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人格与识见

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易怀疑人家；二曰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翻翻他的日记，看看有关他的专访及史料，不难发现，这老先生倒是言必行、行必果，说到做到的。　　

学术界至今依然津津乐道1953年梁漱溟顶撞毛泽东的事件，无不张扬　梁老　先生敢于触犯“龙颜”的“骨气”与“正气”。其实，这个说法大可值得怀疑，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当时，毛泽东也曾警告政协诸位，不要对解决问题抱有多大希望，因为他了解的梁漱溟决不会轻易服输。看来，伟人的这个判断也不尽然。　　

因为，梁漱溟虽然在当时敢于与最高领袖当面顶撞，轰动了政坛，但事后他在儿子及各方友人的劝说疏导下，显得格外后悔。事发两天后，他便伏案检讨认识自己。过了大约十天，梁漱溟完成第一份书面检讨，两个儿子看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认为这份文字太偏于检讨个人修养而未更多从政治上考虑。根据两个儿子及一些门生和友人张申府等人的意见，梁漱溟对这份文字进行修改，再请门生抄清后作为书信送全国政协转毛泽东。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反省，检讨并放弃了先前的思想主张。　　

在反省与毛泽东等中共负责人的争论时，梁漱溟的前提是自己错了。那么错在何处呢?梁漱溟写道：无疑是自己阶级立场不对。他说：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热情早铰蔽而出不来。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强精神”，当作“骨气”而沾沾自喜。我之倔强自喜、骨气自负，正是我不自觉地与领导党和政府分离的证明。为什么会分离呢?则主要是阶级立场和感情不同而造成的。　　

梁漱溟后来的变化更是远远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再也不见往昔的“骨气”了，至少在他以后的文字中，凡是谈到毛泽东时，无不是一副谦恭的小学生神态。　　

1966年抄家时，梁漱溟尚未完成的手稿《人心与人生》被没收了。他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在毛泽东的过问和安排下，这本手稿得以保全。1975年，他的《人心与人生》终于大功告成，书中有言：“宗教之真惟一存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　　

梁漱溟对共产主义、对中共领袖特别是毛泽东的认同，还表现在一些细节上。1957年，他的长孙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元”，寓意长孙；1960年，次孙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东”，寓意崇敬毛泽东；1963年，他的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奇”，寓意崇敬刘少奇。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打倒，梁钦奇便更名为“梁彤”；1964年，第三个孙子出生，梁漱溟为之命名为“钦宁”，寓意为崇敬列宁。这些细节，大致可以反射出梁漱溟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的思想转变，觉今是而昨非，与时俱进，这没有什么值得讳莫如深的；同时也不难看出，即使是圣人也不免有媚俗的一面。但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真实的历史，并无损　于老　先生的人格。　　

正像一位当代作家指出的，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人能逃脱。他还说：反对媚俗而又无法根除媚俗，无法选择的历史又正在被确定地选择。　　

我觉得，梁漱溟的媚俗与转变都是真诚的，他至少对事实是尊重的。甚至在事过三十年后，中共两位主要领袖（毛泽东与周恩来）也去世十多年了，当他向一些年轻后辈谈起这件不愉快的往事时，梁漱溟仍然坚持这样说：　　

当时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没有什么。他们故世十年了，我感到沉沉的寂寞。

他的命活得比争论的对方长。逝者已矣，不能复活。当历史的批判代替批判的历史，退潮的声浪盖过颂歌的海洋，各路精英纷纷“打扮”登场，所谓“秘闻”、“鲜为人知的故事”肆意流行，“非毛化”、“去毛化”日渐成为时髦思潮，当此历史关口，作为当事人，他仍旧坚持如是说，不说标榜的话、怨恨的话，只说持平的话、公道的话。他仍旧“在人格上不轻易怀疑人家；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有这样的人格，才有这样的识见。这是多么的不容易！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环顾宇内，这样的当事人，这样的见证人，这样的人格，这样的识见，能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