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视人口三大隐患的短板效应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她的人民而为的，人民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口问题。换言之，执政党的每一项重大政策都是从人口出发的。这就是设立世界人口日的意义。

          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总人口数是：1370536875人。因为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这个数字一般而言应该是低于实际数字的；也就是说，我们说中国有14亿人是并不夸张的。

         社会多一个人，就会涉及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涉及治安、犯罪、公共交通、公共食品卫生安全、生态环境等公共利益问题；涉及文化、娱乐、休闲等社会服务问题；离开人，什么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中国人口基数大，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是：1031882511；也就是说在强制性节育政策的30年内，我国人口也增加了3.。4亿人口，相当于半个欧洲总人口；按理论计算，这30年中国少生了近四亿人！我一贯主张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经济发展能够有今天之盛，强制性节育政策是幕后的无名英雄。独生子女家庭贡献最大。试想，如果现在中国多出4亿人口，中国社会和经济会是什么样子呢？

          世界现有人口总数为70亿。据测算，本世纪中叶世界人口达90亿，世纪末达100亿。当今全世界每增加100人，就有97人来自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贫穷依然是与多生的导因。30年的强制性节育，中国的农村人也已经认识到“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发展经济）是一个真理。但是，强制性节育是一把双刃剑。中国人口在得到比较有效控制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人口矛盾和隐患。

          一，人口老龄化。1950年全世界平均十二个适龄劳动者人供养一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在是七人供养一个，到2050年将可能减少到仅三人。中国老年人已达到1,8亿，中国是出了名的“未富先老”型老龄化社会。中国的预期人均寿命是73,5岁，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走高趋势。中国的80后一代，基本上是独生子女；在5年之内，他们基本上会面对421家庭模式的1比2的养老窘境难题。同时，80后又自然形成生育高峰期；与老龄化并存现象又会使社会走进人口（劳动力）红利衰绝期。这必然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社会问题。

        2050年以前，我国老年人数量将创最高峰，约4亿人，也就是说每四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老年人。届时，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满眼俱是白头翁”将成为一道特别的风景线。看美女，趁现在。

          二，社会进入人口低生育率期。80后遇上一系列社会转型期矛盾：看病难，住房难，就业难，子女教育支出高、本人收入低，双方父母进入老年的混合型矛盾。独生子女政策已经不用宣传教育了；晚婚晚育已经在整个社会上蔚然成风；婚后保持一个时期的“DK家庭”也非常普遍。低生育率时代已经悄然而至。

         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之间，全国人口净增长7390万人，年均增长0.57%；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之间，人口净增长1.3亿，年均增长1.07%；即后一个十年比前一个十年人口净增长减少了约5600万人，年均增长率降低了0.5个百分点。

         人口进入低生育率期与其说是80后的觉悟高，不如说是民生时艰的影响所致。低生育率对国家发展利大于弊；对家庭稳定则是弊大于利。二权相衡，长远的看仍然会是弊大于利。有人说继续强制性节育好（人口总量增加速度小于经济发展速度）；又有人说保持人口众多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利于依靠国内市场拉动内需）；我认为，这不仅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是不负责任的。万事万物都具有二面性，都是利与弊的较量；执政的艺术就是不断地在熊掌与鱼之间进行明智的取舍。法学、行政学和管理学都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放弃强制性节育政策显然不是智者之为；但是，分类指导性的调整强制性节育政策却是明智之举。比如，不论城乡，经济较发达地方可以采取递进式逐步开放二胎；对欠发达地方的一胎困难户则实行补贴；对富翁的超生实行按收入比例重罚，三管齐下，必有好的显效。

         经济学家用GDP来衡量经济生态，人口学家一般采用总和生育率来分析人口生态；即育龄期内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总和生育率在2.1被公认是维持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正常人口更替水平，过与不足都不好。超过2.1人口逐渐增加，低于2.1则人口逐渐减少。  实行计划生育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远高于2.1，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后，尽管学术界对中国目前的人口更替水平各持己见，但预计在1.5以下应该说是一个共识。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1.5，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积重难返；世界上所有已经步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至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重新回到人口正常更替水平的先例。 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是一把双刃剑。生育率过高或者过低都是灾难性的，尤其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更是这样。三，男女性别比失调会长期持续。事实上，男女性别比失调是强制性节育政策的伴生物。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潜伏着。由于我们的认识缺失，导致各种政策调整措施的滞后，使得这个问题在失控条件下滋生蔓延。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情况显示，我国上个世纪50---70年代的出生性别比都控制在正常范围内；80年代初就随着强制性节育政策开始走高且持续上升；从1982年的107.1上升到2000年的116.9，2005年达到118.6，2007年达到120.2。总人口性别构成方面，男性人口为686852572人，占51.27%；女性人口为652872280人，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06.74下降为105.20。

　　此次普查数据显示，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是118.06，虽然比2005年和2009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性别比略有下降，但仍然大大高于正常范围。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水平应在105～106之间。换言之，当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值比正常值高出12～13个百分点。通常的说法是男性比女性人口多出4000万左右！在强制性节育政策的高压下，重男轻女这种“旧”思想不是用男女平等的简单说教能够解决的。即便是在当今“女儿走俏”的经济压力下，年轻父母的心底仍然希望自己最好生一个男孩，让别人去生女孩吧。

          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直接社会后果是：1，婚姻家庭关系不稳定；2，性关系更趋紊乱；3，性传染病更趋恶化；4，同性恋现象会剧增；5，在收入二极分化的情况下，买卖婚姻，甚至娃娃亲、指腹为婚、童养媳都会死灰复燃。事实上，当下，变相的买卖婚姻已经昨日重现，而且是公开的。门当户对的朋友之间的娃娃亲和指腹为婚现象，不管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也已经屡见不鲜了。

          过去有一句话说，不要只管埋头拉车，要抬头看路。中国的GDP是“车”，中国的三大人口隐患是一条阻碍发展之“路”；这条“路”不看清楚，GDP这辆“车”要想走得好，跑得快，难！

          为人民服务这个最根本的宗旨，从人口学的角度讲就是为人口服务。

                     （作者是省政府计生领导小组特聘专家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