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人民的经济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　贾根良　先生，是我国经济学界较早提出“中国要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学者，提出在废除不平等条款的诉求得不到回应时坚决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被网友称为“人民的经济学家”。贾根良主张彻底清除放弃保护，过度开放的经济殖民地思想，在赎回美国国债无望，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保卫主权国家的尊严，中国应果断地在纽约证交所抛售美国国债的同时，收购美国在华涉及重要经济领域的投资。把那些控制了我国国内产业价值链的，以及在行业中处于骨干地位的外资企业、资源行业的外资企业以及阻碍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　　

　贾根良　先生在《取消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堪比近代史上关税自主权的屈辱丧失》一文中说，中国近代史上，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丧权辱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其中包括中国关税税率由帝国主义列强所决定。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经济政策在中国采取的极端做法。现在，这一幕又在今天的中国上演了。这与晚清不同的是，没用船坚炮利；相同的是汉奸买办当道。在当代世界，由于发达国家把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宣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救星，因此跨国公司就通过全球价值链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直接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例如，早在2006年，在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就已经控制了中国21个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旨在于为发达国家产品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并摧垮其工业竞争力所采取的强迫其丧失关税自主权的重要性就大幅度地下降了，代之以起的是确保外国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价值链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因此，笔者认为，中国自主创新政策自主权的丧失对中华民族所带来的长远恶果绝不亚于近代史上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　　

面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垄断地位，中国政府确立了自主创新的国策，所谓自主创新当然是针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而言的，否则自主将会是何意？但是，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通过政府采购支持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那么，我们的技术垄断地位和统治中国经济的地位将如何保持？”因此，在允许发达国家那些加入了WTO政府采购协议的国家运用政府采购支持本国技术创新的情况下，也决不允许中国实施这种政策，决不允许在中国存在对跨国公司统治地位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威胁。这就是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不屈不挠地要打掉中国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的原因。中国财政部宣布，自2011年7月1号起停止执行财政部2007年颁布的支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的三个文件，标志着中国自主创新政策自主权的完全丧失。　　

有人说，这是中国政府为获取市场经济地位而做出的让步。现在路人皆知，美国通过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待遇的诱饵，在中国已经获取了多少重大的利益！但一直到现在，这种市场经济地位待遇的帽子却迟迟不见踪影！即使中国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的称号，给予中国怎样的市场经济地位待遇将仍操纵在美国人手中。即使中国真正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但这也是一种“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和“出口实物产品换取美元纸片”的现代殖民地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出口越多越贫困。中国昏庸的政府官员们将来迟早要明白：这种市场经济地位实际上是一种绞刑架上的绞索！　　

针对中国被迫取消2007年颁布的支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的三个文件，不仅国内经济学界几乎一致性地保持沉默，而且还有所谓专家说，取消中国支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采购对自主创新就不支持了。难道在自己的国土上，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偷偷摸摸地支持自主创新吗？在跨国公司强大技术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还会有几家企业去创新？众所周知，在2008年出台4万亿所谓扩大内需的计划后，不仅政府而且企业在扩大内需中几乎都在争相购买外国产品，国货被冷落在一边，以至于国家发改委在次年5月份不得不发出紧急通知，劝导政府和企业购买国货!如果没有政府采购政策对自主创新的优惠政策和法律规定，中国这种的政府和企业还去购买国货，鬼才相信！何况，中国政府和企业早在跨国公司的监视下，他们怎能允许中国政府和企业购买本国自主创新的产品！　　

自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中国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以来，笔者发现，我国政府在技术创新、外资企业等诸多方面制定的政策大都是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只有自主创新政府采购的三个政策文件符合这一目标，但这个政策现在却完全被废弃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即使再过一百年、再过五百年也无法建成创新型国家。我们现在一方面在奢谈什么“创新驱动的经济”，但另一方面制定的政策却与之背道而驰，难道政府只有作秀的本领吗？ 　　

    我以一个专业经济学家的名义，以一名经济思想史家和经济政策史家的身份，更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谴责财政部和相关政策决策者：作为一个已经载入历史的重大事件，财政部和相关政策决策者已经被钉在了民族罪人的耻辱柱上。我也以一个专业经济学家的名义谴责中国经济学界：中国经济学界已经丧失了职业道德，他们正在支持或纵容中国某些昏庸的政府官员将中国一步步地引入到了殖民地经济的深渊中。　　

　2010年6月14日　，贾根良极为悲愤地写出了《为自主创新政策送葬——致把“外资企业都视同于中国企业”的某君》。他在信中说，凯恩斯说，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因此，与利益相比，更危险的其实是思想。当2010年5月23-24日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落下帷幕的时候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希望您能够了解、调查和严惩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被美国人所欺骗的我国政府中的那些笨蛋，正是他们使我国在殖民地经济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　　

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我和左大培、张仁德和杨虎涛等经济学教授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坚决支持政府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击退外国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粗暴干涉》，目的是希望参加会谈的官员们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因为像笔者这样的愚钝之人即使是信息不灵，但也在会议召开之前就已看出，美国经济战略家的阴谋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暴露：美国发动贸易保护战和汇率战的真实意图是声东击西、暗渡陈仓，真正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放弃自主创新政策和诱使中国在金融自由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而当这一步不可逆转之后，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美国将再实行强迫人民币升值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最终达到摧毁并控制我国经济的目的。　　

在2010年5月23-24日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我悲哀地看到，美帝国主义战略家的这种“阴谋”最终还是得逞了，我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实际上已经被跨国公司所埋葬。因为据新华网北京　5月24日　电，“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24日表示,中国有关部门将于近期启动2010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工作,欢迎所有中国企业包括在华外资企业积极申请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他表示,从征求意见情况来看,2010年的认定通知基本解决了各方关注的问题,体现了非歧视、市场导向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从中方召开的20多次座谈会看,（外国在华）商会和外资企业的主要关注点已转为具体申报程序的技术细节问题，对中方的原则没有什么意见。”　　

好一个“（外国在华）商会和外资企业……对中方的原则没有什么意见”！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要外国企业和政府的批准吗？毫无疑问，让美国政府担忧的“自主创新”政策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2009年11月，中国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要求供货商在被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之前必须获得产品认定，所有申报的产品都要拥有中国的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且申报人的知识产权必须完全独立于海外机构或个人。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完全是正当的，没有违背任何国际规定和惯例；中国政府也没有加入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定》，没有义务和责任让在华的外资企业参与中国的自主创新活动，发达国家的政府、跨国公司和媒体凭什么对中国横加指责，无理取闹？难道中国人都像他们所认为的都是傻子吗？对于他们这种把中国当作殖民地对待的行径，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然而，在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我国政府中的那些笨蛋又上当受骗了。因为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之前，由于欧元危机和我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还有房地产泡沫），人民币汇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升值了，如果考虑到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这更是如此。因此，即使按照美国人的看法，人民币汇率实际上已经没有升值的必要了。就是这样一个已经没有升值必要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却被美国人拿来和中国的经济主权进行交换。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一种推测：4月13号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号文件）就是美国财长盖特纳利用人民币汇率升值进行恫吓的结果（我曾对这个9号文件专门给您写信，表示强烈的反对）。对于社会上的这种推测，由于不了解情况，笔者不能贸然肯定。　　

但是，比美国要求中国无条件对外资开放投资机会的这种进攻更为毒辣的是，美国政府利用“已经没有升值必要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压迫中国政府放弃自主创新政策和进一步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个“已经没有升值必要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被美国人拿来作为“一石三鸟”的武器，您说可笑不可笑？但我想您肯定是笑不出来的，因为哭还来不及呢。我国政府中的那些笨蛋就是这样被一个明眼人就能看得出来的一个算不上阴谋的“阴谋”所欺骗，在我国自主创新政策问题上乖乖地对美国和跨国公司束手就范了。　　

有人可能会辩解说，“不妥协不行啊，因为商务部此前在广东和浙江所做的压力测试表明：假如人民币升值3%，就会有大量企业倒闭。”这种辩解是站不住脚的。由于欧元危机、我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人民币汇率已经大幅度地被升值了，这种理由就足可以回击美国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据说，赫德森在4月份曾经给您写过一封信，清楚地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升值一点也解决不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目前，赫德森的这封信改写成了学术论文，将发表于《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由于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涉及中华民族长远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在《坚决支持政府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击退外国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粗暴干涉》中退一步指出，“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可以让步，但是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绝不容有少许的退让！而对于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我国政府也必须坚持‘如果你们非得迫使人民币升值，但中国必须使用外汇储备买回美国在华企业’的原则寸步不让”。使用外汇储备回购美国在华企业，这是回击美国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的又一杀手锏，我们可以料想，美国绝不会因为鸡肋似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损失其跨国公司在华的殖民主义经济利益。至于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可以义正词严地指出，这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容许讨论！　　

某君，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在目前的我国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不知是为什么，只要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势力一对中国施压，我国政府就退让，这哪还有一点骨气？这是我国在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有关中国自主创新政策问题大失败的根本原因。而且，美国总是提出一大堆无理的要求，采取一种“你总要答应一些或做出妥协吧”的战略，这是一种无赖的战略。然而，外因总是通过内因其作用，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在我国出现了这样一种奇谈怪论：凡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汉奸龙永图又跳出来为美国干涉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制造舆论说，“一家外商投资企业经中国政府批准成立以后，它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管，向中国政府交税，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它就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企业。如果始终将外资在华企业看作是外国企业，中国就不可能建立一种对外开放的良好体制环境。” 像龙永图这样一点不懂政治经济学的汉奸竟然活跃在中国经济论坛的舞台上，这真应了阮籍的那句话“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某君，像龙永图这样的民族败类已经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即使是对中国横加干涉的跨国公司也会对他感到恶心，因为只有铮铮铁骨的人才被对手所尊重。但令我感到悲哀和担心的是，您怎么最近也说出了和汉奸龙永图类似的话？我听别人告诉我，您曾经说过，“凡是在中国合法进行生产、雇用中国员工、进行研发投资和商业运营的外资企业都视同于中国企业”，您真是糊涂啊，这样的话是您随便可以说的吗？按照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跨国公司在中国注册的子公司、在中国注册的外国独资企业的产权无疑是属外国人所有、是外国企业，他们的产权什么时候归你中国政府或公民所有了？你真伟大，一句顺口开河的话就有可能“开创”产权理论的一个新流派！但是，您忘记了中国近代史上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侵略了吗？这些外国资本也曾经“是在中国合法进行生产、雇用中国员工、进行研发投资和商业运营的外资企业”啊！难道您没有注意到跨国公司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支配其经济、干预其政治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实吗？如果您没有注意到，发生在您身边的中国自主创新政策被绞杀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某君，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自主创新中“自主”的含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创新是我们的自主创新吗？如果不是，那又为什么让他们掺和进来呢？强大的跨国公司对决弱小的中国民营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上能成为跨国公司的对手吗？如果了解历史，了解英国和美国是如何从贫弱中走向发达的，我想，任何人都会明白中国民营企业绝不是跨国公司的对手。“跨国公司是中国自主创新的主体”，这种说法恐怕连形式逻辑都不符合，无论多么颠倒黑白和胡搅蛮缠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　　

如果没有民族企业的自主创新，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会成为富士康“高科技血汗工厂”的现代奴隶。端午节就要到了，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缅怀的日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某君，富士康的十二条生命连一声抱怨都没有就跳楼了，他们从不抗争，默默地走了，多么年轻的生命啊。但我不知道您是否想到过没有：富士康的“十二跳”难道不是对政府引进外资的无声抗议和血泪控诉吗？难道不是对中国模式的莫大讽刺吗？该是拨乱反正的时候了，该是结束自1993年开始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阶段的时候了。　　

某君，1913年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指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曾有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因为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某君，我真担心我们这一代人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我真担心外国在华商会和跨国公司在不久的将来，将套用骆宾王《讨武曌檄》中的一句话豪迈地宣称：试看中华之大地，竟是谁家之天地！哎，想到这里，我不禁悲愤交集。呜呼哀哉！我再也写不下去了。　　

贾根良在《解决中国外汇储备贬值的大战略》中说，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所作所为说明该局领导严重失职，他们都应该全部引咎辞职。但实际上，外汇管理局只是中国错误的对外经济政策或错误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替罪羊。在以拼命出售本国企业、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疯狂出口补贴、廉价出口资源和容许游资自由进入中国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都是在输出财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曾是一些国家成功发展的道路，但在美元霸权下早就异化为了导致国家贫困的道路。　　

中国政府不察，至今仍不从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路线上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寻求解决之道，因此导致近几年外汇储备增加4倍，过去一年中增加几乎三分之一。希望美国要对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负责是政治幼稚病的突出表现，是不懂政治经济学的明显表现。至于外汇管理局只是小喽啰而已，面对未来人民要清算其严重失职的罪责，狗急跳墙地说出了外汇储备不是中国人民财产的梦话，实属情有可原。至于专家们提出的外汇储备投资应多元化和国际化的建议仍是在错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思维下打转转，而所谓“人民币尽快成为国际货币”不仅对解决外汇储备问题于事无补，反而将损害中国经济。　　

实际上，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是中国巨大财富流失的标志。解决中国外汇储备问题的实质是要解决为哪个国家服务的政治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政治路线问题，而非投资多元化或如何投资问题。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继续急剧增加和外汇储备持续贬值问题很简单，就是看一下是那些因素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途径无非有以下几种：出售本国企业；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出口顺差（主要是外资企业）；出口补贴；廉价出口资源；容许游资自由进入的金融自由化，这些途径都是对中国非常有害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政策，正是这些政策导致了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如果不从根子上解决，所谓专家们的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等只不过是扬汤止沸，将使问题越来越严重。从根子上解决我国外汇储备问题有三个基本途径（当然要配合迅速解决国内收入差距两极分化问题、工人和农民贫困化问题，为启动内需大战略鉴定基础）：　　

一、严禁美元继续流入中国。允许美元继续流入中国，美元将继续遵循伪币（劣币）驱逐良币的格莱欣定律，导致基础货币超发，破坏人民币信用，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因此，对于在华跨国公司出口企业的美元顺差和投机性美元流入，中国人民银行应该拒绝他们把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的业务。　　

二、停止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运用美元储备回购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在中国每年盈利20%，而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收取的美元却不断在贬值，只有中国才做这种大傻事。出售本国企业、廉价出口资源获取不断贬值的美元，也只有中国才做这种大傻事。因此，运用美元储备回购外资企业是解决外汇储备不断贬值的最佳途径。笔者、赫德森、左大培和马耀邦在过去都多次呼吁中国政府采取这些最佳途径，例如，2010年享受中国稀土出口配额的企业中就有几乎一半是外资企业，首先要把这些企业收归国有，而且是原价回购，再不能让他们掏光中国的稀土资源了。有人说你的建议虽好，但不现实，因为中国政府不敢运用美元储备回购外资企业，怕引起政治争端甚至引起外国政府的军事干涉。运用美元储备回购在华的外资企业符合国际惯例，如果政府怕引起政治争端甚至引起外国政府的军事干涉，这说明外资问题在中国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因此更应该及早解决在华外国直接投资问题。　　

三、以退为进的破除美元霸权的中国策。美元迟早要崩溃，美国的战略是恢复金本位制。由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黄金储备很少，恢复金本位制不符合其利益。美元崩溃后的世界极可能是以物易物的国际贸易（但不应把笔者的意思理解为中国不增加黄金储备），正如“大萧条”后金本位制崩溃后的情景。中国不仅要为未来的这种可能未雨绸缪，而且要采取战略，加快美元的崩溃。　　

美元霸权建立的是一种类似于古罗马的掠夺和剥削体系，是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根源，因此，摧毁美元霸权是世界人民的福音，当然也是美国人民的福音，因为美国靠发货币剥削世界各国人民导致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大量失业和中下层的贫困化。世界上有可能与美元霸权抗衡的国家必须有庞大的分工体系和内需市场，在这方面只有三家：欧盟、日本和中国。但是，欧盟不是一种政治实体，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实施完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因此，欧元就无法与美元相抗衡；而日本虽然对美元霸权也心怀怨恨，但日本要仰仗美国对付中国，因此只能对美元霸权忍气吞声。因此，只有中国才能肩负起摧毁美元霸权的历史重任，这是世界人民赋予中国的昭昭天命，是中国造福于全世界善良人民的光荣使命。　　

中国具备担当破解美元霸权的全部条件：广阔的国内市场；最多样化的分工体系和统一的中央政府。单从人口上来说，我国的人口规模就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对外贸易并不重要，达到贸易平衡就可以了，这是抗衡美元霸权的基本条件。由于我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和有统一的中央政府为高度一体化的国内市场做保证，因此可以发展最多样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这样，中国完全可以与美元体系隔离开来，甚至与美国经济逐步脱钩，在同时给欧盟国家讲清利害关系，争做统一战线；从欧盟国家获取高技术转移（但中国不依靠欧盟，高技术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搞出来），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原材料和能源，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美元霸权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并最后瓦解。　　

2010年春，贾根良在北京大学社会和谐研究中心“反思比较优势战略沙龙”上作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亟需惊天革命》的发言：重走内向型经济和贸易平衡，美元霸权就对中国无计可施了。这将是世界人民当然也是美国人民的福音，因为美元霸权建立的是一种类似于古罗马的掠夺和剥削体系，是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根源。欧盟和日本虽然对美元霸权极其不满，但他们不具备破解美元霸权的实力，只能忍气吞声。而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和可以发展最多样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再加上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样，中国完全可以与美元体系隔离开来，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自建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美元霸权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并最后瓦解。　　

然而，在美国金融利益集团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必将对任何试图脱离美元体系的国家进行打击，因为任其发展，它不仅不能剥削中国了，而且由于美元霸权的最终瓦解，将使美国的霸权也被瓦解。从战略角度考虑，中国需要做两点工作：一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为将来的战争做好准备，二是中国的工业不能集中在沿海，中国的工业中心应该向中西部转移，以避免损失过大。　　

一、比较优势理论甚至不值得一批。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持翻译的迈克尔•赫德森的著作《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今天谈反思比较优势理论，我在英文文献中看到有大量文献批判它，我甚至都觉得没有必要再把它整理出来，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历史角度看在那个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从历史上来看，发达国家崛起，没有一个是通过比较优势崛起的。从李嘉图到萨缪尔森—赫克谢尔—俄林定理这些理论都是非历史的，根本就没有考虑目前发达国家所谓的“比较优势”都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人为地通过反对比较优势打造出来的。　　

现在经济学界几乎一致地信奉比较优势理论并反对保护主义，孰不知英国工业革命就是反对比较优势理论并在重商主义的高度保护主义下爆发的。长达300多年的重商主义国富战略有一个核心的思想：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的区分：“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是“好的贸易”，而“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是“坏的贸易”。自1993年以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由于受比较优势理论和自由贸易的欺骗，我国深陷“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和“出口实物产品换取美元纸片”的“坏的贸易”的陷阱之中，这是一条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　　

二、抓住高端产业是国家崛起和社会和谐的基础。从理论上说，一国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质量对国民贫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不是通过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也不是通过掠夺别的国家，那么一国的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取决于什么？只能取决于通过科技进步开发大自然所带来的租金分享，而只有高端产业才是科技创新的载体，而我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所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几乎没有创新机会，是低质量的经济活动，当我国把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及其创新收益拱手让渡给发达国家的时候，社会各阶层收入提高和共同富裕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政府就必然要与民争利，资本家就必然要压榨工人，因此，就必然会在利润、工资和税收之间相互倾轧，这就是在目前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所谓低工资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才造成了今天社会不和谐的局面。顺便说一句，正是由于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实行自由贸易，技术创新的绝大部分成果就被跨国公司所攫取了，所以我国各级政府就无法通过来自工商业税收的增加分享这种技术创新的收益，因此，不得不愈来愈靠出卖土地获取财政收入，从而成为房价越来越高的重要推手，这是我国土地财政得以产生的重要根源，也是天社会不和谐的重要根源。　　

因此，像中国这样在科技上落后的国家只有反对比较优势，国民才能富裕起来。因为一国只有在抓住高端产业的时候，由高端产业所带来的高创新率和高水平进入壁垒所产生的高附加值不仅创造了可以由企业家、劳工和政府分享的生产率增益，而且由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创新所产生的“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从而导致国内各行各业中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但是，一旦一个国家丧失了对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国家将不仅在自主创新上举步维艰，而且它也将丧失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使其生产率增益普惠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行业以及提高全体国民公共福利的机会。　　

三、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在经济学界，保护主义几乎遭到了一致的反对，我国学术杂志上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在讨论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的自由贸易问题。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够作为中国发展战略的基础，但在中国整体战略的里面，它还可以作为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发挥作用，这个优势还是需要利用的。但是总体战略是保护高端产业和充分开发国内广阔的市场，为此笔者提出了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　　

四、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也是破解美元霸权的釜底抽薪的根本措施。主权信贷是与美元霸权相对立的，我国具有广阔的市场，主权信贷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单从人口上来说，我国的人口规模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对外贸易并不重要，达到贸易平衡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要重走内向型经济的原因。重走内向型经济和贸易平衡，美元霸权就对中国无计可施了。　　

我国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于实体经济，显而易见，如果中国的进出口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也就是外汇储备够三个月进口的需要就可以了，这样我国就不会积累这么多的美元储备，也不会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没有终结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在纸币经济的时代，无论是储备货币多元化还是不切合实际的建立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都无法解决美元霸权问题。要解决美元霸权问题，就必须破除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的迷信，就必须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　　

五、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战略方针。我几年前有一个提法，就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家主义经济学，按照这种经济学，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破解美元霸权的战略，研究在实施保护主义战略后，我国在金融、农业、工业、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如何去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是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我在《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一文中，提出了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这包括：第一，抓住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要把资本货物工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工业在国际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作为奋斗目标。第二，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农产品技术，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第三，停止引进外资和回购外资企业。第四，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其目的是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国内市场。第六，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和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把资源型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第七，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的科技优势而非廉价劳动力，这为中国开发这种最丰富的要素禀赋并崛起为世界科技创新第一大国创造了别国难以匹敌的优势。第八，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特征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要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为引擎。第九，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以开发中西部为重点，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第十，内部改善：以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需要我国在国内流通体制、基础设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等内部环境的改善上痛下苦功。　　

此外，如果按照我所提出的转型来做，这将是世界人民当然也是美国人民的福音，因为美元霸权建立的是一种类似于古罗马的掠夺和剥削体系，是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根源。欧盟和日本虽然对美元霸权极其不满，但他们不具备破解美元霸权的实力，只能忍气吞声。而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和可以发展最多样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再加上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样，中国完全可以与美元体系隔离开来，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自建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美元霸权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并最后瓦解。　　

然而，在美国金融利益集团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必将对任何试图脱离美元体系的国家进行打击，因为任其发展，它不仅不能剥削中国了，而且由于美元霸权的最终瓦解，将使美国的霸权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会发出战争威胁，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就想去年的黄海军演一样。但这只不过是战争恫吓而已，这种办法对待伊拉克和利比亚可能有效，但对于中国这样国土辽阔的国家来说，任何入侵者必将陷入屈辱的失败境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忧。但是，从战略角度考虑，中国需要做两点工作：一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为将来的战争做好准备，二是中国的工业不能集中在沿海，中国的工业中心应该向中西部转移，以避免损失过大。　　

六、重大危机导致发展模式转型的两个必要条件。重大危机导致发展模式转型的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国家的精英接受了符合国家利益的经济理论，二是形成了符合国家利益的利益集团。否则，再大和再多的危机也没有用。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中国战略调整的机遇来了，但一看2008年底拉动内需的4万亿计划以及恢复出口退税的种种做法，我的心就凉了。当奥巴马在2009年初搞保护主义的时候，我甚至希望他搞的越大越好，这样才能刺激中国大转型。但美国很聪明，它不能搞的把中国人搞急了，搞的中国没办法了不得不转型，而这种转型对它们的利益集团是不利的。因此，国际金融危机提供的重大转型机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政府错过了。　　

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大变革需要做两件事情。中国30年改革分为两个阶段：学潮之后的1993年是变化的转折点，看关税就可以看出来，1995年关税大幅度下降，在此之前靠内需，在1993年之后，由于新自由主义日益支配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我国才陷入了目前进退维艰的困局。从对外关系来看，从1993年开始，为了加入WTO，我国大幅段降低关税并没有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从而陷入了美国经济战略家通过对中国学界、政界和商界洗脑的陷阱之中，使中国人自己自愿地选择了一条依附型的经济发展道路。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外国人忽悠中国或我们自己忽悠自己，包括自主创新实际上是作秀，许多人根本就不了解自主创新的含义。　　

现在自由贸易和外资有益的观念仍占支配地位，所以中国经济要大转型首先需要思想启蒙、救亡启蒙。举办“中国民族主义经济保护运动高级论坛”目的就是要做这种工作，要发出声音，要让政策制定者知道，还有替代性的发展思想，促使高层了解保护主义是发展中大国取得技术和经济领先地位的必由之路，这样他们才会有反思，才有可能接受对国家有利的发展战略。　　

近一年来，我系统地研究了以吴敬琏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主要论著，也悉心研读了卢麒元、左大培、贾根良等被我称之为“保护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在读卢麒元、左大培、贾根良等人的文章时，感到他们是在用心用热血在探讨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前途命运，拳拳之心感天动地，犹如杜鹃啼血，声声痛彻心底。但读吴敬琏们的书和文章，谈国家重大经济决策犹如在谈别人家的事，谈笑风生，轻松自如，诺奖获得者是如何说的，欧美国家是怎么做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可就是有高层决策者愿意听，愿意照他们说的去做。我在《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解读<吴敬琏传>》中说，读者认可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能够深刻理解广大劳动人民的心愿，顺应和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出发点和归属，不为名诱不为利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才佩称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尽管《吴敬琏传》的作者吴晓波说，吴敬琏是在用生命证明，自己是一个“眼睛盯着真理的人”。然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个真正能代表社会良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有益于人民大众的经济学家的肖像，应该由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评判。因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要树立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