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也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2010中国.文革研讨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国内外仍然是众说纷纭。据金春明先生总结，竟有十种之多：“即：(1)阶级斗争必然说，(2)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3)封建遗毒复辟说，(4)毛泽东帝王思想说，(5)奸臣祸国说，(6)乌托邦碰壁说(7)群众反官僚主义说，(8)东西文化冲突说，(9)人性兽化说，(10)‘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文革起因，众说纭纭》，山西《党史文汇》1995年第3期。）”这十种说法，大都是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是对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错误定性的“诠释”，不是从实际出发的、正常的民主讨论和研究，其中一些纯粹属于攻击污蔑，不过是被中国革命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遗老遗少还乡团式的情绪发泄，根本不具有理论价值。这十种说法，在同一背景下产生而历经三十年未能取得一致，说明都不具有真理性，即以金春明先生“右眼”所见，“说法虽多，众所公认的权威性专著，至今尚未出现”（金春明：《再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01）。这就从反面证明，仅从领导者个人主观因素来为历经十年、影响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定性并探讨其起因是何等荒谬，证明对毛泽东的种种污蔑根本站不住脚，也证明我们今天从当时国际国内存在的客观矛盾、从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争取解放的合理要求上，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能不联系1956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巨大震动和深刻思考，因为文化大革命前中国面临的矛盾都是从那时开始发展起来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也不能不注意1965年前后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因为没有这些事件，文化大革命很可能不是在1966年开始。　　

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九五六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发展的结果；是由于斯大林犯错误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所引起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走向科学的必然要求；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当家做主的迫切需要。简单明确地说，文革起源于两个问题，三对矛盾：两个问题就是斯大林犯错误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产生；三对矛盾就是，社会主义改革中两条路线的矛盾，坚持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矛盾，站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矛盾。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结道：“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下面，是我们的具体分析：　　

社会主义改革中，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发展的结果　　

一九五六年二月，正当我国刚刚完成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之时，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秘密报告，一方面揭开了斯大林犯错误的盖子，一方面错误地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提出和平过渡和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理论，造成了世界震动，引发了各不同阶级的深入思考，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从此以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拉开。其标志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和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对于赫鲁晓夫，中国共产党一开始还是抱着同志式的批评态度，希望他们能够回到马克思主义路线上来。但是赫鲁晓夫却多次视中国共产党为敌，1958年台湾危机，赫鲁晓夫对中国频频指责；1958年7月要求组织联合舰队；1959年、1960年全面撕毁合同、撤回专家；中印自卫反击偏袒印度，1963年与美英联手阻止中国核试验，孤立中国，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中共中央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为争取中苏两党团结，借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之机，中共派出周恩来、贺龙为正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11月7日晚，在招待会上，贺龙正与崔可夫谈话，苏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对于中国代表团的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仅仅以酒后失言一语带过。特别是1965年3月苏共不顾兄弟党劝阻，拒绝了中共中央维护国际共产运动长远利益的努力，悍然召开分裂会议，证明苏共修正主义已不是赫鲁晓夫一个或者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有着深厚阶级基础的路线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反修防修、在大风大浪里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承认现代修正主义的存在，他们攻击毛泽东领导的反修斗争“多余”，“双方都说了不少空话”。其实一读叶利钦的政府总理普里马科夫的《大政治年代》和戈而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等一系列著作就明白，他们正在步赫鲁晓夫的后尘。现在联系到赫鲁晓夫的继承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一步一步把苏联拖进党垮台、国解体、资本主义复辟的悲惨深渊的事实，有谁能够否定，毛泽东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是非常正确及时的选择呢？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走向科学的必然要求　　

斯大林犯错误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无疑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到，列宁也没有预见到。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只是解决了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化的问题，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只是做了初步探索（斯大林甚至提出一些错误的观点，给共产党人思想带来一定的混乱），并没有走向科学，需要现代共产党人继续努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党和国家来说，更具有十分的迫切性，更需要在实践中认真探索和把握一些规律性的东西。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特别是1957年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问世，就是毛泽东同志交出的第一个杰出的答卷。

《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化作出的主要贡献有：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选五卷372页）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同上）即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毛选五卷318-319页）。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存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没有讲过，恩格斯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提出过；恩格斯甚至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产前发展的基本矛盾”。

因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人类历史上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这个观点发展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确立了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不仅为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科学基础，而且也为人们认识未来社会、研究以往社会，开辟了正确的道路，为我们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澄清种种糊涂认识提供了锐利武器。

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开辟了民主计划经济的新路，摆脱了斯大林经济指导思想的错误。

充分阐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决不允许把专政的矛头指向人民群众；提出发扬社会主义大民主的问题。提出共产党开门整风的重要思想。为改善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出了正确思路。

初步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中管理权的问题，并把它看成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

五七年反右斗争，据当时的积极分子回忆，传达的党内指导文件只有三个。一个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一个是邓小平讲话，一个是彭真讲话。毛泽东的文章人所共知，能不能导致反右扩大化，凡是有脑子的人都能辨别；邓和彭的讲话至今没有公开。现在关于五七年反右的文章，大多晦涩难懂，与此大有关系。毛泽东当时主要是要整共产党的风，所以他反右之后还强调整风，六二年公开表示对反右搞得人们不敢讲话不满，后来讲过去的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自然也包括反右，提出为右派摘帽甄别平反，都是明证；邓当时主要热心反右，对整风一开始就不满，人民日报不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就受到毛泽东批评，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邓把反右扩大化的责任推给毛主席，这种品质实在难以令人恭维。

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三年前连合作化都不赞成的刘xx，忽然大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在全国到处煽动共产风、浮夸风，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恶果。他们的背后靠山就是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就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世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共产主义离我们已经不太遥远了”。毛泽东从郑州会议开始多次努力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庐山会议又集中纠左。虽然期间受到彭德怀的干扰，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仍清醒地号召并亲自带头，结合实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等，从理论上批左，明确划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界限，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指出社会主义所有制不可能一下子建成。再次提出社会主义管理权的问题，明确指出人民管理国家的社会主义基础思想，使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向着科学化又迈进了一大步。

1962年右倾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走资派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演习。

1962年1月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刘xx原先准备的会议宗旨是反分散主义，在毛泽东主持下开成了一个民主的会议。七千党的各级干部，话说透，气出够，中央承担主要责任，毛泽东带头做自我批评，达成全党在对形势认识一致基础上的新的团结。刘xx本应实事求是承担五八年浮夸风共产风的责任，但他却令全党失望，没有勇气这样做，反而掩盖错误，把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反映他五八年同其两次谈话内容的信件扣押起来。特别严重的是，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十几天时间，　1962年2月21日　，刘xx在中南海召开西楼会议，公然推翻七千人大会关于形势的民主结论，大刮黑暗风。他说：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刘xx所谓的不能用平常的办法，就是离开党在农村的路线另搞一套。西楼会议后，邓子恢在军队和国家机关多次讲话推行包产到户，刘xx鼓励田家英向毛主席报告要在农村百分之六十社队推广包产到户。他们扬言不搞这些经济恢复要五到八年。单干风自上而下，越是上面刮得越大。x的不管白猫黑猫，正是这时提出的。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及时制止，并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统一全党认识，资本主义复辟会提前二十年。《毛泽东传》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抛出这样一种观点：“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究竟怎么搞，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需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符合农民的要求，在实践中去探索。”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我国合作化没有减产而是增产、公社化的五八年实际上也是增产，这些事实已经证明。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怀疑，是走资派把共产风浮夸风造成的恶果故意移植到社会主义制度上，形成的。这和赫鲁晓夫借批斯大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法是一致的。是否符合农民的要求，符合富裕农民和新富农的要求，还是符合贫下中农的要求？作者完全不提工人阶级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他们能说是代表共产党说话吗？

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此时，自七届二中全会开始一直关注党的领导干部变质问题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他多次提出党内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说明党内走资派及其附庸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敌对势力，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他们与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1964年刘xx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搞形左实右，公开反对整党内走资派，使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公开化尖锐化。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让人民辨别是非，增长对修正主义的免疫力，是毛泽东无私无畏，相信群众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必然选择。加上1966年初刘xx主张派代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国内修正主义要和国际修正主义联合，更促使毛泽东痛下决心。

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要求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真正当家作主的迫切需要　　

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是生产资料和国家权力的主人。但是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一开始就自然实现的，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要克服旧的习惯势力，要逐步创造必要的生产力和分工弱化的条件。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国家权力事实上还不得不暂时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同时，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又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化的必然的迫切的要求，共产党的根本历史责任就是领导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对少数人管理国家的状况进行限制，逐步改变和取消。对于这个历史趋势和必要条件，党内很多人至今也不明白。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国家机关和部分领导人，同人民之间的矛盾也突出出来。毛泽东一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坚定的支持者。56年提出大民主和允许工人罢工，59年批示推广鞍钢宪法，58年反对命令主义，60年提出人民管理国家的命题。毛泽东认为，少数人管理国家是资产阶级法权，不属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范畴。改变这种状况，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改善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他要建立一套人民管理国家的新制度。过去多次政治运动不能解决问题，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发动群众关心国家大事，揭露和批判阴暗面，共同管理国家。

1965年还发生一件重要事件，就是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增兵扩大战火，威胁我国的安全。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联合施压，国内修正主义企图分裂党，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这诸多矛盾，哪一个是主要矛盾呢？毛泽东把清除修正主义隐患，增强党和人民团结，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看成主要矛盾，显然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出于个人目的，也不是性格方面的原因，更不是什么错误，而是客观存在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需要，是工人阶级人民继续解放的需要，所以能够动员起亿万人民参加。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将苏东剧变推迟25年，使中国走资派至今不敢公开打出复辟资本主义的旗帜，使美帝国主义的颜色革命至今无所措手足——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