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批一个人”和“多增3亿人”其实都是流传很广的谬论

新糊涂虫网友在楼下发帖指出《“错批一个人，多增3亿人”，其实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谬论》。一匿名者跟贴声称：
“你瞎扯没用。“错批一个人，多增3亿人”是用数据说话。 ( 124.134.74 11-07-26 10:52:37 ) 26字 ( 0/0/0 )”

本网友认为，新糊涂虫网友的观点““错批一个人，多增3亿人”，其实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谬论”并不全面。实际上，“错批一人，多增三亿人”是两个流传很广的谬论，不是一个谬论。“错批一人”和“多增三亿人”，都是谬论，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数据的。

本帖就来用历史事实和数据说话，来证明“错批一个人”和“多增3亿人”都是“流传很广的谬论”。

“错批一人，多增三亿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错批了一个人，所以导致多增加三亿人。说这句话的人，显然是要表达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错批了谁呢？当然是指马寅初：“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每年人口增加过千万，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表态赞成节育。马寅初先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抽样调查研究，提出他的“新人口论”的。”

我们就先来看看“错批一人”。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后来确实受到了批判，而且在这些批判言论里确实有一些是错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错批一人”这个提法，确实是有一部分符合事实的，因为有一部分批判言论是错误的。

但是，“错批一人”想要表述的显然不是“此人受到了批判，这些批判言论当中有一些言论是错误的”这个意思，而是想要表述：此人的理论是正确的，却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那么，就得先看看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究竟是什么了。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其实是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全文可以在下面这个超级连接里看到：
《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点击进入）》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去点击上面那个链接看全文。本网友就只对他的主要论述进行简单地综述。

马寅初在发言中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批判，声明自己的人口论是与之完全不同的。那么，他为什么主张限制人口呢？他的依据是“人口多，资金少”。

他举了一个例子进行论述：“假定每座仓库需用三百个劳动力（旧式仓库的一个保管员只管五十万斤），共需用四十二万八千四百人，尚且要花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晒完。而现在每座只需十五个技工在六天内就能把七万吨粮食进行一次通风。就是只要原来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就可完成任务了。其余二十分之十九的人是多余的。因为这十五个技工的工作效率高，所以他们的平均工资是八十元，因为工资高，所以购买力大，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提高，社会主义的目的可以达到。但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二十分之十九的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呢？在目前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一千三百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

然后推广到了整个工业：“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我们现在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要多搞中、小型工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小型工业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七册第一百五十一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有人称我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

马寅初“发现”的这种矛盾，其实并不是新鲜东西，本质上就是强大的生产力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在市场经济下，所有人要获得生活资料，要“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都必须先通过工作获得货币，然后再用货币去市场上购买。这样，当“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需要的人工就越来越少，失业的人必然越来越多。这些失业的人，必然无法“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这种矛盾，实际上是主要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与强大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从事社会生活资料生产的人越少，能够“自由劳动”的人就越来越多，这本来是好事。然而，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却把这些本来可以去从事“自由劳动”的人当成了社会不需要的“失业人口”。正确的处理办法，应当是逐步取消货币和市场，逐渐实现“按需分配”，使得这些“多余”的人能够去从事自由的创作劳动。马寅初先生却以为这是“人口多”与“资金少”之间的矛盾，于是他提出的办法就是限制人口，而不是改变生产关系。

他这样的观点，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的批判。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并不那么懂行的人参与了批判，发表了一些错误的批判言论。但是，本网友认为，马寅初的这个“新人口论”确实是错误的，应该被批判。这个事实，并不会因为一些针对他的批判言论是错误的就能改变。

当然，人口增长确实有上限。但是，这是由真正的资源数量限制决定的，而不是经济制度导致的所谓“资金缺少”决定的。毛泽东在后来的“批判”讲话中指出：邵力子和马寅初的那套人口理论，以中国的情况而言，将在达到7——8亿人口的时候受到支持。也就是说，毛泽东也认为中国的人口总量确实应该控制，但是应该控制在九亿左右，其依据并不是“人口多资金少”，而是真正的自然资源数量的限制。毛泽东预测，当人口达到八亿左右的时候，将开始出现人口数量与资源之间的真实矛盾。

因此，所谓“错批一人”，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谬论。

再来看“多增三亿人”。

所谓“多增三亿人”，意思显然是说：本来可以生得更少，结果生得更多了。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呢？

让我们来看下面这张我国历年出生人口数和总和生育率的数据图：


图中的黑圈是历年出生人口数，白圈是历年的总和生育率。

先来看历年的出生人口数，这个数据可以显示所谓“多增三亿人”是谬论。

1949年前的每年出生人口大致在1000万左右，而根据民国时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楞登的估计，民国时期因饥荒而死的人平均每年就有500万左右。解放前的人口常年几乎不增长，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新生儿死亡率高和历年灾害导致死亡。

从1953年到1958年，每年的出生人口基本维持在2000万左右。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出生人口”是生下来没有立刻夭折的。1950年—1953年之间的突然跃升，主要不是出生人口突然增加导致，而是公共卫生条件得到改善使得新生儿因种种卫生原因而致死的比例大幅下降导致的。

1959年—1961年出生人口突然下降，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与1958年相比，1959年和1960年少出生了500万左右，1961年少出生了900万左右。由于出生人口下降，这三年比平常年份少增加了大约1900万人。这就是后来外国学者研究得出的所谓“三年饿死至少一千八百万人”的来源之一。当然，直接因饥饿而死和因饥饿而引发疾病导致死亡的人口肯定是有的。但是，仅仅这少出生的近两千万人，也就足以解释“饿死一千八百万人”了。

1962年出生人口突然增到3000万，这显然是灾害之后的恢复性增长。此后，除了1969——1971年之外，每年出生人口的整体趋势是在逐年下降的。

从历年出生人口数据里，除了1962年的恢复性增长，显然看不到任何人为的“暴增”。因此，所谓“多增三亿人”纯属谬论。

再来看历年的总和生育率。这个数据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计划生育”究竟是从哪年开始有效实施的？

从1949年到1958年，总和生育率大致维持在6左右，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实际上，1949年之前的总和生育率也一直是6左右。

从1962年开始，总和生育率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最明显的下降趋势是从1968年开始的，直到1976年已经从7.5降到了2.6，非常接近2.2这个世界公认的“世代交替标准”了。可以说，真正有效的非暴力计划生育就是发生在1968——1976这个时间段的。

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到了60年代中期才开始搞计划生育呢？

这里涉及的因素当然很多，本网友认为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技术因素：避孕技术。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最重要的两种：口服避孕药和避孕套。

口服避孕药在世界上首次使用的时间是1960年的美国，我国自行开发成功口服避孕药则是在1965年。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提出要开展计划生育后，1955年我国在广州筹建了避孕套生产厂。1962年党中央确定避孕药具进口免税，以减轻群众负担。1963年化工部制定出了避孕套产品质量部颁标准，统一了产品规格和工艺流程，质量有所提高。1965年，天津引进了一套日本的避孕套联动生产线，从而开始了该产品的机械化生产。1972年，在毛泽东主席倡议、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下，我国实行了避孕药具向育龄夫妇免费供应。

综上所述，“错批一个人”和“多增3亿人”是两个流传很广的谬论，有效的非暴力计划生育是发生在1968——1976这个时间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