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数据为何破六而出

CPI数据为何破六而出　　

六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又如市场所预期的那样破六而出了。这种价格指数的增长因为把社会中、低阶层的日常生活费用又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因而让它们切实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凤凰媒体通过自己的社会调查发现，就是一些企业的白领阶层也在纷纷表示要通过自己的节衣缩食（比如减少苹果、猪肉、服装的购买等）来应对这种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的冲击。企业的白领阶层尚且如此，那些社会的低收入群体就更不用说了。　　

为什么CPI数据在这种政府宏观调控的严防死守中也还是在我行我素地一路冲高呢？一些出面阐释这种变动的专家说，CPI的增长数据一再突破政府调控的这个5%的警戒线，主要都是一些年初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所致。随着这种翘尾作用的不断耗散，在7月份将会很快出现一个历史性的拐点，由此CPI数据将进入自己的下降通道。　　

在对CPI数据破六的结构分析中，也还有一些人特别地提到了猪肉价格猛涨的贡献率。六月份猪肉价格上涨了57.6%，单此一项就对拉动CPI数据破六贡献了1.36个百分点。这种贡献率的结构分析表明，CPI数据的破六也不能老是习惯性地拿这种年初价格翘尾因素的影响说事。实际上，这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没能统筹协调好各种农产品的正常生产供应，也有着脱不了的干系。如果老是拿这种年初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掩盖这种生产环节和市场供应上出现的问题，那么不论是居民的日常生活费用，还是经济的通货膨胀，事实上都很难从根本上控制住。　　

生产是个基础性的东西。不把居民的消费品充足地生产供应出来，总想通过银行的不断加息和准备金率的提高等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遏制这种CPI数据或物价总水平的不断冲高，这都是很难做到的。　　

作为一种生活上的必需品，农产品的生产供应必须保持它的平稳增长才可能把这种CPI数据的增长控制在政府调控的警戒线之内。问题是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和市场供养总协调者的政府调控，在这种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上却采取了一种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态度，一出现问题就让市场自己去解决。一些蔬菜价格的暴涨暴跌固然是由其供求上的剧烈波动或大起大落造成的，然而究其根本却导源于这种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分散性和盲目性。农产品价格高涨时，农民就盲目跟风式的扩大自己的生产；农产品价格暴跌时，农民就躲瘟疫式的急剧减少自己的生产。盲目性支配着它们的生产，并支配着它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盈利、一会儿亏损，全然没有个定数。在农民苦苦挣扎在这种盲目性生产的支配时，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什么不去捕捉这种农产品市场供求的正常水平与生产的合理规模等用于指导农民进行理性生产的重要信息呢？为什么不去通过行业生产协会这种合作生产网路而把这些用于指导农产品理性生产的重要市场信息传达给这些分散经营的农户呢？所以，农产品的生产供应，其根子就在于缺乏这种供求总量上的统筹协调与生产上的合理安排。政府的宏观调控总想指望利润率的浮动可以自行调节好它的平稳生产。　　

面对一些网民对这种猪肉价格猛涨的抱怨，温家宝总理劝解道：“再过五六个月猪肉的价格就会降了下来。”这样的劝解肯定是极其灵验的，因为六个月正是生猪生产的一个正常的生产周期。吃这种降下来的猪肉，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种耐心的等待。　　

与其老是这样听任这种市场的滞后性调节，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什么不想着去逆势而动，并运用自己掌握的市场供求信息指导分散经营的农户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呢？就拿这种生猪的养殖来说，可把全国的养殖大户都纳入到这种统一的生产合作之中，用可靠的市场供求信息引导它们按照供需平衡的要求合理安排自己的扩大再生产。养殖的规模经营与生产的相互合作搞起来了，生产的盲目性就会减少，有计划的生产就可以把这种过山车式的农产品价格波动慢慢克服掉，并从根本上保障住它的平稳供应以及CPI数据不因为这种农产品生产供应的剧烈波动而屡屡突破政府调控的警戒线了。　　

总之，抑制CPI数据的破线，政府运用自己的市场信息和统筹协调指导分散经营的农户通过广泛的生产合作进行有计划的扩大再生产，是一个最基础、最关键的东西。当然，也还可以通过政府的集中收购建立起调控市场的战略储备。这种战略储备只是对市场进行逆势调控的应急力量，是一种必要的补充，但不能作为基础力量来使用。　　

2011年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