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的故事之结束篇：李教员的家宴

 1972年冬天，我营结束了“国共合作”的局面。原因是随着部队院校的恢复或重建，过去分配到部队的教员们又陆续归队。我们营的两位主角自然也没有例外。　　

郭营长先离开了部队，回去参加恢复工作；李副营长则被部队挽留了一阵，请他再为团里主持一期集训队，带带新上任的队长。　　

时间过得很快，李副营长在完成了任务之后也要回步校报到了。团里、营里分别召开了欢送会，气氛很热烈、也很融洽。作为战士，我自然没有参加。对此虽没有什么意见，但总归有点遗憾。因为李副营长平时对我们很好，我们也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和技术。想到以后不能再听他的课，心里不免遗憾。可是，这点儿遗憾很快就变成了喜悦：因为炮连文书悄悄告诉我，李副营长请我们几个文书弟兄休息日中午去他家里吃饭！　　

李副营长的爱人是县中学的教员（两口子都是教员，可谓投缘），据说还是他的表妹，从小定的娃娃亲。他们是晚婚和计划生育的模范：四十多岁了只有一个10岁的儿子，在那个年代确实是少见的。用我们指导员的话说：知识分子嘛，有追求。不像我们大老粗，就知道胡球乱搞生孩子。　　

我和炮连文书、一、三连文书、机枪连文书几个弟兄如约到了家属队。听到“报告”声后，李副营长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门。那时候的家属队是按照苏军标准设计的：营级为里外两间外加厨房。我们在外间早已摆好的桌旁就坐，喝着香喷喷的茉莉花茶，吸着大前门香烟，闻着厨房里飘来的阵阵肉香，一个个心里乐开了花！　　

“李副营长，真不好意思。叫您……”我们中年纪最大、文化程度最高（67届高中生）的炮连文书开始“拽文”了。　　

“小王（炮连文书也姓王），你瞎拽什么文？我过去是教员，现在又是教员了。什么副营长不副营长的，不准再叫了！我是老师，你们是学生。学生到老师家里玩儿，老师理应招待嘛！”　　

大伙听了都笑起来！没错，李教员、　李　老师的称谓比李副营长亲切多了。　　

夫人把菜端上来了，李教员打开了尖庄大曲。大伙儿乐呵呵地推杯把盏，气氛越发融洽。　　

俗话说，酒壮怂人胆。三连文书素来胆小羞怯，可是小酒一下肚，话就多了起来：　　

“李教员，我一直想问您：您为啥对我们几个这么好？”　　

“这个问题不该问我，该问问你们自己才对呀？”李教员的回答一时把大伙说懵了。　　

还是炮连文书反应快。他琢磨了片刻就想起来了：“您是不是说那次师里培训的事呀？”李教员微笑着点了点头。　　

事情是这样的：在伐树风波之后不久，师里举办文书业务培训班。我们营的5个文书都参加了。在培训过程中，我们几人在回答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伐树事件有关问题时大放厥词，不仅为李副营长鸣冤叫屈，把师、军两级都捎带上骂了一通。　　

培训结束的那天，我们5个弟兄突然被师政委召去了。大伙闻讯心里敲开了鼓，莫不是那些不敬之词传到政委耳朵里了？嗨，管他呢？咱一个小兵，又不怕丢乌纱？去就去！　　

在师部小会议室里，我们5个人大模大样地喝着公务员送上的茶，抽着桌上摆着的牡丹烟，等着召见。　　

政委陪着一位不知道身份的首长来了。一一询问了我们的姓名和籍贯后，政委笑了：　　

“你们营很有意思嘛，5个文书都是山东的。”是呀，我们5个弟兄老家都是山东。　　

“咱山东人说话办事痛快，你们几个要痛痛快快的、有啥说啥！大家说说，对你们李副营长的事有啥看法？”政委爽快地切入正题。　　

于是乎，大伙也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把李副营长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工作认真、业务娴熟、诲人不倦等等优点大大赞扬一番，特别指出他的教学方法对提高连队技术业务水准、增强战斗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最后，炮连文书来了句画龙点睛：　　

“我们觉得，部队要是多些这样的干部，何愁建设搞不好？”　　

听了炮连文书的话，那位身份不明的首长和政委相视而笑……　　

提起这桩往事，大伙不由得想起那位不知身份的首长了。他究竟是谁呢？　　

李教员笑了：“告诉你们吧。他就是咱们军的政治部主任呀！”噢，原来如此！　　

李教员接着讲述了不久之前师政委找他谈话的事情。他说，政委还特别提到军政治部主任曾对他专门谈到几个文书小鬼仗义执言的事情，说几个小鬼的话代表了基层指战员的心声，我们一定要让这样优秀的教学人才重回教学岗位等等……　　

最后，李教员动情地说：“同志……弟兄们，谢谢你们！来，干杯！”　　

我虽然不会喝酒，但也毫不犹豫地和大家一起碰了杯，一仰脖干了个痛快！　　

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