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回忆：一九八八年，我们曾经准备唱响“毛主席听了真欢喜”的歌(另四篇)

个人回忆：
一九八八年，我们曾经准备唱响“毛主席听了真欢喜”的歌(另四篇)

风云啸

也许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高校，这里的学生大都是平民子弟。所以，尽管外面对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的种种丑化有时让人目瞪口呆，然而，从日常交流中看的出来，大家对于毛主席都有一种很自然的亲切感。

我觉得，毛泽东时代的两个运动会长久的记入史册，这就是人民翻身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在毛泽东时代多少人站起来挺直了腰杆，又有多少人结束了祖祖辈辈大字不识的蒙昧生活。这些人从内心的深处感激毛主席，他们又在以“我们热爱毛主席”为主题的课堂上看到了新一层次的文化和文明之光。可以这样说，在这样一个民族新生的年代里，每一枝新叶都蕴含着毛泽东的光辉。越是边远和贫困的地方，这种光辉就越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意义。毛泽东已经浸入了整个新生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血液和灵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他已经成了我们整个民族精神的凝聚点，他就是我们这个新生国家的社稷的图腾。

也就是在一九八八年，媒体中毛泽东的形象否极泰来。记得有一天晚上我闲逛到校外一个小小的个体书屋，没想到这个从前主要卖武侠言情书籍的地方在显要位置放着几本有关毛泽东的书，这里面最受欢迎的，大概是权延赤的《走下神坛》。这些书销售很快，甚至连只要含有有这方面内容的专辑，也读者众多。记得美国特里尔的《毛泽东》，也是这时期在国内流行开来的(奇怪的是，当时新华书店等正规发行渠道，这类书却很少，甚至几乎看不到)。

至于民间，种种与毛泽东有关的消息，正快速的在想象和丰富中传播。

学校举行文艺会演，我们班主任组织我们班报了两个节目。其中一个，是四人小合唱：《打靶归来》。四个高大有力的小伙子，整齐而认真的唱着欢快的歌儿：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的歌儿唱的好，夸咱的枪法数第一。
一二三四！一、二、三 —— 四！

几个小伙子唱得不错，配上口哨，效果相当生动。我们都很高兴，指望靠它来获奖呢。

节目报了上去，最后上面没有批。据说原因是：防止极左回潮。于是我们都感到很灰心。

几年以后，全国从上到下各个方位都掀起了毛泽东热，我想，这应该与一九八八年时中国民间毛泽东热的伏笔是分不开的。

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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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回忆：一九八八年，我曾焦灼于国家的安全统一问题

这两天忽然觉得，写个人回忆也许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当时的事很多，自己的观点看法也有很多种。可是写起回忆来往往会自觉不自觉的把后来看来较有价值的集中起来，而把那些后来一回顾觉得价值不高、很不成熟甚至相当幼稚的观点忽略过去（这些也往往回忆不起来）。这样，通过有选择的回忆，就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性给人塑造了与当时实际并不一致的形象。

然而，由于那些片断的有些价值，还是接着回忆吧。

在1988年3月的一次大学生研讨会上，我曾经做出了下边的即兴发言：

“台湾问题，两岸谈了吗？谈了。《文萃》报上登，蒋经国说，争取在我和邓小平都健在的时候解决统一问题。但是，没想到，他那么快就去世了。

“统一了对两岸都有好处。统一问题，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任何外国。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他们都想在世界上多控制一些地方，都想控制的更稳固些。从国际影响上来看，他们谁都不想看到中国那么强大，中国强大了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好处。

“夜长梦多。不能拖了，拖长了就会有很多想不到的麻烦。

“我们呼吁：双方尽快作出让步，促进祖国统一。”

过了一段时间，国内一些媒体开始批判外国人宣传的中国威胁论，申明中国发展强大不会对别的国家造成威胁。当时我想：外国人的《中国威胁论》出笼应该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申明是有必要的。但中国也不能因为外国人的宣传而缩手缩脚，还是要该做什么做什么的发展自己的。

其实，那个时期里，我感觉最忧虑的是来自外国的威胁。

还是从前提过的中华书局版《史记（七）》，有一段话我抄录后曾经反复阅读，联系起现实，甚至让我相当一段时间忧心仲仲。

智伯欲伐仇猷国，道险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之，载以广车。仇猷大悦，除途纳之。赤章曼支谏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今以大遗小，卒必随，不可。”不听，遂纳之。曼支因断毂而驰。至十九日而仇猷亡也。

回忆起来，当时忧心的，应该并不是大开其门迎接大钟，而是当一味的面向大钟这个发达的符号时，如此之多的人没有去防范随之而来的凶险。很多人都可能会想到之后我会得到什么，而没有想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继而我们绝大多数人会失去什么。

面向现代化是必要的，但要看好脚底下。

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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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回忆：一九八八年，面对越搅越浑的诡辩之风

那年正是大一，在论辩中转啊绕啊最后占得上风的风气骤起。新名词大爆炸，新命题大爆炸。比如说，今天可能很严谨的证明“白马非马”，明天可以继续用事实证明在很多地方的确是白马非马，在以后就会义正辞严的要求杀了白马换匹狼来为人服务了。凡此种种，反正所有的道理都是要实践检验才成，今天吃马肉得到营养就证明了杀马是正确的从而进一步论证了白马非马。

那时喜欢看书的我很孤独，这么多的词语这么艰深的逻辑总觉得看不懂。于是就钻故纸堆，因为那些老古书和一些国外的经典哲学中的逻辑还能让我能够读懂些，就这样，同伴们给我起了个“老古董”的绰号。

在校图书馆找到了一册掉了封面纸页发黄的书籍，应该是五十年代的版本了，那是中华书局版的《史记（七）》。于是就生吞活剥的读，读啊读啊，读到了一段话，觉得很重要，就郑重的摘录了下来：

彼天下之辩有五盛三至，而辞正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杼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纠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

我想,它的大意大概是：你们别在那儿绕啊绕啊，搅浑了绕晕了对大家都不好，好也是短时间的，看清楚看明白才是最重要。清楚明白了才真的有益处。

看完这段话，再看那纷啊争啊，就觉得特没意思，特没劲。几年后听到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别在那里老是站在两边对话啦辩论啦什么的，你们就不能诚诚恳恳的坐下来共同研讨研讨吗，我就觉得这话特别在理。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一看那纷啊争啊的怎么又回咱们强国论坛来了，就又觉得特没意思，但是我不喜欢感到没意思，就罗罗嗦嗦的打了这么一片话。

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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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回忆：一九八八年，面对汹汹而来的庸俗批评潮

一九八八年，我读大一时，曾参加过学校组织的一次大学生研讨会。

那时，国内反腐败的声音很高，与之相伴的是一种对很多负责部门群体庸俗批评的浪潮。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次舆论冲击的背景是境外有预谋、有组织、有步骤地策动。可是，我和一些同学觉得批评气氛不对劲，不象是善意的建设性的。于是，我们几个做了即席发言。

发言的大意是：反腐败必须下定决心，对于蜕化变质分子要坚决清除。同时，要强调人民的利益，群众的利益，要注意学习。批评要注意大方向，要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局，不要求全责备，没有必要使人人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

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左非常敏感，我在当时曾用自己的话引用了几句毛主席的论述，但不敢也没有说这是毛主席说的（以免逆反心理）。但是，感觉这几句话是很有力量的，获得了大家的赞同。

今天翻了翻大学时候的笔记，现把当时发言时依据的原文转抄一下：

一、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责，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样的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中在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二、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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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回忆：
一九八七年，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九八七年，时读高三，有一次在政治小测验试卷上给老师提了三个问题：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为标准的实践，是一年的实践？十年的实践？一百年实践？一千年的实践？还是一万年的实践？

这句话本身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如何避免由此衍生的盲目实践问题？

老师没有回答，事后也没有找我。但在课堂上对我在答卷中另外一题的回答大加赞赏，说了一句：“学习哲学就是要注意培养哲学头脑”。

二○○二年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