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启动消费从调整心理预期着手

为十二五建言：　　

  扩大内需启动消费从调整心理预期着手　　

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走过了整整两年。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国政府积极应对危机，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回调的贸易政策和救助性的产业政策。出台了4万亿元的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尽管我们在保就业，保增长，扩大内需，启动消费上不遗余力，但我国的内需、消费仍然启而不动，效果不明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抑制人们消费的心理预期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扩大内需，启动消费要从调整心理预期着手，而要使人们对未来的心理预期向好，就要从影响人们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向着科学发展，持续稳定发展的不利因素着手改变。　　

一、    社会保障要变城乡、区域、行业差异为全民共同享有　　

   在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情况下，我国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而言还比较健全，而广大农村则刚刚起步。当占国内人口绝大多数的人，看不到在养老、住房、医疗、教育等关系民生的社会保障时，手中的余钱就只能拿去储蓄， 自己给自己一个未来生活的保障。在这种心理预期的状况下，哪还敢去消费，更不用说进行信贷消费了。　　

    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的消费率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从1991年的62.5%，下降到2008年的35%。同期的投资率从34.9%，上升到42.5%。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从1992年的17.5%，上升到2005年的24.3%。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94为18：16：66，到2005年，政府、企业、居民这三者的分配比例为23.8：16.2：60。我国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三项社会发展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5.1%，远低于美国、法国、瑞典的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的10%～27%的比重。　　

这些数据表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心理预期，与整个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出现了背离：相对较弱的社会保障体系，扭曲的社会财富分配结构，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降低了消费者的收入预期，抑制了消费需求，导致了人们通过储蓄来为自己的未来生活提供保障。这种心理预期一旦形成，就会使我们应时的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努力难以变为现实。　　

    中国政府致力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地增长，明确提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来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目标。刺激消费，由外需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转变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而刺激消费，首先要增加消费者的收入，尤其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而如何把增加的收入悉数加到低收入者头上，的确是件难事。调整个税起征点吧，引来是高收入者受益多还是低收入者受益多的争论。为政府公务员加薪吧，又会引发新的失衡。今年中秋节有一条广为转发的短信说：“身体：象公务员的福利一样越来越好；收入：象政府的税收一样越来越高。”多少反应了一些民意。其实，把有限的收入加到人数居多的低收入者头上的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加大对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的投入。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降低，甚至逐步消除城乡、区域、行业的社会保障的差异，逐步实现全民共同享有社会保障。　　

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可以有效地调整消费者的心理预期，会自觉自愿地把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收入预期相结合，放心地去消费，有力地拉动消费增长。而且这种普惠制的办法可以有效地消弭社会矛盾，平缓 “仇富”心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    中央直属企业资源应为全社会所共享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国有企业，尤其是直属中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辖的央企，其资源和所产生的利润应由全社会共享。也许会有人说，这有什么新意，现在本来就是这样做的。理论上我们认可这种说法，不必争论。目前的利益分配格局可以不用去改动，只需把增量的部分，以提高征收的资源税和碳税的税收拿出来，限定其支出用途：70%用于全社会养老、医疗、失业等五项保险的社会保障性投入；30%用于保障性住房投入。　　

国家加大对石油、煤炭、稀土、有色金属等资源型企业的监管，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的征收比率和开征碳税，可以产生以下五个方面的利好：　　

    一是可以体现国家放开民营资本或其他投资主体进入资源性行业的限制，减少国有资本对资源型企业的垄断性经营，保护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有效地消除人们对国有资源型垄断企业的诟病。　　

    二是以征收资源税的方式，并限定这部分资源税的用途，体现国有资源，国家征收资源税，确保绝大部分用于广大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使国有资源全民享有变为看得见，摸得着，全体公民共享改革成果。　　

    三是缓解民众对所谓的“利益集团”的怨恨。按理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会滋生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但现实有时不尽人意，否则就不会出现网络媒体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铺天盖地的谴责和声讨，也不会有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称为外国资本家“买办”的事情发生。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石油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却累计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上市公司，四年海外累计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在这1000亿美元分红中，两家通讯企业占了大头。他们用手机双向收费的不当手段把国人的资金收集起来拱手送给外国人，理应受到比石油石化企业更大的谴责。但他们的手法是钝刀子割肉，温水煮青蛙，避免了公众的强烈反弹。而中国石油则成了快刀杀“牛”，回归A股后，股市由“牛”变“熊”，造成大量中小投资者被套，以致血本无归。却让国外“股神”，投资银行家们赚了个钵满盆满。客观上不仅仅是对国人物质财产的侵害，更是对民族情感的亵渎，对人心的深深伤害。这虽然不是企业的初衷，但处在微观层面的企业却无法左右宏观局面，又难以向公众解释清楚。　　

    四是提高了资源型企业的进入门槛，促使企业更加重视规模效益和对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提高资源的采收率，资源综合利用的水平。同时，对国内生产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开征了碳税，可以规避进口国施行的“碳关税”。　　

五是通过提高征收资源税和开征碳税促进全民对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认同。资源型特大企业大多是中央直属的国有企业，由于中央与地方在资源型企业收益上分配格局不合理，导致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的心态失衡。围堵资源型企业的经营场所、施工设备，盗抢资源型企业的产品，滥采滥挖，破坏资源，损害环境的现象层出不穷。如不是重大案件由上面督办，基本上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不仅使不可再生的国家宝贵资源被大量浪费、破坏，生态环境遭到难以恢复的损害，还滋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腐败公行，黑恶势力猖獗等等。通过大幅度增加收缴资源税，调整国家财政与当地财政的分成比例，可以有效地激励当地政府加大行政作为力度，保护资源型企业的财产安全和生产经营环境。让当地广大居民也感受到来自资源型企业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福利，使“保护国有资源，保护当地环境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能从墙上走下来，走到当地居民的心里。　　

     三、建立新的社会心理预期：民富才能国强　　

    建国六十周年阅兵仪式，阵容庞大，气势恢宏。展现于世人的建设成就，强大的国势，不仅仅靠的是整齐划一，井然有序，还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尖武器装备。这时的国强标志是与中国的排名世界第三的经济总量相联系的。但我们的人均值还很低，还排在发展中国家的中下游。未来30年，我们的国强将以民富为标志，一定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富国强。　　

    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呈席卷全球之势，世界经济处于衰退之中，至今难以确认是否触底。而中国经济傲视群雄，实现平稳增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9年10月22日　公布的数据表明，第三季度GDP增长8.9%，前三季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4%，经济增长的基本面继续向好，而且增长的潜力较大。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和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已形成四大支撑。一是我国有13亿人口，形成巨大的市场规模，具备实现长期增长的潜力；二是劳动力增长的优势，尤其是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优势将支撑我国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  三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国内需求旺盛的势头还将持续；四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巨大财富，包括2.6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六十多万亿的人民币储蓄，这是我国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雄厚基础。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在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时，中国经济一支独秀并不是什么好事，除了延缓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时机，还会成为众矢之的。在战略上是得不偿失的。　　

    要实现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平稳较快地增长，逐步消除政府大规模刺激计划形成的副作用，拉动民间资本投资，刺激消费增长，还需从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入手。现代社会由三大权利体系构成，它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这三大权利体系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结构与比例。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1994年，政府权利体系、企业权利体系和居民权利体系的分配比例分别为18：16：66，而到了2005年，这三者的分别比例变为23.8：16.2：60。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在11年间下降了6%,而国家财政收入则上升了5.8%。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的三大权利体系应该是相互制衡的，任何一种权利体系都不能危害另外一种权利体系的应有权利。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要让改革开放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居民收入的增长比例要与GDP的增长比例同步。但从1992年至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年平均递增达到19.6%，高出GDP增递近10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的递增则一直低于GDP的增长速度。　　

    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过程中，分配向资本倾斜，也就是向企业权利体系倾斜，劳动分配比例偏低，也就是居民权利体系收入偏低。在再分配过程中，国家财政收入长期偏高，而居民收入长期偏低，并呈下降趋势。而且在居民之间的收入结构也严重失衡，2005年我国平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镇人民币和外币存款总额的64.4%和88.1%，而最少的20%家庭，拥有存款的比例仅为1.3%和0.3%。也就是说，居民收入在社会财富分配结构中长期偏低，严重失衡。居民之间的收入结构也严重失衡，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贫富两极分化。导致国富民穷，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启动消费难以兑现。　　

    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把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从现在的35%左右增加到50%以上，推行民富国强的国家战略。为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从减税，增加财政支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面，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压缩政府管理成本， 提高效率等方面整体推进。　　

    通过减税来扩大企业的盈利，拉动民间资本投资。资本的流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投资利润率，一是银行利率。如果投资利润率高于银行利率，就会流向投资，反之则会转向银行存款。政府减税，扩大了企业的盈利，一方面是企业有能力投资，另一方面又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投资领域。其实，我们所说的保增长，其关键在保企业，而保企业就是保就业，保民生。但是，减税就会减少当期的财政收入，增加财政赤字。通行的办法就是增发国债，以弥补财政预算缺口。目前，我国的国债发行比重只占GDP的18%，而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是360%，日本国债占GDP的比重是120%。按照欧盟的测算，国债占GDP的比重在60%比较合适。按这个比重，我国利用财政政策，增发国债的空间还很大。如果我国每年新增GDP 3万亿以上，每年可发行2万亿的国债，用于启动经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但必须同时控制政府管理成本的支出额度，确保国债收入完全用于启动经济上。据新华网　2009年9月28日　报道，浙江省审计部门上半年审计发现，该地办公用房配置超标严重，10家省级单位有6家单位的办公用房配置超过建设标准，其中配置最高的人均拥有办公用房面积220.2平方米，超出规定的近十倍。而且类似的人浮于事，铺张浪费的情况比比皆是。因此必须严格制定规则，保证国债收入完全用于启动经济。经济学家魏杰在《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五期上《关于我国目前保经济增长的几个争议的问题》一文中所言：“一是国债收入要向公共产品投资倾斜，而且在公共产品投资中，不仅要重视基础设施，而且要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二是国债收入要向有利于促进就业的方向倾斜，把保就业作为国债收入的重要使用方向；三是国债收入要向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和启动居民消费的方向倾斜，例如可以对居民减税和对居民消费进行补贴，以提高居民收入和促进居民消费为重点；四是对于启动生产性投资和用于结构调整的国债收入，主要是要在启动二字上下功夫，不能代替企业进行生产性投资，更不能代替企业进行产业转移，而且要在财政贴息和减税等方式实现对生产性投资和结构调整进行导向，要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国债的发行数额，还有利于推进阳光财政的实行，有利于公民权利的觉醒和民主法治社会建设。国家向居民和私人部门举债，客观上使债权人更加关注国债收入的投向和支出效应，要求信息公开，更加注重债权人的权利行使。同时，国家立法机构也会更加重视对国债收入使用过程的监督。促使政府积极地承担债务人义务，推进财政民主化改革进程。从而有力地促进建立民富才能真正实现国强的社会心理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