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找准克服金融危机的路径

《瞭望》：找准克服金融危机的路径

2010-7-19  《瞭望》新闻周刊 万成才

　　迄今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真正原因的认识还不足，对推动今后经济稳定、持续发展起关键作用的科学、教育和创新经济的投入也不足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与“文明对话”世界公众论坛于7月12日和13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国际会议。来自中国研究机构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和来自俄罗斯、美国、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奥地利等国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就文明对话的世界意义，尤其对当前经历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教训、反危机的措施、危机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通过文明对话构建后危机时代的和谐世界等问题，科学、客观地阐述各自见解。

　　与会中外学者认为，迄今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真正原因的认识还不足，对危机的深远影响的估计还不足，对已采取的反危机措施的力度还不足（尤其是针对性不足），对今后发展多样性的预测还不足，对推动今后经济稳定、持续发展起关键作用的科学、教育和创新经济的投入也不足，主要经济体之间为克服金融危机后果而共谋和谐发展的合作更不足；纷纷呼吁继续通过文明对话，对上述问题，尤其对根本克服危机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发展科学、教育和创新工艺问题达成共识，从而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建立共赢的和谐世界而努力。

　　经济自由主义泛滥成灾

　　圣彼得堡大学经济理论教研室主任梁赞诺夫博士认为，这场危机表明，必须对现有的自由经济发展模式作认真的修正，并且应探索其他经济发展模式。

　　他指出，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金融业主导了整个经济，美国的金融业创造的国内总产值几乎超过工业部门创造的国内总产值的一倍。在发达国家，20%有劳动能力的居民在金融业和不动产服务业就业，金融市场实际上与生产、消费经济脱节，风险越来越大，债务额越来越大。危机爆发前，世界各国私营和国营企业总债务高达220万亿美元，几乎为世界国内总产值的4倍；16个国家构成的欧元区的总债务达6.4万亿欧元，相当于欧元区所有国家国内总产值的76%。因此，这场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特别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各国为反危机投入的资金多达17万亿美元。在任何情况下，简单地向金融领域注入大量资金来扩大消费的办法，不仅不能克服危机，还会造成新的风险，尤其容易带来通货膨胀。

　　俄罗斯全球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杰利亚金强调，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应是人类文明质的转变的信号。他认为，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潜力已耗尽的结果，迄今对这场危机的深度还估计不足。西方世界出于私利，只为全球性大公司谋利，使世界一半以上的人类丧失了正常发展的机会。西方借助全球性广告宣传最高水平的消费是正常的和必要的，使本国居民过度消费。同时他认为，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需要有新思想，有取代华盛顿共识的新的游戏规则，探索人类发展的新模式；必须使各国精英和社会认识到，在新的条件下应致力于人类的和谐发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提供的一个重大教训是美国奉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泛滥成灾，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他指出，全球金融衍生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暴增至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340万亿美元。这些金融衍生品存在于正常的证券交易之外，对这种泛滥成灾的现象不加监管，造成严重后果。世界每天数十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中，与实物贸易相关的交易不超过1%～2%，整个世界经济呈现“倒金字塔”。战后美国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建筑业，早已失去其辉煌，取而代之的三大支柱产业都是虚拟经济体——金融、保险、房地产服务业。美国制造业创造的国内总产值在全国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2007年只有12%。奥巴马上台后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增加就业，提升出口，这应该对积极效法美国此前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和人士敲了警钟。

　　反危机的关键方向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海关联盟责任秘书、俄罗斯新经济研究所所长格拉济耶夫院士在讲演中强调，克服当前危机的关键方向是在新工艺基础上实现经济现代化。他认为，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反危机措施都犯了三个战略性错误：

　　——对危机的预测不正确，既把危机视为短期的金融危机，又把危机视为结构性的长期危机，这种不准确的定位使反危机措施不明确；

　　——把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作为反危机措施主体，这一选择不正确，它只应作为更广泛的预防经济萧条计划的一部分；

　　——不是制定和落实深思熟虑的长期发展战略，而是把重点放在短期的“救火”措施上，结果是收效不大。

　　出现上述战略错误，是因为主要的金融机构没有弄清危机发生的真正原因、危机可能发展的方式以及摆脱危机的方法。

　　在格拉济耶夫院士看来，产生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5个：

　　——总额超过50万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债务大大超过了美国潜在债权人的能力，自我毁灭了金融金字塔；

　　——金融衍生产品无限扩大，其规模大大超出官方可调节的程度，对金融风险估计不足，结果形成巨大的金融泡沫；

　　——在过时工艺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潜力消耗殆尽条件下，相当大一部分资本缩水，造成能源价格和金融市场的巨幅波动；

　　——主要经济大国的掌权精英奉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破坏了战略规划体系，无视对经济规律的客观研究和对经济危机的客观预测；

　　——自由化的经济全球化拆散了各国的货币调节机制，为美国形成全球金融金字塔提供了机会。

　　格拉济耶夫院士指出，美国货币当局以及世界其他货币发行中心，迄今采取的反危机政策并没有触及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相反，还力图增加货币发行来支持没有支付能力、具有长期债务的金融机构，如果这种政策继续下去，将导致通货膨胀和美元金融体系的破产。

　　格拉济耶夫院士认为，这场危机有朝向好的、坏的、好坏兼有的三种发展趋势：

　　——好的趋势是，危机可控，各大经济体都停止经济下滑，将资源投入到提升创新工艺上，增强新工艺的增长，同时根本改变全球金融体系，全球化成为可控的和平衡的全球化，稳定发展战略取代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世界主要大国联合反恐，同气候变暖、饥饿、疾病以及对人类的其他威胁作斗争；

　　——坏的发展趋势是，现有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萎缩，相对独立的地区性外汇金融体系得到加强，主要富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危机加深，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好坏兼有的发展趋势是，无论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国家还是外围国家，在保持现有的世界金融体系机构的同时，出现一些新的经济增长中心。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增长，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危机还看不见尽头，处于不确定状态。

　　但是，无论在哪种发展趋势下，要使经济再度高涨，都必须建立在新工艺基础上，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改革需要3至7年的时间，此后才会出现新一轮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了这新一轮经济增长潮的早日到来，反危机战略的核心思想应是在新工艺基础上建立基础生产。为此，必须加大对科学和创新经济的投入。目前，主要经济体已开始这么做，美国已宣布把对科学的拨款增加到国内总产值的3%，欧盟和韩国决定把超过50%的反危机开支用于发展新工艺和使能源、运输、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现代化，中国也把1/3以上的反危机开支用于这方面。

　　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

　　俄罗斯前副总理、现审计署办公厅主任沙赫赖博士作了关于发展科学教育对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作用的讲演。他强调，像森林之火一样蔓延的世界性恐怖主义是对强行“输出民主”的回答，是对几乎把世界经济推向萧条边缘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回答。在目前条件下，危机成了重新审视和确定每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的动因，只有通过文明对话，才能探索到新的正确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

　　沙赫赖说，在“什么是最美好未来”的问题上，美国和欧洲正在失分，因为欧美文明提供的关于进步、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以及衡量和评价各国发展的概念需要作重大修正。在后危机时代，各种文化的接近只有在发展科学和教育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因为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能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为此，需要通过发展科学和教育来培养具有各种文明知识的人。

　　几十年以来，美国和欧洲把自己的发展目标和价值观强加给世界，而目前的危机迫使人们思考：在后工业化时代，西方的发展和生活方式是否是唯一的选择，因为任何追赶他人的发展战略只能缩短差距，而不能消除差距。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是综合性的，只有具备各种文明知识的人才能有效应对这样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也必须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

　　多位与会的俄罗斯学者充分肯定了中国反危机措施取得的明显效果，同时提醒中国应摆脱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主要应通过拉动内需来发展经济，在后危机时代，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经济持续发展。

　　各国学者共同的愿望是呼吁各国通过文明对话来消除贸易摩擦，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为建立和谐世界共同努力。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国家社会管理中心主任彼得·杜特克维奇积极主张美国、欧盟学者与中国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