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人格的心理学分析

鲁迅的人格分析　　

0       引言   

　　当前人们需要摆脱传统文化把人“奴才”般来驯化，同时又面临现代文明把人变成支离破碎的“机械”来教育，一些人由于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就高举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先进的大旗，颠覆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运动，鲁迅也成了他们颠覆的对象；后殖民主义也已在我国思想界传播，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在政治上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但在文化与思想意识上还受着西方文化的策略话语霸权的支配。于是，一些中国批判家就开始在后殖民主义的旗帜下颠覆“五四”反传统与西方文化的选择，认为“五四”是屈从于西方文化霸权的鹦鹉学舌，使中国丧失了主体从而使中国人患上了“失语症”，鲁迅以其激烈的反传统与西方文化的选择，自然又成了他们颠覆的对象，而鲁迅研究者的反驳大都没有切中其要害。的确这些思潮有其特定的作用范围，不过用来颠覆鲁迅的思想则是用错了对象，真的是患上了新名词的失语症了。　　

因为鲁迅提出的思想，既概括出了包含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及思想启蒙运动中最具根本意义的内容，史称为第一次启蒙运动；也完全契合与后现代提出的“非理性主义”，有些人称第二启蒙运动。^[1]他不仅反对把人“奴才”化，也反对现代文明把人“机械”化，他要求人得到全面的发展，而不是异化的片面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看，他兼具有两种启蒙的任务。而仅仅用第二种启蒙思想来简单的否定鲁迅的思想是片面的，是仅仅从常规的思路出发的，并不能解构鲁迅。再说了，我国现在是不是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还有待商榷，其实尊重事实的人这是一个不须回答的问题，我国显然没有进入。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仅从字面上的逻辑来推理，是不是犯了本本主义呢？我们可以从历史发展的宏观上看待这一问题。 　　

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从宏观上看马克思把人的发展程度与水平分为四类：原始社会，是原始“全面”发展的人；奴隶、封建社会，是依赖型的人——重人伦关系不重自我独立的传统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是独立型的人——重自我独立不重人伦关系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启蒙重“理性”）；共产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人——既重自我独立又重人伦关系的文化（第二次启蒙重“非理性”）。^[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可以看作是由西方现代文化向共产主义社会文化发展的初步形式，为何不能说是共产主义文化在意识形态的表现。后现代社会被认为是人人平等的社会，要解决的就是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如蔑视感性、科学沙文主义、压迫妇女、父权文化制（核心就是对弱者施以强权）等等，^[3](p165)后现代要颠覆的就是这些“现代性”，鲁迅的思想就包含了后现代要颠覆的东西。下面我将从鲁迅的一生经历来说明他具备自我实现人的特点、弗洛姆的新人格特点，同时也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代表。　　

1  鲁迅的人格特征　　

1.1对他人的表现　　

说明鲁迅强调“非理性”——“爱”与“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民主的性格，能够接纳他人，把奉献、团结和爱作为生存主义的人格基础。^[3](p169)

20世纪初，鲁迅就和许寿裳开始着手于中国国民性的探讨时，他们一致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诚与爱。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的《答客诮》里充满了鲁迅式的幽默表明了：“爱”构成鲁迅品格的基本要素之一，鲁迅多次谈到了这种无爱的悲哀是我们民族不幸中之大不幸。　　

他的朋友增田涉在他的《鲁迅的印象》里，曾引述开始和鲁迅办《莽原》，并且攻击鲁迅的作家高长虹的回忆说我初次同他谈话的印象，不但和人们传说中的鲁迅不同，也不像《呐喊》的作者，……写文章的时候态度倔强，同朋友谈起话来却很和蔼谦逊；增田涉接着说我的印象也完全是这样。文章中看到的鲁迅和直接谈对的不一样，没有严厉的脸色和说话，常常发出轻松的幽默，笑嘻嘻的，胸无城府的人，和他一道相对着，我没有感到过紧张，在文章中看到的俏皮与挖苦连影子都没有，像个孩子式天真的人，显得是个惯于得到人的信任，什么都可以说，而又什么都肯听的人。徐芃澄、汤雪峰诸人的回忆中亦有类似的印象。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说明他具有民主的性格，能够接纳他人。　　

鲁迅的“爱”必须以尊重彼此人格的独立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理解与宽容。鲁迅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到，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成敌的人，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鲁迅与许寿裳就是这样无异昆弟的朋友，他们思想、性格极不相同，却保持了三十五年的深厚友谊，以至于徐寿裳最后为友谊而殉身，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彼此的尊重与理解。　　

鲁迅尊重、理解子女作为社会平等人，有自己的独立人格，独立意志、独立思考，鲁迅在给他朋友的信中曾这样谈到自己儿子！“海婴这家伙却非常顽皮，两三日期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真难办。他对于我，确是一个小棒喝团员。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是不吃了。男孩子大都是欺负妈妈的，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非但不听妈妈的话，还常常反抗，以至我也跟着一道说他，他反倒觉得奇怪‘为什么爸爸这样支持妈妈呢？’我们的孩子也很淘气，也是要吃的时候就来了，达到目的以后就出去玩，还发牢骚，说没有弟弟，太寂寞了，是个颇伟大的不平家。”^{[4]（p169）}　　

鲁迅对年幼者的这种平等、理解与宽容是建筑在高度自觉的理性认识基础之上的，他写过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认为，父亲对待子女应该。“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是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优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与协商者，却不是命令者。第三，便上解放。子女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存，成为一个独立的人。”^{[4]（p170）}鲁迅所坚持的理解、指导、解放的原则显然与传统上的教育及与现代的父权制下的亲子关系也不同，带有浓重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与共产主义社会下的父子关系的特点。　　

他的“爱”还表现在尊重、理解、同情妇女——女权运动可以从这里的到启发与鼓励。集合起来鲁迅对妇女的关心，为妇女解放事业提供的具体意见是很完备的，内容有婚姻、家庭、生活、寡妇、新女性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鲁迅曾一针见血地分析说：……私有制的社会，本来就把女人当作私产，当作商品。^[5]　　

鲁迅式的爱里，不仅有理解与宽容，也有明确的道德标准。于是在他的社会交往中，无论是与师与友，与长者与幼者，都出现了大量的论战，也因此引起人们的种种的误解和非议。鲁迅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刻薄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同时他又反问道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他认为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就是要向“情面”开战。在一次谈话里，他尖锐的指出，中国人讲“面子”就是把自己的过错加以隐瞒，而勉强作出一派正经的面孔，不以坏事为坏，不省悟，不认罪，而摆出道德来掩饰过错，这其实是一种伪善。所以，他不但直率的无所顾忌地把自己与战友的分歧公之于众，进行公开的论战，而且只要对方不承认，不改正错误，他就决不住手，一有机会，总是顺便刺几句，即使对方十分难堪，他也在所不计，鲁迅的尖刻无情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只要对方承认错误，他就决不轻薄半句，并且继续以“诚与爱”待之。　　

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就是如此。他们虽为遇丝社的同人，林主张“费厄泼赖”，鲁迅立即写出《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公开予以驳斥，不曾留半点情面，但是后来林承认了错误，甚至画了一幅“鲁迅打狗图”，鲁迅立刻接受了林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教。以后发现林创办《论语》，倾向日益变坏，鲁迅仍以朋友待之，竭尽诚意，写信劝戒，鲁迅后来回忆说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是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有留，并非要他消灭；直到林一意孤行，越滑越远，才最后与之绝交。　　

1.2         对职业与“名”的表现　　

说明鲁迅重视人的价值与生存意义，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自主性，自发、直率自然的特征，并显示独特的创造性；具有自信心和安全感以及自我个性的认同感，反对偶像崇拜，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不断提高人道主义的生存能力。　　

鲁迅由于重视人的价值与生存意义，所以对自古以来君子不食周粟，邦无道，谷耻也之类的“名节论”就不顾，为了生存，他不仅为师，而且为官，并且一当就是十几年，后来曾有人以官僚历史揭短相讥，他并不汗颜，有时索性以官僚自嘲。相对君子的范型来说，相对辛亥“五四”同时代的一些新人的选择来说，这个事实也说明他具有自信心和安全感以及自我个性的认同感。反对偶像崇拜，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不断提高人道主义的生存能力。　　

由于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自主性，他虽然在历史约定的领域就业，但从来没有准备遵从社会为他规定的职业矩度，真有一点做什么不像什么。　　

当官时就被教育总长张士钊曾引述政府官吏服务令诸条款，给予身为部署官员的周树人一个鉴定：公然与所服务之官署悍然立于反抗地位。　　

看他当人之师，在中国教师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人格的楷范，所以自古就有“师表”之说。鲁迅当过多年的人之师，但他似乎很想到自己是“师表”，他多次公开宣称自己教书、编讲义是为了吃饭，而斥教育为最神圣之清高职业，身当教员之人，应该为教育作牺牲的说教为谬论，他更不顾导师之体面，而与另一些导师、文人“相骂相打”。徐志摩曾批评：大学的教授们，负有指导青年重任的前辈，是不该这样混斗，是像受教育人不像的问题……。学生们看做他们的先生这样丢丑，忍不住开口说话了，绝对没有关系的人看了这情形也不耐烦了，于是他便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带住！   　　

鲁迅却说，我还不能带住，中国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戴者假面，以导师自居，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   　　

再看他的文学之路，由于强调人的独立与创造性，不仅影响他对职业的选择和创作生涯，而且极大地影响到他的语言个性。因为文章的不伦不类，特别是杂文归不到某一体裁中去，就不算文学，因为后期没有小说创作而去写杂文，有些人就感到遗憾。从侧面可以看出他独特的创造性。 　　

鲁迅幽默的口气给文坛上的一些人说，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做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捧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与《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之一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Essay,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    　　

鲁迅对于名的抵抗也是因为他重视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而表现出的独立、自发、直率的自然的特征。他的《青年必读书》中说什么少读或干脆不读中国书的结论至今读来还令人瞠目结舌。无怪乎当年熊以谦说，奇怪！真的奇怪！奇怪虽负学者声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鲁迅先生说出这样浅薄无知的话来！其实如果不从导师的角度标准看，而是从他重视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来看，他对青年必读书的回答并没什么奇怪的。他回答熊氏道，我虽不学无术而于相传处于才与不才之间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还不无所知，但我不愿意照办。所谓虽负学者声名，站在中国青年面前这些荣名，都是你随意给我加上的，现在既然觉得浅薄无知识了当然就可以仍有你随意革去，我自愧不能说些讨人喜欢的话。   　　

他对投名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之所以拒绝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考虑因此而失去“自己”，他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是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6]（p169）}  　　

1.3         对自己的表现　　

说明他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思维能力和批判能力克服自卑感和自恋心理，正视人存在的有限性，既不欺骗他人，也不受他人欺骗；正确认识自己，包括已知的自我和未知的自我，并对未知的自我有一种潜在的知。　　

他在《写在<坟>后面》和《答有恒先生》等文中说，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的解剖我自己；至少是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他坦率承认，自己不是真理的发现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自知。他也希望别的评论者，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划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而那种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百般掩饰、原谅，而对别人的毛病无限上纲、苛责的人是决不会有自我解剖、自我改造的自觉的。　　

鲁迅曾说我很憎恶我自己，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恶他、除去他，而不能。他的自审和自剖，是为了正确认识自己、改造自己、完善自己，因而主要是审自己的不足与缺点，但并不是完全否定自己，他的自剖虽酷烈，但却实事求是，他指出，有人因社会崇尚谦虚的美德，便故意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以博取谦虚的美名，这里和抬高自己的高傲一样，同是虚假的，并非真正的自知之明。他曾对许广平谈到自己以论敌为反省的感慨，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他们的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具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必以公平或中立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1929年他从上海回北京探亲时，看到一些攻击者的作品比自己还不如，又增添了自信说，我的创作和编著一发表，总有一群攻击或嘲笑的人们……然而一看他们的作品，却比我的还坏，例如小说史罢，好几种在我的那一本之后，而凌乱错误更不行了，这情形，即使我大胆阔步，小觑此辈。^[10]

1924年，关于扬树达君袭来事件的公开辩正，更是鲁迅客观认识自己的表现。一天，一个自称扬树达的青年学生闯入鲁迅家中要钱，鲁迅一看很愕然，他并非自己认识的扬树达，经过一番对话，见他语多破绽，便怀疑他是冒名装疯来骗钱的，很觉得恶心不舒服，以至怀疑到这是学界或文界的敌人来袭击自己手段,因而写了《记“扬树达”君的袭来》一文登在《语丝》上。不几天，有学生告诉鲁迅，那学生确是神经错乱，去他家那天正是发病之时。这使鲁迅深为愧疚，立即写了一篇《关于扬君袭来事件的辨正》，说明自己错怪了扬君，所以《袭来》一文中自己神经过敏的推断应该注销，恨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而深深的自责和道歉。正如学者增田涉在其《鲁迅的印象》中所说，这件事不仅表明鲁迅的多疑善怒，而且更能表现鲁迅能正确认识自己。以上可以说明他独立的判断能力、思维能力和批判能力克服自卑感，正视人存在的有限性，既不欺骗他人，也不受他人欺骗。　　

2                   结论　　

通过以上的论证可以证明鲁迅人格具有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弗洛姆的新人格的特点、他的思想也具有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非理性”。说明他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人，也是一名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并不能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来解构，虽然他也不能摆脱自我实现人的一些不足与缺点。　　

参 考 文 献　　

[1] 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研究新进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2] 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3] 佟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4] 钱理群．鲁迅心灵的探索[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66-174．　　

[5] 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M]．石家庄：河北出版社，2002：203-207．　　

[6] 张杰，扬燕丽．鲁迅其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 高旭东．世纪末的鲁迅争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8] 闫玉刚．走近鲁迅改造国民性[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1-5．　　

[9] 王东，张翼星，孙承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8:331-351．　　

[10] 邱存平，现代人的呐喊——鲁迅的人生探索[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404-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