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斯大林的斗争

列宁与斯大林的斗争

    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很难将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如果有人还要把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与帝国主义等同起来，那就更无法理解了，“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怎能混为一谈？这大概就是在民主问题上宁愿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也绝对不能与资产阶级为伍的原因了。
    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那一段时间里，与他最信赖的同志加朋友期大林发生最为严重的冲突，而且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列宁立“遗嘱”，向党的代表大会提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这个“遗嘱”被共产国际内的修正主义者与全世界上的资本主义者共同作为射向斯大林的一发重型炮弹。
    炮弹虽然是一样，但是打击的方法却不一样。资本主义者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加大炮弹的杀伤范围并选取射击的角度，以达到能够将两人同时消灭的目的，说明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是心明眼亮，立场坚定的，相比之下以赫鲁晓夫为鼻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没有原则，不分是非，毫无政治家的风度与胆识，由这群小人操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失败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了。
    他们到现在都在津津有味地炒作的那封列宁写给斯大林的那封“绝交信”，是因为斯大林对列宁的妻子发了脾气。真的是这样的吗？当年列宁与斯大林斗争究竟为了什么？有什么鲜为人知的地方？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史风吹尘，正在一步一步，越来越清楚的，在世人面前呈现出来。
   
    下面，让我们结合历史与现实，来分析列宁与斯大林的斗争，到底是谁错了？
    斗争的升级是从苏联的民族问题开始的。列宁提出的是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以平等的方式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同国联盟”，斯大林着重的是建立以大俄罗斯为中心的强大的“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斯大林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比列宁更加坦荡无私，因为他自己就一个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应该率领各少数民族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最大的贡献。所以当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提出民族自决权问题时，他便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打压。
    列宁对此心急如焚，它触动了列宁的神经，有悖于列宁心中的稳固的革命原则，因此列宁不顾重病在身，亲自特别地过问了此事，并与斯大林交换过意见，在不能动笔的情况下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章，并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广泛宣读。
     列宁在文章开头就说：“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
    他激烈地批评了当时正在斯大林主持下准备建立各民族统一的政治机构，“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因此列宁断言“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在文章里，列宁对斯大林进行了点名批判：“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注】），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
     
   同在这个会议上，斯大林居然接受了列宁的“挑战”。他对着全体代表，针对格鲁吉亚问题，也针对了列宁的批评，发表了意见，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得很清楚，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是巩固工人政权的工作，只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谈另一个问题——民族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它是从属于前一个问题的。”
    列宁的文章还有：“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像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
    斯大林则说：“我同意这一点，不应当委屈少数民族，但是如果因此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说必须使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对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那就是胡说八道了。”看起来斯大林与列宁的争论可谓是舌枪唇剑了。但是斯大林还是做到尽可能地维护列宁的声誉，他紧接着说：“在列宁同志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只是文字上的一种表现方法，布哈林竟把它变成了完整的口号。”原因是布哈林在利用列宁的话作文章，自然要被斯大林拿来为列宁当挡箭牌了。
   斯大林虽然要求包括他的民族在内的所有少数民族服从以俄罗斯为主的整体民族利益，但是从具体运作上，不但向少数民族提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资金和文化设施，帮助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缩短与内地的差距，尽量接进现代生活水平，并且注意保护少数民族利益，不让俄罗斯人侵占少数民族的资源等，因此觉得他并没有“委屈少数民族”，他觉得也对得起生他养他的格鲁吉亚族，问心无愧。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各民族之间基本上是和谐发展的，这就让斯大林更加坚信他在与列宁的冲突中真理是在自己一方。
   
    除此之外，列宁还对斯大林主持国家机关的工作提出质疑：“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 列宁说 “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瞎忙使我们看来像是在工作，实际上却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实际上，列宁这是在严厉批评斯大林放纵了党内官僚主义滋生。以后被列入遗嘱的列宁口授文件向党中央提出了意见：“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控制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暴躁，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能忍受的，然而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能忍受的了。所以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离，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事实上，列宁也清楚他这个建议除了对斯大林起到警示作用，除了鼓励党中央的其他同志对斯大林进行监督帮助的作用以外，并不能动摇斯大林的领导地位，在列宁“遗嘱”全文中其实已经清楚地显露出来，当时苏共的领导人已经非他莫属。当斯大林遵照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的列宁的遗嘱提出辞呈时，得到的是包括他的劲敌托洛茨基、布哈林在内的全体中央委员的一致否决。
    斯大林等人对党将来的危机置若罔闻使列宁心急如焚又无可奈何，于是借助斯大林对自己妻子的不恭，向斯大林发出了所谓的“绝交信”，实质上是他认为斯大林在政治上顽固不化的失误将导致自己奉献了毕生精力的事业遭到断送而表示的极大愤怒。
    同志们的态度似已经证明斯大林是正确的。
    人们都清醒地意识到，苏联这一个全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新生儿”的周围全是帝国主义的老狼，它们那凶恶贪婪的目光无时无刻地盯住这个“新生儿”。全党同志们最一致的观点就是尽最大的力量，最快的速度，用最有效的方法，用最强有力的手段巩固工人的政权，拼命发展生产力，强大人民的国家。全党与全体人民不仅是这样想的，同时也是这样做的，终于在与帝国主义的生存竞赛中夺得了先机。如果一切按照列宁的办法，因为民族问题而将权力分散，因为官僚主义的问题而使领导干部们缩手缩脚，怎能抢在法西斯的前头完成工业的现代化。
   
    当今的历史变迁却证明列宁是正确的！
    斯大林对列宁不屈不挠的斗争种下了修正主义的祸根。表面上是有屈有挠的，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意见对包括国家名称、体制、宪法、以及中央机构进行了更改，但是对列宁最后忠告的理解，斯大林始终觉得列宁是由于重病在身，属于“病态”的反常表现。
   乍一看上去，列宁是过于谨小慎微了。仔细分析起来，列宁正是遵守着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则——根本原则！这个根本原则就是消灭一切阶级。任何一种等级思想与等级制度，哪怕只是苗头，都是新生阶级的土壤。如果承认大俄罗斯民族强大先进就具有领导少数民族的天然条件，就是承认了民族之间由于某些天然差距而必须的依附关糸，也就承认了俄罗斯本民族之间某些智力高些或是体力强些的人与普通人之间天然的等级差距，实际上是维持了旧社会阶级划分的理论基础，保护而不是消灭产生阶级的源泉。人与人之间的天资条件是不平等的，有高有低，资本主义就是要放大这条不平等的条件，把它视为顺其自然。而共产主义却是要限制这种天生的不平等，不能让它成为压迫别人甚至剥削别人的理由。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都必须以平等的心态与他人相处，以平和的心态参加社会活动，才能实现和谐社会。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实现共产主义吗？
   至于官僚主义就更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腐朽封建主义的产物，连资本主义都不相容的东西，拿来用在社会主义身上，这不比帝国主义者亲自动手要便利得多吗？事实上在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面前，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帝国主义都无能为力了，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成了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则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打开了第一扇门。因此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刚刚诞生就预感到了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危险性，就十分敏锐地看到了共产党内特权思想的苗头，十分反感斯大林等人从封建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政权机构就急急忙忙对它进行建设。满足于眼前的胜利与可用简捷方法即将拿到的更大的胜利的斯大林，与高瞻远瞩列宁比起来，可以说确实是太缺乏远见了。
   
    有人也许会说，斯大林想的是马不停蹄地建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抢时间，如果按照列宁的说法，用五年以上的时间进行政治整顿，强调反官僚主义而使干部们变得畏首畏尾，强调民主可能造成群龙无首，政治混乱，岂不早就断送了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
    一般来说，整顿政治是不可能停顿生产的，它只能进一步调动全党全民的自觉性与积极性，从而促进生产。正如现在精英们的所污蔑的那样，文革十年是生产大停顿甚至是大倒退的十年，而真正的事实是文革后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有所发展，由于中国的自身条件，加上别有用心的人的故意破坏，所有的提高与发展不尽人意罢了。但是谁又能否定它为以后的发展打下的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列宁并没有像斯大林所误解那样是由于重病而失去了理智，苏联当时的情况适应加强党内民主生活，推行政治改革与建设。因为党内的政治生活基本是正常的，刚刚取得政权的干部与群众立场是坚定的，思想是积极的，热情是高涨的，就连列宁的指示也会遭到党的代表大会质疑就说明这一点，当时的苏共集体并不盲从。可以推测，如果斯大林遵照了列宁的教导，不会影响到他的威望，不会影响到党与全国人民的团结，还可能避免后来所走的弯路和由此而来的重大损失。由于斯大林无意识地纵容了的特权思想，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致使他的后人不但在本国内，而且还到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充当老大，指手划脚，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的可悲下场。历史证明，在斯大林与列宁这场斗争中，列宁最后胜出。
   但是我始终还是认为不能对斯大林过于刻薄，正是斯大林坚持了社会主义并成功地建成了社会主义，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今天能够对他加以批评的人只不过都是事后诸葛亮，除了毛主席及时总结了斯大林的历史教训，并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这些措施就是坚定不移的民族政策，无产阶级的大民主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列宁的那段关于民族斗争的话也十分适用于充满着阶级斗争社会生活，不妨把它稍稍改动一下：
   “ 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阶级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阶级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阶级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用这个观点去看待文革中的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所遭受的“委屈”、“不公平待遇”，是不是感受好多了？
    对现在革命队伍内的矛盾冲突也具有现实的意义，谁要是有那种“自以为大”、“以我唯左”、“以我为革”的观点，“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
    列宁的这段话，与毛主席早期革命思想不约而同：“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真革命者与假革命者最显著的区别是对待领袖的态度上，与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对待领袖令人可憎的唯唯喏喏相比，斯大林从来不失风度。在根本立场与观点上，他崇敬并且紧跟列宁，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他有他的见解，曾经与列宁多次发生过争论。例如在一战中与德国谋和的问题上，关贸垄断的问题上、少数民族问题上等等。当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并没有翻出这些问题，并没有追究“列宁的错误”来为自己挽回面子，他始终认为列宁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他的“错误”是应该而且也可以被完全忽略的东西，即使他也知道这些东西是有可能让将来的政敌抓住把柄损伤自己，却让它们得已保存，他相信后人自有公断。事实上在对待官僚主义与党的性质会发生和平演变的问题，斯大林并不是与列宁格格不入，他们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只是认识的深度稍有不同罢了，而这种不同却是致命的。
    在列宁逝世几年后，斯大林在《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一文中说：“最近我们这里的领袖和群众之间开始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关系。我们这里出现了、历史地形成了一批领导者，他们的威信越来越高，同时几乎成了群众无法接近的人物。另一方面，一般的劳动群众，却上升得非常慢，他们开始眯着眼睛从下面向上望领袖，并且往往怕批评自己的领袖。
    ……这个事实就不会不产生领导脱离群众、群众离开领导的某种危险。
    这种危险会使领导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十全十美。而领导上层骄傲自大，开始从上面向下看群众，这会有什么好处呢？显然，除了党遭毁灭以外，什么结果也不会有。……正是为了前进并改善群众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就应当时时刻刻敞开自我批评的大门，应当使苏维埃人有可能“责骂”自己的领袖，批评他们的错误，使领袖不会骄傲自大，而群众也不会离开领袖。”
    我想对斯大林说，只有认识还不够，还必须象毛主席那样，拿出实践的方法来。
    由于没有深刻认识到列宁晚年的忠告，没有落实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因此斯大林警告的“党遭毁灭”的危险仍悄无声息在斯大林的四周发展着。
   
     【注】：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