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这个路口可不能拱手相让

“异化”这个路口可不能拱手相让

看了11月3日乌有之乡转载的《对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的批评不能翻案》一文，冯虞章这篇文章强调了“政策”对否定“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的支持，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没有直接说明“西马”的所谓“异化理论”。笔者以为，有必要进行一些相关补充。

一、“西马”断章取义地歪曲宣传青年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表述

1956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正中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下怀，也给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包括阿尔都塞，但包括托派，“术语”、“口号”不同但实质相同，简称“西马”）前所未有的“机遇”，于是，一波大肆鼓吹“人道主义”和“反异化”的宣传攻势立刻就此展开了。“西马”利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马克思生前从未发表的文稿集中的重要“术语”——“异化”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关于“西马”与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关联，可以看一下公认的“西马”大师马尔库塞的简历，仅供参考：马尔库塞生于柏林的犹太人家庭，1917-1919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在卢森堡（对“西马”思潮的产生起了关键作用）被害后退党，完全脱离政治运动，纳粹崛起后的1934年流亡美国，二战期间曾任华盛顿战略服务局研究员，1950年任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处东欧科代理科长，1954年在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工作。马尔库塞的代表作《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的致谢语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学术委员会、路易斯·M·拉比诺维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给我以惠助；他们的惠助大大促进了本书的完成。”马尔库塞1979年受邀赴西德讲学，同年死于施塔恩堡。

“西马”理论中的所谓“异化”实际上是指“物化”，“物化”包括劳动的对象化，“物化概念”在公认的“西马”鼻祖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是表达得非常明确的，可以说是“西马”的立派之本。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怎样对待“异化”的呢？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形成确实是与青年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关注有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从对工人（无产阶级）的异化现象即劳动的异化现象即被剥削的同情中开始分析的。但是，对异化现象的关注只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起点，随着马克思的思想成熟并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确立起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以一定历史环境下的物质条件来分析社会现象，这样，也就必然肯定劳动的对象化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起的极重要作用，马克思进而得出了要以劳动人民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结论。异化只能是现象，而绝不是本质，因为就连“人”本身也是物质的现象。异化现象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这里可以这样解释：社会由于“分工”不同而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固定”关系，对这种“固定”关系的条件反射在人脑中产生了某种关于生产关系的“固化”思维，而关于生产关系的“固化”思维又反作用于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就是最容易观察到的一种劳动的异化现象，一方面是工人对自然界的对象化劳动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工人却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劳动成果被抢夺。而“西马”虽然观察到了部分劳动的异化现象，但却以点覆面，把“异化”与劳动的对象化混为一谈，以否定“物化”来否定劳动的对象化，从而否定唯物主义历史观，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把抽象的脱离历史条件的“人的自由意志”看作“终极理想”，主张“消除异化”，其实质恰恰是为掩盖异化现象（“西马”本身就是一种意识的异化现象）而对无产阶级革命造成不利的影响（比如瓦解无产阶级的组织）。

二、比较与定位——关于劳动异化现象和意识异化现象的简单模型

从古到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一直是哲学的主线，这是因为阶级社会的存在、阶级斗争的存在。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一方总是更倾向于唯物主义，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一方也总是更倾向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处理社会现象时，总是习惯性地把个体的“人”的现象归入意识中由客观同类的“要素”组成的集合中进行比较与定位，这种习惯性是由条件反射造成的。“比较”自然是对象化的，在唯物主义这里，进行对象化的“比较”是为了总结客观的科学规律，所以绝不会局限于客观同类的“要素”；而“定位”却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唯心主义倾向的。

阶级社会中，文化可以是科学规律的载体，它还有另一个功能，就是对社会生产关系起稳定作用。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文化控制自古就有，剥削阶级为了瓦解劳动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就必然会自觉或自发地设定出带有生产关系定位诱导性的文化。在信息时代，传媒空前发达，自由主义的文化多元化（这正是“西马”所极力宣扬的）如鱼得水，资产阶级在传媒业赚取利润的同时，也在向劳动群众宣传剥削的正当性和永久性，当然了，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自由主义的文化多元化的作用就是诱导个体的意识在客观同类的“要素”之间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与定位，而意识中不断重复的多方面的比较与定位造成了意识的异化现象：把多方面的“定位”视为对象化劳动的“目的”，或把多方面“定位”的过程视为“生产”“创造”（资产阶级的“美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人文学说”甚至“经济学”都是如此），意识的异化现象意味着主观能动性已经受到损害。

（这个“模型”是笔者2006年炮制的，请指正。）

三、“异化”这个路口可不能拱手相让

中国不少唯物主义者对“西马”这种“人道主义”的“异化论”的思潮是相当警惕的，而现在这股思潮也是有某种舆论优势的。正因为“西马”那些“学术批判”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威胁，很多时候甚至是起了“强化”某些资产阶级思潮的作用，所以近些年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把1968年前后欧美那波自发反对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吹捧为“伟大革命”并把“功劳”记到“西马”帐上的言论，说出这种话，不是一时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1968年前后欧美那波自发反对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本是受中国文革、越南战争以及整个亚非拉解放运动的直接影响而导致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权危机的体现。就以发生过“五月风暴”的法国为例，从1954年到六十年代初，就有不少于20个的海外殖民地宣布独立，其中仅1960年一年间就有14个海外殖民地宣布独立，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国已经丧失了其绝大多数的海外“领地”。随着海外“领地”的锐减，法国本土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的不断恶化是可想而知的，“五月风暴”发生前，法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已经非常大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处境，而法国工人的处境就更糟糕了。这样的物质条件才是导致那波自发的群众运动的根本原因，不能以那波运动中个别和“西马”有关的“头面人物”主观的“哲学”表达来代表劳动群众的真正利益诉求。不过，资产阶级在利用媒体舆论误导群众运动时抛出的“观点”倒是和“西马”的理论很接近，比如把妇女解放歪曲宣传为“性解放”，多性伴、多流产、多吸毒......这些都被说成是“反异化的革命行动”，真不愧为马尔库塞教授的好学生好同志。

在《对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的批评不能翻案》中，冯虞章提到：“在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对人民和青年的影响时，对于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影响，是特别值得重视的。”既然青年马克思曾经以关注劳动的异化现象为一个重要的起点，那么就不应否认，某些较同情无产阶级利益的青少年现在也正“关注着异化现象”（现在“异化”当然是个时髦的词），同时，那些“异化论”的唯心主义思潮也正试图影响他们。所以，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异化”这个路口是不能拱手相让的，青少年是走唯物主义的岔路，还是走唯心主义的岔路，有可能就看这路口上是谁在等着他/她。面对“西马”这样的“人道主义”“异化论”思潮的攻击，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应“以攻代守”，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攻势努力清除盘据在“社会文化批判”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舆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