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历史之大浪淘沙之一：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沉浮

现代历史之大浪淘沙之一：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沉浮

《大浪淘沙》是毛泽东主政时代拍摄的一部历史电影，影片通过四位结拜兄弟的不同道路，真实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我这是第三次看这部片子了，第一次是影片出来不久，第二次是七十年代后期，第三次是现在，每次都能激起我的共鸣。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什么是投机分子，影片通过不同的人物，画面做了最通俗的解读，假如抽去历史的一些因素，简直就是说的我们今天的故事。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现象，正是在此演绎着昨天的故事!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异常激烈的今天，这部片子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们要站稳脚跟，把革命事业进行下去。　　

大江东去浪淘沙,
革命的洪流冲天下,
打碎镣铐和锁链,
建设富强新国家,
同志们嘿嘿拿起枪,
向着那旧世界勇猛冲杀！
嘿.....勇猛冲杀!　　

大江东去浪淘沙,
千回万转势更大,
历史的渣滓沉水底,
英雄成长在红旗下,
同志们嘿嘿握紧枪,
誓把那旧世界彻底打跨!
嘿.......彻底打跨!　　

为了回顾历史教训，拟从有关书籍中摘录史实，以便从历史经验中取得教训。为此，从《剑桥中国史》的第12卷摘录袁世凯的历史, 作为”现代历史之大浪淘沙之一” 　　

1912年2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袁世凯这个反动的军阀占据了中央地位。宋教仁于　1913年3月20日　在上海遭枪杀，两天后逝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袭击是在袁政府的办公室里策划的。1913年3月袁暗杀宋教仁，并不简单是清除政敌，而且也表明了袁、宋之间在关于如何适当组织全国政府的观点上隔着一条鸿沟。袁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为此他需要筹措资金。他于　　1913年4月27日　凌晨　^②悍然签订了所谓“善后大借款”。 以英国为首的银行团各国政府，把在中国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国人员作为一个条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国职员首次进驻并“改组”盐务官营的管理机构，因为盐税是贷款的抵押。同时，银行团各国政府还作出努力颇有成效地阻止中国从银行团外取得大量贷款。北京当局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处境最不愉快的一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坚固阵线要求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起更大的作用，作为高价贷款的交换。

袁世凯新扮演的角色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

孙逸仙在1913年的头几个星期里重申对袁任总统的支持，然而，宋教仁遇刺一事却使孙相信，袁必须下台。此外，宋主张的选举方法、议会方法，已经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了。袁用暗杀宋教仁的办法，挫败了议会对他权力的挑战，却激起了军事上对他的挑战。1913年3月末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包括孙逸仙和黄兴，试图结集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战场上打败袁。参加同袁的抗争并不是出于对结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这是被总统逼出来的。

外国列强的关心是一种混有灾祸的幸事，因为它附有许多条件。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他们确信，袁能够不顾宪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

英国有一个信念：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会在贸易上竭力迎合英国的实力，并能最好地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人及其利益。这个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华的英国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他们熟悉他。二次革命期间，中立和不干涉的界限经常遭到破坏。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作出安排直接向中国海军在上海的舰只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北京。^①汇款是及时的。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军火库的进攻，被中国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革命党人在1913年也有外国朋友。春天，孙逸仙和一些密谋者求助于日本官员。^②但是，日本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放弃它在中国同英国的合作，没有向革命党人提供重大援助。少量的钱可能落到他们手里，少数日本军事顾问光临了反叛者的营地。最有帮助的是，日本在华海军护送许多失败了的领导人到达安全地，最后到达日本的避难所。但是日本这种半心半意的援助，根本无法同袁得到的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他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本参加了“善后大借款”。

     袁世凯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中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背叛了民国。按这种观点看来，他控制了总称为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力量，他掌握了阴谋操纵人民的技巧，这为他提供了再三叛变的机会。他撒谎，欺骗，玩阴谋，搞暗杀，杀出一条通向支配地位的道路。在这样追求个人权力时，他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为外国帝国主义者服务。简而言之，他几乎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所能找到的一切道德上卑鄙、政治上落后的化身，在后来的年代中，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方便方法，就是说他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本世纪40年代对蒋介石，70年代对林彪都是这么做的。

1913年12月，袁世凯在陈述专制独裁结构的哲学准则时说了下面一番话：

今天人人嘴上都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指等级之分应予取消，……

袁任总统期间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却而告终。外蒙古和西藏基本上仍然沦于欧洲的保护之下。无论他1913年和1915年同俄国就外蒙古问题签订了协定，无论他在1914年关于西藏问题的西姆拉会议后，拒不同英国签订协定，他都没有能使这些地方得到光复。同时，外国人已插手盐务管理。铁路修筑权扩大了。外国列强拒不重开关税谈判。最屈辱的后果来自1915年1月开始的中日谈判。5月，袁在日本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最后修订文本面前投降。

袁具有恢复传统的政治礼仪和表征的偏好，从他独裁统治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似乎不只是要退回到过去。更确切地说，他坚决要把旧的和新的结合在一起，把共和制的作风和帝制的作风融为一体，以适应或欺骗现代化的和愚昧无知的选民混合体。1914年，他既主持祭孔大礼，又庆祝　1911年10月10日　的武昌起义。他称赞科学及其净化迷信的作用，而又率领全国祭天，邀请所有的人都参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古代皇帝的特权大众化。

1915年，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官僚行政机关运转良好，以致各地的当权者都听从命令。各省文武首脑恭顺地上书拥戴袁氏登基称帝。1915年8月在总统的默许下开展了一场拥戴袁为皇帝的运动。

1916年3月以后，在国内外的联合压力下，袁的势力迅速瓦解。

从外部条件说，日本政府在起初两个月对帝制运动采取明显的容忍态度之后，对袁的称帝意图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敌视。正在形成的公开反对的政策，其依据与其说是认识到帝制可能被用来阻挠日本的野心，还不如说是看出了帝制在中国上层社会中十分不得人心。1915年10月，日本说服了英国和其他外国列强，就称帝的危险性向袁提出警告。12月爆发的云南起义，证明这些警告和随后的警告是有道理的，这更加强了日本的反对态度。接着，1916年3月初，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了一项谋求彻底撤换袁的政策。此项决定的后果之一是大量日本资金流向袁的反对者。

　3月22日　袁宣告他重新回到总统地位。但在4月更多的省政府宣布同北京决裂，5月其他省政府也跟着这样做。6月初，当对袁来说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去职的方式问题的时候，他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终年56岁。

回顾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沉浮, 应当对当今认识中国和世界仍有现实意义。为了加深认识，特抄录毛主席的若干论述，以供学习。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指出︰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一九四八年九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指出︰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16]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毛主席对李×实践论解说的两处修改（一九五二年三月）︰

    一、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这即是说那时的中国人还……

    二、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满清政府，当然就带有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而认为……

一九五四六年　九月十四日　毛主席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中指出︰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9]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10]。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11]。当时程潜[12]先生就参加了，他是师长，虽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地位比我高。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13]。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做了批评，现在我们就不能批评吗?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圣人?要说是圣人嘛，圣人就多得很；要说不是圣人嘛，我看圣人也就一个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呢?做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过去我到过上海，上海那个地方很复杂，我经常走错路，总是犯错误。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当然，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艾德礼[14]等人面前，还是可以“摆摆架子”的，但靠摆架子吃饭就不好了。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15]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16]。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毛主席接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夫妇的谈话(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指出︰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我们这里在座的有清朝出生的人，有民国出生的人。

　　清朝，早被推翻了。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孙中山力量很小，清朝的官员看不起他。他多次起义总是失败。最后，还是孙中山推翻了清朝。大，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推翻清朝以后，孙中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没有满足人民对土地的要求，对反帝的要求。他也不晓得镇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处跑。后来，他就失败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2]之手。袁世凯的力量比孙中山的大。但还是照这个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尔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同我们共产党合作，把袁世凯留下来的军阀系统打败了。

　　蒋介石统治中国，得到全世界各国政府的承认，统治了二十二年，力量最大。我们力量小，原先有五万多党员，经过反革命的镇压，只剩下一万多党员。敌人到处捣乱。但还是照这个规律: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结果，也就是这样。

　　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很强大，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了偏僻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只能在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还有德国希特勒[3]，也是照这个规律，没几年就倒了台。

　　我们经过了很多困难，从南方被赶到北方，从几十万人到只剩下几万人。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

　　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左”倾和右倾的路线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4]和王明的“左”倾[5]。此外，还有张国焘、高岗等人的右倾错误[6]。

　　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7]、王明、张国焘、高岗。向这些反面教员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沙俄、荷兰，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他们都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毛主席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要点）指出︰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一个党怎么革得起来呢？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他们要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第二，走什么方向，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这个方向？第三，要搞社会主义谁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那么多，先锋队是共产党。资产阶级也有一群，它也组织政党。是共产党领导。还是右派领导？共产党好不好？要不要？人民说要，右派说不要。我看在三个问题上进行一场大辩论，很好。革命对不对？建设对不对？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不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现在不是展开大辩论吗？这个问题是没有辩论过的。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民主革俞从清朝的末年起，经过辛亥革命，到反袁世凯，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一直是在辩论的，抗日战争时，要不要抗日？也经过辩论的，一派人说不能抗，因为中国的枪不够，这是唯武器论。另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我们还是可以打，以后重庆谈判，旧政协，南京的谈判，这都是辩论。蒋介石一刻都不停地要打，打的结果是他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是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短促突击，在六、七年之内，社会制度的改革已基本上完成，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但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但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就是政府、政府机关、意识形态。譬如报纸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句话讲得不对了。至少在这几十年内，全世界帝国主义没有消灭以前，这样讲不好的。报纸以及别的东西，如哲学、意识形态，它们都是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事业、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自然科学分两部分，纯自然科学，它是不分阶级的，但是利用自然科学，谁利用自然科学，这是有阶级性的。北京大学“百花学社”的首领谭天荣，他就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现在讲物理学的人唯心论可多啦！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也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这一些，社会科学这一方面，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唯心论也多，而且自然科学里头也有许多唯心论，他们的世界观是唯心的。你若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是照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讲社会怎么改造，共产党怎么整风，他就要消灭共产党。我们说要整好共产党，他说要消灭共产党。当时我们的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只听不说，说几个星期内硬着头皮，但把耳朵扯长一些，自己一句不说，我们也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也不通知支部干事会，也不通知团员，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清华大学党委会内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报告敌人了，叫做“起义”分子，共产党员“起义”这一件事，两方面都高兴。北京大学学生党员里头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内崩溃的多一些，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些。这些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们高兴就是了。那种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钻进共产党、共青团，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摇摆分子。他们“起义”我们高兴，不要我们清理，他自己跑出去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指出︰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马丁·路德创新教，达尔文主义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的。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祺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一九六○年　六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的谈话指出︰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的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包括我们在内，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在中学读书时并不知道马列主义。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11]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12]的哲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周恩来总理也是这样。我当时一则没有钱进大学，二则也读不下去了。我读的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后来反对军阀，受到《新青年》[13]的影响。《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杂志。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这是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二一年的事情。周总理在南开学校毕业后，跑到日本住了一年半，回来搞五四运动，军阀抓他，又跑到法国去搞勤工俭学，开始给《益世报》[14]写稿子，以后又搞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又有很多人跑到莫斯科，进中山大学[15]念书。

　　中国革命是经过很多曲折道路才成功的。一八四○年发生鸦片战争。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经过十三年失败了。一八九八年康有为、梁启超参加的戊戌变法也失败了[16]。以后有许多人跑到日本，约一两万人。一九○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7]就是在日本成立的。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袁世凯[18]要做皇帝。接着军阀混战。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反对英帝国主义。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一九二六年北伐。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我们转到地下，开始打游击。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共计打了二十二年仗，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斗争的目标改变了，过去是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变成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到一九四九年告一段落。新中国成立到去年是十年。这十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事情。这十年里有些成绩，但终究是时间短，成绩并不多。

　　我给你们讲了这么多大都是亲身经过的历史，说明中国人民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们这一辈人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相信，你们也会逐步觉悟起来。方才我说过，有些日本人四五年前不敢讲美帝国主义，但是去年浅沼访华时敢于发表演讲，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过了一年，日本人民就掀起了这样大规模的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应该说进步很快，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你们会比我们搞得快。我们搞了一百多年，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共计是一百零九年。现在“安全条约”还没有反掉，反掉的是艾森豪威尔访日。“安全条约”现在还存在，但是会反掉的，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也不好说是哪年哪月可以反掉，但总会反掉的。当然我并不是主张你们同美国开仗，可以不采取打仗的办法达到目的。这在别的地方现在还没有先例，也许你们会创造先例。

采取打仗或不打仗的办法达到独立的目的，过去先例也有。一百八十多年前，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华盛顿[19]把英国赶走了，他是采取战争的办法。印度独立并没有打仗，英国人允许了印度独立。你们可以找到适当的办法，看来你们已经找到了办法，就是现在这个办法，成立一个“阻止安全条约国民会议”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包括一百多个团体，采取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方式。我们中国过去没有采取像你们这样的办法。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毛主席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指出︰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说小国不行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小国自己也要有信心。大国有大国的缺点，小国有小国的长处。你们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对帝国主义没有屈服过。帝国主义没有能够征服你们，可是征服了我们的国家。怎样征服法？就是让中国政府听外国人的命令。清末皇帝是听外国人的命令的。孙中山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几个月便垮了。然后，袁世凯作皇帝，他也听从外国人的命令。

 然后，就是北洋军阀专政，造成中国的分裂。他们之间打了多年的仗。然后，就是国共两党合作北伐，打胜仗。然后，就是国民党杀共产党，我们就跟他打了十年。

 蒋介石统治中国，他开始是听英国人的，后来是听美国人的，因为英国人不行了。然后日本人打进来，打了八年。日本人走了，又同国民党打了四年，全国才获得解放。现在蒋介石还在台湾，美国人管着他。他“代表”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而我们却没有权利进入联合国。

  联合国批评我们是“侵略者”，侵略者怎么能够加入联合国呢？头一个“侵略者”是我。说我们主要是“侵略”了中国，然后是“侵略”了朝鲜，然后听说是“侵略”了印度。我们跟印度打了几星期仗，为什么后来把兵撤回来呢？因为他们的兵都散了，没有兵了，打仗没有对象了！（笑声）现在我们撒回到边界以后二十公里的地方。印度人现在好一些了。比较守规矩了。一条所谓麦克马洪线，中国连袁世凯都没有承认，他要我们承认，岂不荒唐？我们事实上不越过这条线，而且从这条线后退二十公里。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路过济南在火车上听取汇报时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主席去华东路过济南，在火车上，有关领导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指示：你们有没有钢？（答，准备搞××吨，将来再发展到×××万吨）哦，搞×××吨，那好。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但是你们不能随便造反，不能造马列主义的反，否则你们就会吃亏，会成为修正主义。一个省也造不起反来。一个省搞点钢！搞×万吨左右的钢铁厂，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但是要有条件。没有条件就不能炼钢。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曰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周总理：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彭×：上海用机器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是非法，要承认合法的，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的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王、日本天皇　都是虚　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的，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彭×：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就是工业党。）

　2010/7/23　

附：《剑桥中国史》的第12卷袁世凯的历史的摘录

1袁世凯当政，同盟会采用新的名称：国民党

从清末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史，调子必然是低的。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看不到趋于总产量持续增长的“起飞”，及其带来个人福利增长的可能性。绝大多数中国人至多不过勉强维持生存而已，1949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可以看作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很大的农业（或农村）部分，包括大约75％的人口，和一个很小的非农业（或城市）部分，以半现代的通商口岸城市为主要基地。中国农村出产占全国产出量65％的农产品，也利用手工业、小买卖和老式运输。

自从孙逸仙1894年和1895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的组织以来，中国的政党是以秘密团体、密谋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孙逸仙、黄兴和宋教仁是这个团体的最著名的人物。这些全国性的领导人，手中不掌握能有效地影响地方舞台的有纪律的组织。因此，即使对地方上最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积极分子的行为，他们也不能真正控制。革命爆发后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党人相继扮演了三种政治角色：作为反对清王朝的密谋者，作为革命过程中和革命后行政当局的官员，作为争取在全国选举中获胜的公开政党的组织者。全国性的领导人（以区别于省领导人）从密谋者转变为行政官员，首先发生在1912年1月光复各省的首都南京。例如，孙逸仙当了南京临时革命政府的总统，从1月直到4月政府解散。后来，他同少数几个杰出的革命家一样，在北京袁世凯新的共和政府中接受了一个职务。就孙而言，他当了发展铁路的督办，这是一个没有多少份量的职务，但明显符合他要集中精力于社会关切的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的意向。黄兴是南京政府的陆军总长，后来留下被袁世凯任命为南方军队的留守。他忠实地在南京地区裁减军队，裁减到拨给他的经费所允许的程度，后来在1912年6月辞职。宋教仁在南京时起草了治理新秩序的宪法，1912年春他与同盟会其他几个老会员一起，在北京参加了新的共和内阁。

1912年2月，当庄严的统治权从未成年的清代皇帝及其朝廷手中传给袁世凯的时候，中国丧失了强有力的政治一体化的帝制象征，换来的却是一个无耻的、反动的军国主义者占据了中央地位。

同盟会在1912年3月正式将自己从革命团体改造成为公开的政党。被袁世凯挑选担任总理的唐绍仪，作为北京方面和革命党人之间商定的安排的一部分，参加了这个党。但它在临时参议院中是一个少数党，尽管它同其他同情它的集团联合在一起能调动多数。1912年8月在宋教仁领导下，一个以同盟会为核心的新党建立了。它吸收了四个较小的党，并采用了新的名称：国民党。国民党的政策看来明显不如同盟会激进。孙逸仙关于地租和地权的政策不提了，这些政策尽管温和，仍然使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坐立不安。从党的纲领中删除了“男女平权”的主张。“力谋国际平等”的提法因提出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而被软化为“维持国际和平”。同盟会纲领中“行政统一”的号召，被更加含糊的鼓励“政治统一”所取代，而支持“地方自治”的提法却仍然保留。这些改动是保守的，但具有独特的、完全不同于袁世凯的社会政治倾向性。宋教仁违背了一些老革命党人的愿望，把基础放在拉拢在社会方面保守的士绅阶层的选民上，而这部分选民早已把赌注押在地方自治和参政上了。革命党人为了使革命具有政治上激进而社会方面保守的性质，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党经过这样一番彻底改造之后，在1912—1913年冬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另一重要集团是统一党，其支配人物是学者章炳麟，他成为共和主义者已有10年，曾经一度是同盟会的领导成员。他于1910年同该组织决裂，并与上海的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几个同志联合。辛亥革命后，他又同在江、浙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士联合，这些人士虽然有当过官僚、拥护过君主政体的经历，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都支持革命。他们中间有改良主义学者张謇，他曾在孙逸仙南京内阁任总长；他们中间还有前清江苏巡抚、当时任民国江苏都督的程德全。统一党成了那些希望在章炳麟的帮助下过渡到新秩序的前官员和重要士绅的工具。^②它的纲领正如它的名称一样强调统一，提出全国各地区实行行政改组以达到国家领土统一的目的。它与同盟会和国民党相反，没有指明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人建立了一个听从梁启超领导的党，这些人曾经为在君主政体下通过省的和全国的议会组织代议制政府，起过重要作用。1912年秋，这个党的名称改为民主党。这个集团在革命前曾经建立过一些类似党的组织，该集团的成员在许多事业中，特别是在1909年和1910年争取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中一起共过事。以革命后的形态出现的这个党，不久就主张实际上取消省的行政单位，作为统一全国行政、建立单一的强大政府的一个步骤。^①

上面仅仅列举了在同盟会力量面前感到自己势单力弱的那些党中间的几个。1912年5月，它们合并为共和党，其目的正如章炳麟给梁启超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在于“以排一党专制之势”。^②这个新党不能长期容纳不同的派别，章炳麟派、梁启超派不久都以独立团体的面目重新出现。但这并不是因为对同盟会势力的估计变了。相反，这次分裂部分地是由于对同盟会势力的过度恐惧。梁是革命党人怨恨的显著目标。梁公开鼓吹“虚君共和”。 梁的反动态度可能仍未改变，甚至在1911年末1912年初清帝逊位在即已显而易见之际，仍无理坚持要延续满清帝位。当时他从日本委托在中国的密使，把这个主张转达给章炳麟、袁世凯等人。梁提出的君主制共和国，是清朝君主立宪运动的最后喘息，梁为这个运动做了10多年的组织鼓动工作。

在袁任总统的最初几年，最困扰他的国内问题，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及省和中央的关系。

袁就任总统时，宣誓要遵守《约法》。议会的重要地位，是1912年革命党人起草的《临时约法》所固有的，是10多年来政治运动和政治论战的必然的成就。袁不去评论《约法》是否必要，某种代议制是否合适。但是，他对1912年发展起来的体制从来就是不喜欢的，他对这些体制的运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他抱怨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党。

袁世凯全神贯注的第二个造成分裂的国内问题，是多大程度上的中央集权制才适合于中国的政体。1911年11月，当梁启超公开拒绝接受袁提供的清朝官职时，他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政体　应该是　君主制的还是共和制的；政体的组织应该是联邦制的还是一元制的。^④

在袁世凯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里，袁世凯不得已而默许省自治，但对省自治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耐烦情绪。1912年7月，他同意确认各省在职都督职位的提案，这些人并不是靠他才当上都督的。他虔诚地恳求他们同政府合作。^①

民国的社会松散，以及在实践中对他的中央政府施加的过分限制，使他感到生气。国民党1913年初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他面临权力被进一步限制的前景，甚至达到要他下台的地步。立宪政体、选举和省自治似乎都在迫使他退却。他不退却，而是准备战斗。

袁世凯在1913年春并不指挥占压倒优势的力量。他的军事优势，仅仅在于他真正控制的部队具有持续的凝聚力和机动性，其总数约为80000人。国内武装冲突于1913年7月爆发，并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根本问题是，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这个问题因国民党1913年初选举获胜而陷入危机），以及北京对各省拥有多大的权力。暗杀宋教仁事件，促使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迅速转向武装抵抗。宋于　1913年3月20日　在上海遭枪杀，两天后逝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袭击是在袁政府的办公室里策划的。1913年3月袁暗杀宋教仁，并不简单是清除政敌，而且也表明了袁、宋之间在关于如何适当组织全国政府的观点上隔着一条鸿沟。

孙逸仙在1913年的头几个星期里重申对袁任总统的支持，然而，宋教仁遇刺一事却使孙相信，袁必须下台。此外，宋主张的选举方法、议会方法，已经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了。袁用暗杀宋教仁的办法，挫败了议会对他权力的挑战，却激起了军事上对他的挑战。1913年3月末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包括孙逸仙和黄兴，试图结集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战场上打败袁。参加同袁的抗争并不是出于对结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这是被总统逼出来的。

2袁签订所谓“善后大借款”

辛亥革命结束以来，外国银行团在它们各自国家（英、法、德、美，不久又有日、俄参加）的政府指导下，就给予北京政府一笔巨额贷款事一直在进行谈判。公开宣称的目的，主要是提供资金：用于偿付拖欠的和即将到期的中国继承下来的债务，包括偿付外国因在辛亥革命中受到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还用于负担急需的政府开支。以英国为首的银行团各国政府，把在中国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国人员作为一个条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国职员首次进驻并“改组”盐务官营的管理机构，因为盐税是贷款的抵押。同时，银行团各国政府还作出努力颇有成效地阻止中国从银行团外取得大量贷款。北京当局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处境最不愉快的一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坚固阵线要求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起更大的作用，作为高价贷款的交换。甚至在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3月宣布美国退出银行团之后，美国仍然尊重银行团强加的、不给中国大量贷款的联合抵制，直到银行团的贷款签订为止。1898年改良运动的领袖、孙逸仙的宿敌康有为，在1913年初把签贷款协定比为“食毒脯以止饥”。康争辩说，总可以找到某种办法来避免银行团的致命的施舍。用盐务管理权换取2500万英磅的贷款，这笔钱在扣除了欠的旧债和筹集贷款的费用后，中国政府实际上只能得到1000万英磅，作了这笔交易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康问道：为了外国再注入一笔钱，是否就不会献上另外的政府机构，或者土地税呢？“诚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他写道，向此时此刻正在为蒙古和西藏同北京争论的俄国和英国借款，是多么令人难以理解：“政府是谁委托，而敢以五千年之中国，万里之土地，分赠于他人乎？”签订外国贷款所引起的愤怒，促成了清朝的覆亡。

然而，袁却于　1913年4月27日凌晨　^②悍然签订了所谓“善后大借款”。他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为此他需要筹措资金。北京政府从各省收进的税款不多，故而对资金的需要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建立统一的、全国的财政结构。袁同意了。但各省和国民党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意味着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武力是要花钱的。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外国贷款。袁行动进程的逻辑正是如此。

在签订借款之前，袁就决定不将此案提交国会批准。袁曾同意按照《临时约法》治理国家，而《临时约法》明确要求这类协定须经国会同意。暗杀宋引起的愤怒以及借款条件的不得人心表明，得到批准是困难的。同时，外国缔约国事先就接受了不合法的程序。签订协定的意图一败露，国会就大吵大闹起来。

3反袁运动瓦解, 袁世凯新扮演的角色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

　1913年7月12日　，江西正式宣布脱离北京独立，省议会推选李烈钧指挥讨伐袁世凯罪行的战役。革命领导人的反弹计划随即得到实施。为了反袁事业，革命军军官夺取了南京，尽管都督程德全不情愿，他后来离开了南京。黄兴从上海赶来领导。一次为时不长的出征沿津浦线进入山东，把战争引入袁占区。少数几个省，特别是湖南、广东，对起义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响应。反袁运动几周内就瓦解了。其领导人大都逃往日本。袁拥有后来丧失了的两个优势：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并有外国的援助。1913年，他就牢固地掌握了北京的官僚机构，无论是文职的还是军队的。正如英国公使朱尔典6月初同总统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后所报告的那样，“袁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统一……”。^②

当时，反袁运动不善于结成广泛的联盟。国民党本身在省自治问题上就是四分五裂的。1913年的革命党人，虽然利用了各自治省积聚起来的力量，但与宋教仁去冬的选举运动相反，没有明确地以各省权利和地方自治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当时观察家的印象是：1913年的起义没有把士绅阶层和商业知名人士争取过来，也没有试图去动员广大民众。

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外，袁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外国列强的关心是一种混有灾祸的幸事，因为它附有许多条件。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他们确信，袁能够不顾宪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他不仅可以收买到叛变了的国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收买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的支持，比如山东的张勋——袁的对手也在争取张勋，不过没有成功。进一步说，有了这些资金，袁自己的部队发军饷的能力就有了保证，这种状况对士气是有好处的。这次借款在金融上、政治上的代价甚高，但在军事战役前夕，拥有大量现款的优势是充分的补偿。可以公正地说，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领袖提供了资金。

英国有一个信念：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会在贸易上竭力迎合英国的实力，并能最好地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人及其利益，这是一个老信念了。这个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华的英国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他们熟悉他。二次革命期间，中立和不干涉的界限经常遭到破坏。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作出安排直接向中国海军在上海的舰只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北京。^①汇款是及时的。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军火库的进攻，被中国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革命党人在1913年也有外国朋友。春天，孙逸仙和一些密谋者求助于日本官员。^②但是，日本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放弃它在中国同英国的合作，没有向革命党人提供重大援助。少量的钱可能落到他们手里，少数日本军事顾问光临了反叛者的营地。最有帮助的是，日本在华海军护送许多失败了的领导人到达安全地，最后到达日本的避难所。但是日本这种半心半意的援助，根本无法同袁得到的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他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本参加了“善后大借款”。

反袁运动瓦解确立了袁的做法，即：对推翻清朝作出的革命贡献，将不再是担任高级职务的凭证，虽然它本身并不是不合格的凭证。在组织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民国头一年半的联邦制要让位给中央集权政府。此后几年的保守主义，就一般而论，还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或儒家政治的旧观点。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定义，仍然被人们所接受，它是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系统阐述，并在后一个十年得到精炼的。袁世凯新扮演的独裁者角色，仍然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

4袁世凯的背叛, 袁政权正具有专事镇压的警察国家的属性

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他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中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背叛了民国。按这种观点看来，他控制了总称为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力量，他掌握了阴谋操纵人民的技巧，这为他提供了再三叛变的机会。他撒谎，欺骗，玩阴谋，搞暗杀，杀出一条通向支配地位的道路。在这样追求个人权力时，他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为外国帝国主义者服务。简而言之，他几乎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所能找到的一切道德上卑鄙、政治上落后的化身，在后来的年代中，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方便方法，就是说他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本世纪40年代对蒋介石，70年代对林彪都是这么做的。

他个人的生活方式牢牢扎根于旧习俗之中，即使当他努力使中国适应他认为的20世纪的需要时也是这样。他有一打以上的妻妾和众多子女。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上的功效。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精心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到国外去受教育。看来，他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他历经1898年动乱、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而不倒，且地位越来越高，表明他有抓住重要机会的才能。这种才能也可以被认为是机会主义和野心的标志。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鼓吹官僚主义纪律，重视行政管理经验甚于其他长处。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的政治行为。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官员，是他治理中国弊病的秘方。他的残酷无情服务于这种拘泥形式的秩序观念。

1913年夏天以后，袁不再需要等待时机了。前几个月存在的自由主义制度和省自治已被扫除。接着而来的共和政体的独裁统治，已经按照行政上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秩序的原则建立起来了。挑选适当的文职官员受到极大的关注。设立了考试制度，特别是对县知事的候补人员要考试。新式考试不考对儒家课本的掌握情况，而考官僚政治的一系列技巧和一般知识。1914年和1915年有几千人在北京参加了考试，考试成绩成为任职的重要的虽不是全部的标准。

对革命地区进行军事占领，开始时往往是残酷的，不仅如此，袁还在全国各地，通过军事机关和警察机关，针对与1913年起义有关的人，发动了一场镇压运动。一次间接的或关系不密切的联系，常常就足以使人成为镇压的对象。流血持续了一年多，其规模各省不同，但牺牲者似乎数以万计。最卓越的和较激进的国民党领导人都已逃亡日本或其他地方。

袁把顺利运转的官僚秩序想象得如此美妙，袁限制参与政治的运动是从对国民党的一次攻击开始的，其范围不久就扩大了。反袁运动后国会仍然存在，这是因为国民党议员团同武装起义划清了界限，还因为袁需要国会再走一次形式。

　1913年11月4日　，袁列举国民党同二次革命(反袁运动)有政治联系的罪状，下令彻底解散国民党，取消余下的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国民党总体上被定性为叛乱组织。这一事件标志着恐怖在全国范围升级；国会已丧失了活动能力。袁并不就此止步，他在1914年头几个月，很快几下就解散了所有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剩下的国会议员被通知回家。在报刊两年不受中央控制之后（虽然地方政府有时也压制当地报刊的批评），1914年以法律形式强化并推广报刊审查制度。中国的商会被置于新法规的管理之下，增加了它对政治当局的从属性。中国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员和情报人员搜索持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向，他们的行李被仔细检查。在人员、效率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技术性限制的范围内，袁政权正逐步具有专事镇压的警察国家的属性。

1913年12月，袁在陈述专制独裁结构的哲学准则时说了下面一番话：

今天人人嘴上都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指等级之分应予取消，各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些主张平等、自由，而又不问对不顾法律的放肆是否要给予制裁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们把堂皇的口号当作推动叛乱的号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只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民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它切不可理解为包括处理行政。^①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北京政府勉强实现了财政上的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外国贷款了（在战时，贷款无论如何是少有的）。人们可以争辩说，袁1913年的危险战略奏效了：在屈辱的条件下接受外国资金，给国家带来了行政统一，从而奠定了财政独立的基础。这个诡计的谬误就是太乐观了，认为所有的这些残暴行为都不需要付出国内的政治代价。帐单一提出来，1914年、1915年表面上的财政成就就化为乌有了，剩下的只有袁在1913年签了字的屈辱条件。

独裁统治取得财政上的成就，不只是靠对国家实行中央官僚主义的控制，而且还由于严格压缩了几项花钱多的改革。清朝末年官方民族主义所倡议的、民国头两年自由民族主义所推广的各种各样方案，不是被砍掉了，就是被削减了。这些方案中有各种自治团体，它们的命运我们在上面刚刚叙述过。法院和法官从政府执行机关中分离出来，新的司法系统大为削减，但并未被取消。现代警察失去了不少为它提供的专款。晚清的现代化新军在辛亥革命后激剧膨胀，而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后续部队却最戏剧性地被压缩了规模，降低了预算。袁的北洋军得到优惠，但也未能幸免。袁坚持要把全部《孟子》编入初级小学的课程之中。他还批准了一个试验计划，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在独裁时期，基础一级的学校得到扩充，而紧缩了这一级以上的学校的经费。袁关怀精英分子的需要，为他们上升到文化特权者增加了“预科”这一条小小的渠道。总的说来，他的政府对教育的态度是保守主义的，但也是改良主义的。

5袁的帝制运动

当袁世凯总统通盘考虑独裁统治的成果时，他定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还缺少什么呢？国家行政既然已经统一，为什么他拍手而老百姓不雀跃；他召唤而老百姓不集合？当初设想的随着中央集权制而来的力量在哪里？中国为什么在外国列强面前依然这么衰弱？袁任总统期间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却而告终。外蒙古和西藏基本上仍然沦于欧洲的保护之下。无论他1913年和1915年同俄国就外蒙古问题签订了协定，无论他在1914年关于西藏问题的西姆拉会议后，拒不同英国签订协定，他都没有能使这些地方得到光复。同时，外国人已插手盐务管理。铁路修筑权扩大了。外国列强拒不重开关税谈判。最屈辱的后果来自1915年1月开始的中日谈判。5月，袁在日本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最后修订文本面前投降。袁把这些机能不全症状的疾病盲目地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

我们有理由感到惊讶的是，在清朝皇帝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废黜之后，怎么能有人这么快就得出这个结论呢？对辛亥革命的不同解释，是理解这种思路的一个线索。人们毕竟可以把这场革命看成是骨子里排满的革命，而不是反对帝制的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民国只不过是因为缺乏汉族皇帝来名正言顺地代替被推翻了的满族皇帝而偶然出现的结果。在袁的随从人员中，有些人一开始就指望民国只不过是袁登基时机成熟之前的临时代用品而已。

恢复帝制最有说服力的道理，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民国不得人心。

鲁迅在他10年后写的表明辛亥革命特点的《阿Q正传》中描绘的境况，也许更具有典型性。起先，阿Q由于他在村里的最下层的社会地位，被可能发生动乱的幻想所吸引。但是，他看到的却是旧的、受过古典教育的高贵人物和新的、受过外国教育的高贵人物为他们自己接管革命而携手合作，这里，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当阿Q想去参加时，人家却叫他滚出去。他生气地指责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阿Q因抢劫罪——他想干但并没有干——而被革命的代表处决，更加强了这种分析的准确性。^①

鲁迅在这篇短篇小说里，生动地描述了民众被排斥在革命之外以及因此而与民国疏远这一主题。与开头的这种作法相一致的是，民国继续把民众排斥在它早期自由主义阶段有生气的、提供参加机会的一切机构之外。且不说交通问题以及对共和政体的机构不熟悉的问题难以解决，即使那些确曾见到过新秩序的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理由喜欢它。主　张　君主制的论点的基础是：对民众来说，民国是生疏的或者是不受欢迎的；这些论点在这个限度内可能是合理的。

特别在1915年年中即将就帝制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刻，主张帝制的另一个论点必然同外交有关，但由于其性质，它没有公开说出来。袁的一位亲密朋友当时写下了这一点，英国驻北京公使把这一点理解为坚持要搞帝制运动的一个因素。^①这就是说，帝制有对付日本的用处。1915年5月中日条约签订后，在北京，对日本会向中国提出进一步要求的恐惧心理仍甚强烈。日本并没有得到它所要求的全部，而欧战使中国失去了防止任何一个强国攫取全中国的贪欲的救命均势。人们明显地相信，至少袁世凯明显地相信，转而实行帝制可以牵制具有帝制癖好的日本，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袁及其后代的个人野心是理解他称帝的一把钥匙，他们的个人野心确实存在。中国的历史遗留下来了强制性的帝制传统。袁决定利用这种传统，其间有多少个人因素，有多少政治因素，已无法去掂估了。同样，他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他坚决要把旧的和新的结合在一起，把共和制的作风和帝制的作风融为一体，以适应或欺骗现代化的和愚昧无知的选民混合体。1914年，他既主持祭孔大礼，又庆祝　1911年10月10日　的武昌起义。他称赞科学及其净化迷信的作用，而又率领全国祭天，邀请所有的人都参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古代皇帝的特权大众化。1915年，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官僚行政机关运转良好，以致各地的当权者都听从命令。各省文武首脑恭顺地上书拥戴袁氏登基称帝。1915年8月在总统的默许下开展了一场拥戴袁为皇帝的运动。

19世纪90年代以来袁最杰出的军事部属是段祺瑞，他在民国建立后任陆军总长。同袁在政策上的诸多分歧，导致段1915年5月隐退。他拒绝了请他出山的各种恳求，直到袁不再坚持帝制为止。大多数文武官员照例都全神贯注于掩护自已的侧腹，但是袁帝制的积极支持者，少于他政治机器中表示不赞成采取这个步骤的成员。

袁的革命派敌人早就警告说，总统有称帝的野心。像孙逸仙这样的二次革命领导人大都流亡在外，而且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他们反对君主制是自发的，是他们反对袁统治的继续。袁的中央集权政策未能奏效。他实际上屈服于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就是最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因为袁对1912年、1913年有限选民所支持的政党实行了严厉镇压的政策，并解散了为广大社会名流在政治进程中提供直接发言权的各级议会。这种情绪普遍存在影响了行政人员，这就是帝制运动初期，官员普遍不满的原因之一。

讨袁运动的中心事件是协调一致的、以云南为基地的武装起义，云南那个地方没有北洋军队驻扎。孙逸仙的新党没有在云南起义中起直接作用，云南起义的凝聚力来自创建滇军的共同经历。这支军队作为国家现代化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最初建立于清朝末年。其效果在云南特别良好，中国许多训练有素的年轻军官参加了滇军。其中之一是湖南人蔡锷，他在1913年年底接受中央政府的职位前，是革命后省政府的首脑。蔡曾经直言不讳地拥护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并与1914年解散各级议会有很大的牵连。但是他后来对袁的幻想破灭。帝制运动发起后，他暗中与梁启超等人策划，反对袁的阴谋。他们秘密离开北方，去接受新的任务。

梁1915年12月中旬到达上海，他利用其个人威信和文学天才为讨袁事业募集了更多的追随者。大约同时，蔡和其他滇军过去的军官返回云南，他们同当地的军官一起领导了讨袁战役。返回云南的军官有江西省的李烈钧，他是滇军的老战士，是1913年夏孙逸仙反袁的同志。云南的军事首脑唐继尧，同这个政治观点上根本不同的集团有共同的学历和晚清时在滇军的共同经历。他参加了起义。

1916年3月以后，在国内外的联合压力下，袁的势力迅速瓦解。从外部条件说，日本政府在起初两个月对帝制运动采取明显的容忍态度之后，对袁的称帝意图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敌视。正在形成的公开反对的政策，其依据与其说是认识到帝制可能被用来阻挠日本的野心，还不如说是看出了帝制在中国上层社会中十分不得人心。1915年10月，日本说服了英国和其他外国列强，就称帝的危险性向袁提出警告。12月爆发的云南起义，证明这些警告和随后的警告是有道理的，这更加强了日本的反对态度。接着，1916年3月初，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了一项谋求彻底撤换袁的政策。此项决定的后果之一是大量日本资金流向袁的反对者。^①

1916年3月中旬采取了行动。前一年夏天表示不同意复辟帝制的冯国璋，在南京同其他省的军事首脑一起要求袁放弃称帝。　3月22日　袁宣告他重新回到总统地位。但在4月更多的省政府宣布同北京决裂，5月其他省政府也跟着这样做。6月初，当对袁来说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去职的方式问题的时候，他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终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