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大.煽圆.怂管.走人:制约陕西省干部队伍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主要观念瓶颈

   去岁七一党的生日那天傍晚，我和被称为关中西府才子的理学院霍忠义先生及著名作家冯积岐先生三个男人在古城的护城河旁边神聊，冯是从凤翔县县委副书记的角色上挂职锻炼回西安休整的。当说到目前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时，冯用了四个词，这就是“整大”，“煽圆”“怂管”，“走人”。细细揣磨觉得很是传神。今年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年，前段时日陕西省组织有关人员在曲江国际会议中心开会，请来高尚全作报告，高年事已高，属于奏折型经济学家，由于报告中把历史事件的时间常常搞错，颇具无厘头风格，讲话颠三倒四，弄得人昏昏欲睡。会后赵乐际书记的讲话倒是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倒不是他讲得多么深刻，而在于他讲话时用的是秦腔，只有五十开外的年龄，按说用普通话最便于交流，可是赵偏用秦腔，而且说起方言来字正腔圆。在高校里听惯了京腔的吾辈同侪，对赵书记颇具地域特色的讲话还是很感到新鲜的。至于讲话内容，印象最深的就是说要陕西干部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我突然想到了冯积岐的上述说法，窃以为制约老陕政府部门人民公仆行为的，就是上述那个说法。

    首先，就是陕西省干部队伍里普遍存在的“整大”的观念。我一直认为，老陕本来就有生蹭愣倔的地域文化个性，这里面有很多极为稀缺且弥足珍贵的人文资源，比如关中人的那个血性意识，就需要发扬光大，因为这是一种崇高的家国情怀！然而首当其中的“生整”意识（当然“生”还有别的含义），则急需要解构。但如果你是一介平民，其实你不管怎样生整，还是不会太离谱的，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有生整的资源和条件，但如果你当了官，这生整的的毛病就真的会帮你把事情整大，甚至整出许多错误来！之所以说整大是要不得的，盖源于它本身就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面子文化使然。鲁迅在《说“面子”》一文中，曾借外国学者之口，将其称为理解“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象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君不见，前些年西安不是搞过劳民伤财的八大形象工程吗！审视当下的中国，这种面子文化的膨胀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到头来，把城市弄的倒是光鲜，我的一个老同学从英国留学回来，言说我们现在的城市在硬件上一点不比欧洲差，但由于资源有限，农村只能回到非洲！这是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严重挑战，必将影响中国社会的和谐！

   其次，就是公仆队伍里普遍存在的“煽圆”观念。煽有煽动的直接含义，更有拔高的间接含义。费孝通先生曾经说到，乡土中国社会的行政长官最爱玩名实相悖的智力游戏，具体表现就是把具体问题抽象化，无限拔高，采用乾坤大挪移以及瞒和骗的手法欺上瞒下，到头来必然造成名与实的脱节，例如，本来公仆的角色规定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老老实实地为人民的每一个个体服好务，然而在名实背离的思维作怪下，他可以振振有辞地说，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前段时日闹的舆论哗然的周老虎事件之所以久拖不决，就是省政府相关部门打着保护秦岭山区生态自然的名义实则为小集团捞钱的双重人格忽悠下瞒天过海的！赵乐际书记最近又讲道，希望陕西的干部把虚事做实，实事做好，难事做成，可是，我们有的干部就喜欢把实事做虚，把好事办砸，把难事推掉，究其原因，就是“煽圆”观念作怪，受这一观念的影响而在行为上的具体表现，就是自我欲望膨胀，声望渴求，政绩渴求和面子文化盛行，就是重形式，轻内容，重唱功，轻做功，重作秀，轻务实，重花拳绣腿，轻真抓实干，到头来，好端端的想法南辕北辙，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上下离心离德。

 再次，就是“怂管”的思想。怂（读作song,第二声）字的标准写法是左右结构，即左边一个骨字，右边一个泉字，合起来就是怂，本义是男子的精液，这个字最为老陕所乐道。说穿了，怂管的本质含意就是祖上的基因管着哩！就是让人放弃人生责任，把人生的一切难事交给祖先的基因，陕西关中人的保守性，我以为就是这个怂管文化！这种崇尚祖先的基因的观念和英国麦独孤等学者所倡导的本能主义的社会心理学观念何其相似！但他和美国式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社会学习理论所倡导的社会心理不啻天壤！河南，安徽，山东过去在历史上是穷地方，在这里孕育出了许多敢试，敢闯，敢冒，敢为天下先的人物，他们才没有“矜而不争”的老陕们的这一观念！陕西有几千年发达的农耕文明，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一直以来就是这么个特色，即以家为本，面向过去和祖宗崇拜，老百姓的独立自主观念和未来观念一直比较弱，怂管文化的要害就是放弃＂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独立自主意识以及面向未来的使命意识和工业文明熏陶下的责任意识，但是，由于“整大”和“煽圆”作祟，导致了一系列决策的失误，于是既然难以做到心安理得，就希望祖宗的神灵保佑自己，就经常把“怂管”吊在嘴上。

    最后是“走人”。由于脱离实际和好大喜功的错误决策导致了资源的极大浪费，这又影响了一个地方的民生幸福指数。比如，《华商报》在去年年底曾专门做过一期栏目，就是市民的幸福和快乐指数问题的调查研究，有许多市民打电话到报社，有人把成都和西安作了比较。人们发现同为西部地区，但成都市民的幸福感远远大西安市民，以消费品价格为例，在成都老百姓随便找个茶馆请朋友消遣，三两个人十几块钱就可以搞定；可是，西安在与国际接轨中的确洋气了，但相应的是，一些消费品价格却高得离谱，一杯咖啡或一杯茶动辄十几块钱，许多国际化水准的大商厦拔地而起，但同时却由于老百姓囊中羞涩而逼走了“人气”，于是老百姓就对那些当官的“烦”，而当官的也就来一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走也有两种走法：一种是时间性的，即干到任期退下来，给下一届留下一个寅吃卯粮的烂摊子；另一个就是空间性的，即干脆来一个你烦我我还烦你，反正中国干部的流动性不是你老百姓可以比的----脚底板抹油，开溜，这样又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或部门里继续整大.煽圆.怂管，然后继续走人，因此，窃以为不解构以上四种错误的思想观念，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