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旭：论粉碎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之阴谋的斗争

论粉碎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之阴谋的斗争　　

                   杨连旭　　

                  　　2010-7-17　　　　

注：曾有编辑同志批评杨连旭：长文太多。此后，便注意改正了。本文本同《杨连旭：论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之险恶企图》为一体，只因字数关系，不得不分拆发出。　　

其实，分拆发出有利有弊。其弊，他人一时不能看到全文，难免产生误解；其利，作者能根据他人的误解，补充完善全文。　　

上回书在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7/167588.html《杨连旭：论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之险恶企图》中，咱们说到：　　

第一、近来出现的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之思潮的险恶企图就是借此颠覆我国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政治多元化。　　

第二、实现政治多元化的直接后果必然是政治的资本主义化、半殖民地化，中共丧权、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各种分裂势力坐大，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列强动乱、肢解我国为殖民地的梦想成真。　　

第三、据此，我国人民、我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员，就必须同仇敌忾、团结起来，坚决粉碎之！既不能全面否定邓小平，也不能现在就让中共丧权。　　

这才是文章的中心思想。反对者，理应就此大做文章，指出论据的错误和论证的矛盾才是。当然，这里所谓的“全面否定邓小平”，自然是指成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领班人”和“核心”之后的邓小平；全面否定邓小平和批评邓小平的错误是两码事，不能全面否定邓小平并不等于就不能批评邓小平的错误；不能现在就让中共丧权，不等于不让揭批中共现今存在的修正主义路线。　　

而“领袖”一词字典上就是指国家、政党、群众团体等的最高领导人，通常还指在一定人群中有号召力的人；人所共知，中共领袖绝非毛主席一人，仅是“八大”的领袖就有毛、刘、周、朱、陈、林、邓；此后还有英明领袖华主席。　　

至于“党国”一词，则是来自于孙中山“以党治国”的党国理论，也就是毛主席所强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本来由于国民党建党早于中共且两党又曾合作，中共使用的如干部、同志等好多名词来自于国民党并不足为奇，尤其在政治多元化分子大肆攻击中共“以党治国”的时下（《“以党治国”面面观》：《炎黄春秋》 2010年第7期），强调党国理论意义突出。　　

这些，其实都是不言而喻的汉语基本常识和基本的政治常识。可偏就有那不逞之徒，既不懂常识，又要抢风头，在对文章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却以无知无畏精神在个别词句上特做文章，以图否定文章的主旨，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居心叵测又色厉内荏之本质。　　

对这些弱智无聊的杂音，咱们先按下不表，还是言归正传，单说我国人民、我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员，如何同仇敌忾、团结起来，坚决粉碎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之险恶企图。这可是个大问题，并不是人人都能的。　　

                          （五）　　

同当年企图全面否定毛泽东一样，如今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的逆流，既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社会矛盾、国际矛盾的综合反映，也是包括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党内斗争、国内斗争、国际斗争的综合斗争。　　

同当年企图全面否定毛泽东不一样，如今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的逆流，不仅是我国两种前途、两个命运路线斗争的最后大决战，而且事关我国究竟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和平演变、还是以暴力革命方式经过长期斗争回归毛泽东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局。　　

为此，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绝不可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听之任之、放任自流。　　

目前，卷入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逆流中的人，形形色色。同当年企图全面否定毛泽东一样，如今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的人中，　　

其一、不仅希望变我国为资本主义列强殖民地的汉奸卖国贼不乏其人，而且妄想地方独立、分裂中华民族的野心家也不在少数，即便是以个人目的企图混水摸鱼的阴谋家也大有人在；　　

其二、不仅有一知半解且自不量力的企图以资本主义化强国富民的极右分子，还有虽然崇拜毛泽东却不学无术又自以为是的极左分子，也有泄私愤、图报复的人，更有幻想一夜间回归毛泽东时代、重新当家作主的普通民众。　　

所有这些人，尽管动机不一、目的不同，但是他们在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这一点上却是达成了共识、完全一致！他们不仅从左右两个方面、以各个角度在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而且还都是躲在幕后角落、扇阴风点鬼火，抱着挑动别人街头革命，自己进退自如、坐收渔利之目的，各怀心腹事、狼狈为奸、同流合污，置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唯恐天下不乱。　　

其中，资本主义“四化”分子们由于在鼓吹私有化市场化取向改革中已经臭名昭著，失去了号召力，只是在命题出题。所以，毒害最大、危害最大的就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动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和自称崇拜毛泽东的极左分子。　　

这些形形色色的极左分子不仅跟风于资本主义“四化”分子的命题，歪曲历史、曲解事实、篡改革命理论，而且打人民的旗号，以导师的名义，编造出一些歪理形成了邪说。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宣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招摇过市、妖言惑众、哗众取宠、欺世盗名，很有迷惑性、极具煽动性。　　

不仅如此。由于起始于邓小平时代的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仅导致劳动人民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且造成我中华民族处在五千年来生存环境最恶劣的困境、最缺德无耻的状态，不仅导致国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而且造成对外妥协、丧权辱国。故此，民怨沸腾、怨声载道。由此，构成了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的雄厚社会基础。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任何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评价邓小平历史地位和党国领袖、乃至中共的企图，不仅不易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还必然要遭到来自其它各种政治势力不约而同、不谋而合的联合围攻，蛊惑民众。所以，要想彻底粉碎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之阴谋并不容易。　　

为此，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必须以极大的气力和耐力方能获得全胜。　　

第一、必须将借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以颠覆我国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政治多元化之阴谋及其一旦得逞必然是中共丧权、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各种分裂势力坐大，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列强动乱、肢解我国为殖民地的梦想成真的后果，晒在阳光下、公之于众，觉悟全体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不仅不为他人火中取栗、充当炮灰，而且自觉形成同仇敌忾的民族统一战线，使任何敌对势力、野心家、阴谋家都无机可乘。　　

第二、必须以辩证唯物论的态度，在反对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的同时，不仅决不能对邓小平和党国领袖的错误、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恶视而不见、为他们诡辩，跑到全面肯定的另一个极端，而且还必须同全面肯定邓小平和党国领袖、赞扬修正主义路线的极端性绝对化的错误做最坚决的斗争。要特别强调：修正主义路线祸国殃民、令人发指，贪官污吏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这是任何人想否也否认不了、想赖也赖不掉的事实。对此，无论是作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领班人”和“核心”之后的邓小平，还是此后依旧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党国领袖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然而，这里有两个原则：　　

其一、是什么帐就记什么帐原则。必须账实相符、决不串户。既不能把别人的帐记到邓小平身上，也不能把邓小平的帐记到别人身上。　　

其二、有多少帐就算多少帐原则。有多少正确就肯定多少，有多少错误就否定多少。不能把邓小平的错误诡辩成正确，也不能把邓小平的正确污蔑成错误。　　

第三、必须彻底掀掉形形色色极左分子的面具、撕掉他们的画皮、打掉他们的伪装。由于这些人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高喊着漂亮的革命口号、宣讲着激动人心的主张、动辄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说事，也就颇能迷惑一些不满现实且头脑简单、是非不辨的普通群众，尤其是热血青年，极易煽动起社会动乱，危害最大。　　

不仅如此，形形色色的极左分子们完全是以唯心主义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歪曲历史、曲解人物，破坏着我们回归毛泽东路线、复兴社会主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社会基础。所以，必须坚决撕开他们的伪善，让他们原形毕露，还原出他们的本来面目，让人民看清辨明。　　

                      （六）　　

现实的问题是，以形形色色极左分子目前尚未有能力和条件登大雅之堂、只是活跃于民间，绝大多数又是匿名在网络上发文，他们日常的所作所为完全脱离公众视野，那么如何看清辨明他们的本来面目呢？　　

其实，识别形形色色的极左分子并不难。因为这些人虽然嘴里说的是为人民服务、讲的是国家民族利益，可实际宣扬的其实却是置国家人民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的邪说，鼓动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动乱和暴乱。　　

尤其是， 他们口口声声热爱毛主席，可根本就不读毛主席的书，或者即便读过却根本就不听毛主席的话、更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第一、毛主席指出：“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1967年3月）》，《毛泽东想万岁》）他老人家还强调：“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对此，极左分子却不屑一顾，无事生非地将修正主义路线的形成归结于邓小平一个人所为。　　　

第二、毛主席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三一页）他老人家指出：“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一个人，而在于这个基础，基本问题，即有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基地。所以，只说反赫鲁晓夫不行，打倒一个，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同康生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毛泽东传》第34章）对此，极左分子却充耳不闻，胡搅蛮缠地把修正主义路线的罪恶仅仅归结为中共领导集团的所作所为，否认劳动阶级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第三、毛主席强调：“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对此，极左面分子却视而不见，死皮赖脸地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说成是邓小平一人所为。　　

第四、毛主席强调：“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对此，极左面分子却明知故犯，无理取闹地叫嚣彻底否定邓小平，不许争论、不容置疑。　　

第五、毛主席强调：“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对此，极左分子却无动于衷，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看电视、不看电影，不深入群众、不了解社会，不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漆黑一团，割断历史，热衷于抽象地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醉心于“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盲人摸象、无的放矢的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想当然的把土地早已集体化了的农民也划为小资产阶级，破坏工农联盟；对农民工阶级的存在视而不见，夸大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将城市工人阶级因少数人觉醒而开展的经济斗争，无限夸张成工人阶级整体觉悟了的政治斗争。　　

第六、毛主席强调：“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他老人家还指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对此，极左分子却置若罔闻，他们继承了邓小平当初以完整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否定萧规曹随科学性的手法，打着掌握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幌子，宣扬读毛主席书无用论，施行愚民政策，以便自己能随心所欲地歪曲、曲解和篡改毛泽东思想，成为真理的化身。　　

第七、毛主席强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此，极左分子却熟视无睹，他们尽管对2010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71208.35亿元，全国财政收支差额10500亿元的现实束手无策，却热衷于躲在幕后角落、扇阴风点鬼火，挑动劳动阶级起事举义，破坏社会，为他们火中取栗。　　

第八、1936年遵义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会后却主动将工作转移给了毛泽东，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由毛泽东决断，直到1942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主席。对此，1945年毛泽东特地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10日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对此，以极左分子却装聋作哑，肆无忌惮地污蔑邓小平“垂帘听政”，含沙射影遵义会议后的毛主席和中共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第九、1976年清明节开始，一些人以悼念周总理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动乱，“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对此，毛主席指示：“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1989年清明节开始，一些人以悼念胡耀邦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动乱，“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3页）对此，以极左分子却故作不知，为虎作伥地继承“四五”分子的翻案手法，公然诽谤人民军队，为当年的北京暴乱翻案，为被资本主义列强豢养的暴乱头目招魂。　　

凡如此种种，却又冥顽不化、死不改悔、乐此不疲者，那么他们就必定不是一时糊涂、鬼迷心窍，而是货真价实的假革命、真自私，伪马列、真骗子！这些极左的“滚刀肉”中，必然有拿了美元、日元打入内部的汉奸网特。　　

                        （七）　　

有些不学无术且自以为是的极左分子或许还会狡辩，说他们不是跟着资本主义分子的指挥棒转，而是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邓小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　　

即便如此，事实也回答了他们：你们不过是乱咬吕洞宾的狗，咬错人啦！　　

来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专家公布、由《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的资料显示：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不仅不是始作俑者，最初反倒至少是消极者！　　

早在1977年10月，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二号领袖叶剑英建议中央党校研究党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据此，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与几位同志商量，决定中央党校着重研究“文革”历史。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了该文。　　

文章发表后，迅速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中央负责人说“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要求遵守三条“纪律”：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的转变。　　

对此，当时的三号领袖邓小平还蒙在鼓里呢。 1978年5月19日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他谈到，《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很厉害，才找来看了看。　　

1978年11月10日，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决定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业问题、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三个议题，并要求首先讨论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可是出席会议的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发言中率先突破了这几个议题，提出在讨论经济问题之前，首先必须解决平反冤假错案、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重大问题。（《1977—1981：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是怎样指导解放思想的》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69115/69120/8566551.html）由此，导致会议变质、形成了乱局。　　

为此，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为题，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专门强调：“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然而，由于无论资历、地位还是实力，叶剑英和陈云等都远在邓小平之上，形势自然也就不以邓小平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了：　　

一是、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中央决定在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二是、三中全会后，国内要求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作出恰当评价的呼声日益强烈，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也十分关注。　　

（《1977—1981：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是怎样指导解放思想的》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69115/69120/8566551.html）　　

《北京日报》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邓小平始终在同彻底否定毛主席的倾向做着坚决的斗争！　　

（《邓小平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定基调》http://news.sina.com.cn/c/2004-08-02/12523268769s.shtml）　　

从1979年1月18日到4月3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分两段进行。会议中出现了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言论。　　

为此， 邓小平于3月30日发表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他强调：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一种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因此，我们要在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　　

197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叶剑英代表中央的建国三十年国庆讲话。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　　

对起草讲话，邓小平四次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看过修改稿后，9月4日，他找胡耀邦等谈话，指出：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泽东。　　

9月12日看过再次修改稿后，他说：“现在这个稿子，对毛主席讲够了，这样很好。”　　

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庆祝大会上发表这个讲话。虽然通过批判林彪、“四人帮”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但还没有在性质和理论上明确否定。因此，全党全国希望进一步作出正式历史决议的呼声更高。　　

（《邓小平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定基调》http://news.sina.com.cn/c/2004-08-02/12523268769s.shtml）　　

1979年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召集有关人员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现在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由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邓小平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定基调》http://news.sina.com.cn/c/2004-08-02/12523268769s.shtml）　　

                    （八）　　

《历史决议》的起草历时20个月，较大的修改共9稿。在主持过程中，邓小平专门作了13次重要谈话和讲话，其他涉及到的更多。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看了第一稿后找胡耀邦等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第二稿采取了主要讲正确方面的写法，大大加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分量，起点得到了提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980年8月21日、23日，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时，邓小平强调：“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并同时强调：“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同年10月，第三稿提交党内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在讨论中，焦点集中在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有人认为，毛泽东“功大、过大、罪大”，“过大于功”，有严重的个人品质问题，和封建帝王一样；毛泽东思想里有很多错误，不应当提。言词激烈，慷慨激昂。　　

10月25日看了简报后，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倾向，他立即找胡乔木等谈话，“力排众议”，反驳一些人的观点。他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他毅然断言：“如果不写或者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强调指出：“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尽管如此，第四稿还是加重了写错误的分量，调子比较低沉。看了之后，邓小平在1981年3月9日的谈话中再次重申：现在稿子的调门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总的说来，我们犯错误还是没有经验，大家都有责任。他强调，中心问题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3月18日，他再次指出：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肯不写；这是中心，是关键。这时，陈云提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六十年历史联系起来写的意见，使邓小平长久思考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同年4月，按照陈云建议修改的第七稿送党内几十位老同志审阅。大家普遍肯定了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认为比较恰当，但仍有个别同志坚持自己在四千人讨论时所提的意见。　　

邓小平听了汇报后，不为所动地说：有的同志不高兴，想不通，对这样一些意见我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坚定不移地按原来的设想改好决议。　　

（《邓小平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定基调》http://news.sina.com.cn/c/2004-08-02/12523268769s.shtml）　　

为此，郭道晖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发表《四千老干部民主评议党史》（http://www.yhcqw.com/html/qlj/2010/49/F998.html）强调：“多数人认为，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会上强调毛泽东有错误的人多；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　　

他特别强调：“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页) 。”　　

对此，郭道晖不仅耿耿于怀，而且肆无忌惮地攻击邓小平：“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的判断作出决定。”　　

综上所述，正反两方面的资料无不证明：“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10月，第369页）这确实是邓小平发自内心的话！　　　

正因如此，所以有同志强调：“我们还是应该感谢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黄克诚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以及【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郑敬东：《四千老干部大会”抹黑毛主席是1989年“暴乱”根源之一》，《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7/163576.html）　　

                      （九）　　

至于实行“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更是作为经济外行的邓小平所不能主导的了。　　

《谷牧回忆录》和《改革八贤之谷牧：将中国引向世界》等相关资料显示：邓小平根本就没参与修正主义路线的最初决策！　　

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新中国成立后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由谷牧带队先后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　　

回国后，谷牧将考察报告于6月22日送呈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其中强调：“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生活福利状况也有明显改观。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谷牧强调：“报告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批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专家型干部在初次访问欧洲发达国家时的真实观感，以及出于强烈的责任心，而给中央提出的一系列（虽然尚不成熟的）重要建议，这些想法后来大多不断被完善、逐渐被采纳，并体现在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体现在我国不断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中。”　　

约在1978年6月下旬，由时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叶帅、聂帅、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都到场听取了谷牧的详细汇报。到会的领导同志都作了讲话或插话，当年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干将谈得非常率直。　　

 “聂帅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谷牧感叹道：“在这次汇报会上，听着叶帅、聂帅、先念等同志发言，我眼前又浮现出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时三老四帅艰苦抗争、痛斥江青等人的情景。事隔11年多，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痛痛快快地放手工作了。而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正是这些我非常敬重的前辈给了我力量。会后，聂帅等对于我敢于讲欧洲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表示了鼓励和支持。” 4Tzd; P6_   　　

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干部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谷牧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的情况，敞开思想讲了他的意见。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国外先进的东西。　　

谷牧强调：在务虚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多次进一步讨论，其成果凝聚到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谷牧回忆录》）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6570/173483/index.html　　

那一年，另外两个出访的考察团也向中央提交了报告。　　

其一受谷牧委托南行港澳。该团的报告大胆提出对有条件的地方，“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　　

另一支由李一氓、于光远等人带队，去了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间的兼容性，也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涵。　　

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改革八贤之谷牧：将中国引向世界》）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renwu/200812/1218_2665_927877.shtml　　

所有的史实都表明：在毛主席之后，不是邓小平个人而是当时官僚阶级的主导阶层集体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选择了修正主义路线。　　

其中，既包括谷牧、钱正英为代表的知识革命家，也包括以叶剑英、聂荣臻代表的百战将帅们。他们就是当年毛主席所强调的“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的那么“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他们就是毛主席当年所指出的“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的那么“一部分党员”的代表。　　

正因如此，尽管个个功勋卓著、人人热衷社会主义，可他们却普遍不仅“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而且对当代资本主义又有着糊涂的错误认识。由此，他们推行“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在所难免了。所以，正如谷牧之子刘会远所强调：“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是专家型官员的必然逻辑。”（《改革八贤之谷牧：将中国引向世界》）　　

也正因如此，才可能有据说是王震临终前的感叹：“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　　

我们粉碎彻底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之阴谋的全部含义就是：不以个人恩怨好恶、而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对待历史，坚持是谁的帐就记在谁身上、是什么帐就算什么帐，正确的必须肯定，但是不能夸大；错误的必须否定，可也不能扩大！　　

我们粉碎彻底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之阴谋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排除“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破坏，重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科学地总结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历史经验教训，找出修正主义路线产生的病灶，以正确的战略战术，以最小的代价、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修正主义路线发生的社会基础，回归毛泽东路线、跳出“历史周期律”，以阶级斗争为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不动摇，完成中华民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使命，实现毛主席的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