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年来中国的美国黑人史研究

近五十年来中国的美国黑人史研究

　　黑人史在美国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科，始于1915-1916年著名黑人历史学家伍德森教授创立的黑人生活与历史研究协会及《黑人历史杂志》。以后随着美国历史的进程，尤其是50、60年代开始的黑人民权运动的轰轰烈烈的展开，再加之众多历史学家的辛勤努力，黑人史如今在美国已发展成为一门非常重要且很成熟的学科了。我国的美国黑人史研究起步则晚得多，解放前只有一些简单的介绍（1）。解放后尤其50、6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黑人史、黑人问题成为我国学术界尤其是世界史学界一个研究热点和重要的研究课题，学者们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成就卓著。进入80年代以来，黑人史研究一度沉寂，但近年来的研究领域和深度都有所拓展与深入，取得不少重要的新成就。当然由于客观历史环境及一些主观因素的局限，我国的黑人史研究不可避免也有很多问题与不足。

　　（一）50年代—70年代

　　解放后，尤其是50、6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持续高涨在我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与回应。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与1968年先后两次发表声明(2)，热情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深受此声明的影响与鼓舞，国内学者纷纷拿起笔来，热情讴歌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平等、权利及谋求民族解放的英勇斗争，揭露、鞭挞美国历史上的种族剥削、种族歧视、种族压迫现象。这一时期发表了很多论文，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山东师范大学刘祚昌教授美国史研究在60年代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对黑人史的研究。在这一期间，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美国内战中的黑人、林肯与奴隶制度、道格拉斯和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等问题，做了精彩的论述。刘先生对“林肯与黑奴制”这个问题的研究最为详尽与深入。他的《林肯解放奴隶的历史真相》(3)，认为林肯颁布《解放宣言》是出于客观形势所迫，并不是为了黑奴本身的利益，而是为了打击南方叛乱者，为了恢复联邦统一，归根到底是为了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他还通过对《宣言》的具体分析，认为其总的精神在于：它极端有利于奴隶主阶级，而不利于黑人，“是一次不利于解放者的解放”。作者最后通过对黑人在内战中的伟大作用的叙述，指出黑人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奴隶制度下解放下来的。在《论林肯》(4)一文中，刘先生认为，林肯虽然反对奴隶制度，但他并不是废奴主义者，只是主张限制奴隶制扩展。林肯之发表《解放宣言》也主要是在客观形势及人民运动的压力下作出的。但另方面，刘先生又强调，林肯之所以成为一位伟人，在于他能随形势的变化不断的进步。例如他在黑人移出问题、武装黑人问题以及黑人选举权问题上的态度，在后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而且林肯在奴隶制问题上一旦作出一个重大的决策后，决不后退一步，而是把它坚持贯彻到底。

　　在同时期还发表了很多相关的文章。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在《林肯与黑人奴隶的解放—个评价》(5)中把林肯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阶级斗争的总形势与总任务中去考察，肯定并赞扬了林肯作为一个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内战中创造的伟大业绩，认为林肯之所以成为英雄，首先是因为他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推动下，不断前进，并用革命方式，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摧毁了黑人奴隶制，解决了当时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因而推动了美国社会的发展。作者还对林肯与黑奴解放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作了阐释。例如文章回顾了林肯在《解放宣言》发表前四十年的政治生涯，有力地证明了林肯不主张用强制手段立即废除奴隶制这一事实；至于《解放宣言》，它是“在国内外各种压力包括军事压力、政治压力和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才宣布的”；林肯根本就无意彻底解放黑奴，他从来没有从实现种族平等的角度去考虑黑人问题；约翰逊在重建问题上所遵循的政策，实际上是林肯制定的，在宽容旧奴隶主、拒绝给黑人公民权和土地等问题上，二人相去不会太远，只是由于林肯是作为殉道者而倒下去的，才使其有总统变为“圣者”。作者在分析林肯不能彻底解放黑奴的原因时认为，那是因为“林肯作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是要竭力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这是理解林肯在奴隶制问题上所采取的各种政策的关键；林肯不愿也不能彻底解放黑奴，是由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最后作者指出，今天革命的人民纪念林肯，是纪念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卓越贡献，而不是纪念他是一个所谓的“伟大的解放者”。吉林大学聂守志教授的《论林肯解放黑人奴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6)主要是以发展的眼光和角度来阐述林肯解放黑人奴隶的思想的，其侧重点与上述论述有所不同，但其结论也并无大的出入。我国世界史学界后来围绕此问题又展开长期的争鸣和讨论，大大促进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

　　刘祚昌先生对美国黑人领袖弗﹒道格拉斯也有很深的研究。在《道格拉斯和美国黑人解放运动》(7)一文中，他高度评价道格拉斯在废奴运动中和美国内战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认为其作为“政治行动派”的创始者，具有深思熟虑和现实主义的远见，高度概括了道格拉斯在黑人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关于美国内战与重建时期的黑人问题，刘先生的《美国内战与武装黑人问题》(8)论述了在武装黑人问题上林肯政府的政策，北方的分歧和斗争以及问题的最终解决与重大意义。最能体现刘先生黑人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当属《美国内战史》(9)这一宏篇巨著。由于作者特别强调了黑人在革命斗争的每个阶段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而有关黑人史方面的内容就占了书中相当一部分。全书脉络清晰，资料详实，紧紧围绕两条线索而展开。一是以经济发展和各阶级间的利益冲突为基础，围绕着奴隶制问题而展开的阶级斗争贯穿内战始末；二是美国人民包括美国黑人是革命的战斗力量及革命动力，推动战争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取得胜利，完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奴隶制度这个社会发展的飞跃。显而易见，作者在书中完全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的理论思想，体现了当时国内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成果（当然由于环境和时代的局限，现在看来，书中仍有不少缺陷)。(10)

　　关于黑人奴隶制的研究，这一时期首推已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唐陶华先生。他先后发表过一些论文来阐述他的观点。在《美国黑人奴隶的逃亡运动》(11)一文中，他详尽论述了南部黑人借助“地下铁道”从南方逃亡到北部或加拿大的艰难历程、功绩和意义。他的《美国黑人奴隶制是否是仁慈的奴隶制》(12)形象描述了南部黑人在衣、食、住等各方面的悲惨生活以及奴隶买卖的盛行与残酷无情，驳斥了所谓“美国黑人奴隶制是仁慈的奴隶制”，“南部黑人过着天堂般的生活”等看法。后来这些观点在他所著的《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奴隶制》(13)中有着集中的表达与体现。该书着重阐述了美国黑人奴隶制形成、发展和崩溃的过程，同时揭露奴隶主剥削和压迫黑人奴隶的罪行，介绍美国黑人奴隶反剥削、反压迫的光荣传统，说明美国资产阶级在反奴隶制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它的局限性，指出黑人在当代美国社会遭受种族歧视的历史根源。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美国奴隶制度的专著。虽然还不是很成熟，如全书主要还是围绕着压迫与反抗这一线索展开的，领域仍未扩展，内容略显单薄。但书中仍运用了不少资料，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如关于维齐起义、特纳起义的论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14)，成就卓著。他的《二次大战后十年美国黑人运动的起伏》(15)论述了战后十年间，黑人运动从短期高涨到通过法院进行合法斗争从而陷入低潮的状况。《从合法斗争到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的美国黑人运动》(16)分析了合法斗争的局限性及其后果，重点论述了1955年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运动以后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的状况。《从蒙哥马利到伯明翰——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的美国黑人运动》(17)剖析了非暴力群众直接斗争的局限性，阐述了伯明翰斗争及其以后暴力斗争发展的必然性。从内容上看，这三篇文章步步推进，几乎一脉相承，是一部完整的从战后至60 年代美国黑人运动简史。从理论和方法上看，作者运用阶级分析法，强调美国黑人无产阶级和美国共产党在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黑人资产阶级则主要从其阶级局限性方面进行重点阐述和评价，虽不无道理，但可能有失偏颇。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刘先生能对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作如此清晰的阶段划分、深刻的理论分析，已经相当难得。

　　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学者在美国黑人史诸多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许良国的《美国独立战争中的黑人问题》(18)论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黑人的贩卖和奴役，指出它是造成北美殖民地黑人奴隶深重苦难的历史根源。作者高度赞扬了黑人在独立战争中的历史功勋，这“突出地表现在黑人在革命战争中的主力军作用”。史美文的《南北战争后的美国黑人》(19)论述了美国黑人在南北战争后，在经济上受到的残酷剥削（从奴隶到佃农再到工资奴隶的苦难历程）在政治遭受的无情压迫和歧视（被剥夺选举权），在社会公共领域遭遇的无所不在的种族隔离。梅祖培的《美国黑人彻底解放的道路》(20)，论述了南北战争后美国南部黑人的悲惨境遇及黑人迁入城市后的困苦生活，并指出，“美国统治阶级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制度，归根到底是一种对黑人榨取超额利润的制度”。李琮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种族歧视——美国黑人的苦难与斗争》(21)简要回顾了美国黑人在历史上的悲惨境况与英勇斗争，论述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残酷剥削与压迫及其原因；呼吁黑人和白人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垄断资本集团的统治，黑人的苦难处境将根本改变。梅祖培的《从伯明翰到赛尔马——美国黑人斗争的新发展》(22)阐述了从1963年伯明翰斗争到1965年赛尔马运动两年间，黑人斗争的新特点，并从经济、教育和社会等各方面深入分析了黑人斗争进一步发展的原因，详细论述了赛尔马选民登记运动的过程。李佩琼的《美国黑人斗争的新风暴》(23)深入阐释了美国黑人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特点，即以暴抗暴，阶级性鲜明，与国内人民反战运动日益结合。杨立文的《美国黑人斗争的历史和现状》(24)，详细回溯了美国黑人在开发和缔造美国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历史功绩，描述了他们饱尝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苦难，深刻分析了美帝国主义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实质上是一种严重的阶级压迫，阐述了美国黑人解放运动史上革命与妥协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妥协、退让的非暴力路线。关于这一时期美国黑人问题的文章(25)，还有很多, 但它们大多或者内容比较单薄，或者政治色彩过于浓厚。
   
　　集中体现这一时期我国黑人史综合研究成果的当属南开大学历史系等所编的《美国黑人运动解放简史》(26)。全书分殖民时期、独立战争至南北战争、南北战争结束至一战、一战结束至二战、二战后五个时期，全面而详尽的论述了种植园主、资产阶级对黑人的奴役、歧视和压迫，广大黑人反对奴役、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这一美国黑人解放斗争史的全过程。本书吸取、借鉴、总结了前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内容比较全面详实。在理论上，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这是一大特色，但难免有些教条、生硬，如书中极力贬斥以布克﹒华盛顿为首的所谓投降主义路线和民权运动中的非暴力主义路线等。此外，在某些具体论证和具体结论方面，书中还存在着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值得商榷之处(27)。例如书中认为，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存在奴隶主复辟与反复辟的情况，而这明显与事实不符。书中还经常在没有可靠资料的情况下，想当然地拔高黑人的觉悟，夸大黑人的力量与作用。例如，书中指出，在18世纪后半期，广大黑人奴隶已经能认识到“必须反对奴隶制度的总后台——英国殖民者”了，还作出了美国黑人运动“猛烈地冲击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统治，使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样的结论，都难免失之轻率、简单化和不切实际。书中对美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则一概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例如，书中认为，“全国产业复兴法本身散发着法西斯气息”，罗斯福新政是“墨索里尼‘劳资协会式的的国家的翻版’”，明显有失客观与公正。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学术氛围和主观认识，我们现在也不能苛求。这本书毕竟做了一些开拓性的贡献，其成就值得继续发扬，其经验教训需要好好汲取。

　　这一时期，也选译、介绍了外国主要是美国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28)。这些学者大多都是美国一些老左派历史学家，例如艾伦所著的《美国黑人在觉醒中》(29)，他把美国的黑人问题看作是“国内殖民主义”问题，认为当时的黑人美国已从殖民地国家变成新殖民地国家。书中介绍了美国左、中、右黑人政治团体的情况，尤其是黑豹党的详细资料，分析了60年代黑人争取解放运动的一些重大事件及经验教训，揭露了美国统治阶级采取种种手段，包括镇压与怀柔，来破坏黑人造反运动的情形，批评了所谓非暴力移交权力的幻想，思想可谓十分激进。其他一些译著也大致如此，对我国当时乃至现在的黑人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借鉴、参考作用。

　　此外，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30)，精心选择、介绍了不少内战时期有关黑人史方面的资料，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和历史等多方面的的选材，并以醒目的标题，分六大部分把71件资料做了归纳与概括；既有典型的史书摘录，也有文学作品、判决书、控诉书、呼吁书、请愿书、自述、演说词、密扎、信件、总统咨文、法令、报告和文告等形式；在编排上，编者并非简单罗列，而是在每个材料前都作了一些精炼的概括与解说，对其加以综述，并稍做分析，一目了然；此外，在翻译语言上，也非常简练和恰当。当然《选辑》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如书后没有列出目录和索引，给读者带来一些不便；有些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不符合惯例，容易让人混淆等(31)。

　　总之，从50年代至70年代，在学者们的辛勤努力下，我国美国史学界开辟了黑人史研究这一崭新的领域，并取得一系列丰硕的成果。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这些研究不可避免的带有政治化的倾向，有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至上的缺陷。但从中仍不难发现学者们的一些真知灼见，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80年代

　　进入80年代以来，学者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黑人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新进展。但纵观整个80年代，国内黑人史的研究还是略显沉寂，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理论上，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仍没有很大的突破，基本上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大体上按黑人史发展的进程，将这一时期的研究做一梳理。

　　刘祚昌先生的《美国奴隶制的起源》(32)论述了美国奴隶制的产生、形成和确立的过程，认为黑人奴隶制的出现固然与北美特殊的历史条件及南方的自然条件有莫大的关系，但贪婪的北美地主资产阶级、从事奴隶贸易的欧洲资产阶级及英国资产阶级要负主要责任。这篇文章可以说填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北京大学杨立文教授的《美国内战前南部黑奴制度的性质》(33)指出美国南部的种植园奴隶制与古代奴隶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这种制度与近代资本主义剥削相结合，与资本主义市场相联系，使黑奴制发展成历史上一种极端残暴凶恶的制度，是人类一切剥削方式中最丑恶的一种，反驳了《磨难时期》的作者们以计量史学的旗号对黑奴制所作的仁慈、有理、有效率的“根本的重新解释”。曹文娟的《美国商品奴隶制性质试析》(34)，探讨了美国商品奴隶制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联系、它内部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又剖析了它的生产过程的三个环节，说明它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实际上是以马克思主义接种论为指导而展开的论述，比较有说服力。

　　武汉大学王锦瑭教授与南开大学李剑鸣教授在《世界历史》1986-1989年对美国内战前几次妥协这一问题的争鸣讨论中(35)，也涉及到美国奴隶制的性质及作用。王锦瑭对奴隶制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它阻碍了美国社会的进步。李剑鸣则认为，重新估价奴隶制经济的历史地位，不能用道德化的标准全盘否定它。他强调奴隶制对美国社会的巨大危害，主要不表现在经济方面，而在于政治、社会心理和文化价值观念方面。对此，他主张从人道主义与历史主义两方面对奴隶制作出评价，“从前者来说，它是最野蛮、最无耻的的生产方式；从后者来说，它又对工业文明的兴起作出了贡献”。两人针锋相对的辩论，进一步深化了对此问题的认识。王锦瑭后来又发表了《美国民主党与奴隶制的关系初探—兼议民主党的性质》(36)，对民主党和奴隶制的关系做了初步探讨：在杰克逊、范布伦当政时期，民主党的亲奴隶主立场还只是一种倾向，在波尔克总统时期，它已开始向奴隶主政党演变，到皮尔斯和布坎南当政时期，民主党则完全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奴隶主政党。民主党从建立到瓦解，三起三落，第二、第三次分裂完全是奴隶制问题造成的，奴隶制最终拖垮了民主党。

　　汪仪的《美国南部奴隶制的发展与南北战争的必要性》(37)认为，南部奴隶制的发展是以作为其基础的种植园经济有利可图为基础的，南北战争前奴隶制经济高速发展，仍有利可图。南北冲突不可避免，内战爆发是必然也是必要的。这就阐释了美国南部奴隶制发展与南北战争之间的逻辑关系，批驳了所谓奴隶制正在自行消亡、战争没有必要的论点。

在介绍国外有关奴隶制研究的学术成果方面，黄颂康的《美国奴隶制史学的发展》(38)，对美国奴隶制史学作了一番梳理，介绍了其四个学派的研究成果。王肇伟的《关于美洲黑人奴隶制的比较研究》(39)，则介绍了国外学者对美洲黑奴制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对从事黑奴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有关废奴运动的研究方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敏谦研究员的《宗教和国际影响与美国废奴运动的兴起》(40)探讨了宗教（尤其是教友派）以及国际形势（主要是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英国国内的废奴运动）对美国废奴运动的影响。作者认为，教友派特别同情黑人，憎恨奴隶制；后来的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直接促使了废奴运动的兴起。李宁的《美国废奴运动的兴起和发展》(41)初步探讨了19世纪30-60年代废奴运动兴起的背景和发展阶段，尤其高度评价了以约翰布朗起义为代表的暴力废奴。李青的《论美国19世纪逃奴问题》(42)，高度颂扬了逃奴对废奴运动及内战的贡献，批驳了所谓“安全阀”论。刘绪贻先生翻译的《被通缉的女人》(43)，以生动的笔调，介绍了塔布曼一生不平凡的经历。

　　关于林肯与奴隶制、废奴主义问题，首先提出异议的是霍光汉与郭宁 两位先生。他们的文章《关于林肯的评价问题——与刘祚昌先生商榷》(44)，坚持林肯是废奴主义者，认为林肯发表《解放宣言》是自觉行动，不是外界逼迫的结果，林肯主张恢复联邦的统一，也是为了消灭奴隶制。而后在1982年《世界历史》的第1期（第69—85页）上，学者们对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黄颂康认为，从抽象的定义来说，林肯是奴隶制反对者，而不是废奴主义者，但林肯的社会实践促成了奴隶制的废除。严钟奎逐条批驳了霍光汉等两位先生的论据及其论证，又提出一些新的材料，证明林肯不是废奴主义者，但他确实是奴隶制反对者。李青也持这种观点，并从时势、林肯的阶级局限性等方面做了论证。王洪慈则坚持认为，林肯是废奴主义者，只不过他的思想有一个演变过程。直到90年代这一问题的争论仍有余波荡漾，但大都没有超出这次争鸣的范围。笔者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必须明确废奴主义者与奴隶制反对者两个概念的界定；注意时势的变化；考虑林肯本身的思想演进；了解林肯的策略，注重其具体行动；还要清楚当时美国社会以白人意识为基础的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对林肯的影响。只有对这些方面进行综合的分析，再以翔实、准确的资料为基础，我们才能得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关于内战中黑人史研究的有关问题，霍光汉等的《美国内战中黑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45)既高度赞扬了黑人在内战中的表现，充分肯定了其作用和贡献，又不过分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暨南大学杨增书教授的《美国内战中的菲利普斯与黑人奴隶的解放》(46)论述了菲利普斯在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期间为推动林肯政府“用革命的方法进行战争”和彻底消灭奴隶制度而进行的不懈斗争。这是国内对白人废奴领袖不多的研究成果之一，值得重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人运动领袖的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成果不是很多。冯纪宪的《布克·华盛顿与美国黑人运动》(47)着重分析了华盛顿的1895年“亚特兰大妥协”方案，批判了其调和妥协路线。这显然有失偏颇。(48) 

　　关于民权运动的过程及其综述，四川大学顾学稼教授的《试论战后美国黑人运动的发展》(49)深入探讨了1955年至1968年，美国黑人运动高涨与低落的原因，以及运动的发展阶段和取得的成就。青岛大学侯文惠教授的《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50)，指出解决黑人问题，首先要解决资本主义制度。

　　关于民权运动时期的黑人领袖，对马丁·路德·金的研究最为集中。侯文惠的《马丁·路德·金和美国黑人运动》(51)通过与黑人民族主义做比较，论述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群众性、坚决性、不断探索以及正视现实的斗争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李道揆研究员的《争取正义乐队的指挥：小马丁·路德·金牧师》(52)，对马丁·路德·金一生的主要经历、思想、斗争等做了精彩的评述。作者剖析了金思想发生、发展的脉络，认为，在1955年以前，金经过六年探索，形成了非暴力和对于人的存在的复杂性的理解为基础的“合题”神学和积极的社会哲学，即理想—基于爱的“基督教共和国”；实现理想的办法是非暴力抵抗。同时，作者也特别强调，金的思想是随着斗争而不断前进的，他从争取黑人的社会平等到政治平等，进而意识到必须争取经济的平等。

　　在资料引进方面，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格兰特的《美国黑人斗争史：1619年至今的历史文献与分析》(53)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一部美国黑人历史文献集。它概记了自1619年至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反抗种族压迫艰苦斗争的历程，资料非常翔实，内容十分丰富。编者分奴隶制和早期的反抗活动、南北战争的年代、一个分裂的国家、二十世纪初期、萧条年代、一个新运动的诞生、政治行动、种族与经济以及黑人的解放九个部分，主要按照历史发展的进程，辅以不同的主题（第六部分以后较明显）为线索，精心收集了几十位黑人领袖和学者如加里森、道格拉斯、富兰克林、杜波依斯、加维、伦道夫、帕克斯夫人、小马丁·路德·金、津恩、卡迈克尔等人的大量言论、文章和著作以及很多相关的法律条文、请愿书、呼吁书、通告和声明等，记述了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各种场合黑人反抗斗争的细节，以及他们的策略。在编排体例上，编者在每部分前都加有引言，对各个时期黑人斗争的特点加以分析，使读者得以了解整体，把握实质，从而在运用这些材料时不致出现大的偏差和误解。在编排重点上，编者把一半以上的篇幅给予了当时抗议运动的一些文献，而之前收集的各种声明及说明性材料基本上是作为当时运动的的背景情况，体现了编者重视当代史的倾向。但编者对社会底层的黑人以及黑人妇女的有关文献很少涉及，未免美中不足。但不管怎样，这部文献集为国内学者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三）90年代—现在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的黑人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领域，运用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不少富有创见的新观点，出现了若干博士论文选题，并已先后出版面世，这标志着我国的黑人史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关于美国黑奴制的研究
   
　　在美国奴隶制的起源问题上，北京大学何顺果教授的《关于早期美国黑人的地位及其演变》(54)认为：早期美国黑人的地位十分复杂，当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性质”。后来烟草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使黑人于1640—1660年间在法律上逐渐降为“终生”奴仆并进而定位为“奴隶”。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的《美国革命时期黑奴合法地位的确立》(55)一文，对黑奴制的合法化进程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作者认为《独立宣言》中宣布的“人人生而平等”中的人人只是指“白人成年男性有产者”，黑奴制合法化并非是对《宣言》的背叛，而是其中矛盾性在实践中的反映。烟台师范学院高春常副教授的《英国历史传统与北美奴隶制的起源》(56) 则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入手，阐释了北美奴隶制的起源。
    
　　关于黑人奴隶制的性质、特点和作用等问题，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何顺果的《关于美洲奴隶种植园经济的性质问题——释马克思的“接种论”》(57)认为美洲的奴隶种植园经济，特别是战前美国的南部的奴隶种植园经济，乃是利用奴隶劳动从事剩余价值主要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尚处于过渡阶段的、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何顺果的《美国棉花王国史》(58)是一部美国南部史的专著，但其中也有不少有关黑奴制问题的研究。作者认为，奴隶制造成了南部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导致了“工业奴隶制”在南部的出现和南部工业化的停滞，但从整体上看，南部种植园奴隶制在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仍不容忽视。
    
　　2 关于废奴运动的研究。

　　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暨南大学吴金平副教授在《美国黑人解放道路之争》(59)一文中指出，以约翰·布朗为代表的物质抵抗派虽然其精神是可嘉的，但其思想是以非法暴力为基础的亡命徒思想，其行为是自杀性的盲动行为，实不足取。只有以道格拉斯为代表的合法政治派，才代表了美国黑人解放的正确道路。杭州师范学院李青教授的《美国废奴运动的形成及主要派别》(60)从一个侧面对“林肯是废奴主义者”这一结论作了否定。黄柱宇编著的《塔布曼》(61)一书，是一部通俗的塔布曼传记作品。

　　3 关于内战与重建时期美国黑人史研究
  
　　这一时期的黑人史研究一直是我国史学界研究的重点，90年代以来研究更为全面与深入，出版了若干博士论文，成果斐然。
   
　　从法律角度对内战后黑人史进行阐释方面，王希教授的《黑人普选权与美国内战宪法修正案的制定（1860-1870）》(62)，探讨了1860-1870年黑人普选权思想的发展与内战宪法修正案的制定的关系，论述、 揭示了以黑人普选权为焦点，共和党内各派力量、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及国会与总统之间在重建政治中的激烈争执及其深层次的原因。指出“共和党为黑人权利呼吁奋斗的动力中既有追求平等的理想主义也有保护党派政治利益的现实主义，两者之间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在许多场合下，理想主义必须让位与现实主义”。“美国这样的政治结构中没有妥协便没有政治决定的产生。” 

　　近年来在南方重建问题的综合研究方面，高常春的《文化的断裂——美国黑人问题与南方重建》 ，是以南方重建为历史背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研究黑人问题的新作。作者首先回顾了白人意识和核心价值观的起源，尤其强调了与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联的白人使命观中两种不同的方向：“作为积极因素的灵性的自由和平等主义观念及视为消极因素的强调统治和征服的观念”。而后指出，种族奴隶制的确立就不断强化着黑人的低劣现实与白人种族观念之间不断恶性循环的“马太效应”，使已有的种族观念愈演愈烈，浸透于白人的灵魂之中。与此同时，美国白人的理想意识也在增强，但是“这种普遍性的行为规范不断遭受到消极的白人意识的挑战”，最终导致理想意识的变形，从而构成了白人的“两个灵魂”即“白人的悖论”。这也是黑人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后作者就以此理论为指导与线索，对南方重建的过程包括黑人重建，白人重建，国会重建以及重建的结果、成就等问题展开具体而详尽的论述。作者指出黑人本身也有一个灵魂重建问题。对于白人重建，作者着重分析了南方白人在战败后的心理挫折、焦躁、自我调整以及建立一个新的控制体系的过程。作者尤其对约翰逊总统的重建进行了具体的剖析，认为，“黑人的民权问题涉及到改造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约翰逊的失败，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势下执意捍卫传统和地方自治原则的失败，是他抵制北方要求触动原有民主方式的失败。”

　　关于这时期的人物研究不能不提到对弗﹒道格拉斯的研究（兼跨废奴运动时期）。

　　吴金平的《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64）集中论述了道格拉斯在废奴运动、内战、及重建中的经历、言行和思想，论述了其作为一位优秀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出色的思想家和演说家以及社会改革家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重点阐释了他在美国整个黑人运动中的地位和深远影响。作者指出，道格拉斯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 “在宪法范围内行动，团结大多数，积极开展斗争”，是适合美国国情的，对黑人运动带有指导性的思想。这种“合法主义改革”方案也是美国黑人解放斗争唯一可行的现实选择和正确道路。这就突破了以前我们总是强调暴力和革命在黑人解放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片面说法，反映了在黑人解放问题上的新的认识和进步。从纯客观的角度来看，作者的论述是非常有道理的，但在笔者看来，“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应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抱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把它们放到当时的历史时空和历史语境下做具体的考察和评价，而不是以纯客观的理论和结果做标准，贬之乃至否之。

　　4 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期著名黑人领袖研究。

　　重建结束后，种族主义肆虐，黑人处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涌现出不少黑人运动的领袖，如布克·华盛顿、杜波依斯、加维等。他们各自风格独特鲜明，思想尖锐对立，道路迥然不同，并各成一派，互相争斗攻讦，在美国黑人运动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国内学者对其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但仍取得不少新进展。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恩铭副教授的《论B﹒T﹒华盛顿的妥协主义思想》(65)则着力考察了华盛顿妥协主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以及历史原因，指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华盛顿提出了以调和主义、渐进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妥协主义思想，从长远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南开大学张聚国博士的《杜波依斯与布克·华盛顿解决黑人问题方案比较》(66)，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具体剖析了二人解决黑人问题的方案，指出俩人在争取黑人自由平等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上却存在着许多原则分歧和根本不同，一个致力于改善黑人的经济状况，一个为黑人的权利奔走呐喊，然而二人解决黑人问题的方案都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经济意义。卜振友的《略论加维运动兴起的原因》(67)简析了加维运动的勃兴，作者没有一味指责加维的“逃跑主义”，认为它唤醒了黑人的民族自豪与自信，打击了种族主义。

　　5 关于美国南方黑人迁徙运动研究

　　19世纪末以来，美国南方黑人兴起了大规模、长时期的迁徙运动，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对此缺乏研究。直到90年代，有关文章才陆续发表。厦门大学胡锦山博士的《美国黑人第一次大迁徙》(68)，简述了南方黑人由南部农村大规模迁往北方城市的过程，指出，种族歧视和隔离在此期间开始由南部地区性问题蔓延为全国性问题，并导致了黑人民族主义的兴起。胡锦山的《20世纪美国南部农业经济与黑人大迁徙》(69)则深入分析了南方种植园租佃制、农业机械化、联邦农业政策等因素与黑人大迁徙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关于黑人迁徙运动原因的个案研究。陈奕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二十年代美国黑人大迁徙运动》(70)论述了在此期间，美国黑人迁徙的原因、路线、阶段、过程、结果及影响。林广的《从人口流变看纽约市哈莱姆贫民区的成因》(71)从人口流变角度，对哈莱姆区进行了动态的考察，认为黑人聚居哈莱姆是美国社会种族歧视所致。黑人迁徙必然导致黑人城市化及其一系列问题，胡锦山的《20世纪美国城市黑人问题》(72)阐述了黑人在居住、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隔离及不平等问题，指出民权运动与美国政府都无法解决此问题，根深蒂固的的种族歧视是根本原因所在。厦门大学王旭教授的《方兴未艾的美国“新黑人城市史”》(73)分析了新黑人城市史与传统研究的区别。

　　6 关于二战后黑人民权运动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也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近些年来，成果颇丰。

　　关于政府决策，刘绪贻先生的《罗斯福新政与黑人问题》(74)论述了从新政初期到第二次新政政府对黑人政策的变化：从忽视黑人问题，黑人未得到益处，甚至受害到日益对黑人有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张立平的《林登·约翰逊与民权法案》(75)论述了约翰逊总统在推动民权法案的实施方面作出的努力，肯定了其在民权立法上的重大贡献。南京大学华涛博士的《约翰逊总统与美国“肯定性行动”的确立》(76)研究了“肯定性行动”有关的早期文件和约翰逊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认为“行动”的提出和确立是美国民权运动高涨的结果，是美国政府民权政策被迫进一步发展的标志，认为它不存在“反向歧视”的问题。张爱民的《美国“肯定性行动计划”述评》（77）从法律角度有力的反驳了“反向歧视论”，指出其巨大危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朱世达研究员的《克林顿政府在肯定性行动中的两难处境》(78)论述并分析了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激烈争论以及深层次的原因，阐释了肯定性行动本身的先天不足：脆弱性与矛盾性，指出肯定性行动是在一个多种族的、种族之间存在巨大经济、文化、习俗差异的美国实行统治的现实政治的需要；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又与美国民主与自由的信条相冲突，于是“它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歧视与反向歧视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由上可见，国内学者们对约翰逊总统及其当时和以后的民权立法非常感兴趣，对其研究、阐释的比较全面、深入。

　　关于二战后民权运动的起源，王慧英作了探讨，既有个案研究(79)，也有整体概括(80)。此外，胡锦山的《美国黑人城市化与五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81)从黑人城市化的角度入手，论述了民权运动的起因：城市黑人人口的持续上升，城市黑人聚居区的出现和发展以及黑人工人阶级队伍的迅速发展壮大奠定了民权运动在全美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展开的社会基础。这种解释可谓视角独特。李剑鸣在《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82)一书关于民权运动一章中指出，阻碍黑人获得真正平等的仍是种族主义，种族问题实际上乃是白人问题。关于民权运动的结果及当代黑人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姬红副研究员的《民权运动与美国南方黑人政治力量的兴起》(83)认为，民权运动唤醒了南方黑人的政治意识，《1965年选举权法案》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束缚南方黑人投票的历史，黑人利用手中的投票权，开始了从二等公民到参与政治的转变。但黑人政治力量的兴起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在南方已经消失，黑人在政治上仍处于劣势，民权运动后，南方经历了革命性的变革，克服种族主义是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聂万举的《1992年洛杉矶骚乱的历史根源探析》(84)深入剖析了60年代以来洛杉矶地区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的状况。杨立文的《论美国黑人继续遭受种族歧视的症结及其出路》(85)分析了当前黑人继续遭受种族歧视的症结所在，认为其根本原因是“黑人来到美国，先当了200年的奴隶，又当了100年的二等公民，历来与文化和科学技术无缘”，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虽然取消了，但其流毒至今犹存。他提出，在新形势下，黑人应该走布克·华盛顿开创的塔斯克基之路，大力发展黑人教育。这是振兴美国黑人民族的当务之急，是美国黑人走向自强的必由之路。关于这时期的黑人领袖，烟台大学孙宝珊教授的《马丁·路德·金黑人民权运动的理论与实践》(86)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论述了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理论来源（基督教义和甘地主义）、积极作用和局限性。王恩铭的《浅析马尔科姆·爱克斯的黑人民族主义思想》(87)探讨了激进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黑人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其主张的利弊，指出，马尔科姆的黑人民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较狭窄的定义——美国黑人自治，到一个较宽泛定义——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有色人种的独立和自由——的转变。

　　总之，国内学者对民权运动时期的黑人史研究已硕果累累，但至今还没出版过一部很有分量的、很有代表性的黑人民权运动史专著，对卡尔科姆·爱克斯、卡迈克尔等黑人领袖研究的还远远不够，对民权组织的研究还几乎是空白，这都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重视、改进和改善。

　　7 关于综合性、长时段或专题性研究

　　烟台师范学院黄兆群教授著的《熔炉下的火焰——美国的移民、民族和种族》(88)中“黑人行踪”一章对美国黑人的历史经历作了一简练的论述。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的《美国黑人的历史地位与现状》(89)，除了概述了从早期奴隶贸易到黑人民权运动这一黑人史全过程，还集中笔墨阐述了黑人的现状，指出了其巨大的成就与诸多的问题。南开大学肖军副教授在《美国社会的悖论——民主、平等与性别、种族歧视》(90)一书中用了比较长的篇幅，从民主、平等与种族歧视这个美国社会的悖论的角度入手，比较详细的阐述了美国黑人问题。书中尤其对民权运动产生的外部条件（联邦政府与最高法院的转变、美国社会文化心理的转变等）和内在原因（黑人的新形象、自豪感及社会结构的改变与黑人凝聚力的增强等）作了分析，很全面，也很深入。张福运的《美洲黑奴》(91)对美国黑人的历史做了一大致的梳理与总结，内容广泛，几乎面面俱到了，但其论述在深度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在通论方面也引进了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著名黑人学者富兰克林的名著《美国黑人史》(92)，本书全面叙述了黑人从十五世纪起被贩卖至欧美为奴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仍在持续不断进行斗争的历史。作为一位黑人历史学家，作者力持比较客观而不偏颇的态度。本书是作者在搜集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内容详实，条理清晰，立论深刻。当时的引进出版，就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国内的有关黑人史的研究大都或多或少的受其影响，这对推动我国的黑人史研究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于长时段、专题性研究：已故社会学家吴泽霖先生的《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93)是作者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学位时撰写的博士论文。在有关黑人研究方面，作者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的一些知识，分别对北方和南方的对黑人的态度问题，从政治、法律、经济、就业、教育、宗教、社会关系等方面作了详细的阐述。作者敏锐指出，那个年代北方正经历一个调整期，北方白人面临大量黑人到来而造成的新局面，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白人方面各种各样的极不稳定的态度。南方则是“白人统治论”仍占绝对统治地位。这篇论著迄今已经已有70多年了，但现在读来仍感到它论述简洁明了，见解深刻独到，有很大的学术价值。黄虚峰的《美国女黑奴生活状况的历史考察》(94)集中考察了女黑奴在白人世界和黑人世界的生活状况：作为女奴和女人，这双重角色是不可分割的，并为从女奴到成为自由的女人进行斗争，构成女黑奴的独特性。国内研究女黑奴、女黑人的作品几乎凤毛麟角，作者的文章开了个好头，很有启发意义。在黑人人权方面，南开大学陆镜生教授编著的《美国人权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考察》(95)和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的《试析当代美国黑人的人权问题》(96)对黑人人权问题均有论述。此外，浙江师范大学赵晓兰副教授的《美国黑人争取选举权运动探析》(97)深入探讨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50、60年代这一长时段内黑人选举权得而失、失而又得的原因。黄兆群的《也谈美国黑人民族的特征》(98)重新阐释了黑人民族的概念、形成过程、特征等。

　　（四）小结

　　总之，这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黑人史研究取得了不少可观的成就。但是也应该看到，美国黑人史在我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美国史分支，还远未成熟，尚处于起步和奠基的阶段。这主要表现为：在研究的内容和领域方面，仍略显贫乏和狭窄，主要还局限于黑人受压迫、受歧视与反抗、斗争的历史，其他有关黑人社会、文化包括家庭和宗教等方面的内容很少涉及，剩下的只是“社会学上的黑人”或“人类的干瘪形象”（99）；人物研究也主要关注于上层黑人领袖，对下层广大黑人民众显然重视不够；黑人妇女史的研究尤其需要加强等。在资料的挖掘和运用方面，缺陷和不足是很明显的。且不说80年代以前的论文中存在的大量以论代史的现象，就是8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后的一些学术论文，其注释引用的还大多是一些通史、通论性的著作，专著和专题性的论文少之又少，至于原始资料或第一手的资料基本上付诸阙如。这就使我们的很多论述成为无源之水，很多论点由此站不住脚或没有说服力，大大降低了学术价值。在研究方法上，虽有少量比较研究的作品，但这远远不够，至于跨学科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已严重制约了黑人史研究的拓宽与深入。

　　在研究理论与视角上，近年来虽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著与文章问世，但总体上看，理论与视角的陈旧与狭窄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引进和借鉴、消化与吸收美国学者的最新的研究成果方面，也显得非常滞后与不足。例如，现在美国学者在黑人史研究的内容与主题上已有很大扩展，他们已基本达成共识：“美国黑人的历史不再仅仅是民族关系的历史，也不再仅仅是黑人对国家生活与进步所做的贡献的历史。它应当是黑人的社会史、教会史、学校史、企业史、家庭史以及民间文化史。在这种历史中，黑人不再被贬低为哑巴，白人对头的牺牲品，或是受白人恩赐的受惠者。他们应是历史舞台上最好的演员，他们创立制度，维护公共价值，并把斗争与创造的遗产传给后代。”（100）同时美国国内很多旧的观点不断得到修正，并提出了很多别具一格的新见解。例如，霍尔特在黑人史学史的论述中提到，如今，很多美国历史学家在解释谷物分成制和种族隔离制的起源问题时，特别强调黑人自由民在创建这些制度中的主动性甚至开创性作用。(101)方纳本人在论内战时期的论文中论证的是：“不仅把奴隶制和黑人解放作为危机时期的中心问题进行研究，而且还要把黑人看作是塑造这一时代历史的积极代表”。(102)在方法和理论上，美国学者也不断求新求变，他们在运用比较的方法开展的对奴隶制问题的研究，(103)运用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和人类学进行的对黑人迁徙运动和城市化问题的研究(104)以及历史计量学派所做的对奴隶种植园经济效益的重新解释等，都卓有成效，影响很大。可以说，在美国当前文化多元主义盛行的背景下，黑人史研究确实已成为一个热点，其研究成果数不胜数，每年发表、出版的有关非裔美国人问题的普通论文、博士论文以及专著有相当的数量，枚不胜举、蔚为大观。面对这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我国的很多学者却对此无动于衷，甚至满足于闭门造车。当然这里也有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信息不畅的原因，但是这不能作为借口。如果不能及时地借鉴、吸收美国学者在黑人史研究上的最新成果，我们如何跟上最新学术发展的潮流和趋势，遑论创新与发展？此外，国内至今仍缺少那种专治美国黑人史的学者，也还没产生一部高水平的、有代表性的综合性美国黑人通史。可见，加强与完善我国的美国黑人史研究，依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注释：
(1)如作霖：《美国的废奴运动》，《东方杂志》，第23卷第2号，1926年1月25日；方保汉译《美国黑人问题》，《社会杂志》，第1卷第5期，1931年5月15日；思若：《黑人在北美的过去与现在》，《中外问题》，第17卷第5期，1937年1月5日等等。见四川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组编《美国史论文资料索引（1901年—1949年）》，美国史研究会出版，1981年。
(2)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中，毛泽东简要回顾了美国黑人受奴役、受压迫、受歧视以及英勇斗争的历史，并深刻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最后满怀豪情地展望，“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8年4月17日）中，毛泽东愤怒谴责了美帝国主义者对马丁·路德·金的暗杀事件，高度赞扬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的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最后信心十足的预言，“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