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岩：长征

  长征

甄岩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变得惊慌失措，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

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工作。在实行战略转移时，带上许多笨重的坛坛罐罐：什么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器材物资，形成一个很庞大、累赘的队伍；使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按照当时领导人的计划，准备转移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回合。队伍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一直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阻截和尾追。但是，各路敌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在红军转移前夕，10月初，红军曾同广东陈济棠部队达成五项协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基本上没有堵截，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几十万大军，分三路围追堵截，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等人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6千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国民党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回合。于是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四道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非常危急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而此时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他先拿红22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边阻击时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粗暴地指责周临阵脱逃，并要把周送交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不肯动手，博古在场默不做声。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回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回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妥当的方针。此时，博古李德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回合的计划。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因此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红军主力西进，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因李德仍主张北上，故北上还是西进争论并没有结束。18日，毛泽东出席由周恩来主持召集的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建议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得到会上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日召开政治局猴场会议，作出决定：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改变了军事工作由博古李德包办的状况。当然争论并没有结束。会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关于这一路争论情况，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毛泽东传》1893-1949  P340）

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1月7日解放了遵义。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于9日下午进入遵义。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我占遵义后，因敌对我情况不明，未敢贸然向我进攻，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伍修权回忆说：

“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遵义会议文献》 P114）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没有答应。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扩大的代表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担任会议记录的是邓小平（有人认为邓小平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作为“扩大的代表”参加会议。其实，这不合乎历史事实。上个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曾和杨尚昆刘伯承等同志谈起过此事，他[指邓]参加过会议，但他是作为会议记录——会议工作人员参加的。）。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建议，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还作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务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务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有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照会议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中共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战机。在突围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决议》总结了与国民党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指出党中央采取同十九路军订立停战协定推动其反日反蒋是正确的，但博古李德等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从而失去了宝贵的机会。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贺子珍的路》）

遵义会议后的新党中央，改变了“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江华回忆说：“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了‘赦免’。”罗明回忆道：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40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3万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四渡赤水之战。

在此严峻形势下，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1月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回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一渡赤水。

红军分三路在27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在28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几个小时连续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它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立刻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这就是土城战斗。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这次战斗打得不好。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1月29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潘文华部三十六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于2月8日进驻扎西镇，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毛泽东传》1893-1949  P346-347）他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二渡赤水。

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红军在2月20日前后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三渡赤水。

之后，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3月10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遵义会议文献》P69）

会后，中革军委下达不进攻新场的命令，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容易贻误战机，甚至造成重大损失。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这时，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3月16日下午至3月17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

四渡赤水。

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20日，蒋介石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毛泽东决定指挥红军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20日下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毛泽东传》P349）

此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红军主力在3月21日晚至22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们随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31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时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回忆道：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战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刘伯承回忆录》P7-8）

进入云南后，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紧“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金沙江，把一直紧紧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远远抛在后面。

红军进入云南后，一个很大困难是：没有地图，对云南地形道路很陌生。4月28日，先遣分队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截获一辆汽车，搜出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他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起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毛泽东传》P351）

抢渡金沙江，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当晚，毛泽东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立刻开会，研究抢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他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获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象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该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国民党军距我们还有三四天行程，迅速争取渡金沙江的先机。

中革军委一面派先遣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准备过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两岸崇山峻岭，水流湍急，吼声如雷，素称天险。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三个渡口抢渡金沙江。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从皎平渡渡江。从5月3-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国民党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已在红军过江后的第七天，船只已经烧毁，只能望江兴叹。这样，红军就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会理会议。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得到几天休整时间。5月12日毛泽东出席在四川会理城郊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林彪曾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回合”。（《彭德怀自述》P198）毛泽东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回合。

穿过彝族聚居地区。

红军继续北上，先要通过彝族聚居地区，才能到达大渡河畔。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刘伯承根据毛泽东的嘱咐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小叶丹结盟修好，并对其他部族做了工作，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

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

蒋介石立刻命令在大渡河以北地区加紧布防，致电各路将领：“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安顺场在大渡河南岸，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四五十里是高山。部队在这样的深沟中没有回旋余地，兵力也无法展开，极易被敌人伏击消灭。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后，找到两只小船，由十七名勇士坐着过河，占领了渡口。先遣队各部陆续过江。但此处架桥不易，全军难以在短时间内从这里过江。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抵达安顺场，听取刘伯承聂荣臻详细汇报过河和架桥的情况后，立刻决定红军沿大渡河两岸赶向安顺场以北一百七十公里的泸定桥，限两天赶到。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战胜守军，占领了泸定桥和泸定县城。红军主力在6月2日全部渡过大渡河。毛泽东对指战员们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雪山，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过了泸定桥，红军继续北上。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回合的战略指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关键，是要翻越四千九百多米的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空气稀薄，人迹罕至。6月17日早晨，毛泽东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顶攀登。他把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使用，并且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气候骤变，冰雹劈头打来。他拉着战士的手前进，同时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一会儿冰雹停止，但越近山顶空气就越稀薄，一些体力弱的战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毛泽东对坐在雪地里休息的戴天福说：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警卫员吴吉清抢先把戴天福背起，在毛泽东帮扶下走向山顶。越过山顶后下山就比较容易了。当天下午，他们就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三月中旬退出川陕根据地来到川西的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于三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取得强渡成功的重大胜利。红军打乱了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八万多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张国焘既不请示中央，也未经任何会议讨论，就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6月18日，毛泽东等进入懋功县城，会见在这里迎候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长征中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的斗争。

红一、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两军回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西进、南下，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不料，恰恰在这个大问题上立刻发生了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和斗争。

还在两军回合前夕，中共中央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来电请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在6月18日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明确地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张国焘陈昌浩复电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战略，提出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到达懋功县城的当天，毛张周朱就战略进攻方向问题再电张陈徐，提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望即下决心为要”。张国焘于20日又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向西发展，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无良策”。中央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往来电报中自然是难以解决的，因此，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毛泽东传》1893-1949  P355）

6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懋功县城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茂县前来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并举行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大会。朱德致欢迎词，说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和北上的方针。张国焘在讲话中却公然提出同中央相悖的西进方针。毛泽东和张国焘同为一大代表，已经多年不见，但一见面谈话却并不投机。

26日，在两河口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提出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回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同上。P356）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28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回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6月29日，毛泽东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除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外，主要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发言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

张国焘回去后，自恃他所领导的军队人数多，又策动一些人给中央写信伸手要权。他还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中革军委两河口会议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

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七月初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10日到达芦花（今黑水县）。朱毛周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并要张徐陈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张到芦花后，18日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以提拔新干部为借口，主张增补一批人（张所信任的）“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担任，周调中央常委工作。并于21日，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

张国焘一朝权在手，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团的密电本。彭德怀回忆说：

“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彭德怀自述》P201）

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战机已被贻误，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红军已难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消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这给红军北上带来极大的困难。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即原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三十二军（即原第五、九军团）组成，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

8月4-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回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

会后，周恩来发高烧病倒了，经确诊是患阿米巴脓肿。毛泽东常去看望，他肩头担子更重了。

张国焘参加沙窝会议时，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实际上没有放弃因畏惧国民党军队而主张退却的打算。他回去不久，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相左。

鉴于张国焘坚持向青、宁、新退却的主张，中共中央在8月15日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接着毛泽东召集前敌总指挥部开会，研究经草地北上的具体路线，决定由叶剑英率两个团为右路军先遣队。他又召见红一军二师四团团长杨成武，进行具体指导，布置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杨成武回忆道：

“毛主席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他又强调说：‘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毛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这两句话，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毛主席一边与我握手，一边叮咛道：‘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一下，去接受具体指示。’”（《杨成武回忆录》P216-219）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并且指出：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徐向前、陈昌浩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说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左路军一定要与我们靠拢。毛泽东怍会议总结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坚持向东打。（《毛泽东传》P360）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补充决议。这瓷会议调整了夏洮战役具体部署，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着重要意义。

由毛泽东起草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补充决定说：“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毛泽东传》1893-1949-P360-361）

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回合。当时，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毛主席过草地的情景时说：

“一当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象用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几天来，他不仅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而且每天在行军八九十里途中，还要坚持工作。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挥员、战士们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鼓舞医务工作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护理工作。并且一旦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的危难，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处，利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同上。P361-362）

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毛泽东同指战员一道走出荒无人烟的草地，到了班佑。右路军一部成功地进行了包座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五千多人，为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

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同右路军靠拢。此间，右路军进行休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巴西会议上又提出要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

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9月9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此时，局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迅速抄下电文（1937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同张闻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当晚，毛泽东在阿西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来等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并且通知已经北上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化，要他们原地待命。同时，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在出发北上前，发布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同上。P363）

当毛泽东党中央率红军北上时，遭到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率部赶来阻拦。当时在场的伍修权回忆道：李特骑马赶来，“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还是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回回来的。’”（伍修权：《回忆与怀念》P137）

这次北上，连李德都表示同意。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的俄界会议上作报告和结论。他说：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中央同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俄界会议决定，把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成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抵达已被国民党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控制的天险——腊子口。这个山口只有三十米宽，过后就是甘南的开阔地带。如果胡宗南的增援部队赶到，将山口严密封锁，要进入甘南就十分困难了。在此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先头部队红四团勇敢机智，一举歼灭鲁大昌部两个营，夺取天险腊子口，为主力红军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红军翻越岷山，9月20日进入甘南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这就是毛泽东诗（《七律·长征》）中所写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在哈达铺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说：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部队在这里整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多人。

在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当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聂荣臻回忆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聂荣臻回忆录》P282）

毛泽东随一纵北进，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此会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北上，心中始终悬念着被张国焘拉回去的七八万红军。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指出张国焘等多次违抗中央命令，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同时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最后强调，“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但是，张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竟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公然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

此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已突破腊子口，急调胡宗南部集中天水一线，防止红军东进威胁西安。

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跨过西（安）兰（州）公路，攀登海拔三千米高的六盘山，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陕北苏区在望。毛泽东登上六盘山顶峰时，心潮澎湃，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一越过六盘山，又遇到一个新对手：国民党的骑兵。毛泽东亲到前沿阵地指挥。聂荣臻回忆道：

“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站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大队象猛虎扑食似地扑下山去，把敌人解决了，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大家对打骑兵有信心了。我们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纵队的侦察连，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了。”（《聂荣臻回忆录》P283-284）

之后，毛泽东又提出将东北军和马鸿宾尾追而来的三个骑兵团“砍尾巴”。彭德怀指挥两个纵队击溃了国民党骑兵两千多人，使其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来侵扰。

10月19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以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

中央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粉碎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中心瓦窑堡。

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写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央红军长征的传奇性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上海的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共产国际也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

毛泽东曾科学阐述了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他说：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毛泽东选集》P149-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