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的义利之辨与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

　　内容提要：本文从《盐铁论》相关篇章切入，梳理了不同思想流派的义利观，以及附着其上的国家治道、经略周边之道。在中国重回世界中心这一大势之下，理解中国思想传统中义利之辩的丰富内涵，探讨“正确义利观”的“古今之争”，将可促进我们形成中国本位、内外一致、世界通行的中国价值观。

　　关键词：《盐铁论》义利之辩 经略周边之道 中国价值观

　　中国是一个历史传统极为深厚的大国，历经多番生死存亡的磨难，在内政外交两面都有着浴火重生的宝贵知识财富。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可能成为现代中国之于其他国家的独特优势。

　　汉代的桓宽所著《盐铁论》堪称理解传统中国优势的绝佳入口。这是因为，盐铁会议不仅仅是一次“中央经济会议”，它不只关注盐、铁、酒榷、均输等财经问题;还是一次“中央战略会议”。内政无法与外交决然分割，财政深度嵌入治理，这些方面又都体现为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之间的义利之辩。

　　汉高祖刘邦以“暴秦论”凝聚人心，同时又承继了秦朝政制。在治国理念上，汉高祖以降，吕后、文帝、景帝直至汉武帝初期，皆推崇“无为无不为”的黄老学说，以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勤俭节约、宽刑简政、和亲止战为政策主轴。直至武帝亲政之后，一改无为之治，对内取消封建、全面恢复秦之郡县制，对外结束和亲、改为兴兵讨伐匈奴、安定边境。武帝去世前，立刘弗陵为储君，赐《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给霍光，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共同辅佐年仅8岁的汉昭帝。

　　盐铁会议召开于汉昭帝始元六年，此时距汉武帝去世已6年，但昭帝只是个十几岁的懵懂少年，一应国是要务皆由大司马大将军首席辅政大臣霍光主持。霍光想恢复文景无为之治，为此特意选拔召集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与主张秉持武帝大政的御史大夫等一批能臣干吏展开廷辩，内政外交、国家治道、王天下之道皆为辩题。后世常常将双方论点概述为王霸、儒法之辨。

　　王霸、儒法之辩，就是传统中国的义利观之争。儒家事事称王道，主张“法先王”，“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法家以申韩商鞅为师，声言“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表面看来力行霸道的汉武帝在政治实践中成就了儒家支配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在政治理念层面也并不是儒家与法家的判然两立，而是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王霸杂糅。下文以《盐铁论》涉及对外政策的篇章为线索， 先分别厘清儒法王霸各自为何物，再辨析王霸杂糅之义利观，最后初步探讨“正确的义利观”，以期为当今中国周边乃至全面外交战略之恰切镜鉴。

　　《盐铁论》中的儒家义利观

　　作为首席辅政大臣，霍光受命于汉武帝，但他代昭帝主持国政时，并没有因循大有为时期的武帝方针，而是“轮台罪己”之后的晚年武帝政策。《盐铁论》六十篇，除第五十九、六十两篇结论以外，每一篇均以文学之言起首，又以文学之言结束，这种结构安排显示了作者的态度，也体现了霍光的政策偏好。贤良文学所主张的治道，以德教、义礼、农业为本，以实力、利益、工商为末，崇本抑末，德怀远服，内外皆然。

　　儒家义利观以道德教化王道仁政为轴心，首在节制欲望，用仁义教化而非利益引导百姓，“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让老百姓浸淫在礼仪之中，实现移风易俗文明教化。如果诸侯都去逐利，大夫会变贪婪，一般士人也会随之败坏，普通人更会退化成盗贼，这正是以利引导百姓的恶果。

　　其次，为了推行德教，国家经济运行应以农业为本，国家财富应以农业生产为来源，重农、兴农即为进本退末。奉行王道者应重本轻末，尊崇农业，抑制工商，工商事涉器物，重在是否实用，无关治国根本。务本，就要戒除骄奢淫逸，“示人以朴”，让老百姓也务本。经济、社会政策亦应如此。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皆不可行，弊在与民争利，导民逐利，违背善良风俗。

　　最后，对外政策也不例外，要在贵德贱兵，“王者崇礼施德，上仁义贱怪力”。仁义、德教是一种普世价值，不仅用于教化国内百姓，还可以作为价值观外交的内核对外推行，“近者亲附、远者悦服”，“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废弃德教，推行武力征服和屯边防御，则战线太长，后勤供应艰难，边境将士饥寒;兵役徭役过重，老百姓也为此劳苦不已，怨声载道，国家财政也不可持续。以上种种皆因应对匈奴的政策有误。天下一统，政治安定，无需担忧边疆的蛮夷部族，天子不必征伐，而应以德服人，施以恩惠，他们自会归服。

　　《盐铁论》中的法家义利观

　　法家义利观与之不同。首先，设立盐铁专营、酒榷、均输、平准制度，的确是为了解决国防费用不足问题，而国防是必要之事，绝非不义之举。匈奴长期为祸边境，战略防御和进攻当然会令百姓劳苦，但若不如此，则百姓必遭匈奴侵掠，边地不宁，危害更甚。如果取消盐铁专营，废除酒榷均输平准制度，国家财源不足，边防将士处境不易，也未必就能修养生息。

　　其次，盐铁专营、酒榷、均输、平准制度有其长期战略价值，而不仅仅是为了短期拓宽财源。全国财力、物力、货殖分布各地，不能自行流通，必经工商业辅助才能活络，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调节工、商、农、财的用度缓急，增加国民财富。一旦取消，就会产生诸多不便，古今圣贤也多循此想方设法便利百姓。中央设置盐铁官，取代郡国诸侯，消除了很多危害国家和百姓的弊端。均输旨在平衡物力，平准是为了防止贱买贵卖、一切以利为导向，让不同职业的百姓各守本分。这些都是平万物、利百姓的事情，而不是什么百姓犯罪的祸源。

　　第三，欲有文事，必有武备。历史经验表明，安抚四方不是靠道德教化，而是靠武力威慑。兵役和边防制度自古就有，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扶危助困，善良的人们也不会归服。所谓明王之道、道德教化只适用于小地方，不能作为安民富国的根本。明堂、辟雍、制礼造乐当然很重要，但朝廷向少数部族宣示天朝威仪，使之畏服朝拜，也是必要的。贤臣良相当然也很重要，但这与外敌是否入侵是两码事。天子是天下的天子，有不降服称臣的人，就应该有战备，做好用兵的准备。如今，天子在上，匈奴公然为寇，这也违背了仁义，所以应该讨伐不义之人，防备不仁之人。

　　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的外交战略之辩

　　儒家王道主张“修孝文时政”，恢复“无为无不为”的黄老之治;法家霸道主张教伐有别、王霸杂糅，这构成了第二次盐铁会议的主题。具体而言，贤良文学认为圣王应“见利虑害，见远存近”，安内才能攘外，停止用兵，用厚礼、和亲政策谋求和平，再图礼乐教化。御史大夫认为攘外才能安内，应保持主动进攻态势，肃清边患，才能长治久安，不能功亏一篑，错失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良机。双方就此展开激烈辩论。

　　御史大夫认为和亲政策已经失灵。大汉立国以来，一直对匈奴友好，匈奴却始终不改其烧杀劫掠本性，不断骚扰边境。因此，对于匈奴这种蛮横部族，无法文德怀柔，只可武力折服，兴义兵、诛暴强，开疆辟土，救难除害，正是为黎民百姓长远利益着想。贤良文学则满怀另一种忧患意识。过去，秦朝也曾南败越人，北却强胡，却导致百姓困苦，国内溃乱。君主却不体察此民情大局，一味以武力扩张领土、一统天下，最终一人揭竿而起、万众呼应，帝国解体。相反，周朝谨小慎微，由弱变强，这就是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御史大夫据理反驳。秦并吞天下，不是因为其他战国“服其德”，而是“畏其威”，一个国家实力强，则诸国来朝;实力弱，就要朝拜他人。贤良文学表示反对：用义礼治理国家，国家的政治正当性永远不会枯竭;用暴力统摄四方，却终将像秦朝那样亡国亡族。虞、舜都是尧的助手，汤、文都是夏商的臣子，他们能够让八方服从，四海朝拜，不是靠广土强力，而是靠王道德教。

　　御史大夫进一步引申道，中国与边境，就像四肢与内脏，唇亡齿寒，失去手足，整个人就残废了，肢体受伤心神不宁。没有边境，内地就会受害。攻打匈奴，初期劳苦百姓，却可保其长远福祉。文学批评道，这并非为社稷长远着想的最好战略，最好的战略当为以德服人。

　　双方接下来就西域政策展开论辩。文学把朝廷派兵屯驻西域称为国家衰败之源，而匈奴也没有降服。御史大夫辩称，没有降服的原因是群臣不一致，上下不配合。文学说，大臣应该考虑百姓的疾苦，解匈奴之危不应仅仅注重战争，而应遵循圣祖的心意，奠定天下太平的基业。御史大夫说，屯兵西域，使西域各国从匈奴的助手变成了匈奴的敌人，这是群臣通力合作谋划的结果;如停战放弃西域，就会功亏一篑。文学却说，你们的对外政策往往都是不考虑后果的权宜之计，而忽视百姓疾苦。只有对入侵者推行文教，以仁义引导，方可彻底杜绝边患。御史大夫则反驳：你们这一套以德化之的主张是无法实现的，无备则有患，道德教化也离不开现实力量的支撑。

　　文学再次展现了对王道仁政的执念。文学说，天下应以义取之，以德守之。以利取之、以法守之是本末倒置。只有文治德教可以长久，武力征服不可持续。御史大夫说，治理国家，无论王霸，均应讲究天时、地利。文学说：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凭借险要的地势阻挡敌人，不如施行仁义去阻挡。

　　随后，文学祭起了文明教化的大旗：四海之内皆兄弟，世界上没有不可教化的百姓，只要施行仁义，民众就会如影随形般追随。御史大夫反驳道，无征伐而服不义，无城垒而御强暴，自古未见。教化有别，圣王循性而化，不服从的，还是要派兵征服。

　　御史大夫说，中国才是天下的中心，人才汇集，礼义完备，财富充足，我们攻打匈奴是以智慧谋取愚蠢，以义讨伐不义。匈奴不是一个文明，他们上无义理法律，下无正常秩序，君臣互相欺诈，上下没有礼节，用柳条编造房屋，毛毡做屋顶，内部防守也乏善可陈。而文学则认为，匈奴的这些特点恰说明他们比较朴实，“法约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从。嫚于礼而笃于信，略于文而敏于事。故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因此，很难将他们彻底赶走。兵者凶器，不可轻用，因为会导致强弱存亡的瞬间转变。御史大夫说，武力攻打匈奴是讨伐不正义，是承继高祖、文帝、景帝的功业，也是圣明君主多年施行仁义的结果。文学却说，战胜后应修礼义，走夏商周之路。胜了却不停战，长此以往，必致国家灭亡。外部没有敌国之忧，自己又不是圣人，就很容易骄奢淫逸。

　　儒法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

　　《盐铁论》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讨论对外政策问题，辩论文治武功、王道霸道、德治法治以及内政外交的关联，核心在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文学一派主张王道之治，用仁义道德治国理政，建立一个慎用民力、一切以农业为本的简约政治体系。而御史大夫一派认为，仁义道德当然重要，但要区分问题的性质和人的不同品性。对大部分人可以推行文教，而对冥顽不化之人则不适用。对匈奴作战是被迫的，并非主动侵犯，而且是长期战略。

　　简言之，儒家义利观是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主张崇本抑末，德怀远服。法家义利观则强调义利并用，文事武备，教伐有别，王霸杂糅，以追求长治久安。儒家强调“义以生利”，法家强调“义利并用”。墨家则尚利贵义，“义利天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在墨家看来，利即“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既包括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也包括经济富足与政治善治，最终目标是通过“兼相爱交相利”，实现“国家之治、天下之富”。

　　儒、法、墨的义利争论发生在古典时代，它涉及对外政策的“价值观”与“实力”两种工具之争，也涉及经济政策的“本末”之争、“放任”与“干预”之争。这些关于国家治理理念与政策的讨论，今天也不失其意义。

　　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首先是价值观的对立，而且是以两个国家集团各自的实力为支撑的。实力和价值观并用，并不仅仅用于对外防御，同时也用于在内部凝聚关于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共识。

　　社会主义是一种有着巨大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普适价值。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以自由世界自居，其内部的种族压迫等问题却一直为各国人民所诟病。作为意识形态竞争的结果，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民权运动，有色人种和妇女的处境有了较大改善。此后美国开始把自由、人权、民主作为推行其“价值观战略”的舆论战工具。但实质上，这种价值观外交及其所构想的国际秩序，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军事实力和技术优势为支撑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醒人们深思：何种文明支配未来的世界秩序，它就将成为文明的“最高标准”。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隐含着对其他文明生存权的忽视;种种动听词藻包装的“世界构想”，似乎要为人类设定别无选择的未来。

　　好在并非别无选择。新世纪以来，中国和平地实现了经济振兴，而西方陷入经济衰退，实力相对减弱。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对三四十年来兴起的西方价值理念的质疑和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从未完全以利益为导向，而是有原则、有情谊、有道义的。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注重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但国际主义、真诚待人、帮助受援国发展基础能力、实现互利共赢的精神，贯穿不同时期的外交战略之中，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一脉相承的“义利观”。

　　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应倡导社会主义的“正确义利观”，把中国的发展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发展紧密关联，推崇“亲、诚、信、惠、容”等理念，“亲”、“诚”、“信”、“容”指向义，“惠”指向利，义利并用，又以义为重。这种义利观是价值观与实力的结合，体现了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幸福等理念。这更接近于墨家的“尚利贵义”。当然，“正确义利观”的内涵仍有待丰富。就此而言，汉初的《盐铁论》所蕴含的治国思想的讨论，仍可帮助我们深入思考中国本位、内外一致的中国价值观。

　　【注释】

　　[1]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中华书局1992年第1版，第568页。

　　[2]《商君书·更法第一》，中华书局2011年第1版第5页。

　　[3]《盐铁论》第一，十二，三十七、三十八篇，第四十二至四十八篇，第五十二、五十三篇。

　　[4]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尚利贵义论”(黄伟合：“墨子的义利观”，《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义利并行论”(商聚德：“传统义利观要义及其改造与转换”，《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4期);“义利和合论”(陈力祥：“王船山义利观辩证”，《江淮论坛》2006年第6期)。

　　[5]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中华书局1992年第1版，第2页。本节及其后两节所引论述，均引自该书。

　　[6]参见黄伟合：“墨子的义利观”，《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第115-124页。

　　[7]参见叶自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中国外交”，《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24-29页;以及楚树龙、王青：“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第2007年第12期，第3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