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流氓到文化汉奸

流氓，时下的中国人大概都不陌生，街头经常遇到，蛮横而泼皮，王朔曾说：“我是流氓我怕谁”，道出流氓的本性——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样恶劣的流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本是没市场的，因为在激情燃烧的年代，一是受舍己为人、公而忘私思想的影响，二是受政府的打压和管制，即使有恶人也都向善和不得不向善了。然而，改革开放后，自由化思想涌进中国，让各种恶人重新活跃起来，于是街头经常上演流氓撒泼使横事件，这是让人顶顶讨厌而又无奈的事——道德约束不了他，法治惩治不了他，让他越发撒泼使横。　　

这样的流氓讨厌不讨厌？讨厌！然而他们比起另类人来，却还是小巫见大巫，充其量算作低层次的街头流氓——只知道冲锋陷阵、砍砍杀杀的那种。另类高级的就是文化流氓，他们有知识、有身份、有地位，不用走上街头冲锋陷阵，即可轻轻松松地利用嘴、笔和权在那里蛊惑人心、诱奸民心、兴风作浪，或指桑骂槐，或颠倒黑白，或造谣中伤，或作奸犯科，总之是以似是而非的混帐言论、罪恶肮脏的行动搅浑水，把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舆论风向搅乱，把良好的社会秩序搅乱，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毁掉，把民众赖以生存的社会保障机制毁掉。拿民众和国家做垫脚石，以实现他的功名利禄，用“万骨枯”来实现他的“一将成”。这样的文化流氓，其实是流氓教父，大佬级流氓。　　

看看文化流氓们都说了什么、干了什么：　　

“改革就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这里的“一部分人”是谁？他们没说，但显然不是他们，而就他们改革的结果看，其实就是工人、农民了。下岗了，工人失去了劳动岗位，地也养不起人了，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城打工。当然，这“一部分人”还应该包括国家——几代人呕心沥血建起来的大批厂矿企业如同破铜烂铁一般让他们统统贱卖了。“‘大锅饭’培养懒人，必须砸烂‘铁饭碗’！”“公有制阻碍经济发展，必须进行改制！”把企业内部管理不善归咎为“大锅饭”、“铁饭碗”，把蛀虫们因决策失误、贪污受贿而人为地整垮企业，说成是公有制阻碍经济，自己作奸犯科了，却还要别人背黑锅。“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钱”成了检验和衡量事业成败的唯一标准，不管你用什么法，只要能挣钱就是英雄，典型的不择手段论，不仅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不法奸商，引发了大量黑煤窑、黑砖窑、“三鹿奶粉”事件，而且形成了惟利是图、坑蒙拐骗的社会风气，葬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良好道德风尚。“在发展问题上，方向比速度更重要！改革开放30年以后的方向抉择，是经济学家始终思考的问题。市场经济，须以法治为根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经济学家集体表达着对法治的诉求。”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对，要向资本主义完全市场方向转变，并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做保障，以实现剥削和压迫的自由化和合法化。“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信贷、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有些资源实际上并不是由市场配置，而是由行政机关配置的。”政府掌握信贷、土地等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资源不对，必须拿到市场上，让掌握着全国70%的财富、人数不到0.4%的人去自由买卖，把剩下的30%的财富也集中到那0.4%的人手中，以彻底榨干99.6%的普通民众，真的血腥恐怖。“要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因为如果不打破垄断，如果不消除这种行政部门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国家不能搞“垄断”，关系国家命脉的行业也要完全市场化私有化，政府要彻底放权，允许大鱼自由地吃小鱼，小鱼自由地吃虾米，虾米死了活该！总之一句话，让富人和穷人自由去发展吧，国家必须清除限制剥削和压迫的所有障碍！“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没水平，咀嚼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和赫伯特·C·胡夫的观点，这种观点早在七、八十年前即遭国际舆论批判），故意混淆和转移普通民众与资本家的界限，遮掩在资本主义民主法治社会里，只有拥有资本的资本家才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而工人、农民再怎么勤劳，致富也超不过资本家。“中国很多根本的体制问题，比如说产权还没有进一步明晰，市场仍是双轨制，经济体系当中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等”，中国的体制，根中之根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体制不除，就无法彻底推行自由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实行法治，是发达市场经济共有的特征。实行法治乃是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缺乏法治保护的剥削和压迫制度，极易被民众唾弃和推翻，必须建立稳固的法治，确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改革方向，不然像他们这样的改革既得利益者很可能到头来竹蓝打水一场空。“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导致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人的行动决策。”中国人必须清除脑子里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概念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清除就放不开手脚，特别是国家，不抛弃这些东西，心里就会有顾虑，就不好意思撕去最后一块遮羞布，无法公然推行剥削和压迫制度……　　

凡此种种，翻翻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林毅夫、陈志武、张维迎等教授、专家、学者、政府顾问们的语录妙言，真的振聋发聩、山崩海啸！在这些人的诱导下，我们的社会的确改革了——国家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改掉了，变成了争权夺利、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民众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的好品质改掉了，变成了坑蒙拐骗、尔虞我诈、杀人放火；政治平等、共同进步的民众秩序改掉了，0.4%的人攫取了国家70%的社会财富，形成了地位悬殊、势力悬殊的贫、富两个阶层；劳动光荣、安居乐业的好局面改掉了，人人鄙视劳动，一味投机钻营，赌博、贩毒、卖淫、绑大款蔚然成风；生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的社会保障机制改掉了，工人下岗，农民失地，高额的学费、医费、房费开始让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甚至生不起孩子、死不起人；老百姓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改掉了，成了名义上拥有广泛权力和自由，实则根本无法享受甚至生死由命的草根一族……　　

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自己公然与亿万工人、农民为敌了，却还在那里鼓唇摇舌、招摇过市，相约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对他们的“改革”进行“经验总结”，评价与展望。文化流氓们不凶悍吗？不刁泼吗？不凶悍而刁泼吗？　　

从流氓发展到文化流氓，中国人的胆子越来越大。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还有更大胆的——近几年，中国竟然又出现了文化汉奸！民众利益不够他们祸害的，竟又开始害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了。看看网络上公布的《中国十大现代汉奸排行榜》，真的让人毛骨悚然。　　

人民日报社主编马立诚公然说：“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对日新思维，日本军队是爱好和平的，全世界人民都相信日本军队，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乃最是精辟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红更加赤裸：“必须惩罚朝鲜博得美日谅解；中国必须让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销毁核武装，取信美国。”清华大学国际问题所研究员庞中英更甚：“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　教授朱峰不仅挑衅国家外交政策，而且侮辱中国人的智商:“上合组织已名存实亡；联俄抗美是愚蠢的，应该是联美日；美国对中国从来都没遏止过；中国应该无条件支持“美国”的反恐；美国士兵在伊拉克执行人道主义，我们应该同情。”国家中小学教材组编写组长余桂圆疯狂咆哮:“为了日中关系，我同意删除狼牙山五壮士；岳飞根本不是民族英雄。”上海国际问题所日本研究室主任吴寄南则毫无廉耻地说：“我在贵国（日本）住了很多年，它比我的祖国更美好；中日两国是兄弟，弟弟不过是揍了哥哥几拳，哥哥不能记仇；日本必将是世界的巨人，它在国际上发挥了许多重要作用，我们与其揭伤疤，不如站在一起，历史问题早已是尘归尘，现在提这个没用！”台湾女艺人杨丞琳竟然嫌日军屠杀中国人太少,说什么“日本人在南京才杀了40多万，这么少？我最爱穿和服，我真恨不得天生是日本人！”更有甚者，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周永生　教授竟然著书《通向中日和解与共同繁荣之路》，提出“以中国和日本在东海专属经济区的中间线和中国主张的冲绳海槽分界线之间的中间线———‘东中间线’为中日之间东海划界的分界线比较合理。”　周　教授竟然鼓吹和呼吁中国政府让出一部分大陆架给日本。上海大学中　文系　教授葛红兵针对日本成立超党派议员联盟，要求中国各地“抗日战争纪念馆”撤下日军暴行照片的问题说：“我愿意正面理解他们的行为，理解为是出于中日两国友好未来。”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至今死不改悔而且屡屡挑衅，　葛　教授不仅不愤怒，而且要“正面理解”成“友好”，这不是在“太君”面前点头哈腰的二鬼子——汉奸，又是什么！　　

呜呼，如今的中国世道变成这个样子，让人说什么呢？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赞叹它的经济发展成就时，却又不能不说这是一条培养流氓，再到文化流氓，既而文化汉奸的发展之路！只是不知文化流氓和汉奸们是否考虑过，一旦把民众逼上死亡的边缘，走上逼上梁山的道路，自己是否会死无葬身之地！要知道中国人的反抗精神骨子里就是有的。翻翻历史，中国从来不缺流氓和汉奸，但更不缺长着铮铮铁骨、敢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好汉！　　

原文网址：　　

http://hi.baidu.com/xingshihengyan/blog/item/507c15f88c58ba08d9f9fd32.html

相关链接：　　

《文化流氓的使命与责任》　　

《汉奸与汉奸资格》　　

《第三种预备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