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私化误区，探索人本社会发展之路

　　一，为什么“四个坚持”会开出私化西化泛滥的奇葩？

　　最近一段时间，左翼网站刊登文章的议论焦点包括：

　　1，安邦集团10年拥有万亿资产的神秘发家;

　　2，教育部长要求全国高校净化讲坛遭遇西化势力围城;

　　3，周秀云及其丈夫因民工讨薪在公安机关被打死打伤

　　彰显改革初衷的嬗变。

　　一方面，政治背景显赫的安邦集团10年拥有万亿资产，成就万亿帝国像玩魔术一般轻松;另一方面，处于分田单干后的农民依靠种地不能支付当今生活开销，不得不外出打工却拿不回自己的血汗钱。结果，强势高官子孙10年坐拥万亿资产而尽享奢华;弱势农民工则拼死拼活，还要为讨回血汗钱而命丧黄泉、家破人亡。联系到富士康的13连跳，联系到深圳裕元鞋厂工人为捍卫合法工资和劳保待遇的持续抗争和最近舞阳钢厂工人抗议降低工资而举行的罢工等等，联系到昆山爆炸案所揭示出地方政府的招商口号，以及笔者所在煤矿后勤单位月薪千元的员工待遇等等，都让我不能不思考：这些现象在毛主席时代有可能发生吗?如果改革真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系列现象还会发生吗?

　　残酷的现实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发展的结果不是让人民大众摆脱贫穷，而是让劳工阶级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连国家宪法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都频遭侵犯，让广大劳工阶级面对高房价、高医药、高学费、高养老等等日常开销而不堪重负，这样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民有什么意义?那么，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追求经济发展的目的究竟为了谁?难道仅仅是为了强国强军?那么，强国强军又是为了谁?难道真的是为了让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更富?难道真的是为处于特权地位的官僚阶级，从GDP增长方面寻找继续执政的法理依据?那样的话，还有必要为推翻旧的三座大山而牺牲几千万先烈吗?

　　有很多网友甚至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私有经济加市场机制能够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那么，共产党为什么还要领导人民起来闹革命?蒋介石时代不就是私有制加市场经济吗?蒋介石集团借助权力垄断搞出了四大家族，今天的安邦集团借助什么10年搞出万亿资产?这难道就是一党执政权力垄断的真实目的?共产党以消灭私有制为名领导人民推翻了蒋家王朝，难道不允许真正的共产党人以同样的名义推翻私有化的假共产党吗?

　　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行一党执政的理由就是为了消灭私有制，就是为了带领全社会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为了在运动的发展进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并在这个过程中对企图复辟旧制度的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过程中对旧的思想文化进行充分说理的批评、批判，对其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改造。

　　那些放弃运用这个无尚权威对敌进行斗争和专政，而是运用这个权力谋取自身利益的人们，甚至用来维护官僚特权阶级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垄断地位、乃至维护整个资本主义利益的人们，就是党内的政治投机分子、脱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就是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同时也是党内的腐败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习近平同志倡导的打虎拍蝇猎狐和中纪委的辉煌战绩，之所以赢得人民群众的一派欢呼，之所以令内外反动派极度恐慌，就是因为他们正确行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职能，就是因为他们正确行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对敌专政的职能。

　　二，改开中的私化西化泛滥，究竟谁之过?

　　文革中，笔者曾经就极左思潮煽起的文革乱象向马列毛著作求教，得知极左思潮是违反马列毛主义的，是违反辩证法的，于是致信毛主席周总理，阐述笔者幼年对相关问题的粗浅认识，客观上对抑制极左思潮、保护大批老干部发挥了影响，也勾画出了对文革前17年和文革探讨实践进行辩证否定和辩证继承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式，成为后来《邓选》2卷349页所述毛主席指定接班人和《邓选》3卷380页邓小平真正要找的第三代。

　　有鉴于此，当下种种改开中出现的问题，如果仍然向马列毛主义求教，所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列宁主义所阐述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基础上;而毛主席在总结苏联共产党在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以后，竟然出现了党变修、国变色的教训，在新中国成立17年后发动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并提出“阶级斗争为纲”和“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的理论和政策，毫无疑问，对当前出现的问题都不可能予以承认。怎么办?既然大家公认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者，那么，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也只有向这位总设计师求教，只有向他所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求教。

　　《邓选》3卷111页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邪路了。”

　　《邓选》3卷138页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90%以上。”“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导，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

　　《邓选》3卷229页指出：“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

　　在《邓选》其他的谈话和文章中，关于坚持公有制为主导，坚持按劳分配，不搞两极分化的意见，也反复强调许多次。其中，众所周知的就是载入宪法、载入党章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四个坚持”之一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以公有经济为主导。如果没有这一点，而是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名，实际上是分田单干，搞小农经济;在城市以适应现代企业管理需要为名，对国企废弃《鞍钢宪法》而实行实质上的西方雇佣劳动制，搞什么“转型改制”，“管理层收购承包”等等，实际上都是对公有经济的私有化，都是在出卖国家资源和劳工阶级所创造的财富，都是在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如果一个社会里到处都是私有经济，到处都是唯利是图、金钱关系，哪里还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党性原则的立足之地?哪里还有共产党组织发挥先锋模范和堡垒作用的舞台?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农村的分田单干，就在于城市的国企私有化。

　　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能不跟着改变吗?上层建筑改变了，政权性质能不跟着改变吗?国民经济中80%以上属于非公经济，就说明在这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已非社会主义性质，那么，你还有什么资格自称是社会主义?载入党章宪法的四项基本原则还有什么立足的根本?失去了立党之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你还有什么资格坐在执政党的位置上?再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公开宣称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就是说，共产党只有以消灭私有制为宗旨，才有资格实行一党执政。因为你要消灭私有制，你就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观念，去逐步战胜并取代几千年私有经济所产生的私有观念及其传统习惯势力。否则，其他以维护私有制为基础的政党，都在实行多党竞选、轮流执政，你凭什么还要继续搞一党执政?

　　放弃了公有制经济基础，就等于背叛了自己的立党根基，就在政治上道义上输了理。这就是在市场决定论面前，我们的党和政府面对人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遭受黑心资本家侵犯的时候，总是不能旗帜鲜明地捍卫宪法权威而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深层次原因。长此以往，就不是坚持不了马列毛主义指导地位的问题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遭遇围剿的问题了。苏东剧变后，那里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共产党干部们的遭遇，就会轮到今天坐在执政位置上的中共各级官员们。谁能相信搞30年私有化的责任者的结局，会比搞500天私有化的苏共官员们要好一些?看看政权在握的共产党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写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后所遭遇的围攻谩骂，看看教育部部长要求净化高校讲坛所遭遇的围攻谩骂，希望变天以后的共产党不被清算，就恐怕不是做梦，而是妄想了。

　　这就是公有经济私有化以后必然的内在逻辑。

　　所以，尽管邓小平同志早就洞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改革开放早期的1983年就明确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摘自《邓选》3卷45页)

　　邓小平说这番话的时候，发端于农村联产承包的改革事业刚刚起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以精神污染的形式闻风而动，并引起邓小平、邓力群等同志的高度警觉。从那以后，邓小平和这几位同志就站在事关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高度，坚持不懈地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斗争。遗憾的是，尽管邓力群等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从国家发展路线、共产党继续革命和干部队伍的反修防修的角度提出问题，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认真从公有经济私有化这个经济基础的源头来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导致经济自由主义和意识状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已经不是“精神污染”的问题，也不是公有制经济占不占主导的问题，而是即使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是不是出现两极分化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标准来衡量，改革也确已走上邪路，或者已经失败。更为严重的是，既然私化改革已经走上邪路，或者已经失败，却仍然不能改弦更张，不能在认真总结农村集体化、城市国企贯彻《鞍钢宪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目前现状，从发展农村集体化、合作化入手，从整顿城乡住房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融资、招投标入手，大力发展公有经济、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历史终将判明，在大寨精神、大庆精神的基础上，引进现代科学管理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加上适度的改革开放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各方面综合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什么在改开36年的实践中，却导致非公经济占有80%以上的比例?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一直在高调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吗?不是一直在高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吗?试问：邓小平什么时候允许非公经济占主导了?什么时候允许两极分化了?什么时候说过即使非公经济个体发展到拥有几千万元资产，拥有几个亿、以至于几十亿、几百亿，甚至达到目前的上万亿元资产，也不能动、不能变了?什么时候说过即使已经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也可以不管不顾了?如此，《宪法》第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什么时候被废止了?其间发生如此严重的经济私有化的违宪事件，为什么愈演愈烈?为什么迟迟得不到制止?

　　毋庸讳言，胡耀邦应该对不加区别的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刀切”平反并“落实政策”负责，赵紫阳应该对淡化党的领导、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更加泛滥并导致西化势力猖狂夺权负责。这两个人的责任，在邓小平生前已经做过处理。那么，谁应该对国企停止贯彻鞍钢宪法、削弱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负责?谁应该对借转产改制之名将国有资产大肆贱卖转为私营经济、从而削弱公有经济主导地位负责?谁应该对边缘化共产党人战天斗地、实干苦干加巧干的大寨精神、大庆精神负责?谁应该对边缘化公有经济的先进典型—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河北周庄人民公社等等政治事件负责?谁应该对违背共产党人宗旨、懒惰自私导致落后贫穷的小岗村不加批判、反而树立为全国效法的典型，从而开启中国农村倒退到小农经济发展模式负责?

　　事实证明，私有化必然刺激人们的私欲，刺激私有观念，刺激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泛滥。就像吸食毒品和激素，可以引起身体一时的快感和亢奋，却很容易成瘾成癖，最终摧残正常人的身心健康、乃至生命。可见，经济私有化虽然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却后患无穷。

　　如果不从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是非曲直，按照现行《宪法》的相关规定切实纠正经济私有化的恶果，单纯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对西化、自由化泛滥的问题，无异于舍本逐末，必将成为历史的笑柄。

　　结合当下非公经济占80% 以上、意识形态领域乱象纵生的状况，不由的联想到《毛选》2卷694页的一段话：“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是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

　　是的，这是一篇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那么，它是不是对今日中国的问题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不错，今日中国没有处在战争状态，今日的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处于统一战线中在野党的位置，但是在中国当今占80%的非公经济中，28个主要行业中有22个处于外资控制的经济状态中，我们不能不问：在这80%的非公经济中，在这22个被外资控制的行业中，这种帝国主义或半帝国主义的经济占多少?这种买办资本主义经济占多少?这种封建的或者半封建的官僚资本主义、甚至是黑社会的经济占多少?总不能用“民营经济”一概而论吧?富士康是代表帝国主义经济还是代表买办资本主义经济?昆山政府的招商政策能招来什么样性质的经济?而那些依靠“抓大放小”、“转产改制”、“管理层收购”搞出来的经济体，那些依靠官商勾结而非劳动致富、非科技创新的经济体，岂是一个“民营经济“所能搪塞过去的?至于很多中小型的家族经济模式中，哪些属于封建的或者半封建的经济?它们和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相比，具有哪些方面的优越性?具有哪方面的竞争优势?归根到底，它们创造出来的经济效益，最终肥了谁?最终壮大了谁的经济基础?

　　有一位新浪认证为中国民营家族企业治理专家的曾水良先生在新浪微博上，多次私信本人一一列举中国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病制约民营经济的发展，希望引起国家重视，成立相关机构加以引导、帮助克服。由此可见，受中国民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公有经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私营经济中同样存在。这些问题绝不是公有经济私有化所能解决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放任公有经济私有化，也不能放任私有经济百病缠身而自生自灭。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发展会带来什么后果?它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中得到先富带后富的承诺吗?从而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信任共产党吗?更加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吗?它能使我们的军队看到他们的父兄遭受剥削压迫而增强战斗力吗?它能使我们的警察永远不惜背黑锅而替违法违纪的权贵资本势力维稳吗?另外，这些运用非法手段致富的人们，富裕了以后能干什么?网络媒体让我们司空见惯地看到的是，他们不惜花费百万元收买高年级女生替他们买处，不惜花费巨资购买人乳或直接吸食人乳···，他们整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甚至嫖娼、赌博、吸毒层出不穷····这样的富裕，不要说缩小三大差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即使对社会、对他人、对他们的家庭，能有什么积极意义?同时另一方面，还要有多少人为他们这种糜烂的生活从事有损人的尊严的劳务?

　　目前，我们党所遭遇的意识形态围城，说明资产阶级已经不是处于被教育被改造的状态，而是反过来对他们放弃教育改造的“恩人”们，进行反攻的状态。这些现象不就是经济私有化引来帝国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使它们结合成亲密联盟的具体表现吗?这种横向的现实，与纵向的胡耀邦、赵紫阳、令计划等人，接力棒似的干扰接班人问题的解决，及其背后强力推行的私化西化进程相联系，谁还能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谁还能说中国共产党内不存在修正主义路线同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斗争?谁还能说中国不存在违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而改变国家性质的颠覆势力?

　　三，文革理论针对今日现实变成真理

　　列宁说过：“真理前进一步就是拗误”。按照《历史决议》的逻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在公有经济为主导、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不可能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因而，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根据并不充分，由此所做出的走资派已经夺取大部分国家权力的判断，并由此所作出发动文化革命的决定，都是错误的。

　　这里不说毛主席是天才的预言家，不说他能够预见到私化改革和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的中国，会出现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现象，会出现修正主义上台走资本主义道路。单就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对内实行剥削压迫、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相邻的阿富汗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政策，难道不足以令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警醒吗?按照《历史决议》的逻辑，苏联变修是因为没有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吗?是因为苏联没有实行计划经济吗?

　　美国现代社会学家埃利希·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这样评价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他说：“今天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尽管它实行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但同任何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它也许更接近早期的和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它无止境的追求工业的发展，无情地漠视个人的存在，贪求个人的权力，这些构成了它的基本动机。”(摘自《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7月版—下同 第250页)在治学严谨的美国学者笔下，缺乏民主和公平的社会主义，尽管也实行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却不能掩饰其官僚特权阶级对劳工阶级的剥削和奴役的性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集团的形成，就是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上的。

　　笔者并不赞成弗洛姆把斯大林体制等同于资本主义早期疯狂掠夺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观点，因为它有自己形成的国际背景和历史局限。但是在国际局势相对缓和以后，斯大林没有及时把苏共政权建设置于人民民主的基础上，从而供养了一大批脱离人民、脱离劳动、俸禄丰厚的官僚特权阶级，进而为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准备了条件，也为日后苏共的垮台留下了祸根。

　　毛主席领导我们党牺牲了千百万革命先烈建立了新中国。在他的思想深处，共产党在军事上战胜国民党所建立的国家，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如果不能带领人民群众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一步步战胜几千年私有制社会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和传统习惯势力，其结果很可能是在军事上被推翻的旧政权，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被取代的私有制经济，由于修正主义的上台而分享国家各种肥缺的国家工作人员，逐步滋长出官僚主义思想作风，使他们与社会成员中的私有观念及其传统习惯势力相互联手，成为骑在劳工阶级头上新的剥削压迫阶级。

　　毛主席正是为了避免革命成果不致于付诸东流，为了避免苏联变修不在中国重演，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流通领域已经实行计划调节的情况下，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上，毅然决然发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按照否定文革的那个《历史决议》的思维逻辑，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发生以物质诉求为主要目的的阶级斗争;以计划经济为主要资源配置手段，不可能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以上述理由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意味着纯粹的权力斗争，甚至有人把这场斗争比喻为朱明王朝的诛杀功臣。所以，这场运动自始至终都充满尖锐、复杂、扭曲，甚至错乱。以至于文革结束5年后，一份由邓小平支持、胡耀邦主导，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胡乔木、邓力群等参与起草的那份《决议》，对那场运动进行了全盘否定，定性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全国性内乱。

　　关于那份《决议》中的论点、论据和论证逻辑，本人在致中共中央全体委员的政函—《公正评价文化大革命，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一文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驳、批判，点击量早已超过10万人次，收到了大量的点赞和支持的评论，而有价值的反驳却没见一条。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改开30多年后出现的一系列铁一般的事实，印证了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革理论和政策，对于私化改开的后果具有十分英明的预见性。

　　大家都已看到改开30多年来，在经济领域，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在政治领域，工人阶级领导地位不复存在，工农联盟名存实亡。在非公经济基础上，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现象司空见惯，以物质利益为主要诉求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激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放弃以人为本而追求资本利润和GDP发展指标，客观上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

　　原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同志在总结中国八九风波和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以后指出：“《历史决议》第(35)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后来的实践，特别是我国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东演变的事实证明，这个表述不符合实际。1989年政治风波后，胡乔木讲，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实际情况是这样：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剥削阶级还在改造，小生产和商品制度广泛存在，由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紧张、缓和的局面将多次反复出现，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平心而论，在公有经济占主导的经济基础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群众运动中，难免发生“无限上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因为没有私有经济占主导，就不可能出现一般意义上生产资料所有者阶级对劳工者阶级广泛的、严重的经济剥削，也不可能存在一般意义上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国家机器对劳工阶级广泛的、严重的政治压迫;没有私人所有制经济做基础，没有市场经济规则占统治地位，就不可能出现一般意义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大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这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经济和政治因素的不充分条件，决定了文革中反对封资修的斗争中“冤、假、错”案在所难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周恩来总理把这场文化大革命称之为反修防修的一次预演。既然是预演，就必然带有某种论点前置的意味。就好像军事演习中，红军蓝军相互对垒、互为敌方，战斗中为了克敌制胜，双方可谓“不择手段”。但是演习一结束，这种敌我关系就不复存在。文革中的问题，基本上也应该是这样。目的就是预防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不要产生苏联那样的官僚特权阶层，不要让担负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历史使命的一党执政地位，成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复辟剥削压迫制度的温床;不要让作为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经济基础—私有制经济再次死灰复燃;更不要让私有经济借助市场经济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

　　而如今的中国，非公经济已占国民经济的80%以上，并且还要在国企继续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因而，非公经济还有继续扩大控制的趋势。那么，把文革的理论和政策应用于今天的情况，谁还能说今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而，谁还能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是错误的?谁还能说今日中国已经解决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了?这就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上掀起毛泽东热之所以会一浪高过一浪的深层次原因。

　　尽管如此，也不等于今天的执政党还会沿用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也不等于今天的执政党会沿用文革时期“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做法。因为历史的经验会警告那些非法的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革命是对非法掠夺者的正当剥夺，人民不会允许对正当剥夺的反剥夺;历史的经验也会告诉人民，只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才能赢得维护宪法权威，赢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共同利益。

　　毛主席借鉴苏联变修的教训，在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仍然存在很大争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力群同志就此总结说：“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目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在于，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一是对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二是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对群众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对群众理解和执行正确政策的能力估计过高。就敌情的分析来说，‘文革’初期，对‘走资派’的估计，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判断，与对垄断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看法差不多了，不但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实行‘白色恐怖’，不只是个别的、部分的，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很显然，对敌情的估计过于严重了。不是没有走资派，确有林彪一类的走资派。但绝大多数当时挨整的‘走资派’是未犯走资派错误的同志。1975年以前，省、部级的干部绝大多数得到解放、平反，除了后来证明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极少数人和动乱精英外，其他同志都是被冤枉的···”。

　　正是由于这些实践中的失误和认识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那份《决议》对文化革命的全盘否定。对文革否定所带来的副产品就是官僚主义特权思潮迅速泛滥，并且很快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政治西化势力所利用，直接导致八六学潮和八九动乱。在八九动乱不久，胡乔木和邓力群就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根据《邓选》记载，中国公有经济在1985年仍占国民经济的90%以上，那么到1989年发生政治动乱的时候，非公经济不会超过20%--30%。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做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论断。如今，中国的非公经济已占国民经济的80%以上，我们为什么不敢直面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82宪法确定阶级斗争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是非公经济只占国民经济10%不到这个基本事实。在非公经济已占80%以上的情况下，还能继续沿用这个判断吗?同时，在国民经济中只占20%的公有经济中，由于集权僵化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革，由于实行了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那里面就难免存在剥削压迫现象，就难免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就难免存在官僚特权阶级同工人群众的矛盾。

　　根据苏联公有经济占绝对优势依然产生了官僚特权阶级，依然产生了以他们为政治基础的修正主义集团上台的教训，以及中国非公经济已占80%以上的具体情况，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可以概括为，官僚特权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新的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受剥削压迫程度更深的新的农民工阶级)的矛盾。

　　这样一来，运用邓小平关于是否存在两极分化和是否出现非公经济占主导来衡量改革成败，放弃“四个坚持”而推行私化西化的改革路线，的确已经失败，的确已经走上邪路;而被周总理比喻为反修防修预演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已经完全符合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形势。面对失败，应不应该总结?发现走上邪路，应不应该改 正过来?已经客观存在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应不应该批判?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受四项基本原则保护其基本利益的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中国借鉴苏联变修的教训进行了文化大革命，南斯拉夫借鉴苏联变修的教训进行了政治、经济和企业管理体制的系统改革，实行了政治领域里的各级代表团制度，所有制领域里的社会所有制，企业管理领域里的工人自治制度，以及流通领域里的市场经济规则。经过对比分析，人们不难发现，苏联的垮台根源于集权专制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产生的类似于封建主义的官僚特权阶级，中国改革的失败根源于以农村大包干为发端的私有化进程和官僚特权阶级的狭隘自私和以权谋私，南联盟的解体却并非其制度根源，而是由于西方培植的内部极端民族主义分裂势力，以及后来帝国主义发动的科索沃战争。

　　很显然，南斯拉夫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出路就在于政治领域里的各级代表团制度，所有制领域里的社会所有制，流通领域里的市场经济，一句话就是，公有经济基础为主导加市场经济规则的成功实践。这些，不是已经昭示了社会主义正确的发展方向了吗?

　　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坚决贯彻《宪法》总纲第一、二、三条规定，捍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贯彻《宪法》第六条规定，坚决纠正私化改革的一切后果，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逐步消灭已经客观存在的非公经济领域里的剥削压迫现象，在政权建设方面实行人民选举、人民监督和按程序罢免，逐步铲除官僚特权阶级生存的土壤。

　　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探索人类社会理性发展之路

　　根据以上分析人们不难发现，马列毛主义在实践中遭遇挫折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受自身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水平的限制，不同程度的背离了马列毛主义所规定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以及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但只要透过这些表面现象，依然能够看到马列毛主义真理的光辉，而真正的真理必将指引社会主义事业克服困难，步入人类理性发展的坦途。

　　根据马列毛主义的经典论述，人类社会一般是要经过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通过所有制领域里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通过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对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传统习惯势力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和改造，并由此造就生产、管理、思想文化和道德品质全面发展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使其能够担负起建立并完善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

　　遗憾的是，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导致了官僚特权阶级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修正主义集团上台的政治土壤，加之内外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和政治势力的相互勾结、内外夹击，导致在十月革命72周年之际，在列宁主义的故乡，发生了苏联解体、红旗落地的悲剧，以及随后出现的东欧各国的改旗易帜。无独有偶，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借鉴南斯拉夫公有制基础加市场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而是只看到南斯拉夫遭遇肢解的表面现象，误以为南斯拉夫的改革也是失败的，因而在中国搞农村分田单干、在城市搞国企私化西化。从而导致非公经济高速发展、公有经济随之萎缩。如此情况，资产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所谓终极模式，怎么可能不甚嚣尘上?

　　但是，各类资产阶级流派的学者没能从理论上战胜马列毛主义，反而让马列毛主义经典作家在革命实践中批驳得体无完肤、一败涂地，又怎么可能利用背离马列毛主义的错误实践，来抹杀马列毛主义的真理价值?

　　其实，在人类社会究竟应该坚持资本主义，还是坚持人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上，不仅执政的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连西方治学严谨的社会学家，也殊途同归的得出了适合人类精神健全发展的社会模式的相同结论。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美国现代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埃利希·弗洛姆。他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非常详细地剖析了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对人的合理需要的践踏和异化，剖析了斯大林体制对人性的扭曲，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理性发展模式的探讨。他指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目标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和谐，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与他人的关系将会符合人的基本需要。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其中每个人的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的充分自由的发展成为普遍的原则’。”(摘自《健全的社会》第257页)

　　这就是西化派最推崇的“普世价值”的故乡，西方社会学家的代表人物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各个阶段的利弊，加以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全部文献及其在苏中各国具体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虽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在于缺少对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的认知，以及对工人阶级担负政治使命能力的高估，但是，源自于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一定会为今后社会主义实践者所掌握、所应用，借以推动其社会成员为达到自身各阶段主要需要的满足，而创造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产品，正如河南南街村党委评选十星级家庭所取得的效果那样，从而也促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履行使命的实践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埃利希·弗洛姆进一步指出：“面对机器人制度的危险，我们唯一的抉择就是建立人道主义的公有社会制。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财产所有权利或是利润的法定分享，而是在于劳动共同分担和经验的共同分享。必须使所有权的改变最终造成一个劳动的共同体，最终防止利润动机将生产引向危害社会的发展。必须使收入达到这样一种平等程度，即为每个人过上人性尊严的生活提供物质的基础，从而防止社会各阶级因经济差别而造成他们完全不同的生活感受。···人对人的利用必须停止，经济必须为人的发展服务。资本必须为劳动服务，财产必须为生活服务。一切社会的措施都必须是为了造就生产性倾向人格，以取代十九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剥削和囤积倾向人格，以及今天占统治地位的接受和市场倾向人格。”(摘自《健全的社会》第371页)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普世价值”的话，就应该是建立在消除阶级偏见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进行纯理性的探讨所得出的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虽然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却并没有为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狭隘眼界所束缚，而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理性探索的高度看问题，从而得出了如下结论：私有制经济基础必须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必须消除，资产阶级必然灭亡，作为维护剥削制度的压迫机关—国家机器必然自我消亡，人类最终必将走向共产主义。埃利希弗洛姆等人之所以同样伟大，是因为他们没有沉迷于资产阶级优渥的生活待遇而去为资本主义的罪恶辩护，而是竭尽全力探讨人类社会健康理性的发展归宿。

　　有一种普世派的口号叫做：自由引导人民。我们则提倡：让理性引导人类。

　　柯枫涛 2015年2月27日于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