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后戊戌政改启示

洋务运动后戊戌政改启示

自1861年清朝成立总理衙门，晚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洋跃进运动，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1895年甲午海战一战将三十四年的改革成果拱手送给了日本人。在此情况下，不愿当亡国之君的光绪开启了为期103天的戊戌变法运动，戊戌变法核心就是政治上要搞君主立宪。但君主立宪百日后，就在旧势力下阻挠下烟消云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政改方针政策是要靠人去执行落实的，而落实的人领会政策如何，是落实政策好坏的关键。光绪启动的改革，除了中央一小部分改革派之外和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外，大部分是非君主立宪派。这样就注定了改革文件只能停留在官方的文件里和墙上的告示中，充其量让一部分读书人脑海中留些宪政观念而已。改革案本执行不下去，就注定削弱君主的权威性，没有权威性的君主被撤掉或换掉是必然的，倒不是因为那拉氏不想给予他权力，而是他没有行使出自己手中的权力。他没有行使出自己的权力，关键在于他的政治势力的薄弱。旧势力很强大，他们是安于现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不会将到手的权力倾向于被改掉或消弱的，维持现状是他们最想做和最乐于做的，他们已经习惯于尸位素餐于自己的位子。光绪靠这批人去改革无疑是不识时务。几个书生看不到这种大局，实有误国之嫌了。因为百日维新就换掉了一个大清皇帝，无论是官方给自己还是国际都要有个交待，杀几个想关责任人是正常不过的政治选择了。这样旧势力才会继续心安理得地去尸位素餐，也避免改革派再起来兴风作良。这就是戊戌六君子之死的必然命运。

政治游戏本来就是政治势力强大者的游戏，政治势力的崛起有的靠军功，一般开国都是这样一批人形成各自的山头。过个一两代人，就进入到科举制下形成的门生故旧势力，而门生故旧势力壮大的多来自于中央的权力的分配。和珅之所以势力遍天下，源自于他被集权核心的看重，被重用后又在行使权力时形成自己的人事梯队，久之就形成几大山头势力，他们的此消彼长预示着政局的变动和官员浮沉。如果中央再出现昏聩之主，权力要不被后宫及王子派分解，要不由强势廷臣分解，甚至还会出现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没有核心君主的正确政治信仰作为号令天下，政府就必然沦为以金钱利益统御群臣百姓，而一旦以利益为第一取向，那么腐败扩展是必然的，并且靠和平手段包括政改基本无解。戊戌宪政改革的失败就是在一个腐败严重的政局下进行的，腐败者不在乎未来政治是否该清明，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权力是否被剥夺与削弱。一旦感觉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就会自然抱团形成抵抗力量，即使再英明的君主，不彻底连根拔除几乎是不可能解决的。不能解决就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任由腐败继续下去，只等百姓不能承受后，自下而上洗牌，这就是中国历史循环噩运。

戊戌宪政失败后，又过了几年，迫于形势，连旧势力都感觉有改的必要，开始搞皇族内阁即立宪改革，但最佳时机过去，也注定它的机会不多了。到1911年，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轻松换掉了大清皇帝。但旧势力还很强大，袁世凯的帝制改革，包括蒋介石统御军阀政治，旧势力都如影随行，难去腐败之根本土壤。只有毛泽东时代才有所改观，但要去国人几千年腐败土壤谈何容易，这也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长远诉求。文革旨在动员群众起来制约腐败官员，他说文革是演习，他的判断何其正确，几十年后，中国官场腐败已经超过大清末期，如果还在体制内寻求改革的路径，充其量不过是戊戌变法失败第二。只有大面积群众参与进来，才不至于疾重难返。但看到已经形成的腐败势力视人民力量为敌人，政治打压正在日益加剧。如果不是毛泽东埋下文革的火种，也许我们又将重返戊戌前夜。就是这样，官方主导政改的，也似乎不愿意让民众参与进来，借口就是避免文革动乱重演。但没有文革形式的恢复，群众不能介入的政治改革，必然是戊戌变法第二。主导改革者的命运不会比光绪好到哪里去。

中国要真正走向正确的政改道路，避免重蹈戊戌变法道路，选择毛泽东的文革道路恐怕是唯一的选择。从某种度上来说，苏联解体的改革与袁世凯的总统制改革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它保留大量政治腐败、社会不公是必然的。台湾道路是美国扶植下道路，虽然多年，从陈水扁的总统到阶下囚再到无罪自由，就已经说明政治势力博弈的民主，腐败也是难以根除的。我们不走光绪道路、袁世凯道路、台湾道路，唯一还能还世界一片光明与清明的，恐怕毛泽东大民主道路还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