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起来 做高举旗帜的旗手

博友高为学在《对“重要讲话”的三点不理解》中说，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有三点不理解的问题：一是不理解为何不完整表述党的指导思想；二是不理解为何不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三是不理解为何不具体分析当前社会矛盾。这篇文章对“七一讲话”句斟字琢，见解深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位老党员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吴邦国、习近平、贺国强、薄熙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在大力推进和践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在思想理论界有两位同志堪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手”，一位是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同志，一位是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陈奎元在《光明日报》　2011年6月13日　发表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是探索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灭亡基本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如何实现自身解放，进而解放全人类规律的科学。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还存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思想武器和工具，也是认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矛盾的理论指南和方法。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其他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先进分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如果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就不能清楚地认识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也解决不好反映基本矛盾的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陈奎元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共中央总书记带头宣扬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思维’，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导致苏共在组织上瓦解，在思想上放下武器，丧失了凝聚党心、人心的精神力量，最终失去执政的基础和能力，走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因此，“中国要走几代人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国家的根本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陈奎元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时说：“党章和宪法都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新中国建立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我们的不足或者失误，都是因为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所造成的”。　　

对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发展生产力，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不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改革开放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指出：“赵紫阳同志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实际上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怂恿和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酿成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就从反面惊醒了我们。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取”。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只能破坏而不可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任何用“民主政治建设”来取代四项基本原则的图谋，都等于搬掉了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是不能容忍的动乱之源。　　

对当前我国究竟存在哪些社会矛盾？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事实上，在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并未能坚持这些根本原则，以致丧失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导致两极分化”，“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目的，动摇了国家根本制度。吴邦国同志在　2011年3月10日　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文汇报》　2011年6月27日　的文章说，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四大失衡：一是权力失衡，即一些官员腐败；二是分配失衡，即贫富差距过大；三是社会心理失衡，一些人或群体没有道德底线，各种缺德乃至伤天害理的事都干，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得不到完全保障；四是生态失衡，即一些地区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和生活环境的严重污染。在这四大失衡中，最根本、最危险的是权力失衡”。但对腐败问题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不能就事论事。上海财经大学鲁品越教授在《文汇报》　2011年6月21日　发表的《发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一文中指出，“不能离开社会经济关系来抽象、单纯地从人性角度或政治制度角度谈腐败的根源。我国当前最主要的腐败现象，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与公共权力的结合所至：资本利用公共权力来实现其扩张与增值的意志，而一些不良官员则利用其手中掌管的公共权力参与其中以分割剩余价值。要建立一套制度，使官员必须站在国家利益与民众权益的立场上，将资本扩张意志纳入到社会主义轨道。这是反腐败的根本途径”。这是对腐败问题所作的中肯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由于腐败问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的产物，如果不对其作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切断“资本与权力”的结合，是无法根治官员腐败的。　　

陈奎元同志在谈到“我国在发展中出现了较多的社会矛盾”时，着重指出：“当前一个涉及全局的矛盾是分配不公，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收入在各种要素中的回报率过低，穷人和富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社会公平的理论，对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没有足够的重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较长时期强调效率优先，将公平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同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是当前产生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有一部分劳动人民在改革发展中获益较少，被称之为弱势群体，在思想上有失落感，再加上时而发生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人民群众中易于滋生不满情绪。在国内外有人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决不能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无须关注的议论”。　　

中国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中国财富走向》中，具体分析了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情况：“多年的实践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的目标虽然在很短的历史时期中迅速完成，但‘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却迟迟不能自动实现。在市场化、私有化的大浪淘沙下，这也不大可能实现。相反地随着市场化、私有化的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趋势‘自然出现’。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前的0.25，1992年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世界银行估计，2009年已达0.47。如果加上漏计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隐性收入，估计现在已大大超过0.5，远远超出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财富的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刘国光同志还进一步指出：“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发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容易，实现社会公平克服两极分化反而非常困难？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事业以来，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效率优先做大GDP规模上面，而把社会公平和分配好社会产品的问题放在‘兼顾’的次要地位，以至于一些同志逐渐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些基本常识也模糊淡忘了。比如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个、私经济是应该允许发展的，但不能忘了列宁指出的小生产时刻不断产生资本主义的规律；比如说，私人资本是应该允许存在的，但不能忘了马克思早已指出的资本积累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的规律；又比如说，私营企业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应当承认的，但不能忘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别是其嗜利逐利的本性，这一本性迫使他们不断为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奋斗，推动社会走向两极分化。”怎样才能解决这样严重的问题呢？刘国光在《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石》中指出：“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时，人们往往从分配领域本身着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着手，完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还要加大力度。但是仅仅就分配谈分配，仅仅从分配再分配领域着手，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从基本经济制度来接触这个问题；需要从强化公有制为主体地位来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最终地阻止贫富差距扩大，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分配上的状况改善是以所有制上公有制经济的壮大为前提条件的。所有制发展上要扭转‘公’降‘私’升的趋势，阻止化公为私的所有制结构转换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最终避免贫富的两极分化。” 　　

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出在长期怂恿、容忍“非毛化”思潮。这种数典忘祖，摧毁中国人民理想信念的思潮泛滥，必然导致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混乱，在意识形态上被彻底解除武装。对于“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危害性，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就发出警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而党的关键又是什么呢？党的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江泽民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胡锦涛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泽东后的三代领导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现在有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妖魔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肢解中国的阴谋。二是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立起来，这是不利于中国社会稳定和有效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因为“三件大事”中有两件是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国人民干出来的，一件是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领导的。“两大理论成果”一是毛泽东思想，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七一讲话”对“三件大事”“两大理论成果”的论述，充分阐明了中国社会的主流语境应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两大理论成果并重，核心是重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因此，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当今中国发展的要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胡锦涛“七一讲话”精神上来，一定要特别强调“继承与发展”，不能走极端。在探索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时，允许出现错误，更要允许发现错误，及时纠正错误。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在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时，防止出现精神扭曲和道德崩溃的局面。正如知名学者卢麒元告诫我们要学会辩证思维那样，“搞社会主义，一定要尊重亚当斯密；搞资本主义，一定要尊重马克思。同样道理，搞科学发展，一定要尊重毛泽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现在争议比较大的是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不当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些话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定环境下说的，邓小平从来没说过这是基本国策不能改变。他说过50年、100年不能变的只有“一国两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死守教条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误导下，我们国家已经错过了2001年“　911”　改写世界历史的机会，现在又一次错过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翻盘机会。导致我们在拯救美国，救助了全世界以后，自己陷入越来越深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之中。　　

同时我们还要正视执政者在经济上冒进，敢试，为了换取西方承认所谓的市场经济主体，不惜投降卖国，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在政治上渐进、求稳，为了让美帝国主义满意，纵容放任普世价值派的欺世盗名，侵害人民大众利益的心态。这是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广大人民群众要想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就要善于借力造势。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都无一例外、信誓旦旦地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这如同“高山滚石”。我们就要借力造势，勇做高举旗帜的旗手，让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用毛泽东思想迅速占领思想文化和舆论阵地，用毛泽东思想对党的组织路线正本清源，用毛泽东思想和方法论原理对不合理的资本剥削压迫现状进行拨乱反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高山滚石，可以铺天盖地”。只要中国社会回归“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主流思想地位，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