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文革?
前不久,与几位朋友在茶楼品茗聊天,话题很自然就转到了当前各种社会怪象上来了。A君是一位忧国忧民之士,对当今假冒伪劣盛行、吏治腐败、贫富悬殊等社会现象颇为不满,说到激动处,脱口而出:“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想不到在座的几位朋友竟无一人反对,座中一位还随声附合:“是要让群众运动的疾风暴雨来扫荡这些污泥浊水!” 朋友们的话不禁使我陷入了沉思之中。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央早下定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从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为“文化大革命作”下结论的:“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后来,人们还习惯性地称之为“十年浩劫”。多年以来,人们对这一结论似乎并无异议。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小,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贪腐愈演愈烈,卖淫嫖娼、吸毒贩毒、坑蒙拐骗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而原来的国家主人——工农大众却在不知不觉中沦为贫困人群、弱势群体……这一切,不禁使人们心生疑虑,而最大的疑虑就是我们目前到底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仍然在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为什么愈改革社会乱象愈多,两极分化愈严重,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愈见少呢?如果说现在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正向资本主义道路滑去,则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正确的,对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全盘否定。也许有的人会说,文革期间打倒一切、砸烂一切,许多无辜的干部被打倒,一些文物古迹遭到破坏,个别地方甚至还发生了活埋人的惨剧,这难道也是好的?也是正确的?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看待文革呢?
笔者认为,只要搞清楚了三个基本问题,我们就能比较客观和公正地看待文化大革命了。
一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是否成立?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党内出现新生的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毛主席的这一政治敏感性和理论预见性是否正确呢?到底是毛主席晚年糊涂了还是我辈凡夫俗子对伟人的高瞻远瞩难窥堂奥呢?说实话,在苏联分崩离析前,象我辈这样的普通党员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还是不怎么理解的,别人说是“十年浩劫”便也人云亦云。但强大的苏联在一夜之间便亡党亡国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似乎有了一定的认识,原来共产党内还真出现了资产阶级,还真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少数富豪阶层控制了社会财富的大多数,广大工农大众再次沦为社会的最底层,毫无疑问,中国已出现了新生的资产阶级,而这一切却是毛主席在文革前就早已预见到了的。1964年毛主席在会见老挝客人时就说过:“马克思主义不克服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克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进行复辟,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你们要知道,这个问题十年几十年也不好解决。”看看当前的现实,对照一下毛主席的话,我们只能从心里发出对毛主席的由衷敬佩之情:“伟人就是伟人”!难怪王震同志在晚年要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也难怪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最近在上海交大演讲时说:“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现在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俞认为毛选择了错误道路)。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那就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是成立的,文化大革命也确是有必要的。
二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出现许多乱象,是否可以避免?文化大革命在滌荡污泥浊水的同时,也确实出现过“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的乱象,湖南道县甚至还出现了活埋“四类分子”的惨剧。但后来毛主席发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后,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便逐渐恢复了正常,而并非是整个文革期间都是“打、砸、抢”。出现这些乱象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1、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这是导致出现许多过激言论和行为的主要原因;2、事先未制定对群众运动(或曰大众民主)进行引导、制约的条条框框,从而导致出现了许多诸如农民进城造反、给批斗对象剃阴阳头、打砸抢的乱象;3、中国文化中的一些不良因子在群众运动中被激活,产生了许多不良现象和后果,如借运动公报私仇、走极端、随大流等等。尽管文化大革命出现了这么多乱象,但我们仍不可将这种大众民主的方式完全否定、一棍子打死,只要我们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将大众民主的规则制定好,就完全可以避免文革那种乱象发生,而大众民主与生俱来的在监督政府运作、防止官员贪腐、集中群众智慧、维护社会稳定、防止和平演变等方面无可比拟的优势则可得到充分发挥。
三是今天重新评价文革有无现实意义?由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全面否定,这就给仇视共产党、毛泽东、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提供了攻击共产党、丒化毛泽东、诬蔑社会主义的武器,他们从妖魔化文革开始,进而妖魔化新中国,进而妖魔化整个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奋斗历程,因而张宏良教授才将之称为“一把政治尖刀”。这把“政治尖刀”已刺得共产党伤痕累累,已严重威胁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我们必须从敌人手中夺过这把尖刀。而要夺过这把尖刀,就必须抛开个人恩怨、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因而重评文化大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当前社会各种乱象层出无穷,其范围之广、频度之密、时间之长、程度之深已远远超过了文革(若按照相同的逻辑,是否也要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呢?),中央开出了许多药方,但疗效不显。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文革期间有妓女、有毒品吗?有制假售假的地下黑工厂吗?有如此大面积的贪腐现象吗?有这么多的豆腐渣工程吗?为什么?因为文革期间有大众民主这个好东西。若我们在总结文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完善大众民主的一切不足之处,用大众民主的方式来根治当前的社会顽疾,或许可药到病除。从这个方面来看,重新评价文革同样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