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影响

　　从幼年时代起，毛泽东便酷爱传统儒学经典，对《论语》、《孟子》、《左传》等经书能倒背如流。在私塾期间读过《精忠传》、《说唐》、《封神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三字经》、《西游记》、《纲鉴易知录》、《盛世危言》、《世界英烈传》、《御批通鉴辑览》等书。毛泽东最爱读的书是中国传统的经史典籍，4千多万字的巨著《二十四史》他通读了一遍，总计达294卷的《资治通鉴》读了l7遍。同时是革命家又是诗人的毛泽东，对传统诗词歌赋的爱好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尤其对《楚辞》中的《离骚》、唐诗中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宋词中的“苏辛”(苏东坡、辛弃疾)情有独钟。在主观上，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持以下的立场：肯定传统文化的可继承性，但应该批判地继承；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既反对保守主义也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因此，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

　　一、“求真务实”的文化传统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求真务实”足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从孔夫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到班固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行善本，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汉书·景十三王传)；又到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新儒学提倡“经世致用”；直至清末魏源的“贯经术、政事与文章于一”(魏源：《古微堂文集》)，他们所恪守的都是这种“求真务实”的文化传统。

　　毛泽东在湘乡高等小学时就经常援引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可见受其影响之深。进入湖南一师之后，受杨昌济的影响，极推崇“实学”，认为：理论研究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要注重社会考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中华民族“求真务实”的文化传统作了系统总结和创造性的发挥，对“实事求是”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进行了规范，他说：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的向导”。194L年12月底，毛泽东应彭真请求，把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规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后成为党训，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

　　二、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对党的“最高纲领”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存在所谓“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孔子提出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社会理想；孟子进一步表述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社会模式；墨子则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设计了一幅“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的理想蓝图。从先奏以降，建立一个大同社会一直是历代知识分子努力追求的梦想。到近代，孙中山先生将这种理想总结为“三民主义”。

　　毛泽东深受“大同理想”的影响，并且努力地去实践，1919年的“新村计划”的失败，那是旧的“大同理想”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后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武器以后，毛泽东的这种大同理想就升华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即党的“最高纲领”。

　　三、传统“尚贤思想”对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尚贤思想”杰出代表之一的墨子不遗余力地提扬这种“尚贤”理念，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孟子则告诫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至清末，为了挽救在四方科技文明面前尽显疲态的传统文化，龚自珍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乙亥杂诗》)的呐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目的就是想借以造就“敏于自觉，勇于作为”之贤才。

　　毛泽东也继承了这种“尚贤”的传统，并且以此作为思想材料，发展了党的十部路线。他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上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为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任务的”。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四、传统“民本思想”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重“人”，高扬人的主体价值，这种极端重人的倾向又合乎逻辑地发展为“重民”的“民本”思想。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思想，苟子的“君者，舟也；民者，水也”(《苟子·王制篇》)的思想，皆可看作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滥觞。此后，历代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继承这一传统，很多人都努力地想将其发扬光大。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对它进行批判，并且吸收其合理成份，将其发展为体现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群众路线”。其突出贡献在于：科学地界定了“民”的概念，指出了其历史性与阶级性；把“畏民”发展为“为人民服务”；将“听政于民”发展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人民群众看成是历史的主人。

　　五、传统的“德治思想”对党的“党员修养”政策的影晌

　　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视道德在社会治理过程巾的重要作用。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在党内外治理中灵活运用这一工具。1929年，毛泽东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道德原则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思想，“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一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他还}人为党员的道德修养搞好了，就会带动群众，所以关键足要搞好党员的修养。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他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着学。”关于党员修养的方法，毛泽东吸收传统文化中合理的内容提出了著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

　　六、传统文化中“利群”意识对党的“集体主义”原则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群体价值为核心的文化，提倡“自我牺牲”、“利他”和“利群”，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产生冲突时，主张个人利益服从和服务于群体利益。这种群体利益导向的价值观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原则要求是一致的，二者之问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如孟子的“舍生取义”与毛泽东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之问，孔予的“克己复礼”与毛泽东的“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之间，朱熹的“存大理，灭人欲”与毛泽东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之间的继承关系不言自明。 此外，一直被看作传统文化糟粕的“中庸”思想也对我们党的“反左”和“反右”活动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毛泽东本着求真务实的原则，对一切有益于党的建设的优秀文化进行吸收，但不是兼收并蓄，而是“扬弃”，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l991：85.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l一匕京：人民出版社，l991：527～526.

　　[4]宋镜明.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体系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