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韬：毛泽东和佤民族的“活人祭”改革

毛泽东和佤民族的“活人祭”改革　　

此文为摘引自马林韬《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哲学解谱》（三部曲）第三部《“余波”：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革命——对传统自由主义反思批判的思潮和学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第十三章《新自由主义为什么成了自由的原教旨主义》的一段内容。　　

现代西方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哲学基础完全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

这种在“价值不涉”——即对什么是社会真理的问题存在理论表现不足，于是就干脆地不理会、不探究，也不再去争论它了——的实用哲学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一旦在现代西方（形式上仍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巨大成就面前，却被不适当地上升为一种把普遍文化价值的真理和相对历史表现的形式混为一谈的绝对的社会哲学，进而又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今天采取超越一切时空环境和历史条件而强制地推行时，就往往会表现出一种“新唯理论”的独断性，并在实践的意志上表现为一种自由的原教旨主义（即教条主义），结果就必然地同它早期的历史际遇一样，将不可避免地陷于其自身的各种文化和社会矛盾之中。

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社会哲学。所以，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今天，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一旦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或社会转型国家的改革指导理论，实际上往往导致这些国家重蹈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曾经陷于社会危机的覆辙，形成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和政治动荡的痛苦局面，并造成多数人来承受社会变革的痛苦，而少数人充分享受社会变革的利益的不合理情形。

……　　

从以上所举美国和西方在非洲国家、伊拉克、巴勒斯坦进行民主改革实验的变异结果来看（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当今在世界范围以政治民主化、贸易自由化、市场经济一体化为主旨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运动，归根结底，就是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建立起一种符合人类现代社会理想和生活方式的普遍的社会关系（或国际社会关系）。但按照当今主导全球化和现代化运动的西方主流观念，却往往是把西方的民主选举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形式，再加上一个私有化，作为推行西方国家推行西方式现代化全球发展战略的超越时空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绝对形式和内容，却忽略了现代化更主要的应是建立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制度这个事物的本质和基础。所以，这才是美国和西方在新自由主义全球战略的推行中常常出力不讨好或事与愿违的真正原因。　　

然而，进行艰苦细致和深刻具体的社会改革才是真正实现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和基础。有了这个根本和基础，政治民主化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今天西方的民主国家，也正是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民主政治，而且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大约经历了四五百年的漫长历程。今天的人们可以缩短这个历史过程，但绝不能超越历史。所以，人们应该把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作为民主发展最根本的任务和最基础的内容，而不是本末倒置，或者说是绝不能搞成了“空头政治”。　　

另外，即使是社会改革，也常常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并需要政治领导人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和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最高政治领袖毛泽东也曾谦虚谨慎，对各种国家事务的处理更是处处留心、一丝不苟，特别是对复杂而敏感的民族事务的处理更是格外认真，还明确规定，各地对民族工作的大小事宜都必须报告中央，不得擅自处理——当时有个说法，外交工作和民族事务无小事。　　

中国云南省一位长期从事边疆民族事务工作的地方领导王连芳，就记述了这样一件很有启发性意义的事情。他说，建国之初在开展地方民族工作时，曾遇到在云南边疆的佤族中仍保留着用活人头祭天地、祭谷神的事情，是否严令禁止？经向中央请示后，毛泽东不同意用简单“禁”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要求暂不干预，只是规定不允许他们再到别的山寨去抢人、抓人来祭神，而只能在其内部处理活人祭的问题。　　

当时的佤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社会形态。正是这样，毛泽东表示，人家千百年来就是这样生活的，你一来就要强行改变人家的习俗文化，但又不能代替他们生产，要是人家真的收不上稻谷，岂不要怪罪你共产党？有些事情只能慢慢来。后来按照中央的部署，地方只是对他们搞了一些文化卫生方面的帮助和先进生产技术推广的示范。　　

但这个事情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而是耐心地等到了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时，才在接见被安排到内地参观和参加国庆典礼的佤族头人时问道：“你们现在还用活人的头来祭谷子吗？”对方答：“还用。”毛泽东又说：“你们看，我们就不用，稻谷不是长得很好吗？种庄稼讲究的是科学。汉族人的祖先原来也搞人祭、人殉，后来发现这样不好，就改了。你们即使要祭神，我看也不要再杀人了。你们不是都很崇拜诸葛丞相吗？当年诸葛亮就教大家采取‘牺牲’和用‘馒头’的办法来祭神。‘馒头’，‘馒头’就是这样来的嘛，我们现在还在吃馒头呢。”毛泽东把这些头人们说得笑了起来。他最后又说道：“我倒有个建议，你们今后就改一改，用牲口和馒头，不要再杀人了，你们看怎样？”　　

当时的国人都把毛泽东敬若神明，于是，这些头人都连忙表示：“今后决不再杀人了，就按毛主席说的办。”就是这样，佤族以活人头祭谷神的事情才被彻底杜绝了。[①]　　

其实，这样既浅显明白又道理深刻的生动故事实在是很多的。　　

历史上，最早发展了资本主义的英国正是由于传统社会关系解体和以劳动人口过剩为主要表现的各种社会矛盾曾十分尖锐和突出，不得不靠一系列“血腥法案”的压迫和强制，才能保证和维护住大资产者利益和既定社会秩序。这种情形一直到了被称为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发展黄金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后期，才在各种社会运动冲击之下改革司法后而有所改变。

而同样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位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菲斯洛　伊　先生，却对以上那些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社会矛盾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竟因为自己理想和信仰破灭之后的心灵痛苦而自杀身亡了！菲斯洛伊是英国皇家海军贝格尔号环球航行科学考察船的船长，也是一位勇于献身于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督教新教事业的虔诚信徒。达尔文正是作为英国皇家的一名博物学家在随贝格尔号的环球科学考察中，才完成了《物种进化论》那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并对传统的上帝观念提出了挑战。在环球旅行中，菲斯洛伊船长曾希望把西方文明的基督教福音远播到哪怕是最原始蛮荒的天涯海角之地，后来他选中了南美洲的火地岛，因为那里的土著们还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菲斯洛伊船长的做法是从大英帝国带着志愿者的传教士来到了火地岛，为他留下了充足的食物和钱帛，约定来年再见，以便让他在当地的土著中传教布道，并把他们都教化成文明人。结果，当次年菲斯洛伊船长如期来到了火地岛时，现实的情景却实在是令他大失所望！因为他怎么也找不到那位传教士的身影了，后来好不容易才发现，那位传教士竟然也是裸身赤膊，早已是一副饥肠辘辘，与火地岛的原始土著们完全一模一样了……原来，就在一年前，当菲斯洛伊船长前脚才走，他的传教士就被当地的土著们一哄而上，劫掠一空了，他哪里还能去传什么教，布什么道？以上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文明不仅仅是灵魂，更是生活方式，而那些火地岛的土著们，眼下甚至连温饱尚不能满足，还哪里顾得上要去拯救什么灵魂呢？菲斯洛伊船长后来因为执著于信仰和深感上帝事业面临的种种不幸陷入了极大的心灵痛苦，最终以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菲斯罗伊船长似乎至死都没有弄明白，火地岛的那些土著民们为什么就不能皈依基督而成为文明人呢？

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总统宣布了黑奴的解放。但一时间，相当一些奴隶的“解放”却等于是让他们在这场伟大的历史嬗变中顿时丧失了原来那种最起码的生计——他们当时的生存状态完全是依附于庄园主，并没有丝毫的自由（财产）权，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独立的生存权——于是，就出现了许多黑奴全然地站在他们的主人一边而投入了战争，去反抗那些为了要解放他们的“北方佬”的情景。　　

20世纪30年代，当挪威伟大的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上演时，曾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剧中主人公娜拉为反抗丈夫的权威，争取个性自由，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最后断然地离家出走了……于是，人们都为娜拉大喝其彩！娜拉一时间也成了一个争取女权主义和个性自由的时代象征。但只有鲁迅先生格外清醒，他发表演讲，提出了“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问题？　　

是啊，娜拉出走了，自由了，但她“自由”以后又将何以为生呢？　　

这一切的问题和道理其实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②]　　

因此，在当今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运动中，要是把大国责任的全球发展战略和发达世界的各种经济援助，首先同对接受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相结合，并促进其建立起一个最有利于其社会平衡发展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基本的经济社会制度，那么人们最担心的世界人口爆炸问题、生态危机问题、各种社会动乱问题，以及直接危害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难民等一系列的问题就将会得到有效治理，并使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运动真正地趋于良性化的历史发展进程。　　

总之，美国（文明）发展模式即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虽然已自我提升地具有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三重特性的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形式，并似乎是实现了那个曾为历代的圣哲先贤们一直孜孜以求的所谓文化价值理想同社会实现形式相统一的“真理现实性”——具体就是把“自由、民主、人权”的人类价值理想同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但自由主义文化哲学的本质仍然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由这个哲学所确立“历史经验”的实践也证明了，自由主义实用的政治和经济哲学的理论缺陷仍然是其价值理念的抽象表现和缺乏对具体历史要素的科学辩证思维，特别是它内在的精英主义价值取向，更是使它并不具备建立普世主义新文化体系的真理所必须的那种理论和现实的统一性。

所以，在当今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里，一旦超越时空环境和历史条件任意地推行这种自由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的话，那就不啻是使它成为了一种自由的原教旨主义，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问题、矛盾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另外，新自由主义升级版“华盛顿共识”也并没有克服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体系最终的二元文化矛盾，因为它最基础的经济机制部分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非本质论的现象论和实用论的市场应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并最终形成为一种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也就是说，它文化价值理想的“自由、民主、人权”最终是建立在由资本来主导（即“以资为本”）的社会经济机制之上。因此，这本身就是充满了矛盾的。

在此还需要特别补充的一点就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即使对当今世界最先进、最发达的美国，也绝不是什么真正的万年福音，因为正是新自由主义重要经济学基础的所谓货币经济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实践和推行，最终导致了美国不久前爆发的次贷危机，并引发了一场可谓是影响空前的全球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