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之夕矣

日之夕矣　　

　 　

□瀛洲　　

题记：　　

土地，我们的父亲！　　

引  言　　

开宗明义，这是一本有关农村土地问题的调查侧记，有意而为之。我知道每一时代自有每一时代的辉煌，每一时代也自有每一时代的缺陷，而这所谓的缺陷往往掩藏在繁花似锦、迷人眼目的辉煌的背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许多年前，我曾在一家美术博物馆见到一幅古画作，记得是出自宋人之手。画面上开阔地描绘出远山近水，碧野晴空，云蒸霞蔚，成群的羊，成群的牛，悠闲地散布在山脚下，水流旁，怡然自得地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寻觅着它们心中的情趣。牧人头戴斗笠，安详地端坐在一块隆起的山石上，遥望天空，仿佛入定的僧人。当时就想到《诗经》中的几句诗：“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整幅画卷，线条工笔，疏影横斜，浓淡相宜，质朴流畅，意蕴不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同时也是艰深的印象。因为画作显示了作者的乡土意识，田园意识，以及生活与环境的有机融和，也真正体现了我们这个文化发达、诗情怏然的民族传统。当有一天，我们怀着毫不夸张的心情，重温古时的乡居生活，重新领略大自然赋予我们种种神奇的时候，竟意外地发现穿越时空界限的生活潮流，以按捺不住的激情的脉搏，正一步一步地将我们引向了时代的一个又一个峰巅，扑朔迷离地令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门槛左右徘徊。直到今天，那些历史中的传说，那些传说中的历史，童话的颜色早已被轰轰烈烈的现代意识所覆盖，幻想的纯真早已被沉重的现实所取代，在生命价值、生命体验、生存意义不断受到考验的同时，我们更趋于理性、成熟和冷静。不管我们怎样相信发达的科学和技术改变着生活的节奏，不管我们怎样希望依靠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来携领我们的未来，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怀疑：科技改变生活，而被科技改变了的生活，真的就是幸福的生活吗？仿佛我们在充分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种种方便的同时，也造成了难以掩抑的依赖情结。因此，可以说，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与延伸，很少能够改变人的规律性、本质性的生活属性，或者说，这世界上的事物，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我们常常天真地、固执地要扭转这条规律，要使其必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便生出许多错综的枝蔓，将本来是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究其实，人的生命价值并不在于一生创造了积累了多少财富，而在于人与自然相交合的过程中，在保持了人的尊严的同时，也保持了自然的尊严，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也即是我们大力倡导的社会和谐。而我们的目前，恰恰是为保持人的尊严而丧失了自然的尊严，闭上眼睛想一想，我们做得是不是有些过分？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二叔寄自乡下的来信。二叔在信中说：“近日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声势益张，县委发文，积极响应，广为宣传，拟以撤村并镇之举，全面落实上级部署，且已得到首肯。石坝子村能否苟延几日，难以虞料。从此将告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稼生活，内心颇为忐忑：全新之前景蓝图恐也非我辈所能享受。村子既已不存，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年已古稀，何堪以忧！”　　

忽然勾起我举棋不定、怀乡念远的愁绪。于是，便有了故乡之行。　　

　 　

一、我是这样启程回乡的　　

就像我年轻时每次要单独出远门一样，内心总是充满兴奋、好奇的幸福感觉，但我现在却不知道这种感觉能维持多久。所以就想，有感觉的时候，不放弃，一任它在意识中漫溢开来，越淋漓尽致越好。大约也是年龄的关系，北方的春天今年尤其觉得来得晚，往常这个时节，只穿一件长袖衬衣就可以了，现在我还穿着运动服呢。东边的天空泛起一抹潮红。一缕一缕绛紫色的云翳像犁铧翻耕过的土层，铺展开来。熹微的晨光中，和风习习，竟于无意间唤醒了我内心久违了的躁动的青春。我轻松地骑在自行车上，仿佛要摆脱时间和地域的束缚似的，沿着一条乡道疾驰而去。这条乡道已经年久失修了，不宽，且不平，间或能容两辆农用三轮车交错而过。好在我这一路竟没见到一辆车，或另一个和我一样骑自行车的人。道路两侧，初绽嫩芽的杨柳在和煦的微风中摇摆，再往下是一条从冬天渐渐苏醒过来的小河，河水潺缓流动，散发出一股腥咸的味道。不时有成双结对的雀儿掠过水面，一边抖动着翅膀，一边啁啾欢叫着落到路旁的树杈上。身上有些燥热起来，解开拉锁，让风灌进衬衣里，凉爽怡人，精神为之一振，不觉有远避尘嚣回归自然般的旷达与舒展。人到了一定的年岁，就喜欢和大自然贴近一些，这倒不是说有什么企图，或者说故作张扬，而是经过了磨洗的人生，曾经的一些鲜亮的思想逐渐趋于黯淡，于是，更多的时候是朝后看，回顾前尘往事中那些值得记忆、值得回味、值得骄傲的自我安慰，而很少想到人生的前面还有什么值得求追的东西，所谓“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算是人生之一途吧？骑到前面一个丁字路口处，路面宽阔了许多，可我却有些迷茫起来。我跳下自行车，仔细辨认一下方向，我想不起是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犹豫地将自行车斜靠在路边的一棵小树上，四面张顾，没有一个人。　　

也好，我可以稍事休息。久不骑车，突然一口气骑过了三个多小时，额头沁汗，肌肉发胀。面前是一片开阔的田野，一畦一畦的庄稼地，嫩绿的叶苗在初升的旭日里欢欢地跃动，仿佛人类的所有乐趣都在幼年的热情活泼中。怀着不由自己的感动的心情，我一边活动四肢，一边呼吸着乡间的空气，觉得自己还行，还没有到别人自认为“老朽”的地步。我们的城市里早已经没有这么新鲜的空气了，天空是浑浊的，忧愁的，远处的高楼大厦也是裹在一片蒙蒙雨雾中一般。城市里的人们行色匆匆，在艰难的呼吸中，围绕着一个利益轴心，翻来覆去地竞争，较量，疲于奔命。凡是新的东西都是好的，凡是前人留下来的都是坏的，在时尚与传统的两极间，人们唯有追求时尚以保生存，而传统则零零星星地存在于记忆中，又随着时尚的更新换代，慢慢趋于遗忘，仿佛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现代化的生活。每天到报社上班，下班，不是乘公交，就是坐出租车，两条腿的功能好像不是用于走路的，而是用于消费的，这有什么好处吗？不仅损失了许多不必要的金钱，因道路拥堵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也让自己因缺少运动而体态渐渐地臃肿起来。非但是我不愿意骑自行车上下班，而且我还一直觉得骑自行车是一种享受，一种全身心的放松，可以不受任何拘束地选择适合自己的路线，逆风鼓舞，顺风驰骋，自由支配，十分惬意：“双轮滚动意飞扬，载我趋奔自逍遥。”这是我为自己撰写的两句打油诗。再说到骑自行车的便捷，我曾暗中与一辆公交车进行过测速，就是从同一个站点出发，它走公交线，我则沿着我的路线行进，结果我比它整整提前了10多分钟到达终点。车上走下来的乘客没有一个不叫苦连天的：“这是什么路呀，汽车比蜗牛爬还慢！”去年，政府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总应当是好意），颁下指令：城市道路，特别是主要交通干道，一律严禁自行车，以保证交通畅达，行人安全，违者将以妨碍交通论处。这一纸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指令，着实引来公众的苦恼：难道说交通堵塞、事故频发，都是行人和自行车惹的祸？其实这是政府的职责，面对日益严重的公共交通问题，不干预，行么？就像超市失窃，每一个逛超市的人都值得怀疑，不怀疑，行么？在我们报社里，承担着舆论导向的宣传任务，承担着新闻监督的职责，当然要成为执行政府指令的带头人，而且还要执行得不折不扣。偶尔有谁要出去办点什么公事，也很可能是私事，偏偏路又不算太远，乘公交车，不顺；坐出租车，不忍花钱；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做贼一样，骑上自行车，匆匆而去，匆匆而返，回到办公室，便像占了多大便宜似的开始自我炫耀。也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所以，一旦被交通警察揪住，抓个现行，赶紧老老实实地多说好话，诚心诚意地领受训斥，尽管那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所以，轮到哪个记者外出采访，他（她）就理直气壮地要社里派车，或者干脆将几张出租车票摊到我的面前：报销！每到这时，签过字，我都觉到这几张车票是对那个规定的报复。　　

路上仍不见一人。为了不走冤枉路，找一个过路人询问方向，我只好耐心地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点上一支香烟，来打发这寂寞的等待。相对于城市的繁华，乡村清净得有些凄凉，而恰恰是这种凄凉，倒给了我思考的空间。我仿佛聆听到田园深处回荡的乡曲，那么悠远缠绵地融进了我的思绪中。今天，我仅把今天作为衡量时间、跨越时代的一个点，如同今天我从那座城市出发，经过三个多小时之后，跋涉到乡村一般，我又可以站在乡村的角度回望城市的侧影。我们的城市，或者说我生活其间的城市，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已经完全取决于公路上汽车的多与少，取决于钢筋水泥筑起的高楼大厦的疏与密，取决于房地产市场和公共土地资源占有率的比例，等等，以此构成社会生产总值，按照国际化标准，叫做GDP。我曾不止一次地幻想过，当一个泱泱自行车大国，忽然有一天自行车从人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的时候，GDP的数字再大，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具有什么实在意义呢？街上跑满了各式各样进口的、国产的小汽车，除了能源浪费、环境污染之外，它能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具体的效益呢？或者这种表面的繁荣不会暗藏着什么隐忧吗？也许更多的时候我们放大了城市的功能，反而使城市的负载成为一种负担。归根结底，普通百姓追求的是生活的基本稳定，政府追求的是政绩化的国际大都市建设。可见，价值取向的不同，也就造成欲望愈强烈，也愈盲目；愈无微不至，也愈无的放矢。　　

春天的阳光这时已经毫无遮拦地照射过来了，透过紫红色运动服，浑身暖暖的。此时的我就像是迷路的孩子，忽然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吸过一支香烟，我觉得恢复了一些体力。我重新朝四下里望了望。间隔很远的灰色的电力铁塔像稳健的巨人屹立在田野当中，支撑起纵横的高架电线向四面八方延伸，形成一个个坐标的方阵。我从这些方阵中辨别着方向。人如果到了确实无助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自作主张，即使错了，他也不会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此时的我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我看了看手表，粗略地计算了一下时间，到达我的目的地起码还需要十个小时，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继续前行，至少要到下午五点钟才能抵达，其间还应该包括我在途中找个吃午饭的地方，还应该包括我的方向是正确的，不需要折返，还应该包括这一路自行车不发生什么故障和障碍。就在凌晨启程的那种满怀兴奋、好奇的幸福感觉已将衰微的时候，一个仿佛来自大自然的声音提醒了我：从左边这条路走下去，不会错！不会错！我下意识地朝左边的路上望过去，果然是一条平坦的大道，纵深下去就能引领着自己完成这次行程。　　

为了这次旅行，我着实做了精心的准备，而且我要以一种最接近原始的心理去和大自然拥抱，尽管我知道假设的东西都是富于想象的，而想象的东西又未必能成为真实。我从后车篓里取出简易打气筒，给车胎充足了气，然后检查了车闸和脚蹬，又将前后车篓里的东西规整了一遍。前车篓里有一壶水，我喝了几口，润润喉咙。还有一只黑色皮方包，不大，质地也不讲究，可那里面都是出门必备之物，身份证，记者证，五千元现金和一部手机。但是手机被我关掉了。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现在的行踪，犹如我现在也不想知道别人正在做什么。当一个人从嘈杂喧闹的环境中脱离出来，忽然与外界失去一切通讯联系，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没有人来对你指手画脚，没有人来对你发号施令，也没有人要求你必须去履行模棱两可的责任。人际关系越是覆盖在面具下，彼此相处越复杂，进步的阻力也越大。所以，只有依照自己的心愿去生活，去行动的时候，大约也就保持了古人所奉行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状态吧？后车篓里则是工具，一把扳手，一把钳子，一把改锥，补胎用的软胶水之类小玩意，还有这把简易打气筒，都是预防途中车子如发生什么意外维修用的。　　

二、我是这样继续前行的　　

重新骑上自行车，拐向左边的路，在春风的吹送中，带着我的想象，车子轻松得仿佛飘动一样。老实说，这并不是一趟必须的旅行，很大程度上是意识的驱动，或者说是心血来潮，使自己能从现实的桎梏中重新体验一下觉醒的滋味，哪怕微乎其微呢？还有一层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若不作此行，内心总觉不安，无论是责任，还是义务，搅扰在一起，整日让我陷于一种不由自己的悲观的想望中，好像遥远的地方有一只有力的手臂日夜不停地向我挥动，期待般地召唤我回到它的身边。凭着精神产生的幻觉往往形成人的动力，就像作用于头脑中的社会的概念总不够健全和稳定，大梦初醒，发现自己仍置身其中，毫无能力去纠正或判断那个虚幻的概念所具有的真实属性。那么，此次回乡，如果说这是命定，则我的行为即符合了命定的规律，如果相反，则我所做的这一切完成之后，就可以将这种萦怀的牵挂彻底释放掉，丢到一边从此不再去理会它罢了。所以，我便敏感地意识到如果当初放弃这次旅行，其实也即放弃了我生命中最难割舍的一环：故乡。一切心理仰仗于“是”或“否”的主观，但不是全部。今年春天还可以叫故乡的春天，到了明年，不变的春天即将落在彻底改变形态的土地上了，做何观感，做何解释，其意义真的不是很大。仍在乡下的二叔在最近的一封来信中说，老屋住不成了，这里要进行土地开发，镇政府已经带着开发商来这里考察过好几次了，现在人心惶惶，不知没有土地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看得出来，二叔对于土地的留恋和对老屋的深情。土地开发，多么时尚又诱人的词啊！它实际上关系到改革的态度，改革的成果。望着道路两侧挺拔的白杨树和随风摇曳的垂柳，忽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寂寞胀满心房，想到曾经的生活，想到曾经走出故乡的日子，想到那片土地和祖父的老屋，恍然觉到时光随着车轮的前行正在倒转，随着年轮的转动正在从无形到有形，仿佛积存于心的过去的故事正在清晰地向我演绎生命的变迁。明年的春天将预示着什么呢？明年的春天将覆盖的也许是另一个时髦而又洋味十足的新型地带，在生长庄稼的土地上拔地建起一幢幢商品房，建起一座座标新立异的现代化工厂，把外国人连同他们的产品引进过来，增加地区的税收和GDP，就像我们的城市越充满欧美风情，越充斥西方风味，就越能体现出繁荣富足一样。可我不懂这是文明的进步，还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的衰落。传说有一条熟悉的河床，千百年来，温柔地为居住在它周围的人们提供着生活的方便，尤其是河水中生长的鱼虾又满足着人们的食欲。后来经过人为地改道，它的水流遭到了阻碍，又经过周边工厂的污染，鱼虾没有了，河床也渐趋于干涸。又后来，人们对这条河由喜爱变为憎厌，唯恐弃之不及，终于把它填平了，成为一条公路。每天看到川流不息的车辆行驶在上面，人们高兴起来，说：“应当早就把它填平！”由爱到恨，有时仅是瞬间的事。也可见，遗忘比牢记更容易被接受。今天，公路上的空气里还弥漫着河床的哭泣，它在向大自然述说它的委屈，但是没有人能听到它的声音。有一天，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妻子听，似乎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她以十分轻蔑的态度对我说：　　

“这是时代的进步，难道你看不见？你所说的河床只是一个摆设，看着好看，好玩罢了，捕鱼捞虾，并不能带来经济上的效益，而有了公路，就促进了发展，这就是价值观本质上的不同。现在，不仅仅是人要适应时代的进步，改造自然，也是时代进步的需要。觉生，你这五十年来的生活里，什么时候能把自己摆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　　

她的话总是具有挑战的味道，好像家庭里这架天平正确的砝码永远掌握在她的手里。可我恰恰希望我的生活是自己能够把握的生活，而不是依赖别人的意志去生活的生活。热爱生活的人，他既不会仰仗时代的意识形态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目的，还要努力把自己的生活调节到符合生命的自然归属上。当时，我斜倚在沙发的一侧，认真地对妻子说：“从组建家庭的第一天开始，我们的观念就没有合并到一个轨道。有人曾问过我，好像也问过你，为什么性格截然相反的这样两个人能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却没有去离婚？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保持自身的意志，你的永远是你的，我的永远是我的，互不相扰，还能彼此参照。这要比夫唱妇随的日子有趣得多。”　　

妻子揶揄般地撇撇嘴：“没和你离婚，是觉得你还没到让我彻底厌恶的地步。”　　

“这就是观念对立、价值均等的效果。独角戏不好唱，要有配角，那才好看。”我从沙发前的茶几上取出一支香烟，妻子恶狠狠的目光随着那支香烟移到我的脸上。但我并没去点。“你的学生在课堂上不听话，还顶嘴，你去找他的家长，你会发现，这夫妻二人会出奇地一致，或同时责备那个学生，或同时责备你这个当老师的，如果把责任在夫妻间分摊一下的时候，他们又会立即各说各理，各执一词。如果再把他们的话综合分析一下，除了相互推诿，根本看不到思想上的内容。所以，生活的质量是要有一点思想做基础的。”　　

妻子忽然笑起来，看似真诚，却不能掩盖她对我的戒备：“总觉得你这是像嘲讽，还要加上诡辩。可你要懂得，学生与老师，老师与学生的家长，各有各的位。老师不是政治家，不是社会活动家，作为老师，我所重视的是把知识传授给我的学生的过程。”　　

我说：“我没有说你做得不对，而且我还会承认你做得很好。可这些只能说是你站位比较准确。其实，每一个人都应有属于自己的位。我的位和你的位不一样，和别人的也不一样，我的位在心里。二者是不可比的。”　　

“所以在现实面前，你不是一叶障目，就是异想天开，从没有安分过。”　　

我们之间的交流常常被彼此意见的分歧所打断，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似乎谁也不在意这种分歧，也就谁也不会想到去修补，唯一的途径便是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情，好像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自然而然地打败了对方。怀着这样的心愿，我们双方也许还不约而同地希望这种分歧构筑起各自独立的精神支柱，在时间的长河中，在时代的洪流中，一决胜负。到了老年对坐，相视无语的时候，翻出陈年旧账，作为口实奚落一下对方，那也是很惬意的事情。人是喜欢翻老账的，泛黄的册页里总能记录下个人生命中最真实的污点，比如曾做过无数次的黄粱式的梦，粉红色的梦，罗曼蒂克式的梦，或许这是我们的爱情基础，表现为一种有别于人的新颖，加之这种新颖提供了哪怕是不安分的思想的声音，谁又能去责备呢？其实并不是我不想安分，很多和我生存处境一样的普通百姓更愿意过一种安分的生活。而这纷扰浮躁的尘世空间很难认清未来的面目，风险大于机遇的时候，传统的礼让精神愈益消退，引进的竞争机制尤其来得嚣张，你死我活，或者我不活你也别想活，便容不得谁来安分，时刻都处在戒备的剑拔弩张的状态，惟恐遭遇意外的挫折，使自己断了生活的后路。于是，人人自危，人类机体中的动物性正在生存的较量中瞬间复活了。妻子教导我的所谓“安分”，无疑具有一种入世精神，但又不是我所理解的人生的目标。有时，我暗自叹息，每一个生活在不是扩大的而是缩小的空间里的人，纠缠于生命苦短、博弈胜负难预中，有时竟连自己的一点自尊也被迫放弃了，谁去理解他们呢？谁又能理解他们呢？不觉间缤纷绚烂的阳光模糊了我的视线。安分应当是一种生活的自觉，简单，朴素，“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不正是我们为人为己的标尺吗？恰恰我们今天正在走向反动。曾几何时，我们固有的安分本色被视为保守，我们固有的谦让精神被视为软弱，甚至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也被视为阻碍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痼疾而加以否定，如此，招来的是新一代激进思想的泛滥。他们秉承西方道德价值观的衣钵，扮演着新世纪人类的主人公，满脑子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山望着那山高，不能踏踏实实地将一件工作从头做到尾，“跳槽”成为渴望成功的一块跳板，却得到整个社会的一致赞同，仿佛追求既得利益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我们的儿子大学毕业仅两年，已经换过三次工作，奇怪的是没有谁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我曾嘱咐他要安心工作，要虚心请教，要立足岗位，他会莫名其妙地问：“您从过去计划经济的梦中还没醒了吧？”我说：“不论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一点总不会错吧？”儿子满怀信心地说：“正是这关键的一点您错了。什么叫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付出十分，收获了五分，我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再说，市场那么大，我凭什么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是谁在他年轻的心灵灌输了这样的生存意识？我只有沉默。和妻子也好，和儿子也好，再这样谈下去，肯定要产生口角，谁都不会愉快，这是极不利于我的出行的。　　

我的沉默显然被当做妥协，妻子也不再多说什么了。直到我推起自行车准备启程的时候，妻子站在一侧，嗔怪道：“没听说过几百里地的路程，要骑自行车去的，这不是异想天开，又是什么？”　　

我转过身来，平心静气地说：“乘什么工具不重要，那只是形式，关键是目的。这就像穿什么样的衣服一样，款式是形式，保暖或凉爽是目的。”　　

“可你有目的吗？”妻子挑衅似的扬了扬眉毛，问。　　

我有目的吗？这倒是颇为费解又一时难以作答的问题。我像小学生使劲温习昨天的功课那样反复向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骑在自行车上越过一个陡坡，下行的时候，我紧紧地握住车把，仿佛担心稍一放松，就会连人带车一起滚到路边。终于车行平稳了，我又可以面对那个陈旧的问题寻找我的答案了。想想，也挺有趣，一个问题如果包含了若干答案，那么，这若干答案所包含的恰恰不止一个问题。读大学时，我的一位老师曾就目的论说过一番至今记忆犹新的话：“目的指向不应怀疑应不应该去做，而应取决于动机和做过之后的成功取舍。”好像从我迈进社会的第一天开始，就被政治的季候风标引领着，推动着，虽然曾有过短暂的间歇，徘徊，犹豫，最终还是很少，或者说从没有真正地以个人的意志来规划过自己的方向和目的。因此，也就导致了目前处在丁字路口时而左右为难，不知所向。在这一点上，我羡慕今天的年轻人，这种羡慕也仅取决于我们社会政治的宽松。羡慕不等同于赞成。但我又确实在青春韶华的年纪时，就有一种侠行天下，仗义人间的渴望，有一种按照自己的心愿寻找理想生活的渴望，这种生活也许很艰苦，但它从容，有韧性，能教会我生活的技巧，有助于我生活的本领。然而，近三十年来的城市生活可不可以这样形容：各色人等混迹于江湖一般，挖空心思地钻营，不遗余力地谋取，相互勾连地欺骗，到头来，声色犬马，为生存所累，为繁华所惑，为浮名所诱。基于这种现状，我除了对他们深表同情之外，还要在我这个还行的骨子里嵌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因子，通过类似于精神的锤炼，然后开启新的人生。　　

早晨临行的时候，儿子好像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说：“爸爸，路上别逞能，骑不动了，就把车子丢一边，搭汽车去。再说，这辆车子也值不了几个钱。”　　

这句嘱咐让我感到温暖。我用力拍了拍儿子的肩头，仿佛所有的心愿和感动都凝结在我的手上：“照顾好你妈妈！”　　

儿子轻松地将自行车推到我跟前，说：“放心吧，家里有这么个顶天立地的儿子，什么都有我顶着！”说着，还在我面前摆了摆拳头。　　

儿子确实长大了。即使如此，也并未能消解我内心深处对新一代青年前途的忧虑。如果说倒退三十年，在温饱与主义之间做一选择的话，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前途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迷茫，而其心志却是奔腾的，精神却是健全的。经历过全面变革之初那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人，都会刻骨铭记着新一轮人文意识的觉醒，也深深感受到时代春风的拂动，不乏有“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的豪气。今天总是要对昨天给予责备的，如同新一时代总是要对前一时代给予否定一样，真正摇摆于时代进程中的恰恰是时尚所扬弃的人。这些人，在过去无用武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今天又渐渐处于边缘化，所以，面对时尚，识时务者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宽厚从容的心态。我也未能脱其干系。儿子大约是很难理解“苦、劳、俄”的核心价值的。因为自幼生活在过于安逸、过于饱暖、过于娇惯的家庭环境中，初入社会，难免磕磕绊绊，这一面是与接受的教育大相径庭，那一面是难于抵御的时风送爽的熏陶；因袭传统，自然要循规蹈矩，引领潮流，自然要除旧布新。一个“新”字，其内涵的隐秘和复杂，非我辈所能体会的。儿子大学时学的是财务管理，当初真不知道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专业。他没有和我们商量，自己做主就报上去了。妻子显得有些急躁地抓住儿子的手，问：“还能不能重新换一个专业？”当时，儿子挺神秘地附在他妈妈的耳边，说：“可以。但要等到明年。”妻子回手给了儿子一巴掌：“贫嘴！你那不是等于没说吗？”就这样，生米煮成熟饭，儿子自己选定的方向，只有自己去为实现它而打拼吧。毕业后，曾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作出纳，每月的薪水也还可观，可仅仅三个月，同样不知为什么缘故，这家公司被工商部门给吊销了。后来有人向我形容，说，公司解体就像女人嫁人，它相中的不是客户，而是银行的贷款。我似信非信地笑了笑，对方还以为我忽然有了什么灵感。儿子却充满信心：“什么地方挣不来几个钱呢。爸爸，你不是常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吗？光明很快就要来到了！”整个人顿时像打了鸡血似的，每一根神经都迅速活跃兴奋起来，东撞一头，西撞一头，仿佛整个地球都失去了平衡。其实，地球没有失衡，是社会环境、人心信仰、精神坐标失衡过大，每一个生存其间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感到晕眩，结果便是：一夜暴富，或一夜赤贫；一朝权在手，或一朝皆大空，这些已经日渐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一旦迷障眼目，看不清自己的方向与目标，也分辨不清自己的本质与归属。　　

可我又能做什么呢？正当我思忖之间，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呼啸着仿佛从头顶上掠过去，我已经能感觉到它的气流一般。看它那耀武扬威、横空出世的样子，不觉惊吓出一身冷汗，我清楚地看到了机翼和尾部的红色标识。飞机能飞到这样的高度，既需要一定的驾驶技术，也表明我们的制造技术有多么先进。飞机在我面前炫耀般地划个弧线，向远处飞去。我的目光追随着远去的飞机，再回过头来看看身边的自行车，失衡的重心偏偏倾斜在我的这一边：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想到此，隐隐地涌起一阵窃喜，假若我们学会了怎样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一定要追求飞机的速度呢？路边稼禾初蒙，闻风而动，遍野葱绿，沁人心脾，它们不是速度促成的，而是自然孕育的。它们给我们带来营养的同时，也带来了如何按照自然的法则去规划目的的方法。但我们现在很少有人去验证这一方法的真实有效性。骑了大约二十多分钟，从田间狭仄的小路上，一个老者牵着一条浑身褐色的老牛，步履缓慢，意态悠闲。老者的年纪看上去总有六十多岁，脸庞瘦削，体态健硕，头戴便帽，穿灰布上衣，蓝裤，裤脚高挽，脚蹬一双草绿色球鞋，鞋上挂着土黄色的泥巴。我刹住自行车，“吱”地一声停在路边。那老者好像正在与那条牛说着什么，忽然见到我呆立一旁，霎时警觉般地站住了，目光毫不友好地在我身上扫来扫去。那条褐色的老牛好像也觉得这其中有什么异样，扬起脖子“哞哞”地朝我同样不是友好地叫了几声，随着叫声，一缕垂涎挂在它的嘴角。看它那种可笑的样子，说不定它的年岁比老者还要大。　　

我支好自行车，靠前走了几步，大声而又恭敬地问：“大叔，问您打听个道呀！”　　

老者似乎并不领情，先是搓了搓球鞋底上的泥，然后抬起那双被皱纹堆起的小眼睛，冷冷地问：“你要去哪？”　　

我指着前面的土道，说：“去石坝子村是朝这个方向走吗？”　　

听到我的话，老者显然一愣，警觉的神情里还渗进了一丝惊疑：“走亲戚的？”　　

他不会把我当做一个逃犯吧？这个念头刚一掠过脑际，就引得我笑起来。我摸出香烟，递给老者一支，说：“大叔，您老猜对了一半，我就是石坝子村的人。可这路修得宽畅了，反而不认识了。”　　

老者好像忽然有些不好意思地接过我的香烟，凑近我递上来的火，吸了一口，神情自豪地说：“这条路去年才修得，可平整呢。”他抓下便帽，在脸上抹了一把，然后扬起另一只粗糙的大手摆了一个直行的手势，说：“一直朝前走，看见一条大河，再向西。好像那边的路上有路标。石坝子村可不是近路啊，你就骑这个去？”老者重又怀疑地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　　

我仍是笑着说：“在家闲得慌，出来走一走，骑着它，方便。”　　

“再方便，也要有腿劲，脚劲才行。”　　

“您老看，我还行。”　　

“那就快赶路去吧。”老者说着，不容我说一句道谢的话，便重新挽住缰绳，牵着牛并排而去。看他们的背影，不紧不慢，不温不火，颇有相依为命的亲情之感。　　

　 　

三、我是这样沿途赏光的　　

沿着老者指给我的路线，我一路直行。我一边用力蹬车，一边回味着老者的那张布满沧桑的脸，和他那双粗糙的大手，还有他身边的那条温顺的老牛。渐渐地，老者与老牛的形象奇怪地融合在一起，神态，语气，动作，都那么相似，以致让我很难将他们分开来做独立的指认。他们塑造着一种天然的质朴，品味着成熟的生活和毫无做作的真诚，依靠着土地的养分，绵延生息于祖祖辈辈的福荫之下，勤劳地耕耘，幸福地收获，他们守望着自己的土地，犹如怀揣着祖先的遗训。对面来了几个同样骑车的青年人，有男有女，年纪不大，嘻嘻哈哈，撒着欢地把车子骑得像醉了似的。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他们的年纪大约注定了欢乐的青春是超越一切的。我扭过头羡慕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想，这种朝气在城市青年身上是看不到的。城市青年似乎从他们降生的那一天开始，命运就注定了他们既没有欢乐的童年，没有幻想的青春，也没有激情澎湃的爱情，他们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始终接受的是教条式的、缺乏想象力的应试教育，一天到晚死啃那几本专家们苦心编纂的教材。若有学生去读一本自己喜欢的小说，老师也好，家长也好，仿佛遇见了大逆不道的事情，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顿发自肺腑的极其真诚的教训。我同情这些孩子，我也为他们的未来感到忧伤。　　

我从那几个乡村青年的身上体会到真正的青春的活力，好像今天的活力不仅承接于昨天，也必将传递到明天。待我回过头，朝前面望去，我的视野蓦然开阔起来，空气仿佛变得湿润了，连心胸也感到豁然。面前是一条洁如玉带般伸展的长河，宽愈百米，蛇样地弯转着它庞大的肢体，由西向东蜿蜒而去。宁静的流水闪映出阳光的碎影，每一道波纹里好像掩藏着岁月更迭的沉思。正值艳阳高照，水面上鸥鸟翔集，渔船点点，帆影如帜，河对面的岸坡上也是树木森布，绿色成荫，仿佛神话故事中小精灵出没的福地。呀！这不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夕霞河么？人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动物，他在一时失忆之后，重新唤起的对于往昔的记忆会格外真切地形成他生命的真实，这种真实也会使他感到这一切不过是昨天的事情。此时的我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夕霞河！夕霞河！我默念着这个亲切的名字。行到了岸边，举目远眺，“真山水如烟岚，四时不同”的感叹油然而生。夕霞河是一条古老的河，古老得就像是祖父的祖父。记得小时候，飘着雪白长须的老辈子人扎作一堆儿聊闲天，有时就聊到夕霞河，干燥的空气里时不时散发出他们一阵阵爽朗的笑声，缺了牙齿的嘴巴像一个十分难看的怪洞。说是八仙东渡，铁拐李离群迷道，抉择不定，途径此河，以柺作舟，溯水而上。时值向晚日夕，河水漾漾，云蒸而霞蔚，铁拐李留恋不舍，故以酒葫芦里的酒沿水面留下三个大字：夕霞河。每字丈余，铺展开来，渲而不化。后人仰止，叹为在天得道。从此，夕霞河历千年不泛，佑福于两岸生民。这故事让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就像是他们亲历所为。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传说而已。凡传说，总难免要连带上迷信，所以，传说也好，迷信也罢，它又确实表达了人们的一种心愿，一种向往幸福美好的祈盼。不过，小时候，我确曾在村后的一座小庙里看见过供奉的铁拐李画像，面目憨厚，有些醉意的样子，香案上摆着几只灰黑色的小香炉。好像每年三月左右，上了点年岁的女人们便三三两两地领着孩子，前去进香，磕头，一本正经到可笑的地步。后来，恰逢政治运动，庙门就给关闭了。到我离开村子随父母到外地读高中时，听说那座小庙已经被拆除了。进香求吉祥，而没有了小庙，人们似乎也没觉着生活中缺失了什么，一如既往，或者说，按部就班地循着生活的轨迹，把自己的精力撩在了土地上，那是最实际的根本。在我，几乎连小庙的模样也早已模糊了。我不敢说这能证明我什么，因为我一直自诩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其标准是我从未相信过这世界上有天堂或有地狱，直如圣人所言：“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但我又必须承认，我也曾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地，祭拜大雄宝殿好像是一门必修的功课。一旦登上香火缭绕的殿宇，僧人揖让之际，一种虔诚敬畏之意不由得让自己变得谨慎起来，既不敢多言多语，也不敢东摸西碰。因此，我发现，当下每一个人的骨子里不约而同地潜藏着很难为外人道的神力的摆布。这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桩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心愿，每一个人对神灵的祈盼也往往是出于私己之心。“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想到古人的教诲，忽然觉得自己渺小起来。是不是有一点惭愧，我说不清，但我不会让这种情绪纠缠在我的行程中。　　

途中我在道旁一家再简陋不过的小饭铺打尖。这是一个不大的村落，沿路边一字排开几间作坊式的门脸房，有维修汽车的，有维修摩托车的，有维修农机的，还有出售农具、食杂品的。每个门脸房前都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蹲在地上，双手油腻腻地忙碌着，他们的身边堆放着乱七八糟的工具，电焊机嗡嗡地响着，电线头儿，焊条，铁管之类横躺竖卧，好像生意很兴隆的样子。经济多元，作坊也是生计之一种。作坊式的经营也许更具挑战性，本钱不大，利润也不会厚，因此，竞争生存起来就更困难一些。而竞争本身就意味着冒险，时刻都要准备面临蚀本和倒闭。我端详了他们片刻，走进夹在其中的小饭铺。后面是个挺宽敞的院子，种着一株槐树，绿叶初上，几只小鸟藏在叶丛中欢快地叫着，连树枝都摇摆起来。树底下卧着一条卷毛黄狗，见到我进来的时候，它了站起来，拴在脖子上的链子哗啷啷地响，小心地朝我看了看，嘴巴动了动，大约觉得叫上几声也很无聊的模样，它又无精打采般地重新卧下去，闭上了眼睛。所谓小饭铺，其实就是一间简易的民居，有点像上世纪七十年代干打垒的风格，几张饭桌上铺着薄膜塑料布，固定放着装有酱油、醋的小瓷壶，显得整洁有致。饭铺里已经有四五个看上去和我年岁相仿佛的男人围着靠窗的一张桌子饮酒，一面吸烟，一面大声地争论什么。屋子里弥漫着劣质烟草的呛鼻的味道。他们大约是吃热了，一个个敞着怀，露出套在里面的脏兮兮的背心，和黑红黑红的皮肤。他们瞄了我一眼，好像我的到来对他们是个打扰，其中一个满脸胡茬的男人，瓮声瓮气喊了一声：“三嫂，有客人！”之后又去关心手中的杯子了。随着一声脆生生的“来啦”，老板娘已经站到我的面前：　　

“吃点什么？”　　

老板娘有四十多岁，体态有些臃肿，却皮肤滋润，短发，两颊微红，眉目之间透着些许乡下人的精明。一身乡间的麻线裤卦，腰间扎一块蓝底碎花布围裙，饱满的双乳在宽松的上衣里面随着脚步一颤一颤的。她递给我一张菜单，我草草地瞄了一眼，只简单地要了一碗打卤面。　　

“喝点酒吗？这儿有自家酿的老酒。”老板娘好像习惯性地问了一句。　　

我望着她那丰腴的脸膛，说：“也好，老酒二两。”　　

“喝酒要有菜的，你尝尝我亲手炖的羊杂，味道不错的。”　　

“那好，就要你亲手炖的羊杂。”　　

“三儿，烫二两老酒外加一盘羊杂！”仍是脆生生地一声喊，她也随着自己的声音转进布门帘子后面去了。　　

很快，我所要的饭菜被那个叫“三儿”的男人送上来了。起初我还以为“三儿”只是个小伙计呢，到喝酒的那几个男人叫他“三哥”的时候，我才明白，这是老板娘的丈夫。四五十岁的人，还大庭广众之下直呼乳名，听来也是蛮亲切的。我在心里暗自笑了。过了一会儿，“三儿”给我端来一小盘咸萝卜条，说：“羊杂是她炖的，老哥你尝尝这个，这是我腌的。”说完，“三儿”从那几个男人桌上挑了一支香烟点上，径忙自己的去了。　　

羊杂的味道很淳，老酒的味道却不敢恭维，着实有些苦，但趁热喝上一口，还是挺舒服的。我尝了尝那盘咸萝卜条，脆，也爽口。这时，老板娘手抓抹布又出现在房间里，我趁机向她打听去石坝子村还有多远。她几乎惊讶地叫了一声：“你去石坝子村？我可是看你骑着自行车来的！”她这种惊讶的表情像是听到一个鬼故事似的。我笑笑说：“骑自行车出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老板娘说：“很远的，石坝子村离我们这里，总还要有百八十里地。”忽然那几个男人中有人接茬说：“别听她的，没有那么远，走后庄那条土路要近便得多。”于是，那个男人站起身，冲我大声说：“你听我给你说……”大约他是多喝了一点，加之口音的缘故，嘟嘟囔囔地说了些什么，我也没听清。倒是老板娘来得麻利，用手中的抹布朝那人的后背抽了一下：“灌你的猫尿吧，一会儿把人家指使迷糊了！”我以为那人会生气的，他却咧着嘴笑起来：“你打我，小心晚上我爬你家窗户。”老板娘又扬起抹布，一脸不屑地说：“你敢爬我家窗户，三儿要把你那东西剁下来的。”满屋子顿时响起那几个男人宽厚中夹着不乏猥亵的笑声。我谢过他们，便和老板娘结了账：六元四角五分。我递给她六元五角，她又还给我一张五分纸币。纸币很新，可以当文物收藏起来。　　

后来，继续赶路的时候，我还在合计，这顿饭若放到我们的城市，没有三十块钱，估计是不会让你走出店门的。而三十块钱在久居闹市、凡事讲究厚情面撑排场的人又是绝对不屑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乡下人对金钱的衡量要比城里人精确得多，他们去挣属于自己的每一分钱，去过一种远离功利却属于自己的安稳的日子，这也是他们做一些小本生意的乐趣所在。如同我们的祖辈，“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观念不同，价值也不同。我怀着一种朦胧的惜别的情绪，告别过老板娘和那几位饮酒的男人，骑上自行车向着我心中的目标不觉加快了速度。世上的事只有首先感受到，才能体会它，也才能回味它。犹如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局部的认知也许获得了新的灵感，一旦放入整体的漫长洪流中去比较，那种心灵的感应也许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理解。我一直觉得，历史其实就是一种牵挂。撷取历史的片段，无异于对历史造成割裂。这样，我在现实的多元框架下努力寻找历史相袭的脉络。我的心蒙上一层孤寂的阴影。有人曾问过我：“如果你有一笔钱，最想干的是什么？”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过一种我喜欢的生活。”他似乎不解地用疑惑的眼神望着我：“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是一种精神健全的生活，那是一种简单到从容不迫的真生活，真生活也即真人生，它在慷慨地赋予我们的同时会让我们心存感激之情。面对生活，犹如面对人生的本色，可以无愧于每天初升的太阳，可以无愧于夜晚当空那一轮清辉熠熠的朗月。我的目标鼓舞着我，而且我愈接近那个目标，便愈希望那个目标距离我再远一些，以使自己按照生活的规则从古老的废墟中寻找新生命的坐标。　　

　 　

四、我是这样回到故乡的　　

夕霞河的身影已经偏离了我的视线，渐渐地，像是镶在平原上的一道银边。我的前面便是故乡的土岗，还有记忆中的那条七扭八歪的柏油马路。虽然路面拓宽了，仍改不了它的本色。这种本色在于：它是沿着田野的路基弯弯曲曲修建而成的。在这条路上，机动车多了，骑自行车的人多了，松松散散的行人好像也多了。他们对我张着奇怪的目光，大约是我的装束不仅异于当地人，也疏于时下的风格，让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我是一个异乡人。其实，我不太在意穿什么，戴什么，正如我也不太在意吃什么，喝什么。我所在意的温饱，实际上既要符合我的承受力，还要符合我的兴趣。一个人穿什么衣服，和戏台上的演员穿什么行头一样，都是道具，有的显富贵，有的显贫贱，但并不是穿了什么样的衣服就能证明这个人本质上的富贵或贫贱。不过，我是时常被人看作是落后于时代的另类，从方才人们看我时的奇怪眼神，就可以窥见到我的装束有多么笨拙和愚蠢。然而我希望的还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状态。行至这条柏油马路的尽头处，路中央横着一道栅栏，上面有一块木牌，白底红字，赫然写着：“前方试验田，汽车尾气易对其造成污染伤害，禁止机动车通过，可改行国道和高速路。”看到这条告示，觉得比我们那座城市禁止自行车上路的规定温馨多了。环境污染严重的现实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而能够做出这样的提醒来保护农作物，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昧于良心而擅自闯入，毕竟民以食为天。农作物生长靠的是自然的力量，它不需要任何装饰，我们去培植它，耕耘它，反过来它又为我们提供营养，这不是最天然的一种和谐共生吗？　　

绕过栅栏，前面出现一座土包，高约十米，占地面积总有五百平方米，简直就像是一座小山。相传这里面埋葬的是古燕国时的一位君王，具体姓名早已随着年月的深远而难于稽考，只是作为一种传说，几千年来被一代接一代地传诵着，好像本没有神，自己造一个，也足以慰情一般。据说，早年间曾有一位盗墓贼试探着开掘过，可刨不过几锹，便手臂酸麻，双腿无力，仿佛受到地力吸引似的扑倒在坟茔上，狂呼：“祖宗饶命！”闻声而寻来的同伴将他拽起，送回家不几日，一命呜呼。自此以后，面对土包，谁也不敢作非分之想。我是一直持怀疑的态度来听这段传说的，但我更宁愿信其有，而不信其无，因为我想到生者有时要比死者的面目更狰狞，更恐怖，尤其在我的早已被岁月稀释的陈年记忆中，没有谁再去对那座坟茔流露亲切的惋惜了，它也不再引起人们猜测、幻想的兴趣了。即使如此，它仍孤零零地困卧于田野的一隅，仿佛一段神秘的历史潜藏在黄土之下轻轻地诉说。一座坟茔的废墟，若也能散发出某种悲愁的诗意，那就一定是灵魂中不绝如缕的情思对人间的呼唤。　　

在我的印象中，这座土包不高，也不大，小时候，一群孩子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到这里，窜上爬下地消磨过许多无聊的时间，几乎把它当做乐园了。因为不是一个村的，就不大熟悉，可童年的岁月里似乎没有陌生这个词，用不上两天，竟有抛开自己的伙伴，一头扎进对方队伍中的人，我们把这种人称为“背叛者”。现在面对这么巨大的一个土包，便感到过去的印象总归是印象，或者说这也是经年不见的一种错觉，就像走进闹市区，忽然有一天看到一座新楼拔地而起，看着眼晕：什么时候又建起这么一座高楼？习惯了，就有意识地和周围其它建筑相比，好像也并没有多少新奇之处。错觉往往是心灵的观照，而这种观照又往往令人寂寞，无奈。有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突发奇想，要在土包旁边盖一座碉堡，平时到这里写作业，遇到破坏农业社生产的坏分子，就把他关押在里面，实行革命专政，让他写检查，给他戴上一顶纸糊的帽子，拽着他沿着村头游街。我们合计了一下，有哪一个够这个资格。那时村里确实有几个叫坏分子的人，也想不起他们怎么就成了坏分子，而且成了坏分子之后依然在村子里抛头露面，赶上什么喜事或丧事，也能看见他们出现在人堆儿里，并没觉得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坏，也要有个坏模样吧？如今我是连这几个人的名字都忘记了。只记得一到斗、批、改之类运动来临，毫无例外地就将他们一起拉到村头，或地边，批判一通。而那几个人倒也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不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一律点头照办，好像例行公事一般。批判过后，他们又夹在人群中回自己的家了。现在想来，他们只是一件道具，一件服从于政治需要的工具，他们的自由或不自由总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唯有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叫高喜堂的地主，他是我们班同学高兰芬的爷爷，真和他的姓一样，个头高大，人又瘦，挨批斗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像是一根麻杆。那年他足有七十多岁，已经不怎么下地劳动了，就时不时地捏着一张纸条站在院子当间背诵毛主席语录。偶尔也出去，拾粪，堆在自家后窗下。堆得多了，就有人偷，领头偷的叫耿福金。高喜堂见到就骂：“你欺负我！你爷爷还叫我一声哥呢！”和贫下中农子弟攀亲道故，这还了得！耿福金恨他，拽出去游街的首选就是高喜堂了。想得美，劲头就大。还是这个耿福金，他大我们三岁，主意多，显得很老成。我们用手推车到村头报废的砖窑偷来碎砖碎瓦，开始大兴土木。很快，我们就垒起了一座像牲口棚式的房子。耿福金像模像样地围着房子转上一圈，说了句“赶上生产队的队部了”，就头一个钻了进去，我们跟在后面，还没迈过门槛，“哗啦”一声，整个房子像是得了软骨病似的成了一堆瓦砾。再看耿福金，一脸土灰，还有一块砖头正砸在他的头部中间，流血了。他一面用手使劲捂着，一面仓皇地跳出瓦砾堆，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万事开头难。”我们都有些害怕，拥着耿福金小跑着到卫生所上药去了。从那以后，谁也不再提建碉堡的事了，包括耿福金，好像挨了一砖头，变得小心了。土包的周围早已没有当年所谓“碉堡”的痕迹了，但当年的孟浪行为总会为土包增添一点值得回味的内容吧？我不知道曾经的曾经，这里是不是盖过房子，若为了陪伴掩埋其中的灵魂，有一间房子，便有了一层依靠，便多了一点点缀。但愿我们当年的突发奇想没有干扰土包的安宁。　　

我怎么会忽然想到这么一件连做梦都不会梦见的往事呢？虚掷的光阴中其实充满无数的乐趣，今天能够回想起来，只在于童年的生活烙印弥久弥新。我无意于纠缠在对往事非理性的反证上，骑上自行车，沿着土包边缘被无数人踩出的小路蜿蜒而去。一座业已凋敝的村落蓦然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故乡了！而昔日的故乡并不是这个样子的，要比现在好得多，热闹得多。石坝子村人口稀疏，却土地广阔，从很远的地方向村子里张望，一家一户的小院落好像是为一陇紧挨一陇的庄稼地作陪衬，青砖瓦房，红砖瓦房，冬暖夏凉的土坯房，都盖得那么中规中矩，门前有一个宽敞的院子，稍微讲究一点的，还在大门内竖一面影壁墙，鸡、鸭、鹅行走其间，相互唧唧呱呱地打着招呼，煞是神气十足。每到收庄稼的季节，家家户户的院门大敞四开，青壮男女们出出进进，双驾大车也是马不停蹄地往返于乡间土道上，车把式扬鞭催马，甩杆清脆，收杆利落。拖拉机喷吐着油烟，争先恐后地把马拉大车甩得远远的，气得车把式恨不能将鞭子抽到驾驶员的脸上：“有本事你和乡长的吉普车赛去！”整个村子呈现一片繁忙的景象。不能下田的老爷爷老奶奶也不肯闲着，哆哆嗦嗦地东抓一把，西插一手的，常常遭到后生们的斥责：“越帮越乱，您老就别在这儿晃悠了！”老爷爷老奶奶便恨恨地嘟囔：“我们也年轻过！”收获的季节，也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因为学校在这时节要放假，我们就可以撒着欢地在地里东摇西逛，穿梭在大人之间，一面听他们的教训，一面还要跟在他们后边推车运粮到晒场上去。挂在地头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整天地高唱着：“社会主义的天是晴朗的天，社会主义人民好喜欢……”，还有什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奔前方……”，歌声激越昂扬，连空气仿佛都在歌声中颤抖起来。“主义”是个什么概念，乡下人似乎并不清楚，但他们清楚，辛劳的汗水总能得到丰厚的回报，肥沃的土地带来的收获总能令人喜上眉梢，他们既是土地的仆人，也是土地的实际受益者。回首昨天，犹如罔顾那些想象中的无数世代，教会我们快乐的唯一方式便是遗忘。遗忘往往不是真的遗忘，而是借力于外在的某种环境，比如类似于今天强调经济强国一样，人们有意识地不去想，或没有时间去想那些过去的故事罢了。滚滚红尘，湮灭了往昔的喧嚣，仿佛一切注定要以全新的颜色，涂抹着忽起忽落、忽沉忽浮的岁月沟壑。曾经的青砖灰瓦早已变成了土黄色，仿佛行走的人生浸染着颠沛的征尘。我一边揩着脸上的汗，抑制着心头的激动，一边环视着周边熟悉的景物，重新生起“叶落归根”的惋叹：哪一个贤哲说过，不论你走出去多远，你的根永远留在故乡的泥土里。　　

我终于来到我和爷爷、奶奶曾住过的房前，再次目睹到老房子孤单的身影，仿佛它在时刻翘望着未来的命运。七扭八歪的栅栏，风雨侵蚀的外墙，房檐衰朽的梁木，油漆剥落的门窗，有几块玻璃碎了，玻璃渣散落在地上，折射着偏斜的阳光。五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孩童到如今，我仿佛真切地聆听到时间的足音，蹒跚的步伐中拖着迟暮般的凄凉，泪眼相向历史的风尘。爷爷和奶奶早已相继作古，就连我的父亲离开我们也有十几个年头了。缅怀他们，更多的时候不如说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树起一面引航的风标，按照具有古典主义色彩的仪式，为自己奠基。世事苍茫，说给老人听的故事依然像流水一样续写着，延伸着，也依然像那条古老的夕霞河一样，不断增续着新的内容和新的情思。老房子依在，可前人却已远逝了，面对这物是人非，我今天的重归，是继承，是缅怀，还是情有所系而寻根祭祖？或许都是，又不全是，个中滋味岂容我一言半语说得清楚呢？这真是“沧桑易变难预料，老大归来容颜衰”。　　

我正在老房子跟前徘徊之际，忽然从路边跑过来几个陌生的孩子，睁着陌生的眼睛打量我，那一双双眼睛晶亮剔透，闪着童贞的光泽，好像我的出现对他们是一个意外。他们穿着红白相间的校服，扭打抓挠得皱巴巴的，脸上的汗划出一道道黑泥印，毫不理会地用袖子抹去。这时，其中略大一点的孩子愣头愣脑地朝我问道：“你是来征地的吗？”　　

“征地？”我不解地望着他那脏兮兮的小脸，问。这就和我有一年逛商场路过一个首饰柜台，售货小姐问我“先生，选一条项链吗”一样让我感到惊讶。这个孩子从哪一点看出我是征地的，也和那位售货小姐从哪一点看出我会买项链如出一辙，都让人莫名其妙。大约我真的有点像是征地的，也有点像腰缠万贯购买金项链的。我的脸肿，别人却说我胖了。　　

“你们不是要把我们从村子里赶走吗？”那个孩子仍是一副不依不饶的倔强口吻，好像终于找到债主似的。其他几个孩子也起哄般地跟着嚷嚷。　　

“赶走？谁来赶你们？”　　

“你们！”　　

回答得非常干脆，反而让我十分为难：“我们？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征地的。”　　

这简直要掉进绕口令式的迷魂阵里了。我在这些孩子面前故作庄重地说：“既然你们一定认为我是来征地的，那我就给你们看看我的证件。”于是，我从小皮方包里取出记者证，让他们看得仔细。大约他们长到这么大，可能也难得有机会见到一张记者证，他们觉得这个小本子十分稀奇。我收起记者证，反过来问道：“刚才你们说把你们赶走，赶到哪去呢？”　　

“赶到镇上去。”　　

“那不好么？”　　

“不好！我们家的地没有了，我们的种子撒在哪？”　　

起初我还有些诧异，现在我明白了孩子们的所指。童言无忌，恰也验证到孩子们心情的复杂，而这种复杂的心情本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也许他们没有衡量过搬到镇上去的好处，也没有想到即将改变的生活环境对他们未来成长构成的压力，但他们能想到土地，想到种子，也就可以说他们正在幼小的心灵间勾画着属于自己未来。未来是希望，希望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生命的朝气。谁能不对这种朝气产生敬畏！稚气的脸蛋儿透着凝重的表情，单单只是一瞥，便已囊括了我对新世纪童年的新的认知与理解。我忽然意识到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不管是不是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进步，也不管我们是不是真的欢迎，真的接受，它总要保持一副不可抗拒的姿态，一步紧逼一步地向我们的身边靠拢，甚至直指孩子的心灵。善良的生命闪耀着最可宝贵的未曾泯灭的天性之光，照亮了我心之暗淡的一隅，恍然悟到，纯真一体、天人一体绝不仅属于成年人的本分，孩子却是发扬宏大的本色载体。亲土地，也即亲人论。我支上自行车，站到这几个孩子中间，觉得总要对他们说几句真心的话：“对于暂时不懂的东西要学会思考，思考错了，没有关系，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每一次思考都是正确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你们和我们这一代人相比是幸运的，但幸运之中包含着无数的未知，所以，要你们学会思考，就是要你们通过已知来思考这些未知。”这几乎是连我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却拿来灌输给孩子，于心何忍？话到嘴边，竟换了方向：“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人，我也不是来征地的。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那应该是比你们还小的时候，我就住在这个村子里。你看，我们可以算是乡亲了吧？”　　

几个孩子似信非信地凝视着我，好像要从我的脸上寻找到他们父辈的影子。　　

“那你告诉我们你上这儿来干啥？”掉了一颗门牙的小家伙自作聪明地扬起脸，高声问。旁边的几个孩子帮衬着叫道：“对呀，告诉我们你上这儿来干啥？”　　

另一个小胖子挤过来，说：“他是记者，写文章的。”　　

“我问你们，知道孟顺明，也就是孟二叔现在什么地方住吗？”　　

“那是孟二爷。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的侄子。”　　

听我这么一说，孩子们的倔强劲儿好像一下子泄了气，如果这时候再向他们证明自己什么，简直是对他们的轻视了。几个小家伙羞赧地相互看看，然后还是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告诉我：“孟二爷上个月就搬到镇上去住了。”　　

“为什么你们还没搬呢？”　　

“过几天也要搬走的。乡里来通知了。”　　

我总以为自己能赶上二叔搬家，搬不动大件，帮个下手总还成吧？不承想他已经早早搬出了石坝子村，留下破败的老房子，等候着我的到来。我朝老房子瞅了一眼，手抚着其中一个孩子的头，问道：“耿村长还住在这里吗？”　　

几个孩子忽然抢着说：“在，在，前面有扇铁门的那家就是。”　　

我谢过他们，几个孩子便相互追逐着散开了，红白相间的校服在阳光下特别醒目。跑出好远，他们还回过头来向我张望，好像要验证一下我刚才说的是不是真话。我蔼然朝他们做个笑脸，心中涌起的却是孤单。　　

周围重新落静了，村子显得十分萧条。良久，我扶着自行车站在那里，咀嚼孩子们的目光中流露出的纯真，翩然浮现出我的孩提时代，景象依旧。那时，年景的期许仿佛梦中的期待，清贫的生活譬如朝露般地浸润在时间的底色上，一年一年地度过，不觉把希望从这一年转到下一年，犹如乡间小曲唱的那样：“滴溜溜地转呀转，到头来小媳妇又去了别人家的门。”失望伴着希望生，同时，希望在失望之后更是一种难以驾驭的诱惑，滋生在心底，撩拨得人坐立不安，寝食不宁。毫无疑问，希望与失望共生的日子，人会产生恍惚，无奈，或者苦中作乐。趋乐避苦，尤其是人生的童年时代饶有兴致的游戏。乐非乐，苦非苦，一如刚才那几个孩子一样，对世间的任何事情都要好奇，满心里感到的只是石坝子村就是世界的中心，爷爷奶奶就是世界的巨人，因为没有他们解决不了的事情，也没有他们克服不了的困难。有他们在身边做支撑，因此而无忧，无忧便无虑，吃饱了玩，玩饿了又吃，上学是玩，下课也是玩，玩的过程往往超越了玩的意义，童年的那许多追梦般的幻想便覆盖了生命的原始。早年间，石坝子村只有百十户人家，而且住得挺分散，不利的地方是开会，或组织学习什么的，很难集中人，为此，大队部在各个角落安装上大喇叭，时不时地就能从好远听到生产队长粗重沙哑的声音：“乡亲们放一放手里的活计，到场院听报告，学习最新指示啦！”有利的一面是看护农田，各个角落都有人，不大容易产生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每到一处都有狗叫，都有活跃的喧闹，不至于沉闷。再有就是，好像天越黑，孩子们的胆子越大，玩捉迷藏，要想轻易捉住一个，是很难的，往往就出现捉人的捉不到，一赌气，径自回家了，使得躲在阴暗处等待被捉的人苦等：怎么还没过来捉我？到头来，也悄没声地回家睡觉去了。夏天，人们早早地就结伴出工，下田劳作，有时，我们去上学的路上，人们抗着锄头，已经陆续回家吃早饭了。在石坝子村，男人粗粝的身板仿佛土地的厚重，而女人的花头巾点缀在田垄间，又成为男人最坚强的依赖。不管流多少汗水，不管粘上多少泥巴，晚上收工回到自家的小院子，垂照的夕阳撒在门前的椿树，或桃树上，那一树的叶子闪着落红，像鱼鳞一样鲜亮。他们固守着石坝子村的传统，因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女人总要提前摆好炕桌，端上香喷喷的饭食，有稀的，有干的，有咸的，有辣的，或者稍微宽裕一点的人家还能为男人烫上一壶烧酒，再摊一个鸡蛋，嚼着鲜黄瓜，几乎就是过年了。孩子们则端着饭碗，或干脆举着一个窝头，聚上几个伙伴，边吃边玩。女人最后吃，她吃完了，所有炊事家伙扔进一个大盆里，留待晚上收工回来再收拾了。　　

此时我即沐浴在太阳偏斜的垂照中，隔过一抹抹由白变灰的云彩的缝隙，我瞭望着夕阳西下的天边，总能勾起我念亲怀远的忧伤与失落，那几乎和我小时候从这个位置观望天空是同样的感受，仿佛天空凝结了几十年岁月不变的情思，相似得让人伤心。亘古的历史的天空，响彻着无数勤劳生民激越的呐喊，我好像要从那群奋的声音里辨识着祖父的祖父的身影，看见他伴着夕阳倒在肥沃的土地上，他把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呼给了饱吸过他的汗水的土地。改变的人生形态，有时就这么轻易地将祖辈的光荣一掠而过。老房子的大门挂着铁锁，冷冷地纹丝不动。院子里，曾坐在上面玩耍的石墩子仍蹲在那里，好像恭候我的光临，我在上面坐了坐，点上一支香烟，让神经略微轻松一下：该发生的毕竟要发生，一切就让它顺遂自然去吧。只是不知二叔一家住在这里的时候，会是什么滋味，离开这里的时候，又是什么心情。　　

我朝四下环顾之后，站起身，终于决定去敲耿村长的家门。　　

　 　

五、我是这样解读一村之长的　　

既然我把自己这次还乡之行看得如此郑重其事，那么，我就尽其可能将我见到的，想到的一点一滴如实地记录下来，以备日后为有所需的人提供较为可靠的资料。我们正处在一个日趋激变的年代，有些东西随着变化而遭淘汰，有些东西因人而异，从不在保存资料上下功夫，遂造成过程中的资料缺失，还有些东西看似没有用处，到想用的时候，早已灰飞烟灭了，这都是很可惜的事情。古人所谓“敬惜字纸”，大约就是提醒人们善待过去，善待历史。石坝子村村长姓耿，名福金，也就是我在前面提到儿时伙伴中的耿福金，他是第几任村长，我说不清楚，但总有不少于二十五个年头。一村之长，在乡下也算是个显赫的职位，权倾一方，做好了，不容易。中国的政治，想象有多么复杂，就能有多么复杂，如果再加进功利性因素，简直连想象一下都觉得无聊。好在我们还在倡议公开、公平、公正，接受人民的监督，约束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觑的。我来到孩子们指给我的那扇铁门前的时候，内心怀着的也是这样一种颇为复杂的情绪，不知现如今的耿村长对于昔日的伙伴、朋友的突然造访持一种什么态度。早就听说耿福金盖新房了，到眼前一看，不过是将原先的房子翻新了一下，还是以前的格局。　　

轻轻地推开门，锈蚀的合页顿时发出吱嘎嘎的响声。我小心地朝里面望了望，院子里破破烂烂的，毫无乡居的秩序和主妇的整洁，东扔一片席子，西扔一堆苇子，还有麻袋片，塑料盒，纸箱子，碎砖头等横躺竖卧，显得十分狼藉。农家生意兴旺的趣味荡然无存，留下一处家徒四壁荒废久矣的寒舍。即使倒退三十年，石坝子村也不会有这样的庄户院，那样的话，村民们要笑话死你的，会说：“这不是过日子人家！”单凭这一句话，很难有人来上门寻亲的。我产生的第一个念头便是那几个孩子分明是在戏弄我，这哪里像是村长的宅子？恰在这时，我听到一声沉重的鼾声，隔窗如牛吼。我不禁惊悸地想：非潦倒之人，谁能如此安睡如无人之境？我将自行车停到院子里稍微空阔一点的地方，拉开虚掩着的两扇房门，迈进屋里，差点被门槛拌个跟头。余晖斜映，室内灰蒙，光线暗淡，突然有一股土腥味钻进鼻孔，忍不住打个喷嚏。映入眼帘的仍是乱乱糟糟的潦倒景象，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劫难。前厅里，饭桌上躺着几只空啤酒瓶，大小不等的碟子里有吃剩下来的酱菜，鸡骨头，几把椅子歪斜地靠着饭桌，好像不胜酒力似的站立不稳的样子。我循着鼾声拐进东厢房，蜷曲在炕上睡觉的正是村长耿福金，张着嘴，有滋有味地咂摸着，也许梦中还在品尝着酒香呢。看见他这副醉酒的模样，我不觉好笑地摇了摇头。我又到西厢房扫了一眼，任什么东西都没有，倒是墙上挂着的几幅不知哪一年得的奖状还肆无忌惮地安居在固定的位置上。看到这种情景，我说不清是为石坝子村高兴，还是为它感到悲哀。当一种情绪忽然与外界环境突然机械地合拍的时候，千万别在这时轻易作出判断，就像情绪型的判断往往缺乏理智的影响。　　

我重新返回东厢房，犹豫着是不是要叫醒他，可耿福金喘出一口长气，翻了个身，仍然继续他那如雷的鼾声。无奈。鼾声响得连我都产生了困意。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又点上一支香烟，让袅袅烟雾陪伴我这不知何去何从的寂寞。这绝不是我此行的目的，但我此时真的已经意兴阑珊。奔波了几百里地，只为了来听这鼾声吗？我后悔没有向那几个孩子打听一下我所熟悉的人还有谁留在村子里。　　

我独守着废墟一般的房间，好像陷入到一座死气沉沉的孤堡，没有进路，也不存在退路，生活出的难题往往是意想不到的，如同我压根就没想过自己乘兴而来，会落到这般境地。唯一的好处就是我能够平心静气地坐下来想一想石坝子村的从前，想一想清涩刻苦的年月里那些值得回味的故事，想一想培植了我们青春韶华的乡土洋溢出来的芳香，依稀染着故乡忧伤的颜色，不觉对已逢天命之年的自己有一种“过来人”的感慨。“过来人”不能归属到“现代人”的行列，就像类人猿不能归属到人的行列一样。从过去走到今天，却演变成落伍之人，不得不说是生命之大悲。既来之，则安之，古人的话是很能给人以安慰的。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正在炕上打鼾的耿福金。好像是五六年前，他对我说：“别提什么青春了，那早已与我无关了。”当时我得出的结论便是耿福金比我更在意青春，他这么说，也是一种伤情的悲愤，所谓“逝者如斯”。　　

耿福金年长我三岁，小时候我们都叫他“哥”。村子里的“哥”挺多，可唯独只有他能和我们玩到一起，不论什么游戏，有他参与，玩起来兴致就很高。大约耿福金也感到了自己在我们当中的威信，所以，每次游戏开始，总是以他为先。我们玩过的游戏很多，像什么打尜，撞拐，掏鸟窝，逮蚂蚱，砸玻璃球，像什么秋天斗蛐蛐，冬天滑冰拍子，还有那一年春天我们异想天开地要盖一间房子的荒唐行为，花样迭出，也就换回了直到今天对于童真年代难以磨灭的怀念。游戏是儿童的梦，没有玩过游戏的童年便很少有美妙的梦，甚至几乎也很难想象那一段懵懂的时期该怎样度过。仿佛亘古河床下埋藏的古老的碎石，从那上面显现的斑斑纹路中体会到人类童年的天真的情趣。老实讲，耿福金玩游戏的水平和他的功课一样，智商太低，技艺太差，玩到最后，输得最惨的只有他。但脾气最好的也只有他，从不会像别的孩子因为多输了几个玻璃球，就要想法设法地来和谁干一架。在这方面，耿福金属于厚道的孩子。尽管如此，耿福金又是石坝子村出了名的淘气蛋，其坏事做得常常出人意料，鬼使神差，比如，往别人家的灶锅里撒尿，比如，把死老鼠吊到别人家的门楣上，比如，把狗屎抹到别人家的门把手上，比如，把刷标语的红油漆趁着天黑倒在别人家的台阶上……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光荣事迹，一旦被人们发现，不用问就知道又是耿福金那个坏小子干的好事，为此，他也确实没少招他爹耿老大的拳头。后来我想，他这样做，绝不在于他和谁家结怨而有意为之，只是觉得做一点点坏事找个乐子好玩罢了。那时候，耿福金在学校里的成绩总是班里倒数几名，偶尔往前排了排，反而让人纳闷：这坏小子闻见狐狸屁了！有一年，大约是他没闻见狐狸屁，期末考试全军覆没，结果留级到了我们班，因为个头比我们高，老师就让他坐最后一排，反而给他搞小动作提供了方便。平时，若看见我们几个同学坐在一起写作业，他就像受到侮辱似的拿一根小棍儿，挨个在我们的头上敲打，说：“你，你，还有你，都到别处写去，让我爹看见，不是给我难看吗？”耿福金怕他爹，有时能怕到不愿听到别人叫他爹的名字。耿老大也是石坝子村出了名的火爆脾气的男人，教训耿福金，就像教训不听话的牲口一样，有时打得耿福金晚上不敢回家。好心的邻居，小学校的老师跑来劝说，却像烈焰添上干柴，耿老大越打火气越盛，有时干脆连邻　居和　老师也给捎带上了，嘴里不干不净地一边骂着，一　边指着　老师的鼻子吼叫道：“你们不要看人下菜碟，欺人太甚！不好好地管我的孩子，我就替你们好好地管他！”老师就负气地说：“你也不看看你养的是个什么不安分的孩子！”耿老大更加火冒三丈：“不安分怎么啦？再不安分，他也是贫苦人的后代！”老师厌烦地摆摆手，不去与他理论，撇下这爷俩儿，径自回学校去了。　　

到了一九七五年的春季，也就是耿福金十八岁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触动了县乡领导的哪根神经，征兵工作刚刚开始，他就几乎没费吹灰之力顺利通过政审、体检等一应手续，参军了。当年这可是轰动石坝子村的一件大事。那个年头，能够参军入伍，是多少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穿军装，戴领章，戴帽徽，多么神气威风的事情，居然让这个令人唾弃的耿福金轻而易举地实现了。我还记得，大红喜报张贴在村头的布告栏里的那一天，人们像得了圣旨一般围在布告栏前，伸脖子瞪眼地把上面的字看个究竟，谁都猜不透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自己疯了。说这耿福金根红苗正不假，想当年，他爷爷初到石坝子村的时候，大冬天里连棉裤都没有，只好用铁丝将塞满干树叶的麻包扎紧，裹住两条腿，在凛冽的寒风里没有目的地闯荡，若不是被村里那个坏分子高喜堂发现的及时，那一年就冻死在地里了，也就不会有以后的耿老大，何谈耿福金呢？每每提起这些，上年岁的老爷爷老奶奶们仍为旧日耿老大的爹怀着十二分的同情，说：“那是个实诚人哩！给高喜堂帮工的时候多卖力气！”如今是新社会了，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可凭耿福金那一副祸害人的样子，也能去参军当兵，不是给我们的人民军队抹黑吗？他可真没有一点他爷爷的影子。人们感到这不公平。情绪总归是情绪，部队里的规矩，村子里的人能懂得多少呢？　　

耿老大却忽地一下子像服了仙丹似的精神抖擞起来。天刚擦黑，有人看见耿老大就忙不迭地溜出村子，一路小跑着来到他爹他娘的坟前，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下来，口里喃喃着：“爹呀，娘呀，你们的孙子出息了！你们的孙子出息了！你二老保佑他吧！”那几天里，耿老大真是兴奋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不经意间对儿子也产生了敬畏之意。全家三口吃饭的时候，他还主动地问一句：“福金，陪爹喝口酒吧？”活了四十多岁，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每天从地里收拾过庄稼之后，就趿拉着一双破布鞋，翘着两撇小胡子，含着烟袋杆儿，走在街上，碰到谁都笑眯了眼睛，上前打招呼：“听说了吧，咱那儿子要当兵保卫国家去了。”脾气好的，便有心没心地恭维几句，赶上不爱搭理他的人，瞪着他，像瞅着个怪物似的，说出话来能把口水吐到他的脸上：“你都说过八遍了，一边呆着去！”耿老大白白眼，抹着胡子，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架势，朝那人的背影狠狠吐上一口，又哼着小曲回家了。　　

耿福金参军以后，耿老大和他的老婆——一个从不大言大语的女人——得到公社的许多优待和关照，比如增加工分，比如生产队分派给他们一些轻松的活计，比如到了年关的时候送上几张鲜艳艳的年画，不要钱，别人自然羡慕得不得了。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觉得委屈，觉得受到了排挤。可即使内心有些不平衡，也没有办法，或者说没有资格去攀比，这从耿老大骄傲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有本事，你也弄个军属当！”自然，人们不会为耿老大这样一个眼神而和他怄气，却也实在有些瞧他不起。每一时代自有每一时代的时风，顺则昌，逆则亡，这是那年月乡下人最耳熟能详的谆谆教导。在这种时风的吹袭下，乡下人自觉的选择便是顺，而不是逆，丢掉幻想，放弃羡慕之心，埋头于地里的庄稼活，去领略另一种生活的滋味。“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参军，可所有的孩子都能下田种地。庄稼人的日子就为过个火爆。”这是他们素朴情感中的最本质的心愿。　　

然而，耿福金写给家里的盖着部队三角邮戳的信送到村里来的时候，仍对他们善良的希望构成新的刺激。耿老大每接到儿子的来信，就迫不及待地放下手中的活计，招呼随便一个年轻人来读信给他听。这可不是他有意张扬，而是他根本就认识不了几个字。他含着烟袋锅儿，蹲在地上，竖着耳朵不放过一个字。他要记住信里的每一句话，回家复述给老伴听。听懂了信里的内容，他便很珍贵地把信折叠好，仔细装进信封了，揣在怀里，表情庄重地独自点头，好像儿子的信在他来讲就是一道神符，让他心安神定。他站起身，语气真诚地谢过读信人，趿拉着破布鞋，沿着土埂缓步走去，看他的背影，好像比以前苍老了。人们忽然有一种同情的感觉：儿子不在身边，耿老大孤单了。　　

也许是在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历练的结果，耿福金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在部队的表现十分出色，这从部队时常寄到村子里来的奖状、喜报中，人们灵敏地嗅到：这小子命不错，出息了，过去可能真是看错了人。耿福金着实成为石坝子村出人头地的人物了。十一月下旬一个有风的下午，耿福金寄来了一张身穿军装的照片，眉清目楚，仪态端正，让人几乎找不出一点小时候调皮捣蛋的影子。人们争先传看，仿佛从这一刻起，开始对这个耿福金另眼相看，就连平常心怀的那一点嫉妒，也被眼前这副英俊威武、目光澄明的形象驱赶得一干二净了。第二天，耿老大花了二十斤小米的钱，拿着儿子夹在信封里的底片，跑到县城照相馆将儿子的照片放大，装进相框子里。抱回家的那一天，他把这张照片恭敬地摆在毛主席瓷像的一侧，逢人便说：“这都是他老人家栽培的结果！”　　

五年之后，我听说耿福金以连指导员的身份复员回村务农。根据当时军人安置政策，他当过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但时间不长。到人民公社彻底解体，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石坝子村生产队改为行政村，他就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坐到了副村长、村长的位置上。回乡不久，他娶了同村木匠瘸腿刘、人送外号瘸腿驴的女儿刘玉英做了老婆，那时，我已经到天津上大学去了。刘玉英是我的小学同学，个不高，长得挺漂亮，眼睛不大，却很秀气，梳一根又黑又粗的辫子，走起路来就像挂了一条尾巴似地一摇一晃的。因为她父亲的残疾，在班上就有些自卑，有人欺负她的时候，就那拿她父亲的瘸腿取笑她，或学她父亲走路的模样，常常引得她一个人偷偷地哭。每到这时，留级过来的耿福金就十分仗义地站在她这一边，撸胳膊挽袖子的架势，倒也着实吓退了那些欺负刘玉英的人。也有男生私底下暗恋刘玉英，好像尚未成熟的果实，青涩得不知如何投其所好，那种所谓的爱情不过是小孩子情窦初蒙的游戏罢了，没有一个得逞的。到底什么时候耿福金与刘玉英牵上了线，也没有人说得清楚，只是觉得他俩相好了，就成亲了。乡下人的爱情生活永远是简单的，实际的，不会浪漫，更不会去像城里的年轻人那样编织一些花前月下的幻想，而幻想往往大多是两情相悦后破灭掉的虚无。据说他们的婚礼场面很大，也很隆重，连县里的武装部长都参加了。我便窃笑：耿老大不知又该怎样张扬了！　　

我曾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回乡的时候，问过耿福金当初到底是怎么就想起参军当兵了？同时我又强调似的追问道：“部队是宁缺毋滥，人家怎么就看上你了呢？”耿福金宽厚地嘿嘿一笑，说了一句话，似乎点到血脉上：“事在人为，机遇在先。”这是二十多年的回答，我却记忆犹新。耿福金的话，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是一条屡试不爽的生存法则，也仍具有历史沉淀后的某种意志状态。　　

　 　

六、耿村长是这样接待我的　　

看到耿福金完全没有睡醒的意思，房间的光线也越来越暗淡了，再这么坐下去，恍若一个守陵人。情急之下，我便重新走进东厢房，上前去推醒他，而耿福金则不耐烦地挡开我的手，翻过一个身，懒得连眼睛都不愿睁一睁。我用力地又推了他一把，提高声音说：“福金，你该起床啦！”　　

耿福金突然像被烫了似的猛地坐起身子，睡眼惺忪地嗔怪道：“喊什么，鬼催的！”他仍然穿着一身早已褪色的军装，仿佛这是他标志性的服装。他的两脚一边在地上找鞋，一边揉着发红的眼睛，认出是我，忽然“呀、呀”地叫了两声，顺势溜下炕，和我握手，很用力地说：“觉生，你，你怎么来了？”语气间夹杂着太多人生突如其来的惊诧和喜悦。他的手很厚，很大，不住地摇着我的手，好像我在此时出现，令他很尴尬的样子。　　

暗淡的光影下，我望着这张再熟悉不过的脸膛，忽然有一种被岁月磨砺得有些粗糙的情绪油然而生，这种情绪又缓慢地渗进时间洗过的记忆的纹理，让我重温一段属于我们共同支撑过的纯洁的日子。我故意显出刻板的口吻，说：“我为什么不能来？石坝子村还是我的家呢。”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耿福金认真地摆着大手，说，“我是说我没想到你趁村里这个乱乎时候回来。”　　

“我也没想在这个时候回来，可等你这个村长请，又等不到，只好不请自来了。”我玩笑似的说道，以为可以松缓一下彼此的心境。　　

耿福金不自然地笑了笑：“兄弟你就别埋汰老哥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耿福金变化不大，或者说，这十几年来，他都没有特别显著地变化。脸膛方阔，眉毛浓重，新剃的胡茬儿，又使他的面色发青，带着一层疲倦。体高，身宽，肉厚，留一平头，根根直竖，神似古小说中所谓的“庖丁”。这时，他整理了一下身上皱皱巴巴的衣服，迅速系好球鞋带，走到前厅，将饭桌边的几把椅子扶正，又将桌子上的碟子、筷子以及残物收拾过，对我说：“坐，坐。”不知他从哪里找到一块抹布，在墙边的水盆里洗了洗，一边揩抹桌子，一边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睡得那么死吗？真是一言难尽。我已经两天没怎么合眼了，今天中午又请了村里几个狗东西们喝酒，就为了让他们赶快搬家。这次我算是真正领教了什么叫做拆迁。过去我们常说，不破不立，不乱不治，大乱才能大治。现在家家户户都不像过日子的了，逃难的一样。你看看我这儿，哪还像个家呀！”擦干净桌面，耿福金端来水壶和水杯，从桌子上的一个纸袋里抓了一把茶叶，投进水壶里，续上热水之后，他也在我对面坐下来，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包被他压扁了的硬盒中华烟，自己取出一支，就整包推到我面前：“抽烟。怎么想起这时回来？出差路过，还是办别的事？”我简单地向他述说了我此次回乡的想法，并说，如果可能，也希望能在石坝子村拆迁过程中搜集一些值得借鉴和宣传的素材。一听我说到这一点，耿福金立即拦住我，一边摇着大手，一边吸了一口烟说：　　

“拉倒吧，没什么可说的。那天镇里开会，还作为一项纪律规定，不接受记者采访，不搞大张旗鼓的宣传，如果有必要宣传，必须请示镇领导同意才行。各村的情况都差不多，你还是省点笔墨吧。”　　

我也点上烟，隔过烟雾，对耿福金的敏感产生一种同情，为官一方，耿福金也磨练出为官之道，懂得小心翼翼、谨从慎行的规则了。政治总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的性情，甚至左右着人生的走向。我表示理解地说：“这既不是我的初衷，也不是我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回来看看老朋友，看看二叔二婶，看看老房子，再看看村子的现在，这才是主要的目的。”　　

“那就好，那就好。我去给咱们弄点吃的来。”说着，耿福金将吸剩下的烟扔到脚底下碾着，走出了家门。　　

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提着一个布兜子回来了，说是从村头小卖部收来的熟食。有猪头肉，有火腿肠，有糖渍花生米，还有几听桃、梨、苹果之类的水果罐头和猪肝、牛肉罐头，大包小包摆了一桌子。如果我记得不错，猪头肉是石坝子村不分季节最喜人的食品，肥而不腻，切成小方块，或切成条，拌上黄瓜、大蒜泥，酱油、醋，再淋几滴香油，引人食欲，老少咸宜。我在城里很少吃到这么纯正地道的猪头肉。但妻子、儿子都不爱吃，一是怕油腻增加脂肪，二是不习惯酱香的味道，所以也就很少买，以致后来干脆就入乡随俗，几乎戒掉了这一美食。吃，是一种地域文化，品种、口味、色泽，都能体现一方水土的情调，所谓“食色性也”。虽然我对于吃不是很讲究的人，但我同样喜欢适合胃口的食物，不在于有多么精致，却要有符合地域的特色，那样，吃起来才觉得心爽意悦。耿福金把菜分成一盘一碟，又将罐头一个个地旋开，之后，从门边的碗柜里取出一瓶红葡萄酒，蹾到桌子上，一面用开瓶起子向上旋瓶塞，一面抱歉地说：“今天就凑合吃吧，觉生，明天我一定认真请你，按咱村里的规矩，给你接风。”　　

我笑着说：“你还是饶了我吧。我可受不了那套规矩。”　　

他满满斟上两茶杯红酒，说：“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石坝子村人，不守规矩，就等于不敬祖宗，那规矩可都是他们定下来的。”　　

“在外这么多年，早已不胜酒力了。”我注视着红色的液体流进杯子里，说，“你现在不就等于给我接风了？而且，如果今天你不在家，我都不知道今天晚上在哪过夜。”　　

耿福金将一杯葡萄酒推到我面前，说：“哪能像你想的那么丧气。在外说在外的话，这不是回家了嘛，就说家里的话。真没想到，咱哥俩能在这么一个乱糟糟地方喝酒。来，先喝一口，欢迎兄弟返归故里！”　　

我们相互碰了一下杯子，深深地喝下一大口。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石坝子村作为一个素朴的村落相沿成习的那些规矩的，似乎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这些规矩甚至演变成为人处事的规范和准则。凡规范大多含有礼仪的成分，而准则又大多起到约束的作用，这样，礼仪与约束互为制动，便成为村落经济自觉建立起来的一条标尺，人们正是通过这条标尺，衡量着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厚薄，也以此维系着祖辈繁衍下来的习俗。现在，那些规矩究竟出自谁人之手，或出自谁人之一念制定的，早已无可考。或者假如有一天真的考证出来，反而会破坏了规矩的神秘性，人心所向的乐趣也会因这种考证成真而降低了先人的威信。所以，愈是模糊的东西，愈具有吸引力，也愈具有蛊惑力。因此，这些规矩其实本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却因为它的神秘，村里人就一辈一辈传下来，像迷信的教条，被人们严格地尊奉着。最隆重的当属于大年除夕，石坝子村在老人们的指点下，以猪的形象做图腾，杯酒敬天地，敬祖宗，祈求新一年风调雨顺，日进斗金，五谷丰登；然后，涂着油彩，画成各式形象的高跷队披红穿绿，绕着村道，伴着锣鼓唢呐，一路舞去，街道两旁的大人孩子欢悦不止，竞相鼓掌。到了晚上，家家张灯结彩，院门大敞，新的高潮再度掀起，这就是相互拜年，问安吉祥，无论来到谁家，必须喝上一碗主人敬赠的白酒，一圈走下来，醉酒的人东倒西歪，山呼海叫，整个村子为他们欢呼，好像这是一种新年好兆头。次一等的是清明、端午，中秋，过得也是以酒作祝，遥寄惠泽丰腴，并施以节令酒来相互对阵，到最后两败俱伤，全无赢家。再次一等，便是接风酒，饯行酒，前者狂饮，以示盛情，常伴有豁拳、拆字等游戏性质的劝酒方式，后者似乎稳当一些，毕竟送的人要转天出发，总不能让人家满脑子酒精赶路，所以饯行酒只壮行色，不以酒醉为收场。今天，耿福金要为我接风，必是以酒醉为收场的安排。　　

不料，耿福金面露难色地喝了一口红酒，说：“已经十来年不再搞你说的那些仪式了。上边说那些东西过于陈旧，搞不搞的也没有什么意义。说话听声，锣鼓听音，现在人们都学得精明了，哪个还愿意和上边对着干？人与人的交往也不像以前那么单纯了，谁的心里都装着个小九九。经济社会就有这样一个好处，信息传播得快，连乡下人都懂得竞争了，只要学会了赚钱，哪还管得上什么规矩不规矩。这也是一种变化，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变化。”　　

“地里的活都由谁来做呢？”我举着筷子夹了一块肉，我想通过咀嚼体会一下耿福金的言外之意。　　

“哪还有什么地！不瞒你说，好几年前县里就相中了咱这个村子，要搞开发，建工厂，听说还有外国人要来投资。起先只是传闻，没想到去年春节刚过，就动真格的了。”说着，他狠狠地把杯子里的酒喝尽，粗糙的手抹了一下挂在嘴边的酒滴，像嘴角沁出的一滴血。“外国人有那么新鲜吗？没有便宜，他有那么好心眼，到这么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村子来建工厂？多好的土地啊，种什么活什么。每年看着生长的庄稼，就开始盼望着丰收，庄户人能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你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气！”耿福金有点哽咽，举起瓶子给自己倒满酒，长叹了一声。“消息传来的时候，很多乡亲都哭了，我也掉了眼泪，我想起我爹，当时分给他土地的时候，他多高兴啊！他跟我说，耿家几代人没有过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一直过着被人耻笑的日子，现在有了，是祖宗保佑我们了！可还不到三十年，这块土地又开始不属于我们了。来，兄弟，喝酒！”他举起杯子，和我的杯子碰了一下，咣地一声，我以为杯子碎了。　　

说话之间，不觉天色向晚，我正奇怪耿福金为什么不开灯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东厢房，托着一对铁制的烛台走回来，放到贴墙的位置，用打火机点燃。火苗活泼地跳跃起来。这对烛台的年代也许够久远的了，小时候，耿老大每到大年除夕的晚上，才从柜子里把它们请出来，摆放在供奉着耿福金的爷爷奶奶的照片前面，一左一右，中间是贡品，无非是几个苹果，几块糕点。春节过后，耿老大照例收拾起烛台，像宝贝似的珍藏着。“这可是古董了，能留到今天也不容易。”我端详着烛台底座的雕花图案，取笑着说。　　

耿福金却满脸歉意地说：“小时候，我爹点上它，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蜡烛油往下流，流成一坨，再小心地放到油碗里，放上一根棉线，平时照亮儿用。村子里从上星期就断电了，这就明着告诉你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谁也不能摸黑呆着，我就翻出它来。不过，点上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秉烛对坐，就感到特别温馨。”我附和道。烛火跳跃着，突然爆了一下，吓我一跳。乡下的做法颇类似于一些城市的强行拆迁，百姓与政府间的对立往往就是在利益博弈上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又往往是五十步笑百步，公平讲来，百姓和政府都要承担造成这种对立情绪的责任。但政府处于强势地位，主导地位，如同患者与医生的关系，前者居弱势，后者居强势，前者居被动，后者居主动，那么，百姓的利益或者说患者的利益，更多的时候是看居于强势地位、主导地位的脸色，好一些，或坏一些，就是二者能否调和的分界点。我曾不止一次为报纸撰文，阐释我的认知：如果我们以科学的、人性化的态度维系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提升生存空间的广度，应当以政府支持为前提，集社会资源做依托，从而改善现实中诸如基础设施建设等许多不如意之处，削弱人们内心为改而改的恐惧，建立起家园式的村落，如古人所言：“德不孤，必有邻。”那么，这种改善必会给人们带来信心，带来福祉和生活的乐趣。然而，人微言轻，几乎毫无收效。我还试图将人们固有的思想、传统观念做一次技术性的加工，从中发现我们的所作所为，按照符合客观规律办事的少，服从指令性和上级领导意图去办事的多，其间政治的因素，个人的情结，时风的渗透，利益的纠结，或偏或倚地改变着生活的意义和事物的方向。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现实，反观渗透历史精神的田园风物，袅袅炊烟，牛羊漫野，鸡犬相闻，都促使我们满怀敬意地去聆听旷古深处祖先灵魂的呼唤，一如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时焕发出来的温情，感染我们，带着希望的种子，收获丰硕的果实。然而，我浪掷过许多有益的时间之后，我懂得了强调个性化思维和强调功利性思维之间存在着无比巨大的差异，后者其实更容易获得强势集团或既得利益者的拥趸，这也就行成最简单的方式获取最大化的效益的手段：撤村并镇，土地收归国有。具有精湛艺术表现力的政治家提出的远景似乎比我的个性化思维还要天真：建设一个没有农民的新农村。我实在没有弄明白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提出：建设一个没有市民的新城市？于是，耿福金带领着石坝子村的百姓们，按照政治家的新寓言，开始了放弃土地之后的新征程。他和我二叔家在半个多月前相继搬到集祥镇去了。当地政府在镇上建了一批还迁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石坝子村民带着政府补偿的土地款和房屋赔偿金，心满意足、兴高采烈地乔迁到新居。为数很少的几户，带着补偿款和赔偿金，投奔到住房宽敞的儿女家里。耿福金告诉我，刘玉英兴奋得做梦都能笑出声来，做媳妇的时候也没这么乐过，此时还在新房那边收拾东西呢。我问他怎么没跟着去，他说，还要做村子里未动身的几户人家的说服动员工作，“他们觉得自己吃亏了，其实他们就是想不通，人挪活，树挪死，到了新地方再想新办法嘛。”这样一来，耿福金每天烟酒不离口，说话说多了，嗓子眼发紧。　　

石坝子村早已今非昔比，但我能体会到，改变生活习性，有时是很痛苦的。早年间，石坝子村像是被冷落在角落里的孤儿，披星戴月，守望着田野深处寂寞的桦树林，每到冬天，出河工的队伍就从那里走过，像一群觅食的野兽，相互跟踪着消失在视线中。“还记得那首儿歌吗？”耿福金忽然问，他的眼前浮起一层忧伤。我们低声唱道：“石坝子，土包子，地不平，水不清，粗茶淡饭家布衣。”这首儿歌不知是谁创作的，或创作于何时，却传唱得最久，也最能惹人动情。时间过滤了精神上的沉疴，留在记忆中的则只有咀嚼不尽的甘与苦。耿福金揉了揉眼睛，他不想让我看见他的眼泪。“粗茶淡饭家布衣，”他说，“杂面汤，葱花饼，油煎豆腐，这是当年多么好吃的饭食啊！端着大碗，好像永远吃不饱。哪天让刘玉英做给你吃。”　　

“好啊，我一定打扰。”　　

既然耿福金这样说，估计刘玉英的做饭手艺不错。恰也正是这种饭食，反而越来越受到城里人的青睐。“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而饮食在物，知味则在心。于是我便想到，时代的进步固然要以提高生活水准为其基本标识，但这水准又往往是因人而异的，穿貂皮与穿家布衣，孰优孰劣？吃山珍，品海味，与粗茶淡饭，又孰优孰劣？其界限也是因人的志趣不同而不同，这就像城里的女人以花去了多少钱为荣耀，乡下的女人以储蓄了多少钱为本分一样，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不知有几收目前之效而贻后日之忧者。　　

烛火蓦地又跳跃了一下，发出轻微的扑扑声，闪映出耿福金那张被酒精刺激的脸膛黑红黑红的。他端起酒杯，突然问道：“觉生，你说说，不管是石坝子村，还是其他农村的农民，他们需要的是高楼大厦，还是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需要的是柏油马路，还是乡间土路？哪一个对他们更现实，更亲切，更实在？”　　

我也端起酒杯在唇边犹豫了片刻，又放下了。我凝视着他的脸。他已经开始有酒意了。　　

　 　

七、平生第一次独居老屋　　

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不在于要学习什么新的逻辑，而在于我们应当向智慧之人请教如何去生活。生活的难题解决不了，蒸蒸日上的新世纪的曙光仍对我们是一种考验。我曾在南方一些省份的偏远山区，目睹过当地民族用鱼做图腾向上天祈求雨神普降甘霖的舞蹈，他们的舞姿热情，奔放，甚至有些狂野，但他们会觉得这样做就能感动上天，就能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其实这是典型的内容决定形式的膜拜，而不是形式决定内容的表演。这里面没有逻辑的演绎，却包含了生活的全部艰辛。也许我们会嘲笑他们愚蠢，当有一天我们面对灵山圣水，去感应它们所揭示出的生命神秘的面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愚蠢的？这也就是我在酒酣耳热之际，和耿福金边吃边谈时所感受到的心灵的颤动。耿福金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从裤腰带上解下一把钥匙，递给我说：“你二叔搬走时留给我的，让我有什么事情帮他照看一下房子。”我先是一愣，接过钥匙，攥在手心里，朝他木讷地点点头，感慨道：　　

“我实在没想到大家搬得这么快。我总以为这次回来，还能在老房子里住上几天，体会一下我们从前的日子。”　　

耿福金揉搓着花生米的皮，然后丢一个到嘴里，嚼着，说：“今天你还能够体会，屋里也还有东西，都是很简单的。和我这里差不多。”　　

“刚进村的时候，我到老房子那里看过了，西边的窗玻璃有的都碎了。”　　

耿福金好像有些兴奋地说：“那是抬床架子时顶碎的。二婶在旁边一个劲儿地念叨，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当时我们还都笑她，只有二叔没笑。”　　

我试探般地问：“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大家伙当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不那么平静，忽然找到个话茬乐一乐，还非要有个什么理由吗？”耿福金重重地喘了口粗气，又说，“要不就住在我这儿，要不就回老房子，随你便。反正我这里也是冰屋冷炕的，回去住也好。”　　

我说：“既然有了钥匙，我想我还是回去住的好。”　　

耿福金送我出来，脚步有些趔趄。我让他赶紧回屋休息，并帮他关好院门，然后推起自行车，朝老屋走去。奔波了一天的辛劳，加上红酒的作用，好像并没有解除身上的疲惫，反而更加乏力了。脚底下的路坑洼得厉害，不是踩到一块碎砖头，或车子被石渣垫一下，就要摔倒在地。我知道这是酒的作用。酒是精神的陪衬，在活跃了我们的思维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酸楚的情感，一如淡忘了的过去那些宁静的日子，此刻又鲜明地浮上被酒精摇醒的躁动的心版，让我们重新去体会生活律动中覆盖在柔美旋律下的嘈杂喧嚣的节奏。从充满了烟雾和蜡烛油味道的房间里，一下子走进清新的空气中，头脑豁然感到一阵轻松，连眼睛都觉得清朗了许多。月色皎洁，清辉盈怀，仿佛久违的故乡就应当有别一样的天空。我忽然想起特别古老的几句诗：“青青河畔草，绵绵思无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艺术是现实的反映，在它具象的表达出内心多层次情感的创造过程中，也反映出人生归宿的凝结，也就是说，外在的艺术魅力即使再美好，总也难以掩抑住客观存在的苍凉。小时候听二叔讲过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十分可笑的故事背后，总能感到几分悲哀，这种悲哀究竟为谁而发，也早已随过往烟云湮灭在成长的路途上了。有人说艺术的灵感取决于外部事物的反射，而我却认为灵感只能产生自心灵的感动。有了这份感动，才有了艺术创造的个性。街上没有人，也听不到孩子们的打闹和狗的欢叫，甚至仿佛连一丝春夜晚风都不愿掠过。我走在高低不平的路上，好像第一次领略到什么叫做“空巷”。我联想起有一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车队要路过我们这座城市，交管部门从半夜就开始了交通管制，所有主干道看不见一辆汽车，看不见一个行人，戒备森严得仿佛临战的前夕。路两边错落不一的已经搬空了的宅子，俨然黑魆魆的怪物蹲在那里，闪烁着月光的门窗玻璃像眨动的眼睛，随着你的移动而移动，令人禁不住心生疑惧。石坝子村整个落入沉沉的静谧中，唯有我的脚步和自行车链条磕碰链盒的声音。偶尔从路过的一家窗口透出惨黄的光晕，那是燃烧的烛光，里面还有人住，还要顽强地坚守到最后一天。我大约能记起那是谁的家，但此时的我不想，或者也没有那份兴致去打扰他们。石坝子村有些人的固执真是不可理喻的，好像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者，就是赢家，谁就能在众人面前说三道四。我不禁对之报以自嘲般的微笑。　　

来到老宅子跟前，我打开院门的锁，打开房门的锁，还打开一条穿过两扇房门把手的铁链子上的锁，这样，我才将自行车搬到屋里。完成了这一套程序，我再次领教到二叔在生活小节上的仔细。屋里有一股霉味，夹带着老房子年深月久释放出来的潮湿气。我将房门大敞开，换一换新鲜的空气。从耿福金家出来的时候，他送给我一包红蜡烛，我取出一支点上，摇曳的小火苗顿时闪烁出黄色的晕光。这套老房子和石坝子村所有房屋结构一样，朝南三间，两侧为东西厢房，中为厅堂，有客人来，一般都是在这里接待。那时，我的父母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放弃了县城学校教书的工作，毅然报名参加奔赴西北偏远山区支边建设的大军。那是一个人人讲求信仰、讲求奉献、讲求理想的年代。他们怀揣着改变贫困、改变落后、沧海变桑田的宏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滚滚洪流中。后来我曾读了一些父母在西北写给爷爷奶奶的信，我在字里行间还发现那是一个追求真理到了近于疯狂的年代。到我凭自己的意志来审视父母那一代人的种种行为的时候，我便认识到，真理只能是理智的结晶，非理智的真理也只能是虚伪的，甚至还是荒谬的。但爷爷仍为我的父母保留着他们住过的西厢房，以为年轻气盛可以凑凑热闹，呆不过几天就得饿回来。到二叔结婚的时候，爷爷也没有把西厢房腾出来的表示。为此二叔还和爷爷之间产生了一些不愉快。二叔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空地盖房子，就在东山墙接出一间，作为他们的新房。后来，大约是爷爷和奶奶看出他们的长子、长媳死心塌地不回头的固执，两三年之后，伴随着二叔、二婶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还是由奶奶出面，将二叔一家接到西厢房，我和爷爷奶奶仍住在东厢房。这样，便把接出来的那间房子拆掉了，用拆下来的砖，沿着山墙建起了一个院子，一直保存到如今。　　

屋子里空落落的，除了一些日常应用的小物件没有搬走，如洗脸盆，肥皂，毛巾之类，几乎是空空如也，透着无奈中的没落之气。我迈进东厢房，房间的黑暗仿佛默默地向我述说着什么，我朦朦胧胧地体验到衰败在这里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在别的地方重新滋长起来，那便是甦醒的自觉，黎明的诱惑。土炕还在，炕上铺着简单的炕被，单子已经撤去，留下一个枕头孤零零地躺在那里，炕角还整齐地叠着一床花色棉被，这大约是二叔预备自己回村时暂住之用物。墙上还挂着今年的挂历，一个清俊俏丽的女子，一手叉腰，一手擎着一朵盛开的牡丹花，斜倚在一辆红色轿车的车身上，好像待嫁的新娘笑意可人地迎接每一个面对她的观众，背景是青绿色的草地和更远处的摩天大厦。只是满落的尘土将女子的神态和整幅画面涂得有些黯淡，以致让人觉得本是时尚的享受，却落到这般风尘的地步，着实有些可怜呢。我掏出仍是耿福金送给我的多半盒中华烟，抽出一支，借着烛火点上，吸了一口，意态朦胧地环顾着房间的一切。跳跃的烛火将我的身影打到墙上，仿佛将我的另一半融进老房子残喘的壁缝间。我一时不知自己为何而来，又为何独居此屋？晚间的静谧，犹能听到昆虫的奏鸣，我心紊乱地感到一丝孤独。人，总有一种极强的适应能力，即使条件反射引领到被动的境地，他也会凭自己的韧性创造那最初的园囿。然而，世事沧桑，红尘难虞，变幻的空间往往无不带有侥幸的存在，既要穿梭随影般地追逐时令的呼唤，又要趋附亘古相习的传统的约束，侥幸的存在，也便意味着生命时刻处于颠沛的状态。我曾把这种侥幸概括为“无定”。就像佛界的教导，无定不能慧体，而不能慧体，则不能致用。　　

我没有圣贤的清净，自然也就难免染上俗尘，但我会坚守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那就是：活得真实！老房子是我生命的起点，由此出发，犹如攀登人生的阶梯一般，到头来，无情的岁月侵蚀了曾经年轻的意气，喧嚣浮躁的尘世又覆盖了昔日的韶华，半百光阴，福祸相倚，喜忧无常，就这么蹉跎消耗在日夜奔波的程途中了。内心沉寂，忧忡，凄冷的感觉奋不顾身地涌满胸膛，不觉像滴落的烛油，几点泪珠滑到脸颊上。　　

我又来到西厢房，空旷得好像走进一个久无人烟的穴洞，破碎的窗玻璃仿佛露出尖利牙齿的大嘴，吞噬着惨白的月光。我又点上一支蜡烛，举着，环视这个久疏问候的房间。地面上的几张纸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将蜡烛立在窗台上，弯腰捡起纸片，凑近烛火，发现那竟是文革期间散发的传单式的毛主席语录，烟卷盒般大小，字迹紫红，上方端正地印着毛主席的侧面木刻头像，时间太久，纸张泛黄，挂着霉点。这一定是二叔搬家时遗落下来的。其中的一张纸片上印着：“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还有一张印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历史在黑暗中闪现着灵光，清晰地折射出倒退四十几年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是以怎样的雄浑之气势深入到全国各地的每一个角落。记忆，是我们正确认识、正确分析那一时代发生、发展历程的素材，是一代人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精神洗礼。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很少真正客观地解读那一时代话语背后的实际含义。贴着墙角还有一张纸，我也把它拿到手里，是一张歌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纸质和繁体字印刷的质量上看，也应是文革期间的遗物。这首歌曾经、乃至现在，唱遍了大江南北，塞外高原，不论歌曲的情感，还是激发出来的气势，都给人以沸腾的鼓舞。睹物思往，我还真的想起一件有关于二叔的趣事，而在当年却是一桩窝心的事。农闲时节，生产队也要搞一些群众文化活动，学《毛选》，学政治，自不待言，组织成立一个男女青年社员歌咏队，是石坝子村挺露脸的一项创举。那时，二叔刚刚成家，年轻力壮，还会拉手风琴，于是就选他当了这个歌咏队的队长。二叔是那种像人家说的“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给个不拿工分的职务，也像捡了狗头金似的热情高涨。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着急歌咏队的队友们，在晒场上练习合唱。所以，有一阶段，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像牛吼驴叫的声音回荡在村子的上空。有一天，公社要开展歌咏比赛，当然不能缺少石坝子村这个标签式的歌咏队。记得那天比赛是在大队场院里开始的，石坝子村的节目是合唱《游击队之歌》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各村观众边鼓掌，边起哄，怪声怪气地叫：“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真好像不再来一个就不能下台的架势。坐在椅子上抱着手风琴的二叔出事就出在这个时候。他是队长，自然要有点队长的威信。他站起来，对他的队友们说：“那就给乡亲们再演唱一首‘没有共产党’吧。”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坐在观众中的公社领导立马拉下脸来：“小孟，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二叔的脸“腾”地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很快又变得蜡黄了。他知道自己说错了，改，已经来不及了。就这样，一首歌名，少说了一半，让一场全公社的歌咏比赛热热闹闹开场，灰灰溜溜的谢幕。后来，二叔做了好几次检查，有文字的，有口头的，折腾了两个多月，这件口误之事件方告平息。为这事，二婶差点和二叔闹离婚。后来，二叔总结了一条经验：药可以乱吃，话却不可以乱说。　　

摆弄着手里的这几张纸片，仿佛要掂量出它们的分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平静的生活中总会被残酷的一面惊起波澜。我仔细地将纸片夹进放在车篓里的笔记本中。这已经不仅仅是素材了，而是史料，它记载了、见证了过去年月中的一段悲情的日子。　　

疏朗的月光隔过门窗的玻璃流泻到房间里，像倒流的时光揭开了尘封的帷幕，更增添了这心怀的寂寥。我怀疑是不是有些后悔自己此次的贸然回乡。夜是如此空阔静谧，像是张开的网，将我牢牢地捕获其中，难以挣脱。几只蚊子嗡嗡地从我眼前飞过，随手抓起一张旧报纸去轰赶它们。我又忽然想到，人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动物，以为自己很伟大的时候，看到的偏偏是自己的渺小；我们常常力求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完美，纯粹，却发现遗憾与缺陷常伴左右。这其中肯定有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只是我们一时没有意识到，或有意识地不去予以关注。燃烧的蜡烛爆裂了一声，散发出刺鼻的烛油味，弥漫在房间里。我置身在这样一个空阔的环境中，虽然有些出乎我早晨出来时的意料，此时却也心若止水。曾几何时，我作为石坝子村的一员，作为地地道道农民的子弟，出外求学谋生，大约这不会是一次简单的转折，然而，谁又能说，这不是命运的大手在有意识地拨弄？好像我现在的一切都没有脱离开石坝子村的束缚，或者说，这种束缚始终延伸到我的每一根血脉中，让我与故乡的土地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我已经在城里生活了超过三十年，读书，谋职，娶妻，生子，一连串的生命变迁，到现在我也不敢确定自己就真的属于那个叫做“城市”的阶级。我记得曾有过一个不算短的时期，我是茫然的，我不明白，那些和我一样从古老的乡村中走出来的同学、同事，他们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淡忘、忽略或混淆自己的身份呢？谈及故乡，仿佛被人揭了不名誉的疮疤一样，觉得自己失掉了颜面，取而代之的却是夸耀自己既得的地位、权利，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财富，唯恐被人轻视了自己的存在。他们口口声声说“一视同仁”，却早已在心灵的深处为自己的利益排好了座次。越是这样，他们越要表现出超类拔群的气魄，凡低于自己的所谓下属，一概训而斥之，那么，对他的上司，可以归顺到如旧中国奴仆的地步，且为此流露出心甘情愿的满足。社会搭设的舞台，只要有勇气，就可以到上面去扮演你自己愿意扮演的角色，只是这种角色扮演得时间过久，能演变成为生活中的真实。我曾说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虚荣，是一种鲁迅笔下“阿Q”精神觉醒后的再次迷茫，却招来别人认真而轻蔑的嘲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吧？那就叫本事！我们这个社会不再会去在意你的出身，在意你的学识，更不会去在意你祖辈上的光荣也好，龌龊也罢，关键在于你存在的价值，也就是你的经济价值，还有社会的利用价值。这也叫做与时俱进。”其实，他们的言外之意，无疑是在谴责我对于悠远绵长的历史文化的天真的缅怀，谴责我不识时务地妄图从过去的年月里汲取生命之朝露的野心。然而，我又想，既然他们没有错，那么我也就没有错，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追求，我自有我的生活追求，生活中大道千条，总会有适合我的一条。不与之为伍，正可以冷眼旁观，透过外部的生命形态求得探测社会肌体的生命体征。　　

我重又点上一支香烟，望着地上如霜的月光。我的脑子很沉，很乱，也就任思绪飞舞，懒于去做什么细致的梳理了。我回顾起自己走过的一些城市，乡村，总要想到一个非常悲观的、有时又有悖于时尚的问题：变乡为城，或变农为商，真的能够弥补经济社会的缺憾吗？或者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唯此之外就别无它途和良策了吗？我并不想纠缠于政治与经济的利益考量中，中国的问题往往不是凭几个人拍拍良心就能得到稳妥解决的，很多发生在并不遥远的昨天的事情，比如物价调整，比如产业整合，比如下岗再就业，等等，既想亡羊补牢，结果却是矫枉过正，既想立竿见影，结果却因小失大。我时常徘徊在历史的过去和历史的现在，自觉不能承担起如此重大的道义，便情不自禁地暴露出狭隘内心的所思与所想，从而给人以把柄，寻到了可攻击的靶子，非以致命，却也伤痕累累，包括妻子都要时不时地对我给予揶揄：“你永远不能把自己摆到一个合适的位置。”那么，合适的位置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呢？以城里人为例，好张扬的是自己有一处或几处房产，有一辆什么品牌的汽车，外加幸运好一些的能得到一些不明不白的外快，基本还是属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上的则是以钱买权，以钱买色，满足一下自己最原始的支配欲望和心理欲望。但大多数城市平民仍喜欢过一种安分守己、按部就班的生活。乡下人则不同，他们大多拙于言辞，也许不会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道理，也许根本不想示自己的内心于光天化日之下，也许他们更深深懂得凭乡下人的单薄之力难挽既成的局面，反而不如“莫管他人瓦上霜”来得实际。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即使托人烦路到城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份职业，内心深处仍是宁可被边缘化，也不要去以卵击石。他们为了一份职业可以忍气吞声，可以忍辱负重，即使如此，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城里人不屑一顾的付出最多、报酬最少的工作。他们唯一能被人记起的时候，就是逢年过节时逢场作戏般的慰问，还有节日期间生活垃圾没人清理的时候，城里人便盼望着那些回乡过年的乡下人尽快回来。过后，谁也不会真正将他们放在心上。由此可以看出，城市留给乡下人生存的空间其实是很有限很有限的，他们的根在土地上，只有土地能理解到他们内心真实的情感。无论多少年过去，无论岁月如何染白了黑发，无论辛劳如何扭曲了手指的关节，唯有土地不会嫌弃他，唯有土地是实实在在的，他们的生命之根沿着地脉保全着健康清醒的意识。在我和耿福金交谈的过程中，他不无隐忧地说：“村民们想不想改善生活？想！哪天都想。做梦都想！可他们想不起。眼下是改善了，补偿一笔钱，而且还是一笔数目不小的补偿费，可以后呢？如果往前看，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一分钱都不敢花，这不是财迷，是害怕。他们要担心日常的生计，在没有了土地以后，能不能承受得起生活的开销和负担。这还不要说忽然有个什么小灾小病的，那又将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忽然充满自信地说：“这恰恰是政府应当考虑的，民为本，社稷次之。”耿福金怅惘地从鼻子里“哼”了两声，不再言语了。如果说耿福金的态度是从政的含蓄，我理解，如果说这是他对现实的无奈，则连我那一点点同情都已无落锥之地了。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而言，我可以切身体会到，农民的追求在于维持生计，实实在在地谋取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乐趣，而不会受表面的虚荣以及冠冕堂皇的舆论宣传和导向性的驱使，他们需要的是明确的整个社会体系中专属于自己独有的社会身份，而不是靠乖张取巧换来的一份所谓城市户口，尤其在今天，商品流通的快捷极大缩小了城乡界限，也极大拓宽了供应渠道，户口的实际功能早已弱化；他们心甘情愿又心安理得地为社会提供份内的报偿，而不是丢掉主业去参与经济社会日益酷烈的竞争；他们既缺乏这个本领，似也不具备优势的资格，仅以疏通各种关节这一点就为他们参与竞争设置了无形的障碍；他们以朴实为自己的生存之本，也以本分为自己的做人之道。因此，改善农村格局，改善农民现状，可以有许多渠道来疏通阻碍整体社会进步的症结。即如目前，人格意义上的城市人、乡下人的界限早已打破，现代化的进程也并不是城市人改造乡下人，或乡下人改造城市人那么简单，而是城乡居民都能够平等地成为“完整的个人”，唯此方可成就起和谐大义的宗旨。这既是一个命题，也是一个方向。　　

我曾看到过一份内部资料，说，2007年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保守估计在4000万人以上，今后每年还将新增200多万人。我不知道这一数字统计是否准确，但我总觉得，石坝子村的村民在这200万人中简直就是凤毛麟角，也正因此，才能联想到“新圈地运动”已经无孔不入。有人曾经幻想地提出，失地农民和村集体可以自主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摆脱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并在政府给予一定的优惠税收政策做保障的前提下，以提高农民适应新形势的就业观念，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面对这样的建议，我只有撇一撇嘴，这与前几年大批国有企业实行职工下岗再就业的方法有什么区别吗？理论家们的幻想有时竟比小说家的幻想更天真，更丰富，也更具随意性。他们逍遥地坐在政府的椅子上一边品茗，一边漫无边际地讨论连他们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他们恰恰没有想到非甲即乙，或非乙即甲的逻辑推理其实是在转嫁危机，以为这样简单地亡羊补牢，即可化解经济社会中必然存在的矛盾，即可迅速弥合日益凸显的贫富差距。这就像当某一天我们忽然发现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主体地位已经动摇，那种发自内心的失落感足以让我们痛彻肺腑。　　

一瞬间的垮掉，也许需要多少年的时间、精力去修复。现实的残酷真容不得大意和漠视。好比在保存湿地和在湿地上建筑寺庙的选择中，我想我们应当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保存前者为的是保持生态的平衡，建筑后者不过是人为地筑起一道精神上的枷锁罢了。而在经济社会的价值考量上，更多的人会反其道而为之，因为有利益这个核心在起着杠杆的作用。即如马克思在解释资本交换过程时指出的那样：“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　　

那么，如果我处在耿福金的位置，又当如何解决这种农民与政府，农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对立矛盾关系呢？或者说，我有这个能力和权利去解决吗？每一时代自有每一时代的任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我面对深沉冷静的学者们的理论处于一种形而上的边缘的时候，我会秉持作为一个作家的良心，抛开人云亦云的口号，去选择适应自己的情感方式，去确立自己的认识角度。我从静谧的夜空中收回目光，重又点上一支香烟，同时又续上一支蜡烛，烛火窜突了一下，袅袅烟雾混合着烛油的味道，游丝一般在我的面前盘旋。想到刚才的一些自以为是的想法，不禁暗自嘲笑自己的虚妄，而这种虚妄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酒精的作用。那么我就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看看能有什么新的认知？我望着面前的烛火，仿佛望着被烛火燃烧的思想。回乡之行的一路奔波，使我发现，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尤其在改变了农村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这一点上，不得不说来势凶猛，也不得不说势在必然。经济社会制造的热闹已经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它打破了过去农村经济的框架结构，摒弃了过去根深蒂固的生存观念和生活模式，张扬的则是优胜劣汰的竞争，利益至上，价值观转型等现代意识。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人人都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我独尊，身上有释放不尽的潜能的时候，恰恰说明我们的肌体中的某一部位正在产生新的变异，引领潮流的人，正为潮流所遗弃，看别人都是多余的人，其本身正自我沉落。目前，我们分明见到的是城市人膨胀虚夸的作风，娇柔造作的习气，颐指气使的浮躁，渐渐影响到乡下人的日常生活。时风所指，自有其所指的道理，而我想说的是，乡下人的思维惯性远远不是城里人所能理解的，因此，强制性的推行一种所谓农村城市化的模式，只能说是在社会经济总体发展还不平衡的前提下，对农村经济进行利益再分配，占有土地只是地方政府积累政绩的一个环节而已。而普通百姓的理想愿景又是什么样的呢？有城有乡，有工有农，有学有商，才见出社会的完整，机体的健全，强意于一统，混淆于城乡的概念，便会出现新的垄断，以及新的利益集团，时至今日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走向弱化，也即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曾经十分鄙薄、憎恶老子描绘的乡村场景：人各安其土，乐其俗，老死不相往来。其实那是乡村之俗，乡村之乐，求乐，也即求福。再者，商品社会移植到乡下，也很难有其适当的土壤，所谋大，变数也大，一夜暴富，或一夜赤贫，皆非土耕农织之辈所能效法，尤其中国人，不擅变，而贵改。改是在已有基础上的完善，变是推翻现有秩序去重建；改是继承，变是否定；改有规律可循，变则难免要标新立异。因此，石坝子村的今日应是变而非改，造成人们的惶急和认知的不同，当在情理之中了。　　

　 　

八、我是这样从睡梦中醒来的　　

凌晨五时，天色甫明，一辆突突的拖拉机从门前开过的声音，惊醒了我的睡梦。拖拉机辗过坑洼路面时的剧烈颠簸，仿佛快要散了一样。我睁开眼睛，忽然觉得眼前一阵旋转，屋顶上的斑驳污渍幻化成了一幅不规则的抽象画，不停地变换着角度，变换着形态。也许是一夜没有睡得安稳的缘故，心脏跳动得很快。我坐起身，揉了揉眼睛，方才明白自己所处的空间，好像有一个轴心改变了我的方向感。我穿上衣服，叠好被子，将房门打开，透进一股清晨清鲜的空气，带着空阔原野散发出的青草的味道。村子依然是静悄悄的，没有鸡鸣，也没有狗吠。倒是有几只麻雀落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树上，不停地聒噪。早年间的此时，已经有出早工的抗着锄头回来吃早饭了。时间无情地转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要努力去转变人们的思维观念，现代性就是这样以其时尚的、蓬勃发达的韧性而无孔不入。我站在院子里，东方的天际泛起一层青灰色的云层，遮盖着即将初升的太阳。我一边活动着四肢，一边惆怅地想，其实，所谓的现代性，无非就是在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上蹿下跳的一个概念，是在时间与空间的交汇处来回穿梭的一个棋子，谁能将这枚棋子摆活了，谁就是赢家。那么，现代性与时代性究竟有哪些区别呢？不过是怎么样活和活得怎么样的一种自觉。我从来不会抱怨我的生活，所以我也并不羡慕别人生活的质量。　　

我盘算了一下今天的行程，检点了一下自己的物品，发现我的手机依然温顺地别在皮包的一个小袋里，像是被人冷落的样子。我把它握在手中，用毛巾擦了擦浮在上面的尘土，然后打开了电源。我到院子里洗漱，便听到手机“嘟嘟嘟”地响起的一连串接收到短信的声音。在这清静的乡间的早晨，能听到这样的动静，格外刺耳，我竟不能辨别这些信息带来的是喜是忧。我打开手机，屏幕上显示出共收到五条未读短信，逐一看下去，一是妻子发来的，写道：“你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这倒满符合你的性格。一个人独来独往是不是特别惬意？”仍是一副不改初衷的揶揄的口吻。我沉思片刻，翻开第二条短信，是我大学时的一个名叫钱文芳的女同学发来的，她写道：“打电话找不到你，梅婷告诉我说，你回乡下了。接到短信，给我回电。”我想不出她找我究竟能有什么事情，而且这种命令式的口吻，颇含有自负的矫情。第三条短信仍是妻子发来的，写道：“钱文芳来了。还是老样子，只是比以前干练了许多。她是为儿子工作的事情来的。具体情况是不是等你回来再说？”我忽然想到半年前确曾和钱文芳谈到儿子工作的问题，希望在她方便的条件下，借助她的力量，牵线为儿子安排一份合适的，或比较稳定的工作。当时也仅是随便说一说，就像没话找话说一样。从妻子的短信中想到此事是不是已经有了眉目？我的心不禁有些忐忑。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希望得到的，总觉得那么遥远，如果这希望即将成为现实，又会感到烫手。我时常在这两者之间产生犹豫，甚至恐慌，甚至歉疚，就像我写出的文字，一方面希望它能尽快和读者见面，可真的发表出来，另一方面的问题又出现了，觉得这不完全是我想说的话，或者我还有很多话要说。我继续翻看下面两条短信，本以为还是她们发来的，向我提供更多一点的信息，让我有抉择的余地，不料这两条短信竟像是我收到过的无数个售房信息一样，什么地点优越啦，什么环境优美啦，什么价格优惠啦，等等，每看到这样的短信息，总是很不舒服，使人感到开发商们将房子辛辛苦苦盖起来，再辛辛苦苦卖给别人去住，十分委屈。面对这种委屈，我只有满怀同情地将短信删掉。　　

看看时间尚早，不知此时给妻子打电话会不会惊了她的梦。索性掩上房门，独自一人来到空旷的街上，好像要在此时与故乡做一告别。曙色初明的早晨，掩映在雾气蒙蒙中的房屋安静得仿佛逆来顺受的寡妇，低眉顺眼地任人拨弄。我想起曾读过的一篇社论中说：“扎实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可这毕竟是政府的声音，不是农村的声音，不是农民的声音。在一些打着招商引资的招牌，却明目张胆侵占农村耕地的地区，开发商们依靠着政府的强力支持，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建起了标准厂房，结果怎么样呢？商，没招来，资，没引来，耕地就这么白白地毁坏了。更有甚者，圈起一块土地，热热闹闹地举行奠基仪式，接着砸进几根水泥桩，之后，几年时间都没有进展，闲置在那里，根本就没有谁来过问这件事起初是如何决定的，谁来对此负责。政府征地好像已经成为政府行政的一个主要内容了。有一天，在和妻子发生争执之后，妻子忽然做了个妥协的手势，说：“我们不要为了这件事争吵不休了吧。社会的变化，现实的复杂，我承认，我有许多是看不懂的。我们共同保持一点信心，保持一点耐心吧。”我攥住妻子的手，说：“世间的诸多事情，有的是认识领域的，有的是专属范畴的，纠纠缠缠的谁也说不清楚，就算它是命中的定数吧。”那天我与妻子和解了，然而和解得那么生分，那么沉重，还夹杂着一丝忧伤。持以如此的理解，我从迈进石坝子村的第一步，就有一种几近于压抑的感觉，这是同城里的压抑感截然不同的一种感受。昨天村口那几个孩子对我的质疑，重新唤回我对他们的感激，因为他们让我再次体会到“淡定”的人生应当成为每一个人共同的生命追求。然而，现实的严峻，信仰的缺失，价值观的变节，以及诸如此类的“底线”的下滑，也不容我们小觑，而且更增添了我们心灵的悲观。好像我们面对的今天的这个世界，土地，资源，环境，产业，金融等等，一下子都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威胁，那么，只有通过彻底推翻过去不够稳固的经济基础，彻底否定过去极左思潮引领下的上层建筑，才能焕发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思想意识和人生价值观，才能延续我们努力拓展开的生存空间。由此，我们一天比一天浮躁，一天比一天脆弱，并在浮躁和脆弱的支撑下，培植着自以为是的挑战者的姿态，去进攻潜意识中的所谓“危机”。当有一天我们反思自己今天的行为，会悲哀地发现，我们力求改变的恰恰是我们应当全力加以保护的。　　

太阳缓慢地升起来，苏醒的大地仿佛正在做早晨的运动，嫩绿的树梢，土坯矮墙边的紫色的蔷薇，悄悄地吸附着温暖的阳光。四周渐渐起了一阵响动，还未搬走的人家，忙着烧灶，准备大人和孩子的早饭。一会儿的功夫，从灶膛里翻卷上来的浓烟顺着灶口和烟筒飘散在村庄的上空。“看看几点啦，还不起床啊？”从我身边路过的小院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并伴有被烟呛的咳嗽声。　　

走到面前的一个土坡上的时候，觉得呼吸轻松了许多。看看手表，六点半多，我便返身从另一条还算熟悉的小路折向老房子。我掏出手机，给妻子拨通了电话。响过几声之后，传来妻子睡意慵懒的声音：“今天你怎么舍得把手机打开了？重回故乡，心情是不是特别激动？”　　

“感觉好像在梦中，但没有梦中的美丽，反而凄凉。”　　

“反差这么大，倒不如留下一个好梦让自己慢慢品尝的好。见到二叔了吗？”　　

我告诉妻子说：“二叔半个月前搬到集祥镇去了。县政府特意在镇子上建了一批公寓楼，专为安置这些拆迁户的。今天我会到镇子上去找二叔。”　　

“你这一路蛮辛苦吧？”妻子大约在床上换了一个姿势，说话明显地爽利得多。　　

“还好，没觉得有多么辛苦。我刚刚看到你和钱文芳发来的短信息。”我绕过挡在脚下的一块石头，顺势就坐到上面。妻子似乎想通过手机，捕捉在她如阴影一般笼罩着的犹豫：　　

“正好我要和你谈这件事。我实在不清楚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可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很满意这份新的工作。”　　

我说：“每到一个新的单位，他都会满意。”　　

“你还没有听我说完，”妻子拦住我的话，接着说道，“昨天晚上钱文芳来了，说你托她给儿子找工作的事情已经办妥了，下周一去报到。这可是解决了我们家的一个大难题。消息来得太突然，太出人意料，反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你事先一点也没有向我们透露过，儿子都说你城府很深。真是看不出，你在钱文芳的心目中还有这么大的位置。”　　

最后这句话透露出浓浓的醋意。我展缓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便想到当时和钱文芳说起儿子的事情时，只是顺带提了这么一句，而且还有笑谈的意味，并非如妻子也好，儿子也好，他们所体会的什么“城府”之类。因为这件事的本身就不具备必然性，也就没有作为一项重要的议程安排在每天忙碌的运转中，甚至后来我和钱文芳也并没有为此而交换过任何意见。我将我的这种想法对妻子说过之后，补充道：“我没有告诉你们，是因为我也对成功与否没有足够的信心，空抱着一个热罐子，其结果就是希望多大失望也多大。当然，她如果有这个能力解决儿子的工作，那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过几天我就回去，事成之后，我们好好地谢谢她就是了。时候不早了，你也该去学校了吧？”　　

“手机最好别总是关机。”　　

我站起身，将手机揣进衣兜里。和妻子的通话不仅没有得到夫妻间的正常沟通，却在通话中架设了无形的疑虑和好奇。尽管我们一直纠缠于一些并非原则性的误解，但这些误解很少能得到友好的消融。我从妻子的语气中分明听出了她对我的猜忌，还有对钱文芳的嫉妒，好像我和钱文芳故意向她隐瞒了什么。嫉妒是女人的天性，这真是绝妙的总结和概括。我怀着踌躇的心情，毅然再次将手机关掉。回到老房子门前的时候，身上已经有些热了。我朝太阳升起处望了望，整个村子洒满了可爱的阳光。如果说太阳朝升晚落的轨迹是一条规律的航线，那么，人生的起伏升落似乎就没有这样简单了，其间会有无数的不可测知的坐标来引领着生命的走向。“这个钱文芳啊，你办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总应该提前和我打个招呼才是！”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走进屋里，迎面看见一位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女子，笑意盈盈地站在厅堂里，脸上含着对我有所打扰而歉然的表情。这个表情打断了我的思路，与其说惊讶，倒不如说惊惧地停住了脚步。温暖的阳光正照到这个女子的一侧，姣好的容颜饱含着石坝子村女孩子固有的特点，颊红，圆润，唇红齿白，齐耳短发，落落大方。紫花对襟的外罩，不改乡俗的方口布鞋，都给人一种素朴、端丽的感觉。我问她找谁，她就很爽快地说：　　

“我叫小琴，公爹让我给您送早饭。”　　

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手里提着一个柳条编的食盒。早年间，农活忙的时候，大多是用这种食盒往地里送饭。我问：　　

“你公爹是谁？”　　

“您昨天见过的耿村长。”　　

“这么说你就是他的儿媳了？”　　

小琴的脸颊更加红润了一些，羞赧地点点头。她把食盒放到桌子上，说：“您慢慢用吧，我还要去照看那间小店呢。”　　

“你怎么不回镇上去？”我想起耿福金全家已经搬到镇上去了，便问道。　　

“公爹说这里还有十几户人家没有搬，我走了，别人用点什么东西不方便。好在也没有几天了，村子就真的成了空村了。”　　

这时我才想起昨天晚上，耿福金那么快地拿来那么多吃的东西，原来都是儿媳妇的小卖店里的食品。　　

小琴眨动着长睫毛的大眼睛，又说，“听公爹说，您今天去集祥镇？今天那里有大集，可热闹了！”　　

看她的神情，好像很向往的样子。我向她表示谢意，她朝我笑笑：“您是客人，应该的。”说完，就转身离开了房间。望着她的背影，忽生感慨：有这样的土地，才能造就出这样蓬勃的生命，不论城里的姑娘或女人怎样拼命地打扮，也不会有这种天生丽质和这种天然的纯真美！　　

用过小琴送来的早饭，包括两个烧饼夹牛肉，两个茶叶鸡蛋，还有一暖杯烫嘴的牛奶。这顿丰盛的早饭吃得我脑门冒汗，甚至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胃口。若在城里，早晨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就匆匆忙忙地向单位大楼里奔去，开始一天所谓的“工作”。至于工作的意义，是没有多少人去在意的。洗刷过杯具之后，我给自行车充足了气，又从皮包里数出一千元钱装进贴身的衣兜里，然后将皮包掖到枕头底下。本想提前给二叔打一个电话，可惜昨天晚上忘记向耿福金要号码，或者说二叔家的电话是否安装上，耿福金也未必知道。锁好房门，带着因吃过早饭而满足的心情，推起自行车，离开了陪伴了我一夜的小院落。本打算和耿福金打一个招呼，又担心他昨晚的酒还没有醒，或因今天有村民搬家事情多而有所打扰，便索性不辞而别，好在我也许还要在石坝子村住上几天，总有见面的机会。　　

　 　

九、我是这样到集祥镇去的　　

骑在自行车上，石坝子村清爽的晨风掠过，浑身都感到惬意。经过昨天一天的远骑运动，今天两只脚踏到脚蹬上，并没有沉重的感觉，一种暗自欣慰的心情推动了自己行进的速度。晨曦时分的青灰色云层早已不知消退到何处，天空一片景明澄碧。翻过土包，直取大路，好像我要去赶赴一个重要的约会。准确地说，我急切要见到二叔的心情也是我加速行进的一个决定因素。　　

集祥镇距石坝子村不过三十华里，这个距离在早年间，要想到镇上办点什么事，像是出一趟远门，没有一天的工夫是打不了来回的。沿途除一处因道路施工而需绕行的一段不太好走之外，还是很顺畅的。路南边新拓宽的一条公路上，几辆小卡车满载着家具物什向着同一方向从我身边驶过，大约这就是小琴说的那几户今天要搬家的人家。也许是外村的人家也是说不准的。小卡车上或蹲或坐的几个中年人，一手扶着家具，另一只手牢牢地夹着香烟，神情显得失落，木讷，不苟言笑。离开熟悉的热土热窝，被动地去住到一个并不是自己想望中的新居，去适应一种所谓新型的生存环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并可以致以同情的。尽管书本上的常识让我知道，旧时光折射过来的理想家园本应在农村，然而，现代生活所要淘汰的其实正是这种理想，以换取繁荣昌盛的现实图景。妻子曾批判我说：“你总是妄图在传统的脉络中求证知与变的因果，往往是越求证，目光越狭隘，稍不留心还会走到事物的反面。”面对新世纪的新时尚，我承认妻子的指责或揶揄自有她的道理，但我又不能不寻找一种公平的，或者起码公平的论据。自然，这种论据的标准也必须站在广大受众的利益上，而不是我凭空独创一种理论然后加以广布社会，老实说，我根本就不具备那样的资格。因此，我只想说我想到的话，做自己适合做的事情，这一点，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持以异议吧？当开发商们起哄似的把一幅远景图美化到极致的时候，人们凭着良知也不得不对它的真实性引起怀疑，而政府的安抚、补偿，又往往成为既得利益的具体体现。从我们现在十分发达的互联网上，已经不能当作新闻来看的消息是：新一届政府接替上一届政府工作的时候，总要以创新的精神和开拓的姿态来潜移默化地否定前者，以突出本届政府的作为和政绩。由于有了这种机制的循环，便成为一些人今后能否升迁的筹码，那么，否定前者，重打锣鼓另开张，再布起一张相互串联的人脉关系网，积累政绩，便是最简单的途径了。　　

就在这种纷乱飞花般的思绪中，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车速骑得有多快，待我抬头朝前一看，已经快到集祥镇的镇口了。小时候总要赶上逢五大集的日子到这里来，而且每次来都会有收获，就像过年，新鲜、热闹的氛围衬托了每一个赶集人的笑脸。所谓“逢五”即每月的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这一天，各式买卖都可以在这里自由交易，有点像现在时兴的“跳蚤市场”。那时，狭仄的街道两侧，有粮食铺，副食店，豆腐房，铁匠铺，茶棚，土产门市部，小百货店，等等，其房屋结构大都是灰头土脸、阴暗潮湿的样子，既不讲究格局，也没有像模像样的招牌，人们只是走习惯了，自然知道哪家门脸做什么生意。推筐挑担的随便找个墙根儿，或背风的地方，撂下担子，就算是开张了，粗门大嗓地叫卖自己的货品，什么红枣啦，绿豆啦，玉米啦，大葱大蒜啦，等等，直恨不能将手里的货一股脑全都推销出去，落个清净。西头略为开阔的一个土场子上，好像一年四季都有人在哪里耍把式卖艺，撂地摊唱大鼓，说相声，打快板，从老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好！好！再来一个！”的叫好声，接着就是一阵铁器相碰的叮当声，丝弦摩擦出来的吱吱声，混在有板有眼的大鼓的节奏中。人们围成圈，人挨人，人挤人，尘土飞扬，喝彩声不断，哪还管得到脸上的汗和脸上的土已经拌成泥了呢。人们并不在意这些，只要有可玩的，可看的，可乐的，就心满意足。也许一个月，也许两个月，才能腾出一点时间来到这里寻寻乐子，谁也不会轻易放弃的。喊够了，喊累了，嗓子眼发干冒烟了，就跑到茶棚前，撂下一分钱，举起粗瓷大碗，咕咚咕咚地，连茶带土灌进肚子里，然后抹抹嘴，再瞅瞅日头，一副过足了烟瘾的样子，挑起担子，各忙各的去了。女人们则三五成群地围着一匹匹花布，左瞅右瞧的挑花了眼睛，唧唧喳喳地好不容易买上一块，忽然看见还有更可心思的，也只好忍痛割爱，留待明年过年，或赶上一个什么好日子再弥补上。她们重实际，更重实惠。那时，爷爷时常带我逛这条街，牵着我的手，从一丛人群穿过另一丛人群，一边走一边和熟人点头，搭讪。遇到特别熟悉的人，爷爷翘起花白的胡子，拉着那人的手，一边用力摇着，一边亲热地聊着，听不懂他们究竟说的是什么，但他们彼此相见时的那种亲切的表情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偶尔我在梦中梦见爷爷的时候，看到的大多是这种表情。童年的记忆，能留给人日后回味的，也必是能给人以鼓舞的。有时爷爷会给我买一个糖人，一边举着，一边看着它那怪模怪样的神态，直恨不能一口将它的脑袋咬下来；有时爷爷也会给我买上一个彩色的泥娃娃，憨态可掬地朝我笑，它的屁股上有一小孔，凑上去轻轻一吹，便发出清脆的笛声，好像连雀鸟的叫声都不如它的好听。还有的时候，爷爷的一位老熟人会从自己的摊位上抓过一把瓜子，花生什么的，塞进我的兜里，衣兜小，实在也装不了许多，可爷爷总是要真诚地拉住那人的手，说：“不少了，不少了，咱别把小孩子给惯馋了。谢谢啦！”　　

自行车忽然颠了一下，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住了，越骑越沉，急忙跳下来一看，后胎瘪了。在我混乱的思绪中竟没有发现车胎早已经在慢撒气了。我打开后车篓，简易充气筒恰恰又被我放到老房子里了。没有办法，只好推着自行车跨过集祥镇标志性建筑——牌楼。我一面推车走着，一面四处张顾，既想尽快找到一个修车点，也想籍此观赏一下久违了的老镇的，可当我踏上这条平整而又陌生的水泥街道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我怀疑这是不是时间稀释了内心情感的结果。物是人非，过去的钟情也不得不掩藏在被水泥覆盖的土层里，沦为遗弃的败絮。蓦地，我竟有一个奇怪的可笑的念头浮上脑际：这一定是先人对我欲骑着自行车越过牌楼有所责备，才使得车胎慢慢馓气，要我步行而入，以表示恭敬，同时也是对我渐觉迷茫的情感的惩罚。迷信的想法越想越真，竟使我不觉放慢了脚步，而且还屏住了呼吸，深怕还要遇到什么其他的考验。记得大约二十来年前，二叔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当地政府“为顺民意，识兴废，拟盛世修典，编纂史志，以承沿袭。同时按明永乐年间建镇伊始村识，重修集祥镇牌楼，以振民心，励民志。周边村民已开始自觉认捐，表达心意。二叔唯有从众，不敢有怠。”至于二叔当年认捐了多少，我忘记了，或者二叔根本就没有告诉过我。恰在那一年，我从市直机关奉调到日报社做编辑兼记者，见到二叔的来信，比照当时社会上忽然兴起的一股建庙设寺的风气，曾有心回乡就这一事件做一次专访，以为这兴风作浪的风潮泼一点冷水。还是报社的领导抑制住了我的冲动，说：“人们已经没有什么信仰了，何不就让大家烧烧香，拜拜佛，有点事情做。修个牌楼，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就是塑个金身佛祖，当地政府不干预，我们何必去捅那个马蜂窝？现在的年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就不要给我添乱了。”过了好像没有多久，集祥镇政府就有几个人带着二叔写来的条子找到我，说是希望通过我的关系和市地方志办公室取得联系，学习史志编修的经验。这自然是十分方便的，我就带着他们向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做了介绍。主任姓田，瘦，高，近视，一身挺括的西装，显得潇洒，干练。田主任和我很熟，同在一个大学读书，但他比我高两届，我就叫他“师兄”。他和客人闲聊了几句例行公事般的闲话后，便安排这几个人下榻在政府招待所里住下，那里有餐厅，算是解决了他们吃住的问题。田主任特意叮嘱前台服务生：“记在地方志办公室的账上。”几天的时间过去，我也从集祥镇的客人那里间接地了解到一些故乡的情况。谈话间，严格说来，这几个人丝毫不具备编修史志的能力，甚至集祥镇真否建于明永乐年，是否真有什么所谓的“村识”，同样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只是上面定了调子，不得不执行罢了。他们很真诚地笑着说：“我们是来取经学习的。回去之后，我们还要翻查档案资料，做最后的核实。”后来，我也就把这事撂到一边去了。有一年冬天，二叔给村子里办什么事路过我这里，还在我家住了一天，我和他说起《集祥镇志》的编撰情况，二叔响亮地笑起来：“干是干了，稿子送到省里，一下子就给枪毙了。人家说，你们不在修志系列。为这事，镇领导还得了个‘冒尖’的称号。”如今，这个传说中的“村识”牌楼就在眼前了，端庄宏丽，颇具古风，雕有盘龙的四根挺拔饱满的大理石柱子形成三道拱门，中庭上横有一块汉白玉的匾额，上面工整地镌刻着“集祥镇”三个金色大字。据老辈子人说，有一年乾隆皇帝巡游途径此地，感激于地方官员的盛意，欣然命笔，题写了“集祥镇”三个字，然后才亲率百官随从御驾回宫。起码我是不敢相信这个故事的，因为听上去，乾隆皇帝颇有点随遇而安的道士之风格。但从字迹的遒劲把握上，确有乾隆皇帝的笔致风骨，所以，我判定，这三个字即使是真的，也是为证此镇之古老，此镇之名贵，特意从乾隆皇帝散见各处的诗文中集成的，就像我们今天时常将毛体狂草刻在匾额上做招牌一样。　　

    如今的集祥镇已经俨然一座新兴的城市了。不论这座城市是不是匹配于地域资源和人文精神，但它所传达的确是一种潮流趋向的声音，表现的也确是一种被人为固化的姿态。过去那条熟悉而又狭仄的街道早已被拓宽成柏油马路，道路两侧再也见不到那些小门小脸的作坊、店铺，取而代之的则是高楼、商厦。早年间那块空旷的场地建起了仿古格局的商店，红砖绿瓦，装饰着不知从哪里描画下来的陶瓷画，一间紧挨一间，像是一个紧挨一个的洞口，走在其间，真能让人不知所措。时间尚早，有的店铺还被电动卷帘门紧锁着。做招牌用的布幌子像是寺庙里的旗幡，在晨风中飘拂。我就想，这种不伦不类的建筑，不仅是对传统的背叛，也是对文化的亵渎，而且对我们的整体生活价值也没有丝毫意义。最大的好处也许就在于地方财政从这些商店收取到不菲的租金和税金。我推着自行车小心地浏览，五花八门的商店名称恍人眼目，什么皮尔·卡丹，真维斯，金利来，鄂尔多斯，艾美依娅，还有什么紫罗兰服装专卖店，欧亚风情商行，世纪风百货之类，颇具品牌特征，也蛮符合时尚的潮流，仿佛有了这样一个标签，就变土为洋，成为名正言顺的当代人了。我敢说，有些商品连城里人也不敢问津，却在这里大行其道，令人不免望而却步。更有甚者，有一块匾额竟题写着“裸屋”，却不知是做什么生意的，走到跟前，方知是性用品专卖店，城里一般将此类商店冠以“门没锁”，此一“裸屋”显见更具创意。转过一圈，走上正街，大幅广告扑面而来，明星代言，神情或凝重，或欢畅，容不得你不去多瞅上几眼，究竟是否物有所值，只有天知道了。而就在这浮于表面的繁华的另一面，我仍见到不少刻字的，修手表的，配钥匙的手艺人充塞其间，他们早早就来到自己在商店玻璃大门内租的柜台前，占地不大，有生意就做，没有生意的时候就安闲地坐在那里吸烟，聊天，或旁若无人地咳嗽，吐痰，不禁让人心生失落的情意，仿佛眼前的一切都是对新生活的一种嘲笑。集祥镇在时风送爽中被彻底颠覆了！大约这也是我们的特色，做任何一件事情往往不大愿意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推进，而是喜欢一刀切式地全部推到重来。而传统意义上的观念是这样的：“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道之道尽于天，天地之道尽于物，天地万物之道尽于人。”此乃天地人同于一。我们早已摒之唯恐不及，便形成唯西化或欧化为楷模，为标准，哪怕只是学得一层皮毛，也要自鸣得意，其根本不过是摆了个花架子来唬人。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年轻人戴蛤蟆镜，穿喇叭裤现象，还算是一种天真的时髦，那么，今天的所谓现代意识则属于传统价值观的沦丧。因此，我面对今天的集祥镇，面对集祥镇面目全非的变化，丝毫没有惊喜之情，反而衍生出一种忧戚与郁闷：这就像有意取笑一个农妇，给她烫发，给她穿高跟鞋，给她带白银项链，之后对她说：“改造的任务完成了，你已经是城里人了。”我们将于心何忍？而这恰恰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种种弊端之一种，不妨将其再引申一步，那就是我们太偏重于形式，而忘记了有比形式更为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思考，去解决。　　

大约今天是集日的缘故，街上渐渐热闹起来，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载货汽车，出租三轮车等混杂其间，呛鼻子的汽油、柴油的尾气味弥漫在空气中，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赚钱的生意迫不及待地等着他去经营。经济社会注入我们生活领域的两大要素，一是竞争，二是取利。凡竞争就会疏远了人际之间融洽的关系，凡取利就会难免使人忘记一些最基本的准则，而在提倡公平、公正、公开的总原则下，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恰恰是其反面的见利忘义，见钱眼开。那么，将赚钱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生存的价值尺度又是名正而言顺的了。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温暖着大地。走得久了，身上不觉有些燥热，便解开上衣拉链，透一透风。汽车在马路上拼命地鸣着喇叭，尖叫得刺耳，加之在商店、商场、商厦大门口爆发出来的震耳欲聋的流行音乐声，多种声音混在一起，就成为噪音。霎时，记忆中淳朴安详的集祥镇在我心中荡然无存。有个歌手好像是吃咸了，嗓子沙哑地吼唱着，却一句也没听懂他唱的究竟是什么词。偶尔还能见到牵着牲口的农人招摇而过，牲口走的十分耐心，十分安详，毫不为周围的环境所动，大约它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喧嚣嘈杂的节奏。　　

在这样的境地中，我意外地发现路边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修车摊，急忙推过去。修车师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个头不高，长得挺敦实，脑袋上的头发剪得见棱见角，披着一件脏兮兮的夹克衫。他正坐在装有修车备件的三轮车旁和一个留一撇小胡子的男人聊天，见我过来，便丢掉手中的烟头，说：“车子怎么啦？”　　

我说：“车胎扎了。”　　

小伙子看看我，又看看车，说：“支那儿吧。”说着，他甩掉身上的夹克衫，麻利地放倒车子，抄家伙扒车胎，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熟手。一个手艺人做活是否熟练，只消看他使用工具的架势，就能判断出来。车胎很快补好了，并且充足了气。小伙子收了我一元五角钱。付钱的时候，我随口问了一句：　　

“石坝子村搬迁过来的人是住在这附近吗？”　　

小伙子好像没明白我的话，歪着头，朝我打量了一下。我又问了一遍，他才搓着手上的油污，反问道：“你找谁？”　　

“孟顺明家。”　　

小伙子不解地朝刚才和他聊天的小胡子看了一眼，仿佛要征求他的意见。那人凑过来，站到我对面，说：“你是不是找孟二爷家？”　　

“对呀。”　　

“你是找孟二爷呀，”修车小伙子从地上拾起夹克衫，重新披上，伸手朝南边指了指，说：“前面有个煎饼铺子，拐过去，后面那幢楼就是他家。哎，你知道孟二爷家是几门几号吗？”　　

小胡子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你到跟前一问就知道了。”　　

我谢过他们，推上车子，小伙子则摆摆手，好像不耐烦似地又回头和小胡子聊起天来。　　

　 　

十、我是这样见到二叔的　　

按照修车小伙子的指引，我一路寻去。奔波了两天，就要接近最后的目的，见到我的二叔了，心情既激动，又忐忑。我几乎是在二叔的眼皮底下长大起来的，但我不敢说我能全面地认识二叔，如同我看到了事物的这一面，却很难接近同一事物的另一面。政治如此，经济如此，人文同样如此。我曾想，如果我们将每一个人都视为社会环境中的特殊产物，那么，最核心的部分无疑就是亲情，即如古人所谓“亲也者，形生之大本，人道之大恩也”。因此，亲情往往是剔除了杂质所沉淀下来的精华。以我五十岁的年龄去看望古稀之年的叔叔，其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宿命的逻辑，足以让人戚戚不能忘怀。途经一家看上去比较大一些的超市，我走了进去。其实空间并不大，人却不少。平日里很少有机会，或者说很少有兴趣去逛超市，有时妻子拽上我陪她逛街，大部分时间是她逛，我等，后来她也就少有情趣拉上我去做那种没有实际意义的陪衬了。此时，我突然在这人来人往中穿梭，便有些头晕，好像自己从哪一个角度都是局外人。预先没有设想过要买什么礼物，所以，面对琳琅满目的食品，花花绿绿的包装盒，竟一时没了主意。穿越迷宫般地在货架子周围转了几个圈，看别人从容地拿起这个，拿起那个，放进小筐子里，就好像那些东西不要钱似的。左一个柜台，右一个柜台，转了足有十分钟，还没有选准究竟要买些什么，估计连售货员都要对我起疑心了。最终，我买了四瓶红葡萄酒，两听龙井茶，两斤海米，一只水果篮。虽然这不叫送礼，但面见长辈，总不好空着手，尊俗不悖，仍为礼也。　　

付过账，拎着大包小兜出了超市，才算喘出一口轻松气。将酒、茶、海米放到车篓里，果篮就挂在车把上，一边走，一边向人打听，终于找到二叔所住的24幢1门101室门前。这幢楼紧靠西边是一堵高高的围墙，墙壁上，像长一层白癜风似的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广告。我将自行车立在楼前的一棵小树旁边，走过去揿响门铃。从城到镇，几乎毫无例外地一律安装上这种坚固呆板的防盗门，而且防盗门更新换代的频率不亚于电脑软件的升级。铃声响了一会儿，就听到里面有人擦着地面走动的声音。门开了，是二婶。　　

“觉生！你什么时候到的？”二婶先是一愣，继而抓住我的手，惊喜地唤着我的名字，然后又回过头去喊二叔：“老爷子，你看是谁来啦？”　　

不大工夫，二叔从里面的房间里拖着瘦弱的身体走出来，朝我伸过手，我急忙上前握住：“二叔，二婶，你们都好？”　　

“好，好，都很好！”二叔点点头，目光中仿佛裹着一丝垂暮之年的失意。“你怎么有空回来啦？”　　

每次经历这样的场面都不禁令人为之动容，而且每次动容之后又总不免心力憔悴，勾起许多陈年旧事的怀想。我松开二叔的手，借以锁车子来掩饰自己复杂的心情。我将车子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搬进屋里。二婶已经为我准备好了软底拖鞋，换上之后，就携着二叔的手朝前厅里落座。二婶问：“梅婷和孩子都挺好吧？怎么没带他们一起过来玩？”　　

我说：“拖家带口的实在麻烦，不如一个人独来独往自由。再说，他们不像我，都还有一大摊子工作。”　　

二婶好像深有同感地说：“那倒是。你妹妹春节回家，就住了三天，说什么也留不住，单位事情多。你上班不是很忙吧？”　　

我说：“偶尔忙一忙，做报纸的，都是程序化的流程，习惯了，也就无所谓忙与不忙了。”　　

坐在一侧的二叔听我和二婶说话，也不插言。二叔的精神确已大不如从前，加之胡须大约有几天没有去刮，显得十分苍老。多皱的面皮有些松弛，眼睛里像是裹了一层雾气。我知道，他患有多种疾病，心率，消化，胆结石，关节炎等，虽然这都是老年人常见的疾病，但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只会造成心理上的沉重压力和负担。他曾在给我的信中坦言：“定时吃药，有如功课，久疾成患，久病成医，时常恐觉在日无多。”正是这种心理的压力和负担，带给他精神上的失落和意识上的自馁。而我印象中的二叔却是一位健硕开朗的人，有朝气，有活力，而如今也如“廉颇老矣”。都说岁月催人老，那只是自然规律性的内在变异，当身处时势，社会，环境，习俗，这些难以抵御的客观演变，逐渐浸润到人的精神意志中的时候，也是催人老的不可小觑的外在力量。所以，二叔常以孟子的一句话来约束自己：“养心莫善于寡欲。”而在当今时代若真能做到这一点者，以理养气，以气顺体，也可作“君子”。可惜，这样的人几乎凤毛麟角。二叔坐在沙发里，肥大的裤子反衬出双腿的细瘦。他的面前是玻璃板面的茶几，上面摆放着一包刚打开的玉溪牌香烟，还有打火机，烟灰缸，茶叶罐。这时，二叔眨了眨疲倦的眼睛，说：“你也没有提前来封信，来个电话，不过，你来了，我和你二婶就高兴。那天我还和你二婶说，等把家安顿利落了，再给你写信。”　　

“我是来过信的，寄到石坝子村，您没有收到吗？”我想起半月前做这趟旅行的计划时，是给二叔写过信的。　　

二叔突然哼了一声，说：“信寄到那里，还不比蚂蚁还慢？你去过村里了？”他抬起一只青筋嶙峋的手指着石坝子村的方向，问道。　　

于是，我就坐在二叔对面，简单地向他汇报了我是怎么来的，一路上有哪些见闻，有哪些感受，昨天晚上怎么见到的耿福金，和他在一起吃的什么晚饭，我又如何住到石坝子村的老房子里，以及今天早晨又是怎么骑车出发来到集祥镇的经过。好像这是必要的程序。每次回来，我都要做这样的汇报，虽然简单，二叔却听得仔细。若有疑问，他还要让我再说得详细一些，好像听我的叙述，他也能分享到一丝旅行的乐趣。说话间，二婶送来了茶水，浓浓的，透着清香。二叔满意地对二婶说：“觉生还是年轻，你听到没有，他可是骑自行车奔来的。”　　

二婶怪嗔道：“我听到了。觉生，年岁不小了，可不要逞这个能耐。我看到你的自行车，还以为你找谁借的呢。你看看觉生也有不少白头发了。真实年岁不饶人的。”　　

我含糊地笑着，啜了一口烫嘴的茶水，说：“白头发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几年前掉了不少头发呢。”　　

坐在二位老人面前，我忽然觉得有些无所适从，甚至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怎么会产生这么一种古怪的感觉。后来我从心与身的角度去衡量的时候，竟发现这是精神彼此传递的结果，二叔心感疲惫，自然我也不会感到轻松，如同我们面对自己卧病在床的亲人，他的每一丝痛苦都能和我们的内心相互感应，为他的痛而痛，为他的悲而悲。二叔几次说过：“想起过去老少三代在一起的日子多么有滋有味。可现在呢？一家人被拆得七零八落的。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国外叫什么来着？”他扪住脑门想了片刻，醒悟般地说：“叫剩老族！老，还是被剩下来的，实在是可怕啊！”我只能表示理解地认为，二叔对过去的缅怀，更多是在个人性情被当代精神抛弃后的一种失落情结，是内心与现实相抵触时不得不抓住传统绳索的一种自我救赎。以我的观点，那些所谓有滋有味的日子，在他和祖父祖母之间并没有形成十分融洽的局面，乃至在祖父去世之后还有一些患得患失的抱怨。因此，每当二叔对我提起过去的日子，我都会以一种平常心去对待，认为那不过是维持着一种旧家庭残存下来的一点点体面。而我似乎更注重更关注于个人心灵的历史积淀，以及由此而衍伸出的生命本体的意义，带着痛苦的愿望、希望、渴望在世间穿行。基于这一点，我便表达了我的意见，说：　　

“不要说三代之家，两代之家也越来越稀少了。哪个孩子结婚之后还愿意和父母在一起生活？”　　

二叔说：“也许是我老了，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有时我真看不明白，放着自己的钱不挣，要去挣外国人的钱。可外国人的钱是那么好挣的吗？”　　

好像昨天晚上耿福金向我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但这已经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了，它就不应当是我能理论的。如果作为唠家常，说一说也是无妨的。我接过二叔递给我的一支香烟，我打着火机为二叔点上烟，再点上我的这一支。“我们现在的很多事情都在走着一种极端，有时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是个死胡同，自己走不动了，怎么办？没有人会承认自己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是强调‘摸石头过河’，这样一来，他反而成为创新开拓者。比如我们经常强调个性化发挥，到头来，个性就成为一种离心性。我的意思是，如果说走极端只是一种倾向，并不可怕，它可以调整，调整好这种倾向，朝着体现人文秩序的方向发展，时代就会不断地进步，就会为大众创造出更多的福祉。”　　

二叔望住我，在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然后将目光移向窗外，说：“进步的是你们，我们退步了。我不想责备时代，不想责备社会，因为谁都逃不过遭受淘汰的命运。”二叔似乎变得非常敏感了。他对我的话并不感到满意。　　

二婶似乎也感到了这一点，从一旁插言道：“老爷子，有的是说话的时间，觉生刚进家，还是让他先歇歇的才好。”　　

二叔没有表示异议。他的身体朝沙发背上靠了靠，有些倦意地对二婶说：“今天就让觉生住那个小间屋，你去帮着收拾一下。”　　

我急忙说：“如果时间早，我还是回去住老房子。”　　

二叔显得有些不耐烦：“那还有什么住的，乱糟糟的一片。听二叔的话。”　　

我玩笑地对二婶说：“我还没认真参观您这处新居呢。”　　

二婶高兴地说：“你随便看，都是老家庭的东西，没什么新鲜的。”　　

我随在二婶身后，逐个房间转过一圈，而且还有意识地目测了一下房间的面积。这是一套两居室一厅的格局，居室分南北各一间，中间这个长条即为厅，紧挨着二叔说的“小间屋”的北边居室的是厨房和卫生间。二婶告诉我，这套新居有80多平方米，据我目测，使用面积不足60平方米。这个差额好像是建筑行业、房地产业的一个普遍的规则。在我们这个并不完善的经济社会，虽然无时无刻不在强调“以人为本”，但真正执行起来几乎毫无例外地没有不打折扣的。而在我们社会福利机制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尤其最好不要去和房地产开发商们打交道。业内的事情，外人永远是被蒙在鼓里的。我就曾有过切身的体会：前年，我在城里买的一套住房，建筑面积为100平方米，而实际使用面积不足80平方米，找到开发商咨询，为什么相差这么多？对方理由充足地回答道：“公摊面积是计算在建筑面积中的，所以，使用面积自然减少。”这也就是说我们不懂得建筑行业的行矩，“自然减少”也就是“自然的道理”。那么，这“道理”又在哪一边呢？自然在开发商的一边。公正的房屋价格应当是公共设施如电梯、楼道所占用的面积不应当按照居住面积的价格计算，而事实上却是买房的同时，也即把公共设施的空间一同购买下来了。这个“自然的道理”颇值得商榷。“自然”一词运用到商业竞争中的微妙意义也由此可见一斑。不过，二叔的这套新居应当说还是十分宽敞的，阳光透过落地长窗照进屋里，亮堂堂的。若将它放到城里，也属于较为舒适的一种房型。房间没有像别人家那样大张旗鼓地拆东墙补西墙，穿墙凿洞式的进行装修，整个格局仍保留了当初建筑时的原汁原味，水泥地面，虽然略显简陋一些，却也光洁匀净，从防滑的角度考虑，也适合了老年人的起居生活。二婶告诉我说：“年岁大了，没有那个精力做这么大的工程。我和你二叔凑合着住在这里，哪还有什么讲究？你的两个妹妹要出钱为我们装修，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装修得再讲究，出来进去的还是我们两个老人。”我倒觉得这样也很好，多花钱，多耗精力去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实在是劳民伤财的。窗框和门是一色的黄油漆，反而显得素朴，不造作，倘将这个房间设计得像个童话王国似的，二叔和二婶住在其中，真要成为两个老怪物了。窗子上没有安装防盗护栏，视野开阔了许多。二婶不悦地说：“当初我是要装护栏的，你二叔死活不答应。可这是一楼，要是进来个小偷，不要把人吓死吗？没办法，只能听他的。”坐在隔壁沙发上的二叔听到了这句话，便应声说道：“贼要是想进来，装什么也挡不住，要是不想进来，敞着门，他都不肯光顾。其实，这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铺排的。防人也就是防自己，何苦呢？”　　

房间的宽敞明亮仿佛连那些年深月久的旧家具都沾了光。逐个房间看过一遍之后，发现除前厅里的那张长沙发是新的之外，一应物品都是我所熟悉的，而且如果细心寻找，还能在某一个柜子或箱子的一侧找到我小时候用铅笔刀刻下的字。看来，石坝子村老房子里的家具物什，二叔哪一件也没有舍得扔掉，因此，凡是能放东西的地方都塞得满满的，包括前面的阳台都被利用了起来，一个摞一个的纸箱子直抵顶子。我暗自好笑之余，甚至对自己平日里被妻子责备的“小气”找到了一点佐证，自忖道：我也算是得孟家之遗风的人。正如古人云：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主卧室，也就是南边的这间，墙上悬挂一幅竖轴，上书一笔“寿”字，墨色饱满，运笔娴熟，遒劲有力，看落款，知是二叔七十寿辰时他的老朋友见赠的。北边的房间，卧室兼做做书房，爷爷遗留下来的那张楠木写字台稳稳地端坐在墙边，与之相配套的那把太师椅仍诚实地守护在写字台前。它们的一侧是并排的两个书橱，里面高矮不等，或立或卧地排放着书籍，大多是祖父读过的古籍典章，还有二叔积几十年保存下来的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年代的旧版笔记、苏俄小说和其它各种技术书籍，有的纸张泛黄，脆得让人不敢手触。里面还有几本我在小时候读过的书，像什么《林海雪原》、《三家巷》、《红岩》、《青春之歌》以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这些书，当年曾感动得自己默默地流泪，书中的故事引领者自己的思绪，与他们同喜，同悲。书橱的一侧，放置着开裂的皮箱，掉了漆皮的木椅子，不知哪一年保存下来的宽大木板用几道铁丝捆绑在一起，斜侧地倚在墙上，好像占据了这个位置显得十分胆怯的样子。靠窗的那张单人床，我记得还是二叔单身时让刘玉英的爹——瘸腿刘给做的。这时，二婶正忙着换床上的单子。　　

二婶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人较胖，可走路却很爽利，一头灰白发盖过耳朵，脸上也不像二叔有那么多的皱纹。她比二叔小四岁，其精神状态起码要比二叔年轻十几岁。我记得她是夕霞河边的人，嫁给二叔的时候，刚刚二十出头。那时正是深秋时节，她穿着一身紫红色的棉袄棉裤，头上戴着喜花，很是腼腆的样子。村里人都说二叔娶了一个漂亮媳妇。那个年代，时兴革命化婚礼，讲究战友同志情，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家里没置办多少酒席，也没见谁登堂送礼。尽管如此，那天，我看到二婶的眼睛红红的，她在背人的地方刚刚哭过。情，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无外是找到一个好人家，至于这情是苦是甜，则由不得自己来定夺。这是祖母和街坊邻居唠嗑时说过的话。我听见了，却不知道她指的是谁。那时候，我还小，不懂得其中的这些道理。后来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大约五六年的光景，我就被我的父母接走了。一晃，过去了三十六七年，生活所改变的只是外部的形态，只是为适应这种形态而不断憔悴的心力，当我们用心灵的坐标来丈量生活的轨迹，会发现，所有的改变全都如浮云掠过，留下来的只有伴随生命亦步亦趋的苍老，最后归结到天地大一。二婶育有二女，也即是我的两个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还通过好几年的书信，后来，彼此虚应于各种繁杂的事务性工作，我们的通信渐渐减少，以至于只是偶尔通上一个电话。她们比我出息，有耐力，肯钻研，读书一直读到研究生，取得了硕士学位。大妹主攻金融，现在西安一家中美合资的企业做财务总监，二妹主攻计算机，在吉林一家高科技公司任高管。二婶告诉我说，两个妹妹的生活不用操心，但是难得她们能全家回来一趟，“孩子忙上学，大人忙上班，谁也拦不住。现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容易呀！那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找不到个正式的职业，连我都替他们愁得慌。”看得出来，二婶为她的两个女儿感到自豪。“你的两个妹妹知道村子拆迁的消息以后，都打电话来说，就此机会彻底脱离开石坝子村算了，接我和你二叔到她们那里去住，什么都很方便。当时，我还真有些活心了。可你二叔死活不同意，跟我赌气，说，树不离根，根不离土，就是死了，也要埋在石坝子村。这个倔老头子！”站在一旁的我只有搭讪地劝慰几句，实际上这劝慰也完全不是我内心的真实流露，反而我倒觉得二叔做得是对的，一旦和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时间久了，年岁又越来越大了，加之地域环境不同，生活习惯不同，脾气性格也不同，难免不产生一些摩擦和裂痕，待要分开，那是双方都感痛苦的事情。忘物顺性，求己心宁帖，也是生命通达的一个理。　　

即如二叔所言“树不离根，根不离土”，二婶告诉我，自从搬到集祥镇新居之后，二叔很少出门，阻隔在四面白墙的空间中，连平常的动作都减缓了，挨个房间转过，就坐在沙发上喝茶，看电视，他的心随着电视画面的变化而变化，对于身边的事情反而陌生起来，好像十分害怕与外界的接触，或者十分害怕空气中含有什么杂质对他的身体造成新的伤害。医学上有一个称谓，叫“自闭”。但我知道二叔的这种“自闭”仅指于外界，内心并没有封闭，甚至还很活跃。有一段时间，二叔的情绪十分消沉，他曾赌气似地对耿福金说：“石坝子村只有巴掌这么大的一块地方，他们为什么要盯上了这里？本来能养活几千人，偏偏让给听说还是外国人占有，吃亏最大的是谁？得便宜的又是谁？”耿福金早已被这样的问题磨得头疼，却还是耐心地说：“二爷呀，您老这个旧脑筋也该洗洗了，这不是割地让给谁，这是政府的决策，要在这里建工厂，发展经济，致富发家，这不是好事情吗？”二叔扳住耿福金的胳膊，厉声问：“谁发家，谁致富？”耿福金抬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说：“当然是全村的乡亲们了。”二叔瞪起眼睛叫道：“我问你，是粮食重要，还是你眼前的那几个钱重要？我们一直提‘以粮为纲’，错了吗？没有粮食，挣下个大天也管不了用！说什么建工厂，发展经济，那么多荒地闲地不用，何必要毁坏耕地呢？福金啊，耕地是咱的命啊！你去和乡里说说，先让他们洗洗脑筋，转变转变。”耿福金也有些发急了：“二爷，您就别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给我添乱了！要我看，您更应该转变转变脑筋了。”说完，耿福金跺了跺脚，撩下二叔，好像忍着心痛，自顾走了。当时气得二叔指着耿福金的后背，吼道：“我看你小子也是没日子折腾了！”有好几天，耿福金没在二叔面前露面。那天晚上，他踏着满地月光走进二叔家，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诚心诚意地对二叔和二婶说：“明天搬家吧。您这儿人手少，我在村里找几个小伙子帮您，搬过去算了。那房子您也看了，多好的房子啊！”二叔虚着眼睛，半天没说话，递给耿福金一支香烟，自己也点上一支之后，说：“听你的，搬！”就这样，二叔将家搬到了集祥镇，在他的后面，陆陆续续的，乡亲们也都搬离了自己的老房子。离开的时候，好多上了点年岁的人都哭了，扶着门框，像是永远告别的亲人。这是他们过去连想都不曾想过的生活中的一次重大变故，对于他们来说，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数。　　

平日里，二叔躲在房间里，犹如囚自己于禁闭中，闲得实在没事的时候，就去浇一浇窗台上的那几盆花，或者翻一翻书橱里那几本老掉牙的书，聊以打发时日。无论二婶怎样催促他到楼外面活动活动，他既不摇头，也不点头，就是不动，仿佛迟钝得有些痴呆的样子。他常常嘴里叨咕着什么，双手抱在胸前，好像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身体在房间里少占去一点空间。二婶还告诉我，二叔不出屋，同样也没有过去的老邻居来主动登门。直到现在，那些老伙伴们具体住几幢几门几号，也没有搞得特别清楚。曾经是那么热乎乎的感情，在住进楼房新居之后，仿佛一下子稀释蒸发掉了，让人不免感到欷歔。其实，这就是现代生活的特色。我们一面热热闹闹地讲开放，讲搞活，讲竞争，一面又不约而同地、甚至是诚惶诚恐地将自己牢固地封闭起来，像躲进闭拢的蚌壳，唯恐个人的空间遭到窥探。老龄人家庭如此，年轻人的家庭尤其如此。曾以为这不过是城里人的一种“小资”情调，如今已经蔓延到乡下，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所谓的现代生活给我们的心灵造成多么大的压力。当外在的生活处于一种箭在弦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时刻提心吊胆地担心那支待发之箭说不定那一天射到自己的身上，紧张的工作，辛勤的操劳，绞尽脑汁地维护着自己的生计，小心翼翼地陪送着毫无心情的笑脸，在这种紧绷的精神状态下，只有回到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来放松，甚至放纵，至于这种放松和放纵的过程能不能真正找回真实的自己，则又另当别论了。我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来理解住在楼群新居的老人们。在石坝子村，大多是一家一户一个大院子，走家串户，推门就进，用不着什么客气，吸上几支香烟，或泡一壶茉莉花茶，随便唠点什么，说走拔腿就走，没有谁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而现在钢筋水泥铸就的堡垒式建筑，想到哪家去串门聊天，要爬楼梯，若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谁也不愿意连呼哧带喘地去敲防盗门。敲开门了，进屋之后还要换拖鞋，客套一番，这套手续本身就是拒访的设计。二婶说，六楼住着一户人家，在外面做公司生意，只要回到家，一进屋，也就再也听不到有旁的动静了，从没见有外人到他家去过，也从没见他主动地和谁搭讪过。赶上休息日，他家的防盗门一天都不打开。由此可见，石坝子村民们已经不是被动地，而是开始主动地接受了这种现代生活，还要继续努力去适应这种现代生活。　　

在我们三个人围桌准备吃午饭的时候，二叔扳住我的手，神情庄重地说：“觉生，二婶向你告了我不少状，我听到了，我不怨她，是我自己不想离开那块土地。她爱唠叨，也好，心里不舒服，找个人说出来就会舒服一些。可你看看二叔的现在，过的是不是城里人的那种生活？”　　

我知道目前的这种生活并不是二叔所向往的，所期待的，而究竟所谓“现代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具体形态，一时我又是回答不来的。倘将现代与摩登比照一下的话，我的意识中会勾勒出许多比不规则还要不规则的线条，现代是网，摩登则是牵动网绳的人，而覆盖的则是逃不出去的背叛者和落伍者。我们属于这个体系中的哪一环呢？面对二叔日渐苍老的脸容，实在不忍增加他的苦恼。我只能笑笑：“城里还有很多人住不上您这样好的房子呢。”　　

二叔忽然蔑视般地冷笑了一声：“这些我都知道。我看电视，看报纸，我明白城里人是怎么个活法。他们要靠汗水钱去买一套房，我们是拿自己的土地去换一套房，这有什么区别吗？我就想象不来，让一个农民丢掉土地，丢掉他的本分，装模作样地过什么城里人的日子，有什么好处吗？”　　

我仍然只能做正面的解释：“政府自然是想让大家生活得更好一些。”　　

“却拿走了我们的土地。”二叔不容我说完，便忿忿地说道。　　

“快吃吧，一会儿菜都要凉了。”二婶送来最后一道菜，催促道。她实际上是担心二叔气恼了，吃不好这顿饭。　　

二叔用筷子指点着由二婶亲自下厨做得的几个热菜：鸡蛋炒韭菜，肉片炒辣椒，蒜末烧木耳，还有放进葱姜蒜炝炒的海虾海蟹肉块，说：“这些东西要吃时新的才好，却非要冷藏了，冷冻了，才拿出来吃，人不得病才怪呢。那时候，我每次回夕霞河边的你二婶家，都是新鲜的鱼虾，欢蹦乱跳的，那味道真是想都想不来了。还是老子说的好，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来于自然，归于自然，可现在我们却要一个劲地违背自然，还振振有词，满嘴道理，真不懂他们是怎么想的。土地本来是生长粮食的，非要人为地用来盖什么高楼，建什么工厂，让人琢磨不透，而且越来越琢磨不透。”　　

我小心地说：“二叔，老子的思想距离我们是不是遥远了一些？解放后的一些曾经奉为经典的思想都已经被人为地遗忘掉了，重新拾起老子来，人家会说您与时不俱进的。”　　

二叔忽然豁达地笑了一声，说：“老子的东西遥远吗？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参悟透。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喜欢大跃进的作风，时兴一个什么东西，一窝风地跟着凑热闹，不管具不具备条件，都要拿出一块地来，搞开发。我们太喜欢急功近利啦！”二叔叹息了一声，指着他身边的椅子让我坐。　　

我问：“我们喝杯红酒吧？”我岔开话题，以免顺应下去，老人不知又该说出什么更尖刻的话呢。　　

二叔摆摆手，连声说：“那个不好，那个不好。还是吃老烧子来劲。老伴儿，你去把二闺女过年时带来的东北烧拿来，我和觉生喝两杯。”　　

　 　

十一、我是这样理解现代生活的　　

午饭后，二叔和二婶照例要休息一下，就像定时吃药一样，到点必要将脑袋落到枕头上，身心才感到满足。他们要我也去歇一歇，“缓解一下一路的疲劳，躺到床上是最好的方法。”二叔往他的房间走去的时候对我这样说。我在二婶新换过单子的床上躺下来，却又毫无睡意。我将双臂折叠起来枕在头下，凝视着房顶那盏淡蓝色的塑料灯罩。仿佛没有比这种颜色更具平常心的了，尤其适合于老年人自甘沉寂的心情，当夜幕降临，灯光透过灯罩闪烁出淡蓝色的光晕，心一定会随着这种不事张扬的颜色而享受着内心的平静。两天来的实际身历，使我对我们的生活更多了一层从新的了解和新鲜的思考，而这又绝不是坐在房间里静思，或借助几本时髦的、挂着解疑释惑招牌的书所能得到的。虽然说主静立人极，而究竟是需要别一番功夫方可达到的，非有定力之人之所不能也。在我凝视灯罩的目光中，蓦然觉得在我眼前，房间里这些熟悉的，不熟悉的物什都活跃起来，它们挟带着过往岁月的移情别恋，在我的头脑中延宕。重回故乡，我想到了什么？大约什么都想到了，却又任什么也没有抓住，它们像飞旋的精灵，捉弄着我。在我和二叔小酌的时候，二叔感慨地说：“民风民俗是恒久的，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它不是某一个人制定的，而是一代接替一代传递的，即使这现代生活要彻底地改变它们，必定收效甚微。石坝子村可以推倒，人心所向的祖宗的精神是推不倒的。”我对二叔的话抱有深深地同感，并不是我要自觉地疏远于这时代，而是过去的生活烙印在自己成长的轨迹上太深刻，太铭心。这是二叔的弦外之音。我的一位作家朋友曾坦诚地和我谈到传统文化的道德底线时，对易中天、于丹、纪连海之流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认为他们在强调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其实也正在亵渎传统文化的精髓，好像我们只有主动地遗忘掉过去的一些什么东西，方能在来日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去弥缝。他们没有从历史的发展中透视出传统文化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关怀，对理想的追求，而是以自立新标签，树立所谓新学说的做法，去阐释一家之言。这种做法，其实不是缩小了新与旧之间的隙缝，而是加深了二者之间的裂痕。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明。“泛众化的学说传播，只能造成思维观念上的混淆。”我的朋友不无忧虑地说。如果说二叔是从物质角度测量生活的现实，那么，我的朋友则是从精神层面阐述生活的真实。我承认，过去的生活无疑是清贫的，拮据的，但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大家群而居之，聚而劳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行行人流排着队伍散落到田野间的各个角落，男人和女人的戏谑，挥锨舞锄的打闹，男女青年暗自滋生的情窦，无一不在劳动中怡情悦性而得以升华。我记得，每到夏月清辉，万籁俱寂之际，乡下的月似乎总要比城里的月来得鲜明，来得俊逸，也来的尤其悠然。这时候，石坝子村人或托以稼禾，或寄情于桑梓，或围栅求孤，或敞轩面场圃，他们像不老的愚公，追逐着生活，追逐着快乐，幻想从这种生活和快乐中寻找到生存的本源意义。他们也有烦恼，也有委屈，他们会通过最本质的精神诉求化解这些烦恼和委屈，同时也释放出一种单纯、朴素的气息，如同古人所说的“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一时，一地，一天，一人，石坝子村都能融入到地老天荒的自然里，融入到独僻一隅的晴朗的天空中。我就在这其间领略到有别于他处的一种理性的安宁，无论我今天做怎样的辩白，都不能允许我昧于良心地去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　　

古人云：“言良贵者不以人爵，言不朽者不以世禄，修其在我而已。”那么，我就可以凭己身感受，来理解我所认识的“现代生活”。其实，现代生活只是相对于传统生活而言的，正如对应现代生活的还有未来生活。未来的，不可知，单就眼前说，我们正在做着一种颠覆的功夫，以实现幻想中的抽象为具体。组成现代生活的诸多要素，为我们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方便，就像科技改变了生活的节奏一样，现实生活确已形成丰富多彩的景象。而这种生活会不会对我们的精神造成伤害呢？我可以负责任地做出肯定的回答。举一个不大，但也绝不算小的例子，而且众所周知，众有所感。报社里新分配来的几个大学生，学历都在研究生以上，基本素质很好，懂英语，懂电脑，各式程序玩于掌骨之中，凡属时尚的无不加以奉行，也即更新换代。但，他们好像都不大会写中国字，写字的功夫完全卸给了电脑操作，结果如何呢？写出来的字，既不规范，也不美观，还多一笔，少一笔，单看他们的字迹，会以为是小学没毕业的孩子。若和他们交流，那些夹杂着不伦不类的新名词，偶尔还要羼杂几个听不懂的英文单词，简直令人敬而远之。我举这样一个极简单的例子，略窥现代生活的特征，总而言之便是：凡机器能做的，就交由机器去做，凡机器不能做的，就想方设法以科技的手段创造出新的机器功能，为人服务，到最后，人类沦为机器的奴隶，成为尽享机器所带来的轻松的生活。另一个特征则是：人依赖于机器而生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便成为障碍，对机器的依赖度越高，对人的交往、情感的信誉度越低，以致于孤独、孤僻的情绪伴随个人心灵的空间而日益狭隘。认真想一想这种生活，其实挺可怕的。　　

二叔由村进镇，由栅栏院搬到新楼房，环境的转移影响到精神的涣散，只是于平常的生活里初露端倪而已。这样一种所谓身份的转变，并不能证明生活从此就迈入阳关大道，谁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却在利益面前有意回避而已。这是现实，不是虚幻。　　

我躺在床上，仍然凝视着洁白的天花板，仿佛要用我的眼睛勾勒出心灵的纹路。社会、人生，历史，现实，永远是一条线性的爬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必不可少地要被这社会、人生所牵引，也要不自觉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踟蹰徘徊。年岁愈长，其忧虑的心情愈重。年轻人的状态总是被人羡慕的，因为我也曾年轻过，也被人羡慕过。年轻的生命赋予了太多的活力，就会产生一种奋不顾身的渴望。所以，一代一代地就这么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犹如花蕾的从盛到衰。倘有一天，别人都觉得你还活着已经成为累赘和负担的时候，生命本身其实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人活到了一定的年岁，首先要想到的是自己如何离开这个生活的舞台，如卢梭教导的那样：“学习死亡。”暂时还没有离开的，他们就要拼命地说话，仿佛有许多特别伟大、特别深刻、特别开明的思想交代给后人，我的二叔就是这一类人。午饭的时候，加之喝点酒的缘故，二叔必要将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翻来覆去地说上几遍：“那时我还在村子里的农具维修站工作，专门修理社里的农具，拖拉机，电机什么的，小毛小病还可以对付，复杂的就要请县农技站的人了。不需要什么请示，打个电话，人立马就来了。那时候，没有闲人，思想意识也很单纯，大家伙儿一股劲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没有二话可说。那时候，还经常有城里派来的技术人员到村子里给我们讲课，做辅导，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难题，所以，那时的石坝子村可真是农、林、牧、副、鱼五业俱兴，对于这五业的管理并不比现在差多少，各项规章制度，贴到墙上，每天瞅几眼，也能背下来了。还有我们自己配比的化肥，也并不比现在市场上的化肥性能差多少。人生一世，讲究的还是要靠自力更生，才能丰衣足食。这和现在的观念绝不一样。”　　

二叔的怀旧是深切的，真实的，但依我的阅历，觉得这也仅是他想望中的一部分，并不具有时代更迭的典型性，换句话说，过去的岁月中确实有过一段很开朗、很愉快的日子，每个人的心都澎湃着沸腾的热血，振奋起每一根神经，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滚滚洪流中。虽然属于晚生的我，也曾在那样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里追求过自己的理想，激荡起我对未来的钟情和向往。生于斯，长于斯，可以说二叔与故土的相思相恋，使他的每一滴青春的热血都溶解在这片土地里，难割难舍。仿佛我第一次从二叔的话里体会到他的内心世界隐含着对人生无奈的憔悴。我想对二叔说，我们其实是永远生活在过去的生活中，我们所要追求的生活也仍然是过去生活的影子，竭力改变的不是生活，而是我们本身，而是我们始终在和生活对抗着。但我没有这样说，以为太过于哲学化，反而降低了我们在回顾中感受亲情的乐趣。我说：“时代造就人，时代也改变人，所以我一直认为每个时代应当有每个时代的任务，只是我们的现在欲望渐渐取代了渴望，也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充满变数和诱惑的时代。”　　

二叔揉着他那骨节棱凸的大手，说：“你说的没有错。后来城里也还不断地派下人来村子里，但那阵势就今非昔比了。以前来人是和我们吃住在一起，干的稀的不讲究，那是真心帮农民科学种田。现在名义上仍是帮助我们搞好农业生产，从态度上就明显地看出人家优越于我们，伺候吃，伺候住，整天比比划划的，还要收取费用，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着？”他扭过头，看着二婶的脸，二婶提醒道：　　

“那叫有偿服务。”　　

“对，对，有偿服务！我们花点钱，也就算了，可他们稍不如意，还要教训你几句，好像我们怎么做都不能让他们满意，这是何苦呢？为这事，耿福金还受到上面的批评，说他不重视科学种田，不重视技改技革。后来，他们不再来了，倒也清净。田地承包给个人了，耿福金就像个商品推销员似的，走家串户叮嘱大家千万别让粮食受了委屈，该使用什么肥料不要自己做主，听城里技术人员的指导。有一阶段，着实把他累得够呛。”　　

二叔品了一口酒，无声地笑了笑，好像为自己的话没有条理而有些自责。我也笑了笑，笑得有些苦涩。我翻了个身，听到那个房间里二叔忽起忽落的鼾声，竟使我想到如果将“生”与“活”分拆来解读，也许更能体现传统道德的精神力量。为生而活，是顺乎自然，为活而生，则有悖于做人的法则。那么，“生活”的标识便成为：时斯时，造怀指事，思人而不敢臧否，思往而不敢废今。于是，在我的眼前，洁白的天花板上便呈现出活动的身影，那是镶嵌在我的记忆中的亘古荒原，覆盖着人类生生息息为之跋涉的辛苦路，有的倒毙在路上，被风沙掩埋；有的顽强地挺立着，拖拽着疲弱的人，义无反顾地仍朝着没有目标的目标行进；还有的呼出最后一口生气，便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慢慢地被人们遗忘掉，一如狂风卷过衰草，没有留下一丝痕迹。那么，我们呢？今天的我们必将成为新生代的牺牲，我们也会挽起前人的手，继续跋涉在超乎想象的新生活的路上，那条路愈宽畅，也就愈容易使人迷失，到最后，伴着古老的歌谣寻找先知的踪迹：“可久可大，莫过乎学。求之守己，道在则尊。”　　

我忽然觉得眼眶有些湿润，仿佛我已经成为那个长列中的一员。在时间的长河中，在昨天与今天之间，我几乎对自己所一贯奉行的宗教式的理想产生了一种怀疑。这种怀疑又促使我平心静气地重新梳理现代生活的内涵，认为，所谓现代生活，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平凡而简单的生活，它既不能被超越，也不能被替代，客观存在，就需要我们勇敢地直面它，而不要去做一些像“科学算命”般的假设。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归结起来不外于自身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只有过程，却不会产生预测的结果，希望预测成真的人生是最不可靠的人生。如此，现代生活中，我们可以为一时之成而满足，切不可为一时之败而懊丧，归根结底，我们还没有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翁。即如人生天地间，向前演进终有一道，这“道”即是我们的核心。而不可否认的现实又恰恰在于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受到太多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诱惑与牵制，在保持自身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我们也一波逐一波地追随着一体化的进程而奋进，以为那才是我们发展目标的曙光。于是，跟随愈紧密，己身愈感孤立和不自由，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我们早已偏离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和人生坐标，暗自诘问：这是怎么回事？就我二十几年的记者生涯中，我总在试图寻求一个满意的答案，然而，每一次寻找，都会带来新的失落：真实的现实则不是那么简单、平凡的，它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我从一地到另一地，从国有、到合资、到民营企业的采访中，会发现被现代生活的光环影射下的繁荣背后，尤其在金钱至上、普遍缺失信仰的人群中，几乎占多数像迷途的蚂蚁，驮负着疲倦的身躯和受伤的心灵，开始毫无意义的突击，每个人都面临着属于自己的新难题，新烦恼，每个人也都想尽量保存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力量，尽量摄取别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体能，以免在找到正确途径前被同类，尤其是被身边的同类蚕食掉。由此可见，现代生活是摒弃传统观念的个性化存在，是以泛私有化为其特征的一种经济体系架构，当这个构架的某个环节发生故障，整个体系将经受瘫痪的考验。　　

作为经济社会繁荣与否的一个标志性品质，便是城市现代化程度。这本应是因地制宜的一个城市建设的风格，使其成为记忆的载体，我们却日益行政化。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对我现在所居住的那座城市的历史演进也有所了解，我也曾参与编撰过一本关于那座城市的人文地貌历史沿革概览，从中发现，早期的那些因几次战争的破坏而具有史料价值的建筑需要复原重建之外，它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修缮整理，都是在不动摇原有基础的前提下完善其功能的。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自来水入户工程，九十年代初天然气入户工程，地下热水替代锅炉蒸汽入户工程等，皆是。所以，那些前苏联式建筑的楼房、家属大院，还有颇具民族特色的庭院式建筑如学校，医院，依然完整地保存到本世纪初，忽然一阵强劲的房地产开发风吹来，就把那些建筑，连同它周边的住宅一同吹倒了，剩下的那一点记忆留待日后悲伤地咀嚼，一时间我们似乎茫然于自己在这座城市空间的位置。隔断了对于城市记忆的神经，便是弃旧换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以旧迎新。前者的前提是推翻，后者的前提是承继，而现在普遍奉行的是前者，于是就建起了一大批据说是欧美风格、东南亚风格的中不中、洋不洋、东不东、西不西的商品楼，价格不菲得令人咂舌。也因此，新的不稳定因素此起彼伏，政府信访办的门前，每天都聚集着络绎不绝的拆迁上访者和投诉者，要政府给一个公平的说法。而如何才叫公平？政府和上访者同样心里没底。一架天平，政府与群众永远不会处于对等的砝码。信访办的人向我诉苦，说，工作一天，能顶上一个壮劳力，眼睛发干，舌头发干，就是脑门不干，全是汗。我便笑道：“从中你可以学到不少的东西呀！”他便神经质地说：“我才知道老百姓当中有那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我故作警惕地说：“你可要明白你在端谁的饭碗。”城市的状况，因拆迁滋事似乎只在于拆迁费的高低，还迁房屋面积的大小，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每天该上班的仍去上班，该玩宠物的仍去玩宠物。乡村则大不同，解除了土地所有权的农民要改变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二叔、二婶，和石坝子村民们的现状即是实证。这也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为什么贵变不贵改的道理所在：变则通，改则乱。　　

这时从二叔二婶的房间里传来墙上挂钟敲打三点的声音，我坐起来，望向窗外的楼房空隙处的一角蔚蓝的天空：时代变迁，我们还能记住多少踏着苦难的道路引茎寻芳的快乐？我们还能记住多少值得缅怀的忧伤？春日骄阳，瑟瑟秋风，究竟还能勾起多少惋惜的眼泪？　　

一以概之，这就是现代生活！　　

　 　

十二、我是这样朦胧认识爱情的　　

以后我重新回顾起我在二叔家度过的那一天，仿佛我重新感到了纯心智的自责。也许我实在不该将自己的思想去印证二叔的现实，那样会更加增强了他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反感和抵触，而这恰恰又不是我的初衷。当现代生活遭遇历史传统，二者相互碰撞的结果，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而被动的又总是具有积极的倾向，牵引着人们的目光。三十来年前，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受到现代与传统的概念冲击的时候，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其实已经具备了现代意识的萌芽，喜欢听《祝酒歌》，喜欢听《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也喜欢听　邓丽　君的歌。那时我们还在校园里，听　邓丽　君的歌属于违禁，只能偷偷地躲到被窝里，几个人伴着昏暗的灯光，将一个同学带来的砖头大小的录音机音量调得很低，小心翼翼地听，唯恐遭到不测。温柔的音乐弥漫在宿舍里，连我们这颗年轻的心都变得温柔起来。大约就是在这期间，音乐唤醒的不仅是对崭新生活的向往，而且还唤醒了仿佛久已沉睡的爱情的心。于是，我们开始排斥自己，否定自己，煞有介事般地力求以新我的姿态改变刻板的生活。曾有过一个时期，我时常怀着欣羡的心情站在校园的操场上，望围墙外面高耸的烟囱，吐出云一样的白烟，在微风中袅袅飘散。那是一家纺织厂，车间里隆隆的织机穿梭声穿过教室的墙壁和玻璃窗，震撼着我的心。我想象着车间里忙碌的身影，急匆的脚步，一如置身在轰鸣不已的机翼之下。有时竟情不自禁地早早起床，跑出校园，奔到工厂门前，只为了看一看穿着同一颜色劳动服的工人们是怎样上班的。有时见到人丛中走着几位如我一般年龄的年轻的女工，助长了我没有止境的幻想，仿佛在我的心头押上了一缕堪称青春的思念。她们或长发飘逸，或扎成两根辫子，一前一后摆动着，脸上洋溢出快乐活泼的笑容，仿佛投入到新一天的劳动中是十分开心幸福的事。她们手里拎着各式各样的布兜子，鼓鼓的，大约里面装着饭盒或其他东西，有说有笑地随着人流消失在厂区深处。高音喇叭播放着时兴的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崭新景象，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焕发出青春的激情！我甚至觉得，别人在那里辛苦劳动的时候，我则坐在教室里安静地读书，这对那些年轻的女工不公平。有一天，我把我的这个想法说给　历史　教授听，他沉思地注视着我，良久之后，说：“你的想法是不对的，生活中有许多位置，都需要有人坐上去，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位置，才凝聚成我们的事业。你们只有尽了读书的义务，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也才会有美好的人生。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知识，要靠人才，知识是人类走向进步的阶梯。安心读书，珍惜这难得的读书机会。”我几乎是懵懂地点了点头，内心之中仍闪烁着那些年轻女工的身影。　　

“觉生，”二叔在他的房间里唤道，“离吃晚饭还有一段时间，你要不要看电脑？”　　

我以为自己听差了，忙走过去，问：“二叔，您说什么？”　　

二叔说：“我见你闲着，问你看不看电脑。”　　

我有些愕然地将目光从二叔的脸上移到二叔对面长条桌上的液晶电脑屏幕上。上午我逐个房间观赏的时候，曾见到过它，以为那是一台电视机，并没有特别在意。我坐到二叔身边，问：“您对这个东西也感兴趣？”　　

二叔不自然地笑笑说：“这是你小妹妹春节回来过年，特意给我买的。我这个年岁的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不过，你小妹妹指导过我几次，怎么上网，怎么打字，怎么保存，倒也觉得这东西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可怕。她说，搬到新家，不出门，也能了解到外面的事情，不然就更加落伍了。现在，隔三差五地打开它，看一看新闻，眼力不济了，看时间长了，就感到累，眼睛流泪。你去看吧。你一定比我更熟悉它。我听说有些年轻人整天都离不开它，真是挺奇怪的。”　　

“您能接受电脑，这可是个新鲜事物。二婶呢？”我一直没听见二婶的动静，便问道。　　

“她说出去买点菜。”　　

“我听说今天是集日？”我忽然想起早晨小琴姑娘告诉的话。　　

“现在哪还有什么正经的集日？你看见楼房旁边的那道围墙了吗？后面就是。在那里和在城里逛集市没什么两样。我去给花浇点水去。”二叔站起身，擦着地面，向阳台走去。　　

老实说，我对电脑的依赖还只停留在书写文字的阶段，稍微复杂一点的程序没有一件可以独立完成的，所以，在报社里我被人戏称为“电脑盲”。但我也从没有在意过盲或不盲。因为我觉得这东西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节约许多写作的时间，至于其他，还是动自己的脑子好，通过自己的记忆，来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更具有一种生活的主动和自觉。我打开电脑，像以往一样，首先登陆到我的电子邮箱，竟发现这两天已经收到三十几封邮件，仔细看看，大都是业余作者的投稿，既然现在处理不了，干脆也就不打开看了。倒是有一封邮件引起我的注意，标题处写着“觉生速览”，看看发件人地址，一串数目字，一时也想不起是谁，便点击开这封邮件，竟是钱文芳发送过来的。她写道：“你这家伙还真是挺时尚的，玩起什么失踪的游戏来了，让我和梅婷整天都在骂你！现在正式通知你，立即打开手机，立即回复此信，立即回归现实，满足了你的梦想之后，立即返家！”这简直就是命令！单从这些丝毫没有情感的文字中，就能体会到她们面对现实生活时的态度了。不过我还是掏出手机，按了按开关键，手机没电了。备用电池被我放在老房子里了，只好听之任之了。就当自己从未读过这个电子邮件，我没有回复这封信。　　

此时，我仿佛真的看见有两个女人站在我的面前，指手画脚地对我予以指责：一个是严厉，一个是揶揄，当二者沦为孪生姊妹，共同对付一个假想中的敌人，好像掌握了正义的真理，施出什么样的手段也不足以平息心头的愤怒。她们像是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的一对佳偶，共同担负着惩罚的重任，为了达到彼此的目的，不惜在我的身上一试锋芒。我面对屏幕，不觉静静地笑了一声：爱，永远是一次痛苦的远行！她可以使人默默地忍受旅行的辛劳，也可以令人痛快淋漓地享受旅行的快乐，即使稍纵即逝的一瞥，遍野的鲜花，追逐的鸟鸣，漫坡的牛羊，路边简陋的茅草棚，落满夕阳的紫红色屋顶，都会留下刻骨铭心的烙印。也许这就是人生，爱自然，也爱生活，需要爱情，也需要自由。1983年的那个秋风萧瑟的季节，我和梅婷的第一次接吻，便注定了我们直到今天的爱情的誓约。毕业了，恍如流水一般的四年岁月，几乎是平静地度过去了，迎接我们的将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一个充满幻想，充满希望，自然也会充满无可奈何般荒唐的世界，好像我们还没有做好任何准备，便迫不及待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只能“以其知养其不知”来对付。或许我们无法克制来自宿命的吸引，一同走进了这个陌生的城市。钱文芳来和我们告别，说她还想留下来继续深造，攻读财经专业。“我喜欢数字，变化莫测，能让人从深奥中懂得什么才是简单。”她说，但她的语气并没有快乐的含义。在她那过分沉静的脸上，我仿佛第一次感觉到钱文芳是很能克己的人。梅婷抱住钱文芳，噙着满眼的泪花，任什么也没有说，就那么紧紧地相互拥抱着。我侧过脸，回望熟悉的校园，熟悉的教学楼，熟悉的学生宿舍，灰色的墙壁仿佛历世沧桑的老人，留恋地静默在那里，任我们的离去，只把寂寞留在内心的隙缝间。又过了三年，也就是我和梅婷结婚的那一年，钱文芳也来到了我们这个城市，既是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也是到财政局报到。我们终于相聚在同一个城市，每天呼吸着同一个城市的空气，好像气息的交流弥缝了分别的疏远。但是，这种弥缝更像是一种表面上的敷衍，随着不久她的新婚燕尔，不仅见面很少，到后来，几乎连电话也没有了，而且随着城市电信业的发达，电话号码不时增位更新，也就很难记住她的新号码了。我和梅婷没有忘记她，却也没有主动地去联系她，相安无事地经营着各自的生活。　　

去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报社传达室的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说楼下有一位女士找我，要我去接她。这是市委宣传部下达的新规定，为安全起见，陌生人一律不得随便出入新闻宣传机构。是不是真有这个必要，也无须问，执行就是了。我乘电梯下楼，来到大门口，一眼就看到钱文芳孤零零地站在大门一侧的铁栏杆旁边。我疾步走过去。　　

“文芳！”我既惊且喜地和她握了握手。“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能到我这里来？来吧，到我办公室去坐。小伙子，不用登记了吧？这是我的同学，一会儿我送她出来。”我对传达室的小保安招呼了一声，他客气地扬扬手，意思是全免了。　　

一路走着，钱文芳嗔怪道：“我也知道，我不来见你，你是永远想不起去见我的。”　　

“话说远了不是？彼此都忙，真正想找一个整时间坐一坐，在当今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　　

“忙归忙的，那也不见得连个电话都没有。打个电话过来，我还能吃了你？”钱文芳和我一起迈进电梯间的时候，又问道：“梅婷好吗？”　　

“还都是老样子，马马虎虎。”电梯稳稳地向上升起，我暗自想到最后一次见到钱文芳还是在五年前的冬天。节令的嬗变，仿佛连茫茫广宇都为我们叹息。同在一个城市，又是同学，竟能彼此二三年或三四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见上一面，说起来也是很奇怪的事情，甚至可以奇怪到让别人不相信的程度。　　

来到我的办公室，邀请她坐到唯一的一张带扶手的沙发上，并奉上一杯清茶，放在一旁的茶几上。我拖过办公桌前的皮椅，坐到她的对面。直到这时，我才仔细端详了这位曾经风姿绰约的老同学，将面前的真实与记忆中的真实做一比照，仍不失年轻时的丽影。上身是一件粉底白条的长袖丝衫，下身是宽松透风的裙裤，足蹬一双方口黑色高跟皮鞋，尽显职业女性特有的风韵。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镶有一块类似红宝石的白银钻戒，为那双保养得很细腻的手增添了几分情致。尽管我对钱文芳的到来无丝毫精神上的准备，我也不想将此次的见面弄得彼此都很尴尬。一如繁缛的客气总让人感觉不自然一样，索性我们就开门见山。但我看出，钱文芳确实没有什么需要我去帮忙的意思，而且，想必她也知道，找我帮助成就一点什么事情，到头来，只会像俗话说的那样“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经济社会，或者说商品社会，人际之间的交往如不打上利益的烙印，似乎就显得十分不正常，起码让人觉得你是故意的矜持。大约这是我的世故和狭隘。没有事务性的话题的牵扯，我们的谈话进行得还是很融洽的。说到会心处，她那湿润透红的嘴唇的唇角微微翘起，浅浅地一笑，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充满诱惑似的在我的眼前闪耀。我们谈到家庭，谈到孩子，谈到住房，谈到收入，这些好像每天不谈上几次，会忘记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环境中。而我们的社会也正是在这些方面不断丰富着人们的话题，并丰富着话题的内容，以助谈资。特别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孩子的问题也许较其他问题来得更加敏感，找工作，找对象，买房子，成家，立业，方方面面，仿佛离开父母就如同断线的风筝，不仅迷途，而且还不知飘落何处。钱文芳说她有一个女儿，高考的时候成绩不是很理想，自己又不想复读，勉强报了一个广告设计专业，明年就要毕业。现在人在深圳，在一家私人广告公司实习。言谈之中，钱文芳似乎也面临着同样的负担，如此众多的广告公司，且良莠不齐，焉知鱼目混杂，而不陷于商业欺骗的境地？因此，我们的共同感受便是今天的独生子女实在缺乏辨别的目光和自立的精神。沿着这些内容的发挥，忽然觉得自己今天在钱文芳面前怎么有些婆婆妈妈的。然而，钱文芳却对我的担忧表示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说：“不过我倒是不担心女儿的个人前途，好也罢，不好也罢，自己的路只有靠自己去走，才能够坚实，否则，就不会懂得珍惜。而且我还觉得今天的孩子们会比我们有出息。那时我们没有自己的选择，以服从组织为天职，好像特别本分，也比较容易得到认可，真是墨守陈规，积习难改的一代人。现在，他们的空间开阔了，只要有真本事，就能做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竞争的年代，残酷是必然的，总不能看着别人活不得，自己也不活了。”或许钱文芳的话恰也符合我们当今社会普遍的一条规则：凡说别人糊涂的人，自己未必清醒，如同嘲笑别人醉了的人，自己未必没醉。接着，她告诉我一个信息，也许就是今天此行的目的：她已经从财政局调到建设银行分行做副行长了。相对于财政局业务科的一名科长，此次调任副行长，也算是职位上的升迁。我便由衷地祝贺她的高升，她竟轻蔑地笑了笑：　　

“你的祝贺显得特小气。”　　

我急忙接过来说：“晚上我请你吃饭，总不会有所得罪吧？巴结巴结你，儿子的工作说不定还要你这个副行长提携呢。”　　

“算啦，今天我还有些别的事情，路过这里就进来看看你，哪天还是我请你。儿子的事我先记着。可我请你可不是白请的，要你给我介绍介绍市里一些只有你们新闻界知道的内部信息。”她侧歪着头，将随身携带的褐色小皮包放到腿上，等待我的反应。　　

“克格勃？你在财政局，不比我知道的信息多？”我下意识地笑着问。　　

“灯下黑。有些事外面都传扬开了，我们还蒙在鼓里呢。现在到了新的单位，我们也要进行内部改革，整合金融资产，扩大信贷渠道，可那么多企业，效益好的，人家不需要；效益不好的，我们又不敢投；资金放在哪，也是头疼的事。所以，金融界同样离不开新闻的宣传造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常联系吧，别总摆个架子坐在家里，像个佛似的。”钱文芳站起身，从小皮包里随手取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联系方式都印在上面了。”　　

我将她送到楼下，她执意让我回去，我也就停下脚步，目送她横过马路，直到她打开停在路边的一辆黑色轿车，发动起来开走了。钱文芳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明显比我实际多了，我想，谈了这么久，她竟丝毫没有触及我们共同的学生时代，好像校园生活的诸多乐趣早已湮灭在枯燥的数字组合与数字游戏中了。　　

传达室的小保安仍是客气地向我点了点头。我心绪茫然地朝他笑笑，径自上楼了。或许就是在这次晤面中，钱文芳真的将解决儿子工作的事记挂于心，才有了妻子面对突然到来的惊喜而产生的惶惑和忧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恰是这“相报”二字，最是让人头疼的事情。要知道，感谢也是一门非常有讲究的艺术，不懂这门艺术而贸然行事，那叫“冒险”。　　

我离开电脑，心情显得很惆怅，甚至我有些后悔打开二叔的电脑，为自己徒增一段烦恼。　　

用过仍是二婶亲自下厨做得的晚饭，我对二叔二婶说，我回老房子过夜。二婶有些焦急地说：“这里有你住的地方，何必还要跑那么远的路？”二叔也说：“你二婶都收拾出房间了，晚上我们爷俩还可以多聊一聊。再说，哪有到二叔的新家，反而让侄子住老房子的道理。”我便向他们解释说，第一，我的装有证件、钱币的包放在老房子里了，村子里的人家已经搬得差不多了，若夜间有人进去拿走，也是很麻烦的事；第二，我的手机没电了，回老房子更换备用电池。还有第三，那是属于我自己的安排，没有向二老袒露。我说明天我还要回来的，万不可因小失大。二婶首先表示赞同：“你这孩子，那么贵重的东西不随身带着，多不让人放心啊！明儿早过来，二婶给你准备早饭。”二叔也叮嘱道：“明天来的时候，把自己的东西都带上，锁好房门，院门，就在二叔这儿住几天。”　　

　 　

十三、我是这样唤起对爱情的怀想的　　

在我们所有的生活范围中，物随心移，情随境迁，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变得非常被动？本来我可以自由地支配一些什么的时候，却要听命于别人的安排，而稍有怠慢之处，连自己都感到无所适从，自以为违拗了别人的好意，比如时间，就不是完全依赖自己自由支配的。有人说，哲学的价值大部分须在它的极其不确定性之中去追求。如果它不受物质因素的制约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它对人生特定构架下的精神成长显有缺憾，也就是说，现在的我之外，还有一个过去的我和一个未来的我，换句话说，已知的我之外，还有一个未知的我和一个本知的我。只有把我放到时代进程中的一个位置，才能溯源抚今，从不确定性中寻找一种可期的确定性，求得这个我何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证明。从二叔家出来，骑在自行车上一路缓行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将我反复求证的一个概念反复地思考。曾几何时，我们基于传统的畏惧，希望在中西文化的对接中进行一些中和，于是就出现了类似荒诞的“国学热”现象，一时间，大学教授、中医学者、保健医生等纷纷粉墨登场，充斥于电视、礼堂、体育馆等，凡能聚集人气之处，都有他们匆忙的身影。事实证明，这种化学式的中和显然失去效应。而这些教授、学者、医生又确实是这一现象的实际受益者，单以不菲的讲课费、教材费，就可以粗略计算出他们从善良的人们身上捞走了多少金钱。也可以简化成：他们受时尚的支配，不能自己，在消耗时间的概念上，他们同样处于被动的地位。“我不想讲，但观众要听，我只能牺牲掉我的时间。”多么崇高的委屈啊！天色显得阴霾，隐隐约约传来远处雷的滚动声。石坝子村的春天，从我记事起，就觉得这里的气候鲜有正常，忽阴忽晴，忽风忽雨，家常便饭一般。此时，云层低落，阴沉郁闷。顺着从身后扑卷过来的风声，我不觉加快了车子的速度，免得淋一身雨，没有替换的衣服。俗话说：“风是雨的头。”刚进村口，天上便飘下雨点，借着还不算太黑的天色，我沿着已经无人的小路，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回到老房子，打开院门，打开房门，将自行车搬进屋里，雨已经像散落的珠子一样自天而降，急切地砸在屋檐、门扇和窗玻璃上。我暗自庆幸地长吁一口气。掏出打火机，点燃桌子上两个半截的蜡烛，昏暗的光线仿佛是对这间老屋最后的问候。我仍是借着烛火点上一支香烟，坐到炕边，感到口的干燥，心的孤单。我想起车篓里还有二叔让我带来的几听青岛啤酒，便取过一听，拉开拉环，喝下一大口，凉丝丝地清爽。村子里不知还有几户人家，凭感觉，不会多，独守空屋的我渐渐地涌起一种淡定的情绪，希望自己是和故乡热土做告别的最后一个人。　　

窗外的雨声渐渐大起来，雨中夹杂着呼呼的风声。吸过烟，我从枕头底下的包里拿出备用电池，换到手机上，然后又将替下来的电池别到充电器上，寻找电门的时候，方想起这里已经断电了。好在石坝子村还有通讯信号，我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早晨不是刚通过话吗？”妻子在电话那头好像懒洋洋地说。“今天是不是又有很多丰硕的成果？”　　

风的狂躁搅动了雨声的凌乱，处于风雨交加境地的我，忽然有一种孤单的快感：“我想告诉你，这里下雨了，很大，风也很大。现在我正在经历着从不曾经历过的体验。你想不想听听风雨大作的气势？”　　

妻子以一种冷静得近于枯燥的口吻说：“其实，我真的想明白了，你的思想永远可以给你带来想象不尽的快乐，而这快乐往往又是脱离实际的。”　　

“听到外面的风雨声了吗？”我将手机调到免提挡，问。　　

我不知道外面的喧嚣是不是传递到妻子的耳畔，但妻子的声音却在房间里轻轻地回荡：“我总觉得你不知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你也就不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　　

我一边观赏雨景，一边对着手机说：“现在不是我们讨论谁是谁非的时候。实际的东西是脱离不了的。今天我见到二叔二婶了，他们的新房子很好，明亮，宽畅，丝毫不逊于城里的住宅。但二位老人似乎并不开心，他们，其实所有石坝子村民都不是很开心，因为他们需要的是比新房子更能使人愉快生活的家园。”　　

妻子说：“这也就是说，以前所有的担心、恐慌、怀疑都是多余的了。”　　

“政府以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那只是极表面的现象。政府没有理解到村民的感情，所以，他们拿走土地也便觉得是理所当然。”　　

妻子说：“最好你不要总是关心这些。评议政府不是你的责任。二叔二婶的身体好吗？”　　

“还好。只是二叔很少出屋，精神上也有些抑郁，不愿和人接触。不过，二叔已经能够自己上网看新闻，在电脑上学着打字了。这一点连我都有些惊讶。”　　

妻子在电话里不冷不热地笑了几声，那笑声在昏暗的房间里听来，仿佛深谷的回音。“所以我说你总是杞人忧天。”笑过之后，妻子说：“这么说，二叔要比你与时俱进了。虽然我没去，也可以想到有时你的见解并不比你的创作更高明。觉生，现实总归是现实，它不能以简单的思维方式去替代。钱文芳来过电话了，还是儿子工作的事，说要趁热打铁，明天就让儿子去她那里填一套表格。她还说打不通你的电话，给你发了一个邮件，收到了吗？”　　

“我在二叔的电脑里见到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回复她。我忽然有一种与你一样的感觉，有些事情来得过于突然，反而感到茫然。”　　

“她好像比我更了解你。”　　

“那只是你个人的感觉。这个时候的个人感觉往往不是准确的。”　　

“准确的是你哪天回来？”　　

“明天在二叔家再玩一天，再各处走走，看看，也许周末就可以到家了。”　　

“好吧，路上小心。回来以后，我们约钱文芳一起吃个便饭。”　　

“随你安排。儿子呢？”　　

“和同学看电影去了，说是美国大片，什么名字，忘记了。我会转告他。”说完，妻子挂断了电话。　　

又是钱文芳！她俨然是我此次回乡的一个摆脱不掉的影子！她曾在我的视线中神秘地消失，现在又神秘地出现，所以，有时我很难理解她在我的生活中的意义。她像一只不肯安静的蜜蜂，既能施人以蜜，也能蜇人以痛，而蜜的香甜又远远不能抵偿遭蜇的疼痛，由不得人要敬而远之。我端过那听啤酒，赌气似地猛喝了几口，差点呛得咳嗽起来。我和衣躺到炕上，将那床薄被搭在腿上，静听雨打窗棂的声音，透过被雨水洗过的玻璃，沉沉的夜空仿佛盘旋着恐惧的青光。回顾往昔，爱情的脚步几度失去平衡，险些掉进相思的深渊。眷恋于青涩的初恋，仿佛是对青春岁月的揭露。鲁宾逊在他漂泊的路途中曾这样感叹：“我们永远无法明白原有生活的真正好处，除非生活向我们展示其恶劣的一面。我们不懂得自己本身享有生活的价值，除非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那么，今天我们真的明白、真的懂得了我们所面临的生活了吗？在创造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我们还不能杜绝恶劣的倾向，甚至也不可能杜绝掉，反而它正一步紧逼一步地向我们的生活渗透，当整个社会空间时常充斥着这种不和谐的音符的时候，我们便要从传统中寻找调和，持中的理念，试图以传统的思想来稳定文化的多样性，生活的条理性，风俗的淳朴性。但是，到如今，我们介于现代与传统的两极之间，其选择的方式、生存的方式以及个体生命的价值的体现，都使我们的意识因匆忙而凌乱。我无意于以传统来否定现代，同时，似也不可轻易地惟现代之全是，惟传统之全非，一味地弃旧扬新，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古人云：“人思如泉涌，汲之愈新。”回眸青春岁月，难以抵御爱情的诱惑。然而，我对钱文芳有过怎样一种认识呢？即便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岁月的沧桑日复一日地爬上了额头，而且在生活的漩涡中学会了沉静，学会了忍耐，仍能在潜意识中寻找到当初的可以说是萌芽的爱情，其本身证实着自己想在理智的引领下，重温曾经并不能叫做快乐的快乐。在校读书的时候，彼此有好感，谈得来，有时也不免招来或羡慕、或嫉妒的目光。妻子在婚后的一段时间里仍为此而耿耿于怀：“如果你和钱文芳生活在一起，你想过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吗？”如同历史没有“如果”一样，爱情也没有“如果”。对此我只有沉默。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状态，不仅反映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彰显着时代与人之间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共同构筑起历史传承的轨迹，亦趋，亦行，亦远。所以，每谈到这里，我都会说：“纠结一个没有逻辑关系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现实中却实在有太多的人喜欢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中纠结。假如我们非要在这种纠结中证明出什么结果，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物正在改变着原本的面貌。因此，今天我能坦然地面对钱文芳，其道理也即在于此。　　

那天送走钱文芳，回到办公室，坐在写字台前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竟有一种惆怅与失落的情绪，总觉得她的突然造访，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说出来，而绝不是单纯地告诉我她升迁了，要我在报纸宣传方面多做一些美言的工作。我相信我的直觉，但我不会滥用这种直觉，所以，也就不去多做幻想式的揣摩了。五年前，几个在本市工作的同学搞了一次聚会，我和梅婷参加了，钱文芳也在，她比我们到得早，端坐在餐厅的一个单间里无聊赖地喝茶。接着陆陆续续应到的同学都到了，这个宴会就开始了。席上情景没有什么值得记述，除了喝酒，大声说话，也不妨借点酒劲自吹自擂一番，都是情有可原的事情。那天，钱文芳似乎很少说话，坐在我的一侧，似乎不知该如何把握我们之间的界线。梅婷自然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晚上临睡前说：“钱文芳好像有什么心事，我问她，总是笑笑，遮掩过去。”饭后，同学们照了一张合影，我将底片拿回报社，交给摄影记者，按人头洗印出来，分别寄给了他们。摄影记者还特意为我放大了一张，就放在我的书柜的玻璃门里。五年前的钱文芳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虽然比过去略胖了一些，却更能显出成年女性的丰润。大约她很懂得驻颜之术，仍保持了学生时代被叫做“婉约”的韵致。肤色白皙，神态端丽，目光如月，清澈，深邃，仿佛如影随形的爱意，时刻覆盖着她内心深处守候的期待。那天她穿一件质地考究的米色半大呢子上衣，脖子上系了一条绣花丝巾，看上去，既不失半老徐娘的风姿，还平添了几许返老还童的朝气。女人的魅力往往体现在自身的一种气质，气质也是看一个女人俗与不俗的界线，好像我们努力打造一个新型的城市，却发现打造之后的城市反而显得小气，庸俗，透着一种媚态。这就是审美情趣上的差异，也反映出政府主管人员的基本素质和潜在的浮躁。很多时候，人们将所谓的雍容华贵看做气质，其实那不过是典型的矫饰，于是走进了审美的误区。这也就是我们时常感到的那样，界定“美”的概念，只有通过比较去认知，情趣不一，认知也不一，而最基本的“美”实则在于她的庄重和素朴。一座城市如此，一个人也如此。钱文芳的形象自那天开始更新了我记忆中的原有的面貌。　　

雨声好像越来越急骤了一些，雨水顺着玻璃窗流淌下来，哗哗地冲击着这座老房子，仿佛要从底部将它漂浮起来。和妻子通过电话以后，我便感到妻子并不是很快意的，对于钱文芳帮助儿子解决了工作的问题，她好像很尴尬，存有一种进退两难的芥蒂。她太在意自己的感受，却忽略了自己的感受隐藏着的悖论，而她又不会自己承认的。我时常羡慕那些具有坚定意志和坚定思想的人，其处世的态度非常超然，如果我秉有这样一种天赋，我会更好地将我的生活处理的更扎实，更稳定，更妥帖，尽管伴着窗外的骤雨做如是想而有些荒唐。遥想当年青涩的年岁，在萌芽爱情的初级阶段，占据我心灵一个最隐秘角落里的人不是钱文芳，而是梅婷。这一点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的梅婷是一个骄傲的人，而恰是这种骄傲，使我看出掩盖的却是她内心的自卑。改革开放之初，大多女孩子受当时时风的感染，纷纷剪去了辫子，把头发梳成符合自己心意的样子，校园里的女学生也不甘落后似的，效法起来，竟也是个个青春靓丽。钱文芳就剪成一个刘海形，为的是遮住脑门上的一个小痦子。梅婷却不改初衷，仍保持了两根粗黑油亮的长辫子。我自信就是这两根辫子，勾住了我的视线，在内心寂寞的时候，幻想着搅在一起的发辫具有牵引的力量。梅婷很少有交际，大多时间是自己一个人独往独来，有时在校园的假山后面，一个人捧着一本书，静静地坐在水泥沿儿上，似看非看地盯着假山池里的流水，以及上面漂浮的落叶，好像丢失了一个梦，她要再捡回一个来。学校组织什么活动，既不拒绝，也不主动，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偶尔有同班的女同学找到她，也能够和睦相处，手挽着手，有如姊妹，畅谈功课，而且头头是道。后来有人对我说，梅婷并不是一个可亲近的人，给人的感觉就是亲疏有别而难以融洽。正因此，我体会到她的孤单。好心的男生躲在宿舍的床上，将非分之想叫嚣得好像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听见：“梅婷非我莫属，梅婷非我不嫁！我必须要征服她！”于是引起宿舍一片声地诅咒：“当心今晚有小鬼把你抓出去，连喊救命的功夫都没有！”他们把梅婷视为另类。我曾为这种对梅婷不友好的结论做过辩护，大约是不得力的缘故，反而将自己的内心暴露在同学的面前，没有几天的功夫，全班同学都知道我暗恋上了梅婷。这就不能不让人在背后有所议论。唯一的好处就是宿舍里的叫嚣声湮灭了。梅婷是不是有所感觉，我不知道，但我也确实没接到梅婷多少表示好感的暗示，丝毫也没有，见面的时候也仍是似理不理的神态，仿佛我揭了她的一块疮疤，感到了揪心的痛疼，眉目之间流淌着怨艾的神情。尽管如此，直到今天，我还要这样说，初恋，哪怕将这种恋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也永远是最激动人心的事，不论对方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都会朝着最美好的目标向往。　　

而钱文芳的性格恰与梅婷相反，不仅在班里，乃至在学校里都属于比较活跃的一份子。她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是校学生会副主席，上二年级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而且是班上唯一的一名共产党员。钱文芳整天跑跑颠颠，乐此不疲地显得十分忙碌，好像所有的工作都非她莫属。她对任何人都表现出一种友好大度的姿态，就像我们时常背诵的名言说的那样：“温良恭俭让。”任何一个团体当中，只要出现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就不能不准备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尤其当这种质疑的声音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的时候，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策略，是相当不可靠的一种做法。偏偏在毕业那年的上半学期期末，钱文芳的考试成绩非常不理想，为此，她的情绪急转直下地跌落下来。有的同学看见钱文芳躲在教授办公室里哭了，教授正一脸无奈地劝导她呢。我在心里为钱文芳感到伤心，觉得她付出的太多。如果以本能的自觉来衡量我在这一时期的情感，又确实在有意倾斜于钱文芳这边。有一天，我不知从哪里产了一股勇气，对她说：“我做你的朋友吧。”　　

她惊讶地大张着眼睛：“你是想和我谈恋爱吗？”　　

“有这个意思，但并不全是。”　　

“可我知道你还喜欢梅婷呢。”　　

“梅婷不喜欢我。”　　

“那你就以为我一定会喜欢你吗？”她撩了撩前额的刘海，目光中泄露出谨慎的神情。　　

我的脸红了，我知道我正在经历人生的另一种考验。从这时起，我开始正视我的现状，如同我曾从心仪于纺织女工的孟浪中，返顾居心是否纯洁一样，我再次以一种新的视角审视我身边的生活，并随着这种生活的演进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情感脉络，将自己的理解逐渐贯穿到我对未来生活的构筑中。到最后一学年准备毕业论文阶段，我们平静地，也是按部就班地将平日里的所思，所学，凝结成一个个文字，其他也就想得很少了。钱文芳似乎并没有因为我的唐突而对我有所疏远，相反，倒是她主动的时候多起来，比如，上大课的时候，她要我替她占个座位，过不多久，她提着一个书袋子走过来，就坐到我的身边；比如，中午让我代她打一盒饭，然后两个人随便找一个座位坐下来，稀里糊涂地吃完了，各回各的宿舍；比如，在校图书馆，她喜欢靠窗、光线充足的位置，所以，干脆就把我也拉过去，帮着她记一些卡片。所有这些举动，我相信都被一双监视的眼睛注意到，而且在我的背后那两道尖锐的目光直刺到我的脊梁，那就是梅婷。　　

我记得那是一个月光朦胧暗淡的晚上，我和钱文芳如约来到图书馆我们平常坐过的地方，将随身携带的几本书平摊在桌子上的时候，却发现今天钱文芳既没有带书，也没有带本，脸上挂着一丝冷静的微笑，坐在我的对面。我有些忐忑地问：“你不想看点书吗？”　　

钱文芳习惯性地将垂到额前的头发撩了一下，说：“不想。心里烦，什么也看不进去。”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好像被她的情绪所感染，竟有一种忧戚的感觉：“是不是又听到了别人的什么议论？”　　

她没有回答。我仍然望着她，当时，我那么不转睛地望着她的脸，竟没有丝毫的胆怯。沉默了片刻，她的双臂架在桌子上，对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关心着梅婷的事。”我张了张嘴，钱文芳阻止住了。“她遭到了不幸，前几天她哥哥来信，说，他们的父母离婚了。这对梅婷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不想安慰她，好像在这个时候，什么安慰话都显得多余。她向我诉说了她的童年，述说了她的母亲在‘文革’期间是怎样与父亲为了对立的政治观点而大动干戈的往事。那时她的父亲是一位已经靠边站的工程师，而母亲则是一家化工厂普通的女工，双方的社会地位不同是导致他们情趣不一、政治分歧的主要因素。大闹一场之后，父母可以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都不说一句话。她始终忘不了有一年冬天，父亲被一群革命小将揪到街上，在他的胸前挂上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围了那么多人批斗他。就在那次批斗会上，”钱文芳直视着我的眼睛，犹豫了一瞬，忽然坚定地说了下去：“一个青年踢中了她父亲的睾丸，痛倒在地，几乎失去知觉。后来送进医院，被诊断丧失性功能，成了残疾。母亲则安稳地坐在家里，对吓得浑身哆嗦的兄妹俩说，他这是罪有应得！家里总是被一种不祥之气笼罩着，政治像埋在他们身边的一颗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引爆。夹在中间的梅婷和哥哥只能畏缩地看着父母的一举一动。每天放学，哥哥领着她，总是抄一条近路快步回到家里，想方设法来讨父母的欢心，点炉子，烧开水，蒸馒头，擀面条，而等来的仍是父母冷冰冰的脸色。在梅婷的记忆中，似乎从来没怎么享受过母爱和父爱，若父母对他们兄妹亲热一点，反而觉得不够正常了。这时候，逃避反而成了兄妹两人的主动。政治运动平息以后，本以为可以过一种和别人家一样的平静的生活，可她的父母却并没有原谅对方，好像谁的身上都有对方造成的伤害。那种痛苦的日子仿佛到了梅婷考上大学才得以结束。然而，梅婷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的父母会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日子里选择了离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梅婷毕业以后，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心灵受到的伤害太深，她不想回到父母的任何一方，她不想再去重温那段毫无亲情的生活。她爱她的哥哥，但她不会回到哥哥那里去的，因为她不知该怎样面对嫂子，不知该怎样面对年幼的侄子，而且哥哥的家也绝不会有她自己的一个空间。所以，我想说，你喜欢她，你心仪她，你就能承担起这一份坚定的责任。毕业之后，你要带上她，组织起属于你们自己的家。梅婷也一直有这么一份心愿，和你共担未来的命运。”　　

钱文芳停顿下来，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似乎等待我的回答。我仰起头，注视着屋顶上明晃晃的日光灯，好像它能给我带来什么灵感，或接受，或拒绝。我不想通过粉饰或庄重的承诺来掩饰内心的不安，但我需要一块容我思考、容我抉择的跳板。整个大厅里突然显得十分安静，除了翻动书页的声音，便是我内心急速而又慌乱的跳动声，敲击着我的耳鼓。我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和钱文芳的身上。我收回目光，将已经摊开的书合起来，对钱文芳说：“我们回去吧。”钱文芳顺从地站起身，我们一同走出图书馆的大门。来到台阶上的时候，我说：“总有一天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　　

“你还知道什么？”钱文芳的手挎在我的胳膊上，轻声问。　　

“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已经从梅婷的眼睛里看到了我的未来。”　　

究竟那是一个怎样的未来，我一无所知，但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总能够创造出一个容纳梦想的世界。我和梅婷是在政府机关家属大院简易筒子楼的一个单间里迈出走向未来的第一步的。我们仿佛怀着共同的负重的心情，在享受到原始美的同时，本能地对自然的构造产生了亲和。我紧紧地抱着梅婷柔软的身体，向她讲述故乡有一次开垦南坡地的故事。为响应上级“农业闹革命”的号召，在一个晴明的早晨，生产队的拖拉机拖着犁铧在一片荒废的土地里翻耕，翻卷起来的泥土形成一道道整齐有致的沟垄。忽然，拖拉机后面的犁铧被什么东西绊住，无论怎样加大马力，也难能从这种羁绊中拖出犁铧，它好像被地底下一只有力的大手紧紧地固定住了。很多人聚拢过去，抡锨挥镐，刨开土层，竟露出了一棵足有百年的树根，它深深地用根须紧抓着坚硬的泥土，缠绕在犁铧上的枝蔓像生命复苏的宣誓，它们不屈不挠地与土地同生息。人们仿佛意识到什么，理解到什么，恭敬地将树根从地里起出来，小心地移到大道边，唯恐伤了它的筋骨和血脉。后来又将它转移到村头的一个高坡上，像是石坝子村的一个标志。许多年之后，这个树根还能在我的梦中再现，便想到它会不会也有它的爱情？它的爱情属于土地，属于光阴，尽管岁月遮没了它的枝干，但它依然循着跌宕的人生捕捉孩提时代的天真。“我们也应当这样相依相偎，走过我们的生命。”我吻着梅婷，仿佛生命的溪流正缓慢地渗透到我们的每一根血管里。梅婷紧闭的双眼流下两行热泪，翻过身来，投入到我的怀抱，忧伤地哭泣。　　

窗外的雨被卷过来的风吹的零落稀疏了，风像穿过狭窄的胡同那样呼呼吼叫着。桌子上的蜡烛已经燃烧得松软了，我急忙更换了两根新蜡，像添了新的动力，烛火更加活泼地跳跃起来。我注视着它们，想：即使生命处于最黑暗的时刻，只要有爱情的陪伴，心灵会放出光明。我拿过手机，在接到钱文芳的那条短信息上做了这样的回复：“谢谢你关照我儿子的工作。最近这两天有望回去。乡下的一切均好，不必牵挂，见面详叙。”　　

　 　

十四、夜半僧敲门风雨故人来　　

合上手机，看到屏幕显示的时间是九点五十九分。窗外风声依旧，雨点却时大时小。看看时间尚早，便撩开身上的被子，从枕头底下的包里取出记事本和圆珠笔，想将这两天来的感受梳理一下，记录下来。来到旧饭桌前，我把蜡烛碟往墙边挪了挪，坐在打开的本子面前思量。两天来，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试图想改变自己一些什么，可仔细想一想，又实在理不出一个头绪。以为可以大书几笔的此次行程，其实一如平常的日子一样，过得既简单，又匆忙，便想，所谓观感，也不过是由于换了一个环境，头脑中难免会有一种兴奋的因素刺激了神经，将本是流于自然的东西看做了不同寻常罢了。我点上一支香烟，烟雾缭绕在烛火的周围，慢慢地，游丝一般地飘散开，思绪也就像夕霞河水的涟漪，一层一层地漫溢在我的心房。经过了长途的跋涉，以一骑单车做我的代步工具，虽看似荒唐的举动，却也为自己带来了许多思想的机缘，可以客观冷静地观察生活，可以由表及里地认识现实，便会从中发现，震荡在我们耳边的除了和声，还有矫揉造作的媚声，还有不相协调的杂音，而这种媚声和杂音恰是掩盖伪善与欺骗的最好的保护色。我在本子上刚刚写下这几行文字，忽然有人敲门。如果这时候被雨水冲塌了一面墙，都不会引起我的恐慌，而我却被这深夜的敲门声震慑住了。我惊疑地抬起头，问：“谁？”　　

“是我，耿福金。”　　

门外响起耿福金粗重急切的回答。我打开房门，耿福金穿着一件军绿色雨衣，一下子撞进来，狼狈不堪的样子。雨水顺着雨衣淌到地上。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将藏在雨衣里的一只草蓝子撂下，一边解扣子，一边抱怨似地说：“今天你不是去二叔家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我觉得好笑，深更半夜跑到我这里来，反而责备我，倒好像我侵占了他的领地。我来不及解释，赶紧让他把雨衣搭在墙边的自行车上，同时将墙角晾衣绳上的毛巾拿下来，递给他，反问道：“这么晚了，又是这么个大雨天，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耿福金接过毛巾，一边擦着脸上的雨水，一边摇着粗大的手掌，说：“一会儿说，一会儿说。”接着。他就脱脚上那双连泥带水的胶鞋。“有拖鞋吗？”　　

“能找到拖鞋，你就穿。”　　

“算啦，我就光着脚吧。”　　

“我想，你还是穿上你的胶鞋好一些。”　　

耿福金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似地，真的光着一双套着粗线袜子的脚，坐到了另一张凳子上，那张凳子顿时发出受到侵害似的吱嘎声。我到里西厢房把散落在地上的报纸捡起来，厚厚的一沓，垫在他的脚下。西厢房靠窗一面的地上已经汪起一片水，那是大雨顺着破碎的玻璃窗斜侵进来的。我收拾起本子和笔，递给他一支香烟，和我一样，他凑近烛火，猛吸了一口，好像缓解了疲惫一样，说：“石坝子村的天，一到这季节，就是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天气预报都不灵。刚才路过这里，看见屋里有光，我担心出什么岔儿，就过来敲敲门，没想到还是你在这里。晚饭吃了吗？”　　

我把今天的经过向他简单地叙述了一遍，特别提到早晨他的儿媳小琴送来的很丰盛的早饭，然后说：“本来二叔是要我住在集祥镇家里的，可我这次回来并不是做客来的，所以，我觉得在村子里住一天少一天，以后再回来，这里不知变化成什么样子，即使再发达，也不能勾起我对它的那一份珍贵。所以，吃过晚饭，我就回来了。住在这里，我的心也会好受一些。”　　

耿福金好奇地瞅了我一眼，那眼神分明透露出我的话有隐瞒的成份：“从二叔家吃完晚饭回来的，你怎么没赶上雨？”　　

“差一点就让雨浇成落汤鸡了。不过，你没有掐算的本事。”我点着他的鼻子说。　　

耿福金不屑地哼了一声，好像对我的这番表白毫不在意。他指着地上的那个草篮子，说：“你去把那个拿来。”　　

“那是什么？”我不解地问。　　

“吃的。里面还有酒。”　　

我提过篮子，蹲到他面前，更加不解地问：“风雨交加的天气，你提着这些东西，满村子找人喝酒啊？”　　

“屁话！”他不满地骂了一句，说，“我从中午到现在肚子里还没食呢。剩下的那几户人家快五点了才搬利落，盆盆罐罐的，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能把人急死，气死！还好，大雨之前帮他们把东西都折腾到楼上去了，又从镇上蜇回来。”说着，他从篮子里真的拿出一瓶没有标签的白酒。然后又像变戏法似的从篮子里掏出半只烧鸡，两条黄瓜，几个西红柿，再有就是一袋切成块的酱猪蹄。他将这些东西一一摊在桌子上，说：“这都是从老丈人那儿收罗来的。”　　

“你的老丈人还在村子里？”我奇怪地望着耿福金，好像他说的是一个和他毫不相干的人。　　

他叹息了一声：“现在村子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了，连狗都挪窝了。”　　

我拧开瓶盖，凑近鼻子闻了闻，一股烈性烧酒的味道直冲我的呼吸。我在漱口杯里倒了一块儿，就将瓶子递给耿福金，说：“对瓶吹吧，没有杯子了。我以为今天晚上村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呢，没想到还有你这老丈人和我作伴。他怎么还不搬呢？”　　

“别提了！”耿福金扯下一块鸡肉，大口嚼着，用力咽下去，看得出来，他饿得厉害。“别光看我吃，你也吃，就当夜宵了。”　　

我端着杯子，说：“你就别和我客气了。我拿这些酒陪你。喝一口。”酒很辣，穿过嗓子眼的时候，不禁皱了一下眉头。望着耿福金狼吞虎咽的样子，我的眼前忽然幻化出一个裹着对襟棉袄，趿拉着一双破胶鞋的干瘦的老头儿，他就是刘玉英的父亲，外号瘸腿刘，另一称谓则是“瘸腿驴”。整天拐着腿，有时就蹲在牲口棚朝阳的一面抽旱烟袋。我们一群孩子常常寻他的开心，故意惹恼了他，比如把他的一只鞋踢开，或趁他点烟的时候吹灭他手中的火，这样他就生气，抡起烟袋杆打我们，可我们跑得快，他又没有办法追上，干着急，站在那里骂：“臭小子！等我捉住你们，也把你们的腿打折！”童年的性情往往是和乡村的土地一起成长的，即使我们的这些恶作剧也仅是觉得好玩罢了。现在想来，当时的所为必有恶的种子在幼稚的心中滋长和蔓延，于是唤起对瘸腿刘充满歉意的悲悯的感情。有时冷不防真的被瘸腿刘抓住了，就像抓住了一只小兔子，摁在他身边，得意地拿烟袋杆敲着俘虏的头：“你还跑不跑？我看你往哪跑！”又是重重的一敲，硬硬的脑壳好像把那支烟袋杆弹了起来。那俘虏抱着脑袋，乖声乖气地讨饶，不住地央告：“大叔，再不敢了！”央告几遍，瘸腿刘反而不好意思了，松开手，说：“给大叔点上烟袋！”俘虏便恭顺地服从，划着火，凑过去点烟。每到这时，瘸腿刘的脸上便呈现出满意的神态，好像获得了什么荣耀，吸起烟来格外神气：“这次先饶了你，滚蛋吧，臭小子！”其实，那年瘸腿刘也不过四十多岁，脸上却堆满了细密的皱纹。风吹雨打的劳动生活，为我们的上一辈刻下了艰辛、忍耐、顽强、刻苦的烙印，也给他们留下了难以抚平的苍老痕迹，一过半百，便像一匹驮不动重载的老马。瘸腿刘作为石坝子村的一个符号，在我的记忆中深藏了许多年。之后就听说，耿福金娶了他的女儿刘玉英。　　

我们一边对饮着，一边闲聊着，我又想起了那个小琴姑娘：“你有那么懂事的儿媳妇，算你有福气了！”　　

耿福金平淡地笑了笑，问：“你知道她是谁的闺女吗？”　　

“猜不出来。”　　

“你还记得有个叫高兰芬的同学吗？就是她的女儿。想当年，高兰芬的爷爷确实周济过我的爷爷，可那时，我们没有感恩的心，世风也不允许我们那样做。好在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作古的作古，去世的去世，有时就想，在心里留个位置，记着别人对自己的好，会踏实一些。”　　

我说：“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估计谁的心里都留有或大或小的遗憾，好像这也是人生必不可免的过程。”　　

耿福金一边啃着一块酱猪蹄，一边眨着有些倦怠的眼睛，说：“话是不错，人总应该讲良心。唉，就拿我那个老丈人来说吧，就因为我是他的女婿，他才敢跟我做出一些没有道理的事情，尤其上了年纪以后，好像更加变本加厉了，若放在以前的日子，我才不吃他那一套呢。”他用力将嘴里的猪骨头吐到地上，不知轱辘到哪去了。“没办法，人老了，就倔，就犟。你就拿这次拆迁搬家来说，胳膊能拧过大腿吗？政府的命令，哪一个能不服从？甭说我还是这个村的村长，就是凭你的女婿这一点，也应该痛痛快快地搬走，让我好去做别人的工作。可就是不行！连续多少天了，我和他闺女一起劝他，好说歹说，老爷子才答应明天搬家。谁想到，偏偏又赶上这么个天气！觉生，我跟你说，我能理解老爷子的心情，我能理解村子里每一个人的心情，可大家也应该理解我的处境，是不是？就因为过去的一件事，我和他之间一直纠纠缠缠的，没个爽快。可这事说出来，也实在没有多少道理好讲。”　　

他端起瓶子仰脖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就紧紧地攥着它，给我讲了早年间他与老丈人之间发生的一段恩怨。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正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蓬勃发展时期。石坝子村作为一个自然村，也准备实行自上而下动员起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县里提出逐步推进责任制的进程，这样，到1982年才真正摆上石坝子村的议事议程，村民们半是欢喜，半是疑惑地把发下来的文件像研究经文似地翻来覆去地琢磨。凡琢磨，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于己有利，村民们几乎连做梦都在思量着那块地肥力大，那块地位置好，那块地种什么收成好。毕竟不是集体作业了，弄得不好，没有谁来担待。县里的文件上说得明白：“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要真正将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从而激励他们增加对土地的投入，稳定以农民为基础、为主体的土地承包关系。”这些话，村民们不懂，或者也不想懂，关键是能得到一块好地。就在这种人人举棋不定、各怀心思的时候，那年秋天的一个烦闷的午后，上任不久的村长耿福金正蹲在自家小院子里喝稀粥，小琴她妈，也就是高兰芬，风风火火地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耿村长啊，你快去看看吧，玉英她爹正用木棍子打马哪！”一听这话，耿福金噌地从地上跳起来，撂下饭碗，问：“真的？”小琴她妈扶着院门，仍是气喘吁吁地指着牲口棚的方向说：“不骗你的，那马都要惊了！”耿福金从石台子上拿过外衣，一边穿着，一边向牲口棚跑去。“这不反了吗？这还没承包到户，就开始窝里反了！”气喘吁吁跑到那里一看，他先惊住了：只见他岳父还在那气咻咻地和一匹高头枣红马较劲，抡起一根木棍子正砸在枣红马的后臀上，嘴里不住声地咒骂着。耿福金扑过去，照准瘸腿刘的脸就是一拳，把个瘸腿刘打得趔趄了几步，没等抓住牲口缰绳，就歪倒在牲口棚的栅栏上。耿福金满脸通红地吼道：“这是集体的牲口，你老糊涂了？”瘸腿刘定睛瞪视着他的女婿，愤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好像刚刚明白是谁将拳头打在自己的脸上。到他缓过神来，忽然像疯了一样拐着腿，直冲牲口槽扑去：“好小子，你等着，你等我把化肥拌到饲料里，吃死它！”耿福金那里听得这话，上去一把拽住瘸腿刘的衣领，差点把他拽个跟头：“小心我把你送牢里去！祸害集体财产，知道什么罪过吗？”瘸腿刘用力挣脱着，大声嚷道：“你们就都来欺负我吧！”耿福金松开手，瘸腿刘就势坐到地上，呼呼地喘着粗气。耿福金返过身，对慢慢聚拢过来的村民放出话来，扣他岳父一个月工分，另付这匹马的医疗费。“今后我看还有谁敢这么折磨牲口，还要加重惩罚！没有王法了，就是自己家的牲口，你舍得打它吗？你们都给我记住，就是土地承包了，我还是这个村的村长！大家散了吧！”耿福金气哼哼地冲过人丛，朝村委会的方向走去。瘸腿刘起先愣了一下，待他终于听明白女婿的处罚后，就伏在地上哭出了声音。事情平息以后，耿福金了解了情况，知道那匹枣红马欺负小马，不让小马吃饲料，瘸腿刘气不过，用鞭子抽了它几下，不料想，枣红马非但没有驯服，反而转身尥了老头儿一蹶子，老头儿脚跟不稳，立马摔倒在地上，一块见棱见角的石头正垫着他的屁股，疼得钻心，这才引来小琴她妈见到的那一幕。老头儿顺手抄起身边的一根木棍子打在马身上，那马嘶鸣了一声，仿佛疼痛难忍地嚎叫。一如过去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似的，小琴她妈心慌意乱，好像那木棍子也要打到自己身上，急忙连跑带颠地报告了耿村长。为这事，瘸腿刘和高兰芬结下了仇，像一对冤家，见了面就旁敲侧引地彼此挖苦，甚至谩骂，以致有一次差点动起手来。见此光景，刘玉英忐忑不安，既不敢得罪父亲，也不愿和丈夫失和，只是胆怯地责备耿福金说：“我爸千不该，万不该，你总不能动手打他，下手还那么重。”她哭了，替她爸委屈。耿福金抱着头，闷声说：“正在气头上，顾不到那么多。我给老头赔礼道歉去。扣的工分，我们给补上。”那一晚，两口子几乎整夜未眠。转年实行土地承包到户的时候，耿福金为弥补一下曾经对老丈人的伤害，特意还给他划了一块菜地，即使如此，终归也没能挽回老丈人对自己的那一腔怨恨。到耿福金的儿子、瘸腿刘的外孙娶小琴为妻时，他拒绝参加婚礼和喜宴：“我不会和那个恶女人坐一张桌子吃饭！”当时的场面简直让人尴尬透了。　　

说到这里，耿福金的眼睛湿润了，端酒瓶子的手也有些颤抖：“做人难，做这个村长更难啊！上上下下，有操不完的心。我知道当初愧对老爷子，但他至今都不能原谅我。”　　

“也许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忠孝不可两全。”我同情地说。我将目光移向窗外漆黑的夜色，沉沉的，仿佛一块黑幕将整个村子罩住了，透不进一丝光亮。乡村的雨夜，尤其是这个已经搬空了人家的石坝子村的雨夜，在这烛火摇曳的晕光中，可以想象到它的凄凉。我不胜感慨地问：“石坝子村即将消失了，你这个村长今后怎么安排？”　　

耿福金有些悻悻地说：“上边还没有说法，谁也说不清自己的今后是个什么样子。前年，我和乡亲们商量，干点多种经营，就想办一个饲料加工厂。已经开始筹备了，却传来征地拆迁的消息。大家都没经历过整体搬迁这样大的事，心里没底，也就把办厂的事撂下了。现在，拆迁已经成为现实，乡亲们不能只靠那点拆迁费来过日子，所以，我到镇子上以后，就和镇领导合计了一下，想把这个饲料加工厂办成个实体，重新把乡亲们聚拢起来。做好了，让大家都有个事情做，而且还能增加一块收入。做别的，你也知道，我是做不来的，文化低，意识还跟不上变化这么快的形势。可眼下这还只是一个想法，镇领导说全力支持，要技术，要资金，只管说话。至于做成个什么样子，也都是未知数。”　　

我不置可否地保持了沉默，但内心却有一种凄惶的感觉：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还要他在自己今后的人生途中去做一次新的选择，而且这其中还囊括着石坝子村乡亲们的利益，实在不容易，甚至有些残酷。村社经济的本身就是作为一种补偿性质的自有经济，若要真正将其纳入到政府财政系列中，则需要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和扶植政策。不然，村社企业就有可能演变成为当地政府的小金库。那样一来，农民利益又将再次受到侵害，农民自主经营的积极性也将再次受到打击。这些都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现象。可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仍是任重而道远的一个理想，耿福金敢于挑起这副重担的本身就让人佩服。想到这里，我竟有些感动：　　

“你还是过去的那个脾气！”　　

耿福金凝重地说：“凭良心说，我牵挂这些乡亲，我放心不下他们。做村长做了二十多年，不敢说每件事都做得好，做得对，但他们信任我，给我捧场，这就是一种责任。”　　

我拿过耿福金手里的酒瓶子，又往杯子里斟了一块酒，举起来，仿佛要以此为他壮行色：“铁肩担道义啊！”　　

当生存的概念转化为一种行动的力量的时候，所有的牺牲都会被赋予一种神圣的智慧。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喝到将近十二点钟。整个村子裹在漆黑的雨夜中。我们各自怀着不同的沉重心情，在现实与未来的道路上体验着悲哀的幸福。耿福金一个劲儿地吸烟，瞅瞅蜡烛，又瞅瞅我的脸，仿佛烛光中的我在他的眼里是一个陌生的人。这种陌生的感觉恰也表明他的内心有多么孤独。外面的风声依然狂吼着，撞击着门板吱嘎作响。临走的时候，耿福金握住我的手，说：“一定要在这里多住上几天，我还没为你正式接风呢。”　　

在我重新回归到记事本上的时候，我的思绪一直盘绕着耿福金的粗粝的脸膛，仿佛他仍站在我的面前，憨直的脸上挂满忧愁地注视着我。我不敢保证我完全认识了耿福金，但我能从他的童年，他的经历，他的言谈，以及他在故乡土地坚忍不拔地走过的每一阶段的历程中，可以切身体会到生活正在改变着他，也挤压着他。按格物穷理说，我与耿福金不论各自的性情、阅历以及人生轨迹有着怎样的不同，但我们都属于在同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中成长起来的人，我们自觉接受了当时那个社会结构最初灌输给我们的思维模式，一点一点地浸润，年深月久地累积，贯穿了我们整个生活的目标，并成为我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没有谁觉得这些准则是一种束缚，是一种扭曲人性的枷锁，就像后来聪明的哲学家们反思的那样，反而将那些行为准则视为公共生活的一种秩序。他们相信精神创造的世界里隐藏着惶恐与忧郁，抚摸岁月留下的伤痕，隐隐地仍能感觉到锥心的刺痛。他们抹去流淌在脸上的泪水，一遍又一遍地回味着生活沉淀下来的辛酸。日子过得即使有些不伦不类，却有一个坚强的支撑，那就是对未来的信念。耿福金自有他对自己的价值判断，自有他对现实的牵挂，也自有他对未来的规划，守着石坝子村这一方土地，以他在村子里形成的势力范围，他要做出一番事业，应该说不是很难的。但是，村庄不存在了，一切也就随之而变得支离破碎，环境不同，关系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自然也会造成利益角逐的方式的不同。这就是现实的社会结构给他出的一道不可回避的难题。这也就可以想象他仅凭自己热情的作为，回报乡亲，回报养育自己的土地，真能达到目的吗？我想这一点耿福金会比我体会得更深切。当新的社会结构以其严密的组织形式试图以新的意识形态来否定作为记忆来保留的传统的时候，那种颠覆的力量也就随之倾泻到本已脆弱的心灵。耿福金的目前便要努力地承担，努力地适应，一方面要强化自己为官一方的意识，一方面还要充分考虑到市场竞争状态下惨遭淘汰的命运。我满怀同情地想到我们这一代人，真的仿佛是夹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生存，并在这种沉重的挤压下还要顽强地挣扎，以求得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这个机会是调整，是取舍，是良心与责任的较量。这也就造成现如今工作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时常怀疑，如果每一个人把自己难得的一份工作仅仅当做活着的手段，当做保障今后仍然能活的积蓄，那么，我们的社会结构中肯定在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城市如此，乡村亦如此。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小学校的老师就教导我们：“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童稚的心田里时常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和展望，即使到了成年阶段，我仍时不时地仰望星空，妄图从行星的轨道中发现未来的希望和辉煌，仿佛未来的美丽可以引领和感召每一个人行动的力量。假如换一种方式去思考，我们也许就会发现，恰恰忽略了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也就是说，我们的机制在多大程度起着制约的作用，而且这种制约，表层是宽松，深层的则是恐惧，以致在这个物质至上、利益至上的社会构架中，每一个人不约而同地朝着光怪陆离的繁荣盛况眨眼。　　

蜡烛渐渐熄灭了，只留下窗外的风声陪伴着一个不眠的旅人。我依偎着老房子，犹如老房子慢慢地为我阐释一种鲜为人知的生命的意义。也许那正是作为物质独有的心灵生态。　　

　 　

十五、我是这样再次把目光伸向过去　　

朝北距石坝子村大约十里地的样子，有一块公共墓地，它夹在前后两条小河沟的中间地带。在这里，似乎没有四季的分割，天行运转将它遗忘了，也就任其杂草丛生，碱渍斑斑，田鼠，刺猬，野兔子之类小动物，间或也有瘦细的草蛇窜突其间。据老辈子人说这个地方脏，不分昼夜，常有游魂出没，来无踪，去无影，一般人很难降伏，所以，近百年以来，从没有过人家到这里的附近安居。冬天北风呼啸的时候，毫无遮拦地滚过这个地方，尤其显得阴森，光秃秃的一片盐碱湿地，覆盖一层被风挟裹过来的黄沙。在那年月，我们不论淘气到何种程度，也很少到那里去玩，远，而且害怕真能遇见游魂，晚上做噩梦。那时候，村子里谁家死了人，众人们就相帮着，将棺材装上大车，驾辕的高头大马的脑门上顶着一朵白花，仿佛它也要为死去的人寄一份哀思，拉车赶路的脚步也像是在凝想着死者生前的尊容。绕过后面那条小河沟，沿着坑坑洼洼的小土道，就在公墓里，由生产队指定的一块地方下葬了。那时还不太时兴树碑，但都会在自家的坟上做一标记。每到清明时节，乡邻们三五成群、拖家带口地早早来到这里，化纸祭灵，求托保佑。有时扫墓竟像是赶集。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便做好准备，到掩埋着祖父祖母的坟前凭吊一番，算是尽为孙此次回乡的一份孝敬。这也就是我昨天晚上没有对二叔说起的第三个理由。因为我感到自此一去，不知几时再归，而再归之日，旧坟能否安在，都是不敢预料的。说不定哪一个开发商相中了这块公共墓地，哪一级政府都会乐此不疲地合作开发。到那时，惊得亡魂散，想烧点纸钱都找不到收钱的，只能成为一种点缀。我坐起身望向窗外，早晨的阳光一扫昨夜的阴霾，晴朗的天空经过雨水的洗刷，像是透明的一般。院子里有一个泥盆，盆边像是被什么东西啃过的，犬牙交错，里面是昨夜的雨水，很清，我胡乱抹了一把脸，觉得精神振奋了许多。回进屋子，将我所有的东西重新收拾一遍以后，推出自行车，锁好房门，锁好院门，扶着车把，呆呆地站立了一会儿，好像从此告别了一位朝夕与共的老朋友。村子里毫无声息，静得像是遭劫后的废墟地。泥泞的街道上到处是抛弃的纸箱纸盒，碎砖烂瓦，一只也许是找不到家的小猫，浑身肮脏地躲在一棵小树下，朝我喵喵了两声，便无精打采地拖着瘦弱的身体转到胡同里去了。我骑上车，按照我意想中的方向，毫不犹豫地离开了石坝子村。　　

我的心情有些乱，想到自己要去的地方，一股被时光淹没又被记忆唤醒的凄哀感觉控制了我的情绪。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有此行，是不是昨天应该和二叔商量一下，之后再付诸实施，但我现在已经行进在路上了，其他也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不论老辈子讲述的是真是假，倒是这一路确曾不见有一户人家。看来善良的村民们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规避这种或有或无的无常之地，于人于己并不会损失什么。乡间的早晨是清爽的，和煦的微风伴我的车轮一同旋转，好像没怎么用力，那块公共墓地就伸展在我的眼前了。如同现实往往走在人的意识前面，这块公共墓地已经被民政部门利用起来了，一些规格一致的新坟和做工讲究的墓碑就证明了这一点。本着“入土为安”的观念，有条件的人家就在这里买上一平方米的土地，将死者的骨灰埋葬在地下。这是新阶段下的新的丧葬改革，就像海葬、树葬等形式一样，多少都带有一些创新的色彩，起码当地政府认可这种创新。　　

青草初萌，一碧嫩绿，所谓“一草一木皆有理”。雨水滋润了泥土，泥土又助长了植物，生命的种子就在这方生方死的运动中绽放。小时候，陪伴在爷爷身边从集祥镇步行回石坝子村，总是越走越慢，越慢脚步越沉，一路上，爷爷会时不时地弯下腰来，问：“孩子，走累了吧？”我也总是表现出一副故作坚强的神态，说：“不累！”爷爷叹息一声，好像自言自语：“要是能有一辆自行车就好了，爷爷骑车驮着孙子，轻快多了。”我仰起脸，问：“爷爷也会骑自行车吗？”爷爷就攥住我的手，很自豪地说：“爷爷当然会骑，爷爷还会骑马呢。”那个时代能有一辆自行车代步，是每一个人的梦想，真是想想都觉得美滋滋的。可谁能买得起呢？如果谁家买上一辆自行车，是比今天谁家买了一辆皇冠还要轰动的，不仅被人羡慕，而且还要遭到嫉妒。贫乏的物质基础培养着扭曲的猎奇心态。　　

由于一夜雨水的浸泡，土路十分松软，我将自行车锁在道边，沿着湿湿滑滑的小径走进墓地。我不知道两手空空地祭拜先人，是不是有悖人伦。然而，自我有了这个打算起，我就没想到要上供，要烧纸，要自慰式地搞什么仪式。我的目的很简单，看一看，想一想，犹如生命的传递总有一个源头，溯本求源，才能寻着先人的遗迹规范自己的方向。我又想到，祭神如神在，是心灵的感悟，是意念的坦然，重要的在“心”，在“性”，在生者与逝者无声的面对。这样，即如祖父祖母知我本意，也不会计较、责备。他们都是宽厚的唯物主义者，一贯把握自己的人生，在告别世界的一霎那，仿佛熄灭的火种又冲破了前面的黑暗。十年前，二叔提议在祖父祖母的坟前立一块石碑，当年还在世的父亲同意了，而且要我也出一份钱，以表达对祖父祖母养育之恩的报答。二叔还想约父亲撰写碑文，但父亲拒绝了，大意是“无此先例”。大约过了一个月，二叔有信来，说：“石碑已竣，择日安放，悉听兄意。”当时恰逢清明节，我们就一起将石碑竖立在祖父祖母的坟前，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石碑居中刻有祖父祖母的名字，落款处则是按辈分排列的敬献者的名字。我的名字居末，没有二叔两个女儿的名字，也即表明女儿早晚是别人家的人，不得入宗的。五年前，也就是父亲病逝的那一年，我还来过这里，告诉祖父祖母，他们的儿子正在追寻着他们的足迹，期待着与他们在天国相见。那次来，我捧了一束鲜花，放在石碑前。走进墓地，像是走进碑林，每座坟前都高低不等地树立着一块材质不同、雕工不同的石碑，仿佛伸向天空的臂膊，呼唤神灵的降临。　　

绕过新坟的区域，来到祖父祖母的坟前，以心相对，以灵感应，倘有契合，自会气通血脉，助以想象的翅膀遥寄晚辈的追思。默默地捡了一块稍微干燥一些的地方，面向墓碑蹲下来，从衣兜里摸出香烟，点上几支，放到碑座上，看一缕缕青烟漂浮，游丝一般，像是牵引着我与祖父祖母无声的交流。祭奠这种事情，有时并不在于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形式不过是一种载体，若放在传统文化的角度去考量，求心安；若放在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叫感恩；而一种至为广泛的心理则是教条式的形而下，以为通过一些形式主义的摆设，符咒，就可以凌驾于神鬼之上，上接天气，下通地脉，到头来，仍不过是自我意识借着死人来膨胀和宣泄。宋人朱子曰：“大钧播物，一去便休，岂有散而复聚之气。”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变幻莫测、光怪陆离的社会，总要过分扮演强者的角色，唯恐落于人后，从衣食住行，到思维观念，无不张扬跋扈，花样翻新，却在祭奠这方面尤其显得小儿科，有时还达不到古人的境界，如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流于自然的事物，我们就应当还原于自然，山川，河流，岩石，树木，花草，赋予它们一种道德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其中体会到精神的力量，体会到生活的意义，体会到物我一体的价值。就这么静默着，仿佛我真的在和祖父祖母进行一次时空隔绝的对话，而且我相信他们已经听到了我的心声：“孙子来了，过一会儿，孙子还要回去，回到那个充满现代文明气息的环境中，回到那个充满诱惑又虚张声势的氛围中。”　　

我站起身，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特意准备的小毛巾，将墓碑上的字迹揩揩干净。已经升起老高的阳光直射到红色的字迹上，仿佛它正慢慢地吸附太阳的紫外线，送达人间的温暖给地下的亡人。这是自然界赋予我们人类的辉煌。　　

我常常独自沉思：为什么总要把沉默的人看做思想不健全的人？为什么总要把自言自语的人看做精神不健全的人？为什么不去深入到他们的心灵探视超越语言的智慧？为什么总要以自我为核心而滥用别人的信任？为什么总要在辩证学说的系统论中羼进主观主义的形而上或形而下？……解决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我们的耐心，然而今天，我们还有多少耐心做哪些潜移默化的功课？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看屏幕上显示的号码，知道是妻子打来的。　　

“觉生，今天有什么行程安排吗？”　　

这种直截了当真让人感到妻子的背后有人在严密地监督。我下意识地沉默了片刻，说：　　

“早晨我到爷爷和奶奶的墓地坐一坐，现在还在这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也算是和两位老人道个别。我想起许多过往的事情，串联在一起，就会觉得我们的今天活得挺累。今天你没有去学校吗？”　　

“今天是下午课。儿子去文芳那里了，我想等他的消息。”妻子的声音似乎并没有理会我的情绪，显得很焦虑，丝毫没有为儿子找到了新的工作而有所释怀的轻松感。“我现在也说不清此时的心情，很乱，就希望你能快回来。”　　

我朝着蔚蓝的天空笑了笑，妻子不会看到我的表情，但希望她能从我的语气中体会到我正在和大地倾谈：“我们都年轻过，走到今天不是我们自身的过错。要想让儿子不再重蹈我们的覆辙，撒开手，他的前面也许是更加明丽的天地。”　　

“你不能这样，现实总归是现实。”　　

“这只能说你是少见多怪。教育人的人也要接受别人的教育，你才会相信我们的现实并不圆满，而不圆满才是人生。钱文芳帮我们办这样一件事，难道她还不应该吗？她有很多理由帮或者不帮，但她毕竟帮助我们了，难道说她还想从我们身上图谋到什么吗？”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心里总不能踏实。”　　

我仿佛看到梅婷独自游走在房间里无助的样子，而且，每到这时，她对我的揶揄就显得十分可笑。我说：“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放心吧。这次回乡，我已经计划了一个系列性的话题，主要还是探讨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趋势。以前只是从报纸上，从网络上得到一些信息，而实地走一走，会发现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深入到当事人的内心。”　　

“你的事情总是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先这样吧，有空就打个电话。”　　

妻子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挂了电话。几十年来的共同生活，我清晰地感觉到妻子的身上也许秉承了太多她母亲的性格，尽管我和她的母亲只有过几面之交，尽管妻子并不承认这一点。梅婷是不相信记忆的，如同她很少谈到她的父母，仿佛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代的果实早已被时间磨损得变质、终于糜烂掉了。所以，有时我回忆起从前的影像，也往往引起她的不快：“昨天过去了，就没有意义了，我喜欢朝前看。”于是冲淡了因回忆而得到的快感，竟连我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趣向是不是过于狭隘。我望着手机屏幕迟疑了片刻，忽然想道：妻子把这件事看复杂了，也想复杂了，好像应了英国那位哲学家罗素的话：“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心更倾向于仇恨而不是友好。”确实，现代价值观告诫我们的只是如何去占有，而不是如何去相助，于是，不论什么性质的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在众生普遍渴望超越人伦的拥有欲望中，常常被一种来自内心的、有时并不属于自身固有的情绪的控制。我本想对妻子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可连我自己对这句话都持以怀疑，世上怎么会没有事呢？作为我们这些“庸人”又怎能不自扰呢？从墓地出来，扶起自行车，推到路边，有一种失落的感觉灌注到我的双腿。是啊，好几天不见儿子了，而且连电话都没有通过。儿子大了，他有自己的心思，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见解，不愿意让做父母的去干扰他的行为。新一代的所谓“自立意识”实际上是一种超前意识，这种意识更多涵盖的是对传统的逆反，是对过去时代清贫生活的嘲笑。那么我像儿子这般年纪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对我的前辈抱着背叛的心理？我记不起来。临行的那一天，为了我旅行穿的这身衣服，妻子上上下下地将我打量了好几遍，之后说：　　

“你可别说自己是从城里来的，让人笑话死！”　　

站在一旁的儿子扮着鬼脸接过来说：“乡亲们一准以为出土文物从博物馆里跑出来了！”　　

当时我揪着他的耳朵说：“文物就对了，越古越旧越值钱！”　　

儿子躲闪着喊道：“您真把自己当文物啦！”　　

文物！文物就是历史，历史就是生活的过程。当有一天这个过程不再需要我们的加入的时候，生活仍在继续，就像我的祖父祖母一样，他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可那个舞台一刻也没有停歇，也许更精彩，更令人眼花缭乱。那是世纪交错时的姹紫嫣红，那是时间飞逝时掠过的光晕，那是镶嵌在字里行间早已存在的影像，那是一段历经岁月磨洗后被记忆的记忆。　　

我没有按原路返回石坝子村，再到集祥镇的二叔家，而是抄了一条自以为是的近路疾行而去。和我早晨从石坝子村到公墓一样，这条路依然人烟稀疏，覆盖四野的晨光由熹微而灿烂。放眼望去，被雨水冲起皱纹般的泥土地里，一汪一汪的小水坑儿折射过来的阳光，像碎玻璃似的一晃一晃的，刺眼。青蔓蔓的野草间散漫着几朵或白或红的蔷薇花，杂乱地沿着盐碱滩地铺展开来，显得草的荒凉，花的孤单，仿佛走进了亘古的荒原。偶尔从身边窜过一辆大车，抖起一股咸腥味，直钻鼻孔，忍不住连打几个喷嚏。我已经预知自己走错了路线，但我好像别无选择了，而且还心存一丝侥幸：万一不错呢？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是走过这条路的，但那是坐在车里。坐车的人永远不会有方向感。即使如此，我仍然有一种超脱的感觉，纵目环顾，散发着原始气息的荒滩原野，流淌着阳光的温暖，犹如血肉与土地，植物与水份凝结为一体，融贯在我的心底，竟让我并未因走了不必要的冤枉路而气馁。又是拐弯，又是抹角，等我到了集祥镇口那个牌坊底下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多钟了。　　

骑不多远，又碰见昨天修车的小伙子。今天他是一个人守着摊位，留小胡子的青年没和他在一起。见我路过他面前，好像屁股下面坐着弹簧似地从矮凳上跳起来：“叔！叔！”我不知道他是叫我，还是别人，但我还是下意识地捏紧车闸，小伙子跟上前来，爽快地和我打了一个招呼：“您来啦！这次我知道您是谁了。”　　

我一脚支地，一脚仍踏在脚蹬上，漫应道：“昨天我在你这儿修的这两车子。怎么，你认识我？”　　

“您是我父亲的朋友。”　　

“你父亲？”我不觉在他的脸上扫了几眼。　　

“耿福金就是我父亲。刚才还在这里呢。我们刚把姥爷的家搬过来，现在我父亲和我母亲正在那里收拾呢。您去找他么？”小伙子亲切地说。　　

“不啦，”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十分壮实。我从他那个短得不能再短的发型上，恍然看到了耿福金少年时代的影子。没想到他是耿福金的儿子，更没想到耿福金的儿子在街头摆修车摊。我歉意地说：“我先到我二叔家。让你爸爸妈妈先忙着，我现在去，反而添乱。”　　

小伙子仍是爽快地说：“行啊。一会儿我告诉我爸爸，说您回来了。”　　

就这样，我向小伙子挥了挥手，重新蹬起车子。进了家门，二叔有些不快地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二婶还以为你昨晚淋上雨，病了呢。”　　

二婶从厨房里出来，说：“别听你二叔瞎说。觉生，先歇一歇，咱们就吃饭。”　　

　 　

十六、我是这样重新回到我们的城市　　

我从蒙田的书里曾读过这样一段话：“我设身处地地常把别人的痛苦变为我亲身的痛苦，让旁人篡夺了我本心的感情，一个不停咳嗽的人会使我觉得自己的肺和喉咙都不舒服。”但是，他没说是不是也把别人的欢喜变为自己的欢喜。这就是我从石坝子村，从集祥镇回来以后，面对我们的城市所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我在二叔家住了两宿，其间，耿福金到二叔家坐了一会儿，聊了一会儿闲话，坐不多久，又被老丈人用电话召走了。看得出来，耿福金杂事缠身，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到第三天凌晨，也就是该返程的日子了。二叔和二婶要我再多住几天，我说我不知道儿子的工作到底落实了没有，心里不踏实。二婶点点头，有些惋惜地说：“这可是大事！有好消息一定通知我们一声，让二叔二婶也跟着你们高兴高兴。”二叔从书橱里取出那几本我小时候读过的书，替我用旧报纸仔细地包好，捆好，说：“带走吧，做个纪念，不要看它旧，时间就是它的价值。”耿福金带着他的爱人刘玉英也一早过来为我送行，自然也希望我能在镇子上好好玩一玩，走一走，看一看，而且耿福金为没能正式为我接风不住地道歉：“忙得转向，顾不上了。下次一定一块补上！”倒是刘玉英一脸幸福的样子说：“我们的房子可好了，比你们城里的一点不差。”他们送我到马路边道上的时候，刘玉英仍喋喋不休地说：“你应当常来，不要把自己当客人，随便在哪吃，在哪住，现在多方便啊！”她扳住我的自行车，又说：“觉生，你可真行，在城里挣那么多的钱，还骑这个？福金跟我说你骑着它跑了好几百里地，我还不信，真是怪人有个怪脾气。”　　

几年不见，刘玉英发福了许多，也比以前爱说了。眉目之间仍含着年轻时的俊秀，只是眼角过早地爬上几道鱼尾纹，却也增添了几分别致。耿福金在一旁拽着刘玉英的袖子，说：“歇歇吧，说起话来就没个完。觉生，啥都不说了，一路小心。”　　

我有些感动，握了握他的大手：“你们也保重。需要我的时候，一定会全力帮忙。费心多照看一下我的二叔和二婶。”　　

“放心吧！”耿福金摇着我的手，沉着地说。　　

我的眼前重新展现出故乡的影子，寂寞的老房子，萧索的村落，冷清的街道，还有公墓那边一望无际的荒野……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收藏着这样一份心情，对于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我仿佛从遥远的记忆中一下子跌落到现实的土地上。城市依然喧嚣着，沸腾着，尖锐的汽车喇叭声撕裂着空气，喘息着，同时也是小心翼翼地向前滑行着。车多，路狭，人挤，加之空气的浑浊，间隔很近的好像密不透风的高大住宅楼阻挡了视线，城市生活好像挤压在单调而又干硬的板块上艰难地蠕动。已经建造起来的耸天大厦满脸茫然地俯视着繁华的街面，正在建设中的一幢幢楼宇，在雾蒙蒙的空气中一层一层地攀高，像是触摸天宇的天梯。工地上，混凝土搅拌机吭哧吭哧地滚动着，爬在脚手架上的农民工像灵巧的猴子一样上下旋舞。他们是城市这座舞台的演员，装扮的是出力最多，挣钱最少的角色，这种角色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被人随心所欲地使用，使用之后也可以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让这座城市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城市离不开农民工，因为它和农民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同样也不接纳农民工，好像他们的血汗会沾污了城市的名贵。因此，农民工的命运就是城市过客的命运。一个人的地位是不是优越，要看他是不是能把别人排挤掉。有人说这是残酷，有人说这是竞争，还有人说这才是生存。我站在窗前眺望晃来晃去的街景，不免有些神伤，现代的都市生活不是无聊，而是让人厌倦，其根源就在于它日渐脱离了生活的本质、日渐脱离了生命的本质，仿佛过滤后的元素很难恢复固有的本色。物质的丰富，几与精神的空虚形成正比，所谓人欲日盛，人情日薄，人欲日增，人情日减。凝望着街道两侧那一树树新绿的枝叶，呼吸着初绽花蕾的芳香，忽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伤感袭上心头：故乡终于消失了，消失在这个温暖的季节里，它已经不再需要我的牵挂了。酸楚地涌起了眼泪，我尝到了它的苦涩。我不知这究竟是为什么，但我就是想伤感一下。我对这个城市太熟悉了，以致我有时会为它感到骄傲，而此刻，我又觉得它十分陌生，每一条街道，每一幢高楼，每一株新栽下的小树，仿佛都睁着陌生的眼睛，奇怪地望着窗前的我。　　

我下意识地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钱文芳的手机，我告诉她，我回来了。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九日初稿于米兰世纪家园　　

二〇一一年四月五日第二稿于泰达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