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或陷入“诸侯乘其弊而起”困局

中或陷入“诸侯乘其弊而起”困局　　

邱  波　　

美菲军演甫一结束，美日澳三国又首度在南海军演；事实上，早已确定的美越军演也将不日开启。所有军演的指向都针对中国已是人所共知。更有甚者，美国会参议院日前甚至就南海问题而通过了谴责中国的决议。虽然该决议仅具象征性，而无任何法律层面的执行意义，但其所传递的消极信号却很容易地被南海声索国加以利用；事实上，究竟是南海声索国利用美国的支持来达到抢占中国海权的目的、还是美国利用南海声索国的掠夺意向而达致更大战略目标的争论议题，实际上早已在“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世情演绎中得到了确认。　　

具体而言便是：美国在利用声索国，而绝不是声索国在利用美国。笔者之所以敢于得出这样一个确切结论，理据并不复杂；情况很清楚，作为政治谋略和综合实力均遥遥领先的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只可能利用别国而决不可能被别国所利用。由此也就构成了这样一个实质性问题，美国利用南海声索国究竟要达到何种目的呢？或者换个问法，南海诸国（并不限于声索国）愿意被美国所利用吗？倘使南海诸国与美国之间基于各自的需要而达成了相互协作的默契，那么也就意味着，陷入安全困境的中国对外政策恐怕需要重新作出必要调整。　　

坦率而言，中国的安全困境并不限于日趋升级的南海情态；事实上，中国的东北方向、西北方向、西南方向以及世人意想不到的任何突发事态，实际上均有可能令中国陷入左支右绌的被动困境。正因为中国曾经所享有的稳定周边环境正在急速发生剧烈改变，因此，准确知悉情态剧变的生成原委亦便成为当务之急；从某种程度上说，清晰感受中国对外政策所实际存在的具体问题，应该远比指责他国的不当做派更有意义。一如孙子“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所指引的，今日中国亟需尽速找到自己的不当抉择。　　

少责人多自省为正道　　

笔者之所以要凸显孙子“求之于势，不责于人”的重要性，显然是源自对世情演绎之客观规律的清晰认知。坦率地说，每个国家都会葆有自己的战略诉求和意向，其运行趋向绝不会因为其实力状况或亲疏历史来作为唯一鉴定标准；一如尼克松到未建交的中国访问一样，越南无视中国曾经对它的帮助而肆意挑战底线的深层动因，肯定也同样存在着其拒绝向外人告知的绝密内幕。因此，不论是中国可以成为美国唯一一场未能通过战争而打垮对方的后来合作伙伴，还是往昔血债尚未完全清偿的美越双方如今又成为互有需要的合作对象，其实都是源自各自的战略思考；作为可能的被搞垮方，中国显然必须提前感知潜在的威胁，而不能总是热衷于以历史典故来解析现实环境，因为其根本无助于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是吗，仅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所面临的处境而言，便足以体现了中国的困顿。众所周知，不论是历史依据，还是争议层面的角力，抑或是中国所坚守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政策，实际上均已向世人展现了中国的善意和包容境界；但令人困惑的是，不仅存在海权争议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不为所动，甚至连与中国没有任何纠葛的新加坡也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表态而作出了“中国表态含糊其辞”的抨击。这一现象究竟显示了什么呢？　　

如果将美日在2+2会谈中所传递的信息来考察中国的安全环境，其险峻局面则更加凸显。中国人必须意识到，虽然美国面临着沉重的财政压力，虽然日本因为自然灾害而令其经济实力有可能沦为“二流”的窘境，但截止目前为止，它们的全球影响力依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越其右；当这两个国家不加掩饰地表达出阻遏中国的意向时，上述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美日在2+2会谈中所鼓弄出的所谓“价值观外交”，显然很更能赢得相关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尤其是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印度，应该很容易在中国西南方向制造事端。　　

由此所构成的问题便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稳定状况究竟是源自自己的外交智慧还是所谓的“战略机遇期”（也就是运气）呢？今天看起来明显是趋向后者的；所有情态表明，过去的稳定是源自运气而非智慧。如果允许笔者以现代京戏《沙家浜》里的一句“这草包是一堵挡风的墙”的唱词来解析中国运气，那便是往昔的美国战略重点以搞垮苏联及俄罗斯为主，从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超越世人预想，美国的搞垮对象发生改变，中国又逐渐成为“挡风”的墙。由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外交短腿便是没能提前感知世情激变的可能趋向。坦率而言，由于中国依旧坚守“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之基本认知，甚至还得出冷战思维已经过时的结论，从而也就使中国的外交方略均体现出单向特性；也就是说，中国外交摒弃了孙子“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基本原则。　　

中国安全困境源自单向　　

还是以南海问题来洞悉未来发展趋向吧。由于中国只强调“和平崛起”，并且在所有表述中都喜欢以“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单向姿态展示世人，从而也就使与中国有争议的国家得到了可以肆意挑衅的有利条件。情况很清楚，如果中国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对蚕食中国海权的国家作出实质性回应，西方国家就不仅会大肆对中国“和平崛起”声言的可信性提出质疑，甚至会适时介入相关冲突之中；相反，倘使中国为了维系和平形象而继续对蚕食中国海权的国家“以礼相待”，那就会促使其它更多有不法企图的国家随之效仿。可以说，从中国外交理念竭力规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不犯人”之指导原则之后，一切隐患便随即萌发；虽然这种思考的危害性不会骤然发作，而必然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孙子兵法》为防止穷兵黩武的危害而发出了“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也”的警示。如果将穷兵黩武与宣扬和平作对比性解析，世人就显然能够体察到这两种危害的几乎均等；或者具体点说，老是打仗虽然危害无穷，但总是避谈战争则也同样会造成自我设限之困局。与诸葛亮将孙膑的“减灶法”而改成其自己的“增灶法”所取得的结果相仿，任何超越寻常认知的“由不虞之道”均是有可能发生的；基于对世情变异的深刻洞悉，所以孙子强调：“先智者，不可象于事”。可以说，总是依据往昔曾经有过的历史经验来展望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不测事态，实际上是中国外交短腿的真切反映，而该短腿几乎无解。　　

不是吗，由于没有深切体验到当初的稳定环境并非源自智慧而是运气（也就是中国在那时没有成为搞垮对象），因此，中国不仅想当然地认定冷战思维已经过时，甚至还依据已取得的经济成绩而发出“相关政策一百年不能变和动摇不得”之固执信号；然而，当因为经济成就突出而成为搞垮对象的时候，这种“动摇不得”的单向原则就无疑给自己下了套。当整个世界并不象中国所认为的那样只关注经济议题的时候，中国所坚守的“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主题”的情势判定，就显然无法适应激烈动荡的丛林规则；正因为中国在大方向的问题上存在着单向性错误，以致中国今天的安全环境几乎找不到解套之法。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作者：邱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