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中国》第五章  战后日本式家长模式的危机

日本战后经济的腾飞，使经济人充满了自信与活力，然而社会其他人群都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之下，这样畸形的社会使日本的家长模式存在危机。在日本雁行发展机制下，亚洲其他国家的的纤维产业、家电产业，甚至钢铁产业和汽车产业等各项技术的根本一直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因此其他国家对日本也产生了不信任感。

山崎正和的“森鸥外论”与“家长感觉”

家长当然就是指作为一家之主的家长。有些时候，在某些年轻的职员或学生集会的场合上，曾有人会把我写在黑板上的家长读成“jia-chang”。是家长这个词成了过气语言，还是成了过去的“亡灵”？我并不这样以为。日本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流淌着有可以称为“家长感觉”的东西。诚然，这留有过去封建主义的印记，但同时也有撑起日本人的优点或存在意义之根本的闪光点。

1996年9月，拙作《被排挤的日本——亚洲经济的构想》（NHK丛书）出版。高兴的是同年10月末，著名评论家山崎正和先生在《朝日新闻》“论坛时评”专栏里给这本书做了书评。他的书评让我觉得有些小小得意的是，他将我的作品同那时备受瞩目的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渡边利夫的论文《溶入东亚中的日本》（《athteion^[1]》96年秋季号登载）相提并论。渡边教授和我都指出了日本在东亚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与经济增长速度、贸易以及直接投资等各方面相比，都处于相对低下地位的结构性问题。而且，我和渡边教授也都对东亚经济里中国巨大的“存在感”进行了定位，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出现了差异。

渡边教授并没有将中国潜在的规模巨大性和其潜在的扩张意志或霸权意志重合在一起来对待。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展，在扩大同周围的NIES、东盟以及日本的经济交流的同时正逐步形成。通过中国的“外延经济群”进入中国大陆，形成了新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中国经济的东亚化，而绝非东亚经济的中国化。在东亚这个范围里，中国也好、日本也好终会融合于其中——这就是渡边教授对东亚经济未来的大局观。

与此相对，“被排挤的日本”是我比较执着的一点，这与渡边教授对的动态局势观的“融合”观点是可以共存的。然而，这也不过是说明现在（的东亚经济）的“混沌（chaos）”状态。在大流动期、大混沌期之后，必然会产生新的秩序。而形成秩序的动力核心究竟会是谁呢？在我的“第一感”中也认为应是中国。而且也提到，在这一新秩序形成的剧烈震荡中，日本有被排挤在外的可能性。

我总觉得，“融合的日本”与“被排挤的日本”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对超越单纯局势分析的，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和使命感的思维立场上的差异。评论家山崎在朝日新闻“论坛时评”专栏把这种差异评论为“与渡边不同的是作者重视中国的政治能力，并思考了‘大中国经济圈’在战略上被开拓的可能性。如果周边的东亚出现‘反中国外延经济联合’，日本除了加入其中，没有其它出路”。无意中指出了我的看法。于是，我马上想到了山崎先生在70年代初写的一本书的书名——《鸥外 战斗的家长》（1972年河出书房新社发行，80年入新潮文库）。

最初看到这部山崎先生的森鸥外^[2]评论的名作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在我年轻的感性世界里，把从这本书里得到的关于森鸥外的印象，生硬地解读成代表明治的时代精神的“三兄弟”的老大，夏目漱石是老二，永井荷风则是老三。不过这是否山崎想要传达的正确信息我并不知道。不过，山崎想要通过鸥外的人生提出的家长论，现在读起来仍是新鲜的。

山崎先生没有把家长定位为政治上的统治者或拥有强大权力的支配者。他在书中写到：“本来的家族的首领，应该有在“更强者”面前庇护弱者的立场，但本质上却是可以被称为‘无力的强者’的矛盾性的存在。”他巧妙地表达出日本人的“家长感觉”，而在他的家长论的结尾，显示出如下的洞察力：

“对父亲来说，他希望家族永续，形成对他的继承的‘一体化’，而且又宿命般地以抗拒同其父的‘一体化’的方式成长起来。无论什么年代，无法融入其家族的父亲都不计其数。这绝对不是父亲个人的缺点或者是家庭的冷酷无情的原因。而只是在成长过程中，也即‘子’成为‘父’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无用是‘父’在生物学上的宿命。（中略）换言之，父亲就是生活在‘时时刻刻都在把自己的一部分变成别人’的过程中的人，而讽刺的是，他对家族的养育也可以称为亲手进行自我否定的行为。”

大东亚共荣圈的恶性家长主义

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来在亚洲最初经历的家长主义应是“大东亚共同圈”。如实表现出这种家长感觉的，就是上一章提到过的“大东亚共同宣言”。而且，日本作为家长，把欧美列强势力摆在了家长的对手“更强者”的位置上，即所谓“解放亚洲”的理论来源。这一家长主义终以惨淡收场。虽然已过了那么久，但失败原因中以下的两个要点是必须要指出的。

第一是，作为家长在战略上的拙劣。主要是日本的军事力量尚未达到与对手对抗的程度，至少是在对英美军队挑起全面战争的时机上出了大错误。与高坂正尧同样死于1996年的司马辽太郎，有一个有名的插曲，——他为了写作而执拗地对诺门坎事件进行采访，但最终却不再想写有关“诺门坎事件”的小说了。

诺门坎事件指，大东亚战争开战前两年的昭和十四年（1939年），在满苏边境的诺门坎，关东军惨败于已经适应了真正的大兵力、大物资的现代化战争方式的苏军手下的“事件”。这是日军自日清、日俄战争取胜以来的首次受挫。此时，日军本应及时对以往“成功范例”的陆军的“白刃战主义”和海军的“舰队决战主义”从根本上加以重新探讨，然而却只是以撤换“事件”相关人员作结。

当时欠下的债在大东亚战争开战半年后表面化：中途岛海战时日本一下子损失了四艘主力航空母舰而败北；紧接着在瓜达康奈尔岛，陆军又受到毁灭性打击不得不撤退。之前总作为“获胜方”，现在却总成为“败战方”的日军，其绝望感的出发点就是诺门坎事件。据说，司马先生就是因为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对当时日军在实际不足一年时间内就一败涂地的不努力以及“躺在功劳簿”上的傲慢、不负责任和无能感到极端悲愤和恼怒，才放弃写小说的。

这样说也许会惹恼司马先生，但日军应把开战延期至少五年。五年当中，应该对诺门坎事件失败的本质充分挖掘，重新打造日本军队新的战略构想和组织结构。最后的结果，也许就是再延期五年或者干脆放弃战争行为。无论如何像昭和十六年（1941年）12月珍珠港那样也太不计后果了，根本不合乎重视整体平衡感觉的，作为“长子”或“家长”的风格。

第二是，日本这个国家的作为家长的不成熟性。家长必须作为追求“在更强者面前庇护弱者”立场才能存在，而从明治维新到大东亚战争，日本对东亚各国的参与的历史中，并没有贯彻“庇护他国的立场”。正如上一章指出的，大东亚会议通过的“大东亚共同宣言”的关键词是“自存自卫” 和“亚洲解放”,然而，其内情却是自1894年日清战争以来，之前都是日本托身于欧美列强势力庇护下的“自存自卫”。

如果谈到新渡户稻造的教训的“苦酒”，那就是在他不断积累“太平洋会议”之类的国家间网络构建的过程中，就应该同时战略性地开展为大东亚会议的召开打基础的工作。首届大东亚会议在败战气氛越来越强的1943年11月的召开，无疑是“临渴掘井”。万一的情形下，如果预定在1944年举行的第二届“大东亚会议”能在曼谷之类的地方召开，大东亚战争也不以日本单方面的败北而告终的话，就能给日本提供作为家长国家的更大考验。但这个考验机会还没有来，就在多数国内外的评论对大东亚共荣圈的“恶性家长主义”的批评声中被“封印”处理了。

我珍藏着与司马辽太郎的一段回忆。那是25年前，当时作为学生的我邀请他去参加学校活动。迎接他的车碰上了交通堵塞，我就有幸和他同坐在后排座椅上，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当时，他的作品《坂上之云》正在流行，这一长篇小说把获得日清、日俄战争胜利后的明治国家，一方面拥有某种登峰造极感；另一方面成功后社会中开始出现自满和颓废情绪的情景刻画得十分生动。

我当时是“初生牛犊”，对他的作品直接评价道：“那部作品在讲爬坡时显得特别带劲，既有活力又十分开朗。然而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书的最后那卷，似乎总有一种苍凉感挥之不去。”他的反应是看着我的眼睛说，“是吗？你这么想的啊”。然后轻轻点头，掏出名片来递给了还是学生的我。

日本崛起的“坂上之云”在大东亚战争失败后消失。诺门坎事件后，如果包括军人的所有日本人都对明治维新以来的历程进行反思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司马先生也许就是想说这句话吧。他终生都十分喜欢经济人，但在其突然逝世前，对日本经济人的眼光变得相当苛刻。对于导致土地产生泡沫的他们，司马先生甚至开始有了敌意的眼光。即使日本败战，经济人战后仍充满活力。大东亚战争的失败和我们没有责任，战败国的重建要靠我们的双手来完成——这就是经济人的抱负与活力。经济人的“坂上之云”为日本的前途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而司马的文学则是他们的“加油歌”。

曾经光鲜一时的战后日本商务人士

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正是日本的国家形象被褒奖为“经济大国”的时期。那时，我正在美国三井物产的纽约总部工作。当时索尼社长盛田昭夫为美国运通金卡所做的广告令我印象深刻，当时觉得充满骄傲。

美国运通为何要用盛田做广告呢？美国朋友的解释是“因为索尼已经是世界性企业啊。如果是世界性企业的社长虽然还有别人，而盛田先生作为顶级商务人士，长得也很帅啊。在华尔街的商务人士眼中也是有吸引力的”。诚然，那时的盛田处于国际化日本经理人的鼎盛时期，大胆而又带有侵略性的目光和嘴型，以及微微卷曲的白发，酿出了他作为国际化的商务人士的某种品位。作为战败国日本的商务人士，到此时已完全恢复自信，也许即使在刚败战时，他们也没有什么失败感，完全不受这个国家失败的影响，认为责任完全是“别人”的事情。

美国朋友对运通用盛田做广告的“解说”又引出了余波，“有三种职业的日本人的脸和美国人比起来带有穷苦相”。“第一是政治家、第二是军人、第三是教师，这三种职业只要国家失败过一次，对着战胜国就抬不起头来。”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

在对国家所进行的管理经营上，导致最大的紧张感产生的过程就是战争，这在任何时代都是真理。这一过程中承担引导国民任务的是政治家，实际进行战争的是军人，正确的说法是“职业军人”。败战结果的直接责任必须由他们承担，这很容易理解。同时，他们恢复到与战胜国一方的“同业者”同样的、充满自信的神情，也确实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而把教师列在政治家和军人之后，就有点过苛了吧。最终支撑国家经营的应是一个一个的国民。把从事国民教育工作的教师列为战败国比战胜国显得穷苦相的理由，明显是出自美国人的傲慢。不过，就我本人来讲，在经济高增长尚有余温的70年代前半期择业的时候，政治家、军人（应该叫自卫官吧）在印象里根本不算做“职业”，对于教职也是公然把教师贬为“只能做”教师（干不了别的之意）。多数年轻人都被民间企业吸纳，我也是其中一员。

持有美国运通金卡的盛田自信满满的面容，会让人忘了败战国的穷苦相。距我在纽约和美国朋友讨论日本人面相已过了10年以上的岁月，曾经的“盛田先生”的光辉还存在于如今的日本经济人中吗？正如美国朋友辛辣的语言，只有经济人充满自信，政治家、军人和教师们都很萎靡的国家，活力又能维持多久呢？如果战后国人思想当中还存在“日本是亚洲领袖”的感觉的话，那这种自信又能证明什么呢？

雁行发展式经济的虚构

战后经济人引领的“坂上之云”感觉和由此酝酿出的在亚洲新的家长感觉，都能在“雁行发展”这一经济机制中得到说明。先是日本经济领头，其后NIES和东盟的经济紧紧跟随，这一日本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概念，像是大雁群背对夕阳飞行的样子，因此被称为“雁行发展”模式。世界银行和IMF的开发经济学者，将其直译为“Flying Geese Model”，作为亚洲高经济增长的体制经验加以关注。

雁行发展正好搔在战后经济人在东亚的“家长感觉”的痒处。   所有产业的共同点都是日本首先单独建立了该产业的全面型产业结构的产业“金字塔”，无论哪个产业都拥有由像从富士山脚下直排到顶峰一样的基础技术、中间技术和高端技术建立起来的基本技术体系的序列。这一技术体系和包括于整体之中的产业“金字塔”一起，支撑起作为“自主市场”的日本国内市场，这即是战后日本经济的轨迹。

然而，不能用特定的产业技术层级来固定日本产业。因为它必须要经常向新产业或是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产业进行自主转化。简单概括一下，在日本从纤维产业向家电产业，或者是从家电产业向钢铁产业转移国内生产活动的主力时，会将纤维产业，紧接着是家电产业分别向东亚各国逐渐进行生产力转移。这一机制也可视为以日本为先导，NIES和东盟按顺序达成产业和技术不断提高的过程。

“日本同东亚各国的‘繁荣之圈’实际上只是幻想”——提出这一命题的是一个叫做保罗·克鲁格曼^[3]的美国学者。1994年秋天，他在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11-12月号上发表题为《亚洲经济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Asian Miracle）的论文，将实现亚洲经济奇迹的NIES和东盟的经济发展定义为“资源的总动员”，即只是投入的资本与劳动的“血汗结晶”，而非通过技术革新和改善生产效率的“创意功夫”得到的经济成果。总之，他认为东亚经济不过是水泡一样的“纸老虎”，经济增长中早晚会出现隐患。

克鲁格曼对于日本的责任只字未提。然而，他“你们的经济是纸老虎”的判断，会使NIES和东盟的领导人心中出现波澜。虽说“纸老虎”有点极端，但在产业结构中的技术积累难道不是相当脆弱吗？雁行发展机制下，日本传来的纤维产业、家电产业，甚至钢铁产业和汽车产业等各项技术的根本，不是还依然在日本自己手里，并没有充分移植过来吗？因此对日本产生不信任感也不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日方也有理由。韩国、马来西亚自身难道不希望扩大国民经济的“水泡”吗？相比产业结构实质的提高而言，首先有求于日本的难道不是对扩大雇佣和出口的支持吗？大概他们对此也会表示同意。然而，事态已经变化。因为我们不再是“孩子”了。

如果说战后的日本经济人通过雁行发展，在与东亚各国的经济交流中，已感到了一种家长感觉的话，也可以说他们如今已开始有了一种作为“父亲”的孤立感，正如山崎在《鸥外 战斗的家长》所说的，“成长过程中，也即‘子’成为‘父’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无用是‘父’在生物学上的宿命”。这种局面也是一直领先东亚的日本经济人将要遭遇的。

疑似家长主义的崩溃

第三章用为案例的，马来西亚国有汽车公司宝腾同三菱之间的关系，可以解读为马来西亚寻求日本汽车产业向其转让全套技术，具体的讲就是希望日本移交发动机制造诀窍等核心技术。而雁行发展中，日本技术转移的秘密可以说就是“废弃与重建”（Scrap and build），要点就是转移给东亚的技术都只不过是“废品”式的东西；像发动机的制造诀窍这样的东西，要尽可能地不将其“废品”化而留在日本内部，采取把技术放在“黑箱”里交给技术转让的对方的手法。

这种手法随着“父”与“子”的“拔河”越来越认真，其修正的余地也越来越小，在技术转让上的“黑箱”容量也会无限接近于零。因此，宝腾同三菱的较量，其结果也应是在这种趋势下逐渐收敛。然而，实际的发展却转到另外的方向，即宝腾这个“孩子”又选择了完全不相干的雪铁龙作“另外一个父亲”，印度尼西亚国民车计划中韩国起亚的出现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这种现象具有比表象更为深刻的意义。用山崎正和的“父子宿命论”来解释的话，日本厂商应该完全尽到“作父亲的责任”，即以积极的技术转让来推进对东亚厂商自主化的支持，即使这意味着“作为父亲的优越性”的丧失也应接受。

当然，正确意义下的雁行发展动态体系，如果在日本产业能连续不断产生“新的父亲”的乐观主义下也是成立的。日本厂商应继续向前探索，即使有失去的东西，也应以高涨的“饥渴感”来瞄准新的猎物。

那么，是否日本厂商回到“父”与“子”认真“拔河”的世界里就好了吗？情况也不是那么乐观。从马来西亚宝腾公司的做法，以及印度尼西亚国产车合作伙伴选择的方法中，你不得不感到，“拔河”以前的信赖关系已不存在。

必须考虑的是我们日本人在东亚的家长感觉的问题。战前的恶性家长主义中，家长的主张就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虽然承诺“亚洲的解放”，实际上对“大东亚共荣圈”成员的庇护意识非常淡薄。而战后经济人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家长的自我意识，或者说是已经没有了面对失败的勇气。相对于“战斗的家长”鸥外，只不过是老二老三的角色。

然而，这个老二或老三在经济上是强大的。在东亚以比任何地方都要快的速度飞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以自己的轨迹推进雁行发展的机制，形成了疑似的家长主义。不过，对本来讳谈家长的作用就已开始的人们来讲，即使他们在意家长的地位，但对其战略重要性的认识也是很低的。所以，当我把宝腾的“背叛”或印度尼西亚的“排挤日本”视为日本丧失了家长感觉的标志而大声疾呼时，当事人对此却根本没有意识，而这才是对日本将来影响深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