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三次尝试  （旧文）

毛泽东“一国两制”解决

台湾问题的三次尝试

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这是自2003年以来，胡锦涛对于发展两岸关系提出的第六个四点意见、主张、看法、建议。仔细考察这六个四点意见，不难看出其对台工作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而且我们还会发现“胡四点”同“江八点”、“邓六条”、“叶九条”，与毛泽东时期我们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政策的一贯性、连续性。本文就将全面梳理1957年、1965年和1975年我党三次对台重大决策，并从这些方针政策演变中，分析我党对台政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1957年，中共向台北提出的十项和谈条件为：一、台湾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台湾自治区主席；二、台湾在整个中国范围，享有自主权。可设自治区，台湾籍多人将被起用；三、国民党军队保持原状，仍由蒋介石统率，但改为解放军的番号，蒋介石将以中央政府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名义握有台湾兵权（主席是毛泽东、朱德等是副主席）；四、国民党军政人员如不愿留台者，悉依其志愿，回大陆、赴美国，可自由选择。回大陆者将安排工作，照顾家小；赴美国及其他国家者，将来如愿返乡，随时可以归去，并无留难；五、目前在海外的中国人士，无论其为任何党派，一律可回大陆，各任适当公职，闻胡适有出任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可能，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协均将扩大组织，增加人选；六、联合国代表团由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宋庆龄为团长，现有的国民党代表撤回；七、台湾及海外现有各党派的地位，将进一步协商解决，国民党将与李济琛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协商，民社党、青年党等则与民主同盟协商，决定是否合并或保持独立存在：八、宗教自由，于斌主教可回大陆，但不得与外国作政治上的特殊联系；九、学术文化自由，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十、私人财产将受保护，现有外汇也有自由运用之权。

1965年，海峡两岸双方默契的六项条件是：一、蒋介石偕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中央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策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有困难，由中央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并入中央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大陆与台湾间的缓衡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中央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中央所接受的。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1975年印支战争结束、越南北南统一、蒋介石去世，更增加了我国领导人对祖国统一的紧迫感。1975年底，香港盘古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本由“台湾问题研究会”编写的《台湾——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书，其中有一节标题为“从中国大陆解放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验看台湾的未来”。台湾解放以后，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和实施的步骤，书中说这些问题不能在这里凭空臆测，或许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大陆解放后过渡时期的经验。中国政府一直很注重“过渡”的方法，而且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就是说，由于自然环境与物质基础之不同，而造成的地域性的生活程度上之差别，不能靠机械的方式来拉平差距，而应该是通过发挥当地人民的积极性，以及通过地区之间的合作、协调、交流来逐渐缩小差别。书中还强调中国领导人在谈到台湾解放后的政策时，曾提出三项原则：一、台湾人民一定会当家作主；二、台湾的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三、台湾会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本对台问题“白皮书”似的书，与其说是面向港澳发行，勿宁说是向岛内公开了大陆的和谈主张。

再对照一下1981年的叶九条和1983年的邓六条，便可找到这种一贯性和连续性。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明关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政策，主要内容是：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台湾当局和各界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等方针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六条方针的主要精髓是：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建议举行两党对等谈判，而不是中央与地方谈判。强调祖国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大陆不派人驻台，不派军队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系统由台湾自己管。到1984年5月，“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逐渐明确表述出来，以后，邓小平还讲到香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可以保持50年不变，50年以后就更不会变了

1995年，江泽民主席讲话的八项主张，除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外，强调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台湾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台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欢迎台湾当局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

2003年3月1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台湾代表团审议时，就做好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谈了四点意见：一是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二是要大力促进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三是要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四是要团结两岸同胞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由此可见，自1956年8月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我们党和政府庄重而诚恳地提出和平解决台湾的方式以来，我国的对台政策就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也就是说，自毛泽东1956年在会见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谈到台湾问题时提到“和为贵，我们还要实现第三次合作”后，整整五十年来，我国就一直坚持的是以武力促和谈的方针，即使“**”风暴袭来，空喊“一定要解放台湾”，也不是如有的文章说的“重提武力解决”，我国从来没有放弃过“武力”口号，何来“重提”？今天我们依然不能做出“放弃武力”的承诺。

需要强调的是“**”时期，中共不以台湾当局为对手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则一直对敌人很重视。中美一百多次大使级会谈都是在台湾问题上触礁，可见其在中共心中的位置。1972年尼克松访华签订《上海公报》前夕，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任何要修改台湾部份的企图都会影响到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而且我们发现“**”尽管无暇顾及台湾，《人民日报》仍几乎平均每月有一篇关于台湾方面的报道，虽然是揭露美蒋的黑暗统治，却不难看出中共的细心。可以说，“**”对内极“左”，对台湾问题却留有相当的余地，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把握着方向，因此政策上仍具有连续性。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开列的受到保护的十几位高层人物几乎都是在国民党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1971年，蒋介石北伐时期的夫人陈洁茹在香港病逝，周恩来即迅速指示上海方面让蒋瑶光（蒋陈的养女）赴港奔丧，陈逝前一直是上海卢湾区政协委员，“**”各地文物古迹受到严重破坏，然奉化墓庐依然，溪口花草无恙，蒋氏故里免受冲击；1972年形势稍有好转，周恩来就责成有关部门查找归还了蒋介石夫妇赠送给杜聿明夫妇的铜床。作为为政者，国民党当局不能不清楚“**”主要是中共的内政，在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中共所能作的一切不能不引起对方的思量。事实上，1975年中共新的对台方针，也正是在这时开始酝酿的。1971年中美高层开始接触，有关国共谈判的暗示就在美、日传开，斯诺还在国际上配合撰文说，他相信人民政府和台湾官方有接触；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恩来也曾表示愿再跟蒋介石面对面会晤，并试探美国是否可以居间安排；同年7月23日，香港《南洋商报》紧接着披露，中共拟与台湾谈判，并且指出：“台湾归附中共的条件，且将有一段时期才共产主义化，中共将出资收买在台外商，使其不受损失。”1973年，毛泽东还特地询问章士钊先生有没有兴趣再次香港一行，于是章先生以九十高龄再次赴港，遗憾的是，章先生不顾年高，加紧与各方接触，月余即客逝香港。正因为如此，陈立夫1992年在接待“大陆记者访问团”时回忆，他1975年曾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信息，邀毛泽东赴台北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不愿死在岛上，和谈心切，陈氏还竟以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化名在香港公开发表。可是这时，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蒋介石都走不动了，这同时说明中共的诚意也确实开始引起了对方的一些呼应。我们也注意到，病重的毛泽东、周恩来这时也决计要使两岸关系出现一个质的飞跃，尤其是金边、西贡解放，越南北南统一，中共释放了全部国民党战犯，发表《台湾——过去、现在与将来》一书，系统完整地向岛内陈述统一原则，并悄然在全民中开始了舆论心理准备。“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这首歌迅速在全国唱响。人们在学校、在军营、在工厂噙着热泪唱这首歌，未必意识到两岸关系会有什么突破，但他们一定越来越感觉到了民族的分离之苦，同胞的切肤之痛，一定会觉得台湾越来越近了。

当然，由于六七十年代，不仅是大陆社会全面动荡时期，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剧烈动荡时期，整个世界正处于冷战状态。因此，这一时期有些方针即使是作为缓和之意提出，听起来也咄咄逼人。同时，中国大陆这时行动上虽然恢复了春节、“五·一”发布停止炮击金门的通告，可由于中美尚未建交，美台还有条约义务，我们还不可能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特别是由于我国当时还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我党的对台召唤主要是通过海外传呼，国内新闻媒体单一，所以，不仅一般民众，就是相当的知识群体也不明白对台政策演进。台湾当局严禁任何人与中共接触，大陆方面也不允许一般人员与之交流，结果便使得这一阶段的统战工作不足以造势。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出，正由于中共“**”千头万绪，无暇更多顾及台湾问题，但却时时提醒，采取千篇一律地强调“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之措施，逼使台湾当局也千篇一律强调要“光复大陆”的决心，这就使得海峡两岸事实上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坚持统一，不许分裂。”因此，几十年来，两岸在联合国中国代表席问题上都是上演的“你进我出”的“一个中国”戏。台独势力在岛内如过街老鼠，台湾当局也始终没单方面参加过东南亚几国关于南海诸岛问题的会议，认为主权是不能谈的。1974年西沙之战时，我“成都”、“昆明”、“贵阳”、“衡阳”号舰艇试图穿过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急报正在阳明山养病的蒋介石，蒋氏在病中亦密切注视西沙之战，说：“西沙战事紧啦。”于是台湾“国防部”心领神会，没有发难不说，还打开探照灯引航，使我舰艇顺利通过。这些再次说明，中共“**”处处失控，但比较起来对台工作格外用心是有一定效果的。所以，现在“泛蓝”坚守的理念其实是历史的成果，即使今天“独台”分子有“独立”这个心，也开不了这个口，表面上还要与“台独”分子划清界限；就是开了这个口，如90年代的李登辉、陈水扁之流，相当长一段时期也要想方设法“自圆其说”，不敢有这个胆。中国是一个整体，祖国必须统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两岸人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1956年至今，整整５０多年来，我国党和政府的对台政策的确是有相当连续性和继承性的。调整的只是步伐，改变的只是措施，即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又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争取和平统一、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方针几十年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