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失去价值——活工具不如死工具

劳动失去价值——活工具不如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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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一切，包括创造人类自已。历史唯物主义是执政共产党的理论宗旨，但劳动价值观为什么贬值了？

回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劳动是何等的荣光。农民的代表陈永贵，当上了国务院的副总理，让一个农民来管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农业，真是开了共运的先河。

农民也作为国家的主人，对当时得到的劳动分红，是多么的珍惜；收入虽少，但为了集体事业子孙后代的贡献，虽苦犹乐。

当年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改造与投入是很大的，很多投工当年并没有收益。像政府支持下我村在400多亩山垅田地上拦筑土坝，经二年的艰苦奋斗建成了水库，后政府又规划了与上游水库、上下游水渠等水利设施构成配套系统，于是徹底改变了当地的水利面貌，使得祖辈是“种种一垅一畈，收收一瓶一罐”的我村恶劣自然条件的形象终于成为历史。

农民解放后在医疗卫生上的处境也彻底改善了。像我村最大的变化是原來流行的吸血虫、天花等疾病终于被控制消灭了。以前村里男青年常有因得了吸血虫病而瘦骨棱棱的挺着大肚子；对生育年龄的妇女也有“只见肚大、不见儿大”的评价语；当时对小孩子有二个本土别称：“半夜拎”或“麻痘鬼”。祖辈以来习惯于这种恶俗称呼，是因为那年代随时有因传染上麻痘(天花)而成为半夜里被拎出去的尸体之命运。解放后在毛主席一定要消灭吸血虫病等一系列医疗卫生指示的关怀下，才有村民们医疗卫生水平的徹底改善、健康的提高。

当然前三十年最大的建设是农民精神境界的扩大和提高。比方农户饲养畜禽，有的就只搭盖起能遮风挡雨的墙身屋顶，不设能关能锁的门板，门洞敞开着。没想到要防范晚上做贼的人來牵牛抬猪抓鸡捉鸭，处在今日社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二十一世纪初年，我村在政府支农项目中搞土地整理。在垅地畈田上开展水利排灌网络与机耕道路配套建设的综合治理，就必须损失并要调整土地。但因分田分地到户后土地很难调整变动，矛盾尖锐。幸亏是集体时代的一代老农站出来支持着，特别是那批老队长往往不惜牺牲自已利益来促成这一公益事业，焕发着集体时代的为公精神才终于达到了土地整理的原有目标要求。

现在十亿农民九亿赌的社会现实下，在田畈上山垅里看见珍惜土地坚持耕作的，多是老一代农民。那一代心系集体的农业工人式的时代硕果在凋零中。

当年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后，年终结算编造分配方案前的定案要经全体队员讨论。总收入中提留为扩大再生产的公积金、为照顾老弱病残军烈属与合作医疗经费的公益金，扣除生产成本、国家的农业税金、民办教师教育经费，留出下年生产费用等，余下的才由农户分红。因为农业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等方面投工的工分也都纳入当年分配，所以分红率是低的。但当时子女读大学不要交学费，毕业后国家保证就业分配，工作后保证住房分配。生病根本不会想到要交不起医疗费，合作医疗里只收挂号费。当时听到说西方国家医疗费很贵穷人生不起病时，还感到像听天方夜潭一样。

上世纪70年代，我村一个正劳力干一天“点工” (即按时间记工)八小时，记得12分，但收割、插秧等农忙时的农活都按量计酬，每天十来个小时能得三、四十分，少数时候还更高。除因私或雨休天，一年下来大概投工三百来天。一个正劳力一年得分约四千多至五千，妇女的得分约为正劳力的六折。70年代时候每10分工分分红也只有七八角钱，最高的年份达到l元。正劳力按每天平均得分15分、每10分分红0.80元计，平均每月所得折币30多元(其实多数为实物)，加上自留地等经营收入，和当时小学教师每月40几元工资比较水平相当。每家饲养几只鸡鸭猪兔之类，牛不可能每家养、因要有一定的辅助劳力配合。自留地里种蔬菜、自留田里种粮食作物，每人的这二份土地面积约为二分，由村民私体经营。因我们村黄土丘陵多，另外每家还分得可开荒扩种的丘陵地，面积与自留田地相当。

当时领40几元工资的小学教师，与现在收入已达4000元相比较，膨胀了近100倍。与百姓休戚相关的教育、医疗经费也成百倍的上涨，但粮价没有按其它物价一样上涨。当时每担秈谷统一单价9.6元，村里现在秈谷单价100元左右，和以前比上涨约10倍。当时一个正劳力收入与小学教师工资相当，与现在工资体系100倍的上涨率相比较，农民经济的相对收入比30年前低多少就一目了然了。所以农民只能入城打工赚点现款以弥补，去壮大农民工队伍了。但这能改变农民命运吗？

农民工队伍入城，适应低报酬高体力消耗量的工作任务，并能在劳动中显示出了高效率。

农民工大规模入城拉开序幕前，就是农村分田到户后劳力只为自已的一亩三分土地操劳，不需为集体基础设施或公益事务投工了，富余劳力就想入城搞副业又被户口条件限制，因当时城市改革滞后未搞开发区。地方政府当时就以每一城市户口(不附加就业等其它一切条件)售价二万元左右向农民捞了一笔入城费。因此后来农民不用户口就能入城打工还感觉优惠了。故一开始从主人公到雇工的身份转换还不敏感，以为只是农村与城市的环境不同。但是极低的农民工报酬还赖着不肯兑现的资本本性及地方政府总与资本一鼻孔出气的社会现实最终教育了农民工。开始懂得了公有制时收入虽然低，但毕竟大家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现在所谓收入高并不包括工人农民工的雇工群体和农村里留守的。现在农民工成商品了，录用你就剥夺了你的人格，干多长時间给多少工资、工伤事故发生会不会承担及承担多少费用等由人格化的资本来决定了。工资是劳动力的商品价格，进入生产成本；生产成本越低当然资本的利润分配就越高，也就是剩余价值越高。成本与利润是此降彼涨的对立关系，剥夺人格的农民工与人格化的资本也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不是什么“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不同分配方式“并联”关系，雇佣工那有与利润分配沾上边的资格呢。

如果一定要从另一角度来看，以前集体化的农民作为主人有为公共财经方面承担的义务，也享受了在水利上、教育上、医疗上、社会秩序上、国防安全上等等方面的受益是明摆着的。如果现在要依样画葫芦，认为教育、医疗、水利等方面的资本股权出售给私方市场了，农民工得到的工资算是对红利损失的弥补，那农民工投工的本身就是义务劳动了。劳动就变成没有价格存在而不仅是贬值的问题了。这如何理解呢！

城市原体制下工人的工资福利，住房分配子女就业等主人翁地位的保障条件也被剥夺了、下岗了。利用农民工模式向原体制冲击，一些福利待遇甚至公有生产资料都转換成剩余价值、私有生产资料了。为资本原始积累服务的经济发展中，农民工入城保证了价亷物美的劳动力资源。把土地、国有资产等公有生产资料通过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房地产经济及改制改革等的操作，“漂洗”掉权力在交換中把公有变为私有生产资料的服务路径。但反而教育了农民工看清了权力与资本勾结的本质。

还是举我村用400亩垅田兴建的小型水库为例，改革开放后镇政府为了能争取政府下拨维修病险水库的支农资金，就把水库管理权移交给上级水利局，水利局利用上级下拨资金维修了水库大坝后，就把水库交下属单位去招商引资搞旅游开发去了。当然我村的种植业也变了，以前一年二季种植用水量大的双季稻；现在有因种茭白、播秧田时水库不放水被晒的经历后，都种用水量小的旱作了。我村一户户在水库范围里的土地证在档案馆查阅时历历在档。修水库时政府没有为土地补偿过一分钱，现在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就这样占有了它也没有补偿过一分钱。强权在弱势农民手上毫无理由就能把400亩土地的所有权占为已有了。于是造成乱象丛生，原水库四周果木郁葱的丘陵地块，被下乡的资本以二万元左右一亩买得快将分割尽了。改革开放下剥夺农民的土地多容易呀。用以前公权为民服务的信誉资源和用权力惯性为资本服务。以后失地的农民不能当返往城乡的候鸟，当流民？

入城为资本服务当雇佣工，劳动力是活的劳动工具。在血汗工厂里活工具比死工具待遇条件更差。比如：资本为创造利润需要购置进来一辆汽车，于是就：为新车加油，保证它产生动力的来源；为它维修养护，让它维持或增加动力；为它配置牌照办理保险安排司机，是让它参于社会管理保障服务体系。但对农民工这活的劳动工具，待遇就不如汽车了。只给他工资，让他产生动力、维持生存的条件就够了。不给活工具培训教育、看病就医等福利待遇，也就是不给维修养护、以保证或提升动力的成本；更不管从生儿育女到教养成人的抚养费、教育费，也就是不承担后备工具的购置费。这些本应由社会或“资本”承担的成本费用都转嫁到劳动力身上以榨干他们的血汗来补充。

死工具没有良好的养护维修，它死机了，也就是“罢工” 了，天经地义，就只能拖进汽修厂去享受服务；但对活工具罢工，不让宪法承认其权利，不追查“养护维修”者的失责，反而要惩罚“死机”的，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活工具不如死工具的年代。

血汗工厂的工资不是给农民工能有体面生活、能包括子女家人生存的标准来付给的有尊严生活的工资。光棍汉和多子女父亲的工资是一样对待的，都只能是一个人能生存下去。额外的家庭负担，还要靠老弱病残的家庭留守者在自已那一亩三分土地上搜索出来补给。甚至还要父亲卖血，母亲卖淫这种无尊严不体面的生计来解决高学费高医疗费等义务。

农民工工资既然是生产成本，按劳动既然分配不到利润，为什么把培养子女成为后备工具的义务加在父母身上？固定财产其购置费按折旧率各年分摊计入生产成本，要“资本”来承担的，或者是代表资本利益的体制内预算来解决的啊！现在还要在教育、医疗上通过“改革”为老百姓的义务负担上加码，这是“以人为本”还是让活工具进入炼狱呢。

农民工的遭遇，不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价值观与改革开放前农民的主人公地位对照，或以改革开放后用市场经济中资本经营的成本管理模式分析，其矛盾都是无法自园其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