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华夏秀才的文化转型

华夏秀才的文化转型

摩罗

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溃的悲剧之前，如果不对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伟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实际上，像戊戌维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样，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战略思想，他们显然是企图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激发国人抛弃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化领袖，就是引领中华民族死里逃生的伟大民族英雄，他们跟那些为了捍卫民族生存权而血战沙场、英勇献身的关天培、邓世昌、张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样伟大，一样可歌可泣。

而且，他们在输入西方优秀文化方面，也确实大有功勋。他们引进西方精英群体所建构的“社会图式”，以此作为重建中国社会的模范，让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现代性”理念，全面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些文化财富，为日后中西融合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元素。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历史性贡献。

（图片转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溃的悲剧之前，如果不对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伟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实际上，像戊戌维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样，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战略思想，他们显然是企图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激发国人抛弃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化领袖，就是引领中华民族死里逃生的伟大民族英雄，他们跟那些为了捍卫民族生存权而血战沙场、英勇献身的关天培、邓世昌、张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样伟大，一样可歌可泣。而且，他们在输入西方优秀文化方面，也确实大有功勋。他们引进西方精英群体所建构的“社会图式”，以此作为重建中国社会的模范，让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现代性”理念，全面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些文化财富，为日后中西融合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元素。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历史性贡献。但是，五四精英群体当年文化选择的姿态，以及尽弃传统、全盘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处甚多。事实上，他们的选择所起的历史作用，很难说全是正面的。当时以为这种激越的、激进的姿态有利于民族死里逃生，细考五四以来中国精神文化发展的历程，也许可以说，中国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一面努力挣脱了奴隶身份，一面则主动地钻进了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创造新文化，只是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给这个民族洗脑，最后终于引领这个民族意气风发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精英群体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跟他们的精神崩溃密切相关。他们本不是以融会中西的从容心态发起这场运动的。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戊戌变法失败了，甲午海战失败了，君主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辛亥革命也没革出个好结果，还有袁世凯称帝，还有张勋复辟。作为对民族前途富有责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对中华民族如此密集的失败，内心的焦虑与紧张正在日积月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引发精神的爆炸和崩溃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在这样紧张的心态中为苦难的民族寻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难免溢出常轨、违背常情，难免使出一些险招、歪招。那个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溃之后，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轨、违背常情的险招和歪招。 他们的精神崩溃，跟他们心中中国文化的崩溃，是互为表里的最简明、最准确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背景的，是鲁迅的一句话。1925年盛夏，鲁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节第八条写道：“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96页，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鲁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么激烈地鄙弃传统文化，就因为我们被殖民者的枪炮打败了。这种文化无法组织我们进行自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古老文明尽是糟粕，唯应弃之如敝屣。鲁迅的判断是否有依据，这种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逻辑、正常的判断？这就好比一个秀才被强盗打劫，秀才劫后余生，却将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为自己所学过的诗书文章。实际上，那帮强盗打劫过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动手打劫，无论你持有什么文化都只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失败。犹太民族是创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围剿中，接近种族灭绝。德国跟英美联盟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吗？可是德国在英美联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败。将中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样，没有起码的依据。 在精神崩溃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关系所作出的判断，就中国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设计，都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他们抛弃了维新一代中西融汇、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将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极其极端地排斥一种、膜拜另一种。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独秀文存选》91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陈独秀的想法， 但是，五四精英群体当年文化选择的姿态，以及尽弃传统、全盘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处甚多。事实上，他们的选择所起的历史作用，很难说全是正面的。当时以为这种激越的、激进的姿态有利于民族死里逃生，细考五四以来中国精神文化发展的历程，也许可以说，中国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一面努力挣脱了奴隶身份，一面则主动地钻进了精神奴隶的牢笼。

堵住了中西兼容的发展之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逼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实意思，实际上并没有两种选择，而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对于“西洋”的选择。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是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胡适虽然在学术上很重视中国文化的资源，甚至曾经致力于整理国故的学术工程。但在文化价值的选择上，他依然是着力强调必须扬弃本土文化，义无反顾地实行西化。他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459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断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当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此后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 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以这样的病状引领一个民族前行，一定会走出一些本来不该出现的悲惨结局。还拿那个秀才遭劫的故事打个比方。 那个姓华夏的秀才，在村里办私塾办了半辈子。一天他正坐在家里吃饭，忽然一伙隆鼻深目的强盗冲进来，一顿猛打，全家人都受伤趴下了。强盗从容地把他家的饭吃个精光，一边吃一边数落他们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虚伪，也就是进行国民性批判，临走还把他们家洗劫一空。强盗走后，秀才痛定思痛，将他们挨打、受劫掠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满腹诗书，归结为融进生命的孔孟之道。为了洗雪此等耻辱，远离此等厄运，他从此不读书，不教书，社会行为也故意与孔孟之道相背离。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吗？他被劫掠是因为他满腹诗书吗？是因为他知书识礼吗？难道他如果是个不识字的农夫就不会遭抢劫吗？我真想有机会告诉鲁迅先生，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陆的全部原住民，他们不但不识字，这些民族根本还没有文字。可是他们所遭遇的劫掠比我们严重万倍。他们基本上种族灭绝，他们的家园全部变成了殖民者的乐园。我们再接着讲那个华夏秀才的故事。他关闭私塾之后，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恳恳种地，兼营手工业制造，诸如织布、编竹篮等等。二十年间果然发家致富，成为一方富豪。 这时候，那帮强盗也不再上门打劫了，他们坐在家里制造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告诉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机织布，竹篮不好，现在的时尚是塑料桶。不发达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都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服从全球化球长的领导。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华夏秀才的竹篮子、手工布全都卖不出去，他只留下一点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烧了。 这时他原先的学生全都留洋回国，一看昔日的老师还穿着土布衣服，师母还提着竹篮子去池塘边洗菜，他们说这也太落后了。我们现在进步了，不能让老师这么跟不上时代。他们给老师送来洋布衣服和塑料桶。华夏秀才对这些东西喜欢得不得了，高兴地说：“到底是高级种族，造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华夏秀才为了赶上时尚，干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篮子也一把火烧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于那囤积的粮食，学生告诉他，现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强盗已经改邪归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长，他们说粮食根本不值钱，还占用仓库空间。华夏秀才说，那就让它们去占用外国人的仓库吧，说完狡黠地笑了起来。他的学生帮他将粮食装上万吨轮，全部送给了全球化的球长。球长说，那个死乡巴佬，给他支票也没用，我给他实物吧，这个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实物贸易了。 球长递过来一只白炽灯泡，说：“节能灯，高科技产品！” 然后拿出十只白炽灯交给那几个说洋语的送粮人。 华夏秀才用上了白炽灯泡，激动不已。他说，要是当年他们没来我家抢劫，他怎会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要是不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怎会给我送来白炽灯？抢劫有功，抢劫有功。从此以后，老秀才家里每年召开一次遭遇抢劫庆祝会，许多跟老秀才观点一致的人，纷纷在白炽灯的光辉里发表演讲，感谢抢劫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创造新文化，只是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给这个民族洗脑，最后终于引领这个民族意气风发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隶的牢笼。

给我们送来了光明。 有一个秀才说，昨天晚上，我在白炽灯下看一个美国传教士写的杀义和团的故事，真是杀得过瘾！并且感慨道：“在美国人的灯泡下，读着美国人写的书，没想到老夫也能过上这样的美满生活。” 学生们告诉秀才，这个白炽灯的使用寿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还能用上白炽灯，就还得种粮跟他们换。于是华夏秀才组织全家拼命种粮，第二年，他的留学归国的学生又将他的粮食装船运走，又换来一只白炽灯泡。除此之外，还附带奉送了一张报纸。华夏秀才安装好那只白炽灯泡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学习那张报纸。 报纸的头版说：“欧洲人是上帝优选的种族，他们信仰上帝又从上帝那里获得更多的恩宠。” 华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声：“难怪是他们抢劫我们，而不是我们抢劫他们，终于恍然大悟了！” 报纸的二版说：“上帝创造了劣等的民族，他们不仅无能，而且无耻。他们智力与体力上都有缺陷与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堕落混乱。”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说：“就是就是，要不然怎么高科技产品都是西方人做出来的。” 报纸的三版说：“非洲人乃是像动物一样的野蛮人，中国和印度虽然有自己那种病态的、邪恶的文明，但早已丧失了生命力。他们停滞在黑暗的泥泞中，与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样，等待欧洲文明的救赎。”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说：“难怪我们的私有制发展这么慢！” 报纸的四版说：“中国是专制下的贫困与混乱，印度是民主下的贫困与混乱。中国是无信仰的邪恶，中东是有信仰的邪恶。” 华夏秀才激动得站立起来，极其严肃地说：“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个伟大种族迈入全球化，这才是唯一的康庄大道！” 华夏秀才收好报纸，激动地对昔日的学生说：“多么伟大的种族，多么伟大的文化，我当年毅然决然抛开四书五经是对的，我让你们全盘西化是对的。今天，我们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炽灯这种高科技产品，还能跟他们高贵的种族一起进入全球化，这是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明年不是哥伦布到美洲传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乔治到咱们家传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这可是促进全球化的重大历史事件，咱们一定要杀猪宰羊隆重庆祝。你们跟他们联系多，能不能帮我请来乔治的后代给庆祝会剪彩？” 华夏秀才就这样按照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进行了文化转型，至于按照西方人建构的“社会图式”进行转型，虽然一直在努力，却无明显效果。 一个孔孟之途，就这样被一群留学生及其背后的殖民文化改造为洋奴。我们都认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为我们认为洋种族比孔孟种族高贵。 五四精英群体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跟他们的精神崩溃密切相关。他们本不是以融会中西的从容心态发起这场运动的。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戊戌变法失败了，甲午海战失败了，君主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辛亥革命也没革出个好结果，还有袁世凯称帝，还有张勋复辟。

给我们送来了光明。 有一个秀才说，昨天晚上，我在白炽灯下看一个美国传教士写的杀义和团的故事，真是杀得过瘾！并且感慨道：“在美国人的灯泡下，读着美国人写的书，没想到老夫也能过上这样的美满生活。” 学生们告诉秀才，这个白炽灯的使用寿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还能用上白炽灯，就还得种粮跟他们换。于是华夏秀才组织全家拼命种粮，第二年，他的留学归国的学生又将他的粮食装船运走，又换来一只白炽灯泡。除此之外，还附带奉送了一张报纸。华夏秀才安装好那只白炽灯泡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学习那张报纸。 报纸的头版说：“欧洲人是上帝优选的种族，他们信仰上帝又从上帝那里获得更多的恩宠。” 华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声：“难怪是他们抢劫我们，而不是我们抢劫他们，终于恍然大悟了！” 报纸的二版说：“上帝创造了劣等的民族，他们不仅无能，而且无耻。他们智力与体力上都有缺陷与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堕落混乱。”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说：“就是就是，要不然怎么高科技产品都是西方人做出来的。” 报纸的三版说：“非洲人乃是像动物一样的野蛮人，中国和印度虽然有自己那种病态的、邪恶的文明，但早已丧失了生命力。他们停滞在黑暗的泥泞中，与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样，等待欧洲文明的救赎。”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说：“难怪我们的私有制发展这么慢！” 报纸的四版说：“中国是专制下的贫困与混乱，印度是民主下的贫困与混乱。中国是无信仰的邪恶，中东是有信仰的邪恶。” 华夏秀才激动得站立起来，极其严肃地说：“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个伟大种族迈入全球化，这才是唯一的康庄大道！” 华夏秀才收好报纸，激动地对昔日的学生说：“多么伟大的种族，多么伟大的文化，我当年毅然决然抛开四书五经是对的，我让你们全盘西化是对的。今天，我们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炽灯这种高科技产品，还能跟他们高贵的种族一起进入全球化，这是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明年不是哥伦布到美洲传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乔治到咱们家传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这可是促进全球化的重大历史事件，咱们一定要杀猪宰羊隆重庆祝。你们跟他们联系多，能不能帮我请来乔治的后代给庆祝会剪彩？” 华夏秀才就这样按照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进行了文化转型，至于按照西方人建构的“社会图式”进行转型，虽然一直在努力，却无明显效果。 一个孔孟之途，就这样被一群留学生及其背后的殖民文化改造为洋奴。我们都认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为我们认为洋种族比孔孟种族高贵。 作为对民族前途富有责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对中华民族如此密集的失败，内心的焦虑与紧张正在日积月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引发精神的爆炸和崩溃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在这样紧张的心态中为苦难的民族寻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难免溢出常轨、违背常情，难免使出一些险招、歪招。

（图片转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溃的悲剧之前，如果不对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伟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实际上，像戊戌维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样，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战略思想，他们显然是企图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激发国人抛弃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化领袖，就是引领中华民族死里逃生的伟大民族英雄，他们跟那些为了捍卫民族生存权而血战沙场、英勇献身的关天培、邓世昌、张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样伟大，一样可歌可泣。而且，他们在输入西方优秀文化方面，也确实大有功勋。他们引进西方精英群体所建构的“社会图式”，以此作为重建中国社会的模范，让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现代性”理念，全面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些文化财富，为日后中西融合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元素。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历史性贡献。但是，五四精英群体当年文化选择的姿态，以及尽弃传统、全盘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处甚多。事实上，他们的选择所起的历史作用，很难说全是正面的。当时以为这种激越的、激进的姿态有利于民族死里逃生，细考五四以来中国精神文化发展的历程，也许可以说，中国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一面努力挣脱了奴隶身份，一面则主动地钻进了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创造新文化，只是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给这个民族洗脑，最后终于引领这个民族意气风发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精英群体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跟他们的精神崩溃密切相关。他们本不是以融会中西的从容心态发起这场运动的。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戊戌变法失败了，甲午海战失败了，君主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辛亥革命也没革出个好结果，还有袁世凯称帝，还有张勋复辟。作为对民族前途富有责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对中华民族如此密集的失败，内心的焦虑与紧张正在日积月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引发精神的爆炸和崩溃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在这样紧张的心态中为苦难的民族寻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难免溢出常轨、违背常情，难免使出一些险招、歪招。那个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溃之后，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轨、违背常情的险招和歪招。 他们的精神崩溃，跟他们心中中国文化的崩溃，是互为表里的最简明、最准确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背景的，是鲁迅的一句话。1925年盛夏，鲁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节第八条写道：“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96页，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鲁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么激烈地鄙弃传统文化，就因为我们被殖民者的枪炮打败了。这种文化无法组织我们进行自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古老文明尽是糟粕，唯应弃之如敝屣。鲁迅的判断是否有依据，这种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逻辑、正常的判断？这就好比一个秀才被强盗打劫，秀才劫后余生，却将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为自己所学过的诗书文章。实际上，那帮强盗打劫过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动手打劫，无论你持有什么文化都只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失败。犹太民族是创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围剿中，接近种族灭绝。德国跟英美联盟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吗？可是德国在英美联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败。将中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样，没有起码的依据。 在精神崩溃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关系所作出的判断，就中国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设计，都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他们抛弃了维新一代中西融汇、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将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极其极端地排斥一种、膜拜另一种。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独秀文存选》91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陈独秀的想法， 那个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溃之后，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轨、违背常情的险招和歪招。

他们的精神崩溃，跟他们心中中国文化的崩溃，是互为表里的

最简明、最准确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背景的，是鲁迅的一句话。堵住了中西兼容的发展之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逼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实意思，实际上并没有两种选择，而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对于“西洋”的选择。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是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胡适虽然在学术上很重视中国文化的资源，甚至曾经致力于整理国故的学术工程。但在文化价值的选择上，他依然是着力强调必须扬弃本土文化，义无反顾地实行西化。他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459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断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当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此后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 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以这样的病状引领一个民族前行，一定会走出一些本来不该出现的悲惨结局。还拿那个秀才遭劫的故事打个比方。 那个姓华夏的秀才，在村里办私塾办了半辈子。一天他正坐在家里吃饭，忽然一伙隆鼻深目的强盗冲进来，一顿猛打，全家人都受伤趴下了。强盗从容地把他家的饭吃个精光，一边吃一边数落他们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虚伪，也就是进行国民性批判，临走还把他们家洗劫一空。强盗走后，秀才痛定思痛，将他们挨打、受劫掠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满腹诗书，归结为融进生命的孔孟之道。为了洗雪此等耻辱，远离此等厄运，他从此不读书，不教书，社会行为也故意与孔孟之道相背离。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吗？他被劫掠是因为他满腹诗书吗？是因为他知书识礼吗？难道他如果是个不识字的农夫就不会遭抢劫吗？我真想有机会告诉鲁迅先生，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陆的全部原住民，他们不但不识字，这些民族根本还没有文字。可是他们所遭遇的劫掠比我们严重万倍。他们基本上种族灭绝，他们的家园全部变成了殖民者的乐园。我们再接着讲那个华夏秀才的故事。他关闭私塾之后，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恳恳种地，兼营手工业制造，诸如织布、编竹篮等等。二十年间果然发家致富，成为一方富豪。 这时候，那帮强盗也不再上门打劫了，他们坐在家里制造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告诉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机织布，竹篮不好，现在的时尚是塑料桶。不发达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都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服从全球化球长的领导。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华夏秀才的竹篮子、手工布全都卖不出去，他只留下一点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烧了。 这时他原先的学生全都留洋回国，一看昔日的老师还穿着土布衣服，师母还提着竹篮子去池塘边洗菜，他们说这也太落后了。我们现在进步了，不能让老师这么跟不上时代。他们给老师送来洋布衣服和塑料桶。华夏秀才对这些东西喜欢得不得了，高兴地说：“到底是高级种族，造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华夏秀才为了赶上时尚，干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篮子也一把火烧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于那囤积的粮食，学生告诉他，现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强盗已经改邪归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长，他们说粮食根本不值钱，还占用仓库空间。华夏秀才说，那就让它们去占用外国人的仓库吧，说完狡黠地笑了起来。他的学生帮他将粮食装上万吨轮，全部送给了全球化的球长。球长说，那个死乡巴佬，给他支票也没用，我给他实物吧，这个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实物贸易了。 球长递过来一只白炽灯泡，说：“节能灯，高科技产品！” 然后拿出十只白炽灯交给那几个说洋语的送粮人。 华夏秀才用上了白炽灯泡，激动不已。他说，要是当年他们没来我家抢劫，他怎会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要是不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怎会给我送来白炽灯？抢劫有功，抢劫有功。从此以后，老秀才家里每年召开一次遭遇抢劫庆祝会，许多跟老秀才观点一致的人，纷纷在白炽灯的光辉里发表演讲，感谢抢劫者1925年盛夏，鲁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节第八条写道：“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96堵住了中西兼容的发展之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逼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实意思，实际上并没有两种选择，而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对于“西洋”的选择。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是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胡适虽然在学术上很重视中国文化的资源，甚至曾经致力于整理国故的学术工程。但在文化价值的选择上，他依然是着力强调必须扬弃本土文化，义无反顾地实行西化。他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459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断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当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此后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 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以这样的病状引领一个民族前行，一定会走出一些本来不该出现的悲惨结局。还拿那个秀才遭劫的故事打个比方。 那个姓华夏的秀才，在村里办私塾办了半辈子。一天他正坐在家里吃饭，忽然一伙隆鼻深目的强盗冲进来，一顿猛打，全家人都受伤趴下了。强盗从容地把他家的饭吃个精光，一边吃一边数落他们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虚伪，也就是进行国民性批判，临走还把他们家洗劫一空。强盗走后，秀才痛定思痛，将他们挨打、受劫掠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满腹诗书，归结为融进生命的孔孟之道。为了洗雪此等耻辱，远离此等厄运，他从此不读书，不教书，社会行为也故意与孔孟之道相背离。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吗？他被劫掠是因为他满腹诗书吗？是因为他知书识礼吗？难道他如果是个不识字的农夫就不会遭抢劫吗？我真想有机会告诉鲁迅先生，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陆的全部原住民，他们不但不识字，这些民族根本还没有文字。可是他们所遭遇的劫掠比我们严重万倍。他们基本上种族灭绝，他们的家园全部变成了殖民者的乐园。我们再接着讲那个华夏秀才的故事。他关闭私塾之后，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恳恳种地，兼营手工业制造，诸如织布、编竹篮等等。二十年间果然发家致富，成为一方富豪。 这时候，那帮强盗也不再上门打劫了，他们坐在家里制造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告诉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机织布，竹篮不好，现在的时尚是塑料桶。不发达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都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服从全球化球长的领导。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华夏秀才的竹篮子、手工布全都卖不出去，他只留下一点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烧了。 这时他原先的学生全都留洋回国，一看昔日的老师还穿着土布衣服，师母还提着竹篮子去池塘边洗菜，他们说这也太落后了。我们现在进步了，不能让老师这么跟不上时代。他们给老师送来洋布衣服和塑料桶。华夏秀才对这些东西喜欢得不得了，高兴地说：“到底是高级种族，造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华夏秀才为了赶上时尚，干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篮子也一把火烧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于那囤积的粮食，学生告诉他，现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强盗已经改邪归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长，他们说粮食根本不值钱，还占用仓库空间。华夏秀才说，那就让它们去占用外国人的仓库吧，说完狡黠地笑了起来。他的学生帮他将粮食装上万吨轮，全部送给了全球化的球长。球长说，那个死乡巴佬，给他支票也没用，我给他实物吧，这个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实物贸易了。 球长递过来一只白炽灯泡，说：“节能灯，高科技产品！” 然后拿出十只白炽灯交给那几个说洋语的送粮人。 华夏秀才用上了白炽灯泡，激动不已。他说，要是当年他们没来我家抢劫，他怎会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要是不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怎会给我送来白炽灯？抢劫有功，抢劫有功。从此以后，老秀才家里每年召开一次遭遇抢劫庆祝会，许多跟老秀才观点一致的人，纷纷在白炽灯的光辉里发表演讲，感谢抢劫者页，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鲁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么激烈地鄙弃传统文化，就因为我们被殖民者的枪炮打败了。这种文化无法组织我们进行自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古老文明尽是糟粕，唯应弃之如敝屣。

鲁迅的判断是否有依据，这种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逻辑、正常的判断？这就好比一个秀才被强盗打劫，秀才劫后余生，却将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为自己所学过的诗书文章。实际上，那帮强盗打劫过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动手打劫，无论你持有什么文化都只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失败。犹太民族是创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围剿中，接近种族灭绝。德国跟英美联盟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吗？可是德国在英美联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败。

将中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样，没有起码的依据。

给我们送来了光明。 有一个秀才说，昨天晚上，我在白炽灯下看一个美国传教士写的杀义和团的故事，真是杀得过瘾！并且感慨道：“在美国人的灯泡下，读着美国人写的书，没想到老夫也能过上这样的美满生活。” 学生们告诉秀才，这个白炽灯的使用寿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还能用上白炽灯，就还得种粮跟他们换。于是华夏秀才组织全家拼命种粮，第二年，他的留学归国的学生又将他的粮食装船运走，又换来一只白炽灯泡。除此之外，还附带奉送了一张报纸。华夏秀才安装好那只白炽灯泡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学习那张报纸。 报纸的头版说：“欧洲人是上帝优选的种族，他们信仰上帝又从上帝那里获得更多的恩宠。” 华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声：“难怪是他们抢劫我们，而不是我们抢劫他们，终于恍然大悟了！” 报纸的二版说：“上帝创造了劣等的民族，他们不仅无能，而且无耻。他们智力与体力上都有缺陷与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堕落混乱。”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说：“就是就是，要不然怎么高科技产品都是西方人做出来的。” 报纸的三版说：“非洲人乃是像动物一样的野蛮人，中国和印度虽然有自己那种病态的、邪恶的文明，但早已丧失了生命力。他们停滞在黑暗的泥泞中，与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样，等待欧洲文明的救赎。”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说：“难怪我们的私有制发展这么慢！” 报纸的四版说：“中国是专制下的贫困与混乱，印度是民主下的贫困与混乱。中国是无信仰的邪恶，中东是有信仰的邪恶。” 华夏秀才激动得站立起来，极其严肃地说：“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个伟大种族迈入全球化，这才是唯一的康庄大道！” 华夏秀才收好报纸，激动地对昔日的学生说：“多么伟大的种族，多么伟大的文化，我当年毅然决然抛开四书五经是对的，我让你们全盘西化是对的。今天，我们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炽灯这种高科技产品，还能跟他们高贵的种族一起进入全球化，这是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明年不是哥伦布到美洲传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乔治到咱们家传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这可是促进全球化的重大历史事件，咱们一定要杀猪宰羊隆重庆祝。你们跟他们联系多，能不能帮我请来乔治的后代给庆祝会剪彩？” 华夏秀才就这样按照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进行了文化转型，至于按照西方人建构的“社会图式”进行转型，虽然一直在努力，却无明显效果。 一个孔孟之途，就这样被一群留学生及其背后的殖民文化改造为洋奴。我们都认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为我们认为洋种族比孔孟种族高贵。

在精神崩溃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关系所作出的判断，就中国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设计，都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

（图片转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溃的悲剧之前，如果不对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伟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实际上，像戊戌维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样，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战略思想，他们显然是企图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激发国人抛弃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化领袖，就是引领中华民族死里逃生的伟大民族英雄，他们跟那些为了捍卫民族生存权而血战沙场、英勇献身的关天培、邓世昌、张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样伟大，一样可歌可泣。而且，他们在输入西方优秀文化方面，也确实大有功勋。他们引进西方精英群体所建构的“社会图式”，以此作为重建中国社会的模范，让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现代性”理念，全面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些文化财富，为日后中西融合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元素。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历史性贡献。但是，五四精英群体当年文化选择的姿态，以及尽弃传统、全盘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处甚多。事实上，他们的选择所起的历史作用，很难说全是正面的。当时以为这种激越的、激进的姿态有利于民族死里逃生，细考五四以来中国精神文化发展的历程，也许可以说，中国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一面努力挣脱了奴隶身份，一面则主动地钻进了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创造新文化，只是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给这个民族洗脑，最后终于引领这个民族意气风发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精英群体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跟他们的精神崩溃密切相关。他们本不是以融会中西的从容心态发起这场运动的。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戊戌变法失败了，甲午海战失败了，君主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辛亥革命也没革出个好结果，还有袁世凯称帝，还有张勋复辟。作为对民族前途富有责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对中华民族如此密集的失败，内心的焦虑与紧张正在日积月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引发精神的爆炸和崩溃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在这样紧张的心态中为苦难的民族寻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难免溢出常轨、违背常情，难免使出一些险招、歪招。那个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溃之后，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轨、违背常情的险招和歪招。 他们的精神崩溃，跟他们心中中国文化的崩溃，是互为表里的最简明、最准确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背景的，是鲁迅的一句话。1925年盛夏，鲁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节第八条写道：“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96页，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鲁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么激烈地鄙弃传统文化，就因为我们被殖民者的枪炮打败了。这种文化无法组织我们进行自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古老文明尽是糟粕，唯应弃之如敝屣。鲁迅的判断是否有依据，这种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逻辑、正常的判断？这就好比一个秀才被强盗打劫，秀才劫后余生，却将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为自己所学过的诗书文章。实际上，那帮强盗打劫过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动手打劫，无论你持有什么文化都只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失败。犹太民族是创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围剿中，接近种族灭绝。德国跟英美联盟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吗？可是德国在英美联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败。将中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样，没有起码的依据。 在精神崩溃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关系所作出的判断，就中国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设计，都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他们抛弃了维新一代中西融汇、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将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极其极端地排斥一种、膜拜另一种。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独秀文存选》91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陈独秀的想法， 他们抛弃了维新一代中西融汇、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将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极其极端地排斥一种、膜拜另一种。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独秀文存选》91页，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片转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 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溃的悲剧之前，如果不对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伟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实际上，像戊戌维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样，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战略思想，他们显然是企图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激发国人抛弃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化领袖，就是引领中华民族死里逃生的伟大民族英雄，他们跟那些为了捍卫民族生存权而血战沙场、英勇献身的关天培、邓世昌、张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样伟大，一样可歌可泣。而且，他们在输入西方优秀文化方面，也确实大有功勋。他们引进西方精英群体所建构的“社会图式”，以此作为重建中国社会的模范，让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现代性”理念，全面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些文化财富，为日后中西融合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元素。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历史性贡献。但是，五四精英群体当年文化选择的姿态，以及尽弃传统、全盘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处甚多。事实上，他们的选择所起的历史作用，很难说全是正面的。当时以为这种激越的、激进的姿态有利于民族死里逃生，细考五四以来中国精神文化发展的历程，也许可以说，中国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一面努力挣脱了奴隶身份，一面则主动地钻进了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创造新文化，只是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给这个民族洗脑，最后终于引领这个民族意气风发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精英群体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跟他们的精神崩溃密切相关。他们本不是以融会中西的从容心态发起这场运动的。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戊戌变法失败了，甲午海战失败了，君主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辛亥革命也没革出个好结果，还有袁世凯称帝，还有张勋复辟。作为对民族前途富有责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对中华民族如此密集的失败，内心的焦虑与紧张正在日积月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引发精神的爆炸和崩溃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在这样紧张的心态中为苦难的民族寻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难免溢出常轨、违背常情，难免使出一些险招、歪招。那个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溃之后，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轨、违背常情的险招和歪招。 他们的精神崩溃，跟他们心中中国文化的崩溃，是互为表里的最简明、最准确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背景的，是鲁迅的一句话。1925年盛夏，鲁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节第八条写道：“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96页，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鲁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么激烈地鄙弃传统文化，就因为我们被殖民者的枪炮打败了。这种文化无法组织我们进行自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古老文明尽是糟粕，唯应弃之如敝屣。鲁迅的判断是否有依据，这种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逻辑、正常的判断？这就好比一个秀才被强盗打劫，秀才劫后余生，却将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为自己所学过的诗书文章。实际上，那帮强盗打劫过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动手打劫，无论你持有什么文化都只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失败。犹太民族是创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围剿中，接近种族灭绝。德国跟英美联盟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吗？可是德国在英美联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败。将中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样，没有起码的依据。 在精神崩溃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关系所作出的判断，就中国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设计，都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他们抛弃了维新一代中西融汇、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将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极其极端地排斥一种、膜拜另一种。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独秀文存选》91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陈独秀的想法，2005年出版）

（图片转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溃的悲剧之前，如果不对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伟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实际上，像戊戌维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样，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战略思想，他们显然是企图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激发国人抛弃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化领袖，就是引领中华民族死里逃生的伟大民族英雄，他们跟那些为了捍卫民族生存权而血战沙场、英勇献身的关天培、邓世昌、张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样伟大，一样可歌可泣。而且，他们在输入西方优秀文化方面，也确实大有功勋。他们引进西方精英群体所建构的“社会图式”，以此作为重建中国社会的模范，让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现代性”理念，全面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些文化财富，为日后中西融合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元素。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历史性贡献。但是，五四精英群体当年文化选择的姿态，以及尽弃传统、全盘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处甚多。事实上，他们的选择所起的历史作用，很难说全是正面的。当时以为这种激越的、激进的姿态有利于民族死里逃生，细考五四以来中国精神文化发展的历程，也许可以说，中国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一面努力挣脱了奴隶身份，一面则主动地钻进了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创造新文化，只是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给这个民族洗脑，最后终于引领这个民族意气风发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精英群体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跟他们的精神崩溃密切相关。他们本不是以融会中西的从容心态发起这场运动的。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戊戌变法失败了，甲午海战失败了，君主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辛亥革命也没革出个好结果，还有袁世凯称帝，还有张勋复辟。作为对民族前途富有责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对中华民族如此密集的失败，内心的焦虑与紧张正在日积月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引发精神的爆炸和崩溃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在这样紧张的心态中为苦难的民族寻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难免溢出常轨、违背常情，难免使出一些险招、歪招。那个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溃之后，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轨、违背常情的险招和歪招。 他们的精神崩溃，跟他们心中中国文化的崩溃，是互为表里的最简明、最准确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背景的，是鲁迅的一句话。1925年盛夏，鲁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节第八条写道：“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96页，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鲁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么激烈地鄙弃传统文化，就因为我们被殖民者的枪炮打败了。这种文化无法组织我们进行自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古老文明尽是糟粕，唯应弃之如敝屣。鲁迅的判断是否有依据，这种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逻辑、正常的判断？这就好比一个秀才被强盗打劫，秀才劫后余生，却将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为自己所学过的诗书文章。实际上，那帮强盗打劫过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动手打劫，无论你持有什么文化都只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失败。犹太民族是创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围剿中，接近种族灭绝。德国跟英美联盟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吗？可是德国在英美联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败。将中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样，没有起码的依据。 在精神崩溃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关系所作出的判断，就中国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设计，都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他们抛弃了维新一代中西融汇、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将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极其极端地排斥一种、膜拜另一种。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独秀文存选》91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陈独秀的想法， 陈独秀的想法，堵住了中西兼容的发展之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逼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实意思，实际上并没有两种选择，而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对于“西洋”的选择。

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是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胡适虽然在学术上很重视中国文化的资源，甚至曾经致力于整理国故的学术工程。但在文化价值的选择上，他依然是着力强调必须扬弃本土文化，义无反顾地实行西化。他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459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堵住了中西兼容的发展之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逼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实意思，实际上并没有两种选择，而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对于“西洋”的选择。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是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胡适虽然在学术上很重视中国文化的资源，甚至曾经致力于整理国故的学术工程。但在文化价值的选择上，他依然是着力强调必须扬弃本土文化，义无反顾地实行西化。他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459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断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当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此后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 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以这样的病状引领一个民族前行，一定会走出一些本来不该出现的悲惨结局。还拿那个秀才遭劫的故事打个比方。 那个姓华夏的秀才，在村里办私塾办了半辈子。一天他正坐在家里吃饭，忽然一伙隆鼻深目的强盗冲进来，一顿猛打，全家人都受伤趴下了。强盗从容地把他家的饭吃个精光，一边吃一边数落他们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虚伪，也就是进行国民性批判，临走还把他们家洗劫一空。强盗走后，秀才痛定思痛，将他们挨打、受劫掠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满腹诗书，归结为融进生命的孔孟之道。为了洗雪此等耻辱，远离此等厄运，他从此不读书，不教书，社会行为也故意与孔孟之道相背离。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吗？他被劫掠是因为他满腹诗书吗？是因为他知书识礼吗？难道他如果是个不识字的农夫就不会遭抢劫吗？我真想有机会告诉鲁迅先生，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陆的全部原住民，他们不但不识字，这些民族根本还没有文字。可是他们所遭遇的劫掠比我们严重万倍。他们基本上种族灭绝，他们的家园全部变成了殖民者的乐园。我们再接着讲那个华夏秀才的故事。他关闭私塾之后，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恳恳种地，兼营手工业制造，诸如织布、编竹篮等等。二十年间果然发家致富，成为一方富豪。 这时候，那帮强盗也不再上门打劫了，他们坐在家里制造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告诉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机织布，竹篮不好，现在的时尚是塑料桶。不发达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都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服从全球化球长的领导。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华夏秀才的竹篮子、手工布全都卖不出去，他只留下一点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烧了。 这时他原先的学生全都留洋回国，一看昔日的老师还穿着土布衣服，师母还提着竹篮子去池塘边洗菜，他们说这也太落后了。我们现在进步了，不能让老师这么跟不上时代。他们给老师送来洋布衣服和塑料桶。华夏秀才对这些东西喜欢得不得了，高兴地说：“到底是高级种族，造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华夏秀才为了赶上时尚，干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篮子也一把火烧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于那囤积的粮食，学生告诉他，现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强盗已经改邪归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长，他们说粮食根本不值钱，还占用仓库空间。华夏秀才说，那就让它们去占用外国人的仓库吧，说完狡黠地笑了起来。他的学生帮他将粮食装上万吨轮，全部送给了全球化的球长。球长说，那个死乡巴佬，给他支票也没用，我给他实物吧，这个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实物贸易了。 球长递过来一只白炽灯泡，说：“节能灯，高科技产品！” 然后拿出十只白炽灯交给那几个说洋语的送粮人。 华夏秀才用上了白炽灯泡，激动不已。他说，要是当年他们没来我家抢劫，他怎会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要是不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怎会给我送来白炽灯？抢劫有功，抢劫有功。从此以后，老秀才家里每年召开一次遭遇抢劫庆祝会，许多跟老秀才观点一致的人，纷纷在白炽灯的光辉里发表演讲，感谢抢劫者 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断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当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

给我们送来了光明。 有一个秀才说，昨天晚上，我在白炽灯下看一个美国传教士写的杀义和团的故事，真是杀得过瘾！并且感慨道：“在美国人的灯泡下，读着美国人写的书，没想到老夫也能过上这样的美满生活。” 学生们告诉秀才，这个白炽灯的使用寿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还能用上白炽灯，就还得种粮跟他们换。于是华夏秀才组织全家拼命种粮，第二年，他的留学归国的学生又将他的粮食装船运走，又换来一只白炽灯泡。除此之外，还附带奉送了一张报纸。华夏秀才安装好那只白炽灯泡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学习那张报纸。 报纸的头版说：“欧洲人是上帝优选的种族，他们信仰上帝又从上帝那里获得更多的恩宠。” 华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声：“难怪是他们抢劫我们，而不是我们抢劫他们，终于恍然大悟了！” 报纸的二版说：“上帝创造了劣等的民族，他们不仅无能，而且无耻。他们智力与体力上都有缺陷与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堕落混乱。”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说：“就是就是，要不然怎么高科技产品都是西方人做出来的。” 报纸的三版说：“非洲人乃是像动物一样的野蛮人，中国和印度虽然有自己那种病态的、邪恶的文明，但早已丧失了生命力。他们停滞在黑暗的泥泞中，与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样，等待欧洲文明的救赎。”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说：“难怪我们的私有制发展这么慢！” 报纸的四版说：“中国是专制下的贫困与混乱，印度是民主下的贫困与混乱。中国是无信仰的邪恶，中东是有信仰的邪恶。” 华夏秀才激动得站立起来，极其严肃地说：“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个伟大种族迈入全球化，这才是唯一的康庄大道！” 华夏秀才收好报纸，激动地对昔日的学生说：“多么伟大的种族，多么伟大的文化，我当年毅然决然抛开四书五经是对的，我让你们全盘西化是对的。今天，我们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炽灯这种高科技产品，还能跟他们高贵的种族一起进入全球化，这是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明年不是哥伦布到美洲传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乔治到咱们家传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这可是促进全球化的重大历史事件，咱们一定要杀猪宰羊隆重庆祝。你们跟他们联系多，能不能帮我请来乔治的后代给庆祝会剪彩？” 华夏秀才就这样按照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进行了文化转型，至于按照西方人建构的“社会图式”进行转型，虽然一直在努力，却无明显效果。 一个孔孟之途，就这样被一群留学生及其背后的殖民文化改造为洋奴。我们都认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为我们认为洋种族比孔孟种族高贵。 此后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

给我们送来了光明。 有一个秀才说，昨天晚上，我在白炽灯下看一个美国传教士写的杀义和团的故事，真是杀得过瘾！并且感慨道：“在美国人的灯泡下，读着美国人写的书，没想到老夫也能过上这样的美满生活。” 学生们告诉秀才，这个白炽灯的使用寿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还能用上白炽灯，就还得种粮跟他们换。于是华夏秀才组织全家拼命种粮，第二年，他的留学归国的学生又将他的粮食装船运走，又换来一只白炽灯泡。除此之外，还附带奉送了一张报纸。华夏秀才安装好那只白炽灯泡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学习那张报纸。 报纸的头版说：“欧洲人是上帝优选的种族，他们信仰上帝又从上帝那里获得更多的恩宠。” 华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声：“难怪是他们抢劫我们，而不是我们抢劫他们，终于恍然大悟了！” 报纸的二版说：“上帝创造了劣等的民族，他们不仅无能，而且无耻。他们智力与体力上都有缺陷与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堕落混乱。”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说：“就是就是，要不然怎么高科技产品都是西方人做出来的。” 报纸的三版说：“非洲人乃是像动物一样的野蛮人，中国和印度虽然有自己那种病态的、邪恶的文明，但早已丧失了生命力。他们停滞在黑暗的泥泞中，与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样，等待欧洲文明的救赎。”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说：“难怪我们的私有制发展这么慢！” 报纸的四版说：“中国是专制下的贫困与混乱，印度是民主下的贫困与混乱。中国是无信仰的邪恶，中东是有信仰的邪恶。” 华夏秀才激动得站立起来，极其严肃地说：“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个伟大种族迈入全球化，这才是唯一的康庄大道！” 华夏秀才收好报纸，激动地对昔日的学生说：“多么伟大的种族，多么伟大的文化，我当年毅然决然抛开四书五经是对的，我让你们全盘西化是对的。今天，我们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炽灯这种高科技产品，还能跟他们高贵的种族一起进入全球化，这是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明年不是哥伦布到美洲传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乔治到咱们家传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这可是促进全球化的重大历史事件，咱们一定要杀猪宰羊隆重庆祝。你们跟他们联系多，能不能帮我请来乔治的后代给庆祝会剪彩？” 华夏秀才就这样按照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进行了文化转型，至于按照西方人建构的“社会图式”进行转型，虽然一直在努力，却无明显效果。 一个孔孟之途，就这样被一群留学生及其背后的殖民文化改造为洋奴。我们都认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为我们认为洋种族比孔孟种族高贵。 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

以这样的病状引领一个民族前行，一定会走出一些本来不该出现的悲惨结局。还拿那个秀才遭劫的故事打个比方。

那个姓华夏的秀才，在村里办私塾办了半辈子。一天他正坐在家里吃饭，忽然一伙隆鼻深目的强盗冲进来，一顿猛打，全家人都受伤趴下了。强盗从容地把他家的饭吃个精光，一边吃一边数落他们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虚伪，也就是进行国民性批判，临走还把他们家洗劫一空。强盗走后，秀才痛定思痛，将他们挨打、受劫掠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满腹诗书，归结为融进生命的孔孟之道。为了洗雪此等耻辱，远离此等厄运，他从此不读书，不教书，社会行为也故意与孔孟之道相背离。

给我们送来了光明。 有一个秀才说，昨天晚上，我在白炽灯下看一个美国传教士写的杀义和团的故事，真是杀得过瘾！并且感慨道：“在美国人的灯泡下，读着美国人写的书，没想到老夫也能过上这样的美满生活。” 学生们告诉秀才，这个白炽灯的使用寿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还能用上白炽灯，就还得种粮跟他们换。于是华夏秀才组织全家拼命种粮，第二年，他的留学归国的学生又将他的粮食装船运走，又换来一只白炽灯泡。除此之外，还附带奉送了一张报纸。华夏秀才安装好那只白炽灯泡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学习那张报纸。 报纸的头版说：“欧洲人是上帝优选的种族，他们信仰上帝又从上帝那里获得更多的恩宠。” 华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声：“难怪是他们抢劫我们，而不是我们抢劫他们，终于恍然大悟了！” 报纸的二版说：“上帝创造了劣等的民族，他们不仅无能，而且无耻。他们智力与体力上都有缺陷与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堕落混乱。”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说：“就是就是，要不然怎么高科技产品都是西方人做出来的。” 报纸的三版说：“非洲人乃是像动物一样的野蛮人，中国和印度虽然有自己那种病态的、邪恶的文明，但早已丧失了生命力。他们停滞在黑暗的泥泞中，与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样，等待欧洲文明的救赎。”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说：“难怪我们的私有制发展这么慢！” 报纸的四版说：“中国是专制下的贫困与混乱，印度是民主下的贫困与混乱。中国是无信仰的邪恶，中东是有信仰的邪恶。” 华夏秀才激动得站立起来，极其严肃地说：“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个伟大种族迈入全球化，这才是唯一的康庄大道！” 华夏秀才收好报纸，激动地对昔日的学生说：“多么伟大的种族，多么伟大的文化，我当年毅然决然抛开四书五经是对的，我让你们全盘西化是对的。今天，我们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炽灯这种高科技产品，还能跟他们高贵的种族一起进入全球化，这是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明年不是哥伦布到美洲传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乔治到咱们家传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这可是促进全球化的重大历史事件，咱们一定要杀猪宰羊隆重庆祝。你们跟他们联系多，能不能帮我请来乔治的后代给庆祝会剪彩？” 华夏秀才就这样按照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进行了文化转型，至于按照西方人建构的“社会图式”进行转型，虽然一直在努力，却无明显效果。 一个孔孟之途，就这样被一群留学生及其背后的殖民文化改造为洋奴。我们都认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为我们认为洋种族比孔孟种族高贵。

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吗？他被劫掠是因为他满腹诗书吗？是因为他知书识礼吗？难道他如果是个不识字的农夫就不会遭抢劫吗？我真想有机会告诉鲁迅先生，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陆的全部原住民，他们不但不识字，这些民族根本还没有文字。可是他们所遭遇的劫掠比我们严重万倍。他们基本上种族灭绝，他们的家园全部变成了殖民者的乐园。

堵住了中西兼容的发展之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逼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实意思，实际上并没有两种选择，而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对于“西洋”的选择。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是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胡适虽然在学术上很重视中国文化的资源，甚至曾经致力于整理国故的学术工程。但在文化价值的选择上，他依然是着力强调必须扬弃本土文化，义无反顾地实行西化。他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459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断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当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此后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 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以这样的病状引领一个民族前行，一定会走出一些本来不该出现的悲惨结局。还拿那个秀才遭劫的故事打个比方。 那个姓华夏的秀才，在村里办私塾办了半辈子。一天他正坐在家里吃饭，忽然一伙隆鼻深目的强盗冲进来，一顿猛打，全家人都受伤趴下了。强盗从容地把他家的饭吃个精光，一边吃一边数落他们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虚伪，也就是进行国民性批判，临走还把他们家洗劫一空。强盗走后，秀才痛定思痛，将他们挨打、受劫掠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满腹诗书，归结为融进生命的孔孟之道。为了洗雪此等耻辱，远离此等厄运，他从此不读书，不教书，社会行为也故意与孔孟之道相背离。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吗？他被劫掠是因为他满腹诗书吗？是因为他知书识礼吗？难道他如果是个不识字的农夫就不会遭抢劫吗？我真想有机会告诉鲁迅先生，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陆的全部原住民，他们不但不识字，这些民族根本还没有文字。可是他们所遭遇的劫掠比我们严重万倍。他们基本上种族灭绝，他们的家园全部变成了殖民者的乐园。我们再接着讲那个华夏秀才的故事。他关闭私塾之后，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恳恳种地，兼营手工业制造，诸如织布、编竹篮等等。二十年间果然发家致富，成为一方富豪。 这时候，那帮强盗也不再上门打劫了，他们坐在家里制造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告诉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机织布，竹篮不好，现在的时尚是塑料桶。不发达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都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服从全球化球长的领导。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华夏秀才的竹篮子、手工布全都卖不出去，他只留下一点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烧了。 这时他原先的学生全都留洋回国，一看昔日的老师还穿着土布衣服，师母还提着竹篮子去池塘边洗菜，他们说这也太落后了。我们现在进步了，不能让老师这么跟不上时代。他们给老师送来洋布衣服和塑料桶。华夏秀才对这些东西喜欢得不得了，高兴地说：“到底是高级种族，造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华夏秀才为了赶上时尚，干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篮子也一把火烧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于那囤积的粮食，学生告诉他，现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强盗已经改邪归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长，他们说粮食根本不值钱，还占用仓库空间。华夏秀才说，那就让它们去占用外国人的仓库吧，说完狡黠地笑了起来。他的学生帮他将粮食装上万吨轮，全部送给了全球化的球长。球长说，那个死乡巴佬，给他支票也没用，我给他实物吧，这个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实物贸易了。 球长递过来一只白炽灯泡，说：“节能灯，高科技产品！” 然后拿出十只白炽灯交给那几个说洋语的送粮人。 华夏秀才用上了白炽灯泡，激动不已。他说，要是当年他们没来我家抢劫，他怎会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要是不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怎会给我送来白炽灯？抢劫有功，抢劫有功。从此以后，老秀才家里每年召开一次遭遇抢劫庆祝会，许多跟老秀才观点一致的人，纷纷在白炽灯的光辉里发表演讲，感谢抢劫者 我们再接着讲那个华夏秀才的故事。他关闭私塾之后，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恳恳种地，兼营手工业制造，诸如织布、编竹篮等等。二十年间果然发家致富，成为一方富豪。

这时候，那帮强盗也不再上门打劫了，他们坐在家里制造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告诉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机织布，竹篮不好，现在的时尚是塑料桶。不发达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都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服从全球化球长的领导。

（图片转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 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溃的悲剧之前，如果不对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伟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实际上，像戊戌维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样，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战略思想，他们显然是企图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激发国人抛弃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化领袖，就是引领中华民族死里逃生的伟大民族英雄，他们跟那些为了捍卫民族生存权而血战沙场、英勇献身的关天培、邓世昌、张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样伟大，一样可歌可泣。而且，他们在输入西方优秀文化方面，也确实大有功勋。他们引进西方精英群体所建构的“社会图式”，以此作为重建中国社会的模范，让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现代性”理念，全面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些文化财富，为日后中西融合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元素。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历史性贡献。但是，五四精英群体当年文化选择的姿态，以及尽弃传统、全盘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处甚多。事实上，他们的选择所起的历史作用，很难说全是正面的。当时以为这种激越的、激进的姿态有利于民族死里逃生，细考五四以来中国精神文化发展的历程，也许可以说，中国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一面努力挣脱了奴隶身份，一面则主动地钻进了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创造新文化，只是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给这个民族洗脑，最后终于引领这个民族意气风发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精英群体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跟他们的精神崩溃密切相关。他们本不是以融会中西的从容心态发起这场运动的。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戊戌变法失败了，甲午海战失败了，君主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辛亥革命也没革出个好结果，还有袁世凯称帝，还有张勋复辟。作为对民族前途富有责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对中华民族如此密集的失败，内心的焦虑与紧张正在日积月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引发精神的爆炸和崩溃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在这样紧张的心态中为苦难的民族寻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难免溢出常轨、违背常情，难免使出一些险招、歪招。那个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溃之后，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轨、违背常情的险招和歪招。 他们的精神崩溃，跟他们心中中国文化的崩溃，是互为表里的最简明、最准确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背景的，是鲁迅的一句话。1925年盛夏，鲁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节第八条写道：“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96页，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鲁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么激烈地鄙弃传统文化，就因为我们被殖民者的枪炮打败了。这种文化无法组织我们进行自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古老文明尽是糟粕，唯应弃之如敝屣。鲁迅的判断是否有依据，这种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逻辑、正常的判断？这就好比一个秀才被强盗打劫，秀才劫后余生，却将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为自己所学过的诗书文章。实际上，那帮强盗打劫过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动手打劫，无论你持有什么文化都只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失败。犹太民族是创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围剿中，接近种族灭绝。德国跟英美联盟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吗？可是德国在英美联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败。将中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样，没有起码的依据。 在精神崩溃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关系所作出的判断，就中国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设计，都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他们抛弃了维新一代中西融汇、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将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极其极端地排斥一种、膜拜另一种。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独秀文存选》91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陈独秀的想法，

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华夏秀才的竹篮子、手工布全都卖不出去，他只留下一点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烧了。

堵住了中西兼容的发展之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逼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实意思，实际上并没有两种选择，而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对于“西洋”的选择。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是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胡适虽然在学术上很重视中国文化的资源，甚至曾经致力于整理国故的学术工程。但在文化价值的选择上，他依然是着力强调必须扬弃本土文化，义无反顾地实行西化。他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459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断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当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此后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 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以这样的病状引领一个民族前行，一定会走出一些本来不该出现的悲惨结局。还拿那个秀才遭劫的故事打个比方。 那个姓华夏的秀才，在村里办私塾办了半辈子。一天他正坐在家里吃饭，忽然一伙隆鼻深目的强盗冲进来，一顿猛打，全家人都受伤趴下了。强盗从容地把他家的饭吃个精光，一边吃一边数落他们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虚伪，也就是进行国民性批判，临走还把他们家洗劫一空。强盗走后，秀才痛定思痛，将他们挨打、受劫掠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满腹诗书，归结为融进生命的孔孟之道。为了洗雪此等耻辱，远离此等厄运，他从此不读书，不教书，社会行为也故意与孔孟之道相背离。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吗？他被劫掠是因为他满腹诗书吗？是因为他知书识礼吗？难道他如果是个不识字的农夫就不会遭抢劫吗？我真想有机会告诉鲁迅先生，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陆的全部原住民，他们不但不识字，这些民族根本还没有文字。可是他们所遭遇的劫掠比我们严重万倍。他们基本上种族灭绝，他们的家园全部变成了殖民者的乐园。我们再接着讲那个华夏秀才的故事。他关闭私塾之后，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恳恳种地，兼营手工业制造，诸如织布、编竹篮等等。二十年间果然发家致富，成为一方富豪。 这时候，那帮强盗也不再上门打劫了，他们坐在家里制造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告诉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机织布，竹篮不好，现在的时尚是塑料桶。不发达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都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服从全球化球长的领导。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华夏秀才的竹篮子、手工布全都卖不出去，他只留下一点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烧了。 这时他原先的学生全都留洋回国，一看昔日的老师还穿着土布衣服，师母还提着竹篮子去池塘边洗菜，他们说这也太落后了。我们现在进步了，不能让老师这么跟不上时代。他们给老师送来洋布衣服和塑料桶。华夏秀才对这些东西喜欢得不得了，高兴地说：“到底是高级种族，造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华夏秀才为了赶上时尚，干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篮子也一把火烧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于那囤积的粮食，学生告诉他，现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强盗已经改邪归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长，他们说粮食根本不值钱，还占用仓库空间。华夏秀才说，那就让它们去占用外国人的仓库吧，说完狡黠地笑了起来。他的学生帮他将粮食装上万吨轮，全部送给了全球化的球长。球长说，那个死乡巴佬，给他支票也没用，我给他实物吧，这个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实物贸易了。 球长递过来一只白炽灯泡，说：“节能灯，高科技产品！” 然后拿出十只白炽灯交给那几个说洋语的送粮人。 华夏秀才用上了白炽灯泡，激动不已。他说，要是当年他们没来我家抢劫，他怎会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要是不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怎会给我送来白炽灯？抢劫有功，抢劫有功。从此以后，老秀才家里每年召开一次遭遇抢劫庆祝会，许多跟老秀才观点一致的人，纷纷在白炽灯的光辉里发表演讲，感谢抢劫者 这时他原先的学生全都留洋回国，一看昔日的老师还穿着土布衣服，师母还提着竹篮子去池塘边洗菜，他们说这也太落后了。我们现在进步了，不能让老师这么跟不上时代。他们给老师送来洋布衣服和塑料桶。华夏秀才对这些东西喜欢得不得了，高兴地说：“到底是高级种族，造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华夏秀才为了赶上时尚，干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篮子也一把火烧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于那囤积的粮食，学生告诉他，现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强盗已经改邪归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长，他们说粮食根本不值钱，还占用仓库空间。华夏秀才说，那就让它们去占用外国人的仓库吧，说完狡黠地笑了起来。

他的学生帮他将粮食装上万吨轮，全部送给了全球化的球长。球长说，那个死乡巴佬，给他支票也没用，我给他实物吧，这个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实物贸易了。

球长递过来一只白炽灯泡，说：“节能灯，高科技产品！”

（图片转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 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溃的悲剧之前，如果不对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伟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实际上，像戊戌维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样，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战略思想，他们显然是企图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激发国人抛弃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化领袖，就是引领中华民族死里逃生的伟大民族英雄，他们跟那些为了捍卫民族生存权而血战沙场、英勇献身的关天培、邓世昌、张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样伟大，一样可歌可泣。而且，他们在输入西方优秀文化方面，也确实大有功勋。他们引进西方精英群体所建构的“社会图式”，以此作为重建中国社会的模范，让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现代性”理念，全面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些文化财富，为日后中西融合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元素。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历史性贡献。但是，五四精英群体当年文化选择的姿态，以及尽弃传统、全盘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处甚多。事实上，他们的选择所起的历史作用，很难说全是正面的。当时以为这种激越的、激进的姿态有利于民族死里逃生，细考五四以来中国精神文化发展的历程，也许可以说，中国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一面努力挣脱了奴隶身份，一面则主动地钻进了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创造新文化，只是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给这个民族洗脑，最后终于引领这个民族意气风发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精英群体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跟他们的精神崩溃密切相关。他们本不是以融会中西的从容心态发起这场运动的。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戊戌变法失败了，甲午海战失败了，君主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辛亥革命也没革出个好结果，还有袁世凯称帝，还有张勋复辟。作为对民族前途富有责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对中华民族如此密集的失败，内心的焦虑与紧张正在日积月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引发精神的爆炸和崩溃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在这样紧张的心态中为苦难的民族寻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难免溢出常轨、违背常情，难免使出一些险招、歪招。那个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溃之后，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轨、违背常情的险招和歪招。 他们的精神崩溃，跟他们心中中国文化的崩溃，是互为表里的最简明、最准确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背景的，是鲁迅的一句话。1925年盛夏，鲁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节第八条写道：“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96页，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鲁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么激烈地鄙弃传统文化，就因为我们被殖民者的枪炮打败了。这种文化无法组织我们进行自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古老文明尽是糟粕，唯应弃之如敝屣。鲁迅的判断是否有依据，这种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逻辑、正常的判断？这就好比一个秀才被强盗打劫，秀才劫后余生，却将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为自己所学过的诗书文章。实际上，那帮强盗打劫过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动手打劫，无论你持有什么文化都只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失败。犹太民族是创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围剿中，接近种族灭绝。德国跟英美联盟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吗？可是德国在英美联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败。将中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样，没有起码的依据。 在精神崩溃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关系所作出的判断，就中国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设计，都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他们抛弃了维新一代中西融汇、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将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极其极端地排斥一种、膜拜另一种。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独秀文存选》91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陈独秀的想法，

然后拿出十只白炽灯交给那几个说洋语的送粮人。

（图片转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溃的悲剧之前，如果不对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伟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实际上，像戊戌维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样，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战略思想，他们显然是企图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激发国人抛弃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化领袖，就是引领中华民族死里逃生的伟大民族英雄，他们跟那些为了捍卫民族生存权而血战沙场、英勇献身的关天培、邓世昌、张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样伟大，一样可歌可泣。而且，他们在输入西方优秀文化方面，也确实大有功勋。他们引进西方精英群体所建构的“社会图式”，以此作为重建中国社会的模范，让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现代性”理念，全面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些文化财富，为日后中西融合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元素。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历史性贡献。但是，五四精英群体当年文化选择的姿态，以及尽弃传统、全盘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处甚多。事实上，他们的选择所起的历史作用，很难说全是正面的。当时以为这种激越的、激进的姿态有利于民族死里逃生，细考五四以来中国精神文化发展的历程，也许可以说，中国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一面努力挣脱了奴隶身份，一面则主动地钻进了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创造新文化，只是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给这个民族洗脑，最后终于引领这个民族意气风发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隶的牢笼。五四精英群体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跟他们的精神崩溃密切相关。他们本不是以融会中西的从容心态发起这场运动的。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戊戌变法失败了，甲午海战失败了，君主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辛亥革命也没革出个好结果，还有袁世凯称帝，还有张勋复辟。作为对民族前途富有责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对中华民族如此密集的失败，内心的焦虑与紧张正在日积月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引发精神的爆炸和崩溃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在这样紧张的心态中为苦难的民族寻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难免溢出常轨、违背常情，难免使出一些险招、歪招。那个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溃之后，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轨、违背常情的险招和歪招。 他们的精神崩溃，跟他们心中中国文化的崩溃，是互为表里的最简明、最准确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背景的，是鲁迅的一句话。1925年盛夏，鲁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节第八条写道：“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96页，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鲁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么激烈地鄙弃传统文化，就因为我们被殖民者的枪炮打败了。这种文化无法组织我们进行自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古老文明尽是糟粕，唯应弃之如敝屣。鲁迅的判断是否有依据，这种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逻辑、正常的判断？这就好比一个秀才被强盗打劫，秀才劫后余生，却将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为自己所学过的诗书文章。实际上，那帮强盗打劫过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动手打劫，无论你持有什么文化都只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失败。犹太民族是创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围剿中，接近种族灭绝。德国跟英美联盟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吗？可是德国在英美联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败。将中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样，没有起码的依据。 在精神崩溃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关系所作出的判断，就中国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设计，都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他们抛弃了维新一代中西融汇、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将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极其极端地排斥一种、膜拜另一种。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独秀文存选》91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陈独秀的想法， 华夏秀才用上了白炽灯泡，激动不已。他说，要是当年他们没来我家抢劫，他怎会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要是不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怎会给我送来白炽灯？抢劫有功，抢劫有功。

从此以后，老秀才家里每年召开一次遭遇抢劫庆祝会，许多跟老秀才观点一致的人，纷纷在白炽灯的光辉里发表演讲，感谢抢劫者给我们送来了光明。

有一个秀才说，昨天晚上，我在白炽灯下看一个美国传教士写的杀义和团的故事，真是杀得过瘾！并且感慨道：“在美国人的灯泡下，读着美国人写的书，没想到老夫也能过上这样的美满生活。”

学生们告诉秀才，这个白炽灯的使用寿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还能用上白炽灯，就还得种粮跟他们换。于是华夏秀才组织全家拼命种粮，第二年，他的留学归国的学生又将他的粮食装船运走，又换来一只白炽灯泡。除此之外，还附带奉送了一张报纸。

华夏秀才安装好那只白炽灯泡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学习那张报纸。

报纸的头版说：“欧洲人是上帝优选的种族，他们信仰上帝又从上帝那里获得更多的恩宠。”

华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声：“难怪是他们抢劫我们，而不是我们抢劫他们，终于恍然大悟了！”

报纸的二版说：“上帝创造了劣等的民族，他们不仅无能，而且无耻。他们智力与体力上都有缺陷与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堕落混乱。”

堵住了中西兼容的发展之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逼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实意思，实际上并没有两种选择，而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对于“西洋”的选择。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是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胡适虽然在学术上很重视中国文化的资源，甚至曾经致力于整理国故的学术工程。但在文化价值的选择上，他依然是着力强调必须扬弃本土文化，义无反顾地实行西化。他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459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断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当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此后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 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以这样的病状引领一个民族前行，一定会走出一些本来不该出现的悲惨结局。还拿那个秀才遭劫的故事打个比方。 那个姓华夏的秀才，在村里办私塾办了半辈子。一天他正坐在家里吃饭，忽然一伙隆鼻深目的强盗冲进来，一顿猛打，全家人都受伤趴下了。强盗从容地把他家的饭吃个精光，一边吃一边数落他们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虚伪，也就是进行国民性批判，临走还把他们家洗劫一空。强盗走后，秀才痛定思痛，将他们挨打、受劫掠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满腹诗书，归结为融进生命的孔孟之道。为了洗雪此等耻辱，远离此等厄运，他从此不读书，不教书，社会行为也故意与孔孟之道相背离。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吗？他被劫掠是因为他满腹诗书吗？是因为他知书识礼吗？难道他如果是个不识字的农夫就不会遭抢劫吗？我真想有机会告诉鲁迅先生，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陆的全部原住民，他们不但不识字，这些民族根本还没有文字。可是他们所遭遇的劫掠比我们严重万倍。他们基本上种族灭绝，他们的家园全部变成了殖民者的乐园。我们再接着讲那个华夏秀才的故事。他关闭私塾之后，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恳恳种地，兼营手工业制造，诸如织布、编竹篮等等。二十年间果然发家致富，成为一方富豪。 这时候，那帮强盗也不再上门打劫了，他们坐在家里制造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告诉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机织布，竹篮不好，现在的时尚是塑料桶。不发达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都不好，现在的时尚是服从全球化球长的领导。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华夏秀才的竹篮子、手工布全都卖不出去，他只留下一点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烧了。 这时他原先的学生全都留洋回国，一看昔日的老师还穿着土布衣服，师母还提着竹篮子去池塘边洗菜，他们说这也太落后了。我们现在进步了，不能让老师这么跟不上时代。他们给老师送来洋布衣服和塑料桶。华夏秀才对这些东西喜欢得不得了，高兴地说：“到底是高级种族，造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华夏秀才为了赶上时尚，干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篮子也一把火烧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于那囤积的粮食，学生告诉他，现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强盗已经改邪归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长，他们说粮食根本不值钱，还占用仓库空间。华夏秀才说，那就让它们去占用外国人的仓库吧，说完狡黠地笑了起来。他的学生帮他将粮食装上万吨轮，全部送给了全球化的球长。球长说，那个死乡巴佬，给他支票也没用，我给他实物吧，这个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实物贸易了。 球长递过来一只白炽灯泡，说：“节能灯，高科技产品！” 然后拿出十只白炽灯交给那几个说洋语的送粮人。 华夏秀才用上了白炽灯泡，激动不已。他说，要是当年他们没来我家抢劫，他怎会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要是不知道我还用着菜油灯，他怎会给我送来白炽灯？抢劫有功，抢劫有功。从此以后，老秀才家里每年召开一次遭遇抢劫庆祝会，许多跟老秀才观点一致的人，纷纷在白炽灯的光辉里发表演讲，感谢抢劫者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说：“就是就是，要不然怎么高科技产品都是西方人做出来的。”

报纸的三版说：“非洲人乃是像动物一样的野蛮人，中国和印度虽然有自己那种病态的、邪恶的文明，但早已丧失了生命力。他们停滞在黑暗的泥泞中，与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样，等待欧洲文明的救赎。”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说：“难怪我们的私有制发展这么慢！”

给我们送来了光明。 有一个秀才说，昨天晚上，我在白炽灯下看一个美国传教士写的杀义和团的故事，真是杀得过瘾！并且感慨道：“在美国人的灯泡下，读着美国人写的书，没想到老夫也能过上这样的美满生活。” 学生们告诉秀才，这个白炽灯的使用寿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还能用上白炽灯，就还得种粮跟他们换。于是华夏秀才组织全家拼命种粮，第二年，他的留学归国的学生又将他的粮食装船运走，又换来一只白炽灯泡。除此之外，还附带奉送了一张报纸。华夏秀才安装好那只白炽灯泡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学习那张报纸。 报纸的头版说：“欧洲人是上帝优选的种族，他们信仰上帝又从上帝那里获得更多的恩宠。” 华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声：“难怪是他们抢劫我们，而不是我们抢劫他们，终于恍然大悟了！” 报纸的二版说：“上帝创造了劣等的民族，他们不仅无能，而且无耻。他们智力与体力上都有缺陷与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堕落混乱。”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说：“就是就是，要不然怎么高科技产品都是西方人做出来的。” 报纸的三版说：“非洲人乃是像动物一样的野蛮人，中国和印度虽然有自己那种病态的、邪恶的文明，但早已丧失了生命力。他们停滞在黑暗的泥泞中，与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样，等待欧洲文明的救赎。”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说：“难怪我们的私有制发展这么慢！” 报纸的四版说：“中国是专制下的贫困与混乱，印度是民主下的贫困与混乱。中国是无信仰的邪恶，中东是有信仰的邪恶。” 华夏秀才激动得站立起来，极其严肃地说：“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个伟大种族迈入全球化，这才是唯一的康庄大道！” 华夏秀才收好报纸，激动地对昔日的学生说：“多么伟大的种族，多么伟大的文化，我当年毅然决然抛开四书五经是对的，我让你们全盘西化是对的。今天，我们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炽灯这种高科技产品，还能跟他们高贵的种族一起进入全球化，这是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明年不是哥伦布到美洲传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乔治到咱们家传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这可是促进全球化的重大历史事件，咱们一定要杀猪宰羊隆重庆祝。你们跟他们联系多，能不能帮我请来乔治的后代给庆祝会剪彩？” 华夏秀才就这样按照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进行了文化转型，至于按照西方人建构的“社会图式”进行转型，虽然一直在努力，却无明显效果。 一个孔孟之途，就这样被一群留学生及其背后的殖民文化改造为洋奴。我们都认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为我们认为洋种族比孔孟种族高贵。

报纸的四版说：“中国是专制下的贫困与混乱，印度是民主下的贫困与混乱。中国是无信仰的邪恶，中东是有信仰的邪恶。”

给我们送来了光明。 有一个秀才说，昨天晚上，我在白炽灯下看一个美国传教士写的杀义和团的故事，真是杀得过瘾！并且感慨道：“在美国人的灯泡下，读着美国人写的书，没想到老夫也能过上这样的美满生活。” 学生们告诉秀才，这个白炽灯的使用寿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还能用上白炽灯，就还得种粮跟他们换。于是华夏秀才组织全家拼命种粮，第二年，他的留学归国的学生又将他的粮食装船运走，又换来一只白炽灯泡。除此之外，还附带奉送了一张报纸。华夏秀才安装好那只白炽灯泡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学习那张报纸。 报纸的头版说：“欧洲人是上帝优选的种族，他们信仰上帝又从上帝那里获得更多的恩宠。” 华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声：“难怪是他们抢劫我们，而不是我们抢劫他们，终于恍然大悟了！” 报纸的二版说：“上帝创造了劣等的民族，他们不仅无能，而且无耻。他们智力与体力上都有缺陷与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堕落混乱。”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说：“就是就是，要不然怎么高科技产品都是西方人做出来的。” 报纸的三版说：“非洲人乃是像动物一样的野蛮人，中国和印度虽然有自己那种病态的、邪恶的文明，但早已丧失了生命力。他们停滞在黑暗的泥泞中，与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样，等待欧洲文明的救赎。” 华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说：“难怪我们的私有制发展这么慢！” 报纸的四版说：“中国是专制下的贫困与混乱，印度是民主下的贫困与混乱。中国是无信仰的邪恶，中东是有信仰的邪恶。” 华夏秀才激动得站立起来，极其严肃地说：“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个伟大种族迈入全球化，这才是唯一的康庄大道！” 华夏秀才收好报纸，激动地对昔日的学生说：“多么伟大的种族，多么伟大的文化，我当年毅然决然抛开四书五经是对的，我让你们全盘西化是对的。今天，我们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炽灯这种高科技产品，还能跟他们高贵的种族一起进入全球化，这是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明年不是哥伦布到美洲传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乔治到咱们家传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这可是促进全球化的重大历史事件，咱们一定要杀猪宰羊隆重庆祝。你们跟他们联系多，能不能帮我请来乔治的后代给庆祝会剪彩？” 华夏秀才就这样按照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进行了文化转型，至于按照西方人建构的“社会图式”进行转型，虽然一直在努力，却无明显效果。 一个孔孟之途，就这样被一群留学生及其背后的殖民文化改造为洋奴。我们都认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为我们认为洋种族比孔孟种族高贵。 华夏秀才激动得站立起来，极其严肃地说：“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个伟大种族迈入全球化，这才是唯一的康庄大道！”

华夏秀才收好报纸，激动地对昔日的学生说：“多么伟大的种族，多么伟大的文化，我当年毅然决然抛开四书五经是对的，我让你们全盘西化是对的。今天，我们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炽灯这种高科技产品，还能跟他们高贵的种族一起进入全球化，这是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明年不是哥伦布到美洲传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乔治到咱们家传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这可是促进全球化的重大历史事件，咱们一定要杀猪宰羊隆重庆祝。你们跟他们联系多，能不能帮我请来乔治的后代给庆祝会剪彩？”

华夏秀才就这样按照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进行了文化转型，至于按照西方人建构的“社会图式”进行转型，虽然一直在努力，却无明显效果。

一个孔孟之途，就这样被一群留学生及其背后的殖民文化改造为洋奴。

我们都认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为我们认为洋种族比孔孟种族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