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述评十八条

　　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述评十八条

　　王世荣

　　（政治学教授   文化复兴丛书主编）

　　摘要：“去革命化”，淡化“阶级”意识；“重智育，轻德育体育”，忽视“劳动”；缺乏“个性与创造性”，是我国教育存在的主要弊端。“教育革命”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显著特征，教育服从于“革命”、“革命战争”，文化教育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改造中国与世界”；“野蛮其体魄，文明其体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和“劳动者”。 “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反修防修”，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举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又红又专”；培养“共产主义新人”， 即“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是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精髓和终极目标。“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四有”新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删繁就简”，对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心灵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得益彰，才是走出人类文明困境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毛泽东；“教育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文明其体魄，野蛮其体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产主义新人”；“心理建设”；

　　毛泽东是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革命”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它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教育思想体系，体现了教育的民主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影响了整整几代人。这里所说的“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而且指“党和干部”教育，“军队”教育，“民众”教育、“知识分子”教育等，中国今天的“教育体制”和“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对我们目前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和“自我革命”，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一、“心之力”，“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改造中国与世界”；“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意识不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哲学家把人叫做小宇宙或宇宙的缩型”

　　《心之力》是毛泽东作于1917年的一篇作文。毛泽东24岁，已初现大志。堪称神州青少年之楷模，曾被湖南一师杨昌济老师打满分100分，被称为建国之才的奇文。

　　现在看来，这是毛泽东一篇重要著作，与中国传统哲学心性论、陆王心学一脉相承，具有超时代的价值。中国传统哲学说到底是一种心灵哲学，教我们在尘世间如何安放这颗动荡不宁的心灵，心态决定生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性与心理建设并驾齐驱，相得益彰，才能给人类带来安宁与秩序。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博古观今，尤知人类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力最致力于进化者也。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作俑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华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的挥洒自如，何等的英杰伟伦。然天妒英杰，愚昧丛生，国人于邪魔强盗阴险心力渗透、攻击治下，渐渐失忆，泱泱中华众生却败于甘愿自卑沉沦、散弱。

　　有德者心力难济，无德者霸拥民众所赋世权以为私势，神器私用，贪腐国贼举家富贵，万众民脂民膏皆被劫掠。则国力日衰，国力衰则国家民族之心力衰竭，内可诱发天灾兵祸，朝代更迭，官僚、商贾、农工、学者尽难免沉沦；外可唆引强盗侵犯，奴役掠夺，国贼、汉奸、军民、学生均家破人亡。近年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不平等诸般条约引狼入室，资敌来犯，实为召唤、鼓励诸多蛮夷强盗分食华夏之举。

　　若欲救民治国，虽百废待兴，惟有自强国民心力之道乃首要谋划，然民众思维心力变新、强健者是为首要之捷径！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确立伟志，发其动力，奋发踔历，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大如大风之发于长合，如好色者朱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者。尚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大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众生心性本同，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

　　故当世青年之责任，在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精研奇巧技器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破教派之桎楛，汇科学之精华，树强国之楷模。正本清源，布真理与天下！愿与志同道合、追求济世、救世真理者携手共进，发此弘愿，世世不辍，贡献身心，护持正义道德。

　　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戒海内贪腐之国贼，惩海外汉奸之子嗣；养万民农林之福祉，兴大国工业之格局；开仁武世界之先河，灭魔盗国际之基石；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为不可。”

　　1921年毛泽东《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改造中国与世界”被确立为新民学会的宗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949年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401页、第1329页）

　　莎士比亚说：“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什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思想的闪电一但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第9页、第15页）

　　恩格斯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知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第46页）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做什么》第1章第4节）“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关于我们的感觉、意欲、兴趣，我们确实没有说它们是为我们服务的，倒是把它们看做独立的力量和权力，因而我们自身就是这些东西。”（《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8-229页、第230页、第87页）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61页）

　　十七世纪捷克伟大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指出：我们为了彻底理解西拉的儿子所说的，智慧在人身上生了永恒的根基（《便西拉智训》，第一章）的说法起见，我们应当考察我们身上的智慧、德行与虔诚的根基，一便知道人是智慧的一个何等希奇的工具。

　　很明显，人是自然能够获得一种关于万物的知识的，因为，第一，人是上帝的形象。因为，一个形象，假如它是准确的，它就必须重视它的原型的轮廓，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一个形象了。上帝的主要特性是全知，所以全知的形象应当反映在人身上。可不是吗？事实上，人站在上帝的作品的中心，他有一颗澄清的心，如同悬在屋中的一块圆镜一样，能把周围的一切事物的形象反映出来。我们说的是周围的一切事物；因为我们的心理不独攫取接近的事物，而且也攫取遥远的事物，不论是空间上的遥远，或是时间上的遥远；它能克服困难，发现隐匿，揭露遮掩，疲精劳神于考究奇秘难究的事物；它的力量是这么没有限度，没有边际。假如人能活到一千岁，在这一千年当中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他仍旧可以不断地学到新鲜的事物，仍旧可以找到一些地方，使他的悟性从那里获得新鲜的知识对象。

　　人心的能量是无限的，它在直觉方面像个无底的深渊。身体被一个小小的界限限制了；声音的领域较广一点；视觉只受天空的限制；但是心理就不然，天内天外都找不出一个界限。它上天入地，即使天地之广再大一千倍，它也一样能去；因为它在空间穿行的速度简直是大得令人不能置信的。然而它之能够测度一切，领悟一切，我们还能否认吗？

　　哲学家把人叫做小宇宙或宇宙的缩型，因为人在暗中包括了一切广布在大宇宙中的因素；这句话的真实性是已在别处表明了的。所以，把来到世上的人的心理比做一颗种子或一粒谷米是很正当的，植物或树木实际已经存在种子里面，虽则它形象实际上看不出来。这是很明显的，因为种子如果种在地下，它便会向下生出根芽，向上长出嫩枝，嫩枝凭着它们的天生的力量，日后便可长成枝柯与树叶，垂着绿荫，点缀着花儿与果实。

　　所以，我们不必从外面拿东西给一个人，只需把那暗藏在身内固有的东西揭开和揭露出来，并重视每个各别的因素就够了。所以，彼塔哥拉斯惯说人具有一切知识是件极其自然的事，因此，一个七岁的孩子如果被人谨慎地问到一切哲学上的问题，它是应该有能力对每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因为理性的光亮就是对万物的一个充分的标准与度量。（《大教学论》傅任敢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人（人体）是非常复杂的系统，我们称之为巨系统。这个巨系统又是开放的，和整个环境乃至宇宙巨系统在一定的时间里，处于一定的功能态，而中医、气功、人体特异功能，都是和人所在的人体功能相关的。功能态不是固定的，可以由一种功能态变为另一种功能态。” (马有龙：《给生命一个惊喜》《人宇特能科技通讯》)

　　童稚是人性纯度的标志，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源泉。“现代先锋教育学的生理学基础是，在人的大脑细胞中，本身就潜藏着人类亿万年进化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的密码；因此教师的职责主要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唤醒他们沉睡的记忆，挖掘他们的潜能，点燃他们的智慧，发挥他们的优势，把他们引向创造之路。”（王世荣：《现代性困境与教育艺术》，《高等教育管理》2009年第1期）

　　世界因心灵而生动，心灵是宇宙的中心，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万物皆备于我；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心诚则灵！境由心生，神由心造，心想事成！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王世荣：《世界因心灵而生动——心灵哲学与人生境界》《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4-404页）

　　1937年毛泽东《实践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2-273页）

　　“改造中国与世界”，就是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的心灵世界，改造世界观、宇宙观！古人云，“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大教育家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屈原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二、“体育之研究”， “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国人被洋人辱称为“东亚病夫”，"国力羸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中国竞技体育的全面崛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毛泽东于1917年4月在《新青年》第三卷2号上，发表了以"二十八画生"署名的著名的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这是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份体育文化珍宝，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自其发表以来体育界和理论界对该文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今之提倡者，非不设种种之方法，然而无效者，外力不足以动其心，不知何为体育之真义。体育果有如何之价值，效果云何，著手何处，皆茫乎如在雾中，其无效亦宜。欲图体育之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体育之自觉不可。苟自觉矣，则体育之条目，可不言而自知，命中致远之效，亦当不求而自至矣。不佞深感体育之要，伤提倡者之不得其当，知海内同志，同此病而相怜者必多。不自惭赧，贡其愚见，以资商榷。所言并非皆己实行，尚多空言理想之处，不敢为欺。倘辱不遗，赐之教诲，所虚心百拜者也。

　　自有生民以来，智识有愚闇，无不知自卫其生者。是故西山之薇，饥极必食；井上之李，不容不咽；巢木以为居；皮兽以为衣；盖发乎天能，不知所以然也。然而未精也。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饐而谒，鱼馁而肉败，不食"；"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人体之组成，与群动无不同，而群动不能及人之寿，所以制其生者无节度也。人则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而愈明，于是乎有体育。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之所明者不一：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已。而考其内容，皆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络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有偏缺，其体育即准此为程序，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故其结论，在使身体平均发达。由此言之，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

　　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顾知之者或寡矣。或以为重在智识，或曰道德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顾徒知识之何载乎？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顾徒道德之何寓乎？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儿童及年入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今盖多不知之，故儿童缘读书而得疾病或至夭殇者有之矣。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中学之年，身体之发育尚未完成，乃今培之者少而倾之者多，发育不将有中止之势乎？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恬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学者亦若恶此生之永年，必欲摧折之，以身为殉而不悔。何其梦梦如是也！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随之矣。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之谓也。

　　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及其弊也。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

　　学校既起，采各国之成法，风习稍稍改矣。然办学之人，犹未脱陈旧一流，囿于所习，不能骤变，或少注意及之，亦惟是外面铺张，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故愚观现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非不有体操课程也，非不有体操教员也，然而受体操之益者少。非徒无益，又有害焉。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盖一体操之终，未有不貌瘁神伤者也。饮食不求洁，无机之物、微生之菌，入于体中，化为疾病；室内光线不足，则目力受害不小；桌椅长短不合，削趾适履，则躯干受亏；其余类此者尚多，不能尽也。

　　然则为吾侪学者之计如之何？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我欲仁斯仁至，况于体育乎。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意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

　　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之可言者曰体育。前既言之，体育之效，则强筋骨也。愚昔尝闻，人之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大抵二十五岁以后，即一成无变。今乃知其不然。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今亦知其非是。盖生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此已足，尚待锻炼？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至于弱者，则恒自悯其身之下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夭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又尝闻之，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其说亦谬。此盖指薄志弱行之人，非所以概乎君子也。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释迹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今之伍秩庸先生，七十有余岁矣，自谓可至百余岁，彼亦用思想之人也；王湘绮死年七十余，而康健矍铄。为是说者，其何以解邪？总之，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

　　非第强筋骨也，又足以增知识。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强弱分，而所任之区域以殊矣。

　　非第增知识也，又足以调感情。感情之于人，其力极大。古人以理性制之，故曰"主人翁常惺惺否"，又曰"以理制心"。然理性出于心，心存乎体。常观罢弱之人，往往为感情所役，而无力以自拔；五官不全及肢体有缺者，多困于一偏之情，而理性不足以救之。故身体健全，感情斯正，可谓不易之理。以例言之：吾人遇某种不快之事，受其刺激，心神震荡，难于制止，苟加以严急之运动，立可汰去陈旧之观念，而复使脑筋清明，效盖可立而待也。

　　非第调感情也，又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益。若长距离之赛跑，于耐久之练习尤著。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要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躯也。

　　肢体纤小者举止轻浮，肤理缓弛者心意柔钝，身体之影响于心理也如是。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在我国体育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重大课题，即什么是"体育之真义"。对其的探讨是中国当代体育思想上的首要问题。"今之提倡者非不设种种之方法，然而无效着，外力不足以动其心，不知何为体育之真义。体育果有如何之价值，效果则云何，着手何处，皆茫乎如在雾中，其无效亦宜"。体育是"养生之道也"，是"人类自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可见，体育的真义，在于增强人民的体质，完善人类的身体。毛泽东早年探究体育之真义，是志在改善国民的体质。他所理解体育的对象是所有的人，在真义体育中是没有选手的。体育不是少数人参加的"精英"体育，而是指如何增强广大人民体质、促进人民身体健康的群众体育，这与他在文中严厉批驳那种"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的体育"以及后来多次批评体育中锦标主义思想，反对搞"选手制"体育的观点是一致的。毛泽东在1952年为中华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著名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反映了他完整而系统的体育思想，也是他对体育内涵和本质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毛泽东把体育运动作为一条救国救民的途径是几乎所有的研究者的共识。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国难当头，而中国人被洋人辱称为"东亚病夫"，"国力羸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毛泽东对此深感痛心，决心要洗雪国耻，立志以拯救国家民族为已任。因此，他以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唤起民众，从事体育运动，强健体魄，共同挽救国家的民族的危亡。可以说，他的体育的思想逻辑，是从拯救国民的体质的基础出发的，要强国、要为国，就要增强民族体质，就要搞好体育。体育的目的不仅为了强身，更重要的在于为国--抵抗侵略、挽救危亡。把体育作为为国强种的手段，为中国革命作贡献。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体育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他的明确的积极意义，即他的体育思想的基点不仅仅在于强身健体，而在于此基础上的个人救亡救国。

　　毛泽东认为搞好体育运动的有3个原则:自觉、有恒、有趣。

　　首先，体育锻炼须主观自觉，持之以恒。"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锻炼是强身之本，只有坚持锻炼，才能使肌肉结实，体魄强剑以个人而言，可以延年益寿，以国家民族而言，可以富国强民。而这一切必须是在自觉的基础上，强迫是没有用的。"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起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使。"

　　其次，有恒才能获得体育之功效，这是毛泽东文中所体现的"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然"的终身体育思想。毛泽东是优秀践行者，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有间断过体育活动，并有一些经常锻炼的项目。这使得毛泽东锻炼出结实健壮的体魄，精力充沛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次，"兴味者运动之始，快乐者运动之终，兴味生于进行，快乐生于结果。"体育兴趣的培养，是个艰苦复杂的长期过程。有锻炼的兴趣，才能在锻炼中获得良好的体验，才能产生快乐。毛泽东把体育作为一门科学来认识，指出"凡科学皆宜引起多方兴味，而于运动尤然"。要对体育锻炼产生兴趣，"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从而使"运动之观念相连而不绝--运动既久，成效大著，发生自己价值之观念，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心中无限快乐。"从而把终生体育与趣味体育有机地联系起来。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强调"三育并重"。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学校教育的突出贡献所在。李伟民指出，"身心正常、健康、和谐发展的理论是毛泽东同志体育思想的真谛。""'三育并重'、'身心并完'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的有机发展，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学说的一大贡献。"彭长一认为，"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德智体的辨证关系，'三育并重'的原则，此乃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至理。"管恩瑞等指出，"建国后毛泽东提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把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学校体育也成为我国体育发展的三大要素之一。"王俊奇认为，"毛泽东用最简单的道理，阐明了身体和德育应是互动的关系，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从事物的相互关系和历史经验中找出体育与身体相互间的本质联系，通过事物的表面现象进到事物的内部，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这样的论辩是很有说服力的。"梁俊雄认为，"毛泽东健康第一的思想，正确确立'体'的位置，体与德智美之间的辨证关系。毛泽东强调'三育并重'，而突出体育的位置，--从本质上说，毛泽东健康思想体系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学说的根本原理和内核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而毛泽东所提出的全面发展概念，更为强调教育(包括体育与健康教育)对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作用，在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学说继承发展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健康第一'的思想和从而确立'体'在三育中的位置。所以，毛泽东健康思想具有鲜明的创造性的特征。"

　　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含义深刻，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对我国当前的体育改革，有指导和启迪意义。中国体育不能没有思想，也不能不讲真义。以健身为内涵，以增强体质为目的的体育，和以取胜为内涵，以追求功利为目的的竞技由于两者内涵本质上的不同，从而决定了从事这两种职业的人应按各自本质规律办事。《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为体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体育不能无业，不能以竞技运动为业，体育必须以健身为业。体育教师的业绩不能跟运动员、教练员相比，体育教师的业绩，要在全民健身事业建设上去取得。我们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指导的方针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在组织、思想、体育观念、方针、政策等方面，切实体现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加快体育的改革步伐。（参见360百度）

　　体育是一种先锋文化，是一个民族进取精神和气质的集中体现。中国乒乓球队长盛不衰，中国女排五连冠，从参加洛杉矶奥运会零的突破，亚洲雄风，梦之队，刘翔到苏炳添，王军霞，姚明，到北京奥运会、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中国竞技体育的全面崛起；而全民健身运动的广泛开展，目前“教育改革”中明显加大了体育的分量，这是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光辉体现！中国已经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

　　三、“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均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与信仰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历史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均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绝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46-647页）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同上，第614页）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指出：“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同上，第930-960页）

　　1948年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同上，第1266页）

　　1935年毛泽东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

　　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

　　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同上，第135-136页）

　　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道：“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说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我们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经光芒四射喷薄而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同上，第98-103页）

　　周恩来在青少年时代的诗作中写道：“既想共产花开，又不想用血去染它，那有这等便易的事情！”夏明翰的诗句：“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时翰，还有后来人”。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写道：“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正是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才有无数革命先烈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崇高的理想与信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天翻地覆慨慷，宜将剩勇追穷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两弹一星艇，为共和国挺起来脊梁！

　　这也是古代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杀以成仁”；“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志当存高远”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思想的反映。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和崇高理想，写进自己的党章。苏东剧变后，共产主义渺论甚嚣尘上，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须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了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个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那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邓小平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同上，第28页）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信仰、信念、信心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

　　四、“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远见卓识。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伟大的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毛泽东1937年《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等1993年版）

　　毛泽东1935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我们中华民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47页）

　　毛泽东说：“中国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毛主席语录》，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56页）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面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99页）

　　毛泽东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我们的战争，是在困难环境之中进行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败现象和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团结、不巩固等等，形成了这种困难环境。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共产党员应和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而努力。必须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同上，第487-489页）

　　毛泽东1939年《纪念白求恩》：“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同上，第620-622页）

　　毛泽东1944年《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同上，第905-907页）

　　鲁迅的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滕文公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近日，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予以发布。为加强全党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成就和伟大精神的深刻理解，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联合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出品“百年历程中的伟大精神”系列云讲堂，讲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毛泽东时代主要产生了如下伟大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革命文化和教育最重要的资源。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延安时期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几代兵团人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扎根新疆沙漠周边和边境沿线，认真履行党和国家赋予的职责，切实当好生产队、工作队、宣传队、战斗队，充分发挥建设大军、中流砥柱、铜墙铁壁作用，在开发建设新疆、增进民族团结、推进社会进步、巩固西北边防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热爱集体、关心战友、关心群众，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并身体力行、认真实践。以雷锋为榜样，做对社会有益的人。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60年来，几代大庆人艰苦创业、接力奋斗，在亘古荒原上建成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的卓越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国的历史丰碑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日把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正是这场4万多人参与的石油大会战，铸就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神。

　　大漠深处春雷般的巨响和浩渺太空中卫星传回的《东方红》乐曲，时至今日依然激荡人心。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新中国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创造了原子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星上天的奇迹，取得了“两弹一星”事业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也孕育出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云讲堂：百年历程中的伟大精神》人民网）

　　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是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的旗帜，也是毛泽东时代革命教育的显著特征。“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谁是最可爱的人”“向雷锋同志学习”林则徐、谭嗣同、邓世昌、李大钊、鲁迅、方志敏、张学良、杨虎城、白求恩、张思德、刘志丹、张自忠、吉鸿昌、杨靖宇、赵一曼、刘胡兰、王二小、董存瑞、黄继光、邱少荣、王进喜、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焦裕禄、向秀丽、欧阳海、王杰、“狼牙山五壮士”、“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万水千山”、“保卫延安”、“甲午风云” “小兵张嘎”、“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 、“上甘岭”、“英雄儿女”、“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岩”、“烈火中永生”、“永不消逝的电波”、“吕梁英雄传”、“黄河大合唱”、“白毛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青少年最崇拜的英雄人物和文学艺术作品。

　　五、“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是毛泽东1939年为抗大题词。这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工作者信奉的人生格言，揭示了教育事业的党性、阶级性，是党的事业、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忠心耿耿，兢兢业业，无私奉献！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这是毛泽东为抗大题的校训。六、七十年代成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校训。简单的说就是:要团结友爱、要精神集中,认真紧张不浪费时间,对待问题要严肃端正的态度才能更快更妥帖的解决,生活要乐观、轻松活泼。

　　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三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就是它教成了几万个年轻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抗大今后必将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因为它还要造就大批年轻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昔日的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他指出：“诸同学不避艰苦，从很远的地方，风尘跋涉，来此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决心是很好的。你们在这里学习，就是要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即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因此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几样东西：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都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抗日救国、怎样打、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被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须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你们要学做一个军人，要学军事，要学战略战术――灵活的战略战术。即是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我们都有一种办法对付；敌人用这一种方法打过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打过去，等到敌人技穷了，我们便可以打胜他。总之，你们在这里要学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样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胜敌人。”（转引自“抗大的教育方针”，中国共产党新闻：2017-07-16.）

　　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需要大批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83页）

　　“陆定一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总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1958年，《毛泽东文选》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此件”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8年12月19日编印的《宣传动态》第165期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材料指出，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的党员在讨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反映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表现在：（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时更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由于存在这些错误认识，这个党支部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清华大学党委及时发现并检查纠正这些错误做法。1958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毛泽东写给陆定一的这个批语和清华大学的材料。

　　列宁说：“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我们没有注意到或很少注意到提高人民教师地位的问题。而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的文化，甚至谈不上资产阶级的文化。”（《日记摘录》《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7-678页）

　　毛泽东说： “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正确的，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12页）

　　1933年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同上，第111-112页）

　　周恩来说：“学校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应该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邓小平说：“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我们提倡学生尊敬师长，同时也提倡师长爱护学生。尊师爱生，教学相长，这是师生之间革命的同志式的关系。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鼓励。”

　　陈云说：“要继续想一些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要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十分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

　　彭德怀说：“教师们和解放军一样给祖国立下了功劳。”

　　吴玉章说：“我们教育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支劳动大军——脑力劳动者，是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胡耀邦说：老师，就是在困难中奋斗的人。你身居斗室，想着替国家分忧；你两袖清风。时时为学生操劳。讲学谈心，家访辅导。老师的工作是辛苦的，出来闲不住自己的脚步。每当日沉星移，你们仍在灯下仔细批改作业。为了培养后代，你们含辛茹苦，整日操劳。”

　　夸美纽斯说：“我们对国家的贡献，哪里还有比教导青年和教育青年更好、更伟大呢？”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这是学生智力中第一盏、继而也是主要的指路灯；是他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教会他们尊重科学、文化和教育。”

　　高尔基说：“谁爱孩子，孩子就爱谁。只有爱孩子的人，他才可以教育孩子。”

　　雅斯贝斯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管仲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生之计，莫如树人。”

　　孟子：“得天下有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

　　荀子“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学不可以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蓬生麻中，不扶自自直”！

　　《学记》：“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董仲舒说：“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陶行知说：“要人敬的，必先自敬，重师首先师自重。”

　　叶圣陶说：“身教最为贵，知行不可分。”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节纪念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9页）

　　六、“建立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系统地总结了我国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并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我国新民主主义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即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为新中国文化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 。

　　毛泽东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83-984页。）

　　毛泽东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包含在文化里，通常使用“文化教育”一词。“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但是如前所说，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的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现这种区别呢？这就是我们要在下面说明的问题。

　　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同上，第655-659页）

　　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

　　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⑽。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同上，第804-826页）

　　七、我们的“教育方针”，“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造”

　　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5-386页）

　　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这两个"必须"提为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根本方针的问题。最近中央又重申:对于这个方针,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页页）

　　邓小平一九七八年三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1934年毛泽东在《苏维埃区域的文化教育》：“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造，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谁都知道，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施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反革命的国民党把教育经费拿了作为进攻革命的军费，学校大部分停办，学生大部分失学。因此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造成了人民的愚昧无知。全国文盲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于革命文化思想则采取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任何进步的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一切文化教育机关中的革命分子，都要受到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摧残。使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变成黑暗的地狱，这是国民党的教育政策。

　　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这用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苏维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已经在加速度的进行着革命文化建设了。

　　苏区很多地方的儿童们，现在是用了大部分时间受教育，做游艺，只小部分时间参加家庭的劳动，这同国民党时代恰好相反了。儿童们同时又组织在红色儿童团之内，这种儿童团，同样是儿童们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看报纸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到四、五万份以上，《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只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要销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证明群众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了。

　　苏区中群众的革命的艺术，亦在开始创造中，工农剧社与工农歌舞团的运动，农村中俱乐部运动，均在广泛的发展着。

　　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

　　苏区还缺乏完备的专门教育的建设。但为了革命斗争领导干部的创造，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领导下的许多教育干部学校。中等教育与专门教育之应该跟着普遍教育的发展而使之发展起来，无疑的应该成为教育计划中的部分。

　　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每个人都明白，所以有这些方针和任务，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这是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表征，这是人类精神解放绝大的胜利。

　　执行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政策，开展苏维埃领土上的文化革命，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增加革命战争中动员群众的力量，同样是苏维埃的重要任务。”这是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的一部分。（《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02年版，第5-9页）

　　1937年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确立“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28页）

　　1938年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边区教师>杂志题词》“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根据《毛泽东题词墨迹选》，人民美术出版社、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1938年毛泽东在《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应适合战争的需要》:在一切为了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进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须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学校、戏剧学校、歌咏学校、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一切这些，也必须拿政治上动员民力与政府的法令相配合，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以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抗战以来，教育制度已在变化中，尤其战区有了显著的改革。但至今还没有整个制度适应抗战需要的变化，这种情形是不好的。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与之相配合，二者之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02年版，第18-19页）

　　夸美纽斯说：“使男女青年，毫无例外地，全都迅速地、愉快地、彻底地懂得科学、纯于德行，习于虔敬，这样去学会现世与来生所需的一切事项。”（《大教学论》傅任敢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苏霍姆林斯基说：“要实现全面发展，就要使智育、体育、德育、劳动教育和审美教育深入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使这几个方面的教育呈现为一个统一的完整过程。”（《帕夫雷什中学》，王天一：《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理论体系》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39页）

　　马卡连柯说“培养人，就是培养他对前途的希望。”

　　乌申斯基说：“完善的教育可以使人类的身体的智力的和道德力量到得广泛的发展。”

　　赞可夫说：“当教师把每一个学生理解为他是一个具有个人特点的、具有自己的志向、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结构的人的时候，······才能有助于教师去热爱和尊重儿童。”

　　蔡元培说：“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节纪念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59页）

　　陶行知：“教育理念：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行是知之始。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本体论，也叫起源论，陶行知认定教育来源于生活，主张教育要依靠生活，改造生活。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场所论。认定社会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校，主张教育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应济社会的需要。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认定在生活中教法、学法、做法是不可分割的。主张事情是怎样做的，学生就应该怎样学；学生是怎样学的，教师就应该怎样教。教法和学法都来源于做法，统一于做法。”（《陶行知的教育思想》360百度）

　　八、“十大教学法”，“采用启发式，废止注入式”；“要提纲”，“干部班要采用讨论式”

　　1929年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案提出“十大教学法”：

　　1、    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    由近及远；

　　3、    由浅入深；

　　4、    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5、    说话要明白；

　　6、    说话要有趣味；

　　7、    以姿势助说话；

　　8、    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    要提纲；

　　10、  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02年版，第3页）

　　为强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1929年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蕴含精深哲理、富有实践意义的“十条教授法”。 “十条教授法”的提出备受欢迎，使红四军全军“政治课”具有了易于推广的实用方法，迅速掀起了教学相长的学习热潮，极大地提升了红四军的整体政治素养。直到今天，“十条教授法”依然具有时代价值，学习它有利于形成推动教员联系实际教学、学员联系实际真学的机制，对新时代党校教学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激发学员思考的灵感

　　注重启发学员思考，反对填鸭式教学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教学理念和实践方法。综合分析“十条教授法”，启发式是其灵魂和根本，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把启发式放在第一条的原因所在。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强调启发式的同时，还明确标明要“废止注入式”，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注入式”教学方法的坚决否定。归根结底，启发式教学就是要突出并确立学员的主体地位，让学员在学习过程中有认识、有思考、有收获。从投身革命之初，毛泽东一直秉持着这一核心理念，并身体力行进行实践和示范。早在1921年，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鞭辟入里地指出，旧式教育弊端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其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消磨个性，灭掉性灵”；1941年12月17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又明确地指出：“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 　　启发式教学的目的是激发学员自身的思考，其基本做法就是“由近及远”和“由浅入深”。这种做法既尊重了学员不同认知水平的客观事实，也遵循了学员认识提升的客观规律。“由近及远”和“由浅入深”都要求从学员熟悉的环境出发，从学员已经掌握的知识层次和体系出发，使深奥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浅显化。毛泽东在讲著名的《实践论》时，为了形象阐明“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这一论点，他通俗地讲道，这就像“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亲口尝尝梨子滋味”的说法，立刻引发了学员的思考，直接明白了注重实践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讲《矛盾论》时，谈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深奥论点时，为了便于学员理解，他通俗地讲道，这就好比“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化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梨子的滋味”和“鸡蛋变小鸡”都是学员已经熟知的“近”和“浅”，“变革的实践”和“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都是学员受启发后真正理解的“远”和“深”。在授课中，只要牢牢围绕启发式这一核心理念，灵活运用“由近及远”和“由浅入深”的具体做法，激发学员积极思考，不管多么晦涩难懂的道理都会被学员轻松理解并深刻掌握。       营造学员爱听的氛围 　　语言是课堂的精灵，再深邃的道理，再精美的板书，再丰富的讲义，一旦离开了生动的语言都将黯然失色。在“十条教授法”中，对于课堂语言，毛泽东提出了“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四点明确而又实用的要求。 　　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不管是面向学员还是面向社会大众，毛泽东的讲话总是备受推崇并被广为传颂，原因就在于他善于运用大家熟悉的话语透彻地讲明深奥的道理。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碰到雇农要讲雇农话、碰到中农要讲中农话、碰到商人要讲商人话、碰到工人要讲工人话，不能讲一大篇”。其用意就是要把话说得明白一些，通俗一些，要用群众的语言解答群众的疑问，而不是“背天书”一样高深莫测地胡讲一通，最后讲的人和听的人都不知所云，无所适从。毛泽东还善于借用姿势巧妙宣讲。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课，谈到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宏大命题时，他在黑板上画出一座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正当学员们愤恨于被剥削阶级残酷压迫而感到无力抗争时，毛泽东做了一个翻塔顶的手势，学员顿时领悟了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能把塔顶推翻，就能翻身做主人，彻底消除穷苦百姓身上的沉重压迫。这些深奥的问题，只要经毛泽东一讲，就能让学员理解和掌握，这就是毛泽东讲课的语言魅力所在，也是“十条教授法”中关于语言要求的精妙所在。       提升学员吸收的质效 　　讲课不是一讲了之，听课更不是一听了之，讲课的要旨在于必须让学员有收获。“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真正让学员全面吸收课堂的讲授知识，必然要有学员自身的参与。一堂好课，不应该只是讲授者一人的自说自话，而是要有学员的畅所欲言。“十条教授法”从确保学员听课必须有所收获的根本目标出发，提出了“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3点具体的要求。 　　课前精心准备提纲，课中组织相应讨论，课后及时复习，这是毛泽东摸索出来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课程设计规范动作，是确保学员学有所得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毛泽东在讲课和作报告时，通常只带一份简明扼要的提纲，而这份看似简单的提纲却饱含他大量的心血。有一次他到陕北公学讲课，为了讲好这堂课，即使在日理万机的紧张情况下他也挤出充足的时间，精心准备提纲。后来他曾风趣地说：我花三天四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这看似“折本”的一堂课，讲课内容整理出来就是充满真理味道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之所以有这样的成果，和提纲的精心准备是分不开的。为了让学员透彻理解、深刻吸收，毛泽东格外注重引发和参与学员讨论。1937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开设了长达110多学时的“唯物辩证论”的课程，而这些课时中，有一半都是学员讨论课，每次上课都是上午毛泽东先讲，下午再认真参加学员讨论。他后来回忆说：我过去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大量的讨论和对应解答，能够真正使学员明晰讲课的内容，并与自身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也能让授课者了解学员的所思所想，有利于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而“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是温故而知新的一个过程，更是强化学员吸收讲授内容的补充手段。通过不断复习之前的讲授内容，让学员持续加深认识，不断指导工作和实践，实现了一堂课“时时新鲜”“处处精准”“年年可用”的长期效果，使学员真正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以致用。（朱一华 王子惠：《毛泽东“十条教授法”的启示》，《学习时报》2020-10-28.）

　　为什么要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景山学校校长崔孟明先生指出：“传统教育把人的大脑看成一座一座的知识仓库，教育的任务是往这些‘仓库’里放入知识，即传授知识。现代化所要求的教育目标则是‘开发’，即开发人的大脑，培养创造性的人才。现代教育对人脑不仅是信息输入，更重要的是要打开人脑的各种创造思维，创造大量的新知识。这些新知识就是现代社会的财富和发展动力。”（崔孟明：《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求是》1998年第12期）

　　叶澜先生发挥“十大教学法”，倡导新基础教育：“新基础教育”：“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挑战；把精神发展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舒扬：《走进新基础教育——叶澜教授访谈录》《新华文摘》2004年第15期）

　　重视求同思维，忽视求异思维；重视形式思维，忽视灵感思维；重视科学教育，忽视艺术教育；重视知识传授，缺乏心灵沟通；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教科书上写什么，教师就讲什么，学生就考什么，这种呆板的教学模式，有意无意将教师和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降低。如果不从思想上，体制上改变这种僵化、陈旧的教育模式，教育艺术这支鲜花就无法展现自己的娇容。如果没有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收并蓄”、学术自由，就不会有《新青年》以及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今天没有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和探索精神，也不会出现人才辈出和文化繁荣的局面。

　　教育艺术从表层看，当然包含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而且相当多的人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努力的。然而教育艺术还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就是教师与学生心灵与情感的沟通和交流，在于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在于教育规律的灵活运用，在于对受教育者潜能和价值的开发，在于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和对人生境界的不断提升。教师是用情操陶冶情操，用智慧启迪智慧，用心灵塑造心灵，用人格影响人格。教师的工作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完善自己，照亮别人，同时也使自己和别人拥有光辉的一生。象真正的艺术家用那样去从事教育，就会获得无穷的乐趣而永保其青春之活力。

　　教育是一门艺术，而艺术本身就是教育。我们推崇教育艺术，首先必须认识艺术在教育中的优先地位。艺术可以赏心悦目，可以启迪智慧，可以陶冶情操，可以净化心灵。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志于道、据以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第七》）；“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第三》）。重视乐教，这是古代重要的教育思想。现代人受工具理性影响，艺术教育、情感教育严重缺失，这是导致冷漠、精神危机和人格变态的重要根源之一，马家爵悲剧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教育艺术的精髓；“因材施教”、“寓教于乐”是教育艺术的途径；积极引导，宽松环境是教育艺术的条件；提升境界、和谐发展是教育艺术的目的。按照毛泽东“十大教学法”精神，“从教育艺术语境下，教师是导演，而不是演员；学生是演员，而不观众。”（王世荣：《现代性困境与教育艺术》《高等教育管理》2009年第1期）

　　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32页）

　　1941年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同上，第748页）

　　1955年毛泽东在《<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3页）

　　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同上，第173页）

　　1927年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目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回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2-13页）

　　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要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发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同上，第122-155页）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同上，第476-480页）

　　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准，就是和最广大群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体力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他们脱离群众。

　　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们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开展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同上，第996页）

　　1944年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主张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头脑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同上，第913-914页）

　　1943年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体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上，第854-855页）

　　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同上，第1214-1215页）

　　1943年毛泽东《为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1943年12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

　　1934年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应该深刻的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经受我们的政治口号，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24页）

　　1943年毛泽东《组织起来》：“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同上，第887页）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做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602页）

　　1941年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和跋》：“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始伊’，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在《农村调查》中指出，要“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还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48-749页）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呢？根据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所谓卑贱者，是那些长年从事劳动，接触实际中的人们。他们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对自然界，对整个世界都有着很深刻地了解。所以他们在了解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时候，总会表现出一些很能超出任何其他人想象的智慧。而那些自认为高贵的人们，长年高高在上，不接触社会实际。他们的知识主要来自于书本，或许来自于其他人们的诉说，所以他们会自以为是知识分子。但由于长期脱离实际，他们并没有实践的经验。在处理世上的事务时，总会表现出某种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但他们经常在处理这些事务中做得并不好，也不理想，从而表现出某种愚蠢来。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那些村野乡民，一生孤陋寡闻，又没念过什么书，怎么可能成为最聪明的人？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毛主席所说的卑贱者，是指一个群体，而不是单独的个人。山野村夫中藏龙卧虎，历代多少杰出人物皆出身于此。历代有为的君王为招贤纳士，也不惜从中选取贤才。至少在这些还算得上明君的心目中，如果只用那些上层贵族，不一定能做成多少大事。而来自民间的智者，才有可能助其成就伟业。

　　《左传》中的《曹刿论战》也有类似的说法，“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道理也是一样的。客观地说，位于高层的人之中，也是会有聪明的个体。但是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位高者，多很自负，更容易自以为是，也更倾向于看不起在他们以下的众生。这样的自以为是实在太多了，也太久了。长此以往，就真的以为自己是最有智慧的人了。(胡懋仁：《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搜狐.2020-04-20.)

　　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毛泽东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应该这样做，他们也正在这样做。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为此理由，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这些爱国主义的行动，都是正当的，都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只有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瞎说我们做得不对，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86-487页）

　　1939年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同上，第620页）

　　1963年毛泽东《接见非洲朋友时的谈话》：“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

　　1957年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国家，是推翻了剥削阶级而由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着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单行本，人民出版社，第9-10页）

　　1964年毛泽东《支持巴拿马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州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

　　1956年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单行本，1945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1956年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页）

　　列宁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是为掠夺、奴役和侵略而进行的战争，而资本家则得到好处：发战争财，挑起民族偏见，加强反动势力”。他们的强盗逻辑就是，凡是不符合西方列强利益的国家，就可以武力推翻，或者支持反政府力量打代理人战争。

　　我们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观点，凡是非正义战争，我们坚决反对之，凡是正义战争，我们大胆实行之！凡是侵略战争，我们坚决声讨之；凡是反侵略战争，我们大胆声援之！而且只要我们带头坚决反对非正义战争，我们终将在国际社会中赢得正义力量的支持，同时也能占领道德高地。（罗援《对非正义战争说不》，《环球时报》2012-02-11.）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费孝通在《论文化自觉》指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先是发现自身之美，然后发现、欣赏他人之美，再到相互欣赏、赞美，最后达到一致和融合。

　　“各美其美”，是说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要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培育好、发展好本民族文化。因为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粹。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民族文化起着维系社会生活、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

　　“美人之美”，就是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必须遵循各国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和睦相处，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即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各民族文化都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丰富了世界文化，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繁荣。只有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才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生机和活力。（《百度知道》）

　　十一、“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娇、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勇于“自我革命”！

　　1949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明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娇、不躁的作风，未必使同志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入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它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28-1329页）这就为我们党“自我革命”敲响了警钟！

　　1949年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入的主要武器。”（同上，第1369页）

　　1951年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注意此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3页）

　　1953年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的党和政府，不但是目前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们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此外，山东文件中全部精神贯注在揭发坏人坏事，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唤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毛泽东文选》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255页）

　　1953年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思想状况来说，党内有三种人：有的同志是坚定的，没有动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一部分同志，基本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少数人是不好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1-94页）

　　1954年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上，第129页）

　　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同上，第272-288页）

　　1956年毛泽东《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毛泽东文选》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0页）

　　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团结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革命团体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自己为重，关系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能算得一个共产党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30-332页）

　　1941年毛泽东《<农村检查>的序和跋》：“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同上，第751页）

　　1942年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打到敌入，就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么，任何强大的敌入都是能够被我们打到的。

　　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首先就是闹独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可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张国焘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闹这种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与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那些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同上，第770-780页）

　　十二、“阶级”和“阶级斗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召之即来，来自能战，战之必胜”！“备战、备荒、为人民”！

　　1949年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67页）

　　1937年毛泽东《实践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同上，第260页）

　　1937年毛泽东《矛盾论》：“社会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同上，第277页）

　　1939年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同上，第586页）

　　1926年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收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醒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同上，第3-9页）

　　1927年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面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目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回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同上，第12-17页）

　　1945年毛泽东《抗日斗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同上，第1029页）

　　1948年《将革命进行到底》：“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对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同上，第1265页）

　　1963年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种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毛泽东文选》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1956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9页）

　　毛泽东指出：“不少青年人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同上，第395-396页）

　　1947年冬至1948年秋中国共产党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整党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以纯洁党的组织，改进党的作风，增强党的战斗力，保证土地改革的完成。整军亦称"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利用战斗间隙，从阶级教育入手，进行土改政策的学习，运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活动，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发扬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以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和战斗力。（360百科）

　　《白毛女》《血泪仇》《三世仇》《穷人恨》等剧发挥了重要的鼓动作用，发生在解放战争中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我军政治工作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被史学界称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伟大创造”。它对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加速解放战争胜利进程均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为了使知识青年能够扎根农村，顺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针对知识青年的忆苦思甜运动，召集大会，由贫下中农现身说法，痛诉旧社会的苦，描述新社会的甜，使知青“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促进他们的思想认识。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是毛泽东1953年为公安部队首届功模代表大会的题词，后来传播到全军、全国，成为国防教育的口号。建国初期，公安部队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肩负重任，不辱使命，在内卫和边防战线艰苦奋斗履行职责，创造了光辉的业绩，确保了重要警卫目标的安全，完成了看押、平暴、配合国防军剿匪，歼灭了美蒋特务为搜集情报建立游击根据地，不断向大陆空降特务的阴谋。

　　积极组织公安部队赴朝作战，积极开展边防对敌斗争，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和先进个人。仿照全国首届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推动部队建设，公安部队党委经过研究，决定于1953年8月召开公安部队首届功模代表会议。

　　毛泽东时代非常重视国防教育。提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召之即来，来自能战，战之必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国防教育有利于强化全民的国防观念和国防能力，有利于提高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素质，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和稳定，对于增强全民国防观念、打牢国防基础、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至关重要。

　　通过开展国防教育，启发引导全民勿忘国耻、牢记教训，破除和平麻痹思想，清醒地认识国家所处的战略环境和面临的安全形势，正确地认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对来自不同方向现实与潜在的各种威胁，在思想上保持高度警惕，在行动上自觉团结和组织起来，做到防患于未然。（360百度）

　　十三、“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思维，“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这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毛主席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可能就在此时，毛泽东放弃了自己在没有经过生产一线锻炼过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直接培养接班人的想法。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运动展开，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有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安置问题，但我认为，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上山下乡知青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28%。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就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57.1%。总书记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4年，习近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我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必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与中国人口中最多的最底层农民的朝夕相处，对中国这一特有国情的亲身体悟，是这批知识青年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毛泽东反和平演变战略培养的知识青年正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搜狐.2016-04-27）

　　1957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是他们的最好的助手。”（《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2页）

　　毛泽东在《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指出：“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0-493页）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深刻指出：“自从1949年共产党在除了台湾外的整个中国建立起政权，北京政府和华盛顿政府就处处发生冲突。双方都致力于阻止四分之三的人类了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做些什么。（一方面由于东西方长期的隔绝，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长期侵略和掠夺，中国人出于自我保护和防御意识）。对于外国人来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始终高深莫测。在那些观察（更准确地说是猜测）中国事务而又莫名其妙的外国人看来，共产党政权似乎有两个否定性目标。一方面，该政权似乎决心不让中国倒退回传统的政治和社会格局。这意味着不允许中国农民像历史上那样受到沉重的上层“权力体制”的压迫。

　　共产党政权发现，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取代儒家学说后变成新一代官僚的辩护哲学，那么农民的命运将不会得到改善。毛及其同事意识到，必须彻底废除官僚制度本身，而且使之永远不能东山再起。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确实是要彻底打碎前工业的农民文明社会的传统社会结构，那么他们似乎也确实决心不重蹈俄国和日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采取的西方极端做法。”(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 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

　　对毛泽东晚期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我们过去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经过几十年实践考验，“苏东剧变”、“官场腐败”，说明放弃“继续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被颠覆；放弃人民群众监督，人民政权就可能变质！（王世荣：《重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乌有之乡网.2022-03-31.）

　　毛泽东在《实践论》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做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的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十不能成功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64页）

　　1943年毛泽东《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上万个‘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能力对‘诸葛亮’。我们应该找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同上，第887页）

　　“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这是毛泽东时代教育的一大特色。在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实践出真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劳动人民学习，体察民情，“知民生之艰辛”！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遗志，保持共产党人本色，牢记初心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我们教育下一代，“反修防修”，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举措！

　　十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的谈话》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苏联的言论》人民日报出版社，第14-15页）

　　“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6页）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中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的按语，1955年，《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7页）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何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发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发革命的了。”（《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30页）

　　“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的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同上，第604-605页）

　　“青年团除了应继续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以外，还要有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工作。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青年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因此，要充分兼顾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在接见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指示》1953年，《人民日报》1953年7月3日）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1-32页）

　　“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为《新中国妇女》杂志的题词，1949年7月20日《新中国妇女》创刊号）

　　“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到得有益的学习。”(《论联合政府》1945年，同上，第965页)

　　“有组织的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同上，第117-118页）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一文的按语，1955年，《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6-247页）

　　“农业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妇女群众到劳动战线上去。······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的按语，同上，第252-253页）

　　“使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个要求，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实现。”（《邢台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工作的规划》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66页）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陈独秀《警告青年》：“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李大钊1916年《青春》：“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1922年《现代的女权运动》：“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的意义的时代。

　　妇女屈服于男子‘力的法则’之下，历时已经很久，故凡妇女对于男子的‘力的法则’的反抗，都是女权运动。这种运动，历史中包含甚多，名之曰‘革命’并不过分。

　　妇女要想达到伊们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组织一个世界的联合不可。

　　生活上职业的要求，使妇女有教育的修养的必要。女子教育机会的扩张似乎比承认参政权还要紧。”（《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6页，第367-370页）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而“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马克思语），毛泽东一直关心妇女解放，发挥妇女在革命和建设中重要作用的发挥。提出：“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婚姻自由，婚姻自主”，“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历史上有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武则天、萧太后、王昭君、文成公主、上官婉儿、蔡文姬，李清照，秋瑾等杰出女性；我党和新中国有：江姐，刘胡兰、杨开慧，赵一曼，向警予，蔡畅，宋庆龄，邓颖超，向秀丽，“红色娘子军”，捐一架“战斗机”给志愿军的常香玉，发现“青蒿素”救治几百万疟疾患者生命而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屠呦呦，女航天员刘洋、王亚平，中国女排“五连冠”，中国获得奥运会、世界冠军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女性！新中国在妇女解放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广大妇女在社会舞台上方面大放异彩！

　　十五、“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必须善于学习”！“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毛泽东指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7页）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定对象。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29页）

　　“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他们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88-489页）

　　“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实践论》1937年，同上，第269页）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同上，第773页）

　　“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到这根‘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和对方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亊物，‘是’就是客观亊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同上，第759页）

　　“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使普遍真理，也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同上，第776-779页）

　　“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实践论》1937年，同上，第265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本质。实际的情形是这样，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是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在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造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同上，第261页）

　　“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在这里。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同上，第265页）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可以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同上，第165页）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学经济工作。拜他们作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同上，第1370页）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与谦逊的态度。”（《实践论》1938年，同上，第264页）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同上，第500页）

　　“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7页）

　　“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同上，第409页）

　　十六、 “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造成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知道的自然界（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转摘自《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到得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在自然界里到得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0年，1940年3月15日《新中华报》）

　　毛泽东指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392页）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也要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经受风险。”（《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1957年，同上，第456-457页）

　　十七、“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很好的研究，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剔除封建性糟稗，吸取民主性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4-586页）

　　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99-500页）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的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高瞻远瞩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

　　几十年，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因。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同上，第753-756页）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同上，第817-818页）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新民主主义论》1942年，同上，第666-668页）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论联合政府》1945年，同上，第984页）毛泽东后来概括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方针，在今天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指出：“一、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评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镇、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来说，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里的工具，而社会主义的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里的工具。

　　二、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以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1958年，《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八、“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删繁就简”！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在指示中还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它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

　　毛泽东指出：“一、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有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在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得到发展的。二、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要减轻学生的负担》1964年、1965年，根据毛泽东手迹刊印）

　　毛泽东指出：“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办教育也要有政治水平》《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02年版，第79页）

　　毛泽东指出：“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完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是我们制定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和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目标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在一系列著作中，正式提出并系体阐述了“个人全面发展”的学说。个人全面发展是与个人片面发展相对而言的，它的本来含义是指每一个人、全体社会成员的智力、体力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多方面地、充分地、自由地和统一地发展，最根本的是个人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使人们都成为“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这个生产体系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0页）

　　然而，私有制基础上旧式分工的出现和发展，却使得人们片面发展。使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到得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生产以前）失去了如何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同时，“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生产结构内部的分工”即“工厂内部的分工”，它“完全消灭了工人的独立性并使工人变成资本指挥下的社会机构的部件”，这种“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1页）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成为“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5页）工人则“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9页）

　　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大工业的本性，必然要求“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的个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阻碍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成为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根本历史条件。只有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所有，那么，“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当然，还必须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以便“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3页）而“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页页）“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张耀灿 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页）

　　在一段时期，理论界和教育界对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往往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左倾”思想；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实践，发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不能丢。“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是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落实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缩小“三大差别”，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页存在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提出一个悖论：“究竟是不完善的人性造就了不完善的社会，还是不完善的社会造就了不完善的人性？”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就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与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知就是行，知和行是一体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传习录》下）的思想是一致的。

　　《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者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就社会的，这是一个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共产党人不是同于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色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私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4-237页）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指出：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都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 即“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这就是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精髓和终极目标。因为一些人背离了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理想信仰动摇，资产阶级思想趁虚而入，贪污腐败盛行，教训十分深刻！幸运的是习近平执政以来，顺应民心，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政治生态明显改善，赢得了民众的拥护！

　　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国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这是我党确立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指导思想。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对高等教育如何培养一流人才作出了新部署：“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求，把学科建设作为发展根基，把深化改革作为强大动力，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坚强保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毛泽东说：“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苏霍姆林斯基说：“在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规定了给学生各种知识，但却没有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东西：幸福。理想的教育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就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恒久性、终极性价值。”（《给教师的建议》）“我们教育的落后，首先是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的落后。个性教育与共性教育的矛盾是现代教育的根本矛盾，知识教育与创造教育的矛盾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矛盾，成才教育与幸福教育的矛盾是现代教育的深层矛盾，民族教育与人类教育的矛盾是现代教育的潜在矛盾。现代教育的未来发展应树立如下理念：个性教育与共性教育相结合，突出个性全面发展；知识教育与创造教育相结合，重视创造能力开发；成才教育与幸福教育相结合，注重幸福素质塑造；民族教育与人类教育相结合，注意和谐精神培养。这就是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进入自由王国的教育和真正人的教育。”（王世荣：《现代教育的内在矛盾与未来教育的核心理念》《教育与现代化》2003年第4期）

　　“去革命化”，淡化“阶级意识”；“重智育，轻德育体育”，忽视“劳动”；缺乏“个性与创造性”，是我们教育存在的主要弊端。“教育革命”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显著特征，教育服从于革命、革命战争，文化教育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改造中国与世界”；“野蛮其体魄，文明其体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和劳动者”。 “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反修防修”，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举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又红又专”；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即“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是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精髓和终极目标。“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四有”新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删繁就简”，对我们面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心灵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得益彰，是拯救人类文明困境的必然选择。

　　2022、5、2、宝鸡文理学院宝大馨园

　　作者简介：王世荣，笔名柳望河，陕西眉县人，中共党员，高中毕业后从事乡村教师三年，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政教系、西北大学哲学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进修。宝鸡文理学院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学院学科带头人，陕西政治学会理事，文化复兴丛书主编。著有《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政治科学新论》《周秦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凡人与伟人之间》，《现代性困境与教育艺术》，《现代教育的内在矛盾与未来教育的核心理念》；参编《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周秦伦理文化概论》等，其中《文明大走向》被长安街读书会第20181104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隆重推荐10本书之一，列入中国社科学文库，中国文明网、百度百科、文轩网、读书网等推介。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篇，中国社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转载多篇，文汇报、哲学研究等均有介绍。发表诗歌散文1000余首，中国诗歌网会员，百度百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