不算高，但是1995年130元的工资比我刚进厂时的学徒工还低（1970年学徒工每月16元工资加1.5元米贴。合计可买123斤米，第二年合计19.5元，第三年21.5元，满师后我们这个地方工资较低为29.5元，再过一年转正33.5元可买236斤米）。许多人反映连自己吃饭也不够，厂里居然不是给他们以足够的工资，而是让他们向厂里借钱，以后要还。现在全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蚁族”，就是指收入极低、还没有生活保障的大学毕业生。在现在这个样样价格暴涨，四面八方伸手要钱的时代，有的人工资不过400元。
事情走向了精英集团标榜的反面，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尊重过知识和人才。我早就说过，他们口头上说的一套，实际上却鄙视知识、仇视知识、敌视知识。以我来说，1978年我们厂里来了一些干部调查知识分子状况，说要为被WG迫害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有个女干部到我面前假惺惺地“同情”我一个原子核物理的大学生当了一个小小的化验员，说要给我落实政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不需要她的同情，至于要求倒也有一些。我既然到了机械厂，当了化验员，和以前的专业不对口。那么我希望到大学去再进修。反正原子核物理我是不会学了，即使让我回到复旦大学原子核物理系我也不会好好读，只是利用学校的图书馆，学我想学的。我在她面前表示，希望去学机械，或者干脆就学化验，另外为了加强对社会的了解学社会科学也可以。她表示一定去反映并且帮我落实，临走时还说了一大堆如何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好话。但是这一去就没有了下文。连最最简单的回音也没有。其实我也从来没有对他们寄托什么希望，早就知道最最不尊重知识、也最最不尊重人才的正是他们。
他们只是需要一批精神贵族作为他们的社会基础，真正做出贡献的往往待遇最低，现在许多大学毕业生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我们那个时代虽然说不上富裕，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收入决不致那么低，开销也没有现在大。当然现在社会两极分化，还是有远比我们那个时代好的，有的就是精神贵族，他们当然要说现在好。而在这些人中大多数往往只是会钻营，学问、贡献倒未必。
就拿我们厂里来说，1990年厂庆40周年，开科技大会，我做梦都想不到我的论文会评为唯一的一等奖，堂堂的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都落在我的后面。有的人的论文只有现在这个疯狂的时代才可以算论文，到了正常健康的社会里，如果把所有人的论文张贴出来，只怕他们得恨地上没有个洞让他们钻（当然到适当的气候这又可以算作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但是现在，我却把他们全都得罪了，从此以后处处感受到排斥打击。早在此以前厂里就不存在出成就的氛围。我历来认为自己的贡献和国家当初培养我为大学生不相合，本来我至少该有几十项成就，结果只有两项科研成果受到国外收录。历来搞科研难，到处都是嫉妒的眼睛和动不动就有人下绊子。厂里的领导口口声声重视知识分子，但是从1977年以来我提出的科研项目，从来没有哪个领导说过一声支持，甚至还有冷眼相对的。厂庆40周年以后，就更难了。大概正因为得一等奖的唯我，所以那年的科技奖，有奖无金，如果是总工程师一等奖，大概我也可以沾光得到很高的奖金了。到2000年居然还要我下岗，最后是个内退，靠420多元勉强糊口，这在我们厂里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唯一的。可笑的是有不少知识分子处境比我好不了多少，也要说现在这个时代好，大概他们还是希翼钻进精神贵族的队伍里去。1995年厂里建了两幢“科技楼”，据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给有贡献的知识分子住的。本人从来不幻想会分给我，化验员辈分低。但是其他厂里不可缺少、辈分高的技术员中，为大多数人公认真正有贡献的科技人员，一开始也没有得到。而是官吏们分了。这些官吏中有的就是最最差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会钻营或有关系的人。最后把分剩下来的一楼和七、八楼给了他们。
毛泽东时代据说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却使得我国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文盲，成了绝大多数人有文化的国家，尤其WG中改变最大。现在文盲越来越多了，许多工农连唯一的一个子女也读不起书。
解放前，我国长期以来文化为少数剥削阶级所霸占，大多数人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买办资本的统治下，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是服从于它们需要的。所以不但国家的文化不发达、工业和科技不发达，农业也极其落后，就是有一些可怜的工业、科技和文化也在全国分布极不合理，相差极端悬殊。长期以来，上海、北京等沿海大城市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内地没有文化，农村更是完全没有文化；沿海有一些工业也是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服务的，内地几乎没有工业；有的大城市还有一些工业，有的如北京也没有工业，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没有工业。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所以知识分子必须到农村去、到中小城市去、到西部去，知识青年必须上山下乡，目的正是让他们去改变那儿的落后面貌。可是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呢？他们只会指责自己的祖国落后，不但这些地方为他们看不起，不愿到这些地方去工作，甚至我国的沿海大城市，包括上海，我国的整体文化和工业状况也为他们所看不起，只会吹嘘美国如何如何，日本如何如何。如果让他们到这些地方去改变自己祖国的面貌，改变内地、中小城市和农村的面貌，那就是迫害，就是流放、就是充军、就是发配。我不知道是谁迫害了白求恩大夫，把他“充军”到中国农村的穷山沟里来的。
不是说解放以前中国不落后，解放后改变落后面貌也需要时间，而且需要知识分子去改变落后面貌。既然他们特别强调中国落后，那么如果他们是爱国的，为什么不到落后的地方去工作，以改变落后面貌呢？
他们嫌弃自己的祖国，一旦学了一点文化，想的就是如何出国，如何留洋。私有化以来，甚至还出了一股倾向。如果有人出国学成回来真心诚意地为国家作贡献，就会被人们看不起，为官僚机构们看不起，为各企业的老板们看不起，也为国内许多知识分子所看不起。认为他们回国是因为没有本事，在外国出不了头。就这样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最后大批地为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所利用。
可是白求恩大夫，他是个加拿大人，出生在世界的城市，经过很好的文化教育，成了一个高明的医生，有一个豪华舒适的家，却主动地到世界最最落后的农村——我们偏僻的穷山沟里插队落户了。忘我地不计任何报酬地为中国的抗日事业而工作，直至以身殉职。我不知道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多少人为此而感到自惭，为自己的行为而感到无地自容，并且改正自己的错误观念。
对于白求恩大夫来说，到了中国，不但生活条件极其低，工作条件之差，之艰苦，也都远远超出他在国外可以想象之外。可是他没有一丝怨言，从来没有指责中国的条件差、落后，更不会指责一通就跑了，而是努力地尽自己所能地改变落后面貌。

他在报告中汇集的调查材料使他得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按西方的标准来看，八路军和游击队并没有真正的医院设备。各“后方医院”总共有三百五十张病床，但是这些病床并不是真正的病床，这些医院也不是真正的医院。……伤员是睡在铺着草的土炕上面。因为没有病员服，他们仍然穿着自己的那套肮脏的制服。工作人员虽然尽到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当中并没有受过相当训练的人员。这儿没有麻醉药——除了他自己带来的那些，没有正规的手术室，也没有一件外科手术所需要的器械。纱布绷带是用过了又洗，晾干了再用。缝伤口用的线是自己做的。药品大部分是本地自制的丸散膏丹，功效不可靠。探针是用铁丝做的。铁片代替了钳子和镊子。这儿也没有任何训练医生和护士的设备。

……甚至给伤员截肢的锯子是锯木头的。白求恩曾经抱怨过为什么用这样的锯子为伤员做手术。等到他明白这还是当地唯一的一把锯子时，就不再抱怨，在自己的医疗设备到位前把这把锯子耐心地消了毒，替伤员做起手术来了。
正像人们说的那样，其他的人如果处于他的情况，恐怕早就不干了。我们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不正是如此？他们还是中国人呢！只会痛骂自己的祖国落后。白求恩是一个外国人却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他本来是个客人，可是却一再说，不要把他当作客人，他是八路军中的一员。

他就职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拟订计划把一个简陋的后方医院改建为一个模范医院。他认为军区所有的医院都不足以应付正规军和游击队的需要。他觉得以他带来的器材和眼前就有的一些简陋设备，建立一个有较好的病房、训练得较好的工作人员、照顾病人较为周到的医院，并不是不可能的。他进一步想，设立这样一个医院的最大好处，是它能以榜样来说明如何利用现有设备改善军队中的医务工作。
白求恩指挥村里的群众盖起了一个手术室。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个手术室仍然极其简陋，但是用处很大。无论如何，在整个边区这是第一个真正的手术室。他组织了几个“清洁队”进行清除垃圾、残食以及污秽的纱布绷带的工作，并负责维持病房清洁。他建立了一个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他画出图样让人做了一个器械和绷带的消毒器。他给护士、护理员和医生都详细规定了各人的职责。他又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给他们如何做胳臂和腿的夹板，担架，病员证章，保存食物用的盆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

为了建设这个医院，白求恩大夫化尽了自己的心血，他什么都做，甚至亲自做木工活。
这个模范医院，是在八路军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设起来的，尽管在西方看来它还很简陋，但在当地的农村人中可是开了眼界了。八路军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医院。在白求恩同志的领导下和亲自教诲下，模范医院为了培养八路军的医生和建立医疗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不久模范医院被日本鬼子炸毁了，八路军的条件太差，战争没有固定后方。如果换了我们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即使不得不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遇到这种事情也决不会做一点自我批评，相反一定痛骂一通八路军的条件太落后，为什么没有强大的高射炮火竟然不能阻止日本鬼子的轰炸，而外国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如何强，然后一走了之。而白求恩同志却真正地把自己融入了中国的抗日斗争，他沉痛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原本应该想到这是一个没有后方的战争。自此以后他组织了一个流动的医疗队，并且亲自设计制造了一个适应于流动作战的医疗箱，吸收了我国老乡们的经验，折叠后放在骡子上就可以出发，并且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卢沟桥”。
就这样，白求恩大夫由美洲大医院里的一个著名医生，成了一个巡回医疗队的医生。
——巡回医疗队的医生？？？
在中国许多大知识分子眼里实在是曲才了。无产阶级WG把医疗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广大农村，许多大城市的医生到农村巡回医疗，不是认为曲了他们的才？据说使得他们不能做出很大的贡献。而其他知识分子中也有许多人是这样看待他们，并看待自己的类似境遇的。但是谁能说白求恩大夫没有做出很大贡献呢？说穿了，我们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会这样说，骨子里根本不是为了做什么贡献，而是没能让他们当精神贵族。论才能他们远远不及白求恩同志，却自吹特别高明，也正是如此他们才做不出白求恩大夫那样的贡献。而白求恩大夫到了中国以后，经过一段实践，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却自愿地、认真地当起了一个巡回医疗队的医生。
这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说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正是他在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思想升华，适应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情况，改进了自己的认识。
这不是别的，就是接受再教育！！！
再教育？！——这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最最听不得的一句话。按照他们的想法，作为一个高明的外国医生，到了中国的穷山沟里，还有什么可以受教育的呢？还有谁能教育他呢？应该是他教育别人才是。他们自己就从来以教师爷的面貌出现，只会教育别人，从来不肯接受别人的教育。甚至对于自己绝对无知的事物，学问，对于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明明是个文盲，还塞了一脑壳的偏见，也要作出一付唯有我最最有知识的样子，绝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并得到教益，却也要来教育别人。在了有所知的人看来只是无知狂论使人发笑，可他们还洋洋自得。如果谁用事实证明了他们极度外行，他们就大为愤怒了。越是无可辩驳，他们越是愤怒。
凯丰在苏联留了学，吃过一些洋面包，就看不起我国国内在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和人民战争的打法。在遵义会议上，他说：“毛泽东打仗，就只知道两本书，一本是《水浒传》，一本是《孙子兵法》。”毛主席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章，你知道吗？”他无法回答。我倒知道经过曹操删改有十三章。他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却奢谈毛主席打仗靠的是《孙子兵法》，这不是极其可笑吗？其实在《孙子兵法》里也没有“十六字诀”、农村包围城市以及人民战争的思想。后来毛主席说，他也是在受到王明路线排斥后，闲了下来才读的《孙子兵法》。他的“十六字诀”、农村包围城市以及人民战争的思想，都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现在大家都嘲笑凯丰不自量力，对于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乱发议论。凯丰当然要好好地向白求恩大夫学习。但是决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嘲笑凯丰的，凯丰还不至于回答说：“《孙子兵法》有多少章我们是不管的。”而许多知识分子在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事物冒充内行夸夸其谈时，如果你问他类似“《孙子兵法》有多少章”这样起码的启蒙问题时，他们还会恬不知耻地回答说：“这，我们是不管的。”
而白求恩大夫到了中国后却主动地努力地学习中国的国情，学习中国的抗日军民。
白求恩同志来自加拿大，他对加拿大是了解的，也到过不少国家，了解那些国度。但他第一次到中国的穷山沟里来，自然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和中国革命斗争的极端艰难性。所以一开始好心出点差错是难免的。他说自己原本应该想到这是一个没有后方的战争，但从人们的认识规律看，他应该想不到。逻辑上已经可以推出的结论人们往往不会想得到它，只有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人们才会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来解释它，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比较容易地得到理论上的解释。所以本来也没有必要作自我批评。实在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错误，只要经过实践认识了就好，人的认识那么可能一帆风顺呢。确实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适应中国的情况，了解中国，并进而很好地为中国的抗日事业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虽然是一个高明的知识分子，如要很好地为中国的抗战服务，也确实需要接受中国的农村游击战争的再教育。正因为他主动接受再教育，所以才使得他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情况，即使这一改变，在眼睛只是盯着洋人的大知识分子看来还很低级，很不足道，对于我国的抗日根据地毕竟是个极大的进步。
对于伟大的无产阶级WG推动下，我国广大地方工业的兴起和农村的极大变化，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不但没有看在眼里，并且动不动就是用外国已经如何如何了来贬低和否定。照此，白求恩大夫最初建立的模范医院和后来的卢沟桥更不足道了。而他们自己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又做出了什么？即使WG使得他们不得不到这些地方去，也不能不作些工作，由于心不在焉也没有做出应该有的贡献，更没有资格和白求恩大夫比了。
我们学习白求恩，就得学习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动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主动地接受人民群众的再教育。
正像他经常说的那样，必须像毛主席说的：“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他说：“一年多来我也许教了你们一些技术，但是我从你们那儿学到得太多了。”
在我国许多知识分子的眼里，这些土八路，这些农民，难道是值得学习的吗？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广大农村的面貌，内地的面貌，许多小城市和小城镇的面貌，就需要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把自己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带过去。他们必须到那些地方去生活、去工作，为此他们必须首先了解那个地方以及那个地方的人民，如果对那个地方根本不了解，对那儿的人也根本不了解，又怎么为改变这些地方的面貌工作呢？所以必须首先接受再教育。事实证明我国让广大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政策是成功的，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尽管许多人不是自愿地到艰苦的地方去，不是自愿地接受再教育。但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客观环境不能不强迫他们和所处的环境磨合，所以还是使得广大农村和内地以及地方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在经过WG以后，我国的各地都建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私有化市场化复辟，把这些地方工业体系说得一无是处，称为“小生产方式”要加以摧毁，也确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复辟对于我国的经济无异于一场灾难。但是企图摧毁生产力的人最后难免被生产力所摧毁。目前我国的地方工业已经壮大，而私有化市场化偏爱的中央工业却一败涂地。中央工业原本已经很有一些基础了，有的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现在才真正落后了甚至被摧毁了。以前工业最最发达的辽宁省和东北老工业基地陷入严重困境，被许多原本工业落后的省超过。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西南也落后了。而地方工业却突破了私有化市场化修正主义集团的破坏和搜刮，已经发展得十分庞大，以至于把中央工业淹没了。农村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记得1969年夏天我到上海徐闵线的北桥公社劳动时——那是全国最大城市的近郊，稻麦脱粒抽水已经实现了电气化——发现当地的农民根本不懂电。有个农民跑来向我们请教，说他曾经被电击过，太厉害了，然后问我们：“为什么人被电打死后，血被电抽到发电厂去了。”原来当地的农民是这样认识触电身亡的。他还说，他那次肯定有许多血被抽走了。我们不得不详细给他解释，人被电打死是由于电从人身上通过，放出了大量的热量把人烧死了。可是1978年春节，我到四川偏僻山区的岳父家去，正好遇到要安电线。请来的电工师傅全都是当地的农民，对电气已经非常内行。这就是短短八年多时间里的变化，从全国最最发达的农村——上海近郊到极其偏僻的山区，农民由根本不懂电到对电工很内行。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另外1970年我去四川时火车经过贵州都匀，遇到一个少数民族的农民卖黄瓜根本不懂钱的大小。类似情况在那以前我已经听许多上海的上山下乡知青和内迁职工说过，那次可算是亲眼看到了。电影《李双双》里还写了一个农民因为懂得洋码号子（阿拉伯数字）在当地就成了一个小知识分子。到了1978年还有这些现象了吗？我国的初高中生在文革以前极少，此时虽然还没有完全普及，却已经不算稀奇。经过WG全国到处办起了初中、高中，许多小学办起了初中班，多数人民公社有了自己的高中。许多农民子弟入学，更不用说中小城市了。他们的教师就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和分配到农村的大学毕业生。这就是无产阶级WG发动的人口大迁移所带来的成就，世界上也许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实现这样的文化大普及。
就拿本人来说，我到了四川一个专区的农业机械厂里，后来成了一个小小的化验员。即使如此，我亲眼看到当地工厂一个个地办起来，机械厂又一个个地办起了化验室。我的学生遍布全地区，还有外地区跟我学习化验的，他们用的就是我制定的化学分析工艺。我的成就远远不能和白求恩大夫比，还时时有人制肘，但是我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概很少有企业的化验员有条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培育出那么多的化验员。
但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WG中不是人人都主动地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不是为了尽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国家的面貌、改变各地方和农村的落后面貌。如果说他们不得不去，那么许多人的心实际不在那儿。到了一个地方怎么能够不适应那个地方呢？或者说怎么能够不受那个地方人民群众的再教育呢？许多人不能说没有受到再教育，但不是自觉自愿的。还有更糟糕的人，到了一个地方纯粹成了那个地方的累赘，什么贡献都没有做出来，光想跳走。这些人确凿根本不能和白求恩那样的外国同志比。他们连自己的国家都不愿做贡献，光想做个精神贵族，更不愿意向所到地方的人民群众学习，而白求恩同志到了中国，不但不怕艰苦的生活，还主动地接受再教育，并且认为他从中国的抗日军民那儿学到的太多了。就是这样，使得他给我国抗战事业的贡献之大，超过了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百个也顶不上他一个。
在这儿又必须特别地提到方医生事件。有一次，他在严寒和突如其来的风雪中挣扎前进，到了三五九旅设在河淅村的后方卫生部，没有顾得上休息和吃饭，饿着肚子就开始检查工作。发现一个伤员的腿治疗得不好，他就追究是谁负责这个伤员。当知道是方医生做的时，他就满脸怒色严厉地责备了方医生，批评他毁了一个反法西斯战士的腿，理应受到处分。并且在自己的医疗器械到来前，用当地最最简陋的器具给那个伤员认真地做起手术来。一边抱怨方医生：“我真不明白，我们怎么能够对待伤员这样漫不经心，还管自己叫做医生。”
他一再追问方医生是哪个医科大学毕业的？“他是河淅村后方医院的外科医生。可是任何刚毕业的医科学生都会比他把那个腿伤治得好些。”他说。但后来他发现方医生对于学习医疗非常用功，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认真学习，技术却这样差。最后在董翻译那儿才知道，方医生在参加革命前夕还是一个从来没有进过学校门、从来没有见过书本、一个字都不识的放牛娃，更谈不上哪个医科大学毕业了。有一天，红军的一个支队从村子里路过。他们在村里演戏，讲战争，讲国家大事。他就加入了红军。一开始他当警卫员。他自己努力学念学写，不懂就请教别人。等到他识字了就当了护士。然后当上护士班长。接着他就开始请医生们给他把药品的拉丁文名称写下来，用中文注着，一个人在晚上学习这些外国字……直到他把它们全记住了。他又在手术室留心看医生们工作。就这样，他的一点外科技术都是从临床上得来的。他一向只是靠用心看，用心听，学到了一点医学知识。逐渐地由于经验而成了一个外科医生，诚然是一个技术很差的医生。在白求恩大夫到河淅村来前，他已经像学拉丁药名似的在学习英文单字了，以便更好地向他学习。
总之：一个赤脚医生！一个工农兵学员！
和WG中的赤脚医生和工农兵学员比，他的起点还低得多。前者至少还开始于小学毕业生，不少是初中生，也有一些高中生，而他完全是从文盲开始的。前者还在赤脚医生进修班进修了几个月，而工农兵学员读了几年，而方医生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他上的是红军和八路军的大学校。
我们无所不知的大知识分子最最看不起的就是赤脚医生和工农兵学员！对于方医生，他们大概更加看不起。到现在为止还经常地到处听他们以极度鄙视的态度说起文革中的赤脚医生和工农兵学员！而且极度夸大其词。居心不良的人还要造谣生事。比如我就遇到这样的人，他们说我国的乙肝都是赤脚医生造成的，据说赤脚医生不消毒就用一根针给上百人打针。又据说赤脚医生都使用鸡血疗法。方医生大概更加该他们说了。现成的证据在那儿，你看！你看！一个姓方的赤脚医生，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工农兵学员，不是毁掉了一个伤员的一条腿！
他们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更加看不起方医生了。会在鼻子里哼一声说，就凭一个放牛娃也想当医生，岂不是癞哈蟆想吃天鹅肉？而且他们会从自己的小人之心出发断言：方医生所以努力学医就是为了钻进贵族阶级。
但是白求恩同志就和他们不一样，他听说后震惊了，这事可能吗？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一个放牛的娃娃吸了一口外边吹来的空气，就让一个在前方作战、在后方教育人民的军队给带走了。完全靠着苦学，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外科医生，因为他知道有战争就有伤员，而且能治好伤员就能使抗战胜利。因此在抗战中，这个一字不识的放牛娃变成了方大夫，一个掌握生命和学问的人。这事可能吗？

白求恩在心里咒骂自己。他为什么就不知道呢？在方不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还猜不到呢？而且这儿有多少像方一样的人！肖，那个失掉了腿而不肯喊痛的游击队员。平山的女县长，她摆脱了上千年的奴役来领导一个县政府。松岩口的那个护士，他克服了比死亡还可怕的恐惧来输血。多少年轻的学生忍着饥饿从敌人所占领的城市徒步走到延安进抗大，一路上偷越敌人的防线，在经过的村子里传播他们从书本上吸收来的智慧。他身边的董，是个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曾荣任县长的人，但他却愉快地陪他来到荒野的地方。无数村里的男男女女，在敌人的进迫下烧毁了自己的房舍，背着少数几个包袱撤退，加入游击队，然后手里拿着枪回到家乡。他们正在从黑暗中奋起，这些一声不响的、百折不挠的、像方一样的五亿人民。他们为一股伟大的热情，一种与方一样强烈地要求学习、要求生活、要求收复国土的愿望所激励。而他——白求恩想——却竟然羞辱了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革命队伍就是一所大学校，这所大学校是大量地出人才、出奇迹的。
正是在这所大学校里，培养出了一千多名将军和元帅。而这些将军，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进过正规的军事学校，还有许多人原来是目不识丁、从来没有机会读书识字的农民。不但有放牛娃成了医生，也有放牛娃当上了飞行员打下了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还有放牛娃成了空军司令。正是这批将军和他们统帅下的主要来自农民的士兵，打败了日本鬼子，也打败了蒋介石陆军大学出来的高材生。封建统治下受压迫的村女，不但有人成了县长，有人成了医生，还有进了解放区的“化工厂”最后成了火箭专家。普通的工人成了兵工专家，来自上海的一个工人出身的小老板，大跃进中造出了万吨水压机。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从农民里培育出了大批的干部，接管了960万平方公里解放了的国土。私有化市场化刚复辟时竟然说：“管理经济是很复杂的，不像打仗那样简单，驳壳枪一拔：冲。”许多老将军愤愤不平起来，打仗是简单的吗？那是活人和活人的搏斗。仅仅靠驳壳枪一拔：冲，那简直是儿戏，非打败仗不可。而这样的话居然还出自自吹为指挥了淮海战役的人之口。其实正是在这所大学里，培育出了大批的经济管理乃至金融管理的人才。早在红军时期，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就成了红军根据地的财政部长和银行行长，他的文化程度比毛主席低得多。后来到了新疆，帮盛世才把新疆的经济和财政管理了起来。蒋介石手下大概不乏科班出身的经济管理人才，但是把中国的经济管得一败涂地、彻底崩溃。而解放区没有多少科班出身的人，经济却蒸蒸日上。
白求恩大夫亲身体验了这个革命的大学校，在里面当老师，而最先却当了学生。

几个星期以前，他曾把一句深刻的中国格言写进了他的日记：“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他以为自己懂得了这句话。也曾努力把这句格言的意义贯穿到他的讲演里。但是学无止境！永远有更多的东西需要了解，需要学习，需要传授，需要亲身体验……

我们中国的剥削者是爱面子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也特别爱面子，即使自己错了也绝对不肯认错，甚至硬要保持自己的面子，越是别人正确而自己错了，越不肯自我批评，而且越是愤怒了。他们尤其不肯在一个原来的文盲，一个放牛娃，一个赤脚医生和工农兵学员面前作自我批评。可是白求恩大夫就不一样。他是不给任何人留面子或者丢面子的机会的，但是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他跟董翻译说：“我要去找方，并且一定要在他面前‘丢尽我的面子’。”
他到了方医生那儿去认真地做了自我批评。他得过严重的肺结核。那时候，关于治肺结核的外科手术正在创新之中，一度以为必死无疑了。可是居然想办法让自己治好了。就是在那时候他决定要做一个胸外科医生。在一位世界知名的医学大师的指导下工作。通过学习和钻研，他终于战胜了这个大病，多年来只靠一叶肺活着，并且成了一个胸外科医生。——附带说一下，就是这样，他还去过西班牙，最后来到中国贫困落后的小山沟里，为着反法西斯战争忘我地工作。
他检讨说：“我的第二个疾病可不那么简单了。”那就是他的脾气大。不能像治传染病那样用药来去掉它。
人人都说白求恩大夫为人急躁，脾气很大。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但是，从他的脾气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可爱。没有一次发脾气，他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正是他全心全意地为人类的解放而发的。比如，有一次一个护士给伤员换药时粗心，他对他摆出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他做事马马虎虎要影响人命的。”他自己前来给伤员解绑带。不过他还是努力地改变自己说话的态度。他又对这个护士说：“你换药粗心，不能由我原谅你，只能由这个受伤的战士原谅你。”那个战士仰头望着他，很认真地说：“我原谅你。”护士几乎哭了出来。他说：“我想我以后用不着再对他发脾气了。而且我想我以后也再不愿发脾气了。”
“这是在我明白了肺结核不仅仅是一种人体的疾病，而且是一个社会的罪恶以后——这是我在我国看到了少数人很富，而大多数人很穷以后；在我到了西班牙以后，那儿的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正在进行着斗争。我看见人们为了争取生存而牺牲了生命。”他说。
从此以后，白求恩大夫就格外照料方医生，把他留在身边，但是仍然严格地要求方医生。“要做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你以后一定要努力工作，并且一定会碰许多钉子。你必须补上所有你从前没学过的东西。你必须钻研学习。”
他认为自己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学了很多的东西。包括方医生，不但是他的学生，而且也首先是他的老师。想起自己如何在教别人的时候反而出乎意料之外地受到了教育。两天之内，松岩口的模范医院就要正式开幕了，到那时候他得发言。这必须是一篇有意义的讲演。那天晚上白求恩从炕上爬了起来，点了一支蜡烛，搬出了他的打字机。他写道：

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这里需要我。而且尤其能满足我的资产阶级虚荣心的，是他们表示了需要我。
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在他们中间工作。对于他们，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说一套或想一套。他们的共产主义是又简单，又深刻，像膝关节颤动一样的反射动作，像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像心脏跳动一样完全出于自动。他们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他们的爱能包容全世界。
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确实！没有高工资、没有奖金、没有任何隐性收入、没有职称、没有贵族的地位，甚至一个来自北美的医生还没有自己的福利住房，更谈不上豪宅和汽车。有的只是无穷尽的工作和经常性的自我批评。
在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前夕，据他对方医生说：“你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了。方，你的技术大大超过了许多从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我因为你感到骄傲。”
我们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有多少能够像白求恩大夫那样想、那样做呢？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最注重自己的“面子”。他们肯向一个他们看不起的赤脚医生检讨自己吗？他们只会指责别人，绝对不愿意在比他们“低贱”的人面前做一次真正的自我批评。尤其不会说自己的知识少，需要向他们看不起的工农兵学习。他们只会指责自己的祖国落后，却对需要改变落后面貌的农村、内地、中小城市甚至中国的一切，巴不得离得远远的。根本不会为了改变自己祖国的面貌，好好地了解自己的祖国特别是完全陌生的落后地区。白求恩大夫对于自己到了中国感到万分荣幸，他们却不幸自己出生在中国，长着黄皮肤。尽管他们的知识不多，甚至对自己的国家都不了解，但为了保住面子，他们总是装出无所不知的样子，好像世界上什么事情他们都知道。真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对于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怎么办？——知识不够，想象来凑。他们可以夸夸其谈，完全凭自己的想象甚至需要胡编。真正懂得的人一听就知道他们简直是在出丑，可他们居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毛主席早就教导大家：“不懂就是不懂，不要不懂装懂。”在知识分子里不懂装懂的事情可多了。好像学了一个专业就无所不知了。不少人即使在自己内行的专业里也不是全才，不是一切都懂，却样样都要以教师爷的态度发议论，妄加评论。更有人实际上连一技之长也谈不上，什么知识都没有，只是在那里主观武断、装腔作势。
毛主席引用过一个对联：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毛主席说：“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实在太多了。可是我没有看到那个人勇敢地把这副对联贴在自己的床头上或者案头上。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或许知识会多得多，也不会经常出丑了。
白求恩大夫和董翻译在交谈中说：在西方，在许多关于中国的书里，都特别提到中国人认为要保持荣誉就不能“丢面子”。只有地主和有钱的人注重“面子”。但是在解放区里许多事情都变了。在八路军以及在边区的各种组织里，大家做自我批评。在战斗当中，没有人有工夫去想这种事。所以已经很少看到这种情况了。帮他们补充一点，知识分子特别爱面子。尤其复辟以来到处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越来越注重“面子”了，越爱面子的人就越是没有知识。我不是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怕丢面子，即使现在还有谦虚的人，尤其在毛泽东时代特别强调自我批评，强调学习，也确实有人老老实实地向工农学习。关键就是在于究竟是为自己当精神贵族，还是为了大多数人的事业。如是后者，那确实不会有工夫去想这种事。
我国的反动势力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似乎完全有理指责方医生，一个赤脚医生、一个工农兵学员，毁掉了一个伤员的腿。他们绝对不会像白求恩大夫那样想、那样做。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时候的唯一办法。正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赤脚医生即使本事不大，总比巫医和骗人的医生要好。我们中国那么大，要尽快解决广大农村的医疗问题，靠科班出身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也许永远等不到。方医生确实不能像一个科班出生的医生那样治好一个伤员的腿，但是没有他，那个伤员失去的可能就不是一个条腿，而是整个生命。方医生虽然本事不大，但他毕竟是当地仅有的一个外科医生，挽救的人肯定比据说被他“毁掉”的多得多。没有他，更多的伤员连生命都不保，因此被他“毁掉”的本来就不可避免要毁掉，至少在白求恩大夫到来以前是这样。白求恩大夫在明白了事情真相后，就非常理解他了。而我们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是决不会谅解方医生，更不会认为方医生还有值得自己学习的一面。他们只会指责自己的国家落后，而决不肯为了改变国家的面貌而真正出力。按理，如果他们也是医生的话，那么在抗战时期就更应该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到八路军的抗战前线去，而不是缩在安乐窝里。可是一直到了WG我国农村的条件比解放前大为改善，也没有了战争的威胁，许多医生让他们到农村去参加巡回医疗，还留下了一辈子的话柄，说成什么“迫害”。一切反动分子出于需要还会极力夸大其词甚至捏造。所谓乙肝是赤脚医生带来的，就是他们的杰作。
附带说一下，关于乙肝的来源几十年来我已经听到过好几个版本了。首先说是伊拉克蜜枣带来的，后来说是秘鲁的沙丁鱼罐头带来的，再后来说是古巴砂糖带来的。全是出于政治需要的捏造。美国一贯推行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搞“国际分工”，要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他的“专业户”，不搞工业。比如古巴专门种甘蔗生产砂糖，需要的粮食、石油以及工业品由美国供应。相应地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美国控制。一旦古巴不听美国要求民族独立，美国立即停止供应粮食、石油和工业品，也不要他们的糖了，让他们经济陷入绝境。就是这种“国际分工”迫使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成了美国的附庸。古巴革命后，美国果然这样做，企图卡死古巴。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把古巴砂糖买了下来，同时提供粮食等。中国还帮助古巴学习种粮食。国内亲美卖国的反动派心中不爽，于是造出古巴砂糖造成乙肝的谣言。同时以恩人自居，竭力夸大中国对古巴的援助。秘鲁的沙丁鱼和伊拉克的蜜枣大致也是如此，反正中国的外贸在那儿触犯了他们的干爸爸就说是什么造成了乙肝。其实稍有头脑的人就应该知道。伊拉克蜜枣、沙丁鱼罐头和古巴砂糖原本是美国要他们“专业化生产”卖给美国的。美国人怎么不怕吃了得乙肝？何况沙丁鱼罐头还经过高温消毒。这三个谣言都出于WG前，以古巴砂糖为最后。毛主席援外也不是冤大头，绝不支援没有自立精神的人。由于古巴后来认为种粮食苦，接受了赫鲁晓夫的“国际分工”，1965年要中国长期以优惠的价格用粮食来换他的砂糖，毛主席立即停止了对古巴的援助。伊拉克蜜枣更是早在1960年发生右派反动政变后，就停止进口了。这三个谣言正说明早在WG前乙肝已经人所共知，既然如此怎么能够说乙肝是赤脚医生带来的呢？乙肝应该早就存在了。解放前我国绝大多数人民没有医疗，医疗事业也不发达。所以许多人死了就死了，不知道什么乙肝。甚至绝大多数人连癌也不知道，五十年代经过宣传才知道。乙肝知识的普及应该主要是大跃进的成就，正好遇到伊拉克革命，于是国内亲美反共的卖国贼就造出了伊拉克蜜枣带来乙肝的谣言。后来相继是沙丁鱼罐头和古巴砂糖。出于对伟大的无产阶级WG的仇恨，现在又造出了赤脚医生造成乙肝的谣言。——这个谣言七十年代还不能造，因为赤脚医生是不是一根针管不消毒就给一百多人打针，是不是用鸡血治病，是人人看见的。
言归正传。也正因为先做学生，后作先生，所以白求恩大夫成了一个贡献极大的老师。他把自己的医疗技术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抗日队伍中每一个医生。为我国的抗日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务人员。不但学习技术，也学习了他的精神。

在“边干边学”的口号下，他开始给医务人员上起课来，讲授基本的医学知识，在这以前，这些知识只有延安卫生学校里有限的几个人才能得到的。讲授是隔一天一次，从下午五点到六点在院子里举行。当医务人员盘着腿坐在他面前，聚精会神地听讲的时候，他站在一块黑板前讲授解剖学、创伤治疗法、生理学等等，他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飞快地画着图。
他除了给医务人员上课以外，还开办了一个附属于这个医院的卫生学校来训练护士和医生。他拟订了全部课程，留给这个学校在他走后采用。因为晋察冀全区也找不出任何一本医学教科书，他就自己动手写，并用了许多图解来简化课文。他在每天工作结束以后，以极大的速度编写着。……这本书写成以后由晋察冀边区政府印行了，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游击战医疗手册。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他说这本手册将分发给全体的医务人员，并附带说：“如果这本手册成功，我要再写一套关于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等等的小册子，现已着手写一本两百页的更详细更基本的医学教科书，希望在两个月内完成。”

正是白求恩大夫不但医治了大量的伤病员，完全免费地为农民医病（比如有一次为一个嘴唇裂开的孩子做了整容术），也为我国的抗日事业培养了大批的医疗人才。他的教科书长期得到使用。
而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把自己拥有的一些可怜的知识和技术看成自己的私产，尤其害怕工农来分享自己的知识，以免妨碍了自己精神贵族的地位。动不动就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一般来说，真正知识多、技术高的往往还不那么保守，而越是知识少技术低的人，越是像一个守财奴一样，要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那点点知识和技术。无产阶级WG中批判“知识私有”他们始终恨恨不已。如果那时样样都保护知识产权，那么什么事情都不会搞成。哪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各种科学技术极大发展，工农业创造发明层出不穷？任何人只要不带偏见地认真地去了解真相，就会惊奇地发现，那个时候国防科技和尖端工业有了多么惊人的发展。国内外反动派所谓的WG破坏科学技术完全是一派胡言。别的不说，我国的氢弹能够在法国以前爆炸，就是因为参加者都一心把我国的氢弹搞出来。凡是为我国氢弹爆炸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没有谁去想过：“这是我的知识产权。”从邓稼先到普通的工人，人人毫无保留地出主意想办法。普通工人毫不自卑，而邓稼先也不傲视工人。那个时代，只要一纸介绍信，就可以使得全国所有的单位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以内，提供自己拥有而制造氢弹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而用不着为了知识产权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在现在正因为处处要保护知识产权，再加上私有化市场化反动卖国，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摧残自己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所以大大落后了。以电子计算机为例，1973年我国成批生产的台式计算机DJS-100系列和美国比仅仅差三年，硬件全部自己制造，居世界第二位。为人津津乐道的日本，还有英国、法国、西德，甚至前苏联生产的台式计算机硬件还是从美国买来组装的。现在一个龙芯长期搞不出来，弄到后来还是给外国付了专利费的。
白求恩大夫虽然脾气大，却也最会理解人，最体谅人，而且以身作则。
他到抗日根据地开始工作不久，有一天当他正在做手术的时候，一个伤员流血过多，他问护士有没有愿意给他输血的。结果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他解释输血对身体并没有损害，他们还是畏缩不前。他不由得大发脾气。当董翻译告诉他：“他们还不懂。你不妨先取我的血，以后再解释给他们听……”后。白求恩大夫一言不发地献出了自己的血液。在其他人的愧色中替伤员做完了手术。
后来白求恩大夫了解到那些护士都是非常勇敢的人。只要奉到命令，他们就会穿过日军的防线，在最危险的袭击中与敌人交战，或者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敌占区。敌人侵犯了中国的国土，他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抵抗。他们现在害怕了，不是怕死，不是怕受伤，而是他们不懂，从来没看见过输血。
白求恩大夫在日记里写道：

对于我们所不了解的事物，我们总是害怕的。他们和我以及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克服恐惧，最主要的是靠了解和知识。当他们看见我如何抽出自己的血，而对我自己并无副作用时，他们就不再觉得有什么神秘不可解的东西值得他们害怕了。然后他们看见那个伤员救活了过来，看出了这与输血之间的关系，他们就觉得羞愧。至于我对他们大发脾气，那就和他们害怕输血一样地毫无根据。

他再一次地想到毛主席说的：“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而且他决心要做一个更好的先生，必得先做一个更好的学生。
于是他到了村里的人们面前和蔼地说：“我要表演一次输血”当着大家的面，他让大家看到一个垂死的伤员，如何由于他再一次地输血，起死回生。原来不肯输血的护士胆怯地请求献血，并说白求恩大夫不久以前刚输过血，他年轻身体好，愿意代替白求恩大夫。
白求恩大夫很高兴，但是这次还是抽自己的血。因为还不知道那个护士的血型。他躺在担架上面，当涌出来的血液注满染红了瓶子时，大家都吃惊得张大了嘴。大家也亲眼看到垂死的伤员复活过来。现在，不管是农民还是医护人员都纷纷地加入了要求献血的队伍。……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志愿输血队。以后，在白求恩所去过的乡村和城镇里，也都成立了同样的志愿队。在短短一年里，献血队发展到4000人，每天需要5辆送血车将血液送往前线提供给伤员，并创下了1年里1900人献血的纪录。
白求恩大夫在中国工作一年多，前后一共献血三次。
正由于白求恩大夫忘我无私地为我国的抗日事业和农村的医疗而工作。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我们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去打仗。
“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
“冲啊！白求恩在这儿照顾伤员呢！”
战士们冲了下去，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只要白求恩大夫听说什么地方有伤员，他会马上就要去的。尽管他疲劳极了，但是他工作得比任何人都快，工作时间比任何人都长。以至于大家要想办法使得他多多地休息，能哄白求恩多睡一个小时，实在是一个大胜利。
甚至在他的手指受了感染后，人们为了让他休息向他隐瞒了战斗正在进行，他都非常生气。他说：“你们为什么把我当一个残废的伤员似的留在这儿？我有一只手指发炎，算什么！你们应该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我要全队准备好立刻出发！”
他做的是如此地多，但是所索取的却是如此地少，在部队里，他是生活在最低的水平上的。
比如，有一次他到河北的一个村子去，当地驻军的指挥员预备了一桌酒席来欢迎他。当他看见盘盘碟碟热气腾腾的大鱼大肉时就沉下了脸，露出不快的神情。指挥员大吃一惊，问他是不是菜做得不合口味。他回答说：“你们拿我当客人看待了！我不是客人。我是一个八路军的医生！”游击队和正规军自豪地传颂着这个故事：他是他们的近亲，不是有一副恩人面孔的远亲。
而我们的许多大知识分子呢？有的人不能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地尽心工作，却动不动就计较利益、名誉和地位。白求恩大夫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八路军的战士，也只需要一个普通战士的待遇，而他们总认为工农的待遇理所当然地应该低的，而自己理所应当地该得到比工农高得多得多的待遇。对于普通的工农，他们一贯要求高人一等。和他们格格不入，即使确实稍微地为大家做了一些事，也要人们把他们当作高级人或者恩人地供着。
白求恩大夫做事从来不分工作的高下，只要对于医治伤员有利的、需要的什么都作。当他认为护士手脚重了时就推开护士，自己小心地给伤员缠绑带。经过一个伤员，看到他要大小便，就给他端屎盆子。看到对某个伤员的医疗有好处的鸡蛋或什么食品，他就亲自为他煮，并且一口口地喂他。还亲自锯木头、做木工，用洋铁皮制造烤火的炉子。

“对于一个医生”他对他们说，“没有任何工作是不屑一做的。同时对于一个最低级的医务人员，只要他全心全意地去努力学习和工作，将来有一天没有任何工作是他做不了的。”

而我们许多知识分子会说：这是护士的事，这是勤杂工的事，这是炊事员的事，这是木匠的事。即使自己不过举手之劳也不肯高抬贵手。因为他们是贵族，不是下等的苦力。他们把人类分为两等，把工作也分为两等。自己就封就了自己为高等人，只能从事高等的工作。而低等的工作绝对不愿意沾手。反过来，他们眼里的低等人，工人农民等，也只能从事低等的工作。那些被他们视作高等的工作，由他们垄断着，绝对不许普通的工农沾手。在他们眼里，医生和护士是一条鸿沟，他们会说：“一个低级的医务人员，准备在将来当一个高明的医生，那一定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且他们一定会这样想：这个人是想钻到我们这个贵族队伍里来，和我们当初一样。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工农群众要知识化。不要脱离劳动、脱离工农。有的人对WG说起来恨之入骨，好像曾经进牛棚，受批斗甚至挨过打那样。其实说到底，不过到农村去劳动过一两个月，或者下车间劳动过一两个月，我看到一个例子甚至只劳动过两天，就此落下了一辈子的话柄。就拿那个王立群来说，他说他曾经受到过的迫害，弄到后来不过曾经参加过体力劳动，用小车子推过砖。我在上网时还经常看到有人这样控诉WG。比如有一个人说，在1970年下乡如何为了割稻子而累断了腰。另一些人说：曾经参加过修水利，大为诉苦并对修水利大加攻击，竭力贬低修水利的必要性，把“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嘲笑的资料，甚至把私有化造成的水利破坏说成当初修的就是烂尾工程。还有人对于参加过一些工业的劳动甚至在学校里扫过地痛加哭诉。又有一些人，文化革命中安排到工厂里工作，那时他们还不是知识分子，论文化程度也不见得比其他工人高，后来不知怎么到了学校里混了一下，竟然把当初的工人生涯作为WG的迫害。
甚至七十年代初我刚毕业分配到机械厂里时，就听说一些学机械的大学生在议论，说让他们到了厂里竟然要他们下车间干车工、开动刨床（其实不过体验一下直接的生产劳动不是光干这些）。更不要说我从事的铸工了。其实对一个学机械的来说，参加一些车工、刨工、铸工和锻工等劳动，学一点这方面的技术，不是没有好处的。创造发明时也不容易走弯路，所设想的也不容易脱离实际。西方工业革命的时候，工程师、机械师还不像现在那么疏于动手，瓦特制造蒸汽机大概没有制图。到十九世纪的中期，蒸汽机还是由工程师亲自设计、亲自制造、亲自操作使用，制造一台、设计一台、使用一台。一旦坏了亲自造出零件来配上，那个时候可没有零配件买。甚至每次配上的都不一样。那时的工程师和机械师都有极强的动手能力，相当于现在的技师，属于优秀的工人。可是当他们发明了机械制图，写作了教材，教出了学生，社会看来是进步了，可是工程师和机械师却退步了。也许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学生的学生居然会把亲自动手看作是迫害。而且还看不起工人，哪怕是技术较高的技师。其他专业的知识分子也一样。
WG中办的五•七干校是某些人声泪俱下的控诉对象。有一个年轻人说，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五•七干校，以为是关在那里天天上老虎凳、灌辣椒水。后来才知道原来不过是到农村参加一些农业生产劳动，下下田，养养猪。让大家体验一下生活，工资一分钱都不少。如果这算苦，那么现在我比你们苦得多。我年纪轻轻的就要我买断工龄，从此失去了生活保障。如果现在有五•七干校那样的好地方，也只要下下田，养养猪，体验一下农民的生活，工资一分钱都不少。那么我第一个报名去。
他们把参加一些体力劳动说成是迫害，可是广大工农不是天天都是这么干的吗？那又是谁在迫害他们呢？如果有人问他们，即使他们口中说不出，那么心头还是会认为，工农是低级人，就是该这么干，自己是高等人和低贱的工农就是不一样，于是即使仅仅参加了一两天的体力劳动就是不可容忍的迫害了。在现在有的人还很可能会大言不惭地这么说。只是他们经不起人们的追问：你究竟有多大的本领？有多大的贡献？你高在那里？贵在那里？
WG让知识分子和干部参加一些体力劳动，被许多干部和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看成迫害，其实正是这些人最最会拿参加体力劳动来迫害人。1975年我们厂里有一个干部因为和上级意见不合到五•七干校去了，就有人层层下达说：“要吸取他的教训”，然后又欲盖弥彰地说：“当然五•七干校是锻炼干部的地方。”——那是由于毛主席还在，所以才这么说。正是他们，把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劳动作为打击异己的手段。唐山大地震前，唐山市群测群防办公室的杨友宸同志不是因为汇总了群测群防站提供的地震前兆，要求像辽宁省那样发动群众睁大眼睛抓地老虎，在地震来临前被送到了五•七干校。他们真的是让他去锻炼吗？不过是反对地震群测群防的一个惩罚手段罢了！到现在还没法追查出直接的罪魁祸首。
也正因为他们把劳动当作了惩罚的手段，所以他们自己或其他人参加一些体力劳动，就要控诉起“发配”啊！“充军”啊！“流放”啊起来了。
我们厂里许多学机械的让他们开车床、开刨床不过一、二个月，或者三、四个月。他们就怨声载道了。我在翻砂车间干了三年零七个月。最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故意拿我做例子为我抱不平的人。有的人问我为什么不想办法跳出去，有的人提议我去向领导反映提要求。跳出工厂？那我机会再好也没有了！1973年当我在铸工车间满脸乌黑地清沙时，当地的石油学院缺少物理教师请我去，可是我把他们引到另一个人那儿去了，放过了这个机会。我不是说当大学的教师一定不好，但是我在工厂的三年多，告诉我还需要在工人中继续学习。他们都在那里说什么“发配”啊！“充军”啊！“流放”啊。好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是为了惩罚广大的知识分子才让我们参加体力劳动的。我那个时候就说：“我就不相信中央会把我们当作一个单纯的劳动力。”所以虽然我在铸工车间时间比较长，最多的时间还不是翻砂工而是清砂工，从来没有哪个领导来问候，最后还是调到了化验室。到了化验后我还是满腔热情地参加下车间、下农村的体力劳动。复辟不提倡这些了，我还是经常到车间里去转转，并且受到教益不少。
厂里的领导确实是把我当作单纯的劳动力了。所以说如果后来把我调到化验室决不是他们的恩德。中央有指示，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那儿谈得上用毕业分配来惩罚我们了？
把我当作单纯的劳动力不是我到厂里以后的事，而是我进厂以前就决定了的。本来到机械厂当个翻砂工正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到当地的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报到前，希望能够到电子工厂里去当个工人。因为我们原子核物理系绰号叫作“无线电二系”，既然命中注定不能搞原子能了，那么最好就是到电子工厂里去，所学的还有所用处。那个时候，我才出校门还受着陈伯达“第二次工业革命论”的影响。据陈伯达说，我国经过WG就应该搞第二次工业革命。教育革命时，我们学校在红卫兵领导下，也真的在1968年办成了一个电子工厂，批量生产集成电路，并且使我知道我国当时电子工业发展很快，和外国先进水平的差距大为减小。这是我接受陈伯达“理论”的原因之一。现在看来，这是从局部产生的一种片面性，就好像唐朝发明过蒸汽机不等于已经能够工业革命那样。按照WG对条条专政的批判，我国更重要的是发展地方工业以及瞄着农业机械化。为了表明自己并不反对条条专政，陈伯达说：全国每个县都要办电子工厂。在学校里我们哪里知道我国的经济情况啊！听他这么说，我以为我国真的到了可以立即发动“第二次工业革命”，每县都办电子工厂的地步了。何况我是到了一个有十一个县的大地区去（那也是我自己选择的，原来分到河南大城市许昌市，有人想离家近，就和他换了），那么有电子工厂就无疑了。但是到了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后，对于我国的经济情况我才补了必要的一课。当地根本就没有电子工厂，更谈不上每个县办电子工厂。我在填表时明确表明要到工厂里去当个工人，坚决不当教师。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向工人们学习。对于到农村去我缺乏思想准备，那也是对的。因为尽管有一些高年级的同学毕业后到了军垦农场，尽管许多人把这当作对知识分子的有意惩罚，我才不认为国家会让我们当农民。我认为那是暂时的锻炼，另外他们毕业早，文化革命促进的地方工业大发展在当地尚未开始，暂时的安置。除非学农业的才会让他们到农村去当一个农业技术员。
我们的前途我认识得很清楚。一是各地方要发展工业，所以我们这些毕业生许多人要到当地的工厂里去；第二WG文化要大普及，要大办教育，所以许多人要当教师。当然各地的其他事业如医疗、新闻等也要发展，也需要人，但我不是医学院和新闻系毕业的。
当地的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的军代表要我去教书，并且再三强调，让我去的中学是当地最最好的中学，哪个中学当时我不熟悉忘了，后来回想大概是一中和高中吧。我再三请求去电子工厂，但是他们说当地没有电子工厂，如果要去工厂，就只好到农业机械厂去，当一个翻砂工。而且军代表还告诉我，翻砂工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他们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好像是强迫我就范，“我就不相信你会选择翻砂工”。可我就是选择了翻砂工。这大概出乎他们的意料。如果历史可以从头开始，我也决不会不去工厂当工人。我可能会要求跟当地的化肥厂联系，让我去化肥厂。我虽然不是化学专业，但对化学历来很感兴趣，自以为高中学得不错，大学里也自学过化学教科书，觉得像读小说那样很好懂，不像机械制图我确实没法自学。按照毛主席的定义，化肥厂也是农业机械厂。
翻砂工确实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是军代表的一番话，却使我对即将去的工厂领导非常反感。他说到农机厂去当翻砂工是我们为你争取来的，农机厂的领导还说：如果是学热处理的很欢迎，学原子核物理的不要。我招一个学徒工每月只要17元半，而一个大学生每月42元半。
——我意味着42元半！
——在我自己选择的单位领导眼里我就是42元半！
我知道在我将去的工厂领导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劳动力，而且是一个价格太贵不太欢迎的劳动力。即使如此，我还是选择了农业机械厂，还是翻砂车间。
到厂里后，三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一个领导问候过我。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价格太贵的单纯劳动力！！！他们是这样理解党的政策的。周围的知识分子为了自己发牢骚，也最最喜欢拿我为例子，好像替我抱不平，并且还要把我不可能说的话强加到我的身上。可是明明是我自己选择来的。
我当然从来不会把自己当作单纯的劳动力。我借来了机械制图的书籍，想：既然到了机械厂就得补上机械学知识。我的目标一度是在以后当个不脱离体力劳动的铸工技术员，或者说一个有文化的铸工工人。可是尽管在学校里好像没有哪个学科能够难倒我，到了机械厂里后，自学机械制图真正地把我难倒了。刚开始，简单的图还可以看看，后来稍微复杂一点的图就云里雾里了。我看到许多工人还看得懂机械制图，决心拜他们为师，本来我坚决到厂里来就是为了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可是，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态度不诚恳，还是工人们对我的不理解。听说我不懂机械制图他们就是不相信，说我原子核物理都能学，为什么会看不懂机械制图。我去找领导，明确说：要求领导让我正式拜个工人为师傅。可是领导竟然再三地问：“你到这儿来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再三回答：“就是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希望正式地拜个工人为师傅。向他们学习，包括学技术。”可是他们还是一再地问：“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到最后叫我“不要乱想”。我是乱想吗？这不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教导的吗？这些领导也许会一本正经地在会上说：“知识分子必须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学习。”实际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或许他们眼里，学会说这一套就好像以前做官就必须会做八股一样，或许他们也意味着不过是骗骗人的，或者他们也是把文革中的毕业分配看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惩罚。现在一个知识分子到了他们的面前，主动要求向工人阶级学习，他们居然以为这背后一定有着什么另外的目的？？？！！！由于他们根本不理解，于是就以为我是在乱想。也正是如此，他们从来就不过问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价格太贵的单纯劳动力！！！
知识分子中肯定会有不少人，听了我这一经历后采取嘲笑的态度。但是我想白求恩大夫绝对不会嘲笑，肯定会理解我的。这就是白求恩大夫和他们、和我厂的领导的不同之处。
在他们眼里工人就意味着单纯的劳动力，所以如果让大学毕业生到工厂来当工人，那就是让他们当一个单纯的劳动力。而且和其他工人一样，既然是单纯的劳动力，那么除了让他们多做一点少拿一点以外，就没有什么值得过问了。所以我的遭遇正是所有工人的遭遇。只是在我身上才表现出极大的反差罢了。其实让知识分子当个单纯的劳动力不对，把工人当作单纯的劳动力同样不对。毛主席历来说的：“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工农群众要知识化。”工人阶级也要学文化，办七•二一工大，到大学里当工农兵学员，学成工人出身、不脱离体力劳动的工程技术人员。七•二一工大必须多多地办，让每一个工人都来轮训，训练后既搞技术工作又没有特权、不脱离体力劳动。
正像白求恩大夫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工作是高级的医生不屑一做的。最低级的医务人员只要全心全意地学习和工作，也可以在将来没有任何工作做不了的。一方面只要对于医疗伤员有利，他什么事情都做，另一方面他对于从未上过学的方医生又那么关心。他所写的教材培育了一大批医务人员，我想他们大概很少是高中毕业的吧！也许不少正是原本没有学习文化机会因此目不识丁的农民、放牛娃。换句话说，他们大多数绝对是赤脚医生或工农兵学员。
无论是大学出身还是工人出身最后确实应该同归于一，不应该同归于单纯的劳动力，更不可能同归于精神贵族，而是不脱离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有文化的工人。
如果我的领导是白求恩大夫就决不会这样。一定在我到厂后一方面教导我不要脱离体力劳动，和工人相结合，另一方面尽量地发挥我的作用，如果他们不了解我学的那些知识在厂里可以得到使用，就会来问我。当我要求补习机械制图时，也会派人认真辅导。对于普通工人，除了上班以外，也关心他们学文化，积极地办七•二一工大，让每一个工人都来轮训。不过话要说回来，不知是自觉的还是随大流，当时的厂里领导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比如每个车间都订了十几种报纸，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而且在厂里的图书馆，不但有很多书籍，还订了很多杂志，除了技术杂志以外，甚至有《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红楼梦研究》、《自然辩证法》杂志等。显然有工人翻阅。复辟以后书报越来越少，最后干脆关闭了。从此以后工人绝对被排斥于文化以外。
共产党打天下就是这么干的，如果不是这样，当初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加上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农民和少数的工人，怎么打得下天下？又怎么管理打下的天下？
如果换了我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放牛娃？不识字的农民？还有什么资格来学医学？他们只能当个普通的小兵和敌人拼命，就是当个卫生员也只能喂喂饭、提提屎尿、充其量缠缠绑带罢了。也正如此，所以这些是低级人干的，自己那样的上等人、人上人是绝不愿意干这些低级活的。
他们把人类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另一种是大多数，自己必须高踞于大多数人之上。
附带要补充的是，就是在1970年我到厂里不久，报上开始了对陈伯达“第二次工业革命论”的批判。批判文章我拜读过，并不使我服气，这些文章也确实缺乏说服力，那可能得由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不过不久以后一系列事实使我明白，陈伯达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论”确实应该批判。那完全不符合我国的实际。如果我不是坚决要求到工厂，而是一心脱离体力劳动和工农，就根本不可能明白这个道理。事实证明，这样的人确实到现在也始终弄不明白。当时我国首先需要的是广大地方围绕农业办工业，办了工业促农业。至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至少是时机未到。电子计算机好比灵魂，机械化好比是躯体。我国的绝大多数农民还在手工劳动，没有机械、没有躯体，灵魂安在那里？不是成了幽灵了。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办了地方工业后实现农业机械化，而我正在农业机械厂里。现在中国的农业机械化被私有化破坏了，气势汹汹地对批判“第二次工业革命论”反攻倒算的人，把我国的电子计算机工业也毁了。虽然从外国买了大量的电脑（实际是洋垃圾）却大多数成了玩具，不但没有实行什么工业革命，而且我国的中央工业垮了，地方工业成了庞大而头脑简单的恐龙。现在工厂里的电脑都是用在管理上，在生产上哪儿用了电脑？至少绝大多数工厂里看不到。
长期以来，赤脚医生、工农兵学员、七•二一工大受到了新老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严厉抵制，久久不能推广。学校的教育革命也阻力重重。毛主席在1967年就说过：教育革命有三个前途，第一是革命，第二是改良，第三就是失败。一开始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私有化市场化路线斗倒后还会如此？一旦着手才发现是如何地困难！学校里知识分子热心的不多，大多数人不过冷眼相对。在工厂里干部和知识分子热心的也不多。等到不能不推行开来时，正像俗语说的那样：他终于把新娘迎来举行了婚礼，但是新娘已经被奸污了。在许多情况下竟然被有的人当成了让自己和自己的子弟脱离工农转入贵族阶级的阶梯。真正像方医生、像春苗那样的人却被排斥。也正如此，比如七•二一工大，一些单位久久不能办起来。一旦办起来就只是一期，不是让所有的工人都来培训。优先培训的也不是工作最最认真负责积极的工人，而是有关系的人。一旦培训出来，就要地位、要加工资。按理你经过单位的培训，你的工作理应做得比其他工人好，可是竟然成了某些人认为自己理应得到比其他工人高的收入和福利待遇的“根据”。这种情况到了复辟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按理七•二一工大培训过的人平均工资应该和其他工人一样，实际普遍超过了其他工人。体力劳动也不参加了。有的人已经混迹于贵族阶级了。
有的赤脚医生、工农兵学员现在也混迹于贵族阶级，自己封就了自己是个无所不知的大知识分子，说话的口气，都和其他科班出身的大知识分子一样。按理，赤脚医生是为大多数群众服务而且不能脱离大多数群众。工农兵学员许多人是带薪学习的，既然学习的条件是国家提供的，脱产学习时其他工人都在努力劳动，回来后他们的平均工资收入应该和其他工人一样，也不能脱离体力劳动。即使贡献比其他工人大，收入也不能超过其他工人，因为你得到了其他工人没有的带薪学习的条件，贡献比别人大就是应该的。但是有的人说话的口气都不一样了，自此以后也摆脱了体力劳动，好像他们自此以后就高人一等了。这种情况复辟以来非常普遍。复辟时期一方面大肆攻击赤脚医生和工农兵学员，七•二一工大，另一方面对于原来在七•二一工大出来的、当了赤脚医生的，又百般引诱他们贵族化。
另外在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和大队、生产队让某些人去学习配合饲料、学习银耳等菌类养殖、学习对虾、珍珠等水产养殖，本来学成后应该为集体作贡献的。私有化，人民公社被强行摧毁，集体安排并提供条件让这些人脱产学习的技术，就成了个人的私产。有的人因此“富了起来”，置大多数农民于贫困状态。
以上这些虽然不能说在复辟以前个个是如此，但相当程度地存在着，在复辟以来则大批地被拉过去了。
不能说WG搞工农兵学员和七•二一工大没有一点成就。我国经过WG，办起了一大批的企业，虽然大多数是地方性的五小工业，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企业不等于设备，首先还是技术力量。我国的钢铁厂、机械厂、化肥厂、水泥厂等在数量上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地猛增。每一个厂就有一套技术力量，包括技术工人，工农兵学员和七•二一工大就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一套人才，才有现在庞大的地方工业和某些地区的农村工业。
早在解放初，我国就开始培育工农兵学员了。也真正是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以及生产建设中的模范。那时工农兵学员少，都是著名的全国劳模由中央选拔，还不大受官僚主义阶级的歪曲。最最有名的两个是郝建秀和李瑞怀。郝建秀创造了郝建秀工作法，在1956年入学。过来人都知道，她到学校时连四分之二与二分之一那个大都分不清，但还是刻苦学了下来。李瑞怀是个木匠，大跃进中因为发明了放大样进大学。当时他们都确凿有很大的贡献。他们应该感谢党和毛主席以及社会主义。应该积极赞成WG提倡赤脚医生、七•二一工大和工农兵学员，应该坚决拥护工农群众成为文化的主人。是不是这样大家判断。至于现在他们所以特别出名，倒不是工作和技术，原因也人所共知。大浪淘沙，五十年代的工农兵学员看来现在也有混迹于贵族阶级的。
解放以前，从革命队伍这个大学校里出来的也有变质的。有的人当时打仗很勇敢，并且由农民成了将军，现在却成了贵族老爷。
电影《春苗》总的来说很好，但也有个很大的缺点。赤脚医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是单纯一个春苗加上一个与工农结合的医生创造的，而是大跃进中自然地涌现出来的。对于《春苗》本人建议重拍，要写出这个时代背景，要多写写在1961年和1962年她的遭遇，而且还要出下集。在下集里春苗既得到了学习医术和为广大农民服务的机会，又再一次地受到了排斥和打击。而某个没有什么本事，也不热心于为农民服务，削尖脑袋钻营的人却通过关系当上了赤脚医生，又不好好钻研技术。到了复辟时期终于成了人们憎恨的贵族，一个文盲加流氓，一个骗人的庸医。为了改变医改下广大农民、工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春苗努力培育自己的接班人廉价地替工农治病，却被剥夺了医疗权。而骗人庸医到处横行，可以不受惩罚，甚至有大医院为他们开绿灯。最后春苗和她的接班人参加了推倒反动复辟王朝的斗争，并在革命成功后积极加入了改变广大工农缺医少药的局面。历史的积累使得要拍好这个电影，素材真是太丰富了，现在到处可以找到贵族老爷式的医生和骗人庸医的模特儿，以及庇护他们的官僚和医院。可以组织个班子，并全国性地征求模特儿和素材。
知识分子在学校里学了一点书本知识并不是坏事。世界上最最坏的就是缺乏自知之明、自命不凡、读了一点书就自以为了不起，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自以为高人一等。也正是这样，他们的认识必然受到了限制，自以为无所不知，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只能算文盲再加上一大堆偏见。文盲还仅仅无知，头脑白纸一张，认识到自己无知翘不起尾巴，还可能有自知之明经过努力学习变成有所知，甚至在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自满自足把自己封闭起来，从此油盐不进再也不能得到知识有所长进。科班出生的尚且不应该如此，那些明明学了半瓶醋却要混迹于精神贵族，自充一个大知识分子就更加令人讨厌了。
人贵于有自知之明。任何人都不能翘尾巴，不能高人一等。
白求恩大夫医术是很高明的，但是他在技术上还是精益求精，就是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方医生是一个赤脚医生，在革命队伍里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所以能够认真学习，终于成了一个比科班出身的水平还要高的医生。白求恩大夫的辅导是不可少的，但首先是他自己意识到革命的需要而认真学习，不是为了混迹于贵族队伍。所以白求恩大夫来后，他就认真地学习外文，以利于向他学习医术，即使没有白求恩大夫，他这种精神也会使得他的医道逐步提高的。
最最关键的就是是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学习知识是用来改造世界、为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了自己混迹于精神贵族？如果是为大多数人服务，就会精益求精。如果为了混迹于贵族，那么学习知识也仅仅是个敲门砖，一旦混入贵族阶级，就可以满足了，甚至只要能够混入贵族阶级，不需要认真学习，或者学一大堆知识垃圾，什么手段可以混入就什么都可以做得。稍微学了一点皮毛、出了一点力就自吹为了不起，在别人面前表现出一付我比你高贵的样子来。而白求恩大夫当初学习医术就是为了帮助大多数劳动人民摆脱疾病的痛苦。当他明白大多数人民的痛苦不是医术能够改变的，这个社会需要改造时，就成了加拿大的共产党员，并且全身心地用自己的医术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斗争和人民的解放斗争。所以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所处的环境条件有优劣。关键就在于为了谁？正是由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所以白求恩大夫升华成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方医生也是这样，因为他知道有战争就有伤员，而且能治好伤员就能使抗战胜利。春苗是因为看到家乡的村民们缺医少药。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学习的好榜样。我国的大学生、工农兵学员、赤脚医生是不是都是像白求恩大夫、方医生和春苗那样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学习的呢？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以白求恩同志为镜子，好好地照一照自己，并且向白求恩大夫学习。

埋葬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曹为平跨千纪恶魔
二〇〇九年九到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