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视”1970年以后国际经济变化的一个实态 等3篇

　　作者张伟林 11年7月，欢迎各位网友转载与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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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些要素》一文中的节选，详请参阅该博文。

    在探讨中国未来国家战略要素时先对各经济体组合在1970年以后对全球经济之比重的变化通过图1-12与表1-9进行观察。首先针对美国而言：最低为1980年的22.14%，最高为2001年的31.93%。其次针对39个不含美国的发达经济体(注：为了减小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在冷战前后不同归属的影响而定于人均GDP为1.5万美元)：最低为1970年的33.37%，最高为1992年的57.17%。当然，必须指出人均GDP为何值才认定为发达经济体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而且随着经济体历史进程而有变化，例如苏联的人均GDP曾经超过一些西欧国家(表1-4)。更应指出本图所指的发达经济体比国际流行列入条件更高，因为这40个发达经济体中有6个经济体不属于IMF数据库之中，例如人均GDP全球最高的摩纳哥(2008年为211501)。高收入经济混合体是指一些海湾国家与托管地以及其他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而未列入发达经济体中的经济体：最低为1970年的0.5%，最高为1981年的2.38%。上述经济体以外的经济体都编入发展中国家共计154个：最高为1970年的36.82%，最低为1992年的15.72%。内中的中国：最高为2010年的9.49%，最低为1981年的1.32%。而纯发展中国家为不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即表1-9中的发展中经济体：最高为2010年的17.78%，最低为1972年的11.45%，初值为14.04%。为了更为直观地进行对比分析，以1970年为参照年通过表1-9分析2008-09年的变化实态，具体有以下几点：
1. 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混合经济体，即全球人均GDP最高(>1.5万美元)的经济体都在扩张之中：从63%扩张至超过70%。但是人口比重且从21.3%降至15.6%，其结果在人均GDP增长比率上明显高于发展中经济体；
2. 后发达国家即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其中4个国家为欧洲袖珍国)有微幅扩张，考虑到美国有明显收缩，结果其他后发达国家则有明显扩张，尤其在小型国家中最为明显；但是整体人口比重则从17.5%降至12%。这一结果也可在表1-6，表1-7得到体认：在1970-80年代日本与欧洲四大国经济扩展势头明显高于美国；
3. 在发达经济体中新兴发达经济体即“亚洲四小龙”等崛起与原欧洲贫穷国在加入欧盟后得到较快发展机遇，产生爱尔兰等国高速增长的实例。尤其表现在人均GDP扩张倍率上录的最高数值；
4. 混合经济体即海湾石油输出国占有绝对比重的经济体在经济总量扩张上录的最快速度(人口比重翻倍)，这是明显得益于美元与石油交易挂钩这一历史事件；
5. 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总量的比重上也有小幅扩张，但由于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导致人均GDP比率低于全球平均值；
6. 剩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发达经济体、混合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都有增长的鲜明对比：有着明显地下降，而且几乎跌去经济总量比重的一半。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表现远远还没有达到苏联在全球经济中的比率记录；
7. 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人均GDP大于1500美元的经济体无论在经济总量上还是在人均GDP都有明显高于全球平均发展的数值表现，尤其是人均GDP小于4000美元的发展中经济体中下这一组(注：中国也应属于该组)有着最快的发展记录。但是占据占据人口数量绝对多数(注：现占据全球人口1/3以上)的人均GDP小于1500美元的经济体无论在经济总量上还是在人均GDP都远远落后于全球平均发展水平，尤其是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的最贫困经济体。
    从以上结果中可以得出在1970年代以后美国所推动的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了以下几个历史事实：
1. 彻底摧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速度明显地高于全球发展水平，则其他一些原有计划经济体在急速地在衰退，尤其是前苏联的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两国与北朝鲜都跌入最贫困经济体之列。实际上，在属于苏联与南斯拉夫的独立国家中，除了俄罗斯与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两国之外经济上都处于急剧萎缩之中。
2. 现占全球人口1/3以上，人均GDP小于1500美元非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以更甚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的速度在衰退，尽管有印度这样人口大国在保持与全球同步速度在发展中。印度的2009年与1970年对比数据：占全球经济比重从1.78%上升至2.05%，人均GDP增长比率为9.08。
3. 全球发展速度领跑者是新兴发达经济体与以能源输出国家与托管地为主的混合经济体，但是无论人口比重还是经济比重上都占据者全球的微小部分，即除了西班牙、南朝鲜、沙特、台湾、捷克之外34个经济体都属于小型经济体。
4. 全球经济结构有更趋于金字塔型国际经济体系发展的趋势，全球的财富有更趋于集中的趋势。事实上，如果考虑高杠杆化率的现实全球经济，即在“虚增与推低”、“自由与规制”的推动下，全球财富以惊人速度在向少数经济体集中着。世界笼罩在“无形财富”的阴影之中，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将加速、加烈全球政治的动荡与不安，各种“战争”无时不刻地伴随着人们日常生活之中。
5. 广大经济体，其经济运行的风险度与难度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之中，尤其在各种“战争”笼罩之下，“失坠”现象将更为普遍地发生。作者预测一场更大的经济动荡正在运筹之中，全球将处于各种“战争”的高度爆发期，这种战争与传统政治无关就是“掠夺”财富，而且中国属于首要“标的国”。对于中国而言：战争不再遥远，而是近在咫尺。中国只有不“畏战”、不“避战”，即敢于“迎战”、敢于“开战”、敢于“止战”才能迎来中国的发展期。中国只有夯实成为全球经济“老大”的基石，才能在全球政治高度风险期期间立于不败之地。
    更一言蔽之：中国需要战略筹划，通过改变国际政治架构，即改变现有金字塔型国际经济体系才能换来中国的发展期。丢掉幻想，迎接理论开发时期：中国的任何崛起，对国际金融集团而言都是一种“罪恶”，更何况将带来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简直就是“不可铙恕”。但是，中国的任何崛起其本身就冲闯着国际金融集团赖以生存金字塔型国际经济体系的底线，因为任何美丽的“语言”都掩盖不住一个基本事实：“虚增与推低”是国际金融集团的生命线、生存线。动了他人的“蹭饭的饭碗”，就不会有“拼命三郎”吗？更何况承继着“盎格鲁-撒克逊”孑遗们的传统、即沉淀着种族清洗基因的国际金融集团，任何“仁慈”都将付出高昂的历史代价：历史的一幕幕将重现。

未来美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与困境

   这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些要素》一文中的节选，详请参阅该博文。

    在探讨美国经济未来的挑战时考察下列数据变化后所具有的含义以及条件将有助于厘清各种关系。考察时根据下列美国政府对2016年时的预估值：军费6798亿美元(注：据一些学者推断国土安全直接花费2002-11年度折合现价美元为6900亿美元，但这不含在军费之内)，占预算总支出的15.2%以及联邦政府负债比值1.052三个数据不变的前提之下，取美国GDP为政府预估值197905、并假设国债年均支息利率[2.25,5](即预设基准利率为[0.25,3.5])时相应年付利息总额为[4684(略低于预估值),10410(约2倍于预估值)]亿美元，占预估总支出44678亿美元的[10.5,23.3]%。如果假设以上世纪80年代利率的最高值作为参照，即设定国债年均支息利率为19%时对应支付利息总额为39557亿美元，占现有预估总支出的88.5%。显然高利率政策不在选项之中，即西方国家已无力发动一场类似80年代的高利率经济战争。GDP预估值197905，即今后6年年均现价增长率为5.13%实属有挑战性即难度极大的数字，这里假设与过去10年相同的现价增长率3.95(今年预测值2.9)%，则相应GDP为184934。如果这样，根据常识美国的财政收入将不以线性关系而以非线性关系进行收缩，即这将恶化负债比值1.052这一预估值，也就是图1-11中所示在2013年起财政预算平衡与负债比值的恶化将得到极大改善的情景难易实现。综合上述，今后美国经济运行在规范场下存在的风险与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正是由于在没有处理完成新千年“新技术革命”泡沫(注：参照国为患有同样泡沫过的德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谈起次贷危机起因时表示：原因在于美国误导性做法，即美国在“9.11”后向金融系统注入更加廉价的资金，人为地重新启动了经济)的情况下，急速引入“战争经济”与“次贷”这两个提振经济的轮子。尽管伊拉克战争的现在结果要好于朝鲜或越南战争，但远未达到战争的目标，导致难易收获战争红利，甚至应属于未来几年还得继续忍受“战争”赤字。而“次贷危机”又刺破了高杠杆率、高风险的美国经济“窟窿”，不久的未来又难易迎来高回报率“技术革命”的突破，即连“新技术革命”泡沫都未处理完毕，而且又难以证实次贷危机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期应属遥遥无期，更何谈高附加值经济增长源(注：即使低碳经济并不具有高附加值)的来临，具体可参阅论文二。
2. “里根经济”即新自由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至少遇到了瓶颈，也累计堆积了数量惊人的高杠杆化资产；而其赖以运行的基石即在国内与国际同时推行金字塔型经济结构这一国际政治架构也遇到了挑战，其典型的代表即东亚经济体与美国间“相互绑架”的模式行将走到历史的终点，而且现实而言也难易继续维持下去。与之伴随而至的是美国经济的转型压力日增，否则将带来社会动乱的巨大风险与代价。
3. 随着结束美元霸权与东亚经济体庞大外汇储备瘦小化的迫近，市场泛滥着由长期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美元”资金将呈现长期化，资金的“富态”化将对包括美国在内全球经济的常态运行形成日益扩大化的挑战与压力，或则说经济危机将呈现常态化的趋势。(注：据国际金融学会报告指出：2010年新兴经济体吸引国际私人资本为9900(亿美元，以下同)，今明两年将有10410与10560流向新兴经济体，其中中国为最大资本净流入国，约占前记总量的1/4(每年约2500)。据IMF数：美元在国际储备的比重从1995年的59%上升到了2001年底71.5%，自2001年就开始下降，截至2010年已经跌至62.1%。另外，欧元区各国债券市场规模占全球45%，已超过美国的32%左右份额。)
4. 美国与西方国家日趋严重的债务负担，美国所特有的国际收支赤字状况并未显露出缩小的趋势，自实行里根经济以来私有化的推行导致公有资产在急剧萎缩，而在次贷危机处理过程中政府“不得不”接受的资产严重依赖今后的经济趋势，大量被“捂盖子”的资产更是受制于今后经济趋势，所有这一切都压缩了货币当局调控经济运行能力即力度与深度的空间，以及对经济规模“杠杆化”的操控。即表现在操控工具上就是难易调控利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甚至现价增长率间的平衡关系。而难易实现的高现价增长率就难易实现减轻政府债务负担的欲求，而美国更有“强势美元”与“弱势美元”背离矛盾关系的克服难度在加剧。更通俗地说就是理论上导出的低利率、低通涨与现实上高利率、高通涨的需求，以及政府的低利率、高通涨的要求往往难易同时满足。
[实例1-12] 《国际金融报》在2011年6月20日的《美联储：创新？玩火？》中称“6月19日，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支持下，美联储内部正在就制定准确的通胀目标展开探讨，而且这一目标很可能是5%。此举可看作是美联储对调高债务上限的最后通牒：要不就放开债务上限，要么容忍通胀提高。”…“美国高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经济已经陷入‘滞胀’。经济复苏乏力，通胀率又在高位，美国迎来了政策瓶颈期。”
    即作者在第四节中所指出的：美国经济步入“日本化”轨道(注：泡沫经济破裂后的日本经济现状)的风险在加剧。而“日本化”这真是美国在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史上创下的一段经济战争“神话”，但对日本而言则是苦不堪言的痛苦一页。所以，对美国而言即使极力挣扎、也必须试图回避的一个现实，但还难在次贷危机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危机即资产负债表失衡型经济危机。
5. 美国更有现在为止的“虚拟经济”运行模型与将来正确选择的“实体经济”运行模型这对矛盾体间平衡关系难易取舍，现行的经济模式其“惯性”的冲击力也难易预测。(注：2010年全球金融资产规模已高达GDP的3.4倍，其中美国为4.2，欧元区为3.8，英国为3.5。另据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为英国《金融时报》的《美国金融改革不容乐观》撰稿文中金融保险业占GDP百分比的数据，美国：1947年2.4，2008年7.4，2009年7.9；中国：1981年1.6，2009年5.2。)
6. 美国，其政治运行的惯性以及日趋升高压力的迫切需求下，对战争或动乱的“渴望”将日渐增高。因为战争与动乱永远是改变国家间相对实力关系的简行有效方法，这是“铁则”。美国已经进入战略焦虑期：即将遇到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国际政治态势与美国国家地位的下降。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前指美国需要对三种选项作出选择，简而言之战争还是结束霸权。更一言蔽之：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着世界的未来，或则更确切地说美国政策取向有更倾向于战争(包括局部战争尤其是针对中国)的风险。换言之，美国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国途中就急不可耐地展开包括经济战争在内的各种形式战争：企图扼杀中国的发展权。因此，国民需要坦然面对这一无法选择的现实，无需惊恐、也无退路可言。中国要发展，必然也无法回避与维系至今的金字塔型国际经济体系发生冲突、甚至剧烈冲突，世界也需要改造经济结构以适应中国、进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崛起。

当前的国际政治架构并不是不利于中国

  这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些要素》一文中的节选，详请参阅该博文。

    美国清醒地认识到：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在全球中的地位不是峰点而是一个不可逾越历史记录的最高点。所以，美国关心的不仅仅在于与某个竞争对手的竞争，更在于竞争后的美国地位能否至少保持不变；美国需要注意的不是某个领域，而是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不是某个竞争对手，而是全部竞争对手、甚至属于潜在力量。基辛格有句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但是，这并不完全适合变化中的国际政治现实：美国可以控制经济，但能控制国际政治？拉登所代表的势力兴起至少说明即使美国控制了经济与军事，但还是不能控制国际政治。而美国的地位改变都会影响国际金融集团是否继续支持美国，即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更担心美国是否会被抛弃。对俄罗斯而言：保持军事竞争实力是能否有复兴机会的全部家当。俄罗斯清醒地认识到：单凭自己的实力不足以抗衡对其战略空间的压缩、甚至分裂的危险。俄罗斯需要的是针对现实威胁的制衡力量，这一力量的继续存在；因为一个失去亚洲的俄罗斯至少还是俄罗斯，但是失去欧洲或高加索的俄罗斯将失去俄罗斯其存在的可能性。对欧洲而言：挑战美国、至少在经济领域即属于孜孜以求的“梦想”，也属于有尊严地生存的“天然要求”；而俄罗斯军事实力的存在也在如鲠在喉地刺痛着欧洲的神经，所以对欧洲来说最佳选择就是能够平衡美国与俄罗斯力量的存在，但是抑制中国尤其发展势头又是欧洲的必然选项。对日本而言：美俄中三方都认识到不出现两败俱伤的“坏运”则无需考虑日本对国际政治架构挑战的能力，但如果发生两败俱伤时就无法阻止日本对国际政治架构的挑战，尤其针对美俄的极强复仇心态更难易控制这个饱含兽性、缺乏理性的国家，这就是美俄中难的一致战略利益共同点。对新兴国家，尤其在今后国际政治架构中具有潜质的印度或巴西而言：如果不涉及两败俱伤则现实更多的是西方国家在忽悠这些国家，或则更确切地说不是这些国家的“福音”而是灾难的开始。现实上各种利益集团都需要资金甚至相对资金的来源地、这就形成这些国家或集团走在一起针对中国(以实现后中国时代)的共同利益点，但同时任何一方即需要保证“后中国时代”来临时自己战略地位的稳固、也需要确保自己未成为实现“后中国时代”的牺牲品、更需要一个战略制衡国家的存在。中国作为战略制衡国又恰恰是这些国家或集团的唯一共同对象，或多或少但日本除外。这些都是国际政治中一系列两难选择的集中体现，将左右着国际政治的今后走向。所以，对中国而言：任何时候超越美国不是目标，而是自然的结果。这因该成为中国的战略心态：超越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夯实基础，如何加速超越后的发展势头。即超越仅仅是万里长征中的某一步，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这也就是人们常常在各种各样评论中的口禅语即“中国经济规模是够大的，但摊到人均上就显得太小了”的含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