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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多:私有化是造成严重社会问题的根源

火烧 2006-12-22 00:00:00 思潮碰撞 1025
文章指出私有化是导致社会问题的根源,通过对比毛泽东时代与现在社会治安状况,分析公有制与私有化对社会影响的差异,强调社会公平与保障的重要性。

私有化是造成严重社会问题的根源

——评中央党校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笑 多

新华网近日有一条消息说:“中新网12月18日电 据《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报道,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党校部分学员进行的主题为“今明两年的社会问题与走势”的问卷调查显示:领导干部对2006年存在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关注焦点中,“社会治安”今年首次成为最严重社会问题的首位,取代了多年来一直居首位的“收入差距””。调查显示,领导干部对2006年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判断情况,最严重问题的前三位依次是:“社会治安”(36.6%),“居民收入差距”(23.2%),“腐败”(8.0%)。其他依次是:“社会风气”(7.1%)、“失业”(6.3%)、“地区发展差距”(5.4%)、“看病难看病贵”(5.4%)、“农民负担”(2.7%)、“教育不公平问题”(1.8%)。等等。

中央党校调查组只说领导干部对最严重社会问题的位次变化,由“居民收入差距”变为“社会治安”,而不分析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原因。只罗列现象,关注现象位次的变化,显然是不够的,而分析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才应该是调查分析的主要内容。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与预测”课题组恰恰回避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毛泽东旗帜网站上却有唐尧的《一个未想明白的安全问题——毛泽东时代咋就恁安全呢?》文章,说他1971年在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某连当武装班副班长,还兼“武器弹药库的管理员”:“这几十条破枪和相应的子弹、手榴弹、雷管炸药等,你得管起来。其实管啥?就是管一把钥匙。这库房与其他房子没什么不同,没有防盗门、防盗窗、防盗锁,连铁栏杆也没有。这门一脚可以踹开。那时不觉着存在什么安全问题。连队首长还是嘱咐,不要丢了,按时提醒武装班枪械保养,就这么简单。我嫌库房味道不好,也不愿意多进去”、“当年,每月连队发放工资,连队出纳(女)去团里取现金(全连队战士的津贴和上百人的职工工资,再加上连队开支的现金,一书包满满的,还不老少呢),要不是我,就是连队的上士,陪着去就行,十多里地骑个自行车就成,要不然赶个毛驴车也行,连个烧火棍都不用带。现在,实枪实弹、全副武装、专用车压运。社会的安全感为何到了这样的境地?”事实正像唐尧所说那样,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比现在低不少,但是,社会治安状况与现在根本不可比。那时基本上达到了夜不闭户,夏天晚上,长沙、武汉等地不少市民就露宿街头,而现在,防盗门、铁栏杆不断加固,但杀人、抢窃、强奸等恶性案件不断发生。毛泽东时期因为我国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劳动者人人有岗位,生活有保障,生、老、病、死有依靠,社会治安当然就好。

而当前“社会治安”恶化、“居民收入差距”、“腐败”、“失业”等社会问题严重,根本原因就在于把公有制经济演变为私有制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出现的现象。

失业现象是私有化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就有近4亿劳动力,数量居世界第一,但是,当时没有失业的现象,没有“下岗”的问题,劳动者只要有劳动能力,就都能劳动,这种现象表明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不是出卖劳动力商的无产者,我国经济是公有制经济;而改革开放以来,失业已经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说明广大劳动者已经演变成为出卖劳动力商品的无产者了,说明我国的经济已经演变为私有制经济了。对于失业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视,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最近在北京说,与中国签署转让核电技术协议,“将给美国创造5000个就业岗位”(《参考消息》2006年12月19日第一版)。与之相反,我国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谈国有企业时,只讲利润,说:“中央企业主营业务的销售额达到了8万亿,实现利润预计可以超过7200亿,净资产收益率可以达到10.5%,这都是历史上最好的纪录。”(《李荣融:央企责任心大大提高 今年利润可达7200亿》新华网2006年12月19日)根本不提国有企业的工人下岗、失业问题。这是不是说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资委主任,还不如美国的能源部长更关心工人的就业问题?

腐败现象的加剧,也是私有化的必然。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是公有制,厂长、经理只是公有经济的代表,他们只有维护、壮大公有制经济的义务,没有化公为私的权力。他们的活动既要受到国家的领导,也要受到群众的监督;而实行私有化路线以来,反正是要把公有财产化为私人所有,官员们不把财产化归自己或亲属所有,就归外人所有,官员们以权谋私、腐败现象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就是1989年“动乱”以来,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愈演愈烈的根源,人们讽刺为“前腐后继”。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私有化一种表现。所谓“居民收入差距”的说法,首先就掩盖了不同收入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以前,如果说居民收入差距如何,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当时人们都是靠工资收入。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收入的性质有了根本的不同:有的人仍然靠工资收入,但是,时时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劳动力商品”卖不出去,得不到工资;而另一些人,则是靠利润收入,这种收入和工资不仅只是数量上的差距,而是有本质的区别。仅仅靠“抽肥补瘦”,在再分配上做文章,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当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根源仍然是私有化,是我国已经形成了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阶级分化的表现。

社会治安的问题的根源,仍然是私有化。当前我国一方面是大量失业人员,有劳动力而不能劳动,没有生活来源,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而另一方面又有人暴富,骄奢淫逸,一掷千金,这种鲜明对立的社会状况,必然导致少数人铤而走险,造成社会治安的恶化。所以说,生产、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直接决定社会治安的状况,直接决定社会治安状况的是经济关系,是公有制经济,还是私有化。走私有化的道路,必然造成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

至于农民负担、地区发展差距、看病难看病贵、上不起学等,都是私有化路线的必然结果。依靠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发展经济,他们会帮助我们发展利润少、甚至于不赚钱的农业经济和内地经济吗?资本只是为利润而活动的,不是为劳动者的利益而运动的;教育、医疗等部门产业化,一定出现有钱人上“贵族学校”,有专门的医生看病等;没有钱的人就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只排列各种社会问题的次序,不分析这些现象的内在联系和本质,不是失职,就是有意回避问题。

失业、居民收入差距、社会治安恶化、腐败等,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天经地义的现象,而我国走私有化的道路,也必将成为反复出现的社会现象。只有经过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的斗争,重新回到公有化的轨道上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根本上消除这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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