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谈话161：人性善的圣人政治文化的致命危机

上一文谈论中国专制等级少数人统治的道德素质依据，这种以德治国的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但是中国文化历史实践证明，这种政治理论是形式主义的，是很不成功的。　　

中国有句政治警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回顾中国历史，中国政治“失道”的多，鲁迅甚至认为中国文化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是中国人奴才精神的历史，退一步说，中国历史发生了很多次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社会生灵涂炭，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中国人已经被驯化成奴才精神，已经如此甘心于屈辱的地位，却还屡屡揭竿而起，说明中国民不聊生已到了忍无可忍，连奴才的地位都坐不稳，也说明以德治国文化在历史中是多么不堪一击，以德治国文化内生性的包藏有致命的社会危机。　　

那么这种致命的文化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首先，我们假设如若以德治国的理想能够真正实现，那就根本不会产生文化危机。　　

任何政治文化都会追求一种理想价值，关键不在于它的理想价值多么动听和美丽漂亮，多么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多么令人心驰神往，关键是在于，它的理想价值能不能实现！　　

《老子》八十一章讲了一句很具有批判性的话：“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如若不能实现，再好的理想价值也不过是画饼充饥，更令人担心的是，“美言”会被盗用为骗人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为李林甫式的口蜜腹剑。　　

中国文化遭受多次毁灭性的历史灾难（农民起义等阶级斗争），不都是因为中国文化实际价值观与理想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吗？不是充分证明中国文化理想事实上是在缘木求鱼吗？　　

这种理想与实际的对立，这种言行不一的矛盾，是如何的损害中国的文化？　　

概括的说，言行不一即理论脱离实际，会把中国社会矛盾掩盖起来；矛盾被掩盖，矛盾对立斗争就不能及时化解，对立双方就会越来越水火不容；这种对立性也表现为理想和实际（形式和内容）的对立，随着实际越来越背离理想，政治理想就越来越成为政治泡沫，当这种泡沫彻底粉碎，实体政治也就被彻底的否定和推翻。　　

言行不一的文化，一般是政治理想定位很高，而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所产生的文化矛盾。　　

那么为什么把政治理想定位的很高？　　

这是因为少数人专制等级统治，实际是压迫大多数人，但是统治艺术必须采用欲擒故纵，相反相成，也就是统治阶级越是谋求自私的特权利益，它的政治理论就越是否定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把自己说成是大众利益的代表。　　

这种声东击西的高调政治宣传，看透了其实是一种野蛮的很不高明的强词夺理。识别它的方法是：听其言，观其行。　　

言行不一文化政治内容是：　　

统治者把自己标榜成社会正义的化身，实际上统治者是以人间上帝的身份自居，给自己带上了神圣的精神光环，逼迫民众崇拜他们（官本位）；统治者头顶正义光环，真理永远掌握在他们手上，如同狐假虎威，高高在上，作威作福，谁敢反抗，谁就是藐视真理，谁就是大逆不道；如同正义精神不能讨价还价，他们的权威也不容置疑，如同正义精神永远不易，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是稳如泰山，永远不变。　　

言行不一的文化，必然会导致政治悲剧：　　

它的无限高的政治格调，是它政治地位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依据；而政治地位至高无上，必然导致少数人垄断了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垄断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参见上文人性原罪政治文化论述）；这种腐败由于没有制约它的文化对立面（因为高调政治形成的绝对文化优势，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统治方式，以金字塔垂直高效的权力结构，占有了一切文化资源），而无法无天，泛滥成灾；统治文化矛盾的对立面被极端的压迫，而使矛盾被掩盖；在掩盖封闭状态下，矛盾发展会越来越尖锐；矛盾越尖锐，就是理论越来越脱离实际，实际的极度腐败和童话美丽般的理论，终于发展到纸包不住火，理论和实际反目为仇，社会不能再容忍它们彼此反差和两极对立发展，于是社会文化毁灭性的自我爆炸。　　

陈胜起义“伐无道，诛暴秦”，就是以一种理论和实际一致的文化口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用统治文化的道，去打倒统治文化本身。　　

可见，中国文化的自相矛盾，即理论脱离实际，既为中国专制文化长期延绵提供了思想制高点，又是中国专制文化腐败和经常性崩溃的根本原因，堪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国文化就是如此经常性的自我毁灭，但它又有顽强的生命力，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存韧性，就如同一首诗的描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也可以作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如同一个家庭，家长的思想要求很高，家教很严，但是因为家长言行不一的本性难改，上梁不正下梁歪，因此这个家庭不服管教起来造反的逆子也是最多。　　

中国农民大起义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历史规律，这种文化现象，是国际学术界一个重大文化研究课题，本文的认识意在抛砖引玉，如若有助于增进这方面的认识，本人甚为鞭策。　　

中国文化一而再的发生了如同人间末日一样的历史大灾难，后来中国人看到历史经常这样重复，有点好了伤疤忘了痛一样的麻痹，已不再有震撼性的心惊肉跳，如若我们设身处境，会是多么痛感绝望！多么悲天悯人！　　

进一步认识理论脱离实际的文化，还必须借助比较分析它的对立面，即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　　

相对说，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它的理论调子不会很高，因为太高了，实际就联系不上去。因此言行一致的文化方向，决定了这种文化不能唱理论高调。　　

这种文化肯定也有深刻矛盾，但是因为它靠近实际，文化实践中的矛盾没有被掩盖，矛盾充分得到暴露，也就意味着矛盾的对立面有对等独立条件进行斗争，这就是矛盾的开放性；实现了矛盾开放性，就能实现矛盾双方的相互制约；有了这种制约，矛盾双方在斗争中实现利益协调和妥协，即产生矛盾的统一性，这就是真正的矛盾双方通过斗争而实现和谐的路径，而且是唯一的哲学精神意义的路径。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文化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中国特色的民族自我毁灭（农民大起义）一样的文化大危机。　　

那么什么样的政治文化要求理论调子比较实际？什么样的政治文化要求理论调子很高？　　

一般来说尊重民意的政治文化，理论调子比较实际，也即民主文化。民主文化能够使社会大众保持较好的个人独立性，而独立性是实事求是和言行一致文化生存的基本条件，反过来说独立性文化是言行不一政治文化的克星。因为文化有个人独立性，文化才会有是非价值观，而具有是非价值观的文化，最不能容忍的谬误就是虚假的言行不一。　　

而代表少数人利益的专制等级文化，必然和言行不一的文化臭味相投，他们谋求自身狭隘的特殊利益，这种自私利益是不能公开主张的，恰恰相反，实现这种特殊利益，必须欲擒故纵，如同辩解“此地无银三百两”，少数人越是谋求自己的利益，就越是口头的去主张谋求和实现广大民众的利益。　　

这一点《荀子•王制篇》讲的很透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决定权在老百姓手上，但是我又可以骑在他们头上（水能载舟），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懂得水性，民心好比水性，笼络民心简便易行的方式（性价比最高），就是给老百姓戴高帽子，讲老百姓喜欢听的话，对老百姓甜言蜜语。　　

赢得民心的目的是为了水能载舟，这种少数人和多数人权力的绝对差别，这种政治制度等级压迫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文化永远存在着理论和实际的根本对立性的矛盾。　　

最后作一个小结：中国文化是一种政治理想很高调的文化，但是这种理想永远是叶公好龙，夸夸其谈。在口头高调文化的背后，中国文化实际内容是等级森严的政治压迫，而人性原罪的特点，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永远也不会喜欢上公平正义！让政治特权喜欢上公平正义，就如同使狼喜欢上羊，因此中国文化的政治理想，在特权等级制度下是普遍的被束之高阁，不仅如此，中国政治理想文化为政治特权精心打扮，进行理论辩护，客观上有助纣为虐的嫌疑。　　

中国文化表面很高雅，很好看，但中国人得到的仅仅是华而不实面子上的虚荣，而实际生活充满着不平等的屈辱。　　

中国文化理论和实际的背离，使中国成为个人权力被剥夺的最多的野蛮国家，正是以这种剥夺为代价，使中国对外形象表现为没有个性活跃的礼仪文化大国。　　

再结合上一篇文章（《少数人统治的文化属性》）进行小结：　　

基督教认为人性是恶的，因此它不相信任何人，任何人要搞个人崇拜都是一种妄想！西方文化因此而走上民主和法治。　　

中国文化相信人性是善的，人性善的代表就是圣人，中国文化绝对崇拜圣人政治，它幻想圣人的出现！幻想百姓能得到圣人的感召！它赋予圣人至高无上的上帝一样的权力，但是天地不仁，圣人一样的政治领袖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而恶棍一样的　暴　君在中国历史上却层出不穷。　　

人本性是善？还是恶？人类文化的实践难道不是充分的给予证明了吗？中国文化对人本性的历史取向难道不需要幡然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