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假设说起

可否作一个假设？

假设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敌人把我们的首都一炮给端了，结果会怎么样呢？毋须质疑，群龙无首，中国会倾然崩析，人心惶惶。来敌不费一枪一弹，而举国臣服。

让我们回到毛泽东时代。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相反全国必定会凝成铁，人民同仇敌忾，愤怒的潮水倾覆全国。瞬间，中国一片红，甚者涤荡全球。“试看将来之环球，必是赤旗的天下。”将一语成谶。

条件相同，而结果迥乎异同。为什么呢？回归根本，这关乎一种系统——制度，一种向心力——主义。虽然毛泽东时代，人们并不都能领悟共产主义，但是他们都知道人民当家作主，他们都熟悉自己的生活。那时的中国，自上而下自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系统。社会再生能力之强，前所未有。即使受到外来伤害，也能快速复原。因为那时我们的人民有着共同的信仰——社会主义！

现在似乎又回到了“主义”与“问题”之争。然而，这一次的争锋已反手为云。时下国人，谁还懂什么主义，谁还了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天然对立？拿我们今天的党员来说，现在的党员素质每况愈下，中学、大学学生入党的 “条件”无非有三：一、学习成绩优异者。二、班团等组织的学生干部。三、有背景有关系者。而大部分人的入党动机也无非有三：一、成为公务员的政治资本。二、将来就业的便利条件。三、向“上层建筑”靠拢。什么时候，共产党员不需要信仰了？什么时候，党员成了特权阶级？在革命年代，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历尽艰难考验，而他们入党的动机也是出于信仰。共产党党员是人民公仆的象征，党员是光荣却不徇私的个人身份，现在却已变质。

回想民国初年，群雄并起，军阀割据。虽然那些军阀从不忌讳自己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可是为了彼此的个人利益，他们还是选择了相互杀戮，以致民生凋敝，国之不国。为什么？无非是缺少一种共同之信仰，共同之主义。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实质是“机会”主义，实用但不长久，一如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为什么，当年李大钊同志坚决要“谈主义”，义无反顾为“主义”而选择牺牲。因为，他清楚“没有主义的社会是短命的”，为了中国之未来，牺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