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资本主义理论评介

绅士资本主义理论评介

张顺洪

(此文发表于陈启能等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

    近年在英帝国史研究领域，国际学术界流行着一种新理论，可称作“绅士资本主义”（gentlemanly capitalism）理论。这种理论最初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学术影响显出了一种越来越大的趋势。本文将对这种理论进行简要介绍，并稍作评论。

  一

    绅士资本主义理论的提出者是两位英国历史学者P. J. 凯恩和A. G. 霍普金斯。20世纪80年代，当他们共同发表论文时，这两位学者都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任教。1993年他们出版《英帝国主义》一书时，凯恩仍任教于伯明翰大学，而霍普金斯则在日内瓦国际研究研究生院工作。稍后，凯恩到设菲尔德哈莱姆大学任历史学研究教授，霍普金斯则到剑桥大学任英联邦史史末资教授。

1980年，凯恩和霍普金斯在《经济史评论》杂志上共同发表了《1750-1914年英国海外扩张的政治经济学》一文，强调要重视非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对英国帝国政策的影响。1986年和1987年，他们在《经济史评论》上又相继发表了两篇论文：《绅士资本主义与英国的海外扩张：1688-1850年旧殖民体系》和《绅士资本主义与英国的海外扩张：1850-1945年新帝国主义》。[1]在这三篇论文中，他们初步提出了绅士资本主义理论。1993年这两位学者共同出版了两卷本的《英帝国主义》，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2] 《英帝国主义》一书问世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1995年美国历史协会以《英帝国主义》为1993-1994年出版的关于现代英国或英联邦史最好的书授予该书福柯茨奖。2002年《英帝国主义》一书的第二版问世。在第二版中，凯恩和霍普金斯增加了前言和后记。

《英帝国主义》（1993年的第一版）一书分两卷，共27章，800多页，考察的时期是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这27章从考察的内容看大致可分为4个方面：一、导论和结论，共5章，阐述了作者的主要观点；二、关于英国绅士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及其对帝国的一般影响，以及英国绅士资本主义同他国如美国、德国的关系，共11章；三、关于英国绅士资本主义在英帝国内不同地区的具体活动和影响，共6章；四、关于英国绅士资本主义在帝国外的地区如南美和中国的活动与影响，共5章。[3]

       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凯恩和霍普金斯提出的绅士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在他们的理论中，绅士资本主义主要是相对工业资本主义而言的。他们认为，在现代英国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绅士资本家阶层。这些绅士资本家，如伦敦城中的大银行家和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他们的职业特性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业余时间去享受绅士的生活风格，同时使他们能够建立和发展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在经营中取得成功的极其重要的资源。”他们的活动适合“对资本主义所下的定义，而且从拥有、调动和控制资本的直接意义上讲，他们也是资本家”。[4]

       凯恩和霍普金斯认为，“17和18世纪的英国统治者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职业和功能’，从土地与市场的联合中涌现出我们所称作的绅士资本主义”。[5] 绅士资本一般主要是指金融业和服务业的资本，但在早期土地集团的资本在绅士资本中占主导地位。土地集团曾是绅士资本家阶层中的大伙伴，是绅士资本家群体的中心。1850年后，随着金融业、服务业的大发展和土地集团势力的衰落以及两者之间的融合，绅士资本家阶层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到19世纪末，“曾经作为大伙伴的土地集团已经变得非常依赖在服务部门特别是在伦敦城获得的财富”。[6]

       在《英帝国主义》一书中，凯恩和霍普金斯并没有列出一张清单，指明究竟谁是绅士资本家（gentlemanly capitalists）。有些学者因而批评他们没有对绅士资本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这里我们只能从他们的著述中，大致划定一下绅士资本家人群。拥有雄厚资本的土地贵族、金融家、大商人、各种服务行业的大亨（如保险公司、交通运输和通信公司的老板等）无疑是绅士资本家。凯恩和霍普金斯指出，“绅士们可以利用由其政治影响所强化的社会排他性这个武器来打入和垄断合意的职业，如法律领域的高级职务、国教的上层职位、武装机构中的官职，并因此而保证这些职业能提供适宜的高收入。中层职务则以同样的方式由半绅士们充任；而下层职务的占有者则包括绅士们的绅士，其地位和收入反映了他们所服务者的声望。”可见这些领域的高级人士也属于绅士资本家阶层。凯恩和霍普金斯还指出，“几乎所有的英国高级官员，不管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供职，主要来自与土地、食利者或服务部门之财富有关而不是与工业财富有关的阶层”。[7]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英国高级官员包括外交官和殖民官员也是绅士资本家。

绅士资本家不包括工业资本家，他们是绅士或者是能够享受绅士生活风格的人，以绅士的方式获得财富，并拥有大量资本。而工业资本家则要从事与体力劳动相关的活动，在生活与工作方式上不同于绅士。

凯恩和霍普金斯认为，在英国绅士资本家的财富要大于工业资本家的财富。即使在工业革命期间或工业革命之后，绅士资本的力量都大于工业资本的力量。“英国工业的代表们没有伦敦城中他们的对应者那么富有，赚钱的方式也没有得到其社会上层的赞同，并且在国家层次上，只发挥着非常有限的政治影响。”[8]工业资本的影响主要是地方性的，如在工业城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地，而绅士资本的影响则是全国性的，特别是在首都伦敦。“只是当特殊的事件或危机迫使它们在伦敦提出其问题时，曼彻斯特、利兹和伯明翰才露面，而金融界和商界在伦敦则处于压倒性支配地位。”[9]

绅士资本家阶层与政治权力联系密切，其中心在伦敦城，非常接近于政府权力机构。政府官员也大多来自绅士资本家阶层，他们与绅士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在英国，绅士们具有共同的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他们也具有共同的世界观。“绅士道德规范在服务资本主义中的资本家与非资本家成分之间构成了一层强有力的黏合济，其结果是绅士精英拥有共同的世界观和对如何安排世界秩序的共同看法。这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志趣相投说明了为什么在绅士阶层的上层，企业与政治之间的障碍只不过是可移动的中国墙。这当然不是说团结意味着全体一致：在伦敦城与白厅之间、在银行家族与政府部门之间不仅可能而且经常存在着不同看法和在孰先孰后上的分歧。但要强调的是，争端发生在家中。不同意见可自由表达，但支撑分歧的价值观念是没有疑问的，并且双方都意识到他们争论的只是关于准确的路线而不是关于政策的大方向。”[10]

正是因为绅士资本家与政府有着如此亲密的关系，他们对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凯恩和霍普金斯这样写道：“在英国本土，结构权力的主要控制者是绅士资本家。他们通过职业与活动枢纽连接在一起，这种职业与活动同经济帝国主义的推行直接联系在一起。政治家和官员处在这个体系的中心，他们控制着通称的‘高层政治’：对外政策、防务、法律与秩序、以及主要是对政府开支与货币供应进行控制的宏观经济管理。”[11]

不少学者批评凯恩和霍普金斯过分强调了绅士资本的力量而小视了工业集团的力量。面对这种批评，他们作出回应说，“我们的观点不是说工业集团没有任何影响力（…），而是说金融与服务部门具有更大的分量。绅士们与工业没有任何自然姻亲关系，但他们承认工业在促进就业和外贸上的重要性，承认工业在为他们负责维护的国家利益作贡献中的角色。”[12]

绅士资本家在英国政府决策中起主导作用，对政府的影响远大于工业资本家。与工业资本家相比，绅士资本家还拥有一种特别的优势：处于顶层的绅士资本家掌握着特殊的信息资本。通过与掌握国家机器者接触，他们能获得特权信息，这样的信息给他们带来了大量财富并使他们便于谋取高级职务。

由于绅士资本的巨大力量及其对政府的影响，英国的海外扩张政策也更多地体现了绅士资本主义的利益，而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利益。当绅士资本与工业资本两者发生利益冲突时，政府总是支持绅士资本。凯恩和霍普金斯在第二册结论中指出，“国内和国际经济都以更有利于促进服务业的事业而不是出口工业的事业的方式发展。1850年之后情况如此，1914年后情况更是如此：当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受到攻击时，政策制定者几乎自动地认为他们优先考虑的主要是保持英国作为国际金融大国的地位。”哪里需要作出选择，绅士集团就会在哪里取得优胜，直到帝国的终结。[13]

       《英帝国主义》一书认为绅士资本主义是英国对外扩张的主要动力。在全书的结论部分，作者这样写道：“用最简明的话说，我们提出的观点意思是在帝国兴衰的三个世纪期间，存在着支撑英国海外扩张及其相联的帝国主义冒险事业的广泛的目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是起源于一种资本主义渗透的陈规老套或包容性的多原因解释，而是起源于一种以金融和商业服务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的特殊模式，这种模式产生于17世纪末，一直延续到帝国的终结，甚至超越了帝国。”[14]

       凯恩和霍普金斯因而不同意解释英国海外扩张的“边缘说”或“国际战略说”。

    “边缘说”认为英国的海外扩张主要是由边缘地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的不稳定因素造成的，在这些地区恢复秩序导致了英国的扩张。“国际战略说”则认为英国的海外扩张主要出于同其他大国争夺国际战略要地的考虑。但凯恩和霍普金斯却认为海外扩张的动因在英国，是英国经济利益的需要。当然他们也不同意把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利益视为英国海外扩张的动因，认为英国海外扩张的动因主要是英国绅士资本主义的需要。他们反对把英国工业的兴衰作为划分英帝国兴衰阶段的依据，而主张根据绅士资本主义的影响力来划分帝国兴衰的阶段。当用工业标准衡量时，英国可能被视为处于相对衰落之中；而用金融标准衡量时，则可发现英国处于迅速扩张之中。

因此，他们不同意那种认为英国在19世纪末随着工业的衰落国力也衰落的传统观点，也不认为此时英国在海外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实际上，19世纪末当英国工业的竞争力下降时，英国在海外的影响力反而在扩大。他们认为，“尽管英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正在衰落，但直到1914年英国在帝国内外强加自己意志的能力仍然是无与伦比的。正如德国和法国非常明白的，这是因为伦敦的资本市场仍然在世界上最大，最有效，从而最有竞争力。” “一战前夕，英国仍然是一个有活力的雄心勃勃的国家。尽管它担忧大规模冲突的代价和更广的牵连，但在追寻自己扩张主义目标中仍信心十足。”[15] 凯恩和霍普金斯因而强调应重新估价英国的衰落，过去历史学家们低估了英国继续存在的帝国主义愿望和她所取得的成就。

  二

       《英帝国主义》出版后，不少报刊发表了评论，如《卫报》、《星期日邮报》、《国际历史评论》、《历史学家》、《经济史评论》、《过去与现在》、《帝国和联邦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等。2002年《英帝国主义》一书再版时，附上了20多篇评论文章的摘录。学术界还出版了论文集，对《英帝国主义》作出反响。例如，1999年出版了由雷蒙德E.杜麦特主编的《绅士资本主义与英帝国主义：关于帝国的新争论》一书，收集了8位学者的文章，杜麦特还撰写了一篇很长的引文，书中附有凯恩和霍普金斯的反馈文章：《后记：英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2000年10月，在大阪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主题是：“绅士资本主义及其对全球史的影响”。与会学者对凯恩和霍普金斯的绅士资本主义理论进行了讨论，通过实例考察来反驳、支持或修正绅士资本主义理论。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将于2002年出版，由日本学者秋田茂主编，亦附有凯恩和霍普金斯的反馈文章。《英帝国主义》还被译成日文，1997年出版。

《英帝国主义》出版后，尽管学者们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比较一致的，即它是一部很重要的学术著作。例如，查尔斯·安布勒在《国际非洲史研究杂志》（1995第28期）上发表文章指出，“自30多年前《非洲与维多利亚人》一书出版以来，这部两卷本著作对现代英帝国主义进行了最重要最全面的再评价”。戴维·坎纳戴恩在《过去与现在》杂志（1995年第147期）上发表文章指出，《英帝国主义》“将是任何对英国史、英帝国史或曾经是英帝国的一部份的任何民族的历史感兴趣者必不可少的读物”。[16] D. K. 菲尔德豪斯在评价这两卷书时写道：“任何对现代帝国主义研究感兴趣的人都不敢不读它们，我在阅读时获益匪浅”。[17]

       学者们在肯定《英帝国主义》的学术贡献时，也从不同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剑桥大学的英帝国史专家D. K. 菲尔德豪斯就提出了三大批评。首先，他认为凯恩和霍普金斯没有用史实来充分证明绅士资本集团与政府的密切联系。其次，菲尔德豪斯指出尽管凯恩和霍普金斯强调宗主国的决定作用，但他们的阐述却又无法排除“边缘”地区的影响，只不过贬低了其作用而已。第三，菲尔德豪斯认为凯恩和霍普金斯提出的绅士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广义的历史解释其重要性被夸大了。同时，他写道：“我之所以反对凯恩和霍普金斯的基本观点是因为它非常危险地接近于单一因果律”。[18]

伦敦大学英帝国史专家安德鲁·波特认为，“绅士资本家精英并不像《英帝国主义》的论点所必须要求的那样具有一致性，其在英格兰南部的心脏地带也不那样自我封闭，难以对付”。他认为凯恩和霍普金斯很大程度上否定了独立产生于海外的任何形式的“帝国建设”的重要性。他们也没有提及“英帝国主义经常根本上是反应性的和防御性的”。波特强调英国在海外的重大金融存在并不一定预示着“帝国主义”，经常存在着其它目标。[19]

       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批评。例如，达尔马·库马尔认为凯恩和霍普金斯的《英帝国主义》一书主要是对英国近现代史的一项研究。在考察英国在印度的活动时，他们夸大了殖民政府的力量和影响程度，低估了印度企业界的政治与经济力量。这些弱点使他们的主要观点受到质疑。[20] 爱德华·英格拉斯批评凯恩和霍普金斯在《英帝国主义》中忽略了对中东地区的考察。他怀疑这两位学者有意不谈中东，并批评他们试图剥夺本土人的主动性，而回到欧洲中心论或“另一种东方学的表现形式”。[21] 日本学者秋田茂在考察英国20世纪30年代在东亚的活动时，认为凯恩和霍普金斯的分析过分以英国为中心，而忽视了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的政策和影响。[22]

尽管学术界对凯恩和霍普金斯的绅士资本主义理论提出了许多批评，但需要指出的是也有不少学者持认同态度，并从绅士资本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进行实例研究，在提出批评和修正意见时，加强与发展这一理论。目前绅士资本主义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有扩大的趋势。“绅士资本主义”一词已成为国际学术中一个有活力的概念。  

三  

下面简要谈一谈我们对凯恩和霍普金斯的《英帝国主义》及其绅士资本主义理论的看法。首先，《英帝国主义》一书和绅士资本主义理论的提出的确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从学术研究上讲，该理论的提出是作者对英帝国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开辟了考察英帝国史的一个新途径。这个理论激起了较大的反响，引起更进一步的考察，对学术研究确是一个促进。

作者使用了绅士资本家这个概念，从新的角度分析了英国社会资产阶级的不同群体。这一考察有助于了解英国内部的阶级结构和不同群体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凯恩和霍普金斯揭示了英国绅士资本家与政府的关系，强调了绅士资本家阶层对政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探讨有利于人们认识英国政府代表资本家这个本质。这里凯恩和霍普金斯讲的主要是代表英国绅士资本家。由于英国政策受绅士资本家的支配，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绅士资本家的利益，有时为了绅士资本家的利益，不惜牺牲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尽管作者没有开宗明义地提出英国政府的亲绅士资本政策是英国工业衰落的原因，但他们的考察无疑有助于学者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19世纪末叶以来英国工业相对衰落的原因。

这两位学者在其著作中实际上运用了阶级分析法，揭示了英国的帝国政策是受英国资本主义的需要所支配的。 在他们看来，“绅士资本主义”支配着英国的帝国政策，英国的海外扩张是绅士资本主义利益要求的结果。这种观点与那种认为帝国的扩张是由“边缘”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引起的观点相比，应该说是一种学术进步。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一定的揭露，并作了某些批评。例如他们在论述帝国主义的特征时，这样写道：“帝国主义的明确特征不是它具有某种特殊的经济、文化或政治形式，而是它涉及到对另一个国家主权的某种侵入或尝试的侵入”。[23]与英国史学界某些主流派学者相比，他们毕竟对英帝国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公开批评。

       当然，《英帝国主义》一书及其绅士资本主义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下面简要地提出若干看法。这部名为《英帝国主义》的书，长达数百页，但对“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却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上文引述的一句话就是作者在书中对帝国主义最明确的解释。读者从其书中难以全面理解什么是帝国主义。对于一部以帝国主义一词作为标题的著作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不足。值得说明的是，这并不是作者简短的疏忽。实际上，这是作者有意为之，是作者在试图对帝国主义作一种新的解释。关于这一点，下面我们还将论及。

《英帝国主义》实际上主要只考察了英帝国主义经济领域的一个方面，即作者称作的绅士资本主义的活动，而对帝国主义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几乎没有任何涉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著作有点文不对题。但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作者试图向读者展示一种新形象的帝国主义。对此作者还预先作了一番自我保护式的解释。在第一章中他们这样写道：“这里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理解英帝国主义的原因，而不是对它们做出评判”。“我们关心的是帝国主义的原因，而不是帝国主义的结果或殖民主义的本国史。”[24]但是，仅仅这样解释是不够的。作者完全可以改一下书名以适应考察的内容，否则就应该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

作者对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条件也解释不足，只考察了帝国主义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因素，对其他因素没有什么阐述。而且，正如不少学者所批评的，他们在考察帝国主义的经济原因时，贬低了工业界在英帝国海外扩张中的作用，过分强调了“绅士资本主义”的影响。在阐述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时，他们完全忽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个规律。帝国主义存在的一个前提是世界上存在着发展较落后、实力较弱的地区供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帝国主义存在的国际条件取决于国际格局中的力量平衡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是说在国际格局中没有其他力量强大得足以阻止帝国主义。现代殖民帝国存在的条件是多方面，而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优势起着关键作用。然而《英帝国主义》一书对英国海外军事活动几近讳莫如深。

       作者在把宗主国的经济放在理论分析的中心时，又走上了欧洲中心论的老路。在书中，凯恩和霍普金斯反复强调着一种看法，即英帝国史的发展变化主要是由英国绅士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利益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这一点在他们解释英帝国的瓦解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根据其理论，帝国的终结是英国“非殖民化”的结果，而英国之所以进行“非殖民化”是因为帝国的存在对维护英国绅士资本主义利益已经不必要了，至少是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着意贬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完全忽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结束殖民统治中的历史作用。

除没有跳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外，《英帝国主义》一书还变着法儿弹奏传播文明使命的老调。他们写道：“帝国使命是绅士秩序的出口版本”。“帝国是绅士活动的一个极好的舞台，是责任进步观、是与邪恶战斗、是履行职责、是取得荣誉的终极实验场所。”[25]“我们在此强调这样的事实，即把英国推到海外的那种力量与经济考虑结合在一起了，它们携带着一个更广泛的发展方案，这个方案的目的是提高文明标准和生活标准，而相应地伴随着这个方案的是自由政治原则和传教事业的出口。”[26]

而且，“绅士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中的“绅士”（gentlemanly）一词具有微妙的作用，它既可理解为“绅士们的”，也可理解为“绅士般的”。当它与“帝国主义”一词连用时，就构成了“绅士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而“绅士帝国主义”则既可理解为“绅士们的帝国主义”，也可理解为“绅士般的帝国主义”。而“绅士般的帝国主义”则意味着帝国主义是文雅的、有礼貌的。这就自然而然地为帝国主义涂上了脂粉。实际上，国际学术界已出现了“绅士帝国主义”(gentlemanly imperialism) 这个概念。《英帝国主义》一书的作者之一凯恩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就使用了“绅士帝国主义”这个概念。[27]

这种转弯抹角地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的心愿在《英帝国主义》第二版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一版中，作者加了一个很长的后记，标题是《帝国与全球化》。作者匆匆忙忙地赶了一个时髦，把帝国与全球化挂上了钩：“帝国扩张的进程可以视作全球化史中的一个阶段”。[28] 而在他们考察的历史时期，全球化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1648-1850年的原始全球化阶段、1850-1950年的现代全球化阶段、1950年后的“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化阶段。

作者认为，在二战前的两个世纪，英帝国促进了一种全球化，这种形式的全球化在国内加强了民族国家，而向海外则出口了其制度和价值观念。“帝国适应了世界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要求欧洲正在现代化的国家和经济同地球的其他部分的新老社会一体化。”[29] 他们还认为，就特点而言，有三种帝国。“一些帝国是掠夺性的：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剥夺受其控制的社会的剩余收入。一些帝国是发展性的：它们寻求把被征服者或被吸收者变成生产性的经济伙伴。还有一些帝国，以英帝国为典型，在不同时候不同地方既是掠夺性的又是发展性的。”[30] 好不容易，凯恩先生和霍普金斯先生这两位已经功成名就的大教授终于在《英帝国主义》第二版中发明了这种新见解！至于哪些帝国是掠夺性的，哪些帝国是发展性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大英帝国具有这样的两重性，它既具有掠夺性，又具有发展性。你看，我们的评述多么公允。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全盘否定我们的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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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三篇论文的英文标题是：‘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1750-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33 (1980); ‘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I: The Old Colonial System 1688-185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39 (1986); ‘‘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II: New Imperialism 1850-194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40 (1987)。

[2] 该著的英文名是British Imperialism，第1卷的副标题是《1688-1914年创新与扩张》（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1688-1914），第2卷的副标题是《1914-1990年危机与解构》（Crisis and Deconstruction 1914-1990）（朗曼出版公司，1993）。

[3] 英国学术界有“正式的帝国”和“非正式的帝国”的说法，南美与中国均属于英国非正式帝国的范围。

[4]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1688-1914年创新与扩张》，第26页。

[5]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1688-1914年创新与扩张》，第15页。

[6]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1688-1914年创新与扩张》，第33页。

[7]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1688-1914年创新与扩张》，第24-25、29页。

[8]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1688-1914年创新与扩张》，第470页。

[9]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1688-1914年创新与扩张》，第41页。

[10]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1688-1914年创新与扩张》，第28-29页。

[11]雷蒙德E杜麦特主编：《绅士资本主义与英帝国主义：关于帝国的新争论》（Raymond E. Dumett，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The New Debate on Empire （朗曼出版公司，1999年），第205页。

[12]雷蒙德E杜麦特主编：《绅士资本主义与英帝国主义：关于帝国的新争论》，第218-219页。

[13]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1688-1914年创新与扩张》，第41页；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1914-1990年危机与解构》，第300页。

[14]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1914-1990年危机与解构》，第300页。

[15]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1688-1914年创新与扩张》，第473页。

[16] 查尔斯·安布勒和戴维·坎纳戴恩的评论均转引自《英帝国主义》第二版所附评论摘要。

[17] D. K. 菲尔德豪斯：《绅士、资本家与英帝国》（D. K. Fieldhouse, ‘Gentlemen, Capitalists, and the British Empire’），《英帝国英联邦史杂志》（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1994年第22卷第3期，第541页。

[18] D. K. 菲尔德豪斯：《绅士、资本家与英帝国》，见《英帝国英联邦史杂志》第22卷第3期（1994），第537-541页。

[19] 安德鲁·波特：《伯明翰、威斯敏斯特和伦敦城：帝国观的比较》 （Andrew Porter, ‘Birmingham, Westminster and the City of London: Visions of Empire Compared’），《历史地理杂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第21卷第1期 (1995)，第83-87页。

[20] 达尔马·库马尔：《本土资本家与自由放任的官僚？----1858-1914年的印度》（Dharma Kumar, ‘Native Capitalists and Laissez-Faire Bureaucrats? ----India 1858-1914’），《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30卷第3期（1996年7月），第725-736页。

[21] 《中东研究》（Middle Eastern Studies），第33卷第2期（1997年4月），第441-443页。

[22]  秋田茂：《1880-1939年英国在东亚的非正式帝国》（Shigeru Akita, ‘British Informal Empire in East Asia, 1880-1939: A Japanese Perspective’），见雷蒙德E. 杜麦特主编：《绅士资本主义与英帝国主义：关于帝国的新争论》，第141-156页。

[23]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1688-1914年创新与扩张》，第43页。

[24]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1688-1914年创新与扩张》，第47、50页。

[25]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1688-1914年创新与扩张》，第34页。

[26]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1688-1914年创新与扩张》，第468页。

[27]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运行中的绅士帝国主义：1932-1936年英格兰银行、加拿大和英镑区》(‘Gentlemanly Imperialism at Work: The Bank of England, Canada and the Sterling Area, 1932-1939’)，见《经济史评论》第49卷2期（1996）。

[28]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第2版，第662页。

[29]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第2版，第679-680页

[30] P. J. 凯恩、A. G. 霍普金斯：《英帝国主义》，第2版，第6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