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纪末日本的自信丧失

本章描述了日本人在20世纪末对中国迅速崛起感到的压力和恐慌，随着日本ODA大国地位的跌落和东南亚受援国家的不认同，有很多日本年轻人对国家前途感到失望。但作者认为日本人应该积极寻找出路，走出美国的庇护，同时对抗中国的崛起。

谦虚过度的日本人

大约一年前，《朝日新闻》进行了“日本人的亚洲观”为题的舆论调查（1996年11月9日朝刊登载），其中一个问题引起我的关注。就是“你认为21世纪哪个国家在亚洲最有影响力” ？答案是中国的占47%，美国占23%居第二位，而日本仅以13%居第三。看到这则消息的读者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有人也许会说，“哦，是这样啊”而完全接受；有人会说“这难道是奥运会金牌榜吗？这样日本不是完败了么”而愤慨不已；还有人认为是不是哪里搞错了。而我也对这一调查结果感觉很不舒服。

不久，我也有一个就同一问题做小型舆论调查的机会，是在几周后的一桥大学21号教室。为听我的讲座而来的学生以三四年级为主，约300余人。我在黑板上写上中国、美国、日本以及其它一些国名，进行了与朝日新闻同样的提问，其结果是中国占61%，美国为15%，日本竟然是不足一成的8%。

我真想在讲台上大叫，你们这是怎么了？然而我最终还是保持了平静。朝日新闻的调查是针对全国的三千名成年人采取的“分层和随机抽样双重调查法”，即对男女老幼各种生活状态的平均值调查；而我的调查对象则是眼前有无限未来，肩负21世纪重担的日本年轻人，但他们却比日本平均值更承认中国的力量，比平均值更看轻日本的能力。

当然，朝日新闻的问题设置本身有些粗疏。亚洲到底包括多大的范围？21世纪是指具体多少年后的事情？而影响力又以什么为基准？都比较暧昧，因此在亚洲视野中反射出的世纪末日本的“自画像”出现在调查结果中也是没有办法的。

在位于三田的澳大利亚驻日使馆，我和经济公使威尔逊就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有过一番讨论，他问我“为何日本这样迅速地失去了在亚洲的自信”？我列举了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日本人谦虚的现实感觉。日本仍是打破不了20%（指日本GDP占世界整体GDP的份额）这道壁垒，1995年日本曾到过18%，而这似乎是到了峰顶，此后逐步回落，怎么也无法突破“20%壁垒”。这种无可奈何感已经变成了“举国一致（National consensus）”的想法。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在1996年三月公布的测算值，1995年亚洲（中国、NIES、东盟、南亚等）的GDP为2.62万亿美元，占世界整体的9.4%，而日本则如前所述以5.024万亿美元占世界的18%，以此为预测基准，日本GDP份额在5年后的2000年将减少至16.2%，2010年虽增长到9.461万亿美元，但比例将继续后退至13.7%，与此相对亚洲的GDP将达到12.498万亿美元，占世界份额的18.1%，也就是说1995年GDP接近亚洲两倍的日本在2010年将萎缩到只有亚洲GDP的3/4水平（参考图2-1）。

“那么到21世纪10年后的2010年，日本仍占世界14%，在亚洲仍是GDP最高的国家，怎么还会出现失去自信的情况呢？”威尔逊公使对此仍是疑惑不解，我又举出了第二个理由，这就是日本缺乏对重新牢牢抓住新亚洲的领导地位的战略构想力。

日本人在本国经济的扩张感觉（最明显的指标就是GDP份额），以及独自领先的速度感觉中自诩为“亚洲的领袖”，但今后情况将会大为改变。GDP份额会逐步减少，以中国为首的周边经济将会以远超日本的迅猛速度进行追赶。那么日本应怎样稳住亚洲经济的领导宝座呢，在我的展望中没有看到什么真正的战略。

日本被排挤在外

总之，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数字确实反映出日本人中存在对中国崛起的预感或不安的事实。21世纪亚洲的领导是中国——这种判断出现的过程中，有着日本原本处于领导地位却不得不让给中国的自我意识。然而中国方面是否也有将日本从领导地位上拉下来，自己坐到那个位子上去的设想和战略呢？认为“有”的人即所谓持“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人很多，然而继续追问他们中国到底有何种战略，多数情况下得到的回答只是，“总感觉有莫名的恐慌”或是“考察历史后的直觉”。

处于中国的威胁阴影之下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我想找出更为明确的中国的“霸权战略”论。在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成为话题的时候，我带着这样的心情，出席了北京某个智库主办的日中专家会议，此次会议上，遇到了我以往就十分关注的两位“霸权战略”论的提倡者，一位是持“三个三角型经济战略”论的黄范章（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教授），另一位是持“双火车头模式”论的史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

黄范章的“三个三角形经济战略”对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正式实施以来的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进行了明确的定位。他提出了大中小三个三角形的模式（图2-2），“小三角形”是指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即“三个china”的经济集合，世界银行所称的“中国经济圈”范围；“中三角形”是指在香港、台湾基础上加上韩国、新加坡等NIES成员，以及东盟（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文莱、越南、老挝、缅甸）等形成的地区经济圈。之后的“大三角形”就是作为中三角形实际盟主的中国，同日本及美国形成的三角形。一边发展相互完善相互协作的关系，一边在现实中加强竞争对抗关系。

仔细观察大三角形，不难看出中国想把NIES和东盟等周边经济作为基础；而美国也握有以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南美经济的将来整合为前提的FTAA（美洲自由贸易区）；只有日本处于孤立状态，同中国及美国形成的经济圈对峙。

北京会议上我对黄先生提出问题，“为何中国在东亚合作中要拉近NIES和东盟，却把日本排除在外呢”？他的反应有些不知所措。“怎么你会有这种想法呢？中国并没有把日本排除在外的心思。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讲，自身的经济发展中香港、台湾、NIES、东盟都十分重要，不这样中国经济就无法壮大。如果已拥有巨大的经济优势的日本和NIES及东盟联手，那现在的中国就没有立锥之地了”。

无疾而终的中日经济霸权辩论

史敏的“双火车头模式”又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一战略论，在过去日本经济新闻对他的专访中是这样描述的：

“应当承认日本对东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亚洲四小龙（NIES）和东南亚的发展在日本被称为雁行发展模式。今后不仅是日本在前面牵引，中国也应在背后推动，即列车的前后都要有火车头，我把这称为‘双火车头模式’。今后东亚经济的发展，双火车头似乎比雁行发展更合适。”（1993年11月17日《日本经济新闻》）

这种构想粗看上去似乎容易被人接受，但我却不太认可。这一构想的关键在于，如果日本的火车头马力强于中国，那么从后边推动是提供帮助；而一旦中国火车头的马力比日本更强劲，那么列车的前进方向将由我们中国来决定。这只不过是中国要取代日本作为先导的婉转说法罢了。

在北京的会议上，我把这种“疑心生暗鬼”的想法正面同史敏进行了交流，他的反应也和黄范章一样，对我的解读方法的不知所措无法隐藏。“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先导的火车头，为何会出现这种想法呢？中国经济的前方依然是陡峭的上坡路，而NIES和东盟也是一样，要爬上这条坡路仍需要更大的马力。除了日本的马力之外，难道不需要中国的推动吗？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加入NIES和东盟，齐心合力使“东亚列车”能飞速前进难道不重要吗？这就是史敏给我的解释。

中国想从日本手中夺取东亚经济的领导地位——我期望的日中经济霸权的辩论完全没有得到回应。虽然我没有感到他们对于我的问题有想要掩饰什么的意图，然而我却更强烈地感到，预先设计的“未来图”并没有错，现在的中国很明显处于“坂上之云”的腾飞感觉的最高潮。

美国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其著作《亚洲大趋势》中最大限度的对中国进行了吹捧，提出“日本的经济力量已经到达顶点，而相对于此，中国在2000年（龙年）中将会迎来‘龙的世纪’，也就是中国的世纪。”现在的中国应该被奈斯比特的预言所鼓舞和激起热情了吧。

“三个三角形经济战略”和“双车头模式”，都可以看做中国为实现“坂上之云”的目标所提出的朴素和粗略的战略。然而，在与北京的学者进行讨论时，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充满内心的，对中国在东亚经济新变化下吸引住NIES、东盟甚至日本的巨大影响力的自信。中国以其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为背景，其影响力有极大的可能将凌驾于日本之上。至少会使日本在东亚经济的领导地位逐渐变质，我的预测也许将变成现实。日本必须寻找到能对抗中国的“领导地位战略”的代替方案。

ODA大国——日本的凋落

知道ODA（政府开发援助）这个“英语”词的日本人很多，作为战败国的国民，仍能向世界充满自信地提到的两个缩写词，也是就ODA和GNP（国名生产总值）了吧。GNP大国作为日本人理所当然的心理感觉由来已久，而ODA大国也是向国际社会宣示日本存在感的证据，但这个ODA大国的将来也开始变调了。

日本的ODA到1995年为止相当可观。自1991年来的五年间，拥有发达国家中对发展中国家最大援助额。1995年日本的ODA支出额为145亿美元，占发达国家整体的近25%。但像后面详述的那样，1996年日本ODA虽仍为发达国家首位，但支出额仅有96亿美元，比上一年大幅减少35%，占全体份额比例也降至17%。

其直接原因可以列举出日元贬值（相当于每一美元贬值15日元），用美元表示额会有所减少；对国际机构的出资有统计时间上的差异；过去的日元贷款进入偿还期，还款对放款造成了抵消结果等。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些偶然事情。日本政府的“援助疲劳”感几乎和“ODA大国”的形象提升同步出现。比对一下作为ODA预算的基本——“一般会计支出”的年度增长率就能看出，以1990年度的增长8.2%为高峰，每年都有所下降，1996年度增长3.5%，1997年度仅增长2.1%。而政府和执政党在1997年6月的财政构造改革会议（议长：桥本龙太郎首相）上发表的最终报告提出1998年度ODA将会比97年减少10%。这已经是从“援助疲劳”感变成了“援助降速”。

有援助疲劳感的的确不只日本。如图2-3所示，对外援助支出前五位的发达国家中，英国、加拿大、意大利这十年来每年支出额都未超过30亿美元；法德两国与日本增幅收窄的增长曲线相比，经常出现小幅负增长的情况，然而这三四年来一般维持在70-80亿美元水平之间。1996年随着日本的剧减，美国恢复到90亿美元的水平占据了第二的位置；法国仍有所减低；德国基本维持水平。在前四位的国家当中，如果日本的大幅减额持续到97、98两年间，将有可能在98年滑落到第四位。ODA大国日本也将凋落。

 不遵守世界公约的冷漠

这种凋落当中要追究到底的，是日本ODA的“中期目标”。在“贸易顺差回流和成为国际贡献的基石”的口号下，向世界公布了由1977年起步，已先行数年的ODA实际执行额，实现了既定目标。到了1983年开始的第三次中期目标，ODA总额达五年250亿美元，1988年开始的第四次中期目标实现了翻倍的五年500亿美元，并在1992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首位的ODA支出国。

93年起步的第五次中期目标将五年间的目标额设定为700至750亿美元。然而加上96年的96亿美元，四年累计额也只有为493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如果97年ODA支出达不到200亿美元以上就无法达成第五次中期目标。这也根本不可能，日本政府估计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改变态度认真对待，不仅如此，据说这种很累人的计划将在98年后取消。

但是请稍等，在进行“继续还是取消ODA中期目标”的讨论之前，对第五次中期目标最后一年的97年无法达成目标这件事，日本政府应如何处理难道不应该对世界有个交代吗？

财政构造改革会议提出，在一般会计预算上要将98年度的公共投资支出相比97年度减少7%，三年期间要减少15%。然而在公共投资上日本也有“世界公约”即从1995年到2004年总公共投资支出要达到630万亿日元。和ODA的中期目标一样，这个公约并不是出于日本人自律性的决策。而是在1990年代前期，在激化的日美经济摩擦中日本政府被美国政府所强迫的结果，因此无法忽略不顾。然而以十年达成目标额是十分困难的，只能以苦肉计将达成年限延长三年。

ODA中期目标的无法达成，我不想听到日本政府向上文那样的借口，因为这应该是我们自主决定的事情，并不受谁的威胁或强制。

确实，发达国家集合体经合组织（OECD）也好，联合国也好，都没有要求援助国政府公布ODA中期目标并必须实现的协议或规定。因此日本政府随意开始或停止都没什么关系。

削减公共投资支出相关问题上，还有一件事我很关心，就是日本政府把“维持国际水准”作为1998年度削减公共投资支出7%的理由。即“日本的公共投资占GDP的比例为6%，远超过欧美水平的2%、3%，因此应尽早降至5%的水平”。这既易懂又能被国民所接受，然而在ODA问题上却听不到这种说明。

日本的ODA对GNP比例与发达国家平均0.4%相比，这二三年来都未超过0.3%，96年甚至滑落到0.2%水平，而法国的ODA比例维持在0.5%左右，即使是有着东西德合并问题，国内公共投资需求巨大的德国，ODA比例也维持在0.3%左右。日本的ODA从其占世界国民经济份额看，至少出现负增长，对GNP比例大幅下降是绝不应该的。而日本政府对这一问题却闭口不谈，国民似乎对此也很接受。几乎听不到从正面反对大幅削减ODA的声音。

日本政府把削减ODA支出当成“削减财政支出无禁区的象征”以这种“战功彪炳”似的错觉诱导舆论，自己却热衷于对现行的ODA政策说三道四，“日本的ODA像一个大水泡，只不过是机会主义的到处撒种，在资金投入上只重硬件而软件不足，此后要不追求量的扩大而注意质的充实，要对19个省厅的重复支出进行整合”。这些是正确的批评，希望日本政府率先采取措施对此进行改善。

尽管如此，自己提出的中期目标虎头蛇尾，ODA对GNP比例又大幅下降还是不好吧。虽然到目前为止还听不到海外对此正式的批评，然而ODA一下子削减10%，这种“痛快”的政策决定马上会品尝到苦涩的。说句不中听的，估计日本政府的对华援助连一分钱也削减不了，“替罪”的只能是话语权很弱小的南方国家或国际机构了。日本说是援助大国，但却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似乎感觉到了他们投射来的冷冷的视线。

“付清账单就够了”的心情

为什么要对外援助呢？日本ODA的出发点，是日本为实现回归国际社会目标而在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和约。条约第十二条中明确规定“日本国对于战争所产生的损失及苦痛必须对联合国支付赔偿”。赔偿的支付累计额为3566亿日元，对象国为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原南越四个国家，于1976年赔偿完毕。作为准赔偿的支付累计额为2453亿日元，对象国为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等八国，于1977年完成。

接受赔偿方也许存在“把战火烧到别国给别国造成了损失，因此这不应该算作援助”的感情，至少日本方面有不能正面反驳这种看法的痛处。也许正因如此，与其把ODA叫做“援助”，日本政府更愿意称其为“经济合作”。

正好是在赔偿、准赔偿结束的时候，日本的ODA活动开始走向正轨，如中期目标的设定就是在1977年开始的。于是又会问为什么要“援助”呢？如果说战后开始的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是对侵略他们领土的行为的补偿，那么此后日本人又要赔偿的是什么呢？日本人不得不重新探求ODA的新目的。

另一方面，从这时起，对战败国日本梦幻般的经济复苏、快速成长道路的妒忌和以及明确的批判视线，从海外集中到日本身上。当时，对此进行积极讨论的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1]在《中央公论》（1975年11月号）发表的《通商国家日本的命运》中对当时那个时代的气氛进行了很好的描述。

“为何总是以漠然的不安对待我们呢？其中一个外部要因，即事实上外国并不以好意的眼光来看待日本人以及日本。并且，以‘经济动物’之类的语言来进行对日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日本的商人只知拼命干活，不管当地的产业是否会崩溃，只想强行卖给我们东西，他们的游客团到我们这儿也举止恶劣，并且日本自己变得富裕了，也对经济协作并不热心。’在以东南亚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经常能听到这类语言。”

在快速发展时代初期，当时的池田首相也曾被法国戴高乐总统称为“晶体管商人”。“经济动物”的形容也是由于战后日本给外国人造成的同样感受而形成的。因此“我们会感到，世界对日本十分冷淡，并不想为我们打开大门”，难道不是在为以前的事付账吗？ODA作为“经济动物”的代价，如果仍然叫做援助，对于日本人来讲依然伴随着一种羞耻感，因此就想换个说法叫经济协作。

付过战争中的“军事动物”的账单之后，开始付“经济动物”的账单。“这次可以轻松点儿了”，这样的话虽然有点儿露骨，但不正是这次想大幅削减ODA支出的政府相关人士，以及一般舆论的气氛吗？战后日本对经济富庶程度的挑战，在世界GDP份额20%的“厚壁”面前，不得不败退下来。已经没有人再辱骂或曲解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了。而首先日本人自己也应并不把这视为针对自己。应该从“必须进行ODA”的强迫观念中解放出来了。

高坂正尧教授留给日本的作业

1996年去世的高坂正尧教授是我喜欢的一位国际政治学家，他留给日本人的作业是一篇论文，其中首先对于美国他是这样说的。

“太平洋战争并不只是美国的民主主义打破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也不仅是对日本‘侵略亚洲’的惩罚。太平洋战争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事实是，美国的海军击破了日本的海军。不理解这一事实，就不能理解现在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日本的政治家与国民正在逐渐失去他们的视野广度，在所有的表现上，日本都让人觉得实际上想成为一个岛国。这就是战后的日本处于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伞下，防卫外交依存于美国，只集中精力在经济发展上的代价。战后的政策虽然是极为贤明的政策，但也不得不付出追随美国，放弃自己主张的牺牲。”

对中国，高坂是这样说的。“中国并非不想把东南亚各国纳于其支配之下。强大而又充满活力的文明像一道浪，它与同样强大并充满活力的其它浪头相碰撞时会扩散得很远”。“应该称为‘东洋’的中国正在复活，并提出自己的主张。此时日本要构筑起自己独有的伟大，就不能同中国完全相同，而是以体现差异为目标，在既非东洋也非西洋的立场上找到生存之道。因为中国相对来讲实在是太大了，并且正如福泽谕吉所说，它同日本是在根本上不同的。（中略）日本在历史上首次迎来了以‘与东洋相邻而立，而并非其中一部分’的认识展开行动的时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同中国保持政治经济上的友好关系，但与此同时，要对相邻东洋而又保持独立立场保持清醒认识，并认清其复杂性。”

要从战后一贯的“对美从属”习性中脱离出来，而另一方面又必须应对新的“对中从属”的压力下，高坂教授是这样说的。那么应如何去做呢？他用下面的语言来给我们打气。

“为此我们要首先做到的就是重新拓宽我们的视野。以宏观的构想力，考虑十年后的世界政治将以何种力量为中心展开，然后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虽然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以及一些猜测的成分，然而我们必须对此进行讨论，当我们由此恢复的构想能力随着慎重的政治推进而被现实化的时候，日本就能够获得必要的独立自主的能力。”

这篇论文在高坂教授英年早逝的三十二年前的1964年，以《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为题刊登在9月号的《中央公论》上，是在他仅仅30岁的而立之年提出的问题。首次接触的读者如果把这篇文章当做他在病榻前的遗作也并不突兀。高坂教授在32年前提出的课题，依然就像昨天刚提出的一样。与其说是高坂教授的问题，还不如说是我们日本人过了这些年仍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就连高坂教授自己也未向我们提示出明确的出路就溘然长逝。

前面提到的《通商国家日本的命运》同样发表在《中央公论》上，比《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晚了十余年。高坂教授自己在寻找既不“对美从属”也不“对中从属”的“日本独立发展的力量”时，不知不觉用了命运这样一个具有很深厌世倾向的词。日本人在对21世纪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自信丧失的背景当中，有着经济活动减速和相对于亚洲各国发展倒退感觉的因素。然而最根本的原因是——还没有掌握高坂教授所提出的“日本独立发展的力量”就已经走到了如今——这种对自身感到的不安。

什么是“占据有名誉地位”的战略

能给一个国家以及形成国家的国民带来活力的重要因素中有“名誉”这样一个问题。战后日本政府给国民带来了怎样的名誉呢？推翻了“经济动物”这一蔑称的日本人，他们的“名誉感”对日本领导者来说，无论何时都是重要的事。我非常欣赏在日本国宪法序言中的一段话“我们要维护和平，致力于将专制与奴役、压迫与偏见从这片国土上永远排除出去，在国际社会中占据有名誉的地位。”在战败的翌年，先辈们就向世界作出如此承诺，令我感到十分骄傲。

高坂教授所说的“日本独立发展的力量”也是为这个国家和国民“在国际社会中占有光荣的地位”的手段。ODA的问题中，先是从这一感觉出发的，但后来胡乱放弃中期目标的实施，既“不名誉”，又是对日本人的干劲泼的一盆冷水，不用说当然也对“日本独立发展的力量”造成了弱化。

高坂教授在《通商国家日本的命运》中赋予了通商国家这样的性格：“通商国家不打战争，但是也不为和平付出崇高的努力，而仅是对强大国家所开创出的国际关系加以利用。”认为,这样做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同时也指出，“通商国家具有与不同文明进行的广泛接触能力，能够巧妙运用各种行动原则并最终实现调和共存。但是这样做具有使当事者的自信和自我同一性（identity）逐步弱化的动向，对‘自己重视什么’以及‘自己到底是谁’的概念会逐渐混乱，即引起道德的混乱。”

日本既是通商国家，又无法否定ODA为在国际社会中生存提供的方便。因此“经济动物”已成了过去的话题，“GNP大国”也开始走下坡路，因此出现“为什么只要求日本必须做ODA”的举国一致的想法也并非不可思议。但如果这样，那么以“在国际社会中占有光荣的地位”为目标的我国宪法又变成什么了呢？

克服还账感觉，超越现实的功利主义，作为“（赢得）光荣的战略”的ODA是考验日本人能不能成器的一个问题。至少在1997年，第五次中期目标的最后一年，要对未达成目标的原因进行说明，并作出即使推迟一年也定要实现目标的保证。不过“（赢得）光荣的战略”是一种战略而绝非情绪问题，ODA作为面向21世纪日本在亚洲的“生存战略”，如何对其灵活运用是考验我们战略视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