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

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

                                方克立

    今年4月下旬，纪念　张岱年　先生逝世二周年“中西文化交汇下的中国哲学重建”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岳麓书院召开，我应刘鄂培同志之约给会议写了一封贺信，在信中提出了可以把　张岱年　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概括为“马魂、中体、西用”的新思路，引起一些质疑和讨论。会后中国海洋大学　陆信礼　博士来函介绍了会上讨论的情况，我于　5月7日　复函说明我为什么有这种看法以及思考、研究此问题的过程。此　后陆信礼　博士又多次来函讨论这个问题，并有若干颇具挑战性的“进言”。我于　5月28日　再次复函阐述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出已经明显地是处在牵补架漏、力争自圆其说的“防守”地位了。不过我仍然觉得这些讨论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
    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上个世纪40年代　贺麟　先生写了《文化的体与用》一文，80年代　张岱年　先生写了《试谈文化的体用问题》、《文化体用简析》等文章，对这个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理论问题作了现代阐释。而在事实层面，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体用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它所包含的理论内容和现实意义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著名文化学家、《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3）一书主编邵汉明同志表示愿将我的看法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发表，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我也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这里要特别感　谢陆信礼　博士，我们在电子邮件中的讨论促使我写了后两封信，他的热情与颇有思想力度的提问是主要动力。

                      一  致刘鄂培、朱汉民

鄂培、汉民同志：
    24日在岳麓书院召开的纪念　张岱年　先生逝世二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本来是打算去的，不料最近医院化验结果不太好，加之今年南开和社科院有三个博士生毕业，他们的论文修改正处在关键时刻，主客观条件都不允许我从容赴会，我不得不为失去这次学习交流的机会而感到十分遗憾。
    　张岱年　先生是现代中国哲学界的泰斗，也是我们永难忘怀的敬爱的师长。他去世后，我首先思考的是　张　先生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的问题，已经写了文章；后来考虑得更多的则是他对当今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意义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未能充分实现，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1]张氏兄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指出了一条“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新路，70年后，我们仍在热烈讨论中哲、西哲、马哲的关系问题，如何打破它们之间的“学科壁垒”的问题，如何建设充分吸收了人类文明成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这些讨论所趋向的结论，实际上又回到了70年前　张　先生所倡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思路。凡是多少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无不在深切的反思中对此感慨系之。
    上个世纪80年代，　张岱年　先生明确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综合创新论一方面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同时也受到一些批评和质疑。批评者把它看作是没有原则的“文化融合论”。其实　张　先生在讲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和中、西、马关系问题时是有着明确的坚定的原则性的。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二，中华民族是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主体，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民族主体性即是民族的主体意识，亦即民族的自觉能动性，其中包含民族的独立意识、民族的自尊心等等。……民族的主体性还含蕴着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的自主性”[2]。
    三，对中西文化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要以开放的胸襟学习、借鉴、吸收西方文化和人类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作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
    最近我受经济学界讨论中、西、马关系问题的启发[3]，觉得似乎也可以把张先生的新文化建设理论概括为“马魂、中体、西用”论。“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学为用”即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这一概括主要以张先生的有关论述为依据，其解释内容与经济学家的类似提法还不完全相同，“中学为体”也显然不是张之洞和现代新儒家讲的那种意义。
    关于新文化建设的方针，如何处理不同文化、文明的关系，中国人喜欢讲“体用”模式。而“体”、“用”范畴的涵义又可以作多种解释，因此认识分歧往往很大。　张　先生在80年代也写过几篇讨论文化上的体用问题的文章。一般而言，他是以胡瑗讲的“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4]为文化上的体用范畴之本义，认为“体”就是指导原则，“用”就是原则的具体应用。所以他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体’，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是‘用’。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说‘民主为体，科学为用’”[5]；“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体’，亦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体’”[6]等提法。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对“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都有所批评。中国哲学中体用范畴的另一重要涵义是指实体与作用、属性的关系，　张　先生在这个意义上也讲过“社会存在是体，社会意识是用”、“民族的存在是体，文化的内容是用”[7]。但他认为文化上的体用，一般不是这种意义，而是前一种意义，因为所谓体用都属于“学”或文化的范畴。大家知道，　张　先生另外还有“今中为体，古洋为用”[8]的提法，古今中外（洋）显然都是讲的“学”或文化。
    把马、中、西的关系看作是“魂”、“体”、“用”的关系，既是对传统的文化体用观的继承，又是对它的变通和发展。引进作为精神指导原则的“魂”这个概念，实际上取代了文化体用观中“体”的涵义，而用“体”这个概念来表现文化的民族主体性。这样就将文化体用观与关于民族主体性的论述结合起来了，我以为是　符合张　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含哲学观）的精神实质的。
    以上是我近日学习体味　张　先生的思想，思考它对当今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意义的一点心得，虽然很不成熟，但是愿意提出来同热心　于张　先生思想研究的朋友们交流讨论，也表示我对这次会议的关注和参与。
    祝会议圆满成功，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推动张岱年思想研究的一次标志性的会议。
      方克立
     2006年4月20日　

                     二  致陆信礼（一）

小陆：
    谢谢你来信介绍岳麓书院会议讨论的情况，这些讨论对我很有帮助。
    我将　张岱年　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概括为“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否确当，完全可以讨论，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希望这个讨论能够继续下去。
    有人问方克立所说的“马魂”之“马”，到底是哪个“马”？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马”，是苏联之“马”，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马”？这样提问题就完全脱离开了具体的语境。我讲的“马学为魂”是概括　张岱年　先生的思想，具体说就是他的“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思想，也就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体’，亦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体’”[9]的思想。日本有与“中体西用”论相类似的“和魂洋才”论，引进与“体”同义的“魂”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体用观的继承和坚持，也是对它的发展和变通，就是强调在一个文化体系中，必须有一个精神指导原则，要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我用“中学为体”来概括　张岱年　先生关于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的思想，很容易引起误会和争议，因为在语言上与清末的“中体西用”论没有划清界线。但我说的“中学为体”，“体”的涵义已不是指精神指导原则，而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即在一种文化中，它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到底是什么；“中学”已不是清末“中体西用”论者所讲的“中国之伦常名教”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也不是现代经济学家所讲的“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10]，而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某一阶段、某种形态、某个流派的中国文化都不足以担当此任。
    “西学为用”既是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的，也是对于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化来说的；对于指导原则来说它是“应事之方术”即原则的具体应用，对于接受主体来说它是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它并不限于西方文化，而是指其他民族文化或外域文化中的一切对主体文化有学习、借鉴价值的东西。中国文化有善于学习、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以发展、充实、更新自己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也是“综合创新”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在贺信中提出的这个初步构想，受到了经济学家讨论中、西、马关系问题的启发，但主要是学　习张岱年　先生的文化思想的体会。程钢说“可　能是方　先生与干春松一起讨论而得出的结论”，应该说也有一定的道理。干春松正在做一个　关于张　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的课题，我们在讨论中涉及到了如何给民族主体性思想定位的问题，“马魂、中体、西用”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已超出传统的文化体用观的思路，恐怕一时还很难得到大家的认同。当然，更内在地说，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也是20多年来一直萦绕于我脑际的一个理论难题，现在不过是提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新尝试。
    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文字轨迹可寻的可见下列文章：
    1984年发表的《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一文全面考察了体用范畴的由来、涵义以及体用观上的哲学斗争，指出体用范畴的主要涵义有二：一是本体（实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二是本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文章对这两种涵义的区别和联系作了详细的辨析，以同一个哲学家（如王船山）有时讲“器体道用”、有时又讲“道体器用”说明区分清楚两种涵义是正确把握中国古代体用思维模式的关键。（1982年写的《王船山道器论浅析》一文也用翔实的资料阐析了这个问题）
    1987年发表的《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是一篇讨论文化体用问题的专文，以下辨析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一，以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和李颙的“明体适用”之学为代表阐明传统文化体用观的涵义，得出了两点结论：“（一）以体用区分‘明道存心’的内学和‘经世宰物’的外学，以‘体’为精神之主导，以‘用’为应事之方术，这同哲学上以本体（本质）和现象言体用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二）他们都十分强调体用、内外的统一。……他们所说的‘体用合一’或‘体用不二’，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文化内部的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原则。”[11]
    二，清末的“中体西用”论者继承了以体用区分“经义”和“治事”、内在的精神原则和外在的应事方术的传统观点，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12]。但他们不是在一种文化的内部区分体用、内外之学，而是在两种（中西）文化之间讲体用关系，好像是中学有体而无用，西学有用而无体，分别割裂了二者之体与用的统一，从而陷入了严复所批评的“ 牛体马用”论。
    三，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偏离了以“治心”的内学为体、以“治事”的外学为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13]。这与冯友兰讲的“在一个社会类型中，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是用”[14]的观点类同，都是对哲学史上崔憬、王船山等人的“器体道用”说的复归。但是，这种体用观不是就文化（“学”）自身的内部关系而言，而是讲的文化及其存在的基础，或文化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的关系。
    四，“西体中用”论与“中体西用”论似乎十分对立，但在思维结构上十分相似，二者都陷入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文中有一段话从正面论述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方针，其中特别强调“必须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15]。
    五，文章不赞成笼统地以“中学”或“西学”为体，但又认为文化建设事实上还是有一个精神主导或指导思想的问题，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取外来文化，也有一个区分精华和糟粕的标准问题。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6]
    1988年在《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一文中专门论述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问题，首次提出“接受主体”这个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是中国文化的危机，而是给伟大中华文明的复兴带来了生机。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文明发展指出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它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17](这里已有“马魂”与“中体”可以并存的思想)。
    1996年发表的《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理性与生命〉〔1〕、〔2〕》中有一段专论文化的体用问题，不仅重申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派主张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没有否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则”等观点，还尝试着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如果说，体用范畴已为中国人所习用，一定要把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方针套进一个体用模式的话，我认为首先应对‘体’、‘用’概念明确界定，从文化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创造主体的角度来确立‘体’的优先地位，那么或许可以说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用’。”[18]
    以上检讨说明文化体用观是我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我的思考始终坚持一些东西，但确实也有一些变化。
    会上一位朋友的发言对我的观点颇能同情地理解，但他又说：“对于体用的讲法，我也不赞成。”我认为他说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体用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我们在今天还能不能用？具体说，能否用来分析现实的文化问题？众所周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是传统哲学最常见的一种本体论论证方式，体用范畴的多义性使相关讨论往往陷于概念混乱和理论上的不相应，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都有明显的割裂体用的缺点，这很容易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拒和讳言体用模式，生怕掉到这个“陷阱”中去。“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当然是对的，但在传统体用思维中是否还包含着某些科学、合理的内容呢？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体用范畴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在于社会实践”，“有体有用、体用统一是对客观世界的某种真实关系，即实体和作用（属性）、本质和现象的关系的反映”，“体用范畴鲜明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方式的特点”[19]，那么就不能把它完全否定和抛弃，而是需要认真考虑如何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的问题。我们要慎言体用，而不必讳言体用。从自觉不自觉地讳言体用到主张正确地理解和运用体用模式，也是我曾经有过的一个认识变化过程。（从“一定要把……套进一个体用模式的话”一语就可以看出说这话时是多么勉强，多么不理直气壮！）这个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　张岱年　先生的启发 。
    　张　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反对“妄谈”体用[20]。在他与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也主张“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21]。刘鄂培同志论述　张　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意义和价值，其中有一条就是“超越近代中国的文化观‘体用’说”[22]。但是，　张　先生并不讳言文化的体用问题，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专门写了《试谈文化的体用问题》、《文化体用简析》等文章。在他看来，体用范畴的两种含义对于处理文化问题都有一定的意义。体用的第一种含义是体指实体，用指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族的存在是体，文化的内容是用”[23]，“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24]。　张　先生关于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的论述通常是与这个意义相联系的。体用的第二种含义是体指原则，用指应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体’，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用’”；“民主为体，科学为用”[25]。不过，　张　先生指出：“一般所谓文化的体用……不是体用的第一含义。清末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所谓体用都属于‘学’的范围，应是体用的第二含义。”[26]在他看来，“每一文化系统都有其指导原则，有其具体设施。就文化系统中，分别体用，这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27]。这显然是讲第二种含义，体和用都在“学”的范围内。　张　先生认为运用体用范畴来研讨文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并把它上升到“处理文化问题的中国方式”[28]的高度来认识，这一点对我极有启发。
    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所面临的问题自然要比过去复杂得多，　张　先生已运用体用观念作出了初步的回答。“马魂、中体、西用”论试图把　张　先生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关于民族主体性的论述结合起来，而又作了若干变通：一是引进“魂”的概念来取代“体”；二是用“体”来表现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三是把“魂”、“体”、“用”看作是一个文化系统中的三“学”，即三种文化资源或要素的关系。　张　先生曾经把“民族”看作是文化之体，我也说过“文化的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是人，是人的实践活动”[29]，从体用的第一种含义来说当然没有问题，但却不能把“民族”、“人”、“人的实践活动”纳入“学”的范畴。从中、西、马三“学”的关系来说，体现民族主体性的是“中学”或中国文化。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所创造出来的新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所以说只有它才是主体文化。
    近代以来人们为了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提出过各种思路和方案，大体上都是围绕着中、西、马三“学”的关系问题，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儒体西用”（贺麟）、“马体西用”（张岱年、程恩富）、“儒体马用”（韩星）、“马魂中体西用”（杨承训）、“中西互为体用”（傅伟勋）、“今中为体，古洋为用”等等，形成了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提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借助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思维模式，表述简明而往往意见针锋相对，有的提法相同而解释不同；由于体用范畴的多义性和灵活性，有的一人有多种提法，也并不见得互相矛盾。我个人是比较认同　张岱年　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在提法上受到经济学家杨承训同志的启发，但对“中体”的解释与他不同。“马魂、中体、西用”论作为一家之言，优点是兼顾到了中、西、马三个方面，弱点是“魂”、“体”、“用”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有很强的解释力、有相当的普适性、为大家所认可的经典模式，它能否成立还要在“百家争鸣”和历史实践中经受考验。我很高兴这次它一上会就引起了讨论，听到了各种批评和指教意见。你的综述文章发表后，估计会受到更多的批评和质疑，引发更深入的讨论。对此我有思想准备，并且衷心欢迎。你说要系统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当然很赞成。需要我配合做点什么，请来函直言。
    专此  顺颂
教祺　　

方克立
                   2006年5月7日　

                     三  致陆信礼（二）

小陆：
    你最近二函（　5月14日　、　5月21日　）提出的问题都很有意思，不但促使我检讨新说与过去所言是否自相矛盾、能否自圆其说，而且要认真考虑“魂”、“体”、“用”模式的理论有效性和普遍性问题。现将我近日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再作简要说明如下：
    一，关于综合创新文化观，我过去曾经作出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十六字概括，现在又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你问二者有无扞格之处？我只能这样回答：这两个提法都是在思考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方针时提出来的，但它们针对的是不同的具体问题，回答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而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应该是相通的，或许还能互相补充。关于这个问题，我过去至少从以下三个角度发表过意见：
    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源”与“流”的关系？我试图作出的回答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用。”[30]
    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中、西、马三“学”或三“流”的关系？我试图作出的回答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
    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我试图作出的回答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31]
    这些提法都涉及到体用范畴，而且分别用的是“体”与“用”的不同涵义。这样就难免引起混淆，似乎彼此不相应，甚至“互相矛盾”。我深深体会到要讲清楚文化的体用问题是很不容易的，必须从辨析体用范畴的基本涵义做起，要认识它的多义性与灵活性的特点。用简单的公式化的几句话来概括我们的文化方针总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但是为了回应“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全盘儒化”等论,又确实有必要这样做，因此就只能针对不同的问题来分别作出回答，并把每一个提法中所用的概念的涵义都交待清楚。
    二，中、西、马三“学”的魂、体、用关系显然已经超出了传统文化体用观的范畴，把文化的民族主体性问题也考虑进去了。那么这种“魂”、“体”、“用”模式到底有没有客观根据和现实的普遍性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用王船山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32]的思路来加以回答。中学、西学和马克思主义作为各自独立的文化系统，本来分别各有其体用，而且一般来说体和用都是统一的。我们现在是讨论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中、西、马三“学”的关系问题，它们已成为同一个文化系统中“和而不同”的三种文化资源或要素，“马学”和“西学”都已不是外在于中国文化、与之不相干的东西了。由于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西方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自然就不能作为我们的文化选择，但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思想文化仍可以作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体现“以我为主”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中学”，既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和创造主体，对于外来文化来说它又是接受主体，它就是统一“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那个“形”。这样“魂”（“道”）、“体”（“形”）、“用”（“器”）三者就有机地连结、统一起来了。
    用“魂”、“体”、“用”的关系来考察各国的文化发展模式有没有一定的普遍性呢？越南、古巴是与中国社会性质、文化发展方向相近的国家，它们可以说分别是走“马魂、越体、西（洋）用”和“马魂、古体、西（洋）用”的发展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之“魂”是基督宗教和自由、民主价值观，也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另一方面，美、英、法、德等国又各有其国情和文化传统，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亦不可忽视。西方文化虽然以人类先进文化自居而瞧不起其他民族的文化，但在全球化时代也不能不受到其他民族文化（包括移民国家文化）的影响，其文化战略中也有一个“魂”、“体”、“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用”的内涵极其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想用自己的文化来把其他民族的文化“化”掉也是“用”的一种方式。
    三，有人可能会问：“马魂、中体、西用”论到底是你的看法还是　张岱年　先生的思想？你有什么根据把　张　先生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理论概括为“马魂、中体、西用”论？我的回答是：它确实是我在学　习张　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时有所体悟，并受到经济学家讨论中、西、马关系问题的启发而提出来的，我本人当然认同这种提法，并愿意为它作进一步的探索和论证。
    　张　先生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既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又格外重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并力图把二者结合起来。他在不同场合曾分别给二者以“体”的地位，不过“体”的涵义并不相同。“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体”[33]，“体”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的意思。“民族的存在是体”[34]、“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35]，“体”是物质实体、社会存在的意思。不论从哪个意义来说，“体”对于“用”都有明显的优先性，“用”是为“体”服务的。　张　先生说：“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36]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马魂、中体、西用”论的雏形。但“中体”在这里并不是“学”，以后他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时，就明确是讲三“学”的关系了，即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37]。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应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这就是正在建立之中的“中国文化的新统”[38]。
    我之所以说“马魂、中体、西用”论是符合　张岱年　先生的新文化建设理论之精神实质的，是由　于在张　先生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倡导“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他对中、西、马的定位是明确的、一贯的；把活用文化体用观与突出民族主体性结合起来也一直是他试图解决的理论课题。现在找到了“马魂、中体、西用”这样一种表述方式，我首先想到的是其思想应归　于张　先生，故在长沙纪念会上提出。当然我也力图对它作出较为圆满的解释。
    四，你　5月21日　来函主要谈了对李泽厚“西体中用”论的一些看法，也对我20年前写的《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39]一文有所评论，我认为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张岱年　先生认为“西体中用”论的主要错误是“忽视了民族的主体性”[40]，我则指出李泽厚对“中”、“西”、“体”、“用”等概念的解释与传统的文化体用观完全不相应，并非都在“学”的范围内。这些辨析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李的“西体中用”论主要并不是讲文化问题，而是直接提出了一种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层建筑、科学技术到意识形态都要全面学习西方，不过需要经过“转化性创造”并取得民族形式才能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主张。我还是把它与全盘西化论区别开来，认为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带有折衷色彩的西化派观点”[41]。“西体中用”论的名声虽然很大，但界定模糊的文化体用论形式似乎并没有使它获得多少真正的支持者。
    你提出的问题我不能一一回答，有的回答也可能言不及义（如没有直接回答李泽厚思想是否“什么都有一点”的问题），这是限于我目前的认识状况和程度，没有认真思考和研究过的问题自然就答不出来。这些讨论都非常有意思，对我的帮助很大，谢谢你！
    你这学期上好几门课，还要联系博士后单位、参加学术会议、读书思考问题写文章，一定相当紧张。年轻时给自己多加点压力是必要的，但也要有张有弛才能可持续发展。
    专此  顺颂
教祺
       方克立
       2006年5月28日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