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党中央二月来信”导致毛泽东第一次被迫离开红军前委领导岗位

周恩来的“党中央二月来信”导致　　

毛泽东第一次被迫离开红军前委领导岗位（1）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自1929年1月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冲破了敌人的阻截和追击，连续在于都县、大柏地、长岭寨等地打了几个胜仗。3月中旬还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击毙了旅长郭凤鸣，红四军士气大振，武器和给养都有很大改善。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1929年2月7日　，党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周恩来所写。周恩来是中央常委、军事部长，实际上是主持着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来撰写的并以党中央名义下达的“二月来信”，助长了红军中的一些不良风气，加剧了红军领导层中的分歧，最终导致代表着正确、代表着方向的毛泽东被迫离开了它一手缔造的红军的领导岗位，使红军偏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蒙受了重大的损失，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辩驳的历史真实。　　

　1929年4月5日　前委给中央回信,这封信的内容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可以看到，信中指出：“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九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也指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毛泽东提出了“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等等一系列策略，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英明论断。之所以说是英明，是指在那样的主、客观条件下，毛泽东提出的措施是独一无二的，是非常正确的，当时那些中央的人是提不出来的；毛泽东的目光是远大的，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光明，当时那些在中央的人的目光也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11、12日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曾经提及此事，笔者没有看到过他在此会上的全部讲话，仅从能够看到的内容上来讲，周恩来的态度是不够光明磊落的，没有用勇于承担应有的责任，他把责任推给了布哈林，推给了共产国际，周恩来为什么对他们的意见惟命是从呢？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呢？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和正确的见解呢？毛秉华在《天下第一山》中写到：“好在周恩来在这件事情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执行布氏指示的具体操作上留有余地，以中央名义发出信件之后，并没有强令红四军执行。当他收到毛泽东的复信，加上新军阀的重新开战和革命形式的迅速发展，调朱、毛来中央的事也就作罢了。否则，这段历史谁也难以料到是个什么样的结局。”我认为毛秉华的观点有阿谀之嫌，关于“二月来信”，好象周恩来不仅没有错误，倒还应该记上一大功！如果真的“周恩来在这件事情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这样的一封信呢？　　

中央的“九月来信”是正确的，周恩来的态度就不是“推”了，说他把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好象说的有些过了，但是，从他在1972年6月10、11、12日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来看，周恩来只字不提李立三的重要作用，只字不提中央的八月指示信，只是说：“以后陈毅同志到中央汇报，我和陈毅同志谈了几次。中央意见仍由毛主席领导，批评了四军中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我问陈毅：你能代替毛主席？陈说：不行。以后陈毅同志回去，又把主席请回来”，不显山不漏水地强调了自己的作用，这样讲不太符合历史真相，起码是不完全的。　　

周恩来所撰写并以中央名义下达的“中央二月来信”的部分内容：　　

你们应该有计划有关联地将红军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界各乡村中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　　

在革命高潮来到的时候，农民武装将愈加积极地聚成红军的组织，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看来是愈于革命有利的，但目前问题的中心并不在此，而是要计算这一只武装力量如何避免被敌人消灭……　　

中央依据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有利于部队的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太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给全国以至整个革命。　　

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11、12日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说：　　

“六大”以后，回国前，国际布哈林，陶里亚蒂等人找我谈话，在农村搞不行，要朱毛离开苏区，因为已经暴露了，不然的话，再搞下去连老母鸡都没有了。我回来后，按这个精神给主席写了信。主席不同意，说要恽代英来换我可以，不然不能离开。我写的那信，就是主席讲的中央二月来信。……大家都学过古田会议决议，当时红四军开过三次代表大会，七、八、九三次，在七次代表大会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是要毛主席领导，还是换别人来领导。当时朱德、陈毅同志商议，要把毛主席换掉，由朱德同志来领导。把这个问题提交到各支部去讨论，各支部没有讨论完以前，由陈毅同志代理前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陈毅、朱德同志都犯了错误。朱德同志的错误要重一点。这时林彪是支持主席的，他有一功。以后陈毅同志到中央汇报，我和陈毅同志谈了几次。中央意见仍由毛主席领导，批评了四军中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我问陈毅：你能代替毛主席？陈说：不行。以后陈毅同志回去，又把主席请回来。　　

《周恩来选集》中《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报告》一文：　　

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损坏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　　

江华《功绩永垂青史，风范长留人间》：　　

毛泽东同志于　6月30日　在永新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他根据湘南敌军强大的的情况，认为红军前往湘南是危险的，决定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粉碎敌军的“会剿”。但在二十八、二十九团打下酃县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却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定，利用红二十九团部分官兵的乡土观念，煽动诱惑部队离开酃县，向湘南进发。毛泽东同志接到陈毅同志的报告，非常着急，立即通知我从宁冈赶到永新。他向我介绍了紧迫的形势，让我送信给率二十八、二十九团的朱德、陈毅同志。要他们按原计划打茶陵，转回永新来，同三十一、三十二团一起消灭根据地内的敌人，粉碎敌人的“会剿”。他还说，这件事只有让你去，因为你是茶陵县委书记，可以配合主力攻打或佯攻茶陵。并一再叮嘱，湘南是去不得的，敌人太强大，去了必定失败。　7月17日　，我拿着毛泽东同志的信，带着县游击大队，从永新城出发，经宁冈县城到湖南酃县县城，一天一夜越两省三县城，跑了一百三十多里，在县城的一个大庙里见到朱德、陈毅同志，交上了毛泽东同志的信。第二天，部队出发往回走，过沔渡河时，二十九团的官兵硬是不过河，非要去湘南。经过再三说服劝告，就是不听，在此情况下，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我只好回到宁冈。后来二十八、二十九团于范石生部战于郴州，先胜后败，二十九团既自由行动，散回宜章老家。这一行动使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而根据地内，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也遭到挫折，面积缩小三分之二，人口减少十之八九。史称“八月失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毛泽东正在永新领导军民以游击战术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十一个团近一个月。八月中旬，他又抵制了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送来的要求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补充指示》，接着，得知红四军大队在湘南失败，他立即决定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自己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湘南迎回第二十八团。　　

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远离的机会发动猛攻，侵占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人民，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杨克敏在不久后写的一个综合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是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收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突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这次惨痛的教训，史称“八月失败”。　　

《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　　

（1928年）6月下旬，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上井冈山贯彻省委关于红四军主力“立即向湘南发展”的决议。毛泽东不同意“冒进湘南”，在永新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冲向湘南”的决议，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红四军应该继续留在湘赣边界各县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这个决议，请省委根据新的情况重新作出新的决议。会后，　7月4日　，毛泽东根据会上讨论的主要意见，以湘赣特委、四军军委名义写报告给湖南省委（经杜修经、陈毅等传阅）：永新联席会议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其理由分述如下：　　

1．在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喜住定一处艰苦的做群众斗争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近一月来经多方洗刷，同时永新、宁冈二县群众以普遍起来，他们才渐渐死了心，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设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四军之改造必更困难。前次省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2．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宜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计尚能作战者仅王均之第七师，一师与一团驻萍乡，二团驻九江、南昌，料其难于抽调，抽调来攻，亦用适当武略战而胜之。湘敌则不然，与我交手五六次以上，仅能将其小部击退，而敌毫无所损，顽强如故。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一（击），反转更深入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　　

3．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既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4．此种主张决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个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天工（功）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的把握。　　

5．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700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2月抵耒阳时起，既未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6．伤兵增至500，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但是，湖南省委巡视员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议，只是机械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乘红28团、红29团开到酃县，毛泽东、宛希先还在永新之际，附和红29团欲回家乡的意见，连同红28团一起拉向湘南。红28、29团打郴州先胜后败，红29团被打散，损失严重[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二十九团只副营长萧克带回一个连，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全叛变，红四军参谋长、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同志壮烈牺牲]。在永新的毛泽东，得到湘南红军大队失败的消息，召开边界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留红31团一营和袁文才、王佐固守井冈山，自己率红31团三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　　

敌军乘机占领井冈山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大肆烧杀，竭力摧残，造成严重后果，加上红军大队在湘南的严重损失，史称“八月失败”。　　

……　　

1928年7月中旬，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等人，不顾红四军永新县联席会议关于红四军不宜去湘南，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开展有机战争的正确决定，将28、29团拉往湘南。8月中旬，在打郴州惨遭失败，既所谓“八月失败”。毛泽东指挥31团，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用四面游击的战术，将敌人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附近达25天之久。当得知郴州失利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决定留31团团部和一营坚守井冈山，由毛泽东率31团三营去湘南迎还红军大队。　　

周恩来的“党中央二月来信”导致　　

毛泽东第一次被迫离开红军前委领导岗位（2）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罗钟磬著《用兵如神的毛泽东》：　　

因此，他留下一部分指战员会同袁文才、王佐两部守卫井冈山，自己则亲自率领另一部人马前往桂东，去寻找据说已从湘南退向桂东的主力部队。　　

终于，　1928年8月23日　，毛泽东和朱德见面了。两位老搭档紧紧握手热泪盈眶，两支部队互相拥抱悲喜交集。彼此分别虽说只有一个多月，但大家都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是呀，谁能离开谁呢？分兵冒进，只能处处挨打，能活着再见，已是万幸了。　　

一切都不出毛泽东之所料。　7月12日　朱德率部攻克酃县后，即带队按原计划回师宁冈。谁知走到沔渡，传令兵纵马来报：二十九团不愿走了，吵着要打回老家去。　　

“老龚在那里干什么？”朱德浓眉紧蹙，“告诉军委的同志，无论如何要想法子稳住部队，开到这里来，就在沔渡开军委会议。”　　

陈毅和军委两位负责人左劝右劝，好不容易将二十九团拉到了沔渡。　　

军委会议上，双方争吵得面红耳赤拍桌打椅。　　

“你这是发蠢么！”陈毅忍了好多天的火气终于爆发了。他敲得桌子咚咚响，冲着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大嗓门打锣似地当当响：“作为党代表，你纵容思乡战士的错误意见，把他们往死路上引，你的党性原则都哪里去了？”　　

“要讲党性原则，就应该听省委、中央的！”杜修经也发火了，“你们目无上级，到底想干什么？要另立中央搞独立王国吗？”　　

“谁正确就听谁的。”二十八团团长、军参谋长王尔琢口气比较温和，但态度却十分强硬。　　

“我赞成，”朱德一改平日宽厚和蔼的脾性，涨红着脸说，“去年4月陈独秀以中央名义下令工农武装交出武器自己去送死，你也听么？要不是毛委员坚持武装斗争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我们能站得住脚吗？不错，谁对听谁的。象湖南省委这次的错误决定，决不能执行。我们要听毛委员的！”　　

“对，听毛委员的！”许多张嘴同时吼道。　　

“好吧，你们只听毛泽东一个人的，我听省委的，听中央的！”杜修经振振有词地说，“中央从全局利益出发，确定湘南是湘、鄂、赣三省暴动的中心。你们从小山头的利益出发，拒不执行上级的命令。你们怕死我不怕死，我坚决执行进军湘南的决定。老龚，你说说，到底是他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还是省委、中央说了算？”　　

龚楚说：“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我二十九团全体指战员坚决服从上级命令。”　　

“说得倒蛮漂亮呦！”陈毅一针见血地说：“宜章一过就是你的家乡，怕莫是你也染上了相（乡）思病吧？领着大部队，骑着大白马衣锦还乡，多神气多光宗耀祖啊。”　　

“你……血口喷人！”龚楚恼羞成怒了。　　

“我血口喷人不要紧喔，只怕有人革命动机不纯，有朝一日反口咬人，可不得了喔。”陈毅真是快人快语，谈锋犀利而不失幽默，连毛泽东也常常让他三分，龚楚岂是他的对手！　　

几句话直刺龚楚要害。龚楚呐呐了半天，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争论的结果，军委以压倒的多数否决了向湘南进军的意见。杜修经和龚楚只好表示服从。　　

但是回去之后，他们阳奉阴违，加紧暗中策划和鼓动二十九团打回湘南去。终于在第二天黎明时分，将部队悄悄拉走，开往湘南去了。　　

天亮以后，朱德才知道二十九团已悄然开拔。他气得脸色铁青：“司号员，吹号集合！”　　

二十八团官兵和军委干部们列队整齐，听候军长的调遣。　　

“二十九团被裹胁而去，官兵动摇思家，士气低落，又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湘南，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朱军长扼要地分析了一下情况，便果断地发出了命令：“立即出发把二十九团追回来！”　　

　7月24日　，朱德用了十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在郴州追上了脚底擦油、归心似箭的思乡农军。但已迟了一步：他们遇到了范石生部的无情阻击。　　

朱德别无选择，只好挥兵接战，与老对手范石生大战郴州城。朱德先胜后败，引军后撤，用盘旋打圈子的老办法甩开敌人。谁知二十九团竟不听号令，擅自掉头跑向宜章老家，怎么拦也拦不住。结果，一部散落在郴宜各地，一部被龚楚领回老家乐昌，被当地土匪胡凤章消灭。龚楚只身逃脱，后来果然应验了陈毅的预言，投靠国民党，成为臭名昭著的叛徒。　　

朱德好不容易收集了二十九团的残余部队，仅剩下不到百人，然后率部打下桂东，攻下桂东县城后，总算碰上了前来接他们的毛泽东。所幸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与井冈山来的部队回合后，既决定经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　　

谁知祸不单行。部队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又率一步兵连一炮兵连叛变。团长王尔琢急如星火，飞马追赶而去，跑了七八里才追上了他们。王尔琢越过队伍，插到前面，横马挡住去路。他严厉地叱责了袁崇全的背叛行为，硬是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两连官兵。两位连长惭愧地承认了错误，率队返回驻地。但是，老羞成怒的袁崇全居然狗胆包天，举起手枪对准了团长的背心。他勾动了扳机。枪声响了。王尔琢微微一怔，捂住胸口，从马背上栽倒下来。　　

这位能征善战的“智多星”于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破关斩将雄姿英发，没想到却牺牲在自己部属的枪口下。　　

这罪恶的枪声，深深震撼着毛泽东的心。从苏先骏的叛变到陈浩的投敌，从邱国轩的反戈到宜章农军的开小差，无不使毛泽东痛感用共产主义思想改造这支部队的必要。几个月后，他用沉重的笔写道：“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是的，一定要加强政治教育，一定要多打胜仗。加强教育可以使官兵看到远大的前程，多打胜仗可以让战士看到现实的希望。军队绝不仅仅是打仗的工具，他们是由人组成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的因素。而这些人，必须是有政治远见、有革命理想和崇高献身精神的人。只有这样的人组成的军队，才是有希望的军队，而有希望的军队胜不骄、败不馁，才能最后成为无坚不摧的滚滚铁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黄允升等著《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　　

[1928年]　8月23日　，毛泽东在湖南桂东县城同朱德、陈毅会面，随后，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等人的错误，决定红四军主力重回井冈山，继续坚持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这次会议还取消了前委，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军事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后在11月间，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受毛泽东批评过的杜修经，在这年12月11日到上海向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八月失败”是十分惨重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这里无需讳言，湖南省委及特派员杜修经贯彻执行的是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这一点，由杜修经直接向李立三等人汇报一事即可得出结论，按常理来讲，如果杜修经执行的是湖南省委地方的指示精神，如果他本人是由湖南省委派出的，那么杜修经只需向湖南省委汇报，而不需要他直接向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汇报。这里的李立三等人的“等”里是不是包括周恩来呢？按常理应该有他在场，因为，周恩来是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的领导人。]报告红四军发展和“八月失败”的情况时，也十分钦佩地说：在红四军的负责同志中“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　　

“八月失败”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是湖南省委及巡视员杜修经，但红四军内部也有责任，它表明了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内部在红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上就已经有了认识上的分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这段话，淡化了一个关键问题：刘安恭是带着尚方宝剑既中央二月来信和中央的意见，由中央派到红四军去的。中央二月来信，为周恩来所为；中央九月来信，亦是周恩来所为；中央所派刘安恭，是不是周恩来所为呢？各种史料只提中央所派，而不提到底是何人所派。毫无疑问，中央来信是周恩来所写这一历史事实，足以证明那一段时间周恩来是经常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的。刘安恭，四川人，曾与朱德一起在德国留学，曾在苏联学习军事，朱德策动四川军阀杨森部队响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时，刘安恭也在杨森部队当参谋，1929年4月，刘安恭是带着中央“二月来信”到闽西的。]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利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中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队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六月八日　，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益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　六月十四日　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六月二十二日　，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是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作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七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的身份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那时，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县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九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整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　　

这以后，毛泽东留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一位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十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又修养了一个多月。　　

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国民党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的“党中央二月来信”导致　　

毛泽东第一次被迫离开红军前委领导岗位（3）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　　

1929年6月下旬，中共红军第四军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这次大会的错误，竟导致了毛泽东一度离开对红军的领导岗位，和朱毛的暂时分离。　　

在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有一个人特别活跃。他以留学莫斯科为牌子，为中央所派，又常常以中央代表自居到处指手划脚。他到处探听红四军上下尤其是领导层内部的情况。终于他闻到了一点“气味”，于是，手握一把尚方宝剑，上下挥舞。　　

他的名字叫刘安恭，在莫斯科喝过洋墨水后，由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的。　　

在1928年的8月失败中，红四军和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红四军领导人也因此受到军代表大会的处分。但由于没有从思想上认清错误的根源，虽然时过半年，内心里仍有一种难以言表的隐痛。刘安恭闻之暗喜，深表同情，并以钦差大臣的口气说道：毛泽东也太霸道了！　　

　1929年2月7日　，党中央有一封信给润芝（既毛泽东）、玉阶（既朱德）的信，既人们常说的中央2月来信。这封信要红四军将“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要朱、毛“离开部队来中央”。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中央二月来信，是周恩来所写，以中央名义所发，已是定论。好事一定要提周恩来的名字，错事绝对不提周恩来的名字，一般用中央或党中央的称谓来代替，这是很多文章的通用办法，陈士榘老将军也未能免俗。]对这个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决定，毛泽东首先表示不同意见，在他主持的前委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也不赞成中央的决定。并且，以前委名义写回信给中共中央。刘安恭乘机抓住“中央来信”这件事大做文章，责难毛泽东：对抗中央决定，搞书记专政，这是不允许的！他俨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大发宏论，主张按照中央指示，立即分散红军。一时，红四军领导人视刘安恭为得力助手[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文中“红四军领导人”应为朱德。这可由本节文字的小标题看出。小标题为：由于复杂原因，朱德和毛泽东的关系，就如井冈山会师前的道路一样，经历了一段曲折，使得两人一度分离，同时也倍尝了苦果。]，并鼎力荐举刘安恭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要职，使他成为红四军举足轻重的第三号人物。　　

刘安恭被冠以红四军主要领导人的头衔后，表现得更加狂傲无忌。他耸人听闻地说：红四军领导层存在着拥护中央和反对中央的两大派，我们只能站在中央这一边！　　

但是，刘安恭肆意煽动和制造领导层分裂的做法，在红四军内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后来在人们的再三要求下，，于上杭白沙召开的前委会议上，终于免去了他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改任第二纵队司令的职务。这时他恼羞成怒，更加放肆地攻击毛泽东自立原则，对抗中央，并摆出势不两立的架式，在红四军党内演出了一场逼毛离队的闹剧，弄的毛泽东无法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在白沙会议毛泽东提出：“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了问题（同时造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组织不起来，”因之他不得不“请求马上斟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红四军党的“七大”就是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虽然起到了停止争论的作用，但主要问题并没有解决。　　

刘安恭等人将整个红四军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慌慌。他们把红四军党内上层的矛盾一直搞到基层去。当时在部队中展开了一场所谓去毛留朱、去朱留毛或朱毛均去的大讨论。二纵队一部分人主张去毛留朱，另一部分主张去朱留毛；一纵队和三纵队主张朱毛都不能去。当时我在三纵队第七支队当参谋长，支队上下都坚决主张朱德和毛泽东都不能走：朱毛一走，群龙无首，部队要出问题。我们要求红四军前委应该迎接毛泽东复职。但是有人却以这就成了“欢迎家长”为理由加以拒绝。直至1929年8月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时，毛泽东还没有能够回到前委来。　　

由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解决主要问题和毛泽东被迫离队，红四军党内外的极端民主化、流寇主义等倾向严重泛滥。在“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的口号下，搞成了一切问题包括行动计划，请调工作等都要经过群众大会讨论，党和红军组织涣散无力，当时，陈毅去中央汇报，前委只剩朱德一人，工作被动应付，政策上屡屡出现失误，士兵逃跑逐日增多。尤其是刘安恭所在的第二纵队，逃兵最多，而且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故。在“七大”后的四个多月里，由于红四军一度放弃了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工作，给革命造成了损失。　　

……　　

令人庆幸的是，陈毅去上海汇报后，在以周恩来起主要作用的党中央领导下，红四军主要领导人终于取得政治方向上的一致认识，按照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维护朱德、毛泽东的威信，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　　

1929年8月底，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在听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内部情况的汇报后，和他作了多次谈话，并委托陈毅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9月28日　，陈毅按照周恩来的谈话和军委会议的精神，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后，经周恩来审定。　　

这封中央的“九月来信”，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割据”的思想，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来信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正确主张，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并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九月来信，周恩来的杰出见解，是中央第一次对两年来红四军建党建军的重要经验的肯定，这对于统一红四军内的思想认识，开好古田会议，起了重要的作用。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笔者前面说到，错事一定要回避周恩来的名字，好事一定不会漏掉周恩来的名字。不仅如此，而且要大加赞扬，中央“九月来信”，有周恩来一功，这里陈士榘将军就用了“经周恩来审定”、“杰出见解”等褒奖之词。毛泽东的“错误”可以批，周恩来的错误却不能提，这实在是当今中国的一大怪现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黄允升等著《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　　

中共中央　2月7日　写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仍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指示信还指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八一”南昌起义，周恩来博得了打响第一枪的美名后，当起义失利，他就“离开”了部队，去了大城市。是朱德、陈毅历经千辛万苦带部队投奔了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一方面“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一方面“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中央这时下了决心要分散红军和调朱、毛出来。一方面，派中央军事部罗寿南携带分编计划具体方案到赣南寻找红军，以贯彻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中央于　2月16日　致信广东省委，说目前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要派人找到朱毛红军，设法使朱毛立即离开部队和“危险地”。为确保安全通过国统区，转移敌人视线，“现在即设法，由公开的通讯社或报纸向（国内发）消息，说朱毛已经打死，或说朱毛已经（出国）的地方如南洋或安南”。那时，上海《申报》果然登了一条南昌通讯：“顷据第七师司令部消息，吉潭一战，匪徒被枪击死者五百余人，朱毛或死或逃，正侦察中”。这个消息当然是讹传，朱德、毛泽东既没有被打死，也没有逃亡，他们仍然在坚持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央为了调朱、毛出来，可谓费尽了心思。　　

……　　

尽管中央后来不再坚持“二月来信”要分散红军和调朱、毛出来的意见，但来信中的一些悲观情绪和不正确的观点，在红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产生了不良影响。“二月来信”要求分散游击，就是红四军内那些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同志有了依据，增加了争论的借口。有的同志还利用“二月来信”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于是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有了发展。　　

中央所派的军事部长罗寿南，于　4月11日　在于都出席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除贯彻中央二月来信指示外，还转告中央领导的指示：在统治阶级稳定时红军要分散，革命高潮时红军要集中。这正好与红四军从实际出发的行动方针相反。所以，罗寿南的到来，又引起了红四军内部关于行动方针的争论。　　

1929年5月上旬，李立三、周恩来等派刚从苏联学习军事回来的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又使红四军内部的争论进一步加剧。刘安恭刚到红四军，就受到军部重视，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虽然他有指挥经验和军事才能，并在后来10月间的东江战役中英勇牺牲，但他在红四军党内这场争论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这是我看到的直接说出刘安恭是由何人所派，并直接说出周恩来的名字的文章。此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和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是中央任命的还是红四军前委任命的，需要读者分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黄允升等著《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刘安恭刚到红四军，就受到军部重视，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红四军领导人视刘安恭为得力助手，并鼎力荐举刘安恭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要职，使他成为红四军举足轻重的第三号人物”。]　　

张宗逊著《从秋收起义到古田会议》：　　

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检验，领袖在斗争中成长。毛委员的许多英明预见和斗争策略，那时还没有被绝大多数人所认识。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领导层对建军的方向、政策产生了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建设一只什么样的军队？党的领导到底是只管政治不管军事还是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虽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由于当时在政治上还很幼稚，没有独到的见解，会上没有发言。这次会议，争论的很激烈，没有统一的意见。通过选举，陈毅当选唯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　　

七大之后，毛委员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去养病，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朱德主持红四军的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在上杭又召开了八大，我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仅讨论了当时的具体工作，对重大问题没有展开讨论。　　

陈毅同志9月到上海之后，向党中央当时担任军事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周恩来在听取汇报中联系整个红军建设的经验，针对红四军存在的问题，作了详细的指示，并委托陈毅根据他谈话的内容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以后简称为“九月来信”）。11月初，陈毅从上海返回部队。根据中央指示，毛泽东在陈毅的陪同下，于　11月26日　到达长汀，重新回部队工作。28日召开前委会议，决定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工作。　　

周恩来的“党中央二月来信”导致　　

毛泽东第一次被迫离开红军前委领导岗位（4）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红四军内部和领导者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1929年）　6月22日　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秘书长的江华回忆道：“要不要军委的争论虽然解决了，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关于党和军队关系的争论，仍未得到解决”。“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这些争论的产生，根源仍在红军人员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要改变他们原有的观念和习惯需要有一个过程。由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能在这些问题上统一认识，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改选时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区所在地上杭县的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　　

　1929年8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对这次大会提出批评。　　

　1929年9月28日　，中共中央再次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郭化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时候》：　　

1929年1月，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进攻赣南，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后来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现了“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新局面。　　

随着革命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由于征战中伤亡较大，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损失太多”、“十分缺乏”，同时部队及党内涌进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党和部队组织状况的复杂化，带来了思想状况复杂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旧军队中的封建制度的思想和习惯，逐渐滋长起来，突出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泛滥。对党代表制度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有人产生了动摇。　　

党内和军内一些同志的主张和意见分歧，由于下山以来长期在紧张、艰苦的环境中转战，未能尽快解决。5、6月间，又因在要不要取消红四军军委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加上刘安恭、林彪等人使争论公开化，影响了内部的团结。　　

毛泽东同志对红军下山以后，在复杂环境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表现，早有所察觉。　6月14日　，他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把红军党内错误思想和问题，概括为14条，强调最主要是党的领导问题，红军的个人主义与小团体主义的滋长，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极为不利。并将这封信登在《前委通讯》第三期上，想说服不同意见的同志，统一党内思想认识。1929年春我从莫斯科回国，　8月2日　到福建龙岩找到红军，先在第二纵队任参谋，后任参谋长。当我到二纵不久就读到了毛泽东的长信。当时部队打骂士兵、虐待俘虏、军阀习气到处都有，毛泽东的文章言之有据，分析深刻，我感到很有道理，很符合部队的实际，毛泽东的观点完全正确。　　

但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在当时并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红军中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甚。三打龙岩后，暂时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　6月22日　便召开了红四军七次党代表会议，企图用会议形式解决争论问题。第四纵队长傅柏翠告诉我，开“七大”的头天晚上总前委开了扩大会，他晚到了十多分钟，会议已经是陈毅在主持。林彪给前委写了一封信，油印散发给到会的人。信是拥护毛泽东的。朱毛在会上没有怎么讲话，朱德在个别问题上作了点解释。会上有的批朱，有的批毛，最后推荐第二天大会主持人是陈毅。“七大”开了一天，陈毅把头天晚上大家的发言意思综合起来，作了报告，之后有几个发了言，没有怎么讨论就结束了。大会最后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为中央指定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未能当选。　　

“七大”以后，毛泽东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到蛟阳指导闽西特委工作，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领导只剩朱德1人，担子很重应付不开，红四军政治工作大为削弱。基层干部战士非常惦念毛泽东同志。出击闽中失利后，部队出现了思想混乱。9月下旬，朱德主持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会议“无组织状态的开了3天”。“当时前委什么都是民主，大家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自然毫无结果。“八大”后转战东江部队又遭受大的挫折，部队中包括朱德同志在内的一部分同志，认识到不加强党的建设不行，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朱德曾写信要毛泽东回来，毛泽东回信说：“不肃清××主义我不回来。”这封信我看过。红四军“八大”前开了一次前委会，对要不要毛泽东回来的问题争论很激烈，我当时还不认识林彪，我问朱云卿“林彪来了吗？”朱云卿说：“这样的会，林彪从来不参加。”我便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由我和彭祜还有东江的一位同志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同志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10月底，陈毅从上海回来。陈毅在上海期间，如实地汇报了“七大”不同意见争论等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支持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工作。中共中央于　9月28日　写完《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交陈毅带回。朱德获悉后表示拥护。陈毅致信在上杭苏家坡的毛泽东，请他回前委工作。毛泽东同志于　11月26日　回到汀州，重新就任前委书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允升等著《毛泽东和中共早期领导人》：　　

在陈毅到达上海之前，　1929年8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收到由福建省委转去的陈毅的报告和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案等（还包括毛泽东　6月14日　给林彪的信和刘安恭等人的信件）后召集会议，就中共红四军前委内部发生分歧一事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指出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不正确；刘安恭的争论文章许多不符合事实，有意制造派别纠纷，要立即把他调回中央。李立三在会上说：还有一点中心问题要指出，现在国内斗争很激烈，党内纠纷应绝对禁止。刘安恭的问题就在这里，他尤其不应该在下面发展派别活动。前委不能解决的问题交来中央。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也是重要的，目前一定要比较集中一点，不然军事行动就没有办法。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精神，起草了　8月21日　《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可惜的是这封信未能及时送到红四军前委。　　

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后，很快同李立三接上了头。李立三和陈毅过去是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学，后来一起被押送回国。他们两人相见甚欢。陈毅先向李立三报告红四军党的七大的情况。李立三听完陈毅的汇报后，表示尽快向政治局报告，并要陈毅写好几种上报的书面材料。这几个材料是：《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陈毅很快就完成了这个任务。　　

　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召开会议，李立三、周恩来等专门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汇报。会上，陈毅对毛泽东作了很好的评价，说毛泽东“在政治上强”、“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于争论“能从政治上说明一切问题”，这次会议决定再召开政治局会议，作一详细报告。　　

两天之后，　8月29日　，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红四军党的七大争论的详细汇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陈毅汇报后，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三人委员会在中央八月指示信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并委托陈毅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9月28日　，这封指示信（通称“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发出。　　

……　　

这时，毛泽东感到中央对他很大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后来回忆曾说到：关于红四军的问题，李立三处理得好。就在　11月28日　这一天，他接连写信给中央和李立三。　　

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上说：“我病已好，　十一月二十六日　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汇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金（汉鼎）张（贞）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进击。”“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信中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寄来外，还请购书一批，并说：“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　　

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更是充满了友谊之情。信的全文是：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讯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经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真是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由于李立三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工作，正确地处理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对昔日战友深切的怀念。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中央“二月来信”， 是错误的，是周恩来所写，是周恩来起了关键作用，很多文章，只提党中央，而回避周恩来的名字；中央“九月来信”，是正确的，李立三同志是起了关键作用的，许多文章，只提周恩来的名字，把所有的功劳都记在周恩来的身上，却不提李立三同志的名字。功劳都是周恩来的，错误都是别人的，是不是很奇怪呢？]　　

                                     （全文完——共分4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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