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项观奇《苏东剧变展现的两个历史必然性》的看法
谈谈对项观奇《苏东剧变展现的两个历史必然性》的看法
过去没有看过项观奇的文章,这次只是看了一篇评论他的这篇文章之后,才搜索来看。看了几遍之后,感觉作者对苏东“剧变”的分析与思考是客观而冷静的,诸多观点也是正确的,作为读者我是赞同的。尽管对个别问题的看法略有不同,然大方向是一致的。下面,便谈谈对这篇文章的粗浅看法,谬误之处,还请作者和诸位网友批评。
一、 关于苏东“剧变”
作者在文章的标题中沿袭了以往权威的提法,即苏东“剧变”。
所谓苏东“剧变”,我以为是不符合实际的。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些权威说苏东“剧变”无非是用所谓“颜色革命”的“外因”,掩盖苏东“剧变”是“和平演变”的“内因”,而这“内因”恰恰是修正主义上台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权威们关于苏东“剧变”的提法和解释,突出强调的是事物发展的偶然性,意在淡化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否定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的统一。从偶然现象中揭示事物过程内部隐藏着的必然的规律性,确如作者所说,“是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艰巨任务。”
二、 关于“封建特权社会主义”
作者说苏东国家的修正主义是“封建特权社会主义”,有一定的道理。
前苏联修正主义上台之后,人为地培养了大批新资产阶级分子。这批新资产阶级分子伙同原来的蜕化变质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盘踞了党政军、教育、文化等各个部门,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中共中央在《九评》中说:“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封建特权”的标志之一是等级制,体现在分配制度上就是按权力分配。按权力分配并不仅仅体现在工资上面,而且包括一切特殊的待遇。比如官僚们有特殊的商店,他们可以在那里购买特供商品。更主要的是官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如:利用掌管物资的权力为自己盖别墅,利用干部任免权和人事调配权收受贿赂甚至公开勒索。当年,一些前苏联的工人讲:“我们根本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权分配。权大的东西就多,就是这样。”
“封建特权”的另一个标志是中央集权。在中央集权统治下,对地方官员实行任命制。这种“任命制”不同于资本主义虚伪的普选制度。支撑资本主义普选制度的背后是金钱,而支撑“封建特权”的“任命制”的则是赤裸裸的权力。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实行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一科学的领导方式,因此不应当存在个人独断专行。当然,如何将党的领导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使人民群众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行使随时撤换不合格的“公仆”的权力,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另外一个课题。修正主义集团篡夺领导权之后,由于政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即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专政的形式则是由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器来体现。这样,党的最高领导人根本不受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制约,而是事实上的“皇帝”。有的退居幕后的领导人则是“太上皇”。
事实证明:苏东一些国家的走资派在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之后,一方面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方面运用封建专制的手段,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和政治统治;可以说是“双管齐下”。
三、 关于“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僵死,思想上箝制”
关于“政治上专制”。这一点没有说错。前苏联国家机关,偏重于行政命令,自上而下搞管卡压那一套。例如:在军队和企业都实行一长制,不强调党委领导。在文化教育界,也是资产阶级专家控制那里的领导权。
关于“经济上僵死”。这种说法似不确切。例如:前苏联的分配制度,自列宁逝世之后,便片面强调反对平均主义,片面强调物质鼓励,结果导致工资差距越来越大。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苏联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的差距是44-56倍。同时对一部分人实行特殊高薪,例如一些专家,包括一些电影明星和体育明星,后来对政府部长也实行特殊高薪。前苏联于1965年还搞了一个“新体制”,即《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生产条例》,这个“条例”的主要特点就是“利润挂帅”,也就是“利润与奖金挂钩”,实质是厂长和经理随便给自己加发奖金。“条例”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企业自治”,即扩大企业的权力。实际是扩大了企业的走资派的权力,扩大了压迫奴役工人的权力。所谓“新体制”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的原则。
关于“思想上箝制”。这方面例子很多。关于贝利亚之死,赫鲁晓夫就搞新闻封锁。前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骂我们的文章,我们都敢登,而我们批评他们的文章,开始他们还登了一两篇,后来则一篇也不登了。他们害怕人民知道真相,害怕人民知道真理,所以不敢搞争论也不允许争论。
四、 关于“搞封建社会主义更顺茬,顺历史之茬”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它不仅具有一般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矛盾,而且有自己的特点,即垄断资本主义同经济上政治上的封建农奴制残余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帝国主义是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靠山。
俄国与旧中国,一个是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封建”和“半封建”方面颇为相似;都有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不过,中国的封建统治历史悠久,尤其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意识渗透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
如果说“顺茬”的话,就是没有在建国后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没有对列宁所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番话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基本抛弃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尤其是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形成了新的等级制度。为了维护新的等级制度,为了追求新的等级制度给自己带来的特殊利益,“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一直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上述问题同样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特别是没有彻底清除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残余。当然,毛主席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否则也就不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后来的“批林批孔”。
五、关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作者在文章中说,“实践证明,所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的落后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只能建成这样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是不以共产党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不够格”与“够格”是相对而言。作者关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的表述是不严谨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在哪些方面“不够格”?“够格”的社会主义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这些作者都没有阐述清楚。作者在后面接着说,“弄不好,资本主义道路就具有了历史必然性。”这里,作者又没有表述清楚。是否应当说“弄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就具有了历史必然性。”这样,读者也许就不会产生误解了。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作者是说:“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弄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就具有了历史必然性。但是,如果作者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结论,那么不免使人产生疑问:朝鲜和古巴当年都是在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他们就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就没有体现出“历史必然性”。当然,他们没有“弄不好”而是“弄得好”。他们为什么“弄得好”呢?这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认真研究的课题。
无论是“弄不好”的苏东,还是“弄得好”的朝鲜与古巴,他们都是现在存在着的客观实在,他们都经历了一个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他们各自之所以成为现实,是由内在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经过对立面的斗争,矛盾的一方克服了另一方,可能性才转化为现实。
当然,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如果“弄不好”而导致历史大踏步地后退,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列宁说过:“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引自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
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不断上升的运动,但它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的、波浪式的前进上升运动。这个运动的总的趋势是向上的、向前的,但是这个运动的上升道路和前进道路又是迂回曲折的。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社会主义如果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算起,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它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曲折复杂的情况,甚至会出现巨大的倒退。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毕竟属于新生事物。而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一定的时期内,新生事物可能遭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然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新生事物,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说:“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
毛主席也曾说过,“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六、关于社会主义“获得‘伟大的、彻底的’胜利”
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也是必然趋势。但是,社会主义毕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许要经过反复的多次的较量。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那么乐观的。
毛主席也曾说过:“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七、关于“资本主义复辟”
作者说,“一些左派同志习惯用老帽子批评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样说恰当吗?我怀疑。”
毛主席讲过,“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毛主席还说,“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主要是由政权性质来决定的。如果政权的性质变了,变成特权阶层掌握的政权,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复辟”。当然,这个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说它是“最坏”,就是因为它是“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八、关于“党没有回答”
作者说,“当时党有一句一再使用的口头禅:我们尊重这些国家人民的选择。其实,这句话并没有说出什么道理。重要的,一是人民为什么这样选择,二是人民的选择对不对,是不是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党没有回答。”
所谓“党没有回答”的说法并不确切。早在苏东“剧变”之前,毛主席对修正主义的有关论述以及中共中央的《九评》,还有文革中对以苏联为首的包括东欧一些国家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揭露与批判,其中不乏对苏东搞修正主义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原因的分析。可以说,当年的分析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九、关于“苏东搞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毕竟是前进了一个台阶”
作者说,“和搞更反动的修正主义相比,苏东搞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毕竟是前进了一个台阶,比之搞真正的社会主义,自然落后。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历史允许逐步选择。所以,我对苏东剧变不持悲观态度,在我看来,历史毕竟是前进了,虽然是曲折地前进。”
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苏东不论是搞修正主义还是搞所谓“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都是历史的倒退。而不是什么“前进”或“曲折地前进”。对此,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应有清醒的认识。对于这种历史的倒退,人民不会选择,而是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苏东国家的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在他们的脑海留下深深的烙印。通过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搞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对比,他们一定会发自肺腑地说:社会主义好!我想,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当然,既然历史作出了这样的选择,真正的共产党人就要审时度势,采取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应对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苏东国家的人民要重新夺回丧失的政权,必然要走武装起义的道路。但是,这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积蓄力量的过程。在积蓄力量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包括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的形式。对于有些国家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暂时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这个革命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有利的。但是,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自己独立的政治方向,以便在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之后,立即就开展斗争去反对资产阶级。《共产党宣言》也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以上论述,对于推翻修正主义的统治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十、关于“最新、最活、最高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
我不认为“思想”与“主义”有什么差别,也不认为叫“思想”就贬低了毛主席。我依然赞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因为,毛泽东思想已经叫了几十年了,已经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的认可,毛主席当年也是同意的,所谓“约定俗成”。另外,称毛泽东思想毕竟使人感到亲切。当然,这只是个人的想法。
关于“最新、最活、最高的”说法似形而上学,这岂不是变相在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旧的、死的、低的”?这样的提法我想毛主席也是不会同意的。当年,他就不同意“四个伟大”的提法。
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宝库,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革命的指南。
2010年8月30日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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