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教主义文化的传承与批判（44）

论儒教主义文化的传承与批判（44） 　　

                        听婵释禅　　

      以“儒家学说”等奠基的“儒教主义文化”，做为一种从来都要服从服务于“封建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最高级别类型文化”的“次级别类型”的文化体系，经过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演变、演化、演生和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学理和学技”的“学术和应用”的文化体系，并一度上升到为“封建主义市场经济”的那种“私有制、全心全意为官僚地主阶级服务和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等的“主流文化”服务并成为其重要组织部分的文化。其中的“三纲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的“主流公共道德”，就是封建社会里最显达、最耀眼的“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儒教主义文化”演化、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象“孔子、孟子”等那样的对“儒教主义文化”的开山鼻祖，也出现了无法记数的靠解释、阐述和引申、发展出若干儒学分支学科等为已任的“理学家、应用学家”等。其“儒教主义文化”的光辉灿烂程度几乎是照耀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样一个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灵魂和骨髓里的传统文化，如果说不让许多人魂牵梦寄，那也是绝不可能的。尽管经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最高级别文化”在“指导思想”上的历史苍桑巨变的翻天覆地的颠簸和颠覆；尽管随着若干后起的有如“科技主义文化、国际主义文化”等“次级别文化”铺天盖地并繁荣至极的发展；尽管其它各种“成形或不成形”的学说、学术、学理、学技、杂谈等“第三级别文化”的思想泉流在与之多元化地争芳斗妍，但由于“儒教主义文化”那强大的内在张力和绵长的力道，却始终能在中华民族的灵魂和骨髓里不停地激荡和冲撞。这从即使是已经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主流文化已经“现代化了”的文化大潮中也不时地能看到它的身影，尽管其身影已显得是那样的老迈龙钟和力不从心，但其却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地顽强适应着新的时代，并为许多封建遗老遗少们所钟情不已。这就给这个在“指导思想”上已完全不同于往日的“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的新时代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重大课题：那就是“儒教主义文化”在当代“战国纷争”的无数“最高级别文化和次级别文化”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其还能为现代社会发挥出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其以怎样方式方法融入现代社会？难道说其真的要流水无情地繁荣不再了吗？本专题无法对庞大的“儒教主义文化体系”做全面系统的论述，仅从“儒教主义文化体系”所演变、演生的“公共道德”角度，就其地位和对其传统公共道德“现代化过程”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这个长期困扰人们的严肃问题尝试地探讨一下，希望有高手批评指正。　　

       当今“整个大社会”，或者说是“整个世界”，已完全呈现了多元化的“公共道德”体系。现代社会已加入了太多的“最高级别和次级别类型”的“文化因素和因子”，“多元化”的“公共道德体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当今社会里的现实和潮流。“官本位”、“金本位”和“人本位”等“最高级别类型”的“主流文化”思想理念，与各种“次级别类型和第三级别类型”的文化思想理念异彩纷呈、让人们眼花缭乱。人们通常一提“道德”，或是叫“公共道德”，马上就会想到由封建社会里的“儒教主义文化”演化、演变、演生并传承下来的“三纲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的常规性的基本“公共道德”。其实，这是非常狭隘、狭义的认识。封建社会的“公共道德体系”已无法与今天已经“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公共道德体系”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了。社会主义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要比往日封建社会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不知要厚重多少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其“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或是叫“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体系” ，就是综合并集中了各种“最高级别类型文化”和“次级别类型文化”等的“文明进步”公共道德思想理念的精髓、精华和精神，并符合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等大原则、大前提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诸如：“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正、合理、互助、合作、科技、效率、全局、发展、理想、信仰、信念、爱国、改革、开放、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公共、公益、环保、英雄、表率、模范、榜样、求真、务实、自由、人权、人性、和谐、稳定、协调、可持续、市场经济之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等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就是综合并集中了“几十种文化形态”的精髓、精华和精神的空前大荟粹、大集锦而形成的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 社会主义的这个“核心价值理念体系”，除了共产主义外，其它任何“这主义、那思想”与之相比，其光辉照耀人类的程度都如“太阳与群星”之间相比的天壤之别。而对这些“公共道德”思想理念的违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都要被人们称之为“不道德”。由此，我们可以感觉到“儒教主义文化”所处的服务和补充的地位了。　　

      “儒教主义文化”做为一种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财富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正合理分配”问题，又不能象“科技主义文化”那样发挥极至的植播而推动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手段、交换手段等的跨跃式进步，而极大地提高商品生产和交换等的效率、效果和效益，其所能发挥作用的“重点”也多是用于“协调平衡、调整规范”各种有如国家之间，政府、政党、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之间、人与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等的社会关系，和有如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的经济政治关系等问题。属于一种“常规性”并可以赋予丰富内涵的“基源性”，并渗透到中华民族灵魂和骨髓里的“公共道德”经典语言体系、词汇和常用语。由其所演生、演变、演化出来的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说教化、规范化、程序化等的“故事、小说、教义、法律法规”等，可以说是“汗牛充栋”。　　

      但除了“儒教主义”这种“次级别类型”的文化外，象前面所提到的从“最高级别文化”到“次级别文化”的所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爱国主义、科技主义、英雄主义”等等的几十种“主义文化”类型所蕴含的“公共道德”宗旨和思想理念来看，难道说就因为“儒教主义文化”所演化出来的“公共道德”的存在，而都要将他们熟视无睹或是灰飞烟灭吗？这岂不是太幼稚可笑了吗？也就是说，“儒教主义文化”所演生、演变、演生并传承下来的“三纲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的常规性的基本“公共道德”，虽然在“协调平衡、调整规范”各种社会关系等方面显得很有特色和成效，但其也只是这诸多“次级别类型文化”中的一种相对比较重要的“次级别类型文化”的体系而已。“儒教主义文化”及其演生出来的“公共道德”等，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不可能做到包医百病的。　　

      “儒教主义文化”所演变出来的“公共道德”，是必须要服从和被“社会制度体系”这类“最高级别类型文化”的“公共道德”所统领和指导的。也就是说，“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社会财富由多数人共享，还是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全心全意为资本家、地主、官僚服务”等的这类具有“统领和领袖性质”的“公共道德”，也即“大道”，才是决定象“儒教主义文化、科技主义文化”等所有这些“次级别类型”文化“性质和服务对象”等的根本标准。离开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等公共道德的“大道或是叫大仁大义”，在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剥削压迫社会制度下所形成的“地主、资本家、官僚”等日进斗金，只拿出那么一点残汤剩饭的摆出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来，那无疑就是欺骗人民的“假仁假义”或是“小仁小义”的忽悠。因此说，“儒教主义文化”所演变出来的“公共道德”，从来都是概莫能外地受制于和服务于某种特定“社会制度”这种“最高级别类型文化”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公共道德”，特别是“儒教主义文化”所演变出来的“三纲忠教仁义礼智信”等的“公共道德”，必须要通过赋予新的内涵的“现代化过程”，才能进行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光大。这是因为当代的“社会制度”已与“儒教主义文化”繁荣昌盛的“封建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时期的“社会制度”大不相同了。各种“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所“倡导、认可、约定而形成”的“公共道德”的精髓、精华和精神，是可以通过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并赋予以新的内涵的“现代化过程”来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的。但其在新的社会制度里是担当“主流公共道德”，还是“非主流公共道德”，也或是“常规性、常理性公共道德”；是上升为“最高级别类型”的公共道德，还是停留在“次级别类型和第三级别类型”的公共道德的地位，就要根据其所处的“社会制度”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社会财富由多数人共享、还是由少数人独享”等的“大前提、大原则”来决定了。　　

在封建社会里，虽然在畸角旮旯里也讲“公有制和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理想，也讲“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等的大道，但这些“公共道德”却从来都不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公共道德”，也从来没有上升到“最高级别类型”的公共道德。他们只是少数侠义侠客之士和理想主义者身上流淌的血。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把“公有制、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的“公共道德”上升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通透并融会贯通于“大道、中道、小道”的“主流公共道德和“最高级别类型”的公共道德。　　

当然，在封建社会里也缺乏象“科技主义文化”所植播的“效率、效益、效果”等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也缺乏“现代管理主义文化”所植播的对“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所进行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等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更没有“环保主义文化和国际主义文化”所植播的“安全、无污染、低碳、有机”和“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货币一体化”等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等等。所以说，“儒教主义文化”所演变出来的“三纲忠教仁义礼智信”等的“公共道德”，在当代社会，如果可以应用的话，其也只能是一个国家庞大“公共道德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对于中外传统“公共道德”继承和发扬光大，我们应该采取的基本态度，还是要象毛泽东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就是还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地继承和发扬光大，还要首先进行“去粗取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认真梳理，分清各“社会制度”条件下“公共道德”的各级别类型，主流与非主流，特别是“好坏优劣”。分清哪些是完全不能用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公共道德；哪些是经过“改造和现代化过程”可以用的公共道德；哪些是不用改造和现代化过程就可以直接拿过来用的公共道德等，并通过“大道、中道、小道”地整理和“体系化”过程，使其成为人类、国家和民族、国家内部的各行各业乃至家庭及其成员等“倡导、赋予”的符合其当下社会制度的最基本“公共道德或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等。并依据这些“文明进步”的公共道德“制定和修改”各种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规章制度，使各种“软性”的公共道德真正地“硬”起来。从而实现“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相互配合和相互补充过程，发挥其治国安邦、富裕人民，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协调平衡、维护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和经济政治关系等的综合社会效益和效果。　　

      “儒教主义文化”所演生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曾在封建社会以“主流公共道德”的身份，发挥过维护调整、协调平衡整个国家、政府、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和其人民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儒教主义文化”，做为一种传承和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次级别类型文化”所演生出来的“三纲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的公共道德，曾在“封建主义市场经济”并以其“私有制、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和全心全意为官僚体系服务”等“大道”的前提下，在许多朝代里曾上升为一种“主流公共道德”，并为统治阶级维护调整、协调平衡“皇帝和皇族、朝廷、作坊庄园、家庭及其成员等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方面，起到了基本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儒教主义文化”所演生和倡导的“三纲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基本“公共道德”，其无疑是具有合理内核并经过“现代化过程”的赋予新的内涵后，可以为现代社会的“公共道德体系”建设服务的重要“基源性”并内涵丰富的经典语言体系、词汇和常用语。但其多数只能处于“次级别类型和第三级别类型”层级，并在“社会制度”所确定的“大道”统领和指导的前提下，是用于维护平衡、协调调整那些“常规性”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等的“公共道德”。其无论如何也是不能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能奠定的“互助合作、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正合理”等的“最高级别类型”的“公共道德”相媲美的。　　

      “儒教主义文化”所演生和倡导的“三纲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基本公共道德在当代“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实践过程。比如：人民“忠”于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祖国，党员“忠”诚于自己的组织，员工“忠”于职守，丈夫妻子“忠”于自己的家庭，子女“孝”顺自己的父母，同志间互相尊敬、爱护，公仆对人民讲仁爱、讲“义礼”、讲“信”诺、讲诚信、讲启蒙发“智”等等，仍然为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所倡导和弘扬。“三纲”中的“君为臣纲”所演变出来的现代政府、政党、企业等各层级组织的“下级服从上级、所有下级组织都要服从中央组织”的变种，也是这样的承继关系。“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虽然通过“男女平等、平等民主、一夫一妻制”等的社会主义“家庭伦理道德”的冲击，已很难找到其踪迹，但若翻开每个家庭的户口本，其“户主多为男人、子女承继父亲的姓氏”等，也是能够找到这种承继关系的“印痕”的。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公共道德”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现代化过程”所形成的承继关系。也即能为现代社会服务多少，就服务多少；不能为现代社会服务的，就少用或是不用。　　

  而西方发达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渗入了太多的社会主义“公共道德”的因素和因子，其所提倡的“最高级类型”的“平等民主、自由人权”等公共道德，也有其符合社会主义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合理内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的。象其建立健全的保障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共享制度体系”等都是“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公共道德”的应有之义。在这方面所体现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互助合作、公正合理和社会化”等的公共道德，我们又有什么不可以学习和吸收的呢？　　

      “仁义礼智信”等的这类渗透到中华民族灵魂和骨髓里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的精髓、精华和精神，真正缺乏的正是“与时俱进”的为现代社会服务的“现代化过程”的演变和演义。故事可以翻新，但灵魂、精华、精神和精髓却可以长存长在。“仁义礼智信”等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经过“现代化过程”，与上面归纳的当代“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所形成的对应关系，可大致归类划分为：　　

一是公平、公正、合理、公共、公益、互助、合作、全局等就是属于“仁”的范畴。　　

二是正义、自由、民主、爱国、平等、人权等就是属于“义”的范畴。　　

三是和谐、稳定、平等、友爱、环保、互敬互爱、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博爱等就是属于“礼”的范畴。　　

四是科学、效率、知识、技能、发展、规划、计划、组织、管理、均衡、协调、可持续、开放等就是属于“智”的范畴。　　

五是政权的威信、威望、威严、威慑、公信力、号召力，交换交易过程中的信誉、诚信，企业品牌形象的信誉、信诺，家庭和个人的家风、诚信、品德、人品、品性所产生的威信、威望、公信力、号召力，监督、约束和理想、信仰、英雄、表率、模范、榜样、求真、务实等都属于“信”的范畴。　　

      以上的划分和归类，虽然不一定是很准确，但却可以抛砖引玉地启示人们，中国传统的“常规性”公共道德的精华、精神和精髓是可以古为今用的。正是这些代表人类社会文化“精义和精髓并内涵丰富”的根本思想理念或是概念范畴，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扩大其外延和丰富其内涵，并尽可能地为了符合中华民族的“用语习惯”，才组成了这丰富多彩的人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才促进和规范了国家、政府、政党、企业、家庭、个人等之间的相互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封建社会的“仁义礼智信”这些“公共道德”思想理念，是必然要受到 “不同社会制度”这种“最高级别文化”的统领和指导并为其服务的，并也必然地要打上“各个不同社会制度”的深刻烙印。尽管在这里我们把“仁义礼智信”等“公共道德”思想理念“牵强附会”地人为地扩大其外延和丰富其内涵，但在现代多元化的纵横交错的“公共道德体系”里，其还是在使用上有许多的不方便，特别是现代汉语已经习惯了的“双词”语感，使人们更愿意说“理想、信念、信仰”等具体化的“信”，而不愿单字蹦地说“信”。也即“仁、义、礼、智、信”等虽然各字都有很强的概括力和浓缩力，但却不符合现代人的“双词”说话习惯。也就是说，如果不把“儒教主义文化”所演生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转化成为符合现代“社会制度”要求并赋予新的内涵和外延的“新的语言体系”，是根本就难以推广应用的。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社会制度，其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等公共道德思想理念的内涵和外延，肯定是大不相同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官本位、金本位”等条件下的“仁”，是地主、官僚和资本家等掠夺100万，拿出一百块施舍出来的“仁”，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本位”等条件下的“仁”，是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互助合作式的“仁”。这是“性质和服务对象”完全不同的“仁”。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假仁假义、小仁小义；社会主义是从根本分配制度上实现了普惠性质的真仁真义、大仁大义。这就是“仁义礼智信”等“公共道德”思想理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所显示的“内涵和外延”大不相同的不同性质和特点。所以，对于那些死抱着封建主义“公共道德”原来“固有”内涵和外延不放的封建社会遗老遗少们来说，最好是先把“社会制度”这种“最高级别类型文化”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整明白后，才有资格谈一点发扬封建传统“公共道德”的问题，否则还是别在那“假仁假义”地进行瞎忽悠了。　　

总之，时代在进步，“社会制度”在变革，“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也必然地要随之变革、丰富和文明进步。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    　　

                          　2010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