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的背后——“季羡林现象”思考

喧嚣的背后　　

——“季羡林现象”思考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一日，季羡林先生仙逝，这个近年来振聋发聩的名字曾引发了我无尽的思考，他的逝世自然也不会平静。同一天，我国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在早季先生几个小时之前逝世，然而，任先生却不论在生前还是在身后都注定不会像季先生那样风光无限，尽管在有国家领导人参加的葬礼规格上似乎没有多大区别。 　　

季羡林先生生前被冠以“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国宝”，更被评为2006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可以说溢美之辞确已达登峰造极，无以复加。对此，季先生本人也颇感不安：“我现在就是一只长鸣高枝的蝉，名声四被，头上的桂冠比文革时头上戴的高帽子还要高出多多，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脸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阅读人文·九十述怀》季羡林 p195）。我认为这并季先生过谦之词，而确是季先生有自知之名。　　

可以说近年来季羡林的名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用红的发紫来形容也并不过分，这也是促使我去关注季羡林先生的原因。不过，关注之余，也产生了不少疑问：　　

其一，“国学大师”称谓从何而来？季先生一生所著颇丰：《〈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以上资料来自网络，百度，作品词条）等。然而，这众多的作品大多属于曲高和寡的那种阳春白雪，不要说去读，就连光看个标题都嫌费劲，更不敢说研究了，所以本人不敢妄语，但是，也许本人太愚钝，从看得懂的词汇里没有看到多少“国学”的影子。那么“国学大师”的称谓从何而来呢？该不会是继承了孔孟的“跪拜之礼”吧。　　

其二，季先生的简历：　　

季羡林，男，汉族，中共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1911年8月6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　　

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4－1935年任教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5－1941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印度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1－1946年德国哥廷根大学讲师，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　　

1946－至今，北京大学教授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以上摘自网络，百度 “季羡林简介”词条）　　

我注意到在季先生98年的人生历程中有11年不在国内，而这11年恰恰在1935——1946。后被之称为“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季羡林语摘自网络）　　

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1931年9月18日在辽宁沈阳发生了“九· 一八”事变，之后不久东三省沦陷；1935年12月9日在当时季先生刚刚离开三个月的北平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7月7日在河北宛平（北京西南郊的卢沟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战争；1945年5月7日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这样一段全国人民都经历的苦难岁月里（“偌大的华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恐怕全中国人民都被迫卷入了这场不义的战争，都在为此付出异常巨大的牺牲，然而季先生旁若无事的去了法西斯的策源地度过了他“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摘自网络，季羡林：《十年留德》），当时的季先生“并没有什么凌云的壮志，只不过想苦熬两年，镀上一层金，回国来好抢得一只好饭碗，如此而已”（《读者·我那温馨的家》季羡林  2006年15期p17）。从这一点上看，季先生的作为并不光彩。　　

其三，声名鹊起的《牛棚杂忆》。从年龄段上看，季先生留德十年正值24——35岁的黄金阶段，思想应该是成熟的。但我搜遍了季先生的文章言论，没有找到一篇抨击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文章或话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98年出版的二十余万字的《牛棚杂忆》却对本土的“十年浩劫”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血泪控诉，现摘录几段以飨世人：　　

“《牛棚杂忆》写于一九九二年，为什么时隔六年，到了现在一九九八年才拿出来出版。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并不神秘，它仅仅出于个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颇让一些痛打过我，折磨过我的小将们胆战心惊。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进行报复的。”　　

“中国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　　

（以上摘自网络《牛棚杂忆·自序》季羡林 粗体化系我所加）　　

“"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我三生有幸，也住进了大院，--从语言学上来讲，这里的"住"字应该作被动式--而且一住就是八九个月。要说里面很舒服，那不是事实。但是，像十年浩劫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我但愿它也绝后--，"人生不满百"，我居然躬与其盛，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得不感谢苍天，特别对我垂青、加佑，以至于感激涕零了。不然的话，想找这样的机会，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我曾有志于研究比较地狱学久矣。积几十载寒暑探讨的经验，深知西方地狱实在有点太简单、太幼稚、太单调、太没有水平。不信你去读一读但丁的《神曲》。那里有对地狱的描绘。但丁的诗句如黄钟大吕；但是诗句所描绘的地狱，却实在不敢恭维，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过于简单，过于表面。读了只能让人觉得好笑。回观印度的地狱则真正是博大精深。再加上中国人的扩大与渲染，地狱简直如七宝楼台，令人目眩神驰。读过中国《玉历至宝钞》一类描写地狱的书籍的人，看到里面的刀山火海，油锅大锯，再配上一个牛头，一个马面，角色齐全，道具无缺，谁能不五体投地地钦佩呢?东方文明超过西方文明；东方人民的智慧超过西方人民的智慧，于斯可见。”　　

“我在牛棚里呆过以后，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西方的地狱更是瞠乎后矣，有如小巫见大巫了。”　　

“经过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炼狱的洗礼，"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以上摘自网络《牛棚杂忆·缘起》  季羡林 粗体化系我所加）　　

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的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到现在已经快六十年周年了，在这六十年里，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雨，也走过不少弯路，但是我们的祖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走到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全世界都公认的，无需我在此赘言。　　

当然，也许有善良的人们会认为这是基于对祖国的热爱而对过去产生的失误做的严肃的反思，并且似乎可以在其著作中找到证据：“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摘自网络《牛棚杂忆·缘起》季羡林）然而，你认真研读一下前面我的那些书摘，最好去读读季先生的原著，那种跃然纸上的咬牙切齿的痛恨绝对会令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做出正确的判断。　　

   其四，“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这是季先生的一句人生名言，这句话也为先生带来巨大的荣耀和炫目的光环，但是我们如果认真的去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本身就是一句假话，客观的讲，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十八岁以前不计，因为没有成年，如果条件再宽一些，三十岁以前也不计，因为三十岁以前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尚不十分成熟。我们就从三十岁以后算起吧，试问哪一个人能做到“假话全不讲”？季先生本人做到了吗？我们来看看季先生33年前的公开言论：　　

   “他们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气愤！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                      （摘自网络  《人民日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1976.01.24  北京大学教授　季羡林  详见附录）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矛和盾的故事，不知季先生在此如何自圆其说？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季先生讲的话是违心的，不算数的，好，那么有一个我们公认的常识：违心的话、违心的事、也许我们大家都有过，但它的产生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的结果。然而，即使在33年前，北京大学有那么多的教授，为何、或者说有何证据独独要去逼迫季先生而不是别人？如果逼迫北大的所有教授的话，《人民日报》可能要改名为《北大日报》了。更何况全国还有那么多著名的大学并非只此一家。如果不是被逼迫的话，季先生当时要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此文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其次，“真话不全讲”恐怕才反映了当今有些人的真实心态，他们有些真话是不敢当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光明正大的讲出来的。　　

其五，……　　

太多的疑问，不一一赘述。　　

今天，很多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没有人去做，而扰乱人们视线的事情倒是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就在季先生葬礼热闹非凡的同时代，某著名中央音乐学院70岁老教授“潜规则”女研究生；某年龄造假、坐牢造假（把自己因奸污、猥亵妇女而被判流氓罪入狱说成是因言获罪“四人帮”而入狱）的满脸长髯的假国学大师到处招摇；80多岁著名电影导演宾馆嫖妓猝死；82岁耄耋科学老人和28岁青春知识少妇的“纯真的爱情”；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手刃和自己前女友有染的著名教授；某某著名大学校长、教授论文造假……这些个看似个人隐私的破事，极大的玷污了那些崇拜者们圣洁的情感，搅乱了人们心中公正的天平！真太乱了，是不是让人有点雾里看花（群魔乱舞）的感觉？我把这些称之为“季羡林现象”，这种现象值得每一个有良心的、有责任心的中国人的深深的思考。　　

反过来，看看像我篇首提到的和季羡林先生同一天辞世的对中华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任继愈先生，却遭遇空前的冷遇（阅读此文者有几人知道任继愈的名字）。历史往往会开一些小玩笑，上天安排这两位有很多相同之处的文化人同一天辞世，以给我们对照、思考的机会：一个门前熙熙攘攘，热闹异常，一个门前冷冷清清，少人问津，多么鲜明的对比！他让我想起了白居易的一首小诗：《邓鲂张彻落第诗》“古琴无俗韵，奏罢无人听……”（详见附录）　　

其实在现今中国，同样遭到冷遇的岂止任继愈先生？不说别人，就连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民英模也难免其厄运，不信请看，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一档节目《人民英模》，播出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又有多少人关注呢？口说无凭，我们看看网络，一切都明白了。其中，受关注最多的是杨开慧烈士，就这最多的截止今日也才仅有17051人次，（2009.8.26）（http://acftu.people.com.cn/GB/67580/160634/index.html）。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是关于“影视名星”、“球星”、“超女”之类的话题，参与的人数可能早已过千万甚至上亿了，但是人民的功臣却只能有这样的待遇！更有甚者，洛阳等地烈士陵园遭野蛮拆迁（见附录 网络下载）；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烈士的雕像遭大学生猥亵（见附图 网络下载）等等不堪的事例太多太多，难道我们能仅仅谴责那些开发商无良？大学生无知、无礼？问题恐怕不是如此简单吧......就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也难免横遭污水的袭扰（网络上比比皆是，恕不在此列举）。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邻国日本，那些政要为了获得民意的支持，每年都不顾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和亚洲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的强烈反对，费尽心机的在敏感日期（日本二战战败投降日等）去参拜供奉着二战超级战犯的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见附录 网络下载），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八月十五日，日本的卸任首相小泉、安倍等政要还堂而皇之去参拜了靖国神社（见附录 网络下载）。那里供奉着六十多年前给包括全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几千名战犯啊，这些人尚且得到如此厚待，而我们的人民英雄呢？我记得列宁说过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今天应该认真掂量一下这句话的分量。除去日本不说，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公开的肆意攻击、歪曲、栽赃、谩骂自己国家的开国领袖，侮蔑、猥亵本民族的英雄？　　

疑问之余，我想起了胡锦涛总书记的一句话“不折腾”，是啊，中国是一个大国，是经不起折腾的。然而，一个小小电视节目却令我浮想联翩：2009年8月2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见附录）中有一名为“黑色八月”的节目，颇值得深思。　　

1991年，“八·一九”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从此也开启了俄罗斯民族的“魔咒”，使一个原来世界上一流的超级大国，很快沦为一个三流国家，俄罗斯民族遭遇了空前的苦难，直到今天，前苏联地区的人民还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尽管近年来由于普京政府的努力，使国家恢复了一些元气，但是，当年的大国梦可能是俄罗斯民族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几十年、上百年、也有可能永远）不敢再奢望的了！这鲜活的案例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吗？这难道不是折腾的结果吗？　　

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我还在大学读书，当时借到一本由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1年出版的名为《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本书为前苏联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的一个叫所罗门·伏尔科夫的学生，根据所谓的作曲家本人的口述，记录并整理而成，带到西方出版，书中充满对前苏联极尽污蔑之词）的书，如获至宝，（青年人不谙世事，仅凭一时激情），但因为是内部出版物，市面无售，买不到，因为太喜欢了，不惜花费“巨资（相对一个大学生的生活费而言）”将一本370多页书复印下来，今天翻开这本书，才感到它的分量（里面暗藏的玄机）。整个八九十年代，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名字和作品也是令人振聋发聩的，而现在呢，肖氏在哪里？他的作品又在哪里（世界各地的音乐会节目单不说了，就是翻遍市里最大的音像书店的货架，也难找到星星点点）？　　

提到前苏联的教训，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位文化名人，他就是索尔仁尼琴（1918——2008），索氏一生的传奇经历，我把它称为“索尔仁尼琴现象”。索氏一生有过很多著作，很难一一评说，然而早年的《古拉格群岛》和晚年的《历史转折的关头》，最具代表性。在这里，他从对斯大林恨之入骨、并对斯大林进行种种无端攻击和贬损（索尔仁尼琴本人也因《古拉格群岛》而蜚声世界），到后来他在苏联解体后了解到了更多的情况，思想上不能不有所触动，良心不能不有所发现，所以有了赞扬斯大林的《历史转折的关头》（1996年出版），为斯大林“扫墓” （“我死后会有人在我的坟上堆满垃圾，但是历史的风会无情的把它刮掉！” /斯大林语）。并且在晚年曾拒绝接受戈尔巴乔夫的奖励和叶利钦颁发给他的勋章（“我无法从一个将俄罗斯带进一个如此可怕的困境的政府手中领奖” ∕索尔仁尼琴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索尔仁尼琴还算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　　

反观我国现时代，那些诸如“＊＊内幕”、 “还原历史真相”等等的东西还少吗？什么“陈永贵曾为日伪军送情报”、“刘胡兰并非被国民党所杀”……试问这些东西的制造者们，他们真实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前面扯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回到本文篇首的话题——“季羡林现象”，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学术上有巨大的成就，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仅就这些贡献和成就，我对季先生是尊敬的。另外季先生被神化到现在高位也并非先生本意，而是有些人的别有用心。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普通人，而且还有那些不太光彩的东西（诚如我前文中提到的那些疑问），对后者，我持鄙夷的态度。对季先生本人的尊重和对季先生的成就做适当的宣传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是蓄意把他拉到一个不适当的高位，喧嚣之极的时候，其性质就变了，这种喧嚣的背后，他们肯定是抱有某种不可告人（就像那句名言“真话不全讲” ）的目的的，抬高季羡林先生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在无限拔高季羡林等人时，他们在给大众传递一种怎样的信息呢？　　

试想，近一个世纪以来，为中华民族的利益做出巨大贡献，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知识分子还少吗？随便举几个，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鲁迅、冼星海、李四光、钱学森、王选、袁隆平……哪一个不比季羡林先生的人品高、贡献大？我们再看看，坐落在天安门前的承载着对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中华民族利益而献身的人民英雄们缅怀之情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近年来有过季羡林先生的那般荣耀吗？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那些看似漂亮、完美的作秀，只能赚得一时廉价的叫好，却难永远蒙骗人民的智慧。　　

现在的大多数年轻人，只知道有“十年浩劫”，不知道有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近两个世纪的欺侮、淫掠；封建势力两千多年对人民的压榨、剥削，以及肉体和精神上的奴役。这种现象正常吗？　　

中国无良文人自古就有窝里斗的恶习，但是，在关乎民族大义的大是大非面前，如果不能抛弃个人的恩怨，最终受损失的将是整个中华民族，那些持个人私怨而纠缠不清的人也将落得万劫不复的结局。就像《红楼梦》中描写的那样“聪明反被聪明误”，遗笑大方。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的长河中，既造就了像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则徐、孙中山、毛泽东这样的民族英雄，也造就了像屈原、辛弃疾、龚自珍、鲁迅、朱自清那样的硬骨头文化名人，更无情地荡涤了诸如汉奸秦桧、汪精卫；叛徒宋江那样的污泥浊水。让我们永远记下那些为民族利益献身的人们的名字，永远的缅怀他们，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屈的民族、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她必将创造出惊世的成就！　　

　2009-8-26　  深圳